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
话说1938年2月下旬，林育英从前线返回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工作。毛泽东见他的病情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就和张闻天说：
“林育英同志的病很重，延安中央医院想了不少办法，但这里的条件有限，仍难治好。我去看了一下，见林育英病成那个样子，心里很难过。”
张闻天说：
“很多同志与我谈过这件事，并要求中央再想些办法帮他治疗一下。”
“你有什么办法?”
“还未想到。”
毛泽东说：
“我看是不是与苏共中央联系一下，请求他们派一架专机将林育英接到苏联去治疗一个时期。”
“这个办法可以。”张闻天极力赞成：“而且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才能治好他的病。”
此后，中共中央有关单位迅速与苏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不久，苏联派来的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林育英对此事并不知情，飞机来了，别人才告诉他说，是专门接他去苏联治病的。林育英说：
“我的伤病我心里清楚。这个样子，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医生，也治不好的，不要浪费苏联的资金、药品。有很多八路军的伤病员急需治疗，还有一些烈士的后代及其他人要去苏联，让他们去吧。他们的伤病治好了，还可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人只好尊从他了的意愿，考虑到飞机已经来了，不能空飞回去，便将延安其他伤病员和一些烈士子女送上专机，去了苏联。
2月27日，从武汉回到延安的王明、周恩来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8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明、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会议一直开到3月1日，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推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应召在2月下旬从抗日前线回到了延安。
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说：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没有写成一个决议，这是政治上的损失。
他还说：自1937年12月以来的3个月中，国民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出了一些新的进步。国民党是中国的第一个大政党，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因此，我们对领导中国军民抗战的第一个大友党——国民党，“抱着诚挚的友谊”，“充满热烈的希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更大的改进，更大的发展，更大的增强，以领导我国军民抗战；我们不仅现在努力维护领导抗战的统一政府，即使在将来抗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下，我们也是竭力赞助统一政府的。
王明同时否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他说：
“反对不要中央政府的倾向。”“现在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公开活动。”“八路军新占的区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中央政府。”
在军事上，王明把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5个统一”，发展为“7个统一”，即：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供给，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还主张八路军、新四军要进行正规战。他说：要坚决地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王明的意见引起了在王明回国之前就主张打大仗打运动战的那一部分人的共鸣。所以他的主张再度为与会多数人所拥护。就在这紧要关头，跟着王明一起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康生，却反对王明的意见。他当着王明和张国焘的面说：
“我们这些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我们这些人怎能够坐在这里开会呢？还不和张国焘一样断送了红军？这个历史的错误，我们再也不要犯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再说在2月27日这一天，日军第20师团占领山西临汾，第109师团西犯，占领军渡、碛口。
2月28日晨，毛泽东致电林彪等人说：
“敌从军渡、碛口两点猛击河西，准备渡河，绥德危急。”“应迅速以一部控制大麦郊、水头、川口、石口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战略枢纽。”“派出足够的工作员大力发动石楼、永和两县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渡河点。”“主力应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寻机作战，相机消灭该敌。”
2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作用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的力量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性。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
毛泽东还说，在军事指挥关系上，八路军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主要战术是游击战；要在战争中组织游击队，从游击队发展创造成为大兵团；要在游击战争中创造根据地，使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据点。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量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以此来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
张闻天、任弼时、康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在发言中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虽有进步，但是合作中确实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他还提议，“党的力量要重新配备，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到民运工作上去。与国民党的谈判则不要许多负责同志去”。“在战区，发展党最为有利。”
