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
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话说1937年7月下旬，江青怀着极大的兴奋，千里迢迢来到西安。她按照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的指示，在西安找到了陕西省立北大街幼稚园主任徐明清。
徐明清是在1935年4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在上海关押了3个月，被解往杭州反省院，一年多后被保释出来，组织上重新安排了她的工作，此时在党内的职务是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江青和徐明清再次相见，分外高兴。徐明清带着她来到西安七贤庄中共中央办事处，见到了办事处负责人博古。博古了解了江青的情况后，同意她去延安，让她搬到办事处住，等待去延安的机会。
江青在办事处填写登记表时，想到李云鹤是她的学名，蓝苹是艺名，现在即将进入革命圣地，应该有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响亮名字。她想起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中的末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于是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江青”。
江青在办事处认识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后来不久在延安成为叶剑英夫人的危拱之，还有也等待着去延安的李丽莲、陈兰英等人。
1937年8月，江青与其他一起去延安的人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离开西安北上，行至中途遇上了大雨，无法前进，众人只得改乘马匹。从未骑过马的江青两天后才非常艰难地到达了洛川。
8月25日，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刚结束，叶子龙和一些与会者听说新来了一批知识分子，便相约前去迎接。江青和每一位领导人握手，这是叶子龙第一次见到江青。这天晚上，江青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觉。
次日，一个即将回延安的车队整装待发，当江青等人登上一辆汽车时，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英姿勃勃，迈着稳健的步伐在众人的目光下走向一辆汽车，有人指着他说：“那就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江青第一次远远地看见毛泽东。
江青到延安后，被安排在第二招待所食宿。她在住宿登记表上自豪地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员江青。党组织在安排工作之前，对她的党籍问题进行了例行审查。不久，化名为黄敬的俞启威到延安参加会议，徐明清也调到了延安。由于他们的证明，江青被恢复了1932年的党籍。党组织安排江青进行农村调查工作，以便她适应陕北的生活，同时也考验她的革命意志和能力。江青脱去半旧的蓝色旗袍，换上陕北农村妇女黑蓝色的衣服，头上包着头巾，和农民打成一片，向党组织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决定让她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37年11月间，江青搬进了位于延安东郊桥儿沟的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宿舍，开始了在党校的学习生活。她穿着女八路的服装，扎着腰带，梳着两条辫子，辫稍上还系上了不太显眼的蓝带子，显得干练、活泼、俏丽，生气勃勃。她是四五百名学员中仅有的10个女生之一。自此，在党校的学习成为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重大转折。
前面已经讲了江青那天在中央党校聆听毛泽东演讲的哲学以及向毛泽东敬酒的情形。那时的江青的确对于哲学这门学问还知之甚少，因此听得很吃力，她不停地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记着，记得也很费劲。她感到有不少问题自己还弄不明白，于是就在那天晚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用楷书字体工工整整地写着：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于1932年入党，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先后在舞台和电影中演出。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12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中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这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如能得到你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3时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3次了，这幸福的第4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12班学员 江 青
这一封信，且不说她那一手写得很好的楷体字和流畅的文笔，单是那苦难的出身和经历以及泼辣的个性，都会引起毛泽东的好奇与欣赏。
第二天，江青亲自把这封信送进城去，送到了毛泽东的警卫战士手里。
就在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江青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准时来到他的住所。毛泽东的房间里已经重新收拾了一下，桌子上的文件都放到了后面，用报纸盖上。毛泽东悠然地点着一支烟，对坐在对面的江青说：
