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绝大多数事件的发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演变的结果，邓拓被打倒亦是如此。
一、屡次犯上
邓拓曾长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等职务，按理说应该很讲政治、精通业务，但可能是因为书生本色或其他原因，他在舆论导向尤其是宣传毛主席方面把关不严、方向不准，多次受到主席批评。
如1956年6月，少奇同志指示中宣部撰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邓拓在交毛主席审批时，主席批示“我不看了”。此时，他明知毛主席对该文很有意见，但因不愿得罪少奇同志，便坚持将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主席对此很不高兴，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邓拓竟匪夷所思地让《人民日报》做了简单处理。在该报3月3日的新闻报道中，连标点符号、“新华社2日讯”等都算上，共有219个字符，核心内容仅有“毛主席在2月27日下午的会上就‘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了话”等33个字符，而且事后没能及时跟进报道。
此举让主席很不满，他在1957年4月10日批评邓拓：“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主席将邓拓行为视为“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这种定性非常严重、极为罕见。
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再次当众批评邓拓“书生办报、死人办报”。此外，邓拓在《人民日报》是否发表山东大学李希凡、蓝翎两名学生批判俞平伯文章等问题上也与主席意见相左。
由于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邓拓于1959年2月调离《人民日报》，担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处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
二、不够严谨
1961年3月19日，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以“马南邨”为名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1962年 11月收结《燕山夜话》最后一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62年9月，他与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开设《三家村札记》专栏，撰写杂文，1964年7月结束。
作为作家，邓拓无疑是高产的、优秀的，他的杂文旁征博引、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反响强烈；但作为共产党主管思想文化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的杂文锋芒毕露、不够严谨，确有过激之处，如有的文章涉嫌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影射“东风、西风、九个指头”等明显有毛式风格的言论，这是他后来被打成“三反分子”的重要原因。
三、购画风波
1963年秋，中央某部委发通报称邓拓涉嫌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非法获利几千元。刘少奇、彭真等领导闻讯后高度重视，责令专人组织调查。后经调查，邓拓不存在倒卖国家文物、非法获利的情况，但他9个房间的文物字画引起广泛质疑。邓拓为自证清白、洗脱嫌疑，1964年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包括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及明代石涛、唐伯虎、仇英、沈周等名家的145件（套）古代书画精品，即便如此，他仍然成为“四清”“文革”时期的重点关注对象。
四、历史问题
邓拓1930年12月入党，为党做过大量工作，但由于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原因，存在复杂的历史问题。如他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存在诬蔑农民起义、美化蒋介石、歌颂美帝国主义等错误观点和采用民国纪年等错误做法。如果仅是学者，此举无可厚非，但作为共产党员，邓拓不该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另据康生、彭真反映，邓拓历史上曾被捕投降过，只是没有给党造成重大损失，他在“八大”前主动给中央写信，说自己有历史问题，不能当选中央委员。戚本禹听说后曾求证时任中组部长的安子文，在查阅档案后，安子文委托秘书回话“邓拓在敌人那里招供了”。
邓拓有历史问题确实遗憾，但能在“八大”前主动向中央报告，说明他襟怀坦白、对党忠诚，这是值得肯定和点赞的。
五、拒转姚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各地党媒争相转载的情况下，北京却按兵不动，这是因为该文涉及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彭真等领导主张将该文限制在学术争鸣的范围内。邓拓作为与彭真相识近30年的老部下、老战友，为保护好友吴晗，坚决支持并认真落实了彭真的一系列指示，从而深度卷入彭真与毛主席的争执中，这是他被打倒的主要原因。
六、公开批判
鉴于邓拓的表现和历史问题，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主席在杭州3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反党反社会主义。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公开批判“三家村”文章，邓拓随即被勒令停职检查。
5月8日，江青化名“高炬”发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关锋化名“何明”发文《擦亮眼睛，辨别真假》；5月10日，姚文元发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5月16日，戚本禹发文《评〈前线〉〈北京日报〉资产阶级立场》，揭发邓拓历史上是叛徒，一场针对邓拓的大批判随即展开。
七、平反昭雪
也许倍感冤屈，邓拓在1966年5月17日夜（或5月18日凌晨）不幸去世，终年54岁。很多人说他是自杀身亡，但死因没有准确说法，这是因为他长期患慢性病，如严重的偏头疼、失眠症等，当时又因外界压力、心情不好等因素，病情日趋严重，如他在5月17日晚写给老领导彭真、刘仁的信中说：“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在写给夫人丁一岚的信中说：“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可见，邓拓当时的身体的确较差，他到底是因身体不好、吃多了安眠药不幸去世，还是因压力过大、吃安眠药自杀身亡，活着因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外人很难判断。而且，对邓拓这样身份特殊的京官，官方居然没有尸检，查出死因，而是仅凭一张“遗书”就草草结案，显得有点反常。
1979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邓拓平反昭雪。1979年9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主持追悼会，称邓拓是“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拓的一生这才划上了句号。
八、舆论导向
邓拓去世后，有关他的舆论导向日趋复杂，除“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外，更多的人说他是“书生意气”“自杀抗争”“歌颂毛泽东而死的文人”“文革含冤而死第一人”“在政治的夹缝中走上绝路”等，并刻意忽略他党的高级干部的身份。可见，邓拓虽然 “永远敬爱毛主席”，但早已被某些人当作控诉毛主席的工具，作为中共党员，倘若他地下有知，肯定会坚决反对的。（202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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