第13章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
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
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作逼蒋抗日嘛！”
话说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发出《为请缨援绥抗战致蒋介石电》，电文中说：
“每念家仇国难从集一身，早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
他向蒋介石提出请求：
“迅颁令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
蒋介石在张学良的电文上用毛笔批了6个字：“时机尚未成熟。”而后又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5分钟之坚定力也。”
11月29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洛阳，布置“剿共”，并向东北军和17路军施加压力说：如再不积极进攻红军，便将他们调往安徽和福建。
11月底，被胡宗南军队阻于黄河东岸的张国焘与朱德率领红军总司令部，由会宁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县，与毛泽东会面。
朱德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二人共话别后情形，谈至深夜，意犹未尽。
毛泽东与贺龙是第一次见面，二人都很激动，紧紧握手，相见恨晚。他们在谈话中回顾了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北伐战争和近10年的内战情形。
何长工和毛泽东交谈了两个下午，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红4方面军和红32军的情况，对自己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南下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安慰他说：
“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那些人的责任，应由张国焘负责。中央对你是了解的。”
周恩来也说：
“跟着张国焘南下，这不能怪你和罗炳辉同志。张国焘要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实现他篡党篡军的个人野心，你们有什么办法？张国焘是总政委，你们不跟他走是要被杀头的啊！”
有一天，周恩来通知耿飚，军委调他到4方面军红4军任参谋长，问他有什么意见。耿飚见周恩来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气，便说：
“如果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还是留在1方面军好，4方面军我不熟悉。”
过了几天，周恩来告诉耿飚说：
“毛主席要和你谈话。”
耿飚心想，大概是为去红4军的事，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准备着挨批。可是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却笑着对他说：
“耿老乡，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耿飚随着毛泽东在阳光下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毛泽东说：
“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
耿飚说：
“你讲的是渌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哎，叫你到4方面军去哩。”
“周副主席已经和我说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1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和颜悦色地说：
“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请示主席，”耿飚问道：“叫我去干什么？”
“去当参谋长。”
“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停下脚步望着耿飚，严肃地说：
“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耿飚却认真地说：
“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
“嗨，”毛泽东笑了，说：“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4军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耿飚听毛泽东如此说，便很愉快地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得知傅作义部于11月24日在百灵庙全歼日伪军，取得大捷，便起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队伍及全国人民均鉴：
日伪匪军进攻吾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即将爆发。当此中华民族生死关头，非动员全国兵力人力财力以抗战，则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二、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三、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商讨救国大计。
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实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误，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攻抗日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我们更号召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督促南京政府实现我们的主张，克服一切困难，自动地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着的英勇将士。抗日救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也只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逼使南京政府决心抗战，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红军，一年来艰苦奋斗，东进山西，西出宁夏，无非要寻找一条抗日去路，以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然而南京当局总不见谅，一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当此晋绥危急，全国人民均愿效命疆场，为民族争生存之时，南京当局偏又调动大军向抗日红军进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红军在山城堡消灭×××（即胡宗南——笔者注）军一部，实出于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并向对外妥协对内黩武之主持者略施警告，我们认为今日而犹继续内战，实属对民族国家之罪恶行为，实际上不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之使命，而遗民族国家以无穷之祸。
我们现在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1、2、4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我们希望南京政府立即承认我们的要求，希望全国人民拥护与赞助我们的要求，我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是有充分信心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这一天，毛泽东还以他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19名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起草了给蒋介石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8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幡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8个团向绥东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 260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11月21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祥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 同上