“你能够提出问题，说明你学习很认真，我很高兴和你一块儿探讨。”
江青虽然鼓起勇气来见毛泽东，可当她真正面对这位传奇式的领袖的时候，还是十分紧张的。毛泽东本来就平易近人，态度温和，再加上他那拉家常似的谈话，很快就使江青平静了许多。她聆听着毛泽东的解答，也不断地回答着毛泽东提出的问题。
江青反应快，又善解人意，当毛泽东要吸烟时，她立即把烟拿来递在毛泽东手里，并且还给他点燃好。她发现毛泽东的茶水凉了，就轻轻地换上热的，把茶杯放到伸手可取的位置，而且还把茶杯的把儿正对着毛泽东伸手的方向，拿起来非常方便。时间过得很快，谈话已经过了两个多钟头。秘书来报告说：
“主席，该去开会了。”
毛泽东结束了谈话，把江青送到门口，握着她的手说：
“再见！希望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来。”
江青走到值班卫士面前，很有礼貌地说：
“谢谢你，再见！”
下一个周日，江青又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两个人已经熟悉了，江青就一面说话，一面手脚麻利地替毛泽东收拾着房间。
后来，江青经常不断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大部分都是在周日。有时毛泽东还让她在这里吃饭。吃饭前，江青主动拿来毛巾递给毛泽东擦手擦脸。毛泽东需要看书时，江青会马上把书取来，翻到毛泽东要看的那一部分。晚上离开时，毛泽东为了她的安全，就让警卫员送她。江青不会骑马，警卫员就从马厩里选出一匹最老实的马，让她骑上，自己在前边牵着马缰，把她送到桥儿沟，再骑马回来。
话分两头，再说1937年11月的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通知方志纯说：
“毛主席今天下午要见你。”
方志纯原是在中央红军北上以后留在闽赣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和党的地下工作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在党组织和叶剑英的帮助下来到了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任班长、党支部书记。
下午4点多钟，方志纯随着李富春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前，见毛泽东穿着一身打了补丁的灰布军装站在门口迎接他，就赶紧上前握手问好。走进窑洞，方志纯打量了一下四壁，墙上唯有一张军用地图。室内的摆设也非常简陋，一张办公用的方桌和几条板凳，还有几把椅子。方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以及笔墨纸砚等。毛泽东热情招呼方志纯在一把椅子上落坐，关切地问：
“从南方来，生活习惯吗？”
“还可以！”方志纯回答说：“不习惯，慢慢习惯就是了。”
毛泽东笑着说：
“这就好，四海为家嘛！不怕苦，还要不怕死，随时准备掉脑袋。我们红军历尽千辛万苦才到陕北，牺牲了多少人！留在南方的同志，也有不少人牺牲了！方志敏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前边已经说过，早在1934年7月，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为成员的“三人团”在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前，命令寻淮洲、粟裕等率领的红7军团6000多人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不久，“三人团”又命令方志敏新组建的红10军与红7军团余部组成红10军团，共计10000余人，从赣东北苏区出发，北上抗曰，以偏师吸引国民党军主力。这红10军团是以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委，粟裕为参谋长，刘英为政治部主任；下辖19师、20师、21师。19师由原红7军团余部改编而成，师长寻淮洲，政委聂洪钧，参谋长王如痴，政治部主任刘英；20师由新红10军一部改编而成，师长、政委分别由刘畴西、乐少华兼任；21师由新红10军另一部改编而成，师长胡天桃。“三人团”还指示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5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军团行动。12月间，红10军团在安徽太平县古竹溪遭数倍敌军袭击，部队损失惨重。1935年1月，方志敏等率领部队返回赣东北苏区，途经太平县谭家桥镇乌泥关、白亭、石门岗一带，被国民党军王耀武部团团围住。1月29日，方志敏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区被俘。红10军团仅有粟裕率领的800余人突出重围。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年仅36岁。方志纯心情沉重地说：
“起初我不知道他牺牲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的。”
“志敏同志牺牲得很英勇！”毛泽东面色凝重，严肃地说：“志敏同志牺牲了，可惜了，王明路线断送了他。”
方志纯有些激动了，他说：
“主席，你在瑞金那次就跟我们说过，红10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可是……”
“那已经成为历史啰！”毛泽东感慨地说：“总结历史的经验，其实当时不但不应该把你们红10军调离赣东北，相反，应当把红军主力往你们那边靠，往武夷山靠。如果这样，恐怕也不至于失败得那样惨。”
方志纯忿忿地说：
“王明路线真是害死人！”
“这是个沉重的教训，要好好吸取。”毛泽东沉默了片刻，又关心地问：“现在赣东北怎么样？”
“还有一部分同志在坚持打游击。”
“西安事变后，由于我们党的正确处理，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几省的形势也会有个大的好转，会越来越好。”毛泽东说罢，又问方志纯：“到延安了，想干点什么工作？”
方志纯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便鼓励道：
