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主权。”
话说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作了《永久奋斗》的演讲，他说：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重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5年，10年，40年，50年，甚至60年，70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作‘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焘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
1939年6月1日，毛泽东在抗大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今天是你们的3周年纪念日。抗大办了3年了，我们的抗战快两年了。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抗大3年以来培养了很多的坚强的抗日干部，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今天，我们国内还有很多汪派的人，投降主义者，投降派；他们不赞成抗战到底，他们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讲和，主张妥协、投降。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反对投降。”
“我们抗大的人，不能有一人不抗战到底，不能有一人不反对投降，不能有一人赞成和平妥协的；如果有一个，就不是抗大的学生，是抗大的败类，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全国各党派也是一样，不许有一人讲和，要全体一致地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根本主张。过去3年是这样，以后3年，以后很多年也是这样。‘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方针。”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四言诗一首，以资鼓励：
题《中国妇女》之出版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
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6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目前形势的特点是日寇除军事进攻外，加紧其诱降活动，并把这种活动放在第一位，正在积极策动国民党一切投降分子，勾结英、美、法妥协派，以图达其瓦解抗战阵线目的。汪精卫正与日寇进行卖国谈判，投降分子、反共分子正在国内普遍地坚决地进行破坏工作。因此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就是准备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共产党的压迫，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摩擦，对边区的挑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破坏等，都是准备投降的步骤。
二、因此党应当用全力来进行反对投降分子反共分子的斗争，党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来给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以适时地坚决地反抗。
三、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巩固国共合作，继续抗日。为此目的，党应当更密切的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及国民党员群众联系，向他们说明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并与他们共同动员人民群众，动员舆论来孤立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动员群众和巩固国共合作，就是反对投降与反共的最好方法。党应当开展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公开地揭穿反共活动即是准备投降的实质。同时党不应给民族统一战线之破裂造成借口，这种统一战线无论如何是需要巩固和扩大的。
四、关于因此而产生的党内党外宣传组织任务，另有电示。
五、此指示发至省委，向下一律用口头传达。
中央书记处
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反投降的报告；13日，他又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投降的结论。这个报告和结论的提纲被称为《反投降提纲》，还曾被称之为《再论持久战》。在《报告》部分，毛泽东说：
“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3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1、日本的诱降政策，2、国际的压力，3、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
关于“当前的任务”，毛泽东说：
“第一，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第二，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和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和人员。第三，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他还说：
“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加以严正地批驳。”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号召说：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
就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期间，发生了国民党军袭击新四军的严重事件。
6月12日下午3时，国民党驻湘鄂边第27集团军杨森的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当场枪杀新四军上校参谋涂正坤，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吴贺泉、赵绿莹等6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通讯处财物被洗劫一空。在新四军留守处十几个干部惨遭杀害的同时，在平江的红军家属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杀者一千余人，其中有一红军家属兄弟8人就被杀掉6个。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轰动全国的平江惨案。
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投降问题的结论，其中谈到了“转变问题”，他说：
“一、我们说准备自己，应付新的可能情况，应付可能的米亚哈（即何塞·米亚哈，西班牙内战期间任马德里城防司令，与卡萨多、贝斯泰罗发动反共和国的军事政变，向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叛军投降——笔者注），是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之下的。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下，准备对付可能的米亚哈或哈恰（哈恰，即埃米尔·哈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接受了慕尼黑协定——笔者注），与准备在可能的米亚哈占领地区采取暂时的退却政策。到此为止，不能设想对六中全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即是说，如果有转变的话，不是路线的转变，而是战术或策略之局部的暂时的转变，以防意外地袭击，这一点要首先弄清楚。我们要坚持过去的总路线。
