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
话说1940年2月10日晚，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一周年纪念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他写道：
“抗战、团结、进步，这是共产党在去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三大方针。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单单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那么，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结和进步纲领的抗战，终究会有一天要改为投降，或者归于失败。我们共产党认为一定要三者合一。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内部摩擦，反对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进步势力，反对破坏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反对破坏八路军的后方陕甘宁边区，反对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反对把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束之高阁，反对不实行《总理遗嘱》上‘唤起民众’的指示，反对把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反对把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干净，反对把宪政运动变为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反对在山西攻新军、摧残牺盟和残杀进步人员，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咸榆公路、陇海铁路一带拦路劫人，反对讨9个小老婆和发一万万元国难财的无耻勾当，反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和土豪劣绅的猖獗。不这样做，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报》第2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2月12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滕代远：
朱、彭、贺、关、滕：
甲、据南方局电，叶剑英见程潜，程表示如下：关于山西问题，阎对新军认为是纪纲问题，不能不讨伐。但中央对新军不能照阎的办法解决（即进剿），只能把新军调开山西使之立功，将功赎罪。由中央给经费，不归八路军，因八路军亦无经费。已电朱德转告新军，嘱其派人来行营商议等语。
乙、此间用萧劲光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斗争，并愿派人见阎，阎回电辩护其讨伐新军及攻击陈支队之不得已，但无坚决不能调解之语气，对八路军亦无强硬语气，对派人见闻谈判则云，我并不拒绝，如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等语。
丙、我们意见：1、阎在中央分化政策下，可能与新军成立妥协。新军亦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中央指挥，因为这些都是不利的。2、如朱彭接到行营电报，即转告新军领袖，要他们把行营的电报通知阎，表示新军仍旧拥阎，不超过阎而与中央联络，新军绝不宜派代表到行营或重庆去商议。3、与阎谈判应由萧劲光以居间调停形式出面进行，而新军领袖则用电报与阎联络，表示希望新旧军恢复团结，共在阎领导下一致抗日。电报中只提此种愿望，不提处罚陈长捷等条件，语气须和缓些，放诚恳些，使阎面子上过得去，方有转弯余地，使阎与旧军觉得有希望，以利萧劲光前去谈判。4、于涛可留他在行（营）西北住两星期，那时如有用他之处，再决定要他去秋林。5、新军内部之团结，特别重要，梁化之屡次放出空气，新军3月内必有分化。此事请你们严重注意，新军应当独立自主求生存，求发展，八路军应多给以帮助。
毛王 2月12日
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
二、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可依自己的环境和能力办理以下几种党校和训练班：甲、训练中级干部（县级及区）的党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办理。乙、训练区级干部的党校；大致由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办理。丙、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的训练班；大致由各地委、县委办理。
三、中级党校训练时间由半年至1年，区级党校3个月至6个月，初级干部训练班2星期至2个月，可根据当地情形来决定。
四、党校课程可依学生程度并参考本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决定之。
五、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在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而来校干部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学习。因此整个党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均应服从于这个基本任务。
六、为了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党校各种组织形式、会议以及课外活动，均应力求简单，以保证学生每日有8小时的学习时间，使学生在此时间内多多读书，而在此时间外，能多多休息。平均每日上课一次，约3小时，其余为自修时间。每周上课5次。
七、教学方面，应以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为原则，以达到学生对所学的功课真能切实懂得之目的。
八、学习方法，应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以个人自习（即自己读书）为主的原则，小组会的集体研究只是帮助个人学习的辅助办法。自习为主的原则，无论低级和高级班都是适用的，但低级的班应取得教员的帮助。对于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学生，应引导与帮助他们去直接阅读与研究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
九、党委必须慎重地选择教授人才，学校中须有必要的专任教员。学校所在地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地经常地到学校作报告，能够任课的必须担任教课。在教员力量一般缺乏的现在情况下，可采用各班合并上大课的办法。