“不要紧，有什么想法，什么打算，就大胆地说吧。”
方志纯这才说：
“主席，打了十几年仗，现在我真想坐下来好好学习学习。”
“好嘛，想学习，这是好事嘛！”毛泽东笑吟吟地说：“现在，你不是在中央党校学习吗？应该趁这个机会学点马列主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提高认识。”
他又对坐在一旁的李富春说：
“从南方回来的同志，都要有组织地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
李富春说：
“中央组织部正是这样安排的。”
方志纯见夜幕已经降临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好哇，方志纯同志，你想学习，今后有的是机会！”
令方志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之后，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他又被派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党校潜心学习了整整3个年头。
且说此时的西北高原已经是寒风凛冽，可毛泽东穿的那件旧棉衣早就不成样子了，却就是不肯换新的。警卫员们自作主张，找到管理部门，让给毛泽东做了一件阴丹士林布的新棉衣。他们也知道，直接把新棉衣拿给毛泽东，以他的脾气肯定不会要。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才想出个办法，趁他休息时把旧棉衣偷偷拿走，等他醒来没有了旧棉衣，就只好穿新的了。然后等把旧棉衣拆洗一下再做好，两件换着穿。众人依计而行，换了新棉衣，三下五除二就把旧棉衣给拆了。这一拆才知道，那旧棉布已经糟了，就是神仙也难以再照原样缝起来了。毛泽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旧棉衣不见了，就把警卫员叫进来，指着新棉衣问：
“这是哪个的衣服？我的那件棉衣呢？”
“这是管理局给你做的。”
“我有棉衣嘛。我不要！还是把我的那件拿来。”
“那件……那件棉衣都让我们给拆了，想洗洗再缝好。看样子，那布破得缝不起来了。你还是……”
警卫员吞吞吐吐地说着。毛泽东看着警卫员着急的样子，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着说：
“那，你看怎么办？”
警卫员一看有门儿了，马上高兴地说：
“主席，这件棉衣挺好，你就穿吧。”
“这样吧，你拿上它，给我换件灰布棉衣，和你穿的这件一样。”
说着，他拿起新棉衣，又指指警卫员的衣服。警卫员没有办法，只好去照办了。
11月27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封真挚感人的回信。
原来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长沙长郡中学担任庶务的表兄文运昌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莫立本，希望到延安投奔革命，文运昌便写信介绍他到延安找毛泽东。莫立本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延安，向毛泽东转交了文运昌的信。文运昌在信中除了介绍莫立本，还倾诉了兄弟离别之情，又说到了毛泽东的八舅父文玉钦以70岁的高龄在1929年以“共匪头目亲属”罪，遭到许克祥部的捆绑关押，花了不少钱财方才保释脱险，但从此一病不起，已于今年6月27日去世。毛泽东看到八舅父因受连累致死，心中非常内疚，悲痛万分。不久，他又收到了文运昌的一封信，说在长沙教书收入微薄，家庭生活困难，想到延安谋生，希望毛泽东在经济上给予一些帮助。
由此，毛泽东就给表兄写了这封回信。这是他与外婆家的联系中断了整整10年后寄出的第一封信。他在信封上写着：长沙南门外36号，文运昌先生收。他在信中写道：
运昌吾兄：
莫立本到，接获手书，今日又接11月16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以做到。前由公家寄了20元旅费给周文楠，因她系毛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缘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劳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劳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圫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谨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信中提到的周文楠一事，是指此前组织上给在湖南的周文楠寄出的一封信和20块银元，要周文楠到延安工作。信中提到的刘霖生先生是他的一位姨表兄，前清秀才，为人正直刚毅，思想求新不迂腐。
尽管毛泽东在信中强调乡下亲人不要来此谋事，此处并无薪水，然而韶山的热血青年们还是一批一批地朝着延安千里跋涉。岂止是韶山的青年，全国各地大批的青年人也都纷纷拥向延安。
中共中央为了教育这些青年，决定在安武堡举办青训班。组织上派吴朝祥担任青训班女生队政治协理员。吴朝祥临行前，毛泽东约她谈话。毛泽东说：
“你要通过谈心，开座谈会，了解哪些同志出身于穷人家庭，哪些同志出身于富人家庭。了解她们参加革命的理想和志愿，了解她们的个性、爱好与特征，根据她们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就是俗语所说的‘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到青训班学习的，有不少人老家是东北的，她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尝过当亡国奴的痛苦，要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让她们现身说法，教育大家懂得只有坚持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你在工作中要注意走群众路线，培养骨干，启发群众自我教育。对知识分子，既要看到她们要求救国要求革命的优点，也要正确对待她们的弱点和不足。比如，大城市来的女同志，烫了发，抹口红，搽胭脂，不要看不惯，更不要讽刺，要慢慢诱导他们转变生活作风。”
