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右倾投降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记取1927年陈独秀投降
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而不是重犯那种错误。”
话说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再一次会见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贝特兰。
詹姆斯·贝特兰（JamesBertram），1910年出生于新西兰奥克兰。他先是在奥克兰大学取得了文学硕士，后又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还曾在意大利佩鲁贾大学学意大利文，之后到伦敦《泰晤士报》工作，1936年作为罗得斯奖学金的访问学者来到中国，在北平燕京大学学习，一些英国报刊纷纷委托他报道中国的情况。因受埃德加·斯诺夫妇和当时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立即启程赶到西安，采访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并同史沫特莱一起志愿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向外界广播，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他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到延安访问。毛泽东曾多次会见他，并回答了他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之间的访谈录后来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这是一份很多人难得一见的重要史料，特将全文抄录如次。
贝问：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有什么具体表示？
毛答：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向全国警告过，对日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对于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证”，以为战争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动员民众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们，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战争的爆发及其经过，证明我们这些意见的正确。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不久我们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政府所应采取的政策。国共合作成立之时，又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宣言。这些都证明我们对于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政策来进行抗日战争的这种方针，是坚持不懈的。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问：据你的观察，战争到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什么结果？
答：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城、略地、奸淫、抢劫、焚烧和屠杀，把亡国危险最后地加在中国人身上。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多数人从此得到了深刻的认识，知道非进一步团结和实现全民抗战不能挽救危机。同时，也开始提醒了世界各和平国家认识抵抗日本威胁的必要。这些就是已经产生了的结果。
问：日本的目的你以为是什么？这些目的已经实现了多少？
答：日本的计划，第一步是占领华北和上海，第二步是占领中国的其他区域。说到日寇实现其计划的程度，由于中国的抗战至今还限于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日寇已在短期内取得了河北、察哈尔、绥远3省，山西亦在危急中。唯有实行民众和政府一致的抗战，才能挽救这个危局。
问：据你的意见，中国的抗战也有它的成绩没有？如果说到教训，则教训在何处？
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和你多谈一谈。首先来说，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这表现在：
（一）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
（二）战争使全国分崩离析的局面变成了比较团结的局面。国共合作是这个团结的基础。
（三）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
（四）给了日寇以很大的消耗。听说日寇资财的消耗是每天二千万日元；人员的消耗尚无统计，但一定也是很大的。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唾手而得东4省，现在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也表现在这一方面。
（五）从战争取得了教训。这是用土地和血肉换来的。
说到教训，那也是很大的。几个月的抗战，暴露了中国的许多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份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有些人说：“现在的战争已经是全面性的战争。”这只说明了参战地域的普遍。从参战的成份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抗战虽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为还不是群众战。这也同时是一个团结问题。中国各党派间虽然较前团结，但是还远远地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政治犯大多数还没有释放，党禁并没有完全开放。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依然十分恶劣，这里有的是隔离而不是团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战争的胜利是无从说起的。此外，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作“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要胜利必须政治上军事上都采取和现时大有区别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所得的教训。
问：那么，政治上军事上必需的条件是什么？
答：政治上说来，第一、须将现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个政府实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许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使战争带着群众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办法包括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改良工人和下级官兵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灾民难民等等。政府的财政应该放在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的原则上。第四、外交政策的积极化。第五、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第六、严厉地镇压汉奸。这个问题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汉奸们横行无忌：在战区则援助敌人，在后方则肆行捣乱，并有装出抗日面貌反称爱国人民为汉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镇压汉奸，只有人民起来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军事上说来，亦须实行全盘的改革，主要地是战略战术上单纯防御的方针，改变为积极攻击敌人的方针；旧制度的军队，改变为新制度的军队；强迫动员的方法，改变为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法；不统一的指挥，改变为统一的指挥；脱离人民的无纪律状态，改变为建设在自觉原则上的秋毫无犯的纪律；单单正规军作战的局面，改变为发展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局面，等等。所有上述这些政治军事条件，都在我们发布的十大纲领中提出来了。这些政策，都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的精神。只有实行这些，战争才能胜利。