12月2日，张学良自驾军用飞机，单身一个人，不带枪、不带卫兵，飞到洛阳。他此行抱必死之心，准备向蒋介石强谏，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曾放出话来，蒋介石如果不满，可以将徒手的他随时随地当场打死，故谓之“尸谏”。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谈话是从南京国民政府逮捕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的“七君子事件”开始的。
原来早在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尔后，史良又在1936年11月12日救国会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活动中，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国民党，也得罪了上海的日军。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即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1936年11月23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就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7位救国会领导人，并将他们移送至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
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1937年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人一起受监禁。“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7人，并于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再说张学良这一回一见蒋介石，便质问道：
“他们犯什么罪？如果说他们有罪，那就是爱国之罪！”
他指斥蒋介石：
“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两样？！”
蒋介石气得浑身发颤，猛地一拍桌子，吼道：
“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我是委员长，我没有错，反对我就是奸党暴徒！我就是中国，中国没有我不成！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如不然，就把你换掉！”
张学良面无惧色地说：
“你不要以为你的政绩就那么清明！没有人批评你、斥骂你吗？其实骂你的人大有人在！只不过在乎你的地位，别人不敢当面讲就是了。”
他逼视着蒋介石，大声嚷道：
“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不许抗日，东北军我就没法子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你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
蒋介石冷冷地说：
“好啊，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宣传！”
张学良毫不退让，说：
“好吧，学良在西安恭候了！”
说罢，他一转身，“咣当”一声，摔门而去。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12月2日这一天，红军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队伍会师保安，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将军委2局、3局进行组织调整，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部门合并，组成统一的中革军委2局，任命曾希圣为局长。
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等人由南京到瓦窑堡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了他。随后，中共中央又派潘汉年到南京会晤陈立夫。
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再飞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西北中共红军。
12月5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领导人中的“抗日派”孙科说：
“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之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的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孙科字哲生——笔者注）先生。”
12月5日，毛泽东致书冯玉祥，他在信中写道：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然而蒋介石先生至今犹孤行己意，对日无抗战决心，对内则动员300个团大举“剿共”。最近敝军略施还击，胡宗南军一旅溃败，一旅覆灭，其军心动摇已极，然夫己氏（夫己氏，词意为那个人——笔者注）犹不悟也。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者。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详判，愿接高明。
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书不尽意。
肃颂勋祺!
毛泽东手启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1882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先后任北洋军阀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第111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宣布所部集体加入国民党。1927年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反蒋抗日。
12月初，毛泽东还在为红军大学学员撰写着军事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写好一部分就去红军大学给学员们讲授。随从的警卫员贺清华他们几个人也跟着旁听，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也明白毛泽东讲的是革命的兵法，是克敌制胜的锦囊妙计。
天气太冷了，贺清华担心毛泽东写书时冻病了，就去供给处领了一些木炭，在办公桌下生起炭火，让毛泽东把脚放在炭火盆边取暖。毛泽东说：
“离规定烤火时间还有5天，你想想，这么多的中央机关，大家都要提前5天烤火，要多烧多少木炭啊！这些木炭又要多少树木才能烧成呢？我们现在很困难，腰包里还很空，千万不能大手大脚，要设法节约每一个铜板，用在革命事业上。再说大家都没有开始烤火，我怎么能搞特殊化呢！”
贺清华说：
“主席，你不能和大家比，你的任务很重，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
“正因为我是主席，才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大家什么时候烤火，你们给我生火盆，好么？把领来的木炭送回供给处，到大家都开始烤火时，你们再去领，一定要把今天烧了的扣回去。”
贺清华不敢违拗，噙着眼泪“嗯”了一声，把木炭送回去了。终于等到了规定的烤火时间，贺清华这才为毛泽东领来了木炭，生起了炭火。
有一天，夜已经深了，毛泽东还在写作。贺清华进门给他添开水，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心里一惊：坏了，准是炕火太旺，把褥子烤糊了，可掀开褥子一瞧，好好的，便又手忙脚乱地找了一通，猛然见办公桌下飘出一缕烟儿，急忙蹲到桌下，伸手把毛泽东的脚从炭火盆上拉下来，嘴里嚷道：