吴朝祥，女，1918年出生于四川通江，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少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红4方面军长征。后来她在抗战时期曾先后任中国女子大学校务处副处长，辽东军区第2医院政治委员。
11月28日下午，毛泽东以他和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给八路军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发了一份电报：
高岗同志：
（一）张、范（盘踞在定边、安边和靖边的土匪头子张廷芝和范玉山——笔者注）两匪据守土围，强攻土围须有严密的侦察，周详的计划，并对围内及围外之敌须有严密的警戒，不可疏忽。
（二）即请将土围巩固状况，匪之兵力工事，设备粮草柴水之供给，群众条件及匪外援之可能性，详细查明告我。
（三）27军（指以贺晋年为军长的原红27军，全国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在三边地区剿匪——笔者注）是否有迫击炮，攻坚的火力如何，均请告，在未有十分把握以前不可轻动。
毛 萧 28日15时
11月29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及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迪化经西安飞抵延安。同机到达的还有陈云，他是在迪化登上专机的。
王明在回国前，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参加这次接见的还有康生、邓发以及刚从南俄疗养回来的王稼祥。季米特洛夫说：需要留一个中国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征询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说：
“我想回国工作。”
季米特洛夫说：
“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懂俄文。邓发同志去新疆工作。”
之后在11月11日，王明、王稼祥、康生、邓发在季米特洛夫陪同下，拜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说：
“共产党人不要怕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被淹没掉，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中去。”
斯大林问王稼祥：
“红军还有多少人？”
王稼祥说：
“我们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胜利到达陕北时，仅剩下3万人了。”
王明插话说：
“还有30多万人。”
王稼祥毫不客气地立即纠正说：
“斯大林同志，是3万多人，不是30多万人。”
斯大林说：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拿枪的战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
王稼祥知道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他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和在党内的威望更不可能全面了解。而王明常年在苏联，颇受斯大林的信赖，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向斯大林汇报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介绍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他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毛主席主张抗日，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中国正在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听了，高兴地说：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现在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
另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季米特洛夫曾经记载了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的谈话要点。斯大林说：
（1）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
（2）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没收土地。（税收必须有利于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前是没收一切，现在是什么都不没收。
（3）口号就是：“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
（4）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
（5）现在中国人所处的条件比我们在1918—1920年时的条件更加有利。当时在我们这里，国家在社会革命方面是被分割的。在中国，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把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了。
（6）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我认为蒋介石说中国将取得胜利是对的，只是必须在已经打响的战争中坚持下来。