二、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机，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切为了孤立投降派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关于“几个策略问题”，毛泽东说：
“一、巩固党问题（组织上的紧缩政策）。去年3月会议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地一般地停止发展。当然不是一个也不准入党，有些地方还是应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
二、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新老党员新老干部之间，一定要弄好，如弄不好，老党员老干部负其主责。有完全的理由给新党员新干部以原谅，而对老党员老干部则没有这种理由。此问题过去存在着某些不正确观点。这事，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的关系大略相同。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三、要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但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要编制中级课本，哲学问题上要着重唯物史观。
四、要提拔地方干部。没有地方干部——中级的，高级的，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反对‘钦差大臣’的倾向，反对轻视‘土包子’，取消‘土包子’这个称呼。
五、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6月中旬，萧三把他在苏联出版的《埃弥萧诗选》送给毛泽东，同时，他为了活动方便，向毛泽东提出想要一匹马。
6月17日，毛泽东在给萧三的信中写道：
子暲同志：
（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二）高尔基文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果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子。敬复
毛泽东
夏季的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带着保卫参谋蒋泽民到附近的农民家串门。他们来到一户农舍，这家的孩子立刻认出了毛泽东，高兴得直朝屋里喊：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孩子的父亲急忙从屋里走出来，亲热地和毛泽东打招呼，让毛泽东坐下来，一起拉家常。毛泽东问道：
“你们这一带有多少户人家？生产和生活怎么样啊？”
农民见他很亲切，便打开了话匣子，说：
“这一带有十几户人家，几乎家家都饲养点啥。一般人家最少养一头猪，最多的养30多头。养鸡最少五六只，最多二十来只。以前不敢多养，人少卖不出去。现在好了，鸡蛋、猪肉有多少卖多少，猪肉1斤能卖1角钱，鸡蛋1角钱10斤。家家都有副业收入，少则1年十几元，多则六十多元，够零花钱了。大牲畜不是每家都有，有的养马，有的养牛，有的养驴，基本上两户一台车，一副犁。地都种在山坡上，如果风调雨顺，能把粮食全收回来。”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
“要搞好养殖业，得选些优良品种。饲养上还要注意卫生，猪和鸡不能进窑洞，那样人容易得传染病，猪和鸡也容易得传染病。”
说罢，他起身望着光秃秃的山，感慨地说：
“山坡上有这么多人家，可是没有一棵树，要植树造林啊！”
离开了农家，毛泽东边走边对蒋泽民说：
“这十几户农民有一定的代表性，生活不富裕，我们要帮他们。我们的战士来自五湖四海，要把家乡的农业和养殖业的好经验传授给他们。还要在他们当中举办家庭识字班，晚上派去战士教他们，一晚上学一个小时就行。”
回去后，蒋泽民把毛泽东的指示汇报给有关部门。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出了相应的措施：抽出有文化的战士办了农民识字班，派有生产经验的战士到农民中传授先进的养殖方法，还组织了机关人员上山植树。
蒋泽民后来回忆说：“两年后我离开延安时，坡坡岭岭上都栽满了小树苗，光秃秃的山穿上了绿衣。”
6月22日，八路军第3纵队司令员吕正操分别致电蒋介石、程潜、卫立煌和毛泽东，报告了国民党摩擦专家张荫梧袭击围攻河北深县刘家庄八路军驻军的情形，他在电报中称：
“正当武邑、衡水、束鹿之敌分路大举向职部进攻‘扫荡’之际，深县南之陈二庄、各家庄驻军，于6月21日夜12时半突闻枪声四起，同时附近蔡家庄以北之程家、芦家庄亦均发现枪声，当职等人从梦中惊醒，而我刘家庄之驻军已陷于严密的包围中。经探悉为张荫梧亲率河北‘民军’向我攻击，及派员持函交涉，请首先停止军事行动，有何问题，自可相互开诚布公协商，共同解决。乃张氏不问来由，不分皂白，竟惨杀我派去之人员，反集中兵力，进攻益急，我刘家庄驻军在猛烈炮火下死伤过半。职闻警立即饬部驰救，不意途中‘民军’伏击，经高呼口号要求停战无效，为自卫计，不得已乃出于抵抗。故在张家寺、北马庄一带发生接战。张氏亲饬所属占据附近村落，向职部施行包围，企图全部歼灭，情况万分紧张。迄翌日黄昏，幸张氏部中有不少深明大义之士，经我宣传，士气顿挫，至此刘家庄之围乃解。”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此文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进行了修改，将题目定为《反对投降活动》。他在原文中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
“抗战两周年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新中华报》与八路军军政杂志，要我作一篇纪念文章。我手边搜集了不少材料，拟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借以答复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即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笔者注）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生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名之曰《再论持久战》。这里只能简略地说一说当前时局的危机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卢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
“战或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或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呵！”
1939年7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林育英、孔原、林伯渠、张鼎丞、邓小平、高岗、谭政、滕代远。这次会议一直开到8月25日才结束。
7月3日这一天，张闻天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共讲了7个问题：（一）投降妥协的危险性问题；（二）武汉、广州失守后的形势变化；（三）当前党的任务；（四）关于三民主义问题；（五）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六）文化政策；（七）党的工作问题。他在分析形势变化时说：
“现在日本的军事压力减弱，正面的战争减少，它的主要力量集中于‘扫荡’八路军与新四军。就国民党而言，现在抗战的旗帜还存在，但正面的战争却减弱了，外来的压力减弱了。在这种情况下，疲倦与悲观失望情绪增加。敌人军事进攻减少而政治诱降加强，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也增加了。”“今天的任务是要援助全国的进步力量，与妥协投降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目前要自力更生，就是要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与妥协、投降、退步的倾向作斗争，把统一战线推向前进。”
7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南方局的工作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南方工作，是广大的地方工作与统战工作，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这是周恩来领导下取得的成绩。”
