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无数的先烈和仁人志士，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载入了共和国史册。这其中，林彪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无法绕开的重量级人物。从井冈山到延安、到华北，又从东北南下海南岛，一路征战，所向披靡，使他成为了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中位列第三的最年轻元帅，实至名归，足以说明他的战绩和在军队中的地位。解放之后，随着国内大规模战争的结束，迎来了国家的和平建设时期。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本该率部出征抗美援朝的他。却由于“身体”等原因，不仅未能再续写一代“战神”的辉煌，一度还淡出了人们的视线。1959年在接替了彭德怀为国防部长后，与其他老帅们一起参与协助毛主席指挥了1962年10月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1969年3月中苏边界自卫反击战，两场战争都以我们胜利而告终。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成为了副主席和接班人，随着地位的上升，个人欲望也在迅速膨胀，当急于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之后，便连夜仓皇外逃，于1971年9月13日折戟沉沙蒙古温都尔汗，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纵观林彪的一生，功过是非是清楚的。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中央也对此早有结论，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乃至今日，时不时还会看到有一些自称是当事人或见证者的人以所谓披露事实真相、内幕为由来推文演绎，重新评说此事，不仅说的有板有眼，有理有据，而且还得出了与中央定论南辕北辙且惊世骇俗的结论，其要达到的目的想必是昭然若揭路人皆知。然而，不论是谁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判，都必须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不能脱离人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能完全肯定或全盘否定，也不能以个人好恶带着感情节奏不负责任地遂意给量化打分，只有尊重事实，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才能得出一个符合实际且客观公正的结论。
林彪是个对中国有极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本文意在穿越时空，沿着林彪早期活动的大致轨迹进行探寻，力图去发现和找出他在已成为了党和国家的二号人物后，为何还要走上叛逃之路，其性格和思想发生如此巨变的深层次原因的源头。年轻时的林彪的确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做事善动脑子并坚定执着。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就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并开始了追随毛泽东，由于有悲观失望情绪，曾受到过毛泽东的批评。后来，当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相继到了瑞金苏区之后便又开始了追随李德，但由于李德的瞎指挥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当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后，尽管林彪此时心中已与李德有难以割舍的情结，但无可奈何的他还是放弃了李德又开始了追随毛泽东。人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决定命运，看一个人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纵观林彪早期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他政治上精明执着，但心里和性格上有缺陷，不乏是一个极具偏执型性格的人。当政治上的目的没有达到时，由心中的不满情绪而产生的怨气就会通过性格上的缺陷暴露发泄出来，过于执着就变成了过于固执，甚至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有错不改，死磕到底，这可能成为了导致他最后叛逃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2年秋，李德被共产国际以军事顾问身份派往中国，来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上海。（另一说法：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在上海被捕，左格尔和潘汉年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决定用钱将两人赎回，于是派李德携带2万美元来到上海赎人，之后，博古便请示共产国际，经同意，将其留在身边作了军事顾问，但不得参与中共决策。）
之前，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党的总书记向忠发的相继叛变，党在白区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的上海更是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鉴于党中央在上海已难以立足，无法再继续领导各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斗争，1933年初，经共产国际同意，临时中央被迫迁入江西中央苏区，李德也在同年9月，在中共地下党沿途各联络点交通员掩护下，从上海乘船到汕头，经粤、闽交界处的白区边缘地带，被秘密护送到了中央苏区。由于李德的特殊身份，而此时又正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即将开始之际，李德的到来，视乎让红军看到了能够取胜的希望和信心。