问：共产党如何使这个纲领实行起来？
答：我们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释现在的形势，联合国民党及其他一切爱国党派，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围还很狭小，必须把它扩大起来，这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唤起民众”的遗嘱，动员社会的下层民众加进这个统一战线去。说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就是要实行一个共同纲领，用这个纲领来约束各党各派的行动。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国民党现在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这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是民权主义是没有实行的，民生主义也没有实行，这样就使得现在的抗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现在战争如此紧急，应是国民党全部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再不实行就要悔之无及了。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问：请你告我以八路军的情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例如战略战术方面，政治工作方面等等。
答：自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关心它的行动的人确是很多的。我现在向你说明一个大概。
先说战斗情况。在战略上，八路军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战争。如你所知，八路军曾经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例如平型关的战斗，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广灵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3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平型关、雁门关的两次夺回，以及近日的曲阳、唐县的克复等。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日军要在山西横行，必然将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难。
其次，战略战术问题。我们采取了其他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这种战法，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则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军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区别。拿现时这一阶段的情况来讲，集中使用兵力之时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时较多，这是为着便于在广大地域袭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若在全国军队，因其数量广大，应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
其次，政治工作问题。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3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此外，从第二个原则出发，八路军的补充不采取强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式，这个办法较之强迫的办法收效大得多。
现在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的一部分虽已丧失，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号召全军配合一切友军为保卫山西恢复失地而血战到底。八路军将和其他中国部队一致行动，坚持山西的抗战局面；这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问：据你看来，八路军的这些长处，是否也能适用于其他中国军队？
答：完全能够适用。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1924年到1927年的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924年到1927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现在的抗日战场，正需要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并不一定要有几百万，有了几十万作中心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
问：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日本军队的纪律下未必有效吧？例如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们杀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你们政策的意义。
答：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问：据我所知，日本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又在上海放出和平空气。日本的目的究竟何在？
答：日本帝国主义在达到它的一定步骤后，它将为着3个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烟幕弹。这3个目的是：（一）巩固已得的阵地，以便作为第二步进攻的战略出发地；（二）分裂中国的抗日阵线；（三）拆散世界各国援助中国的阵线。现在的和平空气，不过是施放和平烟幕弹的开始而已。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
问：据你看，这种危险的前途如何？
答：前途不外两种，一是中国人民把投降主义克服下去；一是投降主义得势，中国陷于纷乱，抗日阵线趋于分裂。
问：两种情况中何种可能为多？
答：中国人民是全体要求抗战到底的，中国统治集团中如果有一部分人在行动上走入投降道路，则其余坚决部分必起而反对，和人民一道继续抗战。这种情况，当然是中国抗日战线的不幸。但是我相信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群众将克服投降主义，使战争坚持下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问：请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
答：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我们应当向人民群众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投降主义者没有了群众的基础，即无所施其伎俩，抗日战线便能巩固起来。
问：共产党在纲领中提出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它和“战时政府”岂不是互相冲突的？
答：一点也不冲突。共产党还在1936年8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3点：
（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
（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
（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
从这3方面看来，它和所谓“战时政府”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正是一个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
问：可是“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答：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需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
问：这和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吧？