毛泽东也指出了南方局工作的弱点，他说：
“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一战线中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
他在讲话中还说：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政纲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纲领则不同。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是理论上承认它，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二是实践上实行它，八路军、新四军、边区和党的工作，都是执行三民主义这一共同纲领。”
7月5日，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在四川乐山沙湾镇病逝，享年86岁。郭沫若回家奔丧。郭家治丧期间，收到军政要员、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挽联近300幅。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何应钦、于右任、陈布雷、孔祥熙等要员送了挽联；共产党方面的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以“世侄”的名义，送去了由毛泽东题写的挽联：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另外，周恩来、林伯渠、林彪、贺龙、刘伯承、左权、徐向前、聂荣臻、陈光、吕正操也送了挽联。
7月7日，中共中央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的一篇扛鼎之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胞们：英勇的将士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无限之热忱与兴奋，纪念伟大神圣之民族抗战的两周年！
两年来，我前方数百万将士，以热血头颅抵抗暴寇，忠勇奋发，劳苦备尝，当此抗战两周年之日，中共中央谨向蒋委员长及我保卫国土之忠勇将士致崇高的敬礼。
两年来，我数万万民众及海外侨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努力生产，协助军队，输财输力，支援前线。而在沦陷区域之同胞，虽身陷水深火热之中，仍群起抗敌，奋斗不懈。中共中央谨向我全国同胞及海外侨胞致亲切的敬意。
两年来，在火线上，在敌机下，在敌人暴行中，万千壮士，英勇捐躯，老弱妇孺，惨遭蹂躏，中共中央谨向我民族英烈致沉痛的哀悼，谨向英烈之遗孤遗族致亲切的慰问！
两年来，世界各国人士，或则主持公理，仗义执言，或则慷慨输将，助我抗战，或则抵货拒运，制裁暴寇，中共中央谨向同情及援助我之友邦人士致敬佩的谢意！
同胞们，将士们！民族解放斗争的两年，对于中华民族是奋发的，进步的，光明的两年。伟大的民族战争，摧毁着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阻碍我民族前进与发展的许多障碍，锻炼了全民族的精诚团结，进步统一，发扬了忠勇奋发威武不屈的精神，唤起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景仰，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奠定了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始基，开创了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远景。
强盗侵略战争的两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是黑暗的，困难与危机日益增长的两年。两年战争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者被迫进入了心所不愿力所不及的长期战争中，差不多一百万万的战费，近百万的伤亡，换来了广大辽阔的战区，处处遭受打击的战线，迫近危机的经济状况，孤立失助的国际地位，厌战反战日益蓬勃的民情，日寇正在这种国力消竭危机四伏的穷途上迈进。
两年抗战的结果，已经最鲜明地显示了：只要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团结统一，不畏困难，不惧险阻，力求进步，奋斗勿懈，那么，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的，而最后胜利的时机，也一天天地更加接近了。
正因为这样，日寇在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之后，采取了速和速结的政略。近半年来，日寇在军事上集其主力于“扫荡”游击区，对沿海各地作海盗式的袭击，而在前线上的部队只能保持相机进取的姿态，日寇侵略之现阶段已侧重于以政治上诱降的阴谋来灭亡中国了。那狡诈无赖的近卫声明，不过是这种阴谋的公开暴露。虽是这种声明，仅获得少数民族败类的无耻响应，而为全国人民伟大壮烈的巨吼所反对，然自此以后，日寇却更积极施行其政治上诱降的活动，它一方面利用丧失胜利信心阴怀贰志的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另一方面利用国际间对法西斯侵略者惯于妥协的反动力量，企图以此来达到它降服中国的目的。
在日寇策动下，汉奸汪精卫之流，公然匍伏敌前，粉墨登场，为和平之狂吠，作卖国之掮客。而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则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故意制造日寇可能放弃其灭亡中国之野心的梦呓，制造我军力不足财力不足与民心厌战的胡说，散播国际调解应予接受的空气，散播不亡于敌即亡于共的谬论。迹其种种论调与行动，无非是替日寇之诱降灭华为内应，替汉奸之叛国亲敌作声援。盖日寇视中国之进步与团结为灭亡中国之最大障碍，乃不得不千方百计摧毁中国的进步，破裂中国的团结，而这些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则起而应之，如捧纶音，蠢蠢欲动。他们暗藏于抗战阵营之中，乘间抵隙，便利私图，呼朋引类，奋其魔力。对抗战之各种进步主张与设施，或消极怠工，或破坏捣乱。对一切进步的力量与团体，则肆意摧折，不遗余力。对赤忱为国，忠贞正义之士，则视为仇雠，排击不休。对现代科学的进步思想与文化则目为洪水猛兽，毁之惟恐不力，去之谁恐不尽。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陕甘宁边区，则更是他们造谣污蔑攻击陷害的对象，视之为眼中钉，明攻暗毁，无所不用其极。对国家民族前途所赖的青年，则束缚其思想，桎梏其行动。而尤重要者，就是尽力分裂国内团结，制造纠纷，鼓励摩擦，挑拨内哄。其所用手段，则为伪造三民主义，以破坏革命的三民主义；加紧阴谋活动，以分裂国民党；伪造情报，散布流言，以破坏共产党；造作事端，挑拨感情，以离间国共两党之团结，并引起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间的嫌隙与裂痕。凡此所为，或直接受命于日寇，或间接而被其利用，一言蔽之，以分裂达投降之目的而已。这不仅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乃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亦且因为国共团结乃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三民主义乃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如不分裂这个团结，破坏这个基础，就不能造成其投降乞和的条件。阴贼险狠，愈出愈奇，国人不能不深加注意了。
至于国际反动力量……虽然我国的抗战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各先进人士的同情与援助，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反动营垒中却存在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私利主义者，存在着想以中华民族为牺牲而与侵略者妥协的阴谋家，这些分子随时准备重演慕尼黑的罪行，而以中华民族为宰割之对象。此种现象，现时虽尚未表面化，但暗中策动，渐见积极，稍不注意，便有被其牵入圈套之可能。