1938年3月1日，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讨论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发布为召开党的“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
毛泽东鉴于王明等人在武汉的非法活动已经对中共中央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同时也由于武汉战事吃紧，便在会议上提议说：
“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了。”
会议在表决毛泽东的提议时，只有康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其余人都同意王明继续去武汉。经过争论，会议最后决定，王明在武汉留一个月即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王明虽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由于毛泽东的巧妙抗争，最终仍像“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一样，没能通过一个正式决议或形成一个统一文件，这就使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再度获得成功。政治局中绝大多数与会者赞同或附和他，致使右倾投降主义在会议上占了上风。此时的王明已经昏昏然飘飘然了，他认为，到七大时自己坐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宝座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他后来在武汉的工作中，便不知天高地厚，目无党纪党规，随心所欲，乱来一气了，先是以个人名义在3月11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3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诡称“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冒充中央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广泛宣扬；尔后，他又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将个人凌驾予组织之上。
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受毛泽东派遣，立即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情况，清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国际所形成的错误影响。他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请求苏联政府给予八路军武器援助。
3月1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建立民意机关”的主张。鉴于军事形势的危急和外交上的孤立，国民党决定接受共产党的主张，结束国防参议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后来在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总额150名，任期一年，正副议长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现任官吏不得为参政员，中央各院、部、会长官得出席会议，但不参加其表决。国民参政会的一切决议须由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能有效。
随后，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遴选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共产党方面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邓颖超7人被选为参政员。
再说3月2日清晨，林彪穿着一件黄色日军大衣，骑着大马，带着115师直属队一个骑兵班遛马兜风。说起他胯下的这匹坐骑，可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发光耀眼。此时115师的防区与晋军的防区相邻，林彪一时兴起，未及多想，一马当先便进入了阎锡山第19军防区内的山西隰县千客庄。驻防的19军哨兵带队班长远远望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洋种马飞驰而来，误以为是日本骑兵来袭，慌乱中来不及仔细辨认，便下令开枪。只听得“嗒、嗒、嗒”一阵枪响，其中一发子弹击中了林彪的胸部。随后赶来的骑兵见师长受伤落马，立即找来担架，将他抬回师部卫生所。师卫生部副部长听到消息后，一边命令部下准备药品和医疗器械，一边带着医务人员来到林彪身边，仔细检查他的伤势，发现子弹打断了两根肋骨，并未伤及内脏，便立即对伤口清理消毒，贴上生肌药。
115师政委罗荣桓将林彪受伤的情况电告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得知消息后，都给林彪发来了慰问电。毛泽东还特地派有“医林圣手，军中名医”之称的傅连暲来为林彪治疗。林彪刚满30岁，年轻气壮，在傅连暲的精心治疗下，身体恢复比较快，7天伤口都快愈合了。但由于子弹擦伤了中枢神经，弹头残留体内，每逢天阴雨雪，林彪还是疼痛难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建议送林彪到后方休养。毛泽东回电指示，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林彪的师长职务，将林彪送回延安疗伤。
林彪回到延安后，各机关、各学校的负责人和师生们纷纷前往医院慰问，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林育英等人也多次到医院看望他。林彪见到林育英，吃力地握着他的手，说：
“八哥，日本人没打着我，却意外地被国民党的哨兵给伤了。真没有料到。”
林育英惋惜地说：
“当初，咱们弟兄离开延安的时候，都下了决心，一定抓住这次到前线的机会，多消灭一些日本鬼子，为中华民族争口气。没有想到几个月的时间，我因病回了后方，你又因伤回了延安。”
林彪难过地说：
“我这回伤得比较重，恐怕一下子难以上前线了。”
林育英安慰他说：
“养伤不能急，还要心情愉快。你个性内向，不爱讲话，养病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此后，林育英每隔一两天总要去看看林彪。林彪本来就有神经衰弱症，这一枪又伤及了脊神经，日后给林彪带来了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由于长期使用一些吗啡和杜冷丁之类的药物，久而久之，反而服药成瘾，还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此是后话。
再说3月3日，毛泽东参加了陕北公学6至10队的毕业典礼，发表了题目为《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的讲话，他说：