博古甚至还胸有成竹信心满满地认为：我们有前四次反围剿作战取胜的经验，这次又有李德的坐镇指挥，打破敌人的围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战士，都无不尊重这位“洋大人”，不仅为他配备了翻译、警卫员、炊事员等，并在军委驻地沙州坝附近选择了一幢环境幽静，周围都是水稻田的独立房子，供他居住和办公。生活上更是对他优待和照顾，博古甚至让中央局妇女工作部部长李坚贞为李德物色对象，使其与红军女战士萧月华结婚，来照顾李德的生活。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给李德这般超中共领导人的待遇，生怕对其照顾不周，而甩挑子走人。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李德也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不但没有总结以前失败的教训，反而通过了一系列更左的理论和政策，使得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这就为李德之后顺利进入决策层开了绿灯。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不仅负责人博古有过留苏经历，其他成员大都也有留洋的经历。博古等人为了显示他们的正统，往往在没有留过苏的人面前总是颐指气使，表露出一副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的排斥态势。尽管他们对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可以倒背入流，但却对军事一窍不通，由于排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于是这个洋顾问一到苏区便被捧为了至宝。博古等人不仅处处对李德言听计从，而且还将红军的指挥大权拱手交给了这个洋顾问。博古这种赶着鸭子上架的作法，也让李德有一些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完全忘记了共产国际对他“不得参与中共决策，要在两种意见中进行协调”的忠告，为他之后的瞎指挥埋下了伏笔。
李德指挥红军打仗，完全依靠书本，根本不结合实际，结果是越打越遭。鉴于瑞金北大门广昌失手后，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并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全面负责筹划此次行动。
让李德来指挥红军，这无疑拉开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序幕和迫使其不得不进行撤离苏区的长征。
林彪与李德的交往也就从此开始。
林彪不仅有军事指挥才能，也很有政治头脑，他之所以日后能腾飞完全是他政治、军事指挥才能两者结合得以淋漓尽致发挥的结果。
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完成他日后腾飞所需政治资本的原始积累，他总是在不断的寻找着能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平台，一旦瞅准了目标，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去追逐和表演。1928年4月，作为连长的林彪跟随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支部队的汇合，使革命力量得到了壮大和发展。虽然经过了南昌起义失败的挫折，使得林彪一度十分地悲观，然而上了井冈山之后，不仅使他眼前为之一亮，更让他又重新看到了希望。他敏锐地觉察到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前途高瞻远瞩的预见，和他所创立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无疑是最正确的，这使他十分地敬畏和佩服。为此，林彪把自己要追逐的目标看好在了毛泽东身上。在毛泽东面前，他不仅施展着自己政治投机的本领，还把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得以在井冈山及以后的反围剿作战中发挥和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也流露出过一些悲观情绪，但还是赢得了毛泽东的看好和器重，毛泽东曾说“这个娃娃能堪当大任”。
跟随着朱德和毛泽东一起打拼了几年，林彪的官阶也迅速的得到了升迁，这使他不禁在心中暗自庆幸，自己的靠山算是找对了。然而，他也清楚的知道，自己在井冈山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发生过动摇，还曾经公开宣扬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论调，曾受到过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并为此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信来开导和劝诫他。毛泽东的批评始终成了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成了压在他心头的一个总想甩掉但却又无法甩掉的思想包袱。以至于到了1948年2月，当他得知中央准备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便给中宣部发电报提出，在采用这封信时不要公开他的名字。为了照顾林彪的面子，加之当时正值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为使他没有任何思想负担而专心致志地去打仗，毛泽东专此批语写到：“这封信不要出版”。直到后来编入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只是将这封信的题目定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未署林彪之名。但注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至此林彪才放下了心。