凡此所述，一则日寇政治诱降的恶毒阴谋，二则中国投降妥协分子之投降与分裂的罪恶活动，三则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三者汇合，便造成今日抗战形势中的两种最大危险，即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这就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重要的特点，可能的趋向。认清这个特点，克服这个趋向，才能使抗战获得胜利而避免悲惨的命运。
同胞们！将士们！今日与日寇言和平就是屈膝投降，中途妥协就是亡国灭种。日寇诱降中国的甜言蜜语，不过是灭亡中国吞并中国的钓饵，投降妥协分子的挑拨离间，分裂团结，防共反共，制造内哄，无非是出卖民族国家投降屈膝的实际准备。东方慕尼黑即令与西方慕尼黑有形式上之不同，而其实质亦将毫无二致。
同胞们！将士们！我们以热血头颅所换来的抗战的光辉成果，能让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所毁灭所断送么？我们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缔结所公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能让投降妥协分子所破坏所分裂么？我们千百万先烈的鲜血，能让他白白的流去么？我们愿意受日寇甜蜜语言的钓饵，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么？我们愿意作国际投机交易场上任人宰割的羔羊么？不，决不！
同胞们！将士们！我们要：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我们要继续抗战，抗战到把日寇驱逐至鸭绿江的对岸！我们要巩固团结，团结得如钢铁一般的强固！我们要向前进步，进步到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立！
我们要反对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我们要反对国际反动派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同胞们！将士们！坚持抗战，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力求进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坚决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这就是我全中华民族继续努力的总方向。
同胞们！将士们！奋斗吧！我们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
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共合作，精诚团结！
抗战胜利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此后，毛泽东还题写了一副对联，悬挂在“延安新市场”的大门两边，其词云：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主权。
而“延安新市场”这一门楣横批，则是由毛泽东称为“马背书法家”的舒同题写的。毛泽东的对联流动飞舞，恣肆磅礴；舒同的横批含蓄善藏，筋力老健。两位大书法家唯一的一次合作，成了延安新市场的一大盛事，一个亮点。
7月7日这一天，是抗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华北联合大学藉此机会正式宣告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
此前，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工人学校和鲁艺、安吴青训班的部分人员合并在一起，成立华北联合大学，迁到抗日根据地去办学。
这天下午，毛泽东应校长成仿吾之邀，乘坐一辆华侨捐献的汽车来到桥儿沟天主堂西侧广场前面的场院，给师生们作报告。他在东边中间的桌后边坐下，因为没有扩音器，几千听众只能密密麻麻地紧紧坐在他周围，屏声静气地聆听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
毛泽东在讲到“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的时候，引用古典小说《封神演义》里一个故事作比喻，他说：
“当年姜子牙（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3样法宝。姜子牙用这3样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抗日民族战线是战略的，又是策略的。从规定革命力量的相当布置计划，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打击方向这一点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它规定战略任务，调动同盟军。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你们不要看轻‘游击战争’这4个字，这是我们18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斯大林说，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现在的革命，是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武装斗争，其它就没有办法。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这是指共产党要与共产党的同情者好好地团结。没有革命中心的团结，别的法宝就不能使用。”
毛泽东还说到了江淹的《别赋》，由《别赋》联想到听众，他们是别离父母亲朋，冲破封锁，奔赴延安抗日前线的革命者，因之，他又即兴吟道：“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
毛泽东讲完后，由女同学邓寿雨代表华北联合大学师生，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宣读了“告别延安，奔赴前线的决心书”。
毛泽东高兴地接过了决心书。同学们振臂高呼：“到敌人后方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许多同学拥过来，拿着笔记本要毛泽东签字。毛泽东笑着写上“打日本，救中国”或“抗战到底”等词语，并署上自己的名字。后来拥上来的人实在太多了，他就只好在笔记本上写了“毛泽东”3个字。
7月8日，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长篇工作报告，汇报了南方局和南方党与军队的工作情况。
此后，博古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南方工作报告》，张鼎丞作了《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观看了《黄河大合唱》，他兴奋地挥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7月10日晚，周恩来准备到中央党校去，为成仿吾率领的“华北联合大学”1500名师生开赴晋察冀送行。杨家岭虽然离党校不远，可是中间隔着一条延河，而且涨了水。毛泽东便让警卫员王来音牵来他的大青马，让周恩来骑，还让他的保卫参谋蒋泽民和王来音一块儿，陪同周恩来骑马前往。他们过河之后，遇到一个小沟，周恩来的坐骑受惊，把他摔了下来，右臂正好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蒋泽民、王来音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了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疼得紧咬着牙关。蒋泽民、王来音扶着周恩来步行到了党校会议室，中央卫生处立即派了几个医生赶来，为他先作了简单包扎。
7月11日晚上，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为华北联合大学师生挺进华北敌后，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欢送会。可容纳800人的陕公礼堂，座无虚席。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欢送会。毛泽东问联大校长成仿吾：
“杨展来了没有？”