“陕公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有陕公中国就不会亡。”“你们是进步分子，是创造新中国的分子。因此，陕公代表着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进步的一个缩图。”“我们陕公的方向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走这个方向便须有坚定的意志和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不怕牺牲一切的精神。”“中国抗日的总的方向必然是胜利的。”
毛泽东最后说：
“你们毕业出去以后，无论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都要努力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3月4日，毛泽东托去苏联的人给两个儿子带去了一封亲笔信。
原来在这3月初，从苏联回来的人给他捎来了两个儿子的照片，他高兴得一遍又一遍地看个没完没了。
本传前边说过，杨开慧牺牲后，毛泽民将被送到上海的毛岸英哥仨安置在董健吾的家里。后来因白色恐怖日甚一日，董健吾也不得不离开上海去了武汉，毛岸英兄弟3人的生活就无着落了，他们终日流浪街头，居无定所。岸英、岸青到烧饼铺当学徒，受不了老板的打骂，就靠卖报、捡破烂、帮助推人力车挣几个小钱维持生命。不久，幼小的老三毛岸龙与两个哥哥失散了，有资料说他是经不起折腾，病饿而死了。他唯一留在世上的是一张在大同幼稚园与小朋友们的合影。透过泛黄的照片，他那充满稚气的小脸还依稀可见。再后来，毛岸青在卖报时看到了一则让他十分震惊的消息，上面写着：“军息：伪中央区所属之伪师长毛泽覃（系毛泽东胞弟）前因我军积极搜剿，乃率领残部，鼠匿瑞金东之黄鳝口东北大山中，本月26日，经我毛炳文部24师汤团，在该处搜获，该匪顽抗拒捕，遂为我击毙……”毛岸青看着看着，眼泪模糊了双眼，妈妈死了，小弟弟失踪了，小叔叔也死了，他越想越恨，从口袋里掏出半支粉笔，在漆黑的电线杆上写下了“打倒帝国主义”几个字。巡捕和便衣特务看到了，跑过来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岸青倒在了水泥地上。毛岸英闻讯赶来，见弟弟已经昏了过去，鼻孔、眼角流着鲜血。毛岸青苏醒后就听不到声音了，他被打成了脑震荡。还是在冯雪峰到了上海以后，才找到了他们，小哥俩终于结束了流浪街头的生活。1936年6月底，地下党组织通过张学良的关系，趁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祺一同带出国去。1937年初，李杜一行几经辗转，到达了莫斯科。毛岸英、毛岸青先后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区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和伊万诺夫城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从此与父亲有了联系。
毛泽东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上写道：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的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给我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
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此时的毛岸英、毛岸青不仅得到了父亲的关爱，同时也得到了贺妈妈的呵护。
那是在193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位叫阿烈耶夫的老师领着一个干部模样的女人，来到毛岸英、毛岸青在儿童院的住处。阿烈耶夫叫着他们的俄文名字说：
“谢廖沙，戈勒，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毛岸英哥俩一愣，心想，我们没有亲人在这里，怎么会有人专门来看我们呢？他俩打量着来人，只见她30岁上下，浓眉毛，大眼睛，瘦长的个子，温和的脸庞上带着微笑。她回头问阿烈耶夫：
“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阿烈耶夫说：
“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谢廖沙；这是弟弟岸青，叫戈勒。”
阿烈耶夫介绍罢，又对毛岸英哥俩说：
“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现在东方大学学习。”
“是的！我就是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叫文英。”贺子珍脸上洋溢着笑意，亲昵地说：“你们的爸爸可想你们哪！”
毛岸英哥俩从妈妈杨开慧牺牲后，便失去了母爱，“妈妈”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是太生疏了。他们既不向贺子珍喊妈妈，也不向她打听爸爸的事儿。贺子珍见两个孩子不说话，又补充道：
“你们父亲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常常念着你们呢！”
阿烈耶夫见他们已经接上了头，招呼贺子珍坐下就走了。贺子珍见哥俩的床铺又脏又乱，就把拎来的水果放在桌上，为他们收拾起来。整理好后，又弯腰把床下清理好。把他们的脏衣服卷起来，拿到河边洗净、晾开。毛岸英哥俩看到贺子珍忙里忙外，觉得过意不去，也就跟着干起来。忙完了，3个人才坐了下来。贺子珍把削了皮的苹果送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手里。毛岸英也忙泡了一杯热茶送到贺子珍面前。
贺子珍所在的东方大学离儿童院不远，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她总要带些物品去看毛岸英哥俩。她每个月领到的70卢布津贴除了自己开销，其余的全用在了小哥俩身上。渐渐地，小哥俩就主动地到贺子珍住的共产国际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来玩了。1938年5月，毛岸英、毛岸青有一段时间没见到贺子珍，不知道她是生病了，还是回国了，就决定去看看她。哥俩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刚出生的小男孩，他们明白，这是父亲的又一个儿子。
“哎唷，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
毛岸英盯着那小脸上打着褶的小男孩，左端详右端详，那高高大大的额头，很像爸爸，就连鼻子眼睛也都像爸爸。
“对，小弟弟还真像爸爸。”
毛岸青说着就去轻轻地摸他的小手腕。贺子珍见小哥俩高兴，就说：
“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
从此，贺子珍的小房间就成了毛岸英哥俩与亲人团聚的家。贺子珍给他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如何爬雪山，如何过草地，讲他们的爸爸，也讲自己负伤的痛苦经历，还给他们唱江西民歌。毛岸英也帮助贺子珍学习俄语。
贺子珍满月后，为了回到东方大学读书，就把孩子送到了婴儿室。小孩在10个月的时候患了感冒，贺子珍怕影响学习，不想请假，仍然把孩子送到婴儿室。婴儿室的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小孩转为肺炎，没来得及送医院就夭折了。贺子珍流着泪把孩子葬在郊外的一处公墓里。