答：这和历史上的某些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
问：难道也有符合的？
答：也有符合的。战时的政治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主集中的，一是绝对集中的，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强迫人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作战，违反人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路易乔治一类的政府就是需要的。路易乔治压迫英国人民不许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话，任何表现这种民意的机关和集会都不许存在；即使仍然有国会，那也是奉令通过战争预算的国会，也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的机关。政府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不一致，就产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绝对集中主义的政府。可是历史上还有革命的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战争、俄国的革命战争、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战争。在这一类的战争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赞成战争，因为人民极愿意进行这种战争；政府的基础建设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引导人民发表意见，以便积极地参加战争。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中国1926年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
问：那么，你们准备经过什么步骤实现新的政治制度？
答：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合作。
问：为什么？
答：15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1924年到1927年的两党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1927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10年来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被迫转入抵抗国民党压迫的方向的，我们坚持了解放中国的光荣的旗帜。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了，为了抗日救国，两党必须在一定纲领上进行彻底的合作。经过我们不断地努力，这个合作算是成立了，问题在于双方承认一个共同纲领，并在这个纲领上行动起来。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这纲领的重要部分。
问：怎样经过两党的合作达到新制度的建立？
答：我们正在提议改造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为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我们提议召集临时国民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应大体上采用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的主张，由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抗日民众团体和实业团体，按照一定比例推选出来。这个大会的职权，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我们认为抗战已到了紧急的转变关头，只有迅速召集这种有权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才能一新政治面目，挽救时局危机。这一提议我们正在向国民党交换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意。
问：国民政府不是宣布了停止国民大会的召集吗？
答：那个停止是对的。停止的是国民党过去准备召集的国民大会，那个大会按国民党的规定是一点权力也没有的，其选举更根本不合民意。我们和社会各界都不同意那样的国民大会。我们现在提议的临时国民大会，和已经停止的根本不同。临时国民大会开会之后，全国面目必为之一新，政府机构的改造，军队的改造和人民的动员，就得着一个必要的前提。抗战局面的转机，实系于此。
贝特兰在这次访谈后，就离开了延安，到晋南前线的八路军总部和120师采访，还冒着生命危险随一支小分队遍访华北战线前沿地区。他先后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萧克、左权、关向应等人，并作了详细记录。后来，他以公正客观的报道和有关著作，为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赢得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且说10月26日拂晓，刘伯承获悉驻守井陉测鱼镇日军第20师团的辎重部队在300多名步兵掩护下，向西开进，便指挥129师第386旅772团在七亘村设伏待敌。
9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区。第772团第3营放过敌人的前卫部队，向它的本队突然发起火力袭击，陡坡顶上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也像冰雹似地砸向敌群。日军顿时像炸了窝的马蜂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有不少被挤下了深沟。战士们随着一片喊杀声，奋勇跳入敌群，跟日军展开了白刃战。两个多小时后，枪声、喊杀声渐渐沉寂了下来。此战共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一批军用物资。
胜利的消息很快就在七亘村一带传开了，附近的孔氏村、南泉村、北泉村推派代表抬着大肥猪，送到第386旅旅部，给八路军庆贺胜利。
这一天，刘伯承又得到了一个情报，说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正继续向旧关抄袭。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据此，他判断七亘村仍然是日军进军的必经之路，便断然决定还在七亘村设伏。根据“用兵不复”的原则，日军万万想不到八路军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
刘伯承为迷惑日军，让772团主力第3营在27日当着来七亘村收尸日军的面，佯装撤退，造成七亘村无兵把守的假象。敌人再也想不到3营绕了一圈又返回了，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
10月28日晨，敌人的辎重部队果然循原路过来了，前后有100多骑兵，300多步兵作掩护。他们毕竟吃过亏，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到了七亘村附近，他们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进行了反复的炮击。第772团3营的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和石洞里，沉着镇定，不发一枪。
11时许，日军进入了伏击地域。第772团第3营的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这次日军已有准备，一遇打击便就地组织抵抗。第3营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仍英勇出击，将日军截成两段。负责增援的第2营因天雨路滑没能按时赶到，因此第3营没能将敌军全歼。战至黄昏后，敌人乘夜色突围而出，一部分向西逃往山西平定，大部分则向东退回测鱼镇。
这次伏击战虽然只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骡马几十匹，但却牵制了敌人，使困在旧关以南的国民党军曾万钟部1000余人从敌人的包围中成功突围。
再说忻口会战的正面战场，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10月26日，国民党守军放弃娘子关，全线后撤。娘子关一失，日军迅速占领平定、阳泉、昔阳一线，对太原和忻口形成了大包围。
10月2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他写道：
朱彭：
甲、苏联远东军似对满洲日本有所示威，华北日军有一部出关一部回国说，但未证实，请勿下达致起轻敌之心。
乙、我右翼主力既集中正太路，如打得好当能有效制止敌进。我前提120师主力北上未见答复，仍盼考虑。我意只留一团在原平以西，主力两团，以宋（宋时轮——笔者注）团全部位于大同、怀仁、岱岳、左云、右玉至平鲁地区，分数支队，主力袭击铁路沿线，一部开辟西面工作；另一团位于山阴、雁门关、朔县地区，主力袭击铁道，一部开辟朔县工作，目的在保证切断运输大道，又能发展北面工作。