“主席，快，快！着了，着了！”
毛泽东被贺清华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停住笔，低头一看，脚上的棉鞋还在冒烟呢！贺清华忙把这只棉鞋脱下来，在地上使劲地摔打，火星灭了，鞋帮上留下一个大黑窟窿。他说：
“你看，都快烧透了，再晚一会儿，就……”
毛泽东笑了笑说：
“没关系，鞋还能穿，又没烧坏脚，不要紧的嘛。”
说着把鞋拿过去，看了看，又穿在脚上，拿起笔继续写作，还催着贺清华去休息。
几天后，毛泽东就停止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写作。据他自己讲，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只完成了5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它问题要写，后来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
且说12月7日，中革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第1号通告，传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
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23人为军委委员。
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新的军委主席团。
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刘伯承为军委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杨尚昆为副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12月7日晚，张学良只身前往临潼华清池拜谒蒋介石，就抗日、联共问题，再一次向蒋介石苦谏，他说：
“日本由占领东北而控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进逼永无止境的野心，如不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于敌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目前共产党一再表示愿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纳？据我所知，共产党不但主张抗日，而且愿意拥护你为最高领袖，你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
说到痛处，张学良泣不成声：
“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是站在你这一边的，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都是支持了你，甚至代你受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完全是你所决定，而我却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攻击和唾骂。我之所以抱着这种隐忍态度，完全是为了维护你的威信，以利于今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今天我们的态度依然如故。”
尽管张学良声泪俱下，蒋介石依然无动于衷。他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欺骗。最后，他竟然说：
“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
12月8日，毛泽东第3次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的战线上”。
12月9日，西安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1万多人上街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并决定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马上用电话报告了蒋介石，请蒋介石接见这些游行学生。不料蒋介石竟在电话中怒斥他说：
“这是你对学生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这是不允许的。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张学良怕出事，乘车追赶游行学生到十里铺，在灞桥的一个土坡上向学生讲话，劝学生回城。他说：
“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证实现，一星期用事实答复你们，请相信我吧！”
12月10日，张学良来到华清池，把学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不但不理会学生们的抗日要求，反而斥责张学良说：
“你失掉了国府大员的身份，站在学生立场说话，你必须以武力弹压，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制止这些学生。”
12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致信张学良说：
“陈立夫第3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发动了兵谏。兵谏之前，张学良对杨虎城说：
“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我便送他回南京。”
12月12日凌晨5时，东北军的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率1连亲信卫兵，乘汽车开往临潼华清池。
蒋介石住在华清池依山而建的5间厅里，由他带来的二三十名随身侍卫负责警卫华清池内院。同蒋介石一起住在华清池的还有他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十来个秘书、译电人员。华清池外部警卫由宪兵第1团派1个排担任，外围由东北军105师的1个团担任警戒。
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3枪，带头冲进华清池外院，迅速解除了宪兵武装。混战中，蒋介石的秘书萧乃华、少将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陆军上将兼广州行营参谋长钱大钧肩部胸部被打伤。王玉瓒等人随即冲入华清池内院，与蒋介石的侍卫队发生枪战。蒋介石那二三十名侍卫很快就死的死，伤的伤。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5间厅前平台上，见蒋介石住的3号厅门半掩着，王玉瓒飞步闯入卧室。蒋介石已经不在室内。一个士兵跟进来，见蒋介石的假牙托摆在茶桌上，顺手装入衣袋里。刘桂五等人也跟进室内，他们摸摸蒋介石的被子还是温的，衣服、帽子、皮包都在桌子上。众人不敢怠慢，立即分头搜寻。
原来蒋介石在睡梦中突然被枪声和呼喊声惊醒，来不及穿衣穿鞋，披着睡衣，仓皇跳墙逃到骊山躲藏，身边竟没有一个侍卫。
黎明时分，士兵们终于从骊山搜出了狼狈不堪的蒋介石。
8点多钟，蒋介石被架上汽车，由谭海、孙铭九等人押送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所在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总指挥部——西安新城大楼。
与东北军捉蒋的同时，西北军宪兵队包围西京招待所，囚禁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万耀煌、邵元冲、蒋百里等军政大员；解除了在西安的蒋介石嫡系警宪的武装，接管了机场。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竟然做得如此的干净利落。他们随即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宋美龄、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故“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
12月12日上午8时许，中革军委2局校译股长陈初福接过译电员递给他的一份电报，这是驻西安代表刘鼎发来的急电。他一看，电文上缺字很多，连不成句，上面有兵谏、留省反省等等。恰在此时，局长曾希圣来了。他接过一看就高兴了，一面往上面填字，一面说：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大家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叫了起来。曾希圣拿起电话，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