十、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但在学校生活中，求得这种一致的方法，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在学校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这些均应成为党校的主要功课之一部。为了这个目的，学校可专门指定一天为党日（每星期内5天上课，一天党日）。
十一、以学生程度及上述教学诸原则，学校应制定教育计划及教授提纲经当地党的领导机关审查之。
十二、党校内部的领导组织可采取党与行政合一的制度，校长由党委的负责人兼任，校长下设一总支委管理校内一切日常工作，总支委可分设教育科（管理教务）、组织科（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总务科。党委须派一得力干部担任总支书记。各班可成立一个支部，支委人数可依班的大小决定之。总支委及支委的基本工作，均为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主要的要从党员在学习生活中，在对于各种问题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们的党性。
十三、在学校生活中应该充分发挥民主。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的辩论问题的作风。对于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主要的应该采取说服、解释与共同讨论的方法来纠正。
十四、对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学生，首先应以消灭他们的文盲为主要的任务。只有在能看普通文件或普通信件识字近1000者，才能称为文盲之消灭。
十五、为了培养更高级的干部，各地党的领导机关须有计划地尽可能地派送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干部到中央党校及马列学院学习。
十六、以上办法一般适用于抗日民主的地区，在沦陷区及国内顽固分子、反动分子、反共分子的统制区，则应依照秘密工作的条件来办理短小精干的干部训练班。
中央书记处
2月20日，延安宪政促进会宣告成立，蔡元培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他说：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11月12日召集了国民大会（国民党六中全会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笔者注），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
2月20日晚，毛泽东为薄一波起草了致阎锡山的电报稿，他是这样写的：
长官阎钧鉴：
3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苟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人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于三晋之间矣。一波忝受知遇之恩，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速决大计，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接着，他在电报稿下面又指示薄一波、续范亭等人说：
“此电不提任何条件，只提两军团结，使阎及旧军好转弯。待萧劲光去谈判时，再与阎磋商条件。如各守现地，互不侵犯，双方均不加处罚等。此电只用薄一波出名，续范亭也可打同类电报去。如阎同意妥协，再由新军诸领袖联名发一团结抗日宣言，就可了事。山西全省新军应公开发表下列口号：1拥阎抗日；2新旧两军团结起来，一致抗日；3新军不打旧军，要求旧军停止打新军；4枪口对外，停止内争。以上这些口号，应在一切接近旧军的地方写出来。”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上述电报以薄一波的名义发出后，续范亭、戎子和等人也连续致电阎锡山，痛陈：虽然赵承绶、陈长捷、孙楚等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我们还是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这就给了阎锡山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于是，阎锡山复电说：“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
续范亭早在1939年参加了秋林会议后，曾通过延安交际处，单独拜会过毛泽东，那次会见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教育。他1940年1月开始担任山西新军总指挥。
2月25日，毛泽东派萧劲光、王若飞持他的亲笔信到秋林面见阎锡山，面陈党的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抗战以来整个华北在先生英明领导之下，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实施了进步政策，使抗战各军团结一致，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功在国家，万方敬仰……亦无非受先生所赐，目前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之抗战，国内关系虽有一班不明大义幸灾乐祸分子，进行挑拨离间阴谋，然深明大义者固居多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未尽之意统由萧、王二同志面达”。
毛泽东还要萧劲光、王若飞告诉阎锡山：
“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是软弱可欺”，“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萧劲光、王若飞到了秋林，向阎锡山呈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又向各方转达了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成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赞成新军仍属晋绥军，不受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编，巩固阎锡山之地位的意见。
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把新军拉过去或者搞垮，他虽然扫荡了晋西南，却完全丢掉了晋西北，晋东南也让国民党中央军插了进去，地盘损失了四分之三，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正当面临困境之时，毛泽东的信给了他一个既能保全面子，同时政治上也可挽回一些损失的机会。因此，不但他表示欢迎，连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王靖国、薄右丞等也表示欢迎。