丙、王兆相部暂在原地待命，如86师（以高双成为师长的国民党军——笔者注）不占神府苏区交涉有效，则该师可以不回，使其在晋补充整理，交涉无效时，再电告调回。
毛泽东
10月30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进至昔阳以西的沾尚地区，准备袭击由平定、昔阳西犯之敌。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城东的清凉山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这天天气格外晴朗，同学们都穿上新军装，彩旗飘扬、歌声嘹亮，一片欢腾。中共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团体派出了七八十名代表前来庆贺。毛泽东在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对抗战形势作了精辟分析，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批判了唯武器论和战必败论。他还说：
“现在的抗战虽然进行得不顺利，上海危急，敌人在华北已突破娘子关，向太原逼进，但我们决不要悲观。我们应看到我们的有利条件，如：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性质是正义的，国内也比较团结，有广泛的国际同情，等等。因此，只要坚决执行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行人民战争，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去打击敌人，我们是一定能战胜敌人的。”
尔后，毛泽东听了在延安的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的建议，给他在牛津大学学英语时的学友、如今的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先生：
我们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并代表正在与侵略者进行殊死较量的全体中国人民，向英国人民和您所领导的英国工党送上良好的祝愿。
我们特别请求您的党派支持任何在英国组织的对中国的实际援助。
我们相信，当英国人民了解到日本侵华的真相后将响应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提供实际援助，并将敦促英国政府采取积极抵抗的政策来应对这一最终将给英国人民带来同等威胁的危险。
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民主国家和平阵线万岁！
谨致问候
毛泽东 朱德
这封信由贝特兰译为英文，用打字机打出，末尾的署名是毛泽东亲笔用汉字和英文签名。贝特兰又在信中附上一张字条，上写着“如果自己恰巧充当了一个友好使命的中间人，将为此感到荣幸”等字样，并提醒艾德礼要妥善保管这封信，因为“这可能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亲笔签名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也许是贝特兰的话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艾德礼意识到了毛泽东的重要性，他把这封信悉心保存了下来，历经数代而未遭损毁。
后来在2015 年12月15日，苏富比拍卖行在伦敦将这一封特殊的信件拍卖，最终以60.5万英镑（约合482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被一名匿名的中国收藏家买走。艾德礼的儿媳安妮在拍卖此信时表示，虽然艾德礼家族将这封信视为珍宝，但她希望这封信件能被更多的人所知。
再说11月2日，阎锡山命令卫立煌指挥的正面守军撤出忻口阵地，回防太原外围，协助傅作义部固守太原。
晚9时，卫立煌部不得不撤离忻口阵地，退往太原。就在他们后撤时，遭到日军主力追击，损失重大，无法组织新防线，被迫退到汾河西岸。
忻口战役开创了抗战以来华北各次战役中最有利的局面。中国军民坚守近1个月，日军被阻于忻口不能前进一步。此战共毙伤日军四五万人，由于国民党指挥上的错误，中国军队亦伤亡了10万人左右。
11月3日，叶挺由南京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会见叶挺时，亲切地对他说：
“你是我们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是因为1927年12月爆发的广州起义首次打出了“红军”的旗号，而叶挺正是这支红军的总司令。接着，毛泽东向叶挺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解释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毛泽东还陪同叶挺参观了抗大和中央党校。在中央党校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致词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激动地说：
“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后来在11月9日，叶挺告别了毛泽东等人，到武汉筹建新四军军部。
再说11月初，日军第20师团第40旅团先头第79联队主力逼近昔阳城西马道岭。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旅长陈光以第686团第2营在马道岭节节抗击，迟滞、疲惫日军，掩护旅主力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完成伏击部署；以第686团占领昔阳广阳镇以南瑶村、前小寒以北高地，担任主攻；以第685团第3营由狼窝沟北山出击，协同第686团歼灭进入伏击区的日军。
11月4日下午1时许，日军先头两个联队4000余人通过伏击区进至寿阳县松塔镇。八路军预伏部队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放过其先头主力，当日军辎重部队进至广阳地区时，预伏部队突然开火并发起冲击，将其队形分割成两段，经4小时激战，以伤亡2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这是115师继平型关伏击战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日军遭此打击后，不敢冒进，进至松塔的两个联队于6日撤回广阳，接应由昔阳以西沾尚镇西进的后续部队。
11月7日，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指挥所部及第385旅第769团，在第115师第343旅的配合下，再次于广阳以东地区设伏。
下午5时许，当由沾尚镇西进的日军先头部队300余人进至大寒口、中山村、户封村伏击区时，设伏部队迅即发起攻击。日军据村顽抗，八路军英勇冲杀，经1小时激战，歼日军250余人。
八路军第115、第129师在广阳地区两次伏击作战，共歼日军千余人，迫使日军改道由广阳以北之上、下龙泉西犯，迟滞日军进攻太原的行动达一周之久。
11月7日这一天，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率领115师1个独立团，1个骑兵营，还有一些干部，共约3000人马，开辟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遵照毛泽东关于“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很快打开了局面。
11月8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人的电报中写道：
周，朱彭任并告林聂，贺萧关，刘徐张：
甲、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
乙、判断国民党为保卫河南，在晋城、临汾未失以前，山西残兵不至退出，刘湘部队亦有开入山西可能，阎卫孙曾冯赵邓孙等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即游击战争亦恐不能好好支持。阎将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3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丙、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开始，因此，不但徐旅须立即迅速转移，林率陈旅亦不应在东边恋战，亦以立即开始转移为宜。估计转移至开始工作至少20天，工作见效（动作后）再须10天，彼时恐敌已深入汾河流域，并占领孝义等处。转移后徐旅以汾阳为中心，陈旅以蒲县为中心为合宜。总部宜立即开始西移。
丁、文年生、阎红彦、白志文所部，担任从佳县（原葭州、葭县，1964年因“葭”字生僻改为佳县——笔者注）至延长之河防。陈奇涵为绥、米、清、佳、吴5县警备司令，郭洪涛为政委，指挥文、阎全部。文部已在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布防完毕。阎部明日由延安出发，接防于瓦窑堡、清涧城、河口、马家坪一带。何长工为两延河防司令，指挥白部督造船，附监护运输。萧劲光为河防总指挥，扼住西岸，拒敌于河东，才能有力地保护河西，支援贺师全师在吕梁管涔两山脉左侧之第一等重要任务。
