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
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没有子弹，
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话说1937年4月25日上午9时，周恩来为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红军改编问题，和副参谋长张云逸、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副官陈友才、机要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及4名警卫员，还有负责护送的西北保卫处特务队的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战士，共计25人，乘卡车从延安南门兵站出发去西安。
卡车穿过红军防区三十里铺兵站，沿着盘山公路驶进距延安60多里的劳山北麓的湫沿山。这里山险林密，人烟稀少，豺狼出没，土匪横行。卡车转过峡谷，刚刚进入两山间的一段平地，突然从正前方传来“叭”的一声响。陈友才警惕地问：
“什么声？”
坐在车后边的警卫员刘久洲答道：
“像是放羊人的鞭子声。”
另一个战士说：
“不对，这里是高山密林，怎么会有人放羊呢？”
说话间，劫匪们的子弹如雨点般射来，射向驾驶室，射向汽车轮胎。车上部分战士牺牲，司机的腿部受重伤，鲜血直流。子弹又打穿了汽车的轮胎，卡车躺在了公路中间。周恩来当即命令：
“快下车，散开还击！”
他推开车门，跳出驾驶室，伏在前车轮胎后，观察敌情，指挥战斗。张云逸命令陈友才和警卫员跳下车保护周恩来转移，命令陈国桥率战士们掩护。保卫处特务队成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精选而来的，个个英勇善战，可惜手中都是短枪，火力不如敌人。陈友才已经被子弹打伤了腿，他命令警卫员刘久洲、陈贤仁、向三光、曹鸿都护卫周恩来撤下公路，向右侧树林转移。他自己为了吸引敌人火力，壮烈牺牲。陈国桥继续指挥顽强反击，又命令曹鸿都这4个警卫员先撤，曹鸿都非要一起打，陈国桥揪住他的领子大喊：
“我又不是要你逃命，是要你去保护周副主席！”
曹鸿都只好带人先撤，等追上周恩来时他的3个伙伴也都牺牲了。前方有一道两人高的土崖拦住去路，曹鸿都攀爬上去，用绑腿拉上周恩来等人，向树林转移。
枪声惊动了驻守在附近山头的通讯班，他们急忙与步兵一连联络，但电话线早被割断。他们立即通过另一条线路直接向红军总参谋部一局值班参谋报告。毛泽东闻讯，没来得及戴帽子，鞋子趿拉着，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并下令总参谋长刘伯承集中机关与中央首长的坐骑，交由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集合警卫员前往救援。他还叮嘱黄霖：
“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黄霖带上十几个战士飞马而去。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西北保卫处处长周兴率领集结起来的部队火速奔赴劳山，其中有蔡顺礼集中起来的骑兵，有延安市公安局文书于桑带领的保卫处特务队骑兵排，还有延属军分区独立团和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集合的民兵等。
下午4时，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曹鸿都5人徒步回到了三十里铺。
黄霖率领的警卫员们首先赶到三十里铺。随后，蔡顺礼、于桑带领的几十个骑兵陆续赶到。张云逸令黄霖护送周恩来等回延安，自己则立即率领一部分人马赶往湫沿山的伏击现场营救。
此时，劫匪已经散去，弹痕累累的卡车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在周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保持着作战姿势。还有刘久洲、温太林等4个重伤员一息尚存，立即被众人救起。张云逸检查发现牺牲的机要员口袋里的密码尚在，周恩来的毛毯被砍了几刀。于桑带领战士们收殓了烈士们的遗体。
4月26日一早，周恩来乘坐顾祝同派来迎接的双座小飞机，单人飞往西安。
4月27日，红军总参谋部在延安为壮烈牺牲的陈友才、陈国桥等烈士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萧劲光主持，张云逸致悼词。追悼会后，烈士们的遗体被安葬在宝塔山下。
接下来，周兴亲自布置了剿匪行动。
周兴，1905年出生于江西西部山区的永丰县，父亲是做爆竹营生的。周兴年轻时做过染坊学徒，1925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转入共产党，1927 年随朱德的公安局教导团参加了南昌起义。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之后，周兴先后担任江西省肃反委员会秘书、侦察部长、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中，周兴任红1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特派员。后来，斯诺在采访毛泽东的时候问：“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毛泽东笑答：“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再说周兴命保卫处侦察部长谢滋群抽调一批侦察员，秘密潜入土匪活动地域，张丕谋、李树标两人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一带侦察。张丕谋在老沟了解到土匪头子李青伍近来很少回家，行为反常，只有土匪“坐地大爷”李凤山来李青伍家中联络。张丕谋就秘密逮捕李凤山，审讯查出：劳山事件正是李青伍股匪所为。边区党委指挥剿匪部队从南面迂回，数县合剿，很快将土匪四面包围。土匪头子李青伍落网，这才查明了劳山事件真相。
原来，李青伍与姬延寿勾结，早已四处抢劫，劳山事件之前还在三十里铺附近抢劫了东北军的车队。李青伍在延安南门安插了一个坐探冯长斗，专门通报延安商旅信息。周恩来出行之前，卡车停在南门外待命两天。李青伍以为车上有财物，便带人等候在湫沿山，劫掠财物。
4月底，红4方面军西路军的左支队余部到了甘肃、新疆交界处新疆一侧的哈密县星星峡。中共中央联络在苏联的陈云、滕代远，带领满载衣服、药品、食物的40辆汽车，赶往星星峡迎接这支尚存400余名红军指战员的队伍。
而此时的徐向前已经到达了援西军驻地。而陈昌浩则从河西民乐县花家寨回了他的湖北老家。后来他又在8月间回到了延安，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教书。曾编纂了一部《近代世界革命史》。
1937年5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260人，列席代表74人。会议的主题是进一步动员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对日抗战。