在融洽的气氛中，萧劲光、王若飞向阎锡山提出了和平解决办法：
1、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停止政治攻击；3、新军表示拥阎，不受中央政府改编；4、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5、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要；6、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来往。
阎锡山表示：1、新军仍属晋绥军是其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了之；2、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如韩钧等受日寇攻击，他还要助韩；3、与新军电台经常联络，并未断过；4、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
阎锡山还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的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他答应新军提出的恢复晋西兵站线的条件，但不同意沿线驻兵。
经过4天的谈判，阎锡山顺着毛泽东给的台阶走下来了，双方最终达成了新、旧军和八路军划界而治的协议，晋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阎锡山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萧主任等来获读手书，如亲握晤。抗战以来，端赖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使国家地位日益增高，今于抗战第4年代，胜利业已在望之际，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尽民族革命之全功，所有一切详情，萧主任当能面悉不赘。”
2月27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令，他写道：
“上饶顾长官：第3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真有越轨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
1940年3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和军委起草了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傅钟、陆定一、贺龙、关向应、甘泗淇、林枫、赵林、陈士榘、黄骅、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的电报，全文如下：
朱、彭、杨、傅、陆、贺、关、甘、林、赵、陈、黄、刘、邓、聂、彭并转告新军各领袖：
甲、派萧劲光、王若飞赴秋林见阎，在秋林住4天，受到极大欢迎。当萧、王向阎及各方传达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助新旧团结，拥阎抗日，赞助新军仍属晋绥军，不受某方改编，巩固阎之地位并力辟一切谣言时，不但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等表示欢迎，即王靖国、薄右丞亦表示欢迎。
乙、我们向阎建议之和平办法如下：1、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停止政治攻击；3、新军表示拥阎，不受某方改编；4、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5、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领；6、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来往。
丙、阎表示：1、新军仍属晋绥军是其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自了。2、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如韩钧等受日寇攻击他还要助韩。3、与新军电台经常联络，并未断过。4、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5、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6、阎对我要求恢复晋西兵站线已答应，但不同意沿线驻兵。
丁、我们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旧军力量于阎的指挥下，不使发生不利于我们的分化，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不使某方进驻，八路军与新军亦不进驻，恢复新军与阎之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与西北之抗战，此种政策在现在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此次谈判业已成功。为保证此种政策之全部实现，必须实行下列各种具体办法：1、在晋西以汾离公路为界，在公路以南，准备停止游击战争，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2、在晋东南以临屯公路为界，八路军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3、停止政治攻击，不骂旧军领袖，号召在阎领导下坚持二战区抗战。4、新军牺盟恢复向阎作报告的制度，政治工作报告梁化之，军事行动报告陈光斗，请他们指示。对过去事件可以不提，因阎已承认一切既成事实，阎所谓“自然演变不了自了”，即新军自动归他指挥，不受某方收编之意。5、新军牺盟派人到秋林见阎，恢复往来关系，晋西北提议派雷任民去，续范亭、韩钧、张文昂、刘岱峰、牛荫冠等均写函件带去，函内措辞诚挚恳切，表示坚决拥阎，恢复两军团结。6、晋东南新军派何人去，由朱、彭商薄、戎（即薄一波、戎子和——笔者注）决定。7、某方特务人员在阎处挑拨，谓薄一波不愿受阎指挥，又谓朱总司令与卫立煌通电，由卫收编新军，因此薄一波对阎应有所表示。8、同时加紧新军内部团结，巩固党的基础，防止任何外来破坏行为。9、必须向新军干部说明，此种团结政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有与阎及旧军恢复团结，才能将外间一切阴谋家在阎及旧军方面之严重的挑拨离间、幸灾乐祸的行为加以击破。10、必须向新军干部说明，过去的武装自卫是正确的，现在的恢复团结也是正确的，过去因旧军宣布新军为叛变，故新军不得不宣布旧军为逆军，现在则新军首先提出恢复团结，而旧军亦停止了对新军的政治军事攻击，故团结有完全的必要。
中央及军委
3月5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王稼祥关于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的方针与具体步骤给彭德怀的电报，全文如下：
德怀同志：
