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如果我们不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
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就可进一步压
迫国民政府。据我们判断，日军从山西打不到陇海线，华东日军可能
很快就要进攻徐州的。”
话说1938年4月中旬，江青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以陈正人为厅长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工作。不久，中央为了加强对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和教学工作，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到鲁艺，于是江青又从教育厅来到鲁艺教务处工作，兼任戏剧课指导员和教师。在这里，江青又和张庚相遇了。现存的《鲁艺通告》上载有这样的内容：“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
江青再一次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在鲁艺的演出活动中，先后饰演了崔嵬编导的话剧《被糟蹋了的人》中的女主角和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毛泽东观看了《被糟蹋了的人》和《打渔杀家》后，上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毛泽东和江青的接触越来越多了，他已经了解了江青在上海4年的经历，因此，他和江青谈论的话题最多的就是30年代的上海。毛泽东说他对左翼联盟的情况不甚了了，江青便介绍道：
“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是在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当时的常委委员有鲁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汉，冯乃超，郑仍奇，钱杏邨，洪灵非等7人。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说得很有预见性。他讲道：‘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因为，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屋子里，最容易变成右倾。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共同的目的为必要的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事后证明，鲁迅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左联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但在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把持下，没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鲁迅为左联做了不少工作。”
毛泽东插话说：
“我对鲁迅先生始终有个遗憾，就是没有见过面。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谋面嘛。实际上，鲁迅也是反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的。有人告诉我，当年大概是1930年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就，则非韧不可。’你看，鲁迅说得多策略啊。”
江青又谈到了周扬、田汉等人和鲁迅的矛盾，她说：
“周扬到了上海以后，和夏衍、田汉等人联合在一起，多次反对鲁迅，散布许多攻击鲁迅的言论。1934年11月4日，鲁迅针对着周扬、田汉等人的攻击，在《答（戏）周刊编者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在这里，鲁迅表达了对来自内部阶级敌人的攻击是极其愤恨的。他接着指出：‘这倒并非个人的事，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田汉等人的化名）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可见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人的态度多么的明确。”
江青还谈到了鲁迅和郭沫若之间的分歧。毛泽东说：
“这些文章你替我找来，好好看一看。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当代奇才。一个重在革命的气节和勇往直前的理论，一个重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造诣上，两个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对于鲁迅，不仅是尊敬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到老的楷模。我们要培养像鲁迅那样的文化干部，用鲁迅的精神教育人们，特别是文艺青年。”
江青从领袖的谈话中找到了知音。她把自己写的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在她的文章上批道：
“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声音，是向整个黑暗的社会宣战的火花。”
江青看着毛泽东的批示，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高兴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后来，毛泽东又问起1936年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争，江青说：
