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
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话说1937年4月5日是清明节，这个节日是中国传统的祭祖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厮杀了10年的两个阵营的领袖，分别派出自己的代表来到黄陵，一起祭奠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黄帝。
黄陵县位于陕西中北部，原称中部县，因黄帝陵在其境内而得名。黄帝陵在县城北面一公里处的桥山上，南距西安约150公里。
4月5日晨，旭日东升，万里晴空，陕北高原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桥山之上6万余棵古柏郁郁葱葱，黄帝陵墓前香烟缭绕，供品祭器摆设庄严整齐。
上午10时，中国国民党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特派代表林伯渠，各自携带祭文，同步来到桥山，列队鸣炮致祭，并各自宣读己方的祭文。
国民党中央党部祭文云：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民族扫墓之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追怀先民功烈，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驰抵陵寝，代表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曰：粤稽遐古，世属洪荒；天造草昧，民乏典章。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建极，临治黎元。始作制度，规矩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丑虏蚩尤，梗化作乱；爱诛不庭，华夷永判。仰维功业，广庇万方；佑启后昆，恢廓发扬。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怀思春露，祀典告成；陈斯俎豆，来格来歆！尚飨！
国民政府祭文云：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谨以香醴庶羞代表敬祭于桥陵，其辞曰：惟帝智周万物，泽被瀛寰。拯群生于涂炭，固国本于金汤。涿鹿征诸侯之兵，辔野成一统之业。干戈以定祸乱，制作以开太平。盛德鸿规，于今攸赖。今值清明之良辰，援修祀之旧典。园寝葱郁，如瞻弓剑之威仪；庭燎通明，恍接云门之雅奏。所冀在天灵爽、鉴此精诚；默启邦人，同心一德，化灾疹为祥和，跻一世于仁寿。庶凭鸿贶，以集丕功。备礼洁诚，伏维歆格！
林伯渠诵读的祭文则是前边已经说过的是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祭黄帝陵文》，其文也词新意锐，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祭文中的陈词老调大不相同。祭文曰：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载，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4月间的一天，在落日时分，史沫特莱请毛泽东去聊天，毛泽东欣然前往。他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看到吴莉莉穿上了色彩鲜艳的羊毛衫和裙子，就笑着说：
“吴小姐穿这身衣服越发漂亮了！”
毛泽东夸奖的这位吴莉莉，1911年出生于河南，原名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其父是清末民初的盐务官员，家境优良。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她的前夫是北大一位很有些名气的青年教授。离婚后，她作为生活秘书和翻译，与史沫特莱一起到了延安。毛泽东经常接受史沫特莱长时间的采访，吴莉莉就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他们3个人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或一整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毛泽东有时还要和她们一起吃饭。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浪漫主义诗人。而吴莉莉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一个文学爱好者，更能理解毛泽东的革命情怀。在延安，吴莉莉还表现出了她的话剧天分，在“鲁艺”自编、自导、自排、自演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引起了轰动，也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
再说吴莉莉见毛泽东夸她，装着不高兴的样子说：
“这身衣服可招来了许多人的指责和议论，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的作风。”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说：
“啊，这身衣服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还真不简单哩！”
史沫特莱说：
“你还笑哩，我看你领导下的那些机关干部，都是些清教徒。红军是些斯巴达式的军队，应该好好改造。教你们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现在清教徒式的生活。特别是你，应该学好外语，了解外国生活，学会跳交谊舞。”
毛泽东说：
“学外语，我很愿意学。但学跳舞，我不喜欢。”
史沫特莱说：
“你真是个清教徒主义者，连交谊舞都不喜欢，那你将来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后，你出国访问怎么办？”
毛泽东随口说：
“到那时，我也不出国访问，我这个人一生不准备出国去。你说我们是清教徒主义，红军是斯巴达式的军队，鄙人不同意你的看法。吴小姐穿这身衣服，对延安倒是个改造。”
他又对吴莉莉说：