杨展是杨开智和前妻李一纯的女儿，是杨开慧的亲侄女，1920年10月26日生于长沙。1937年杨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长沙周南女中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的杨展，曾与毛泽东直接通信联系。她在信中陈述了湖南的情况，论及了她对时局的看法。那时的杨展只有18岁。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写到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妥协问题时，提到“有个学生从湖南来信”反映情况。他所说的这个学生就是杨展。1938年底，杨展在毛泽东来信的鼓励下，通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的帮助，来到延安。她首先在陕北公学分校高级班学习结业。1939年6月，杨展为参加由陕北公学、工人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等4所学校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和陕北公学分校的同学们到延安集结，于6月初抵达延安。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李维汉，为了抓紧对师生们奔赴华北前的教育，和华北联大的校领导罗瑞卿、成仿吾邀请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给师生们作报告，杨展聆听后深受鼓舞。原来，杨展自从到边区后，严格要求自己，从没有要求去见毛泽东。就是这一次听报告，许多同学拥上去请毛泽东签名题词，她也只是远远地望着姑父。所以，毛泽东一直挂念着还没有见到的展儿。成仿吾没想到毛泽东有此一问，正茫然间，坐在旁边的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中学部主任何干之，连忙走到台下，把杨展引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见到杨展很高兴，让她坐在自己的身边，亲切地握着她的手，问她家里的情况，勉励她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当一名好学员。杨展坐在自己思念多年的姑父身边，聆听着姑父的教诲，心中万分激动。
第二天，杨展随着8000多名联大学员队伍，在“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雄壮歌声中，奔赴华北敌后战场。后来，杨展在1940年、1941年三八妇女节，先后两次被联大授予“模范妇女”光荣称号；1941年又被评为“学习模范”，还被选为华北联大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代表。1941年秋，杨展在河北平山县灵寿北部大山区滚龙沟西坡转移时，为掩护身体病弱的同志不幸失足坠崖，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年仅21岁。
且说7月1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口号是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7月20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一个简易的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
中国女子大学是根据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与加强妇女工作的决定”和毛泽东的倡议创办的，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妇女干部的最高学府。由王明兼任校长，柯庆施任副校长，王明的老婆孟庆树任政治处主任，张琴秋任教育长，吴朝祥任总务处长。
女大的校址在杨家岭和王家坪之间的一处山坡上，位于中共中央所在地和八路军总部之间。从1939年3月开始，有关部门仅用一个半月，便建成了100多孔窑洞的学员宿舍，窑洞顺山坡分两层或三层，排列整齐；又在山坡平坦的地方盖起了3间简陋教室和一个简易大礼堂；还在山麓下岩洼处建起了伙房。延河岸边的广阔沙滩地平整成为球场和活动地，周围还垒起了一道比人高的土围墙，这就是中国女子大学的校园。5月间，女大开始招生，中共中央党校的两个女生班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两个女生队也并入了女子大学，共有学员近500人。
女大的校训是：“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
7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其他在延安的领导人以及边区各党政军机关各院校的领导人，从前线回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以及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了开学典礼。
与毛泽东轻装简从不同，身兼女大校长的王明骑着马，跟着副官、秘书、勤务员、马夫等，非常排场。他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的副官事先把一大摞马恩列斯的书放在讲台上。王明一会儿翻开这一本引一段，一会儿又翻开另一本讲一节，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可谓是巧舌如簧，张口闭口之间就是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条条，大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架势。加上他曾经是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因此台下的不少青年都被他唬住了，觉得他很高明，懂马列，有学问。
毛泽东也在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同志们：
今天大家都很高兴，我也高兴，……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两万万三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须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女大现在办起来，将来还要维持下去。要维持下去，就要经过更大的持久的奋斗。我们办女大，有些人不赞成，首先就是那些“顽固分子”。他们不赞成，他们设关卡，阻止各地学生到延安来学习，不愿妇女得到彻底的解放。其次，还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使现在的女大发展起来。
我希望女大教职员同志们，要安心工作，准备长期工作的决心，我们党应该有很多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形势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抗战的战略形势，仍旧是由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但敌之诱降阴谋与扫荡敌后，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全党同志应该深刻认识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敌后抗战尤其是艰苦，只有用一切努力克服投降危险，坚持敌后抗战，克服反共危险，推动中国进步，增加抗战力量，坚决奋斗，才能争取相持阶段与最后胜利的到来。应该反对无根据的认为相持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但同时要坚决反对因为抗战困难、投降危险与反共危险的增加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因为这都是妨碍抗战动员妨碍争取相持阶段到来的不正确的倾向。”
7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根据各方材料（参考30号军政通讯），证明英日谈判英国对日已有了重大的原则的让步。这种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严重局势。
二、蒋介石的谈话虽然指出了独立奋斗反对依赖与观望的决心，但对英国仍抱有极大的幻想；特别由于金融上对英国的依赖，使英国对蒋仍有很大的支配力量。