戊、129师全部在晋东南，120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具体部署由朱彭行之。请周经绥德返延。
毛泽东
11月9日，太原失守。
参加太原保卫战的原是阎锡山第二战区晋绥军的主力，可卫立煌部一败退，守城兵力就薄弱了。早在11月5日，从太原以东娘子关方向过来的日军第20师团和第109师团占领榆次。11月6日，从太原以北忻口方向过来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第5师团兵临太原城下，负责守城的傅作义部开始与日军交火。11月7日，两路日军在日空军配合下，对太原发动总攻。11月8日夜，攻城日军突破北面城垣，中国守军誓死不退，反复拉锯争夺，死亡异常惨重。11月9日，太原城防总司令傅作义见局势已无法挽回，下令所部向西突围，太原遂告陷落。
11月9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转刘少奇、杨尚昆、彭雪枫：
朱彭任并告周转胡杨彭：
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之下，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晋西北之神池、宁武、静乐，晋东北之五台、孟县、蔚县、广灵、灵丘，晋东南之昔阳、和顺、辽县、晋城，晋西南之离石、中阳、孝义、灵石、蒲县等处敌军均将向之前进，因此我分任四大区工作之聂部、贺师、刘师、林师（林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须重新部署一番）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大批靠近铁路公路地带先布兵先工作，偏僻地方后布兵后工作，敌快要到之地区先工作，敌暂不到之地区后工作，各军大溃，阎亦无主，红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杂税减轻租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办军饷实行自治，扩大部队，打击汉奸，招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如此做去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线之进攻。（我齐亥电请周转与胡杨雪枫）。
毛泽东 11月9日4时
11月11日，淞沪会战中的国民党军队被迫撤出上海。
原来在10月下旬，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了，他们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后方撤离，以求保存实力与日军再战。然而就在军队撤退时，蒋介石却突然下达了停止撤退的命令，要求各部回防。刚撤退又突然停止撤退，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给中国军队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到了11月5日，日军为加强攻势，派出第18师团和第6师团从金山卫登陆。蒋介石再次下令撤退。此时部队序列已乱，整个撤退成了大溃退。第三集团军副司令官顾祝同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乃退守苏州河南岸，全般动态，愈行不利。不久苏州河南岸阵地被日军突破，遂于11月8日夜，向昆山、苏州一带撤退，由于地形窒碍、道路壅塞，在日机轰炸扫射下，伤亡极为惨重，秩序大乱，整个阵线动摇。”11月11日，日军占领上海，上海市长俞鸿钧发出告别上海市民书，宣告上海沦陷。
此战前后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2个旅团计3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共75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共有29个要点，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在报告中说：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人民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关于“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他说：
“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
“为什么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呢？这是因为”，“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份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笔者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毛泽东最后说：
“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
毛泽东关于《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引起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的极力反对，直到后来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内右的倾向才基本上得到了克服。
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人：
朱彭任及恩来胡服尚昆并告林聂，贺萧关，刘徐张诸同志：
甲、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目前正处于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中。
乙、山西各军大溃，除刘湘汤恩伯外，暂时均不能作战。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山西统治阶级及各军领袖已动摇无主了。
丙、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丁、林师徐旅速到吴城镇地区，准备与贺师之贺廖支队配合作战，打几个小胜仗。总部、林师师部、陈光旅速到汾西隰县地区，准备打几个小胜仗。刘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太行山脉地区，多打几个小胜仗。刘师之另一团应交总部或林师指挥，位于介休、灵石以东汾河东岸，与西岸之陈旅配合，夹击沿汾河南下之敌，多打小胜仗。荣臻军区以杨团为基础成立第一独立师是很对的，还应以总部特务营为基础准备成立第二独立师。以上均请朱彭迅即处理。
戊、向南方及四川招兵计划暂时是不可能的。扩红方法主要经过扩大游击队，其次则向大地方招募。目前汾阳以东、介休以北虽已不可能，但汾阳以西以南、介休以南还是可能。请总部、林师注意及时抓一把，再迟亦将不可能了。过去一切计划应以太原、娘子关失守为基点，今后一切计划应以军渡、临汾、蒲县、晋城失守为基点；晋西北应以宁武、尚池、五寨失守为基点，晋东北应以五台、蔚县、广灵、灵丘、阜平失守为基点。以上均请考虑及之。 毛泽东 13日
11月15日，毛泽东复电给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此前，周恩来在11月13日先后给毛泽东等人两份电报。前一份电报中说，沪、宁的求和空气渐浓，晋局也危，建议：（一）以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为一切动员的中心；（二）强调游击抗战，争取和影响友军同我们一致行动；（三）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四）扩大八路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五）放手收容溃兵散枪及资财；（六）加强各军区工作；（七）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八）实行党的战区政策，并组织民众发动群众斗争；（九）加强反汉奸的斗争。后一份电报中说，华北随着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八路军将取得领导地位。但目前我们仍以在取得南京当局和阎锡山的同意和接济的情况下布置华北游击战，较易于争取友军，扩大八路军，发展游击战争，电报还谈到同卫立煌、黄绍竑商谈的情况，建议在同阎锡山、彭德怀商谈后再返延安。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周并告朱彭任：
甲、周元亥电悉。
乙、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仍然是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在大的方面仍应与国民党及阎、黄、卫商量，例如周电所述各条及朱、彭要求补充等是完全对的，仅仅不要希望与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答应的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
丙、同意与朱彭任、阎黄卫见面后回延安，回时取道延长为宜，请朱、彭、任快点过汾河会商，以在隰县为宜。
毛泽东 15日12时