“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史沫特莱和毛泽东聊着，吴莉莉烧菜做饭，3人共进晚餐。吃过饭，史沫特莱打开留声机，放出了《西波涅》舞曲，说：
“主席，跳舞吧，放松放松，这是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说：
“我不会跳，也不喜欢学跳舞。”
史沫特莱只好先同吴莉莉跳了一曲，然后她走到毛泽东面前，深深鞠了一躬，伸出双手说：
“主席，我教你跳。”
毛泽东感到盛情难却，只好站起身来。史沫特莱就手把手地教毛泽东如何迈步，如何跟紧音乐节奏。毛泽东跟着史沫特莱跳来跳去，别扭得出了一身汗，只好歇歇再跳。渐渐的，他对这种狂热的活动产生了兴趣，才感觉到跳舞确实是一种放松精神、换换脑子、运动休息的好方法。史沫特莱见毛泽东对跳舞的看法有了改变，就不失时机地建议在延安推广这一种西方娱乐——交际舞。不久，她就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交际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她和翻译吴莉莉。周末到了，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了第一次舞会，引起了轰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出现在门口时，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笑着说：
“史沫特莱小姐，你真不简单哩！把咱们的彭大将军也请来跳舞了。”
彭德怀连忙摆手，认真地说：
“主席，我不是来学跳舞的。我是来看热闹的。”
在轻快的舞曲中，人们翩翩起舞，史沫特莱和朱德，海伦和周恩来，原本都是跳得比较好的。而毛泽东还不老练，就跟着吴莉莉学，贺龙也有舞伴带着。唯有彭德怀说啥也不肯下场。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场接着一场跳着，一直跳了3个小时才结束。史沫特莱不无骄傲地说：
“我也许会因此得一个‘败坏军风’的恶名，但是交谊舞在延安兴起来了，这是我的一个胜利。”
史沫特莱通过和毛泽东的深入交往，改变了她原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她后来曾经写道：
“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感觉到的那种阴森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朱德为人所爱，毛泽东为人所敬。少数的他很熟的人，喜爱他。但是，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在他身上，毫无朱德的那种谦卑。尽管他具有女人气质，但是，他像骡子一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我的印象是，他会观望和等待若干年，但是，最终将为所欲为。他的幽默常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
“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语言思考问题，有些人以能够引述他们著作中的章句，或能就这些章句发表三四个小时的长篇大论而自豪。毛泽东也能。但他难得有这样的打算。他在抗大讲课，或是在大会上演说，像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以往的历史为根据。千百名拥入延安的学生，已经习惯于仅仅从苏联或是德国以及其它国家少数作家的著作汲取精神营养。然而，毛泽东对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本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引述《红楼梦》和《水浒传》这一类小说的典故。他熟悉古代诗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合格的诗人。”“每一个其它的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一民族或另一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有人说，这因为他是个纯粹的中国人，从未出国游历或留学。无论是彭德怀、贺龙、林彪，或是其他红军将领，也都不曾出过国，然而他们都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对应人物。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但是，他的理论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战场经验。”
毛泽东同史沫特莱的交往，与他和斯诺的交往相比较，更富于私人朋友之间交往的性质和轻松活跃的气氛。史沫特莱可以拍毛泽东的肩膀。她这样记述了她与毛泽东的交往：
“我写条子去邀请毛泽东来聊天，他会很快就过来，还会带来一袋花生。然后是中国人要求我唱歌，在他们尽力而为之后，中国人或是唱，或是讲故事，或是全体参加一次讨论。”“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来，我们3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迈出中国国境，他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是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任妻子的，她已经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还要向史沫特莱和她的秘书吴莉莉学习英语和普通话。史沫特莱认为，把《红河谷》之类的民歌记住，是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好方法。根据史沫特莱的提议和要求，毛泽东很努力地想要掌握这些不熟悉的调子和歌词：
“人们说你将从这个河谷离去……”他用低沉的声音哼着：“我们将怀念你那明亮的眼睛和甜蜜的微笑……”
可他缺乏的就是歌咏的天赋。那位将要当他英语教师的史沫特莱有点失望，面有不悦之色。她请求毛泽东不要再唱下去。