甲、反摩擦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华北的主要的地区，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因蒋之军事攻势已基本上被我击溃，而蒋现时实无法大举剿共，我在山西、在河北、在边区均有极大胜利，我在华北占优势问题已基本上解决。蒋、程、阎、卫（即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卫立煌——笔者注）等不能不顾及此种事实，因而有使彼方之武装攻势暂时告一段落求得暂时协调之可能。最近两星期来蒋、程、阎、卫4人及陕蒋、甘朱（即第10战区陕西司令长官蒋鼎文，第8战区绥远、宁夏、甘肃、青海司令长官朱绍良——笔者注）均或多或少都表露了这种意向。
乙、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这个任务的意义是伟大的。如果我们能在半年之内，在边区巩固23县，使其全部边区化，在晋绥地区巩固晋西北，在绥远东部、在晋东南地区、河北等区域巩固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以北及山东一部分，在直、鲁、豫、皖4省边境地区巩固津浦路以西、开封以东、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那时统一战线就有某种好转的可能（当然顽固派也必然更加恨我）。再则如果我们军事反攻在主要地区没有一时期的停止，虽然我们军事行动的性质仍是自卫性质，但在中间派看来，会觉得我们过激过分，而有可能失去中间派的同情。所以不论对巩固自己力量说来，或对争取中间派同情说来，都有使双方军事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
丙、既然双方军事斗争有使告一段落之可能与必要，我们具体的步骤就应该：一、认真恢复我们与阎锡山的关系，寻找具体办法，建立新旧军的妥协，使新军牺盟重归阎锡山指挥。二、争取使蒋、阎、卫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守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之彼军如朱怀冰向南调，在此线以南之我军向北调，我们只保留垣曲通太行山及永和通灵石两条兵站线，在此两条兵站线上，驻少数护卫部队，此部队任务纯为护卫交通，不做地方工作。如果彼方能保证不向此线以北攻击，彼军即使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朱怀冰、庞炳勋、范汉杰、王靖国在此线以南构筑防御堡垒线，我们也只得听之，仅在彼军越过此线向北进攻时，我则坚决反击之。三、上述两条中，目前的重心在第二条，其重心之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武、涉3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军地区。请你考虑如彼方只承认平顺、磁县之线为两军境界，要求我退出壶关、林县地区时，我是否可以承认退出此两线。再则请你考虑把反攻朱怀冰之步骤推缓若干天，以看谈判之成功与否。袁晓轩应在洛阳继续谈判，暂不离开为宜，对大名以南之石、高、丁3部我们不加攻击。兄意如何，请考虑见告为盼。
泽东、稼祥
3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晋西事变的宣传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山西问题已和平解决，旧军与新军的军事冲突已经停止，并约定双方停止政治攻击，重新团结在阎司令长官领导之下，一致抗日。这是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团结抗战方针，由于阎长官的适当解决而得到的，同时是由于某方特务分子挑拨山西新旧冲突，以消灭阎系之阴谋被揭露失败所致。各地对外照此解释。
中央书记处
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毛泽东在延安发出唁电，向蔡元培的家属表示慰问，他写道：
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家属礼鉴：
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毛泽东叩。阳。
3月5日这一天，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集中13个团，在平汉路西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反击屡次进犯破坏抗战的朱怀冰部。
早在2月初，国民党顽军鹿钟麟、朱怀冰、孙殿英等部进攻八路军太行区。2月中旬，朱怀冰部在武（安）、涉（县）公路以南、漳河以北，袭击八路军第129师先遣支队和青年纵队，多次制造挑衅事件。
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为反击顽军的进攻，决定集中13个团的兵力发起磁武涉林战役，消灭孤立突出的第97军朱怀冰部，争取鹿钟麟、孙殿英部中立。其部署是：
以青年纵队，晋察冀挺进支队，冀中警备旅共7个团组成中央纵队，利用顽军第94、第24师接合部由北向南突破，消灭其第一线部队后，再东折消灭朱怀冰之军部及第94师；
以独立支队、第129师特务团、第386旅新编第1团一部为右翼纵队，由西南向东北进攻，首先占领并扼守南王庄、齐家岭，尔后分兵伸向北王庄、两岔口，兜击可能向西撤逃之顽军；
以先遣支队第1大队为左翼纵队，从东南向西北袭击顽军右侧背，防其南撤；以独立游击支队两个大队，在漳河以南地区选择隘路设伏；
另以第115师第344旅，第129师第385旅和决死第3纵队等部，在壶关、陵川地区牵制长治以南的顽军。
3月5日上午，中央纵队的青年纵队由冶陶出击，警备旅由石泊镇出击，同时向顽军第97军补充团发起进攻，战至下午4时，将其大部歼灭。敌余部向牧牛池东南溃逃。
右翼纵队于当日4时攻占南王庄、齐家岭，歼顽军1个营。3月6日晨，左翼、中央两个纵队于漳河以北分3路展开猛攻。3月7日9时，右翼纵队1个轻装团插至东南岗地区，阻滞了顽军南撤。3月8日4时，中央纵队主力于姚村以东截住顽军主力一部，经7小时激战，歼其3000余人。中央纵队另一部于当日拂晓在漳河南侧大河村歼顽军1个营。朱怀冰部主力第94师、第24师和新2师等部在第129师各部夹击下大部被歼，余部经横水南逃，途经临淇以北又被独立游击支队截歼一部，最后仅剩2000余人逃入修武境内。
为了争取蒋介石继续抗战，毛泽东命令八路军“适可而止”，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
3月9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出面调停。朱德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前往洛阳，向卫立煌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同友军长期合作抗日的愿望。双方通过谈判，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
3月11日，磁武涉林战役结束。此战共毙伤俘顽军朱怀冰部及其他游击杂牌武装1万余人。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破了。
再说在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中说：