李德来到之后，苏区原有的一切便被彻底地改变了，这恰好也给了林彪一个另寻靠山的机会。此时让林彪看到的情景是：自己一直追随的毛泽东正处于他革命生涯的最低谷，虽然名义上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已经没有了任何实权。他不但没有李德的权威，也没有共产国际的光环，而且还处处受到博古等人的压制和排挤。由于对共产国际顾问的盲从和崇拜，使得博古等人把李德当作了太上皇，林彪自然也有他的想法，如果再继续追随毛泽东，不但自己前途未卜，甚至还会招来博古的排斥和打击，于是一个新的念头便在他的心中萌发：他要弃毛投李，投靠在李德的门下。这样就可以冲刷掉毛泽东的批评留在他心头的阴影，他也可以从头重来。他认为时下应该是自己改换门庭的时候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地，林彪押上了他政治生命中的第一个赌注：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李德。他要依此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阶梯和突破口，因而在以后的行动上他便不顾一切的，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来吹捧和支持李德。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大军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他的德国军事顾问西克特等人的策划下，他们对红军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新战术：对红军的围攻每前进一步，就命令部队停下来修筑堡垒，接着又继续推进，然后再构筑堡垒，这样稳健的向前压缩着推进，妄图以此达到一步步蚕食掉苏区的目地。然而，作为拥有最高指挥权的李德，于红军的实际而不顾，便采取了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不切合实际的错误的军事方针。结果使仗越打越遭，根据地越缩越小。此间，毛泽东曾提出建议，要利用福建事变，主力红军出击苏浙皖，或转战湖南中部，以达到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挽救危局的目的，他的建议被李德、博古断然拒绝。但是作为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却很支持李德的作法，尤其是赞扬李德的短促突击的作战原则。在李德亲自瞎指挥下进行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由于完全背离战场的实际，李德又仅凭当时极不准确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在图上作业，摆兵布阵，而林彪就完全依照李德的意图调遣指挥部队，结果不但没能取得胜利，还造成了一军团的重大伤亡。林彪不但没有总结失败的教训，反而仍听从于李德的指挥。
然而，要支持和吹捧李德并取得其信任，却让林彪感觉到有一些底气不足。在他看来，自己这个没有留过洋的“土包子”，要想在李德手下干事，自然和那些吃过洋面包的人相比更难得到李德的信任，这使他顿感有低人三分的感觉。但林彪此时已下定了决心，他执着地坚信：只要能博得李德博古等人的喜欢，能得到这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支持，何愁实现不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现在唯有吹捧和支持李德，才是自己今后发展的方向和出路……，自己为何不听命于李德呢？为何不在这个洋大人的面前来展示一番自己呢？为此，林彪便又在李德面前上演了他以前曾在毛泽东面前表演过的“双簧戏”。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虽有翻译）、且民族文化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大的差异，尤其是在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和红军作战原则的情况下，要指挥红军打仗，并想取得胜利可以说就是天方夜谭。李德指挥红军作战，全凭书本和地图，更是凭借着共产国际这个上方宝剑，凌驾于中央之上，发号司令。由于不懂军事，博古等人只得完全听命于李德。周恩来虽也是三人团成员，对李德的错误决策也提出过批评，但他的意见往往都被李德否决，他所能做的就是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来把红军的牺牲降低到最低程度。但作为直接指挥部队作战的军团一级的领导，对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情况应该是最熟悉和清楚的，也是最有发言权和建议权的。然而对于林彪来说，按理不但应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告知上级，为三人团决策提供依据，还应根据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适时对上级不贴合实际的作战指挥方案进行调整和补充，以争取使红军取得战役和战斗的胜利。但是，林彪却没有这样做，处于本能地考虑，他采取了盲从的态度，听命于李德的作战意图来指挥部队打仗。由于不结合战场实际，结果使部队连连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作为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理应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向中革军委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但是林彪没有这样做。他不但没有抵制和反对李德的做法，反而在1934年6月17日还写了《论短促突击》一文，大加赞赏短促突击，极力地吹捧李德，并且在他的文章中还多处引用了李德《革命与战争》一文中完全与红军作战原则相违背的观点。为了讨好李德又能令人信服他的那一套，他还狐假虎威，拉大旗作虎皮，在文章的最后，甚至赫然地写到“最后让我引用华夫（李德）同志的话来结束我这篇文字吧！”，他引用了李德文章中有125个字证明短促突击正确的一段话结束了自己的文章。林彪这种有悖常理，以不惜牺牲红军战士的生命还要来吹捧李德的做法当然有他的用意。正如聂荣臻所说的那样“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