张闻天首先致开幕词。接着，与会代表选举了由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萧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1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并通过了大会议程：1．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2．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5月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共分3个部分：1、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2、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3、我们的领导责任；一共讲了20个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深刻地分析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他明确地说：
“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他在第二部分着重讲了如何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他说：
“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毛泽东还说，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策略上可以做些让步，以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当然“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
“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他在第三部分中讲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他说：
“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依现实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强调说，为了保证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必须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又要反对陈独秀的尾巴主义。
在党代会期间，朱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带领着红军高级指挥员们去看望尼姆，为支持尼姆准备写作的《中国共产党人》，交给尼姆34份领导人的简单自传。此后，尼姆又对一些人进行了重点采访。
尼姆看得出来，这些活动都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她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从礼节到对外政策，毛是每件事的主宰。”
史沫特莱在会议期间则担任了红军指挥员们的舞蹈教师。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这样记述：
“在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期间，我曾试图教他们中间一些人跳舞。他们的反映富有启示意味。朱德是个希望能学会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从不让自尊心妨碍他做这种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来的是周恩来，但是他像是个研究数学问题的学者。彭德怀宁愿作壁上观，而不愿挪动一下腿，他是和革命结了婚的。贺龙简直是节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动的砖块铺砌的场地上，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就无法控制住他自己。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这种名声变得坏到使我有一次拒绝再给朱德上一次舞蹈课，他却反驳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于是，我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
5月7日上午，刘少奇在党代会上作了发言。
据刘子久回忆说，会上还印发了刘少奇的两篇文章：《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这两篇文章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不能不引起与会代表们的广泛注意。
原来，刘少奇曾在1937年2月20日、2月25日、2月26日、3月4日接连从天津给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了4封长信。他在信中强烈地提出：“我要求你们切实注意‘左’倾的问题。12月决议仅是我们自己的原则的转变，而在今天则是这种原则的转变已经进入实际的转变。在这个转变关头，如果发生错误，甚至是一点小小的疏忽，都要引起深远的结果。我和全国的事实都要求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指示。”
刘少奇已经认定，他所提出的反对“左”倾的问题已经不是日常工作性质的问题，而是在历史“转变关头”将会“引起深远的结果”的大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左”倾错误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他写道：“我觉得我们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10年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到现在是已成了一种传统。”
他这样说仍嫌不够，接着又写道：“必须还得着重地指出，我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改正、而且继续着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左’倾传统。”
这已经越出了对当前白区中“左”倾思想批判的范围，而扩大到对党的10年历史，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如何估价的问题了。他还写道：“直到现在许多地方还没有转变过去的错误传统，甚至还有一些地方还不觉得转变过去传统的必要。他们认为现在的转变，只是形势变更后政策的转变。他们满足于叫几句统一战线的口号。他们还不知道不转变过去的传统，就不能执行现在策略的。”“这些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
刘子久所说的会上印发的《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就是上述刘少奇那4封长信中的重要两封。这些信中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指责，对博古、张闻天等人来说，自然是一种严重刺激。
5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结论报告，题目是：《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说：