“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华北、华中和西北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因此，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所建立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
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指示同时强调：
“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
“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
“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3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八路军总后勤部召开的技术干部座谈会，他在谈话中说，技术工作在过去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来会更加重要。他高度赞扬科技人员工作积极，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技术工作的地位。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说：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3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3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3月1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说：
“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现正派部队向彭雪枫、胡服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的联系。我军将来出路，是在中原，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部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面，使蒋、汪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立巩固。”
3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了一份给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报，要求袁国平汇报“在政治工作之各方面如何保证中央路线之实行”的具体措施，要他“逐一见告”。
毛泽东还在电文中提出：新四军要在敌人后方坚决地广泛地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民主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设立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执行扩军计划，使1、2、3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0万左右人枪，使4、5、6及李先念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5万左右人枪，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等。
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央书记处1月3日《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已经一般地提到了干部教育的方针、课程与在职干部的学习等问题。兹对在职干部教育补充以下指示：
一、现时的在职干部大致可分4类：甲、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干部；乙、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丙、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丁、工农出身的新干部。
二、上述各类干部的课程，大致上可依如下的不同的次序：甲类 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 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但文化课须提到能够自由阅读普通书报。丙类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 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文化课须提到能读普通书报，党建学完则学中国问题。
三、时事问题为一切在职干部必须经常研究的课目（党报为主要材料）；军事工作干部必须研究军事，地方工作干部必须学习必要的军事知识。
四、凡课本提纲、参考材料已由中央出版的，一律使用，不足的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解决之。
五、各课的进度，由各区党委、各省委及师政治部或军区政治部斟酌具体情形规定之。
六、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各个环节的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保证之。
七、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二次。学习小组的讨论会，应采用生动的座谈会的方式，相互间应采取同志的友谊的讨论态度，不可采取“斗争”及“戴大帽子”的方式。
八、凡八路军新四军所在地，在可能条件下可将军队中和地方组织中（秘密组织除外）的同类干部集中上课，由党内适当的负责同志担任教员。党的领导机关可指定各科学习顾问（一人或一人以上）以便指导和帮助学习。
九、教学的原则，参看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
十、必须使所有在职干部了解，学习的成效，主要靠自己努力。因此努力自习是基本的方法。在小组会和大课的前后，必须有充分的自习（预习或复习）。
十一、学习的组织责任，属于支部，支部应设学习干事。学习的领导属于各级宣传部。各级宣传部应经常检查学习状况，并指导之。
十二、各级党的组织须为在职干部解决必要的物质资料（书籍等），在经常预算内须列入在职干部所必要的费用。
十三、决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以集体奖励为原则）。今年五五为第一届节日。
十四、各级宣传部的报告须列入在职干部学习的材料，省及区党委以上宣传部的报告，须寄中央一份。
3月22日，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军令部针对共产党部队在山东、华中的发展，制订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