11月16日，毛泽东以他和张闻天及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给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发了一份电报：
高岗同志：
（一）太原失守，绥远更加紧急，内蒙各旗盟王有的已动摇倾日，有的徘徊无主。日寇正利用德王及沙王，企图造成内蒙傀儡政府。归绥、包头失守后，马占山等部集于新五原附近，如日伪再西进，恐难支持目前形势，亟需我们有一支兵北出蒙境，以便镇定人心，联络各旗，开展游击战争，保卫三边。
（二）因此决定你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北出东西乌审旗、鄂托克旗一带，行动于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其任务是：甲、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致抗日”、“保卫绥远”的口号去发起与奔走各旗王的联席会议，做到伊克昭盟各旗上层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对德王、沙王采取批评态度），同时进行广大的蒙汉民族工作，组织与武装他们，建立新的抗日游击队与扩大自己。乙、与马占山何柱国等及当地国民党人取得联络，传达我们抗日主张及八路军在晋情况，督促他们改善民族政策，去团结全绥抗日组织与武装当地人民，坚决向汉奸作斗争，发展独立自主的群众的游击战争，来打击日寇进攻。
（三）省委蒙民部最大部分工作人员必须随你进入蒙地工作。定边只留一二人，任招待联络之责。
（四）骑兵团及支队经过数日整理动员及准备工作后即可出动。如无皮衣可从盐税局拨2000元购皮衣。
毛 洛萧 16日
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向内蒙出动，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又交给了八路军120师。
11月17日晚，毛泽东以他和萧劲光的名义致电120师的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和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警备第6团团长王兆相和副团长孙超群，并致朱德、彭德怀、周恩来：
贺萧关甘，王孙并致朱彭，周：
甲、为保障我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地西渡，且增加敌人河渡之阻碍，故河防之巩固为目前紧迫任务。
乙、已将整个河防线由神府马镇到宜川临真河划分3段，各段设河防司令部指挥之。
１、从临真河以北到清涧之河口，设两延河防司令部，何长工任司令员，以警备5团为河防部队。２、从河口到佳县归5县警备区指挥，以718团及警备3团为河防部队。３、从佳县到马镇设神府区河防司令部，以神府保安营任河防部队。
丙、为保障河东部队必要时实施西渡，拟选择以下地段之渡河要点：１、从三交到绥、米各渡口。２、两延间之马头及平渡两渡口。３、神府河防区内选择二三渡口（预备晋西北各兵团使用）。
丁、每一渡河地段备置船20只以上，大船每只可容百人，并征集必须的水手舵手。为隐蔽我之企图，这些船只应隐蔽河之西岸并派兵看管，防敌毁坏及刺探。其他各渡口之船只，除在必要任交通的渡口上留下一二只渡船外，其余一律或集中他处或停泊西岸，并准备必要时破坏之。
戊、凡对我军不需用之渡口，应依照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彻底破坏，并在沿河某些要点上，特别在我渡河地段上，利用天然险要，或破坏或构筑相当程度工事。其具体布置由各河防司令部负责侦察计划，并告我们。
己、两延及5县河防区已着手布置。关于神府区，请贺萧直接派人，或令王兆相派得力干部为该河防区司令员，前往侦察布置一切与指挥担任该段河防之保安部队，并请转达神府特委知照。
毛 萧 17号晚
11月19日，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他明确告知与会者说：
“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
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言》中说：“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属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这一天，中央通讯社奉命向全世界播发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尔后，中央党政人员纷纷乘轮西上，中央通讯社与中央电台人员也撤离南京，经长沙而往重庆。
11月间，柯仲平从武汉辗转来到了延安。
柯仲平，云南广南县人。他曾先后在“创造社”和“狂飙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鲁迅的指教，致力于诗歌创作，被誉为“狂飙诗人”。1930年3月，柯仲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的秘密报纸《红旗报》采访记者兼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秘书。此后他先后3次被捕；1935年被营救出狱，东渡日本留学。“七七”事变后，柯仲平归国到了武汉，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柯仲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和打算，毛泽东爽朗地说：
“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头写诗，要做点文艺的领导工作。”
不久，柯仲平便担任了边区文教副主任一职。
在入冬后的某一天，中央党校在学员们吃午饭的时候，通知说下午2点在礼堂听报告，要求学员们按时入座，不得迟到。
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在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3月14日马克思逝世50周年在瑞金建立的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首任校长是任弼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由张闻天任校长，董必武为副校长。长征到陕北后，中央党校以瓦窑堡附近的安定镇第二小学为校址，由董必武任校长。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入延安，中央党校也随之迁入延安东郊桥儿沟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1937年5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
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开始有学员出出进进。2点钟以前，四五百名学员已经全部到齐了。
2点整，毛泽东在党校校长李维汉的陪同下，出现在讲台上，礼堂里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体学员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毛泽东穿着打有补丁的棉军装，没有扎绑腿，脚上是黑布鞋。他的长发向后梳着，额头很宽，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亲切地向学员们招手，示意大家坐下来。
毛泽东走到主席台中央，在一个长木桌后面坐下来，开始讲哲学问题。他的精彩演讲不时地被学员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中间休息时，毛泽东走下主席台，来到学员们中间。方志纯很想上去向他问好，但又怕他不记得自己了。
本传第三卷已经讲过，方志纯曾和邵式平一起在1933年初见过毛泽东一面，并汇报了工作。在第4次反围剿中，红10军被改编为红11军。反围剿胜利以后，方志纯、邵式平被调离红11军，另行分配了工作。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时，方志纯被留在了南方，邵式平调任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后，邵式平调任红5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方志纯则是直到“西安事变”后，才从南方风尘仆仆地奔向陕北，于1937年10月间到了延安，被组织上安排在中央党校第13班学习。
再说就在方志纯正犹豫时，毛泽东发现了他，并主动和他打招呼。方志纯赶忙上前几步，来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伸出手，用力握着方志纯的手，热情地说：
“你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到延安不到一个月。”
方志纯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既激动，又高兴。毛泽东告诉他说：
“邵式平同志早就来了。”
方志纯说：
“我知道，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好，来了就好好学习吧。有时间到我那里去谈谈。”
“好，好。”