“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经这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一些其它的问题。”
接着，毛泽东在“讨论这些意见”时，谈到了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尔后，他又谈到了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关于干部问题，他说：
“在一个4亿5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毛泽东最后讲的是：“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说：
“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迅速地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完成。”
此后，会议讨论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5月7日这一天，西路军左支队指战员们被拉到了新疆迪化（1954年改称乌鲁木齐），仅存的师级以上干部有：西路军总部参谋长李特，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一局局长郭天民，三局局长宋侃夫，五局局长欧阳毅，卫生部长苏静观，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红5军政委黄超，红9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其中的李特和黄超在1938年初被王明污为托派分子，枪杀于迪化。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王明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到极大的刺激。李特、黄超是从1931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他们到鄂豫皖之前，我们并不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4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张国焘甚至说，李特之死对他是一种“重大的刺激”，成为他“最后决定脱离中共”的重要原因。
5月10日，博古在党代会上作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会议认为，在目前新的政治形势下，我们的工作方式及组织形式，毫无疑义的是要随着环境变更而变更，而这一变更的关键，就是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所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
5月14日下午，林伯渠致闭幕词，宣布全国代表会议结束。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方针和任务，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党代会结束后，由于会议期间印发了刘少奇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使得与会者及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30多位代表对白区工作的认识出现了严重分歧，中共中央决定接着召开白区工作会议。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工部长刘少奇出席政治局会议，对他准备提交给白区工作会议的报告《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作了说明。这个报告共分3个部分，其中的第1部分批评了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
张闻天对刘少奇提交的这份报告很不满意，当场宣布说，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第1部分暂不报告。
5月16日傍晚，罗荣桓和林月琴的新婚典礼在延安举行。35岁的新郎罗荣桓与新娘同属虎，比林月琴大12岁。
夫妻二人是去年相识的，那时林月琴22岁，端庄秀丽，人虽年轻却已经有了七八年的革命经历。说来也奇怪，原先并不打算考虑个人婚姻问题的罗荣桓，自从与林月琴相见几次之后，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爱情是个非常甜蜜的东西，罗荣桓在恋爱的日子里常常夜不能寐。正值青春芳龄的林月琴，也为能找到罗荣桓这样又是大学生人又淳朴厚实的如意郎君眼睛里常常闪着异彩。
婚期定好后，林月琴把罗荣桓的旧狗皮褥子翻晒好，又将毯子用碱水洗干净，搭设了一张双人木床，加上从老乡家借来的一套老式桌椅，新房就算布置好了。远在西安的井冈山时期的一个老战友，得到消息后，托人给罗荣桓捎来一袋子面粉。罗荣桓请几个炊事班战士全部擀成面条，招待客人。
结婚这天下午5点多钟，十几个客人及政治部的干事、警卫员、马夫都来了，大家在一起吃着罗荣桓、林月琴的喜面，还闹着要新郎新娘共吃一口面，气氛非常热烈。
婚后几天，罗荣桓奉命上了前线。又过了不久，据传在西路军中牺牲了的林月琴的前夫吴先恩（湖北红安县人，红9军供给部长，1955年授中将衔）回到了延安。消息传来，林月琴甚是尴尬，毛泽东亦震惊不已。他知道此事若处理不好，闹出矛盾，又会造成1、4两个方面军的不团结，不利于抗日救国大业。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让警卫员把林月琴叫来，听听她的想法。林月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来招呼她坐下，又为她倒茶，亲切地说：
“你就是林月琴同志，打过仗吗？”
林月琴自豪地说：
“在4方面军，我有一营妇女工兵哩！”
毛泽东笑了，说：
“噢，还是个营长哩。你们结婚吃了什么？”
林月琴说吃了一顿面条。毛泽东笑着说：
“好啊，吃面条也不请我！”
林月琴忍不住笑了。毛泽东说：
“罗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他原则性强。他这个同志爱吃辣椒，你们在一起生活习惯不习惯？”
林月琴笑而不答。毛泽东说：“月琴同志，你们新婚不久，我就把荣桓派去前线，战事紧张，没得办法哦。你不会怨我吧？”
林月琴说：
“主席，我哪能怨你呢！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怎能顾儿女私情？”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后认真地说：
“你前夫已回延安了，你准备和他和好吗？不过这是你的事，中央让你自己拿主意。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我批准你去见见他，罗荣桓有意见我来解释。你同他商量后再告诉我，这样对你们3个人来说，都是公正、公平，也算仁至义尽。”
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诚恳地说：
“毛主席，他已让人带口信给我，他不怪任何人，祝我和罗荣桓恩恩爱爱，永远幸福。你说，我还该去找他吗？”