毛泽东还积极地支持史沫特莱为改善延安卫生条件所做的种种努力。他与史沫特莱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他能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结果促成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中国之行。
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对各种各样的灾祸挑战。她作为一个倡导者，在延安发动了一场灭鼠战斗。她给上海的朋友，给在西安的朋友王安娜，北平的朋友斯诺写信，物品清单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捕鼠器。起初，延安的人们对史沫特莱这种像传教士一样的热情并不理解，只觉得好笑。后来，毛泽东也要了一只捕鼠器灭鼠，共产党其它有名望的党员也就开始学毛泽东的样子，参加灭鼠战斗。
精力充沛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做了许多工作。她除了继续写文章和报道，还为鲁迅图书馆筹建外文部；向上海的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秘密邀请函，敦促他们访问延安；她还种花种菜。
在史沫特莱的鼓励下，《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和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很快就穿越国民党的封锁，来到了延安。厄尔·利夫和毛泽东会谈以后，他这样写道：
“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
毛泽东等人的献身精神，令人愉快的不拘礼节，以及苏区良好的社会风尚，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还有不少人来到延安。史沫特莱这样写道：
“访问红军归来的新闻工们，没有一个不认为他们所接触的是现代人，是和他们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毛泽东，会说出一些关于毛泽东的离奇古怪的故事。”
他们称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中国的斯大林，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是最无私的人。”甚至形容他像高居于奥林匹克之巅的阿波罗神。在这些美国人看来，毛泽东又是一个谦虚的直率的容易相处的“好伙伴”。他会随时走到你的住处同你聊天、玩牌；喜欢“毫不惹眼的坐在观众的中间观看演出”，或在舞场上“和其他客人一样，平等地站在队伍里”，等待姑娘们的邀请。他生活简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毛泽东“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他说：“辣椒是穷人的大荤”，并宣扬“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
有一次，毛泽东用辣椒招待客人，他边吃边谈，纵论辣椒的特性，进而发挥到了吃辣椒人的性格。他说：
“大凡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所以，吃辣的人也爱造反。我的故乡湖南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就多。”
说罢，他朗声大笑，情不自禁唱起了那首他很喜欢的《辣椒歌》：
“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支《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天天不可少。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便都能说出这几十条：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烘，样样味道好。没得辣子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
毛泽东还嗜好烟草，长征路上曾“遍尝各种叶子，要寻出烟叶的替代品来”。到延安后，则自辟一块烟田，以保障他那“无节制”的烟瘾。“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
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毛泽东。他那无拘无束的个性，在征服了无数人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麻烦。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在延安期间和毛泽东接触频繁，谈笑风生，由此曾引起了贺子珍的不愉快。贺子珍尤其是对吴莉莉特别反感。
吴莉莉本是一位演员，而且很有天分，来到延安后还不时地客串戏剧表演。平日里，她也是一位非常招眼的女子，风姿绰约，涂着口红，烫发披肩。毛泽东是一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接待。他同史沫特莱和吴莉莉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自然就多了一些。这本是极正常的事情，但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就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人把无中生有的话传到贺子珍耳朵里，甚至有人向她提出了忠告。贺子珍本来就对这两个新派人物看不惯，听了这些风言风语，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来。毛泽东和史沫特莱、吴莉莉接触越多，她越反感。由此，她与毛泽东的情感交流就越来越少了，争吵反而越来越多了。她本来一直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如今她赌气不再当家属了，要求独立工作。同时，她觉得生下娇娇这个女儿不是时候，一气之下，便把4个月的娇娇送到了老乡家里，自己要去学习。很多人劝她说：
“孩子太小，你身体太弱，等一等吧。”
贺子珍固执地摇摇头，坚决地说：
“孩子拖累我，我要工作。”
组织上满足了她的愿望，于是，她便高高兴兴地到抗大学习去了。