稍后，译电员又收到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名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周恩来急匆匆走进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此时刚刚躺下休息。周恩来说：
“主席，西安来电，发生一个重大事件。”
毛泽东说：
“恩来同志，难道有什么事情比睡觉更重要吗？”
周恩来说：
“主席，这件事足以改变中国的历史。”
“哦？有这样的事情吗？”
毛泽东接过两份电报，迅速浏览了一遍。只见张学良、杨虎城发来的电报上写着：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看罢，他对周恩来说：
“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它的实际意义。”
正在此时，警卫员贺清华走进窑洞来送水，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贺清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了。”
贺清华惊得几乎跳起来，问道：
“真的吗？”
毛泽东挥一下手中的电报，说：
“真的！”
贺清华拔腿就要跑，他要去向战友们宣告这一重大消息。毛泽东叫住他：
“贺清华，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张闻天、朱德、博古、张国焘同志，到这里来开会。”
说着，递上自己的大衣，关切地说：
“外边冷，快穿上去吧。”
不久，参加会议的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陆续来了。毛泽东将电报交给众人传阅一遍，大家都很激动，都说应该把蒋介石杀了。毛泽东说：
“不能杀。绝对不能再打内战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打，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起草复电张学良、杨虎城，并将西安事变通报共产国际及前线部队。为防止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他提议在复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中强调：
“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
此时，正在前线制定作战计划的刘伯承听说抓住了蒋介石，图也不绘了，铅笔也扔了，激动地说：
“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按计划将事先拟好的抗日救国之8项主张通电全国：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5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 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切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8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 杨虎城 朱绍良 马占山 于学忠 陈 诚 邵力子
蒋鼎文 陈调元 卫立煌 钱大钧 何柱国 冯钦哉 孙蔚如
陈继承 王以哲 万耀煌 董英斌 缪澂流 叩
从上边签署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了原定的东北军、西北军几名领导人之外，又加上了被扣的一些中央系的军政要员。他们的目的是想增加通电的力量，但这样做并未收到预定的效果，那么多的中央军政要员突然反蒋，反而令人产生了怀疑。同时，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亦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即先后向中央军投靠。53军军长万福麟不仅未按命令执行，还将拟率部去扼守黄河大铁桥，控制陇海铁路的副军长黄显声予以扣押。在洛阳的黄大定也归顺了中央军，让出了洛阳。在潼关附近的冯钦哉通过中央军第46军军长樊崧甫等联系，亦突然倒戈，使徐庭瑶的“讨逆军”得以通过潼关进入渭南地区。
且说在12月13日上午，毛泽东与张闻天等人继续开会，他首先说：
“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是反对？应该明白确定，这是不容犹豫的。”“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它的自卫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还说：
“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我们的政治口号应该是：召集救国大会。其它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张国焘说：
“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说：
“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联合非蒋系南京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泽东说：
“我们不是正面地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最后，会议决定了如下方针：
1、保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办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战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事变，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沉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致电张学良说：
“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为重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运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义举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此着是最要紧任务之一。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去与兄协商尔后大计。如何？盼复。”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洛河畔的坪地上召开了300人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报告，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贺龙等表示赞成中央的决定。延安人民抗日剧社的文艺工，强烈要求处死蒋介石。毛泽东来到剧社做工作，他说：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作逼蒋抗日嘛！你们见过驴子上山吗？它不上怎么办？不外乎三个办法：一是前面拉，二是屁股上推，有时还得用第三个办法，那就是用鞭子抽。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做赶驴子上山、逼着蒋介石抗日这件工作。相信你们能够把我们党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宣传好。”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他还说：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取消“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由张学良任委员长，杨虎城任副委员长。
此时，西安事变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英美帝国主义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政府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他在《讨伐令》中说：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纲纪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清凶氛，而维国本。”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主张暂不下令讨伐，也不要轰炸西安，先派人去西安看一看具体情况，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径。