“拿得起，放得下，好哇！这样的同志好！”毛泽东高兴地说：“口说无凭，信以为实。月琴同志，是否让他将心里话写出来，白纸黑字，永难反悔呢？”
林月琴听了毛泽东的话，连连点头。不久，她见到了吴先恩，说明了自己的态度，二人十分友好地分了手。后来在1955年授衔时，林月琴被授予全军唯一的女大校。
5月17日，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中央会议厅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还有上海的代表等，共20多人。
这天上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会议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他只讲了第3部分的提纲。
5月20日及其以后，白区工作会议对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激烈争论，先后有24人发言，多数人对刘少奇的报告提出批评，有的十分尖锐，集中反映在3个问题上：（1）关于对白区工作的估计。（2）关于对“左”倾错误的历史传统的认识。（3）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针问题。也有人不赞成对报告全盘否定，不同意某些过激批评。
会外，代表中对刘少奇不满的情绪表现得更为激烈。李雪峰回忆道：“少奇同志对过去工作作风的批评比较尖锐，语气重。”“因此，有些同志觉得我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辛辛苦苦在下面工作，怎么都错了？”李昌回忆说：有的人当时“嚎啕大哭，说以前死的同志白死了？”还有16个人联名写了意见书。吴德回忆说：“我们这个屋的大部分都签了字，我也签了名。显然，这是错误的。关于这件事，建国后，少奇同志见我时讲过：你那时还年轻，不懂得什么路线斗争。”
5月23日，周恩来、林伯渠携带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去见蒋介石。
5月24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蒋介石以个人谈话方式承认：1、开放言论；2、集中人才；3、赦免政治犯。
同时，蒋介石还密令所属：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
5月24日这天，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会见蒋介石时要谈下列两个问题：
“第一方面，关于纲领及苏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第二方面，关于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
电报中还说，中央要求周恩来拟定具体意见电告中央。
5月25日，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的复电，在回电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又提出下列各点：
“1、特区政府委员9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2、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可以并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4个师，1师长林彪，2师长贺龙、3师长徐向前，4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6个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也准备让步设政训处。”
5月27日，中共中央为迎接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宣布白区工作会议休会。
5月29日下午5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一行18人，在涂思宗、萧致平率领下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陕北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是日晚，苏区政府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致欢迎词。他说：
这次欢迎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合作干起来的，现在与那时不同，民族危机比那时严重，因此，今天国共合作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大的。过去10年国共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民族危机严重，如果国共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考察团此来，使国共两党团结进入新的阶段，其意义是很大的。
毛泽东在致词中还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只是临时的策略。他说：
考察团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召开欢迎会，就是国共合作的表现。我们希望两党长期合作下去，并且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做。
毛泽东还说：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写的文章，是为着民族解放，是为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今后要写文章，一个人是写不成的。写民族独立固是一篇大文章，写由封建专制转入民权自由更是一篇长文章，民生幸福的一篇自然是更大更长的文章。我们希望的是使两党合作达到新的阶段，这不是短期的合作，是长期的问题，这篇文章怎样写，共产党的笔已经在手里了。”
5月30日下午，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在城南门外大操场召开五卅纪念与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现在中国最中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他还就某些人怀疑国共两党是否有诚意合作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解释。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延安考察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各武装部队，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情接待。此后，他们又先后考察了关中、甘肃东部的红军驻地。考察团表示，愿将苏区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转达南京政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