方案在第一部分“方针”中说：“国军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之目的，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部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南北联系。预期于6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
在方案的第二部分“部署概要”中，国民党拟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至少一个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89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第92军李仙洲部（另附第一战区骑2军骑1师何柱国部）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
何应钦为便于保密、掩人耳目，在方案原稿上将“异党”、“异军”、“新四军”一律改为“伪组织”、“伪军”。蒋介石对方案也作了多处批示。在“方针”部分，蒋介石批示：
“此用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
在“部署概要”部分，蒋介石再次重申：
“此项恐不能实施，在淮海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亏。”
在“附记”部分，蒋介石又对进剿时间过长提出异议，他批示道：
“此种进剿不可用长期计划，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若一开始动作，最多不能过半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作第二期进剿办法方为妥当。整个正规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防剿至半月以上，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而倭寇亦将乘机来攻也。”
韩德勤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部署117师刘漫天部于3月底攻击违令进入本防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的新四军。
3月间，王明为了加强自己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重新出版了他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出版过的那本“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本传前面已经讲过，中共中央曾经准备召开“七大”，王明就是为了抢占先机，制造舆论，要求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作为“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让对党的历史并不十分了解的新干部、新党员学习。
3月26日，任弼时根据中共中央2月间的决定，结束了驻共产国际的工作，和周恩来等人一起乘飞机由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
在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提议再和中国代表团成员座谈一次。任弼时请周恩来再次谈到了王明回国后的情况，他的右倾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季米特洛夫听了生气地说：
“王明不是一个老实人。”
季米特洛夫还明确地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别人，是毛泽东。”
任弼时回到延安不久，中共中央便决定由他担任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工青妇和西北局的工作，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3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项英、叶挺说：
“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顾（指顾祝同——笔者注）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3月30日，鼓吹“曲线救国”的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以陈公博为立法院长，温宗尧为司法院长，梁鸿志为监察院长，王揖唐为考试院长，陈群为内务部长，褚民谊为外交部长，周佛海为财政部长，鲍文樾为代军政部长。
1940年4月1日，毛泽东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的名义，起草了给国民党第90军的一封公开信：《八路军致友军90军书》。
据萧劲光回忆说：“1940年3、4月间，国民党第90军突然在黄河东岸、山西境内的大宁、蒲县一带集中。陕北人民纷纷揣测，有的说是该军将开至中阳、石楼一带，以便偷渡黄河，袭取我边区绥德地区；有的说是该军即将从山西大宁、永和渡河进攻边区。我们得到的情报也证明，对方不怀好意。大军压境，一触即发，形势非常紧张。当我们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毛主席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八路军致友军90军书》。”
毛泽东在这封公开信中写道：
“贵军乃抗日军队，其任务应为抗日，而绝不应是进攻边区。敝军担任河防，与日寇隔河对战，久历时日，虽无奇功，幸告无过，亟愿与贵军团结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共歼敌伪，复兴我中华民族，绝不愿与贵军及任何友军进行内战。盖当此之时，凡枪口对内者，为民族罪人，国人绝不同情，贵我两军均是明白的。”
毛泽东在信的最后，与对方约法三章，建议双方互派联络人员，互相交换抗日情报，友好相处。接着，他又给萧劲光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萧主任：
一、此件即铅印500份。二、印出后以1份邮寄山西蒲县90军李军长，以3份分寄山西蒲县探投90军61师，53师，109师师长，以1份寄延安国民党县党部，以50份寄富县嘱其散发向洛川行走之商人及富县商人，以200份寄两延河防部队，嘱其分送吉县，大宁，永和之商人农民晋军及大宁一带之中央军，以20份寄秋林王世英嘱其散发，以1份交新中华报登报并发广播，以1份交我，其余概寄王震散发于警备区及分寄石楼中阳一带。速办为要！
毛泽东 4月1日
4月1日，中共中央就争取小党派及中间分子问题致电凯丰、董必武、叶剑英：
凯、董、叶：
一、蒋正在用决心实行宪政的允诺拉拢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孤立我们，同时把内战与摩擦的责任推在我们身上，向我们进攻。