“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多次批驳了周扬他们的攻击。周扬诬蔑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提出鲁迅与托派分子有联系；而托洛茨基分子也趁机拉拢鲁迅，一个托派分子公然写信寄给鲁迅，恶毒攻击斯大林，咒骂党的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是‘无耻的叛卖行为’，还把他们的刊物《斗争》、《火花》赠送给鲁迅。真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鲁迅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拉拢自己，‘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缘故。’这里说的某几个战友，就是指周扬他们。实际上，鲁迅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痛斥就是对周扬他们的批驳。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就把自己不光与托洛茨基分子区别开，也和周扬他们划清了界限。鲁迅在信中还写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止是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些话，是1936年6月9日鲁迅怀着极大的气愤抱病写的，它不光打中了托洛茨基派的要害，也刺中了周扬他们的痛处，对‘国防文学’理论是个极大的嘲弄。所以，这封信，在当时被周扬他们把持的《文学月报》上不予刊登，暴露了他们的心虚。不光如此，在隔了一个多月，8月1日，周扬又指使徐懋庸趁着鲁迅先生‘病得要死’‘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骂鲁迅先生对‘国防文学’的看法是‘助长恶劣的倾向’，指责鲁迅这也‘不对’那也‘可笑’，‘若偶像然’，要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言行进行‘打击’，施行‘实际解决’，等等。”
江青的一番介绍和分析，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两个口号之争的真实情况和实质问题，联想到党内一些领导人不怎么赞成鲁迅，说什么周扬等与鲁迅的论战无非是“个人之争”，至多是“宗派之争”。在江青告辞时，他便把刘少奇1936年化名莫文华，发表在《作家》第2卷第1号上的文章《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找出来交给江青，让她带回去看看，考验一下她的分辨能力。江青连夜看了这篇文章。刘少奇在文章中写道：
“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国防文学’还是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来做出发点的。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的，有着历史性和现实性而已。其实，两个口号并不是矛盾的，并没有截然相反的意义，大可不必如此对立。还是团结到一起吧。”
江青不同意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各打50大板的说法，她仿照毛泽东批示的办法，提笔在这本杂志上写道：
“抹煞了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是阶级的调和论观点，不足为凭。”
毛泽东看着江青的批语，禁不住笑了。江青的字写得很好，一笔一划显示出良好的楷书功底。她写的文章，字里行间，又洋溢着才气，展示出较深的文学造诣和敏锐的洞察力。
毛泽东再看看眼前的江青，头发乌黑浓密，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明亮，鹅蛋形的脸庞，不施脂粉依然清丽白皙，腰肢苗条，笑声动人；加上微翘的鼻子和稍厚的嘴唇，表情真是迷人。这样的文字出自这样的女子之手，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心中一股爱慕之情油然而生。毛泽东说：
“中央准备变动一下你的工作，把你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你愿意吗？”
江青高兴而平静地说：
“安排什么工作我都愿意，现在，我已经感到十分幸福了。”
在这一年的暮春时节，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全体学员转入抗大，编为女生大队。在举行庆典这天，天气非常好，万里无云。毛泽东、贺龙、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出席了大会。女生大队队长张琴秋和江青也在主席台上就座。
据欧阳山尊回忆说：边区教育厅的江青“很令人瞩目”，“可能这是她在这种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除了江青，那位女生大队队长张琴秋也非等闲之人。她是唯一在红军作战机关和部队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女性，还是一位海归美女，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5年。徐向前称赞她是“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在川陕根据地时，张琴秋任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女战士在军队内担任的最高职务），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等人并列为红4方面军主要领导人。许世友、洪学智、陈再道、刘华清等都是她的下属。1935年初任红4方面军组建的妇女独立师师长，下辖两个团，2000余人。红2、4方面军会师后组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2、4两个方面军，张琴秋与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20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同为西北局委员，她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1936年，妇女独立师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随后参加西征。张琴秋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在西路军远征途中，她已临近分娩，仍负责指挥总部机关的直属部队，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在敌人骑兵的包围下，将孩子生在了戈壁滩上。西路军全军覆没后，张琴秋因产后身体虚弱被俘，被押往南京。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向国民党点名交涉，张琴秋被释放回延安。
且说毛泽东在抗大女生大队庆典上讲了话，他说：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妇女是最受压迫的，从来就没有自主的权利。出嫁以前一切听父亲的，出了嫁听从丈夫的，丈夫死了以后还要听从儿子的，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是控制妇女的法律，中国妇女被紧紧地绑在这种封建道德上，没有一点自由。今天你们在这里集合开会，成立女生大队，意义非常重大，就是要你们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妇女的解放需要和民族的解放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也无从谈起，所以你们首先应该争取民族的解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那时才能使全国妇女得到解放。”