1937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白区工作会议上的争论，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朱德、刘少奇、关向应、凯丰。
张闻天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刘少奇的报告和刘少奇3月4日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都是错误的。他还说，他准备了一个提交白区工作会议的报告，以取代刘少奇的报告。他准备提交的报告的第1部分中说：“四中全会后，犯了一些错误，然而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不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且对于这些部分的错误，都经过了自己的力量而克服与纠正了。”
6月2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发言，为自己作了辩解。他刚讲完，立刻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仍是不同意说党内存在着一个“左”的错误传统。凯丰说：
“少奇同志有许多地方说得过火，是由于对历史条件的忽略。”“我们说，在10年中，对于左倾是斗争过的，而克服了；克服而又发生又是一件事。对于盲动主义、立三路线都是坚决斗争过的，而且是克服过的，虽然有时没有完全克服，这是由于许多同志认为左倾比右倾好些，另方面，因为反对左又来一个右，因为要反对主要的右倾，所以对左不能不放松些。就是假定有这样的左，也不是不变的，有时缩小，有时扩大。在总的说有个传统是不对的。”
博古讲得更直截了当。他一开始就说：
“少奇同志的提法是：六次大会的任务没有完成，原因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我想，问题这样的提法根本不对。”“假如像少奇同志的提法，1917年前的苏联的党那就要认为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以组织的破坏而说过去都是错的。我们党过去有没有缺点？有。我同意洛甫说的6点，但不能说是一贯的左倾盲动关门主义的传统。如果这样说，那便认为我们是勃朗基主义的党。少奇同志的估计与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估计是相反的。我们的传统是革命的传统。我们只能说我们有过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是有一线牵连的。”“我以为两重性的转变是对的。但少奇同志对后一种转变又有一个弱点，只看到左的，不看到右的。”
6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讲了7个问题：
1、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是因为什么？3、少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4、少奇的错误。5、党的路线是否正确？6、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7、几个问题——合法非法问题，少奇过去的问题，今后对付这类问题的态度。
毛泽东在以上提出的问题中说道：
“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少奇写给中央的几封信上”，“他也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他也批评刘少奇不对的地方：（1）把问题扩大化一般化了；（2）非辩证的发展观，似乎一无变化只是直线发展的观点是不对的；（3）过于强调了主观能动性，而主观指导也受着客观可能性的限制；（4）有时忽视了“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
毛泽东还说：党在15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我们党内也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党内还没有克服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的提出来解决。
6月间，毛泽东鉴于王稼祥病情恶化，决定送他去苏联疗伤，还亲自指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护他到苏联去。王稼祥在贺诚陪同下经西安到上海，又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乘西伯利亚火车于7月抵达莫斯科。苏联医生从他腹部取出了折磨他4年多的弹片和腐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王稼祥的身体恢复了健康。
6月4日，周恩来抵达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张冲进行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介石对中共中央的草案不屑一顾，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就放在了一边，对周恩来说：
“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则共产党隐藏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共产党应避开实干，不要太大，不必力争目前不能实现的要求，以便将来发展。”“化多党为一党，国民党可以改变名称，各党派均取消，加入这一党，党内是可以有派的。你们可以进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
蒋介石设计的方案是：由国共两党干部共同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成员由他指定，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之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决定，然后执行。将来视情况允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的党，并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凄凄惨惨地说：
“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周恩来力争红军改编为4个师，45000人，地方部队10000人，工兵10000人，部队设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为正副司令。
蒋介石说只给3个师的番号，45000人，在3个师上面设立政治训练处指挥之。他还说：
“红军改编后，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
周恩来提出了中共中央拟定的边区政府组成人员：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
蒋介石坚持要由国民党方面人士担任边区政府正职。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后，毛泽东指示说：