林彪非常地清楚，在博古等人掌权的情况下，抵制和反对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还会为自己招来麻烦。他的革命领路人、堂兄林育南就是因为反对王明，被开除出党，并于1931年夏被国民党逮捕，惨遭杀害的。既然如此，自己何不顺从李德，还能打着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这个招牌来装饰自己的门面。林彪的这篇文章深得李德的赏识，而且成了李德标榜证明自己指挥作战原则正确的依据，助长了李德的专横，为他后来在更大程度上的瞎指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彪这样吹捧李德这在军团一级领导中是没有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就和林彪的观点截然相反。当广昌战役还在进行时，彭德怀就根据战场实际，不是盲目的采用李德的短促突击、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和敌人拼消耗，而是指挥三军团利用特殊地形在高虎垴打了一个小胜仗，给了敌人很大的打击。这个局部小的胜利，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但在对比之下，却让红军指战员看清了只有结合战场实际才能够打胜仗的道理。李德和博古则不以为然，不仅不以此战例来纠正他们错误的军事路线，反而借此大做文章，硬给此战役贴上这是三军团正确运用短促突击战术结果的标签，不仅大力宣扬，还让彭德怀以此战例写一篇证明他们短促突击正确的文章。当彭德怀实事求是地把总结文章写出来以后，他们就把文中适合自己口味的部分保留了下来，把不适合自己口味的东西全部删去，特别是删去了文中“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而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适合的”一句，并且将全文修改成了与彭德怀原文相反的意思，不经过本人同意就随意地发表了。这种强奸他人意志还要以此来吹捧自己瞎指挥的恶劣霸道作风，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步看清了李德的真面目，对他的瞎指挥产生了怀疑和不满。然而林彪却不以为然，仍在继续吹捧着这位洋大人。
1934年7月间，李德来到一军团，林彪专门召集了团以上干部，请李德给讲课，李德就大讲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虽然伍修权、王智涛对李德的话翻译得准确到位，并不耐其烦的反复讲解，但是大多数干部仍然反映听不懂，林彪就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李德讲完课以后，林彪就对李德大加赞赏了一番，说李德讲了很好的一课，并且要求每个干部都要很好地学习、研究和贯彻。
由于李德的瞎指挥，终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苏区，被迫进行长征。在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红军已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了不足四万人，此时的李德已是一筹莫展，但仍然坚持要往敌人设置好的口袋里钻。12月12日在中央召开的通道会议上，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朱德等人的抗争，迫使李德博古放弃了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确立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会上博古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李德也被撤消了军事顾问职权，他错误的军事路线和短促突击理论也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批判。由于林彪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的批判他，但他在会上实际上也是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处境非常的尴尬，因此在会上他始终保持着沉默，基本上是一言不发，林彪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支持和吹捧的李德现在一下子完了，顿时在他心里产生了极大的落差和强烈的失落感，交了学费却没有收获，这对于总是以小代价而换取大胜利的林彪来说是不愿意做这个赔本的买卖的，自己为此付出的努力就这样前功尽弃了，让他顿感十分的痛心和惋惜！
遵义会议后的林彪曾一度非常的消沉，陷入了沉思和矛盾之中不能自拔。
由于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消极态度，加之当时一军团在遵义会议前已进至到了离遵义50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而政委聂荣臻因脚打泡、化脓，坐担架随中央总队行军，未能回到前方部队，林彪也就没有按照会议要求及时给全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十几天后，一军团干部战士才从其它部队获悉到遵义会议的内容。
林彪对李德的吹捧，使得李德对林彪很是感激。遵义会议后的一月十九日红军撤出了遵义，李德已经不能再指挥红军了，于是他主动提出要随林彪的一军团一起行动，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此后由于林彪忙于战事，已经与李德接触的不多了，实际上这时林彪也是在有意或无意的疏远李德。但林彪对李德还是很照顾的，亲自给军团管理科科长交代，要求照顾好李德的生活。
新的政治格局和紧迫的军事形势虽然迫使林彪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今后的选择，但是，遵义会议对他的打击以及由此在他心中燃起的怒火却迟迟难以熄灭，一有合适的机会，还会重新再度燃烧。
遵义会议虽然纠正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但被赶下台的这些人心中并不服气。红军四渡赤水以后，在中央及红军领导层中就泛起了一股小小的风波。自遵义会议毛泽东指挥红军以来，部队轻装上阵，灵活机动，一改被动的局面，不仅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跳出了包围圈，并且还取得了连续的胜利。正是由于运用了这种大迂回、大穿插的战略，让部队多走了一些路，使得教条主义者找到了以此来否定遵义会议后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借口，他们借故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带头创议的一个。他埋怨说不走弓弦走弓背，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当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之后，他又写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要求朱毛下台。这个小小的风波似乎让林彪找到了有发泄自遵义会议以来一直埋藏在他心中的郁闷和不满的机会。