毛泽东的话赢得会场上掌声不断，口号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在台下听讲的张文秋，凝视着台上的毛泽东，一时间感慨万千。武昌一别，已有10载。在这10年间，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留下了岸英、岸青、岸龙3个没妈的儿子；张文秋的丈夫刘谦初也被韩复榘杀害了，留下了一个从未见过爸爸的女儿刘思齐。
散会时，张文秋随着人流从毛泽东身边经过，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她，说道：
“张国兰同志，你好啊！什么时候到延安的？”
张文秋激动地说：
“报告毛主席，我现在叫张一平。来到延安已快一年了。”
“噢，改了名字。你不够朋友哪！”毛泽东幽默地说：“来延安都一年了，也不去看望老朋友？”
“主席，我一定去拜望您！”
半个月后，张文秋特地去杨家岭拜望毛泽东，见一位面颊瘦削高鼻梁头发花白的人正和毛泽东交谈，她想退出来，毛泽东却向她招手说：
“快进来吧。”
张文秋进了窑洞，毛泽东站起来，向她介绍说：
“这是刘少奇同志，我们党的负责人，先认识一下吧。”
刘少奇热情地和她握手。毛泽东接着介绍说：
“这是张一平同志，前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的爱人，现在抗大学习。早些年，谦初同志已经在济南不幸遇害。”
刘少奇说：
“哦，刘谦初同志，我听说过。他是一位坚强不屈的同志，牺牲得很英勇。”
毛泽东问起武昌别后情形，张文秋便把她和刘谦初的经历及诀别叙述了一番。
那是在1929年七八月间，她和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的丈夫刘谦初先后被捕。这年冬天，张文秋因怀孕被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她走到男牢前，一再要求典狱长要和丈夫见一面。获准后，她上前紧紧地抓住刘谦初的手，眼泪便扑簌簌地往下流。刘谦初问张文秋：
“你出去后到哪儿去啊？”
他见张文秋抽泣着直摇头，就用暗语说：
“先到律师李化南家住几天，再设法到上海找妈去。”
张文秋知道丈夫说的妈就是党，这才点点头，说：
“谦初，你给未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字吧。”
“就叫‘牢生’吧！不管是男是女。”
“这是乳名，再起个大号。”
“不管你们流落到哪里，都要思念齐鲁，思念故土。中国有句古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就叫个‘思齐’吧。”
后来，刘谦初在1931年4月5日和其他11位共产党人被押赴刑场，就义之时，年仅34岁。不久，地下党组织将刘谦初临刑前用暗语写的一封遗书转交给张文秋。他在遗书中的称谓是张文秋搞地下工作时的化名，遗书中所说的“母亲”就是党组织，“兄弟”即同志。这封遗书是这样写的：
丽娟：
我在临死之际，向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希望你不要为我悲伤。你要紧紧记着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孝敬母亲，爱护母亲，听母亲的话！你要保重身体，好好抚育孩子，重建幸福家庭。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带着年幼的女儿刘思齐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西安事变后，她奉调回延安，化名张一平，带着女儿刘思齐一路奔波，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介绍她认识了陈振亚。陈振亚在北伐战争时，经黄公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了平江起义，后跟随彭德怀上了井冈山，成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他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和反围剿的斗争。1930年，他在激战中受重伤，失去了一条腿，现在也奉调去延安。此后，由陈振亚护送张文秋母女于1937年9月来到了延安。
初到延安，组织上分配张文秋到边区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不久，中央为了培养一批女干部，成立了一个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学员有五百余人，校长是危拱之，张文秋受命担任总务主任兼文化教员。想不到在抗大第3期的学员支援“抗日军人家属学校”挖窑洞时，张文秋与陈振亚又相见了。这一年，陈振亚已经37岁了，多年戎马生涯，使他无暇顾及个人的婚姻大事。恰在这时，张文秋走进了他的生活。经过半年多的接触，他们于1937年冬结为夫妻。正是因为前不久中央将抗日军人家属学校转入抗大，编为女生大队，张文秋才得以再次见到了毛泽东。
再说4月14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任弼时在报告中说：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讨论任弼时提交的报告时，任弼时又作了口头说明与补充。王稼祥也补充说：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它与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点，就是这个统一战线是与国民党第一次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都有武装。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会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在中共中央有毛泽东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任弼时的报告和王稼祥的说明，讨论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此后，任弼时又和王稼祥分别到各国代表团介绍中国的情况。他们向各国共产党人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详细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八路军发展壮大的情况。许多其它党的代表听了以后说：
“毛泽东真伟大，中国革命有希望，我们要向中国同志学习。”
4月15日，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山东台儿庄战役结束。
此次战役是由李宗仁、李品仙等国民党将领指挥的，历时一个月。中方参战兵力有：中央系汤恩伯第20军团，西北系庞炳勋第3军团、冯治安第19军团、张自忠59军、孙连仲第2集团军，山东孙桐宣第3集团军，桂系李品仙11集团军、廖磊21集团军、徐源泉20集团军，川军邓锡候22集团军、杨森27集团军，总兵力超过40万（另一说国民党军参战约29万人）。日军兵力为矶谷廉介第10师团、坂垣征四郎第5师团，约5万人。中方伤亡约5万余人，日军伤亡约2万余人（日军自报伤亡11984人）。