方志纯连声答应着。毛泽东返回讲台上继续演讲。两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后，李维汉挽留毛泽东和学员们一起吃晚饭。会场摆上几个桌子，就变成了餐厅。十几个学员坐一桌，一边吃饭，一边品尝着延安生产的散装白酒。一位女青年端着一杯酒来到毛泽东跟前，用标准的国语说道：
“毛主席，你刚才的讲话真好，我很受教育，我这个新学员敬你一杯。”
这位女青年头戴八角帽，帽子下面是一头浓密的乌发，身上穿着丹士林布做的衣服，腰身很细，脚上穿的是一双用布条打的草鞋式鞋子。因为女学员很少，毛泽东认出了她就是坐在最前排听报告的那位做着记录的女青年，他接过酒杯，说了一声：“谢谢。”那女青年见毛泽东没喝酒，也不便勉强，便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毛泽东问李维汉：
“这个女同志叫什么？她从哪里来？”
李维汉说：
“她叫江青，是上海的电影演员。”
毛泽东轻轻地“哦”了一声，没有说什么。此时，江青同桌的人见她很活跃，就让她代表大家向毛泽东敬酒。于是，江青再次来到毛泽东面前，她说：
“毛主席，这杯酒是我们全桌人敬你的，你一定得喝呀！”
毛泽东接过酒杯说了声“谢谢大家”，微笑着问道：
“江青同志，你来延安吃小米习惯吗？”
江青说：
“小米饭可好吃啦，我完全习惯了。”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鼓励她好好锻炼。晚饭后，毛泽东要走了，江青来到毛泽东面前说：
“毛主席，你讲的话很重要，我是个新党员，学习中会碰到许多问题，理解不了，要请你给解答。”
毛泽东说：
“那好办，可以找同学找教员研究，也可以找校部和校长。”
江青说：
“那还解决不了呢？”
毛泽东说：
“如果还有问题解决不了，可以反映给我，大家一起讨论，总可以解决嘛。”
江青，1914年3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父亲李德文，母亲栾氏，家里开着一个木匠铺，雇了一个小徒弟。
早在李德文60岁那一年，30来岁的栾氏从诸城县西南100多公里外的临沂地区一路逃荒要饭，来到了诸城东关。李德文看她年轻貌美，便讨为小老婆。他的正室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因此他就满心盼望着栾氏再给他生一个儿子。当他看到栾氏生了一个女婴时，心就凉了，气来了，火大了，大骂倒霉。
封建时代的男人都希望多生男孩子，李德文也是如此。所以他时常把新生女儿叫作“进孩”，“李进孩”。后来人们知道江青的另一个名字叫李进，那就是从“李进孩”化来的。母亲栾氏则为女儿起了一个小名，叫李淑蒙，意思是让女儿纯洁无瑕而又朦胧糊涂地听天由命。可江青却违背了母亲的心愿，生就一个倔强性格。稍长时，母亲为她缠脚，她不情愿，白天刚缠上，晚上她就撕掉了。到头来，她的脚是名副其实的“革新脚”。
李德文本来是由一个学徒才辛辛苦苦的干到了一个作坊主，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可在江青出生后，他为了发财把全部家当典入了土地，没承想却赔了本，为此和那家地主反目成仇，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李德文让算命先生给他测八字，算命先生说他命运不佳是因为娶了小老婆的缘故。于是，他便挥着拳头对栾氏吼骂：“你是个败家的祸根！”自此以后，他的脾气愈发乖戾、暴躁，稍不如意便对栾氏拳打脚踢。曾经在江青的心灵上留下巨大创伤的事，是发生在一个元宵节里。那一天，李德文喝了酒回到家，栾氏战战兢兢地伺候他，一不小心打了只碗。李德文又是打又是骂，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打在了栾氏的背上，第二次又打在栾氏的手上，竟打断了栾氏一根小手指。小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又迁怒于她，一巴掌打下来，打掉了她一颗牙齿。母亲背起女儿离家出走，给一个地主家当了佣人。李德文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江青很小就开始读书识字，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她的小学校长叫薛焕登，是诸城县的知名人士。江青的学名李云鹤就是这位薛校长给起的。薛先生说：
江青“学习刻苦认真”，“文字功底很扎实”，“成绩非常突出”。“但家境太贫寒了，连件制服都做不起，净穿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长短大小都不合适，所以显得滑稽可笑。脚下穿着破烂的鞋子，有时露出大脚趾。”“李云鹤长得很清秀，小脸蛋俊俏，惹人喜爱。只是脾气倔强，从不愿受人欺侮，有时与别人拼力打架来保护自己。”
薛先生还说，江青的性格从小就像一个男孩子。
江青爱读书，小小年纪就读过不少古典小说。她的偶像是古代传说中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她更崇拜《水浒传》中一百单八条好汉。她曾天真地对大她13岁的哥哥李干卿说：
“现在的中国黑暗得没有一点光明。如果再有宋江造反，第一个投奔的女将就是我！”
1926年，12岁的江青小学毕业了，栾氏再无力供应女儿读书。这年冬天，栾氏带着女儿千里迢迢投奔江青在天津的姐姐李云霞。李云霞的丈夫叫王克铭，是奉系军阀部队的一名军官。江青在天津第一次看到了无声电影，那时叫“默片”。
1928年底，王克铭奉调济南，江青母女又随王克铭一家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27号。自立自主意识很强的江青，感到老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要奋斗，要自己去闯一条生活的路。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栾氏心酸落泪了，她说：
“你一个还不到15岁的小姑娘，出去能干什么？都怨娘，不能供你再读几年书。”
1929年春，设在济南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面向社会招生，免收学费，免费提供食宿，每个月还发2元的津贴。江青马上报了名。刚刚15岁的她，高高的身材，秀丽的面庞，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放射着青春光泽的黝黑大辫子，刚一出场，就像一枝新荷露出了水面，艳惊四座。她的文学底蕴也发挥了作用，虽是土腔土调，但谈吐清晰，稳健大方，一举一动都显示出聪明俊丽、素雅高洁。连她眼神都不同凡响，透出一股英气。加上学校的女生太少，主考官吴瑞燕女士马上拍板录取了她。
山东省立实验剧院这次在北平、天津、济南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共有40余人，除了江青外，还有崔嵬、魏鹤龄、马君介、郭建英、陈宗娥、王墨琴等，分习编剧与理论、表演、音乐、舞台美术4科。
这个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院址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在济南文庙。由于文庙太大，学生们入夜便不敢出宿舍随便走动。有男学生出主意说，谁敢半夜走上大成殿，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就算他真的不怕鬼神。男生们也只是空口说说而已，谁也不敢去做。可江青偏不信这个邪，她就在半夜间去拿了那顶平天冠来。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唬住了。
实验剧院教授的是京昆和话剧，应聘来院任教的有文学家陈祖怀、孙师毅，戏剧家万籁天、丁子明、赵明义、兰馥清，音乐家何笑鸣、陈田鹤、王义山。京剧方面，梅兰芳的老师郭际湘，尚小云的老师孙怡云等，都曾任教。还有一位白俄罗斯舞蹈教师皮特罗维奇担任舞蹈课。院长赵太侔还经常约请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文学家洪深、徐志摩、梁实秋为通讯导师。江青不仅广泛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习表演现代戏，而且还接触各种乐器。后来，她不仅演唱得好，还拉得一手好二胡。每逢周六、周日晚上，实验剧院都对外售票，组织学生登台演出。江青全身心的投入到角色之中，她在悲剧中的表演催人泪下，观众的反响又从她的眼睛里引出了更多的泪水。院长和老师都称赞她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1930年9月，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这年年底，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院长赵太侔出任刚刚创立的青岛大学文学系教授。年仅16岁的江青和一些同学随着剧院教务主任王泊生及其夫人吴瑞燕到北平去演出。出发前，江青没有告诉母亲，只是到了火车站才给母亲发了一封信。
在北平的几个月里，江青主演过《玉堂春》。由于她衣着寒酸，被褥单薄，生活非常苦寒，加之演出又不经常，在北平根本不适宜她发展，于是她又回到了济南，到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在济南、青岛、烟台一带演出。
1931年初春，江青去青岛大学投奔既是街坊又是老师的赵太侔，赵太侔安排她到文学系作旁听生，攻读艺术理论课程，希望她将来成为一个艺术家。考虑到江青生活困难，赵太侔就和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梁实秋商量，让她到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出纳员兼管理员，负责填写卡片和收发图书，每月30元薪水。她给母亲寄回10元，留下20元自己花销。这个工作同时使江青可以大量阅读以前不知道的许多读物。