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中国共产党包办，绝不让步，领导机关人选不能让步，“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坚持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不要国民党任何人。”“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据理力争。他们在谈判中明确告诉蒋介石：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作，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但是，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任何政党。”
不久，国民党派出高级参谋4人，副主任1人，到达西安。毛泽东果断决定：
“全部坚决拒绝，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
6月6日，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复会，由于毛泽东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情况便发生了根本变化，扭转了对刘少奇不利的局面。张闻天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加进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评价的一部分内容。
6月9日至10日，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结论发言，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说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对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会议表决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上海等地的代表，在谈话中强调了白区工作要深入群众、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打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到稳扎稳打，逐步提高。后来，他又根据白区工作长期斗争的经验教训，完整地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在党的正确路线和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白区工作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6月10日这天，毛泽东在接见参加白区工作会议的上海等地代表后，又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列席会议。刘少奇说：
“关于华北党的政治问题已解决了，今天解决具体问题。”
毛泽东谈了宣传问题和组织问题。他说：
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来进行政治动员，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会议决定仍派刘少奇为中央代表，并改组了北方局。
再说在6月上旬，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彭泽湘来到了延安。
彭泽湘，又名一苇、祖康、若愚、岳渔，1899年11月5日出生在湖南岳阳，1919年1月中学毕业后到了北京，6月考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2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赴俄赈灾代表团，12月经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介绍，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12月经罗亦农和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中共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支部书记。1924年秋，他奉调回国出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5年8月接替王若飞任中共豫陕区委宣传部长兼军事特派员，主要从事军事统战工作，直属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领导。1926年9月，他赴沪出任中共鄂区区委书记。不久，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出任唐生智部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唐生智向右转后，他奉命离开唐部，从上海转道苏联学习，1927年10月入列宁学院学习，1928年7月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秋回国，先后任上海中共沪中区委委员、宣传部长、区委书记。他和前任何孟雄、蔡博真一样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后因不接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在1931年1月被开除党籍。他与逃到上海避难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从事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活动，劝说19路军蔡廷锴联共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后，他担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主持政府秘书处工作，1934年1月遭到蒋介石通缉，被迫逃往香港，与李济深等一起继续为反蒋抗日进行活动，并与人一起恢复建立第三党。1935年11月，他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组织委员会书记。1937年春，他到北平从事抗日联合战线工作，同老朋友李锡九过从甚密，并结识了杨秀峰、张友渔、张东荪一批教授，李锡九告诉他说：
“毛泽东先生知道你到了北平，他请你到延安去一趟。”
彭泽湘闻言，非常高兴，欣然启程，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一路顺利到达延安，张闻天首先接待了他，将他安排在延安饭店休息。第二天，毛泽东接待了他，初次见面，难免有一般礼仪上的寒暄，毛泽东说：
“欢迎你到延安来看看，希望你多住些日子。”
彭泽湘说：
“我向往延安已久，现在能到延安来，衷心感谢毛先生的邀请。”
从次日起，毛泽东连续4个晚上到延安饭店看望彭泽湘。他每次都带上一包前门香烟，同彭泽湘一边抽烟，一边恳谈。他分析了国家目前的形势，谈到了中国的历史，询问了上海、北平和两广的情况以及李济深、白崇禧对抗日的态度。彭泽湘反映了一些情况，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在交谈中，毛泽东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令彭泽湘深为感动和敬佩。最后，毛泽东还谈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想法及有关的方针政策。