台儿庄战役是继平型关伏击战之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又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对台儿庄战役评价说：“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国民党第22集团军第41军第122师中将师长王铭章，在此役中率部坚守通往台儿庄的咽喉之县，血战3天3夜，壮烈殉国，为台儿庄会战的胜利赢得了时间。国民政府在武汉公祭王铭章将军，中共中央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齐光，《新华日报》代表吴克坚等，前往参加。吴克坚致悼词说：“王师长等殉国烈士的鲜血，不仅洗涤了他们在川军20年的罪愆，而且更加振奋了全国军民枪口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他们是对得起四川的父老、对得起国家的。王师长是我们炎黄的优秀子孙，是保国卫民的英勇战士，是中国的模范军人，他的死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中国人民，他的勋名将永垂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不死！”
毛泽东为王铭章将军题写了挽联，以他和博古、吴玉章、董必武的名义发往武汉：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
早在台儿庄战役结束前夕，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与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等人组成的摄制组在1938年4月初来到中国，辗转于武汉、台儿庄、西安等多地，计划拍摄一部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在《中央新影·老故事》中，《纪录经典》系列纪录片总导演北师大艺术传媒学院副教授张同道，曾向记者介绍了伊文思一生的创作以及1938年中国之行中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关于1938年的中国之行，张同道说，伊文思在来华的飞机上研究中国，读的是斯诺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辗转到了武汉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很客气地招待伊文思一行。
在武汉，伊文思和卡帕很快与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副书记周恩来取得了联系。
本传前面曾经讲过，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竭力吹嘘“蒋先生的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他还提出了一套放弃共产党领导权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竟然被党内高层多数人接受了。12月23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共代表团和中央长江局合并为一个组织。周恩来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将长江局书记让给了王明，自任副书记。这样，在武汉就形成了一个以王明为首的唯蒋介石马首是瞻的中共“第二中央”。
当伊文思来到武汉的时候，周恩来正好也在武汉。他与伊文思摄制组见了面。周恩来对伊文思摄制组访问延安的计划表示欢迎，并让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为他们准备车辆。
不久，伊文思一行先到郑州，再到徐州战场，在台儿庄见到了李宗仁。张同道说，4月中旬，拍摄完台儿庄战役尾声之后，伊文思等人更加坚定了要去延安的想法。以“到中国西北拍摄长城”为借口，伊文思、卡帕等在1938年5月到达了西安。宋美龄获悉伊文思要去延安，便指示她的部下黄少将发电报阻拦。黄少将在电文中说：
“你要想拍游击队，到处都是，不用去延安。夫人要我告诉你，中国只有一支军队，就是委员长领导的军队，没有别的什么军队。”
伊文思一行决定摆脱国民政府的控制，便再次联系了在武汉的周恩来。周恩来接到伊文思的求助电报，鉴于宋美龄的态度，给伊文思发去电报，劝告他说：
“你们能到延安去固然好，但是如果现在强行去延安，你们很可能回不了武汉。你不要再去了。一旦要是让国民党知道是我们安排你去延安，那么你将来拍的这个影片也要受到伤害。在国际上，谁愿意看一个共产党抗战的故事呢？而且暴露了两个政府这样一个现实，外国人会不理解，不利于中国抗战。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伊文思无奈，只好又返回了武汉。他向周恩来提出，要拍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武汉的领导人。周恩来爽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等人开会的场面，被伊文思等摄入了纪录片。卡帕还特意为周恩来拍摄了几张特写和肖像。
离开武汉之前，伊文思托人将一台35毫米埃摩摄影机和几千尺胶片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延安电影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伊文思赠送的摄影机和胶片就成了延安电影团的第一批拍摄器材。吴印咸后来也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
再说1938年4月16日，延安“抗大”第4期举行开学典礼，这期学员猛增至5562人，其中有八路军、新四军和白区地下党干部907人。
此后，“抗大”每一期招收的学员都有所增加，而且还先后开设了13所分校。到1945年，“抗大”办学10年，总共培养出了10多万名军政干部。
4月17日这天，天一亮，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车队从黄河西岸的延水关经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走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两辆黑色的小汽车，第一辆车中坐的是卫立煌和司令部参谋长兼第9军军长郭寄峤及司令部副参谋长文朝藉，与司机并排坐在前排的是戴着金丝眼镜、白手套，带着左轮手枪的交际副官罗香山。第二辆车中坐的是一位参谋和第9军军部参谋长杜凤翥，还有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和随从副官张学诚，与司机并排坐的是一个带盒子枪的卫士排长。紧随其后的十几辆大卡车，满载着总指挥部几个大处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新成立的战地工作团的官兵们。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卫杨村一个贫农家庭。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卫士；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4师师长，1932年任国民党第14军军长，积极追随蒋介石“剿共”，成为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蒋介石为奖励卫立煌，在安徽省金家寨设立一个新的县治，以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早在1931年7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3次“围剿”，卫立煌率第45师作为中路军，向苏区进攻，遭到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军的沉重打击，仓皇败退，领教了毛泽东和红军的厉害。抗日战争爆发后，卫立煌先后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部在山西忻口战役中重创日军，在太原数次会晤周恩来、朱德，对共产党人有了新的认识。在国民党阵营里面，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同乡，也不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天子门生”，所以蒋介石往往在急需用人之际才会想起他；而到了提拔封赏时，他就不如黄埔系的那些宠儿吃香了。因此，他常常耿耿于怀。