就在这时候，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也出现了，她就是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
尼姆原名叫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是斯诺为她起的笔名。1907年，尼姆出生于美国犹他州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她从记事的时候起，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大作家。1931年，尼姆在犹他州大学毕业，并通过了文职人员考试。这年8月，她来到了中国。1932年底，尼姆和斯诺结婚，婚后住在北平。她是《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的记者，同时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尼姆同情中国革命，是斯诺西北之行的最积极的支持者。当斯诺在他来苏区之前有所犹豫的时候，是尼姆鼓励了他，她说：“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必须去。如果我能去，我会同你一起去的。”
在1937年初，尼姆从黄敬那里得知延安将在5月初召开一次有各地共产党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她认为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极好的采访机会。
这里所说黄敬，就是本传后边要说到的青岛学生领袖、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1933年7月，俞启威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后由家人保释出狱，到北大数学系学习，改名为黄敬，成为北平学生领袖，尔后成为北方局的领导干部。正是在黄敬等人的安排下，尼姆由北平出发了，她于4月23日到达了西安。这时的西安已经由胡宗南控制，外国记者由西安进入苏区将受到严格禁止。尼姆设法与驻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此时党中央正与国民党就合作问题谈判，不愿在一些小事上同国民党当局发生争执，因此办事处对尼姆的请求不敢贸然答应，便向延安发去电报请示。毛泽东得知这位要求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是斯诺的夫人，马上表示同意尼姆的请求。办事处就将接头人的姓名和住址告知了尼姆，要她设法前往三原联系。4月30日，尼姆到达三原，机智地摆脱了监视她的密探，在一个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帮助下，踏上了苏区的土地。
她一到延安，就急着要见毛泽东。可能连毛泽东也没有料到，这位意志坚强的美国女性在向世界介绍宣传他和中国革命方面，其贡献是可以与斯诺相提并论的。
毛泽东在尼姆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就会见了她。陪同尼姆的王福时将他和斯诺夫妇合作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赠送给毛泽东。
尼姆是这样描绘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当毛泽东在那个古老的砖砌的院子里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来的时候，他是随便的，冷漠的和疑惑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不是。朱德走了额外的里程，自己并不注意，而毛泽东则是待在自己的省份里，有自己的主张，有一种神秘的统治权。毛泽东拉过他的椅子，离开方桌，脱下带红五星的帽子，一簇浓密的黑发垂到耳朵周围，他把他极美丽的有权力的贵族式的双手交叉起来，带着疑问地看着我，还带着好脾气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权力。它完全不像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手，也不像工人阶级的手。毛在中国人里是不寻常的高大，身材很好。他的手正适合他的体型。”
尼姆告诉毛泽东说：斯诺返回北平后，她就全力投入了整理斯诺采访资料的工作。她认为“埃德从红区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毛泽东亲自给他讲述的他的生平。埃德还采访了周恩来、彭德怀和其他几个人的简要生平。”
她还对毛泽东说：“我丈夫一回到北平，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它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
尼姆后来曾说：“在编写埃德的材料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忙碌，又是多么幸福啊！当我从哈同那里把他照的相片取回来时，我们又有多么激动啊！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认识了相片中的每一张脸，并能叫出名字。我坐下来，依据埃德七零八碎的笔记，给每张相片都写下了颇长的传记式的说明。我把埃德带回来的绝大多数材料整理成文，然后，他把它们改写成了一本书。为了感谢我为他打字，埃德把毛泽东自传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我。”
“埃德叫我删节毛的生平事迹，然后，把摘要糅合到他的书中去。他说他反正打算要把这个生平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语言改写。我吓坏了。这是经典，是无价之宝啊！我抗议道。这个生平将成为埃德要写的那本书的核心和精髓。它叙述毛的全部经历，形式完美。我主张埃德不应该动它，而应一字不漏地引用毛的讲话。这就如乔治·华盛顿在福奇谷讲述革命经历一样。不管怎样，我还是坐下来，一字不差地把别人讲给埃德听而他用手记下的笔记，包括名单和其它一切，全部誊写一遍。虽然这也许会使某些读者感到枯燥，但这却是一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历史。”“我和埃德就是否要把整个平生事迹都包括到书里去的问题，有许多争论。我是那样强烈地认为，应保持平生故事的完整性，以至于我怕在我第二年4月份独自去红区，恐怕在我离开时，埃德会把它的大部分删掉。后来，当我从红区回来重新跟他见面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件事。事实上，埃德尽管有些担心，但仍然发表了几乎是平生的全部。不过，我想他删掉了不少的名字。我也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使这本书失去销路。但另一方面，我知道这也会使这本书在以后的岁月中保持其永恒的价值。埃德的想法是要让人知道，要人去读。而我则想要人受教育。我想，让读者了解毛和他的问题是有益的。”