（7）因此必须创建自己的军事工业。生产飞机。飞机容易生产，但是运输很困难。（我们会提供制造飞机的材料！）必须创立飞机制造业。还要生产坦克。（制造坦克的材料我们能够提供！）如果中国有自己的军事工业，谁都不可能战胜它。
（8）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以便补充现有的师。必须建立新的团队。要日夜进行军事训练。
（9）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必须炸毁日本军队的交通线、铁路桥。
（10）不管英国还是美国，它们都不愿意中国胜利，出于它们帝国主义的利益，它们害怕中国胜利。中国的胜利将影响印度、印度支那等。它们希望日本由于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许中国站起来。它们希望有日本这条拴起来的狗吓唬中国，就像过去吓唬沙皇俄国那样，但是不希望这条狗有可能独吞猎物。
（11）对于中国的党代表大会来说，讨论理论问题是不适宜的。理论问题可以往后放放，等到战争结束以后。谈论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比起过去，机会更少了。（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正在发展吗！）
（12）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问题迟迟未决。
（13）在武汉的八路军和党的合适的代表。
斯大林谈话中的基本观点，毫无疑问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知不知道这个谈话内容？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有关资料。但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王明回国后却反其道而行之，执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而中国共产党内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又一次上了这个政治骗子的贼船。
季米特洛夫在王明临行前，特意嘱咐他说：
“你虽然在国际工作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后，并不代表国际。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后要以谦虚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就是他们要推你为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11月14日，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到了新疆迪化。王明以托派分子的罪名，枪决了一直追随张国焘的李特、黄超。
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作茧自缚难逃脱。
人不公道天公道，天道循环命难活。
与枪决李特、黄超的同时，王明还借盛世才之手逮捕了曾经与他进行过斗争的俞秀松。
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说过，俞秀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25年第二次赴苏，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党团书记。其间，他与董亦湘、周达文等人对王明一伙在副校长米夫支持下的宗派主义活动表示不满和反感。俞秀松曾几次找王明谈话，诚恳地希望他改正。王明表面虚心接受，内心却记下了仇恨。1927年11月，俞秀松进入列宁学院深造和工作，多次遭到王明等人的陷害。俞秀松、周达文对王明无中生有的诬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2年7月，董亦湘、周达文、俞秀松由联共（布）中央先后派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工作。1935年6月，联共（布）中央决定以俞秀松为组长的25人小组进入新疆工作。1937年苏联清党时，董亦湘遭王明陷害，被捕入狱。1937年7月14日，周达文因被王明诬陷，苏联内务人民部以“托洛茨基右派反苏组织成员”的罪名，将其逮捕。接着，王明又借回国途经新疆之机，逮捕了俞秀松。后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1938年4月13日判处周达文死刑。俞秀松在1939年2月21日被杀害。董亦湘在1939年5月29日被迫害致死。
再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前往机场迎接王明。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第一次见面，彼此热情握手，很是高兴。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他说：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此时，毛泽东也迎接了第一批从家乡韶山来到延安的亲人。他们是毛泽全、毛泽青和堂侄毛远耀、毛远翥兄弟。
毛远耀，字卓夫，1912年出生。毛远翥，字任夫，号自财，1918年出生。
本传第三卷已经说过，1927年底，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接中央指示，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他派人回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韶山党支部推荐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和毛智珠的长子毛远耀等人到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不久印刷厂迁往天津。后来在1931年，毛远耀和毛特夫随堂叔毛泽民从天津迁回上海中共中央出版部工作。1933年5月，秘密印刷厂被国民政府查禁，毛特夫奉命去赣东北苏区；毛远耀留在上海秘密活动。1936年，毛特夫和毛远耀及妻子胡觉民又先后回到了韶山，以教书为生。