卫立煌此行本是去洛阳参加军事会议的，他借机转道延安，来拜访慕名已久的毛泽东。
延安军民在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处就贴出了红绿纸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在延安城外欢迎的队伍排列在道路两边，许多机关都来了人，各学校的师生也差不多都到了。卫立煌的车队一到，欢迎人群中立刻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欢迎的口号此起彼伏，表达了延安人士盼望国共合作的热忱和对于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友军的热情。礼遇之隆可能是延安空前未有的，卫立煌半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热烈的欢迎场面。
车队在离城门不远处停下来，卫立煌等人下了车。前来迎接的滕代远参谋长、八路军陕北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人迎上前去。
滕代远等人陪同卫立煌一行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来到一个接待处。这时，毛泽东已跨出客厅房门，一见到卫立煌，就握着他的手说：
“欢迎，欢迎啊。路上辛苦了！”
他和每个客人亲切握手，陪同卫立煌进入客厅，分宾主落座。卫立煌说：
“八路军对日作战，机智勇猛，深表钦佩。卫某此次到延安，有机会与润之主席见面聆教，真是不胜荣幸！”
毛泽东说：
“你也非常厉害啊，‘支那虎将’可是名副其实呢。你抗日坚决，与我们八路军相处友好，我们深表感谢。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希望你能沿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在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猖狂的情况下，要想中华不亡，大家只有精诚合作才有出路啊。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所说的“支那虎将”这一称谓，源自卫立煌在忻口会战中破坏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后，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称其为“支那虎将”。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国内政治、军事形势，谈到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国际国内均有投降主义的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他还说：
“我们是坚决反对投降主义的！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只会亡国！卫将军，我们决心抗日的人都忽视不得哟。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毛泽东对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分析。他认为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他说：
“现在，你领导的山西抗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拖住了日军的‘尾巴’，使他们行动就没那么利索了，八路军在后方也就能放得开手脚了。如果我们不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就可进一步压迫国民政府。据我们判断，日军从山西打不到陇海线，华东日军可能很快就要进攻徐州的。”
卫立煌是行伍出身，听了毛泽东的分析，连连点头说：
“有理，有理。毛先生分析得很对！”
果不其然，正像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日军在台儿庄战役后日益迫近徐州，而蒋介石则是在一个月后才有了感觉。5月中旬，前方越来越惨烈的战报不断传到武昌国民党军委会蒋介石的案前，徐州面临的严重危机，使他因台儿庄的胜利冲得有点晕乎乎的大脑一下子冷静下来。但他意识到的是日军要围歼徐州的中国军队主力，而不是打通陇海线。他叫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封裔忠等人研究对策。何应钦等人主张放弃徐州，赶紧突围。于是，蒋介石便口授给李宗仁的电令，令其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5月16日，第5战区命令各部队分别向豫、皖边界突围。日军沿陇海铁路向西一直追到了开封。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前进，竟又下令炸了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河水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造成了比日祸更甚的黄祸！此事容后详述。
且说毛泽东又告诉卫立煌说：
“卫将军，我们八路军深入敌后，困难也是很多的。首先这弹药的消耗就很大啊，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呢？还有，我们的卫生医药器材也非常缺乏，战士负伤无法及时医治。再加上快夏天了，同志们的夏服也还没个影子。这些都拜托卫长官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啊。”
卫立煌当即表示说：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天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参加宴席的还有司令部两位参谋长和一个参谋及秘书赵荣声。作陪的有滕代远、萧劲光。