江青求知欲望非常强烈，她常常去听闻一多的课，听赵炳欧的课。她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写过短篇小说，还写诗歌，拿去向沈从文请教。沈从文要求她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她的作品经常在学校文艺园地和其它刊物上发表。
“九·一八”事变后，江青对赵太侔说：
“我想参加请愿活动。”
赵太侔立即反问：
“你也要去捣乱？你也想惹麻烦吗？”
江青吓得不敢再说什么，转身离去。从此，倔强的她再也不去听他的课了。
此时，青岛大学有大量学生抵制上课和考试，江青也投入了学生运动。她参加了学生领袖之一的俞启威组织的“海鸥剧社”，到工厂和农村去演出。她曾经出演《放下你的鞭子》和《湖上惨事》。自此以后，她就成为学校里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了。
俞启威是赵太侔的内弟，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名门望族，比江青年长3岁。江青原是在赵太侔的家里认识了赵太侔的夫人、田汉创办的“南国社”成员、话剧界的明星俞珊，通过俞珊又认识了她的弟弟俞启威。
早在1930年冬，俞启威进入青岛大学作旁听生。1931年夏，他正式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32年，他与化名为王林的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王韬同住一室，不久就被王韬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俞启威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几的样子。他对自己的身高深感遗憾，就拼命锻炼身体，跑步、压腿、打球、做伸展运动。他对自己的一头黑色卷发也不那么满意，于是就常常搽发油将卷发梳平。此时的江青也在地下党组织引导下，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她对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并不在意，甚至因为自己的贫苦出身，使她对俞启威那油头粉面的样子有些厌恶。
1932年初，江青参加了青岛的反帝大联盟。
1932年2月，江青在化名为李春亭、1月20日刚刚上任的青岛市委书记祖茂林和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王韬的主持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王韬和俞启威。
江青面对着镶着镰刀斧头的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我保证服从党纲，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守党的秘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宣誓已毕，市委书记祖茂林讲了话，对江青表示祝贺，同时提出了一个让江青难以接受的任务。他说：
“为了党的工作，党决定让你和俞启威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建立一个党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与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联系。你愿意吗？如果愿意，具体任务党组织会随时通知你。”
这个只有19岁的大姑娘为难了。祖茂林看出了江青的犹豫，就说：
“这是假夫妻，你不要不好意思，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这是党的工作需要，认为只有你合适。”
江青想想刚才的誓言，就是有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点了点头。她对市委书记祖茂林和俞启威说：
“我们是假扮夫妻，不是真的，党组织一定要给作证。”
此后，俞启威也严格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去做，从不越雷池半步。后来，这对假夫妻在一起工作了5个月，为青岛党组织作了大量的工作。
6月间，由于叛徒高振东告密，中共青岛市委遭到了严重破坏，市委书记祖茂林和李伟仁、张梦荪、陈文其、武家澍、杨建成等相继被捕，青岛市委、各区委和富士纱厂等支部遭到破坏，被捕党员近80人。俞启威也同时被捕入狱，王林只身逃往上海避难（可参看徐明清自述）。从此，江青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欲知江青后来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江青的入党时间，叶永烈曾经这样说过：“由于种种原因，江青这人令人真假难辨。我在写作《江青传》时不能不做许多辨伪工作，关于江青入党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关于江青的入党经过，有着各种说法。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在其所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一书中，回忆江青在延安整风时曾对他说过的两句话：‘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明明是1932年入党，硬说我是1935年！’江青究竟是1932年入党，还是1935年入党？内中颇为曲折，我为此进行了详细查证。其实，江青既不是1932年入党，也不是1935年入党，而是在1933年2月入党的。”“她的入党介绍人不是‘姓王的’，她也绝不可能忘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的名字。因为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她的前夫黄敬。”“至于那个“姓王的”，叫王林（原名王韬）。他原是青岛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黄敬进入青岛大学物理系，与王林同住一屋。黄敬受王林影响加入中共。所以，王林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黄敬则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叶永烈所说的这个黄敬，就是本传中的俞启威后来出狱后的化名。他的这个考证，看似言之凿凿，其实也有明显的漏洞。第一，中共六大、七大党章规定，入党介绍人必须是1至3个人，叶永烈何以断言江青的介绍人就只有黄敬一人？江青说有个“姓王”的介绍她入党，这明显与叶永烈提到的王林是一致的。请不要忘记王林彼时的身份，他用的是化名，那时候一个新党员对地下党上级的本名和化名分不清，以致多年后忘记了名字，这不是很正常的吗？第二，中共青岛市委是在1932年6月遭到严重破坏的。市委书记祖茂林在青岛海泊桥水场被逮捕（次年8月在济南被国民党杀害。王林1979年6月20日曾著有《忆李春亭（祖茂林）烈士》一文），王林立即逃往上海避难。由此推断，1932年入党的黄敬应是在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与同校同学同室的王林一起介绍江青入党。有资料说，黄敬在1933年已经成为青岛市委组织部长。请动脑筋想一想，他还是一个刚入党的青年学生，这可能吗？第三，徐明清暮年的自述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明：江青是在1932年到上海的。1932年10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参加了“晨更工学团”的创办，并成为负责人。当时“晨更工学团”是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上海的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等组织，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是田汉的弟弟田沅。正因为田沅跟“晨更工学团”有如此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在后来的一天，他把江青安排到了这里。徐明清记得，一天，田沅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晨更工学团”。她细高个子，穿一件蓝布旗袍，长得俊俏，性情活泼。这姑娘就是后来的江青，而当时的名字叫李鹤。田沅介绍说，李鹤刚从山东来上海，想在“晨更工学团”谋点事。徐明清看江青不仅识字，还会唱歌、演戏，“晨更工学团”当时正好缺教员，就把江青留了下来。综上所述，完全可以断定，江青说她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真实可信的。叶永烈披着史学家的外衣，往往在细微末节处篡改历史。本传在其它问题上还要讲到这一点，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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