两派明争暗斗，异常激烈，而且各行其是。各地方实力派和各种政治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宣言，阐明自己的立场。
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领导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电文中说：红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行动。红军可以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张学良为总司令，将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别编为3个方面军。三军主力集中于西安、平凉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各个击破敌人，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大大开展战局。
电文中还通知他们说：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地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2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致电张学良说：
“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集中于团结东北军及17路军上面。”
中央军委也向内部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电文中说：
“西安的抗日义举，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东北军、17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这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援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12月14日下午4时，宋美龄让蒋介石的顾问美国人端纳乘飞机在西安上空投下一封英文信，说是奉蒋夫人之命来看少帅，如同意他来，就请在飞机场放一把火，不同意就走。
张学良同意让飞机在机场降落。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你和委座的深交要好好处理。”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南京的情形戏中有戏。”
端纳从蒋介石的口中得知，张学良并无害他之意，就劝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意见。蒋介石听了端纳的话，又看了宋美龄的信，态度就转变了。于是，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由新城大楼转到了金家巷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公馆里。
12月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自误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
“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
12月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
“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
12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领衔发表由他起草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全文如下：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为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8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
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
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取青济，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
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20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张国焘林祖涵
徐特立王稼祥 彭德怀贺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彪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
而此时的南京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却正在搞着策反的小动作，15日致电劝西北军冯钦哉倒戈有功的中央军第46军军长樊崧甫，对其加以赞扬，并要冯钦哉转发他写给杨虎城的电报文稿，企图间离杨虎城与张学良，且想通过杨虎城营救蒋介石。电报内容如下：
樊军长崧甫弟鉴：
冯钦哉力持大义自拔反正，中央同人极为嘉佩，吾弟潜移默化之功亦至伟大。惟杨虎城身在陕垣，是否被迫真意不明，而冯系其旧部当知底蕴。如能嘱冯密劝杨就近营救介公脱险，事机极为顺易，此层最为要着，即盼图之。并附托冯转杨一电，文曰：
杨主任虎城兄勋鉴：
先后奉上各电迄未得复至深系念。自介公被劫持以来，中央同人极端愤慨。群以为吾兄追随介公有年关系最切，得吾兄保卫当不虞有他。惟时已数日迄无表示，中外惊疑至深且巨，意之环境所关不得不稍有所待。汉卿真意何在，道阻不得其详，弟意以为救国抗敌之念既同，则所有问题当不妨开诚商洽。当此外患重重之际，若陡挟介公一人以居奇，则恐愈久愈陷纠纷。不特陡授敌人以可乘之机，且亦贻民族以无穷之祸。中央负全国安危之重责，为求民族生存计，势不得不出以断然之处置。在他人别有作用甘为虎伥固无论矣。惟念吾兄革命历史素极光明，忖以私心绝不甘与之玉石俱焚，实在意料之中。是以为今之计，吾兄果能力劝汉卿悬崖勒马，导入正轨，护送介公安然回京，则满天阴霾自可立即消弭。倘汉卿仍旧执迷不悟，而吾兄为自身革命光荣计，亦宜另寻自处之道。苟能密运机宜尽最大之努力，俾介公安全归来，此尤为不世之殊勋，党国利赖讵有涯涘。冯钦哉兄与吾兄相从，历有年所，今竟力主正义，薄海同饮，证实观人及友之道，即料知吾兄必早然计及矣。盖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旋乾转坤化戾为祥，端赖吾兄非他人任。忝在神契敢布腹心。
弟 孔祥熙 咸
此电请托冯密为转去，仍盼随时电告为祷。熙 咸
12月16日凌晨，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一行18人从保安去延安乘飞机到西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为他们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
“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
欲知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革命”一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而且大凡要革命的，都是要革别人的命，而不是要革自己的命。翻遍人类历史，不但要革别人的命，而且要革自己命的人，唯有毛泽东。这才是真革命。蒋介石常常把革命挂在嘴上，他在训斥张学良的时候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他所说的“革命”，就是要革别人的命，而不是革自己的命。他哪里知道，报应马上就要到了！蒋介石是这样，像蒋介石一样甚至还不如蒋介石的一类人，也会是这样。古人云：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可以说任何爱做梦，做美梦的“革命”者们，到头来都不过是痴儿说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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