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又叫赵荣生，笔名任天马，1915年出生于安徽太湖一个“四代翰林”之家，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法学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4月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1937年冬参加了丁玲任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通讯部当记者，后接陈克寒任通讯股股长。此时，卫立煌为摆脱蒋介石特务的监视，大量用自己安徽同乡当秘书。当他看到延安《群众》杂志上的通讯《西线上的盛会》后，了解到这篇通讯的任天马本名叫赵荣声，不但是他的安徽同乡，而且还出身于名门望族，与赵朴初、赵荣琛还是堂兄弟，立即命令刘毓珩把任天马聘到他的司令部当秘书。赵荣声不愿去，丁玲就把此事汇报到八路军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找赵荣声谈话说，希望他去卫立煌处工作。傅钟还叫赵荣声到西安去请示林伯渠。次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通知丁玲说，让赵荣声到卫立煌处去报到。赵荣声到了卫立煌处，即被任命为司令部的少校秘书。卫立煌此次到延安来，就是受了赵荣声的影响。10天前，他受命来延安联络，停留了3天，向滕代远汇报了自己怎么进入卫立煌司令部以及在那里的所见所闻，滕代远又带着他向中央军委统战部的刘向三作了汇报。
且说毛泽东设的午宴非常丰盛。延安向来有一个好客的风俗，平时自奉虽然极其清苦，可是一旦来了客人，主人便将最好的食品拿出来飨客。这卫立煌、郭寄峤、文朝藉等人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击，给养补充不上，有什么吃什么，体重都减轻了，现在他们对每一道菜都感到很满意。毛泽东酒量不大，却谈笑风生，宴会历时甚长。结束后，毛泽东与卫立煌合影留念，并和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员合影留念。赵荣声借机在客厅外面的过道上偷偷把预先写好的一个新情报交给了滕代远，并且告诉滕代远说，卫立煌已经背熟了到抗大演讲的稿子。滕代远就临时更改了接待卫立煌的日程。
这天下午，卫立煌来到了抗日军政大学，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罗瑞卿向卫立煌介绍了抗大的历史和现状，又领着他和随从人员参观了学员们住的窑洞，看了学员们的课堂。卫立煌称赞道：
“中国各地都像你们这样搞起来，还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吗？”
罗瑞卿请卫立煌去大操场演讲。卫立煌登上讲台，学员们立即高呼：
“国共两党紧密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妥协投降！”“和卫副司令长官一起打到鸭绿江！”
卫立煌立刻激动起来，丢开事先背熟的讲稿，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讲演。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只有和八路军合作，才能战胜日本，表示今后要继续与八路军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坚持华北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他每讲一段，下面就呼口号，越呼口号，他讲得越起劲。
是日晚，延安举行盛大欢迎晚会，当毛泽东陪同卫立煌步入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李富春主持大会，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他说：
“卫副司令长官是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路过延安，希望对边区工作加以指导。现在，请卫总司令讲话。”
全场欢声雷动。卫立煌在不断的掌声中发表了讲话，他说：
“此次奉命赴洛阳，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灭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陕甘宁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
卫立煌讲完后，毛泽东和他并排坐在一起，观看延安“鲁艺”演出的文艺节目，二人一边看，一边交谈。
第二天，卫立煌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去洛阳。他对随行人员说，这次延安之行，他感到非常满意，尤其是对毛泽东极为敬佩。他还说：“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方法。”抵达西安后，卫立煌批了一个手谕：“即发第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他还吩咐发给第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不久，这批物资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及时转送给了八路军各个部队。
后来在7月7日，卫立煌让赵荣声陪他细细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认为毛泽东的见解是正确的，改变了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论。7月间，卫立煌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信和在延安时的照片，其中有他和毛泽东的合影及他在抗大讲演的照片，卫立煌把这些照片珍藏了起来。1938年冬，卫立煌突然问他的秘书赵荣声：
“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
赵荣声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他说：
“我只参加过民先，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怎么参加，我真说不上。朱德总司令常来，你跟朱总司令谈谈不好吗？”
卫立煌说：
“朱玉阶一时来不了，你到延安去问问吧。”
赵荣声说：
“也用不着到延安。我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问问林伯渠老先生吧。”
于是，赵荣声秘密到了西安，将卫立煌要求入党的事情，向林伯渠作了汇报。林伯渠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你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心实意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后来邓小平、杨尚昆在1939年初途经河南渑池，过黄河去太行山根据地，曾经与卫立煌见过面，卫立煌又向他们表示愿意参加共产党，因为邓小平和杨尚昆了解不多，不知虚实，只感到奇怪，就没有发表意见。
由于卫立煌同情共产党、八路军，蒋介石在1942年1月下令撤销了他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务，调任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西安行营只是一个转呈公文的空架子，卫立煌被剥夺了军权，赋闲在家。这是后话。