毛泽全一行到延安后首先见到了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由毛泽民安排，在第3天，毛泽东接见了他们。毛泽全4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站在窑洞门口迎接家乡来的客人。毛远翥看到他穿着灰军装，头戴八角帽，脸有点清瘦，一双睿智的眼睛却炯炯有神，便兴奋地喊了一声：“三叔。”其他3个人也高兴地叫着：“三哥。”“三叔。”毛泽东笑着朝他们走来，同他们一一握手，说：
“你们来了，好哇！”他指着毛泽青说：“你是泽青——万才老弟。”又指着毛泽全说：“你是十二老弟——泽全。”最后指着毛远耀兄弟说：“你是远耀，你父亲是智珠四哥。你是远翥，是远耀的弟弟吧。家里人还好吧？”
毛远翥觉得三叔离家10多年了，还记得家乡的亲人，心里热乎乎的，忙说：
“都好，谢谢三叔。”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询问了家乡许多事情，还询问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成员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钟志申等烈士的情况。待众人回答后，他又问：
“庞叔侃是如何牺牲的？在哪里被杀的？”
“1927年10月，被杀害于湘潭十七总的柳林巷。”毛远耀说：“是敌人用梭镖捅死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你们到延安来，这里生活是很艰苦的呀！”
毛泽全说：
“我不怕吃苦！”
毛泽东又问：
“那么，你们愿意干点什么工作呢？”
这几个人来延安只是想着干革命，至于做什么工作却没有想过。毛泽东一问，他们一时都没有回答上来。还是毛远翥说了一句：
“我们听三叔的安排。”
“听党的安排!”毛泽东纠正说。他指着毛泽全、毛远耀：“好！你们二人去抗大学习。”
在他看来，毛泽全、毛远耀读过一些书，有些文化，是可造就的。他又指着毛泽青和毛远翥说：
“你们俩去中央印刷厂做学徒。”
几个人见毛泽东把他们分作两处，一处是学习，一处是工作，不知如何是好，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没有说话。毛泽东见了，就安慰他们说：
“你们去工厂，去抗大，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学习的目的是为将来更好的工作，更好地干革命。”
他见毛泽青和毛远翥仍然不言不语，又说道：
“你们两人去印刷厂，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将来还有专门学习的机会。”
11月底，毛泽东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那里获悉：小弟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一家有了下落，而且还搬回了韶山。
原来在1928年春，毛楚雄还不到一岁，母亲周文楠就被捕入狱了，幼小的他只好由外婆周陈轩和舅舅周自娱抚养。为了安全，外婆让他改姓周。1930年，彭德怀率部攻下长沙，周文楠被营救出狱。8月，周文楠随彭德怀的部队撤往苏区，毛楚雄留在长沙与外婆和舅舅相依为命。1935年，毛泽覃牺牲时毛楚雄才8岁，在桂园附近一所小学读书，外婆将父亲牺牲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失声痛哭。1937年5月，周陈轩遇见了一位韶山妇女，继之与韶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1月间，徐特立、王凌波在长沙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毛楚雄的族兄毛特夫立即向徐特立报告了毛楚雄一家的情况。徐特立指示说：“今后要好好照顾他们。”11月底，毛特夫、近门叔叔毛泽连将毛楚雄和外婆、舅舅接回韶山上屋场居住。外婆激动地说：
“楚雄，你是韶山人，从今天起，你不再姓周，该姓毛了。”
毛楚雄懂事地点点头，说：
“好，我本来姓毛，我叫毛楚雄！”
不久，徐特立派王凌波去看望了毛楚雄和他的外婆周陈轩、舅舅周自娱。
毛泽东得到这个好消息，心里很是高兴。自此，心中便时时牵挂着小弟的这个遗孤。
1937年12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单独会见了21岁的堂弟毛泽青。他说：
“万才老弟，你到延安来了很好哇！”
毛泽青说：
“我是来找三哥一起干革命，为穷人谋出路的。”
毛泽青号运才、咏才，韶山方言把“咏”说成“万”，故人称万才。他祖父是毛德臣，姐姐是毛泽建，胞兄是毛泽连，因之他是毛泽东同一曾祖的再从堂弟，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十，是同辈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毛泽东笑着说：
“万才老弟，你为什么想到要为穷人找出路呢？”
毛泽青说：
“因为我也是穷人，好人总是受压迫受剥削。”
“那你为什么到延安来呢？”
“因为三哥在延安，共产党在延安。只有跟着三哥，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闹翻身，穷人才有出路。”
“好！”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严肃地说：“万才老弟，我要告诉你，到我这里来，要官没有，要干革命有的是。当然，干革命还得要有武器才行啊！”
他说着，从皮箱里取出一支乌黑发亮的手枪，掂了掂，递给毛泽青。
“送给我？”
毛泽青凝视着三哥，手却没有伸出去。
“不会打枪吗？”毛泽东见堂弟既惊奇又犹豫不决，就说：“老弟呀，不要因为不会打枪就不敢要枪，不会可以学嘛，干革命从来就是边学边干的。”
1937年12月5日晚，毛泽东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任弼时，他写道：
朱任：
对进攻冀察晋边区之敌，除上月29日电及你们来电外，请注意以下各点：