三、我党必须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行动上，表示：（甲）全国人民对于英国张伯伦妥协派向日投降、牺牲中国利益的严重抗议，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揭破张伯伦政策是拥护日本侵略中国、反对中国抗战的政策，这政策只有助长世界法西斯侵略国的侵略，促进全世界普遍的战争的到来。（乙）坚决反对中国抗战内部任何人因张伯伦的对日投降而对抗战表示动摇，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破坏抗战的活动，强调自力更生的口号，强调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民族自信心；打破对英国的幻想，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丙）但对英方面，应集中力量于打击张伯伦的投降政策，主张英国人民与政府应改变这种害人害己的错误政策，以争取英国改变政策继续支持中国抗战。（丁）指出即使英国停止援助中国与日妥协，只要克服内部投降危险，中国仍有一切办法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宣传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中央书记处
1939年8月1日下午5时，延安党政军民万余人举行隆重集会，沉痛追悼在“平江惨案”中牺牲的新四军指战员。会场上悬挂着毛泽东为牺牲烈士撰写的两副挽联：
其一曰：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对外；
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其二曰：顽固分子罪不容诛，挟成见作内奸，专以残害爱国英雄为能事；
共产党员应该警惕，既坚决又灵活，乃是对付民族败类之方针。
毛泽东还在集会上发表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目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他说：
“同志们！照理说，什么人要杀死抗日战士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杀他们，第二是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要杀他们。但是现在杀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是那班中国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
“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
“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作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摩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全场鼓掌）。‘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延安的人民表示坚决的反对，坚决的抗议（全场鼓掌）。我们要反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长篇演讲。
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后，江青觉得刘少奇的一些提法有问题。她问毛泽东：
“主席，刘少奇这个人怎么样啊？”
毛泽东说：
“据大家反映还可以，我对他不是太了解。他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是反对王明和李立三的，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介绍他长期受王明等人打击的情况，并表明坚决支持我。此人在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上表现还不错。对下面来的同志，我们要有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要以老大自居，不能求全责备。”
8月15日，日军飞机10架次空袭延安，投弹40枚，死伤6人，毁民房27间。
8月19日，中共中央就国共之间摩擦问题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待局部武装冲突原则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一、在日寇挑拨与国民党反共政策下，局部武装冲突不仅可能，而且在许多地方已经屡见不鲜，应当估计到这种冲突还有加多的趋势。
二、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影响统战，另一方面在自卫的立场上，给武装摩擦者向我进攻的行动以应有的坚决的打击与教训。
三、在武装冲突中，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必须占取上风，有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必须提高警惕性，免受袭击，布置必须严密，不宜给我中下级干部以随便进行武装冲突之权，以免弄坏事情，影响统战并免吃亏。
四、必须收集对方的各种材料人证物证，以便在必要时把反共分子及分裂者的阴谋向全国公布。
8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了一个与八路军总部建立等级军衔制的规定有重大区别的《重新规定部队等级制度的指示》，《指示》要求部队在评级时“不拘于一般军队的成规，不迁就国民党的制度，按照我军之特殊性质，以便于确立指挥关系和工作关系及增进团结为原则。”《指示》中还强调说：“战斗员不宜分等级。”
8月23日、24日，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时局和南方局、东南局的工作。张闻天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南方局工作的意见，他说：
“此次政治局会议基本上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有不同意见，经过讨论便统一了，这也是必要的。”
他在谈到文艺问题时说：
“文艺问题我们的方向是民族化、大众化，恩来同志指出民主化是对的。”“民间形式在某一方面是降低了些，但要真正创造民族的艺术，这是必经的阶段。中国艺术的提高须要深入民众中去。”
刘少奇发言说：
“目前时局包含着发生突变的危险，我们要有必要的准备。要团结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批评国民党顽固派分子。要加强敌后的工作。党的工作要改变，要细心谨慎地开展工作，埋头苦干。在国民党区域，要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秘密工作的任务就是保存党的组织，保存自己的力量。”
周恩来在发言中说：
“当前时局有突变的危险，在突变还未来到时，有局部妥协的渐变的现实问题。”
他还表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南方局工作弱点的意见。
8月26日，毛泽东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喜欢！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的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8月27日，周恩来在邓颖超陪同下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道格拉斯专机离开延安去兰州，经迪化去苏联治疗臂伤。与他同行的还有去苏联治病的陈昌浩及其儿子。
周恩来一行在迪化滞留了大约一周左右，转乘苏联专机顺利到达了莫斯科。经任弼时联系，9月14日下午被苏联政府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据邓颖超日记记载，周恩来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了一个小手术。
1939年9月1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全文如下：
记者问：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其意义如何？
毛答：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签订于1939年8月23日——笔者注）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问：人们还不明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结果，反而以为英法苏谈判的破裂是苏德协定的结果。请你说明一下英法苏谈判为什么没有成功。