再说4月17日，在武汉被李克农控制着的张国焘向周恩来提出了3个要求：1、到上海治病；2、回江西老家；3、在长江局工作。周恩来立即将张国焘的要求报告给毛泽东。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后，他告诉张国焘说：
“中央不同意你的3点要求。但你可以从下面3条中选择1条：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大家最欢迎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想通后，再回党工作。3、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你的党籍。这3点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两天后答复我们。”
张国焘马上说：
“好！”
周恩来一走，张国焘慢慢掏出纸和笔，写出了自己的选择：
“兄弟已决定采取第3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周恩来将这一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
“捆绑不成夫妻，由他去吧。”
李克农奉命放了张国焘。一小时后，张国焘提着一口皮箱步出了旅馆。他公开向蒋介石认错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彻底背叛了革命事业。
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4月20日下午，毛远志和表姐章淼洪一起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起毛远志在学校的情况，毛远志说：
“学校里有个民族先锋队组织，要我参加，我不愿参加。因为那不是共产党，我只想参加共产党。”
毛泽东笑着说：
“参加‘民先队’也不错嘛！你现在年龄还小，将来长大了才可以加入共产党。”
说罢，他问毛远志是哪一年生人？毛远志回答说：
“民国十二年，农历三月二十日。”
毛泽东随手翻了一下日历，说：
“今天不正是你的生日？”
“是吗？我还不知道呢，这真是碰巧了。”
“好嘛，你们就在这里吃饭。”
毛泽东说罢，吩咐警卫员烧了两个猪蹄，还煮了挂面，和毛远志、章淼洪一起吃了饭。在返回学校的路上，章淼洪提醒毛远志说：
“你知道吗，伯伯今天给你过生日了！”
毛远志闻言心头一热，心想，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给我过生日呢，是伯伯第一次给我过了生日！
4月20日晚，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举办的晚会。
陕甘宁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是4月17日在延安召开的，出席代表226人。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抗战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筹委会主任毛齐华作了题为《边区抗战以来职工运动的总结和今后的方针》的报告。
在晚会上，毛泽东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了《结团体打日本》的简短讲话。他说：
“工人首先要团结起来，要把全国各省各业的几千几百万无产阶级都组织起来，结成工人的团体。我们还要结成农民的团体，商人的团体，文化人的团体，全国各种行业的人的团体。不仅要结成全国的大团体，而且要结成全世界的大团体。这样一来，就使各国的工人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也要组织统一战线。3个统一战线，中国一个，全世界反法西斯一个，再加上日本无产阶级的一个，这就成了全世界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还要把它好好组织，好好扩大起来，一齐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够被打倒的。中国要打胜日本帝国主义，工人阶级在抗战中有重大作用，所以无产阶级要好好团结起来，只有团结，才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接着，业余剧团在晚会上演出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传统戏。毛泽东对坐在身边的毛齐华说：
“你看老百姓来的这么多，老年人又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
毛齐华指着坐在后排的柯仲平说：
“文协的柯老在那儿呢，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
毛泽东转身问柯仲平：
“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
“应该！应该！”
柯仲平连连表态。毛泽东说：
“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
柯仲平说：
“好！我们马上动手去办。”
柯仲平说干就干，晚会一结束，他就找人商量如何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他开始着手筹建剧团。
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向八路军发出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指示说：
“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广大地区，大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八路军各师根据这一指示，先后派出部队挺进平原地区，协同地方党和当地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平原根据地。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张国焘投奔国民党以后，蒋介石视其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给军统头子戴笠“妥善运用”。自此，他便上演了一出“共产党元老反对共产党”的闹剧。1949年前，张国焘眼见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带了家人逃往台湾，后来又隐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他晚年信仰基督教，靠给美国人写回忆录为生，1979年在贫困潦倒中因冻饿而毙命，成为一个流落异邦的孤魂野鬼。他的后事处理十分低调，原始墓碑上连个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销声匿迹。一代枭雄如此下场，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立刻就报。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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