（一）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二）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三）同蒲、正太路必须积极活动，予以有力的配合。（四）注意在敌后方破坏伪组织、伪军。（五）加紧瓦解敌军工作。（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地歼灭和有力打击，增加敌恐怖与进攻困难是必要的，但须详细审慎。
毛 彭 5日22时
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原来在王明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真诚地希望与他搞好团结，一道工作。然而王明一到延安就把季米特洛夫交代他的话抛在了脑后，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神气十足地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要讨论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政局和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张国焘，11月7日来到延安的项英也参加了会议，共13人。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
王明在他的长篇报告中，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否定了洛川会议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他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3种势力的提法，不同意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谁领导谁的提法。他说：
“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他还批评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的一些观点，抹煞国共两党之间“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极力夸大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作用，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说：
“相信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蒋先生的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中国政治制度已开始走上民主进步，人民已经‘有充分民主自由’，共产党员及一切反日派别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要加入国民政府。”
因此，他指责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后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够，妨碍了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他提出了一套放弃党的领导权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王明历来以能言善辩著称，又能熟练地背诵马列主义的著名警句，还写过《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因此唬住了很多人。大家都觉得他很能干，很有前途。同时，在中央领导核心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自称是“国际路线”而实际兜售右倾投降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像王明这样的一个极具欺骗性的报告，却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赞同。像彭德怀那样既不支持毛泽东路线，也没有拥护和反对王明路线，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的人，也为数不少。
王明投降主义的出现，声势吓人，颇为张扬。毛泽东及时敏锐地看出了问题，并与之进行抗争。他虽然没有在会议上作报告，却在两次发言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只有实行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他既拒绝王明的错误理论，又没有批评共产国际。他说：
“抗日战争中，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共产党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就会使自己投降到国民党方面去。”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和江青的确有几个共同之处。首先，他们都是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一个出身于木工手工业家庭，都有一个自私暴躁的父亲和善良的母亲，都有过吃苦受罪的体验。其次，两人都爱学习，都有过比较艰苦的自学经历，也都做过大学旁听生；当然就两人的水平来说，不可同日而语。再次，两人在婚姻问题上的观念也有相似之处，都反对旧的婚姻观念。而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们两人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倔强和叛逆性格。正是基于这诸多的共同点，两个人在一起才能够谈得来。在贺子珍走了之后，追求毛泽东的女青年不乏其人，但毛泽东最终选择江青结为夫妻而没有选择别的女子，应该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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