答：英法苏3国谈判所以没有成功，完全由于英法政府没有诚意。近年来，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因此，英法根本拒绝苏联历来提出的组织真正的反侵略阵线的建议，而采取“不干涉”的立场，纵容德意日侵略，自己站在一边看。其目的在于使战争的双方互相消耗，然后自己出台干涉。在执行这个反动政策的过程中，曾经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这一次又想牺牲苏联。这种阴谋，在这次英法苏3国的谈判中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个谈判，从4月15日到8月23日，进行了4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英法则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它们的安全，它们却不肯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这就是谈判破裂的原因。在这个期间，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愿意放弃所谓《防共协定》，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就订立了。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乃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它从张伯伦上台开始，到去年9月慕尼黑协定发展到了顶点，到此次英法苏谈判就最后破产。往后的时间，就不得不变成英法和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直接冲突的局面。我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问：据你看，目前的时局将要如何发展？
答：目前的国际时局已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2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即是说，由于“不干涉”政策而发生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局面，就欧洲方面说来，今后势必由全面性的战争起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
在欧洲方面，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对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是迫在眉睫了。在战争中，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战争的双方都将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在目前，就是为了争夺波兰，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这样的战争完全不是正义的。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第二国际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张伯伦、达拉第的威迫利诱之下，正在发生分化，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正在蹈袭第一次大战时的覆辙，准备赞助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另一部分，则将和共产党一道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目前张伯伦、达拉第正在模仿德意，一步一步地反动化，正在利用战争动员将国家组织法西斯化，将经济组织战争化。总之，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狂热地准备战争，大屠杀的危险临到千百万人民的头上。这种情形，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运动。无论在德意，无论在英法，无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如果不愿充当帝国主义的炮灰，他们就一定会起来用各种方式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上述两大集团之外，还有第3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的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
日本帝国主义受了苏德协定的严重打击，它的前途将更加困难。它的外交政策，正在两派斗争中。军阀想和德意建立联盟，达到独占中国，侵略南洋，排斥英美法出东方的目的；但一部分资产阶级则主张对英美法让步，把目标集中于掠夺中国。目前和英国妥协的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在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因此，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没有起来之前，不管日本统治阶级掉换什么内阁，都是不会变更的。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另一个光明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苏德协定增加了苏联帮助世界和平运动的可能，增加了它援助中国抗日的可能。这些就是我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将如何？
答：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但是，正面相持和敌后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现，敌后斗争的局面就要紧张。所以，从武汉失守后开始的敌人在沦陷区（主要是在华北）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今后不但还会继续，而且还会加紧起来。更因敌人目前的主要政策是“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就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至于我国国力和敌人对比，还是相差很远，要准备实行反攻的力量，非全国一致，艰苦奋斗，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国坚持抗战的任务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千万不要丝毫大意。因此，毫无疑义，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打错主意，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这就是：
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
第二，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也不论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来的，从其他外国方面来的，从国内投降派方面来的，都应该充分警戒。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部摩擦，都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加以制止。
第三，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不论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党务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和民众运动方面的，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来一个重新考虑和切实改进，以利抗战。
果能如此，中国就能好好地准备反攻的力量。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在现时，一方面，应当严正地支持正面的防御，有力地援助敌后的战争；另一方面，应当实行政治、军事等各种改革，聚积巨大的力量，以便等候时机一到，就倾注全力，大举反攻，收复失地。