彭泽湘在延安期间受到了中共中央的亲切款待，从政治思想上获得了启迪和教益。一个星期后，他要离开延安了，林伯渠送来了毛泽东书写的几封信，托他转交给北平的教授张东荪、郭大中、张友渔、杨秀峰等人。
6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北方局王世英说：
“已与彭泽湘在延安谈好我们同第三党合作问题，他们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党同我们合作。”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在上海的潘汉年说：
“第三党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明日离延安经北平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
后来，彭泽湘于7月5日回到北平，向诸人转交了毛泽东的信件，又召集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华北局和北平市的负责人何世琨、王一帆、张云川、周惠生及其他全体干部、部分骨干开会，介绍延安之行的情况，介绍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谈到自己的亲身感受时，他说：
“我这次去延安见到毛泽东先生，开了眼界，很有收获。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侵略我们，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只要我们坚持抗日，中国人是可以打到底的。”
且说6月18日，周恩来等代表因国共双方谈判依然没有结果，就奉命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6月18日这一天，徐向前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延安。一些人埋怨说：徐向前把几万人马都搞光了，他一个光杆司令回来干什么？徐向前顶着巨大压力，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的经过。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泽东深知西路军的失败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造成的，不能全怪徐向前，便爽朗地安慰徐向前说：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徐向前被毛泽东充满信任、关怀、爱护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思想包袱一下子卸掉了。
6月25日，毛泽东在何香凝托人送来的廖仲恺著《双清词草》的扉页，看到柳亚子为何香凝的“寒之友社”成员的作画题写的一首诗，对柳亚子顿生思念之情，便给何香凝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香凝先生: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10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作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6月25日
毛泽东在信中称赞的老朋友柳亚子，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到了日本。1929年，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居住，获悉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十分兴奋，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旗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诗人自注“两列宁”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是最早运用诗歌形式歌颂毛泽东的诗句。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柳亚子协助何香凝组织国难救护队，担任副主席兼经济部长，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1932年，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柳亚子写下了《怀人三载》，诗云：
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欲知毛泽东何时才能与老友柳亚子重逢，请读者诸君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刘少奇属于海归宗派主义小圈子里不被重用且受排斥的少数人之一。至今还没有见到有人研究其原因，是否因其性格所致，不得而知。他在1937年2月20日、2月25日、2月26日、3月4日接连给张闻天写了4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长信，向“左”倾宗派主义小集团发难，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上引发了激烈争论和众人的围攻。毛泽东明白，彻底清算“左”倾路线的时机还不成熟，刘少奇这种不择时机的出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但他又不能丧失原则，于是便在政治局会议上抹了一把稀泥，既指出“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刘少奇的缺点，又肯定了刘少奇“基本上是正确的”，不但稳定了推动全民抗战的大局，而且也改变了会议不利于刘少奇的局面。同时，他还不动声色地送王稼祥去苏联就“医”，一来治病，二来寻找机会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内的真实情况，其良苦用心恐怕是政治局里其他人都想不到的。后来在全民抗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在彻底斗败了王明宗派主义小集团后，他才下定决心，彻底清算党内“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的影响，从前方召回刘少奇，与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党内3人领导核心，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这整个过程无不表现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畏胆识和非凡谋略，这也正是他和刘少奇的重要区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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