有一天，毛岸英哥俩回到这个温暖的家里，发现贺子珍变了，衣衫不整，也不梳洗，无力地和衣躺在床上，好像突然间苍老了许多。再一看，她泪流满面，两只眼睛痴痴的、呆呆的样子。毛岸英诧异之际，突然发现小弟弟没有在房间里，急切地问：
“弟弟呢？小弟弟呢？”
贺子珍闻言，忍不住悲痛，嚎啕大哭起来。毛岸英这才知道可爱的小弟弟因患肺炎而夭折了。哥俩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如涌泉般地哭了起来。稍顷，毛岸英劝贺子珍说：
“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
贺子珍闻言，渐渐止住了哭声。不久，毛泽东再婚的消息，隐隐约约地传到了他们那里，贺子珍还不怎么相信。毛岸英和弟弟想方设法使她高兴，有时讲故事，有时说笑话，只是闭口不提他们时时都会想到的那个人——他们的爸爸毛泽东。
且说在3月6日，毛泽东给彭雪枫回复了一封电报。
此前，彭雪枫在对鄂豫边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后，在3月1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说：从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川北之通南巴这一地域做大后方的绝对必要。党从现在起，即应重新估计这一地域，目前应：1、迅速发展并健全党的组织；2、轮番训练大批当地的党军群众工作干部；3、相机扩大而重心在于提高高（敬亭）周（骏鸣）两部军事政治水平。
为此，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雪枫：
电悉。甲：观察甚当。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乙、干部可从抗大、陕公毕业生酌派一部给你们，并望从豫南各县优秀青年中挑选最好的40名送抗大学习。丙、经费不足可否斟酌考虑向民众募捐。河南局面不久将变化，熬过短时期就有办法。丁、你们中心根据地在何县何区？派人来走何路到何地与何人接触？即告。陇海路即将隔断，要指出走商南、淅川、唐县至泌阳、桐柏这几条路。
毛泽东
3月间，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和毛慎仪与文静纯的女儿章淼洪，在表哥文赐生的护送下，通过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辗转来到了延安。
原来在1937年，王淑兰突然接到了毛泽民从延安发来的一封信，要求把女儿毛远志送到延安学习和工作。是年年底，王淑兰把女儿送到了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把她们和章淼洪等一起护送到了武汉。
毛远志到延安时，爸爸和钱希钧已经去苏联了。第二天，她带上妈妈特意做的云片糕，来看望伯父。毛泽东见到远道而来的侄女非常高兴，一边吃着云片糕，一边说：
“好吃，好吃！多年没有吃到家乡的东西了。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毛远志回答说：
“妈妈送我到了武汉，又折回湖南去了。”
“那里工作需要，就回去吧。”毛泽东说：“四嫂是很会说话的，死人也会被她说活。你还有个大哥，你知道么？”
毛远志说：
“不知道。”
毛泽东说：
“可惜他活到7岁时，得了肝炎，发高烧，送到长沙医院治疗，不料洗了个澡就死了。”
毛远志想起妈妈嘱咐的话，就对伯伯说：
“临行前，妈妈一再交代我说，伯伯干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后要好好学习，要靠自己奋斗，不要打搅您。”
她还说要参加八路军，要去抗大学习。毛泽东说：
“你年龄还小了点。”
说着顺手在纸上写了5个字让毛远志念，毛远志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他笑着说：
“你应该先补习基础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再去抗大或别处学习。”
“我就是盼着能上学读书。”
“那好！”
毛泽东提笔给滕代远写了封信，请他送毛远志去延安鲁迅小学读书。毛远志又和伯父说了一会儿话，不便久留，就要告辞。临走前，她向大伯讲述了妈妈讨米干革命的经历，向大伯提出建议说，组织上是否可以给予妈妈一点资助。毛泽东没有立即答应，要她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向上级反映。后来，毛远志将她妈妈的情况反映到陈云那里，陈云说：
“需要寄多少钱？”
毛远志说：
“20元就够了。”
陈云说：
“不算多。你提出的要求太低了。”
毛远志刚到延安，不习惯吃陕北的小米饭，加上她有胃病，有时就到食堂找米饭锅巴，用热水泡泡吃。毛泽东的一位秘书看到了，给了她一块钱，叫她每天花5分钱买碗粥喝。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把毛远志叫去，说：
“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
毛远志听了伯父的劝告，开始练着吃小米饭，很快也就适应了。
欲知毛泽东的亲人们后来的情况如何？请看后边的叙述。
东方翁曰：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及“三月政治局会议”可真够凶险的！张闻天要让总书记在前，周恩来让出长江局书记在后。更为严重的是在3月政治局会议上，除了在国外的王稼祥之外，只有康生、任弼时、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而在反对王明去武汉的问题上，就只有康生一个人支持毛泽东了。其他绝大多数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反水，站到了王明一边。毛泽东又处在了十分孤立的地位。遵义会议后刚刚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却又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毛泽东为挽救危局，不动声色地派出了任弼时，后来又派出了刘亚楼，他要来一个釜底抽薪。这的确是高明之举！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总理其实都是‘国际派’的，任弼时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国际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亲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关向应也是‘国际派’。不过，在现实的艰苦斗争中，关向应认准了毛主席，较早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关向应、贺龙和任弼时一起率领红2、6 军团长征。关向应1946 年在延安病故，临死前告诫任弼时、贺龙要跟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主席。在关向应的影响下，任弼时也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真心地转向了毛主席。”这就是毛泽东在党内屡遭孤立的真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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