正是在整理斯诺的材料的过程中，尼姆萌生了来苏区的念头，她对毛泽东说：
“当我读着这些事迹时，我意识到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一次和埃德一样的旅行，把其它一些传记材料搜集来。”“于是，我决定将不惜任何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从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
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中和尼姆等人进行了亲切交谈。这次谈话记录后经王福时整理，发表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
再说贺子珍此时在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习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她同其他学员们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毛泽东虽然搬到了凤凰山下的一个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二里路，可是住在学员集体宿舍的贺子珍除了星期日外，还是很少回家。
以前，他们夫妻俩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谁家烟囱不冒烟，谁家夫妻不拌嘴。再好的夫妻也免不了来一场舌战，来一次干戈，这都很正常。那时候的毛泽东生起气来会对贺子珍来一点“政治威胁”，说要开除贺子珍的党籍，或者是给贺子珍一次口头处分。可事后他一冷静下来，又往往主动停战求和，化干戈为玉帛，笑着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块儿响叮当。”贺子珍见他如此说也就破涕为笑了。可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贺子珍对毛泽东的猜忌越来越重了。
一天晚上，毛泽东去拜访史沫特莱，恰好吴莉莉、尼姆正和史沫特莱在一起用餐。吴莉莉和延安其他年轻的政治狂热分子一样，十分崇拜毛泽东。她在酒酣耳热之际，大胆地要毛泽东拉着她的手。这一绯闻传到贺子珍耳朵里，贺子珍就非常愤怒地指责毛泽东是移情别恋。毛泽东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她心里掀起了狂涛巨浪，认为毛泽东变了，和在井冈山与瑞金的时候不一样了，因此，她的火气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次，贺子珍回家路过一个窑洞门口，看见毛泽东的警卫员在门口站岗，料到毛泽东一定在里面，就推开门往里闯。毛泽东果然在里面，和他在一起的是史沫特莱和吴莉莉。三人谈兴正浓，个个神采飞扬。贺子珍见到这般情形，脑海里立时浮现出以前听到的那些传言，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屋子里本来热闹的气氛一扫而光，安静得没有一点声响。性格活泼的吴莉莉想打破这一尴尬的局面，就笑着拉贺子珍坐下，没想到贺子珍嘴里说着“你少来这一套”，手上又甩带推，力气也大了点，一下子把吴莉莉推得立足不稳，几乎摔倒。吴莉莉立即嚷了起来，连哭带闹。史沫特莱看不下去了，就为吴莉莉抱打不平，对着贺子珍气势汹汹地指手画脚。站在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屋里一片嚷嚷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贺子珍也是气昏了头，对着史沫特莱就是一个耳光。没有劝架经验的小伙子一看这架势，本是想保护贺子珍的，却拉着了贺子珍的手。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在贺子珍的右眼上，贺子珍的眼睛顿时充血，黑了一圈。史沫特莱正要再次出手，毛泽东看不下去了，立时发了话，对贺子珍说：
“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
他又对史沫特莱说：
“你不能再打！有什么话，你对我说！”
说罢，拉着贺子珍就走了。此后，贺子珍的右眼肿得像个大核桃似的，无法出门，别人问她眼睛怎么啦，她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的了。
不久，吴莉莉也因这次风波影响太大，无法再待下去了，便离开了延安。
欲知毛泽东与贺子珍后来的关系如何？请看后边的内容。
东方翁曰：贺子珍对毛泽东的误会，只要冷静下来，应该是可以消除的。以前斯诺在苏区采访时，她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表现得还是不错的。如今围着毛泽东转的是几个花枝招展的外来女人，她就沉不住气了。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通过外国友人向国统区、向全世界介绍苏区及领导人的真实情况，以打破国民党的谣言，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因此毛泽东才会竭尽所能处理好与友人的关系，花费大量的精力向他（她）们提供令外界震惊的宣传材料。严格地说，这都是党内的外交事务，毛泽东和外国友人及其助手谈话、活动的地方，都属于外务场所。身为党内领袖的夫人，以前在山村打游击的时候耍耍“小女人”的性子，打打闹闹，还属于夫妻之间的“家事”，如今在外务场所竟然对外宾大打出手，这就严重了。事后她还不思悔过，又一直闹下去，最终闹出了一个10年夫妻劳燕分飞、悔之终生的结果，岂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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