9月初，中共中央通知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山西的政治情况。他问毛泽东：
“主席，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
是年秋季的一天，军委二局的战士们发现安塞河滩上有一辆小汽车抛锚了，他们跑上去一看，是毛泽东在外参加完会议后回延安，刚到真武洞汽车就走不动了。毛泽东被大家接到戴镜元所在的机要工作人员驻地，听取了戴镜元的汇报，并应邀给全体工作人员讲话，他说：
“你们在二局工作要有长期打算，准备干100年，你们不能干了，儿子、孙子接着干下去。”
他还说：
“古时候人们修了一座拱桥，合龙后就差那么一块小石头。这块小石头虽不大，但要求很结实，并且缺它不可，非常难找。最后找到一位打草鞋的老人，他有一块打草的小石头，长年累月的磨砺，既光滑，又结实，拿来放在桥上正合适。你们二局的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不管做了多少工作，立了多少功，都是不会通报嘉奖的。你们只能默默无闻地做贡献，像那块补桥的小石头一样，不显眼，但却非常重要。”
“你们的工作是一门科学，科学事业的成功，是靠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忍不拔、顽强钻研创造取得的。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登山不怕高，只要肯登攀。只要有毅力，有钻劲，不怕挫折，敢于走‘之’字形路，就能步步胜利。不要怕困难，只要苦干实干，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不怕难，只怕不干。”
9月8日晨5时30分，防空司令部接到了有敌机向延安飞来的报告，立即发出空袭警报。不久，敌3架侦察机轮番飞到延安上空盘旋侦察。
上午9时许，15架重轰炸机由东南飞来，投弹后向东北方向飞去。接着，又有28架敌机由东面飞来继续轰炸。直到11时，警报才解除。前后两批43架轰炸机共投弹200余枚，多数炸弹落在城内北街和西山上，毁房150余间，死伤58人。奉命来延安汇报工作的晋察冀军区宣传部副部长钟蛟盘，不幸在空袭中遇难。
9月9日，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了延安，随同北路慰劳团一起来延安的还有重庆《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
这个全国慰劳总会的前身是1938年7月在武汉“七·七”献金活动后成立的“武汉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迁到重庆后，改名为“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简称“全国慰劳总会”。1939年初，“全国慰劳总会”组织了南北两路“前线将士慰劳团”，分赴全国各战区去慰问。他们函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派人参加。“文协”推举老舍参加北路慰劳团，姚篷子、陆晶清两人参加了南路慰劳团。北路慰劳团的总团长是国民党元老张继，团长是贺衷寒。
9月10日下午，延安各军事机关代表百余人，在八路军政治部举行“为敌机轰炸死难之钟蛟盘同志追悼会”。会场朴素肃穆，正中挂着钟蛟盘的画像，下面一张白纸上写着几十位死难者的名字，两旁摆放着很多花圈和挽联。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致悼词并报告了钟蛟盘的简历，他说：
“延安这个小小的地方，为什么日军会出动几十架飞机，频繁地进行轰炸呢？这是因为敌人对坚持抗日的人们，怀着刻骨的仇恨！敌人早就宣布了，要把延安炸平，把边区炸平，还要放毒瓦斯。”“我们今天开这个追悼会，一方面表示我们的沉痛、悲伤和义愤，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性，下一次不要让一个人在敌机的轰炸下牺牲。我们要继承烈士的遗志，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用我们的伟大胜利来替他们复仇！”
9月10日晚，毛泽东在延安交际处会见了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全体成员，并设宴招待他们。毛泽东还和张继、贺衷寒、老舍等人碰了杯，宴会后一同前往中央礼堂，参加延安各界召开的盛大欢迎会。
毛泽东首先在欢迎大会上致词。他针对目前的局势提出，全国人民拥护抗战，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告诫国民党说，要做亲者快仇者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要做。
慰劳团总团长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接着讲了话。张继非常激动，他在谈到“民国十三年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中间有我，并且我是第一个”的时候，捶胸顿足，老泪纵横，连说“我是罪人，我有罪！”接着，他提高语调说：
“今天情形变了，国共两党正常亲密团结着，我认为今日国共两党虽然有小摩擦，但是这些摩擦是通过和平方法可以解决的。现在大家没有不同意打日本的事情，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绝不会再用兵打自己了。”
毛泽东为张继的“自我检讨”热烈鼓掌。慰劳团文艺界代表老舍被请上台去讲话，他还唱了一段京剧《打渔杀家》。接着，冼星海指挥鲁迅艺术学院合唱团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民众剧团演出了秧歌剧《查路条》等。老舍听到了《黄河大合唱》，极受感动，连说：
“气魄真大，好热情！”
第二天，延安的《新中华报》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
9月13日，江青撰写的《我与娜拉》一文，载于《中国艺坛画报》上，她写道：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地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9月15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派八路军344旅旅长徐海东去华中，以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后，4支队的干部们觉得名声不好，党不相信他们了，思想很不安定，所以毛泽东就派来自鄂豫皖的徐海东前去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任第4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带着毛泽东的重托，将要到4支队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为胡服，以徐海东的中校副官的名义，在徐海东掩护下，同时离开延安南下。
欲知新四军后来发展的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周恩来坠马受伤一事，本传引用的材料源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是由周恩来坠马时在场的蒋泽民1985年3月20日写给胡耀邦的信以及周恩来坠马时在场的王来音1979年6月的口述提供的。从时间上看，毋庸置疑，蒋泽民的信和王来音的口述材料，都是当局为了批判江青而搜集的。但在这些记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蒋泽民和王来音并没有提及江青。这应该是信史。而与此相反，周恩来坠马是因为江青骑的骡子惊了他的坐骑的说法，却有大致相同的三四个版本。在这三四个版本中，尽管表述不一，归纳起来也只是两个问题：其一是说，周恩来曾经说过，毛泽东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与江青有关。其二是成仿吾的版本说，说是毛泽东勃然大怒，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吓得江青不敢回杨家岭。直到第二天毛泽东气消了，她才敢回去。而在这三四个版本的提供者中，没有一个是周恩来坠马现场的当事人。尽管其中之一的成仿吾在党校处理了这件事，但他也不是事故现场的见证人。况且成仿吾的版本，并不是直接来自于成仿吾，而是来自延安革命纪念馆的研究人员米世同。米世同说，是成仿吾1965年回延安时提供的。叶永烈的版本，也是来自于这个米氏，是1992年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得到的。由此看来，这三四个版本并没有真凭实据，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