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林彪，他对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使得林彪试图为李德、博古“鸣冤”，进而达到借尸还魂的企图遭到了破灭。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革命终于有了个落脚点。但是陕北根据地人口有限，物产不丰，左倾路线又在陕北搞肃反，造成了根据地空前的危机。由于时局的变化，加之又有徐海东和刘子丹的部队，难以养活得起这么多的部队，不向外发展就难以生存。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以发展求巩固”的军事战略方针，决定红军采用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第二步在山西，第三步在绥远，达到巩固现有苏区的任务。林彪此时却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李德则在他对中央提交的“对战略的意见书”中指责东进山西，并转进到绥远，靠近中蒙边境是要利用东征来挑起苏日战争。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中革军委在延长县开会研究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力主主力红军必须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他不仅讲了东征的作用和意义，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还批驳了李德的观点，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然而，在是否东征的问题上林彪和李德又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他们之间的情缘视乎仍难以割舍，个中的缘由只有他们两人清楚。
由于林彪对东征的消极态度，以致在整体作战中出现了协调不够，部队调动不力的错误。5月初，一军团经过东征回到了陕北，13日，在大相寺召开了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杨尚昆等出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一军团的自由主义和本位主义，并当面批评林彪：“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你林彪个人的队伍么！”之后，便对林彪的工作进行了调整。6月1日，林彪便被任命为红军大学校长，暂时离开了部队。为支持林彪的工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也经常到红军大学给学员讲课，毛泽东主要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哲学等。李德初到陕北时，由于红军在与西北地区的“马匪”作战中缴获了大量的马匹，他曾帮助红军训练过骑兵，红军大学成立后，他就被分配到红军大学讲战役学。此时的李德虽已没有了昔日的威风，但他仍对在遵义会议上对他的批判以及撤消了他的军事顾问耿耿于怀，经常时不时在各种场合还流露出这种不满的情绪。十月，斯诺访问延安，李德就借机向斯诺发泄了一通自己的不满。然而，此时的李德已是林彪手下 的一名教员，林彪自然已不再把他当作当年的太上皇来尊敬和吹捧了，对他已经无所谓甚至于有些厌烦了。尽管如此，中央仍给李德分配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37年初，在延安三十里铺至甘泉劳山之间，国民党特务和当地土匪的破坏捣乱活动一度猖獗，为保证党中央的安全，中央军委指定李德负责这一带的剿匪工作，他也还能尽力的去完成这一任务。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密码回到陕北，沟通了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之后，由于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七七”抗战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肩负起了民族的重任，能够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完全不需要李德这样的洋顾问再指手画脚了。此时李德在延安也已经没有多少事可做，一九三九年夏，经中央同意，李德乘周恩来去苏联治病的飞机同机到达兰州，再从兰州抵达苏联，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使命。
李德到苏联不久就回到了他的国家东德，可悲的是，他从六十年代开始大讲中国的事，并连续发表完全颠倒黑白不符合事实的回忆文章。尤其是《中国记事》一书，他猛烈抨击中国党和领导人，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起到了极坏的消极影响，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1981年第23期《红旗》杂志，发表了伍修权的文章《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驳斥了李德的谬论。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东德去世，享年73岁。李德离开中国之后，林彪就基本上和他没有任何来往了。
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史称小遵义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总结了五中全会以来主要是抗战以来党的工作，决定和部署了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毛泽东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尤其是传达了王稼祥带回的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指挥艺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这无疑奠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此时的林彪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由吹捧李德而再次转向到服从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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