二、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中有反对内战、停止摩擦、实行宪政好意的要求，但他们对于国民党是内战的挑拨者、摩擦的主动者则不了解，他们对蒋实行宪政的口号允诺则有幻想。
三、我们对策为得同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联合，必须同他们一起：（甲）提出反对内战、停止摩擦的要求，但说明谁是内战与摩擦的主动者，将反对内战、反对摩擦的口号抓在我们手中，指出只有国内的和平统一，才能真正地抗日反汪。（乙）要求实施宪政与民主政治，指出今天我们决不能以口头的允诺为满足而必须认真地实行，首先要求国民大会代表以改选及党派和爱国人士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利用具体事实揭破当局过去实施宪政之毫无诚意，说明在抗日反汪的斗争中实施宪政与民主之必要。
中央书记处
4月1日这一天，朱德、彭德怀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配合，从4月10日起，对日伪的交通线发动一次总破袭。
4月2日，日军飞机第13次空袭延安。来袭飞机43架次，投弹52枚，毁房6间，石窑4孔，死马一匹，无人员伤亡。
4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等赴重庆谈判。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的电报上说：
“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奋斗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
4月2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提出了“预防并准备制裁”江南新四军的3项办法：
一、第52师应抽集、控置至少两个团兵力，准备对付该军主力，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即预为必要准备，随时严密戒备，免为所乘。二、第144师必要时由绩溪进驻旌德，预密为制裁之准备。三、电冷副总指挥及另派员，确探其是否遵命南渡，并设法牵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
顾祝同最后请示说：“上3项除饬遵照妥密准备外，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以遏乱萌。可否之处，谨电鉴核示遵。”
后来在4月5日，蒋介石回复顾祝同请示电说：
“查所拟3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并将实施情报续报。”
这是迄今查到的最早出现顾祝同与蒋介石密谋部署军队“制裁”泾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档案实证。后因1940年夏国共双方重开谈判，此案遂被搁置。
再说4月3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电报中，再次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被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他特别询问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
4月3日，毛泽东急电彭德怀说：
“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蒋90军的目的在强渡黄河攻取绥德。如我河防不守，则前后方联络隔断，延安在危险中；如皖东不守，则皖南部队被隔断，彼方沿淮河筑封锁线，八路军出鄂豫皖边及豫鄂西之道路被隔断。故对李文军之行动及李品仙之进攻值得严重注意。贺、关须准备以主力对付李文军，同时箝制高双成可能之南下，并抗御同蒲、汾离两线日军乘虚袭击。现颇感兵力不足，陈士榘支队恐不能东调。”
毛泽东要彭德怀除343旅外再抽调三四万兵力南下华中，打通与新四军陈毅部的联系。
彭德怀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原先发动总破袭的计划便暂时搁置下来。
4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致电贺龙、关向应说：
“李文90军主要阴谋是渡河袭取绥德，威胁延安，切断西北、华北交通。估计该军实行渡河时，高双成可能南下袭击绥德、 米脂，日寇亦必乘虚攻击晋西北。因此请考虑：一、拒李、防高、抗日3方面如何布置兵力。二、现有兵力总数是否足够应付严重局面。三、陈士榘支队如东调是否不感兵力不足。四、王震旅无机动兵力如何解决。五、王震河防部署及作战指挥统属你们负责。”
萧劲光回忆说：毛泽东4月1日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名义起草的“公开信散发并登报、广播后，黄河两岸，边区内外，一传十，十传百，‘90军要进攻边区了’的讯息，不胫而走。顽固派当时的心理状态是：想反共，但又害怕别人公开指责他反共；不想抗日，但又害怕丢掉抗日的旗号。毛主席写这封公开信，正是抓住了对方的这个要害，用造成强大舆论的办法给对方施加压力。这样一来，我们占了主动，90军不能不有所顾忌，便没敢轻举妄动。一场眼看要发生的重大摩擦事件避免了！”
4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维护山西新、旧军团结和拥阎抗日主张面前，经过谈判，阎锡山与共产党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敌的协议。双方商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该线以南为阎军活动地区，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
至此，中国共产党打退了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所发动的第1次反共高潮。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除山东和冀鲁豫外，基本上结束了两个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
经过此番打击，阎锡山这个第1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后来在国民党发动第2、第3次反共高潮时，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欲知国共关系此后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1940年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是一个思虑缜密、详细周到、切实可行的群众性学习运动的指导纲领，体现了毛泽东搞教育、办学校的一贯思想，不仅正确引导了延安整风前后的学习运动，而且对于建国后的教育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指示》中不少内容，如因材施教的方针，预习、讨论、座谈的学习方法，决定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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