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
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
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
话说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说：
“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陈毅接到命令后，与粟裕一起率江南新四军一部组成挺进纵队，渡江北上，开辟扬州、泰州地区。
读者诸君也许有所不知，此时的陈毅不但在军事上有大行动，而且在爱情方面也有一个独特的行动。有一次，陈毅在云岭看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的演出，从武汉参军的演员张茜扮演《一年间》中的新娘子，这位新娘子一亮相，全身红妆素裹，风姿绰约，竟然使年近不惑的陈毅出乎意料的激动。演出结束后，陈毅以一首小诗向张茜求爱，他写的是：
“小箭含胎初出岗，似是欲绽蕊露黄。娇颜高雅世难觅，万紫千红妒幽香。”
这封特殊的求爱信，果然征服了年轻貌美的张茜。1940年春，陈毅和张茜在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结为夫妻。有人说陈毅和张茜的结合，无论是新婚时的“郎才女貌”，还是多年后的爱情忠贞白头偕老，都可以说是他们那一代高层领导人中的理想夫妻。
且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艺成立两周年纪念日，为鲁艺题写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校名和8个字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4月15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项英说：
“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能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项英说：
“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
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
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
4月21日，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因与项英争执不下，便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东移苏南。他们认为，“皖南、苏南分则力弱，合作可以开展局面。”“国民党亦希望我们让出皖南，完全迫使我军进入平原。我们应该将计就计，以退为进”，“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
4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指示电，支持陈毅、粟裕等人的意见，他在电文中写道：
“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
4月间，毛泽东为了揭破顽固派的欺骗宣传，让社会各界人民明了国共之间摩擦问题的事实真相，让王稼祥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的名义，将通过情报人员获取的6个国民党党内文件，集印成一本小册子，名曰《摩擦从何而来》，公开发行。这6个国民党文件是：《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置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
《摩擦从何而来》一书的扉页有一篇《引言》，其中写道：“摩擦之发生，非偶然之事件，而有正式文件为之指导，已为事实所证明”。“本书所利用之《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体即系最好之说明。”“我们发表此等事实材料之目的，不仅为将社会人士所关心之摩擦问题的真相披露，且为希望颁发此等文件和发动此等事件之有关方面，为民族国家利益打算，以抗战团结为重，正式取消此等文件，认真制止此类事件。”
萧劲光曾回忆说：“2月间，国民党天水行营政治部编印了一本《中共不法行为及破坏抗战事实纪要》的小册子，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胡说什么摩擦事件是由于中共的‘不法行为’引起的。”“《摩擦从何而来》这本小册子一发行，社会各界人士恍然大悟，疑团顿释；反共顽固派则气急败坏，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到会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此时的王明见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与他抗衡，于是就一反目空一切傲慢自大的习惯，带头唱起了歌颂毛泽东的高调。他在讲演中说：
“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5个字：‘学习毛泽东’。首先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始终一贯忠于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
“第二，要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
“第三，要学习毛泽东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的指针，同时，也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第四，要学习毛泽东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要学习毛泽东善于团结的精神。”
王明几乎把所有好听的名词都用上了，如此动听的讲演，如此颂扬毛泽东，在当时党内外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东南局的重要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史称第2个“五四指示”，全文如下：
一、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二、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摩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
三、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3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四、4、5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五、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
六、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7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隐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本占领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如上海、南京、芜湖、无锡等地）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
七、以上策略指示，经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请东南局和军分会诸同志讨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
八、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并于接电后一个月内讨论和传达完毕。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5月13日，陈毅接到第2个“五四指示”后，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5月的一天，周扬向冼星海传达了中央准备派他去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的决定，并告诉他说：
“晚饭前，毛主席请你到杨家岭去一趟。主席还说，要带着钱韵玲和你们的‘蜜果’小妮娜。”
这天傍晚，冼星海偕妻子钱韵玲带着女儿妮娜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非常高兴。不一会儿，受党组织委派到苏联学习考察的电影演员、编导袁牧之也来了。毛泽东说：
“星海同志，党派你们到苏联，有啥困难吗？”
冼星海笑了笑说：
“困难，我还没有想过哩。不过我怕完不成任务。”
“俄语会讲吗？”
“我们会学会的，主席。”
冼星海和袁牧之都这样说。毛泽东点点头，又说：
“斯大林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抗日战争以来，在最艰难的今天，是斯大林同志援助了我们。这次，你们如果能见到他，要代我向他表示问候。”
冼星海说：
“我们一定做到。”
该吃晚饭了，工作人员端上了饭菜，还有一只鸡。这是毛泽东特意让警卫员去老乡家里买来的。毛泽东用筷子指着鸡杂炒辣椒说：
“辣椒很好，我可以多吃一点饭。”
冼星海用筷子撕了一块鸡肉放在毛泽东的碗里，毛泽东笑着说：
“这不是喧宾夺主了吗？”
毛泽东殷勤招呼钱韵玲母女吃饭，还频频为她们夹菜。饭罢，毛泽东关照冼星海和袁牧之说：
“目前，还只有国民党和苏联有外交关系，你们到西安由统战部办理出境手续，但是护照不要写你们的真实姓名，因为你们是共产党员。”
钱韵玲拉了拉冼星海的胳膊，低声说：
“我倒想了个主意，你的名字可以随你的母姓，随我的母名，合起来就是黄训。”
毛泽东高兴地大声说：
“好得很，就叫这个名字。”
5月26日下午，沈雁冰一家和张仲实等人，跟着朱德一起来到了延安。
沈雁冰是在1938年底应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到新疆从事革命文化教育工作的。1940年5月间，他离开了政治形势险恶的新疆，经兰州到了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了周恩来和朱德，提出了奔赴延安的想法，尔后便随朱德来了延安。
5月31日，延安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著名华侨领袖和教育家陈嘉庚。陈嘉庚是应毛泽东电邀，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驱车到达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一个华侨世家。1910年，他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支援辛亥革命。从二十年代起，陈嘉庚就倡导民主，抵制日货。“九·一八”事变后，他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对日寇表示强烈抗议。抗战爆发后，他组成“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推举为主席，从此，确立了华侨领袖地位。1938年南京失守，汪精卫发表主和言论，陈嘉庚不顾与汪的私人交谊，痛斥汪精卫是“卖国求荣”的汉奸。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陈嘉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赞扬。1939年冬，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于1940年3月25日乘飞机到了重庆。蒋介石隆重地接待了他，一顿饭花了上千大洋，这令陈嘉庚非常心痛。接下来在重庆的考察，使他对国民政府的贪污腐化、挥金如土感到非常震惊和失望。驻重庆的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人员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特地去访问陈嘉庚，并赠送他陕北出产的羊皮衣3件，请他去参加驻重庆办事处的欢迎茶会。陈嘉庚表示，想去访问延安。董必武等立即报告给毛泽东。两天后，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的消息，给予蒋介石很大震动。5月间，陈嘉庚从重庆到了成都，蒋介石也来到成都，立即组织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宴会，请陈嘉庚参加。宴会结束后，蒋介石又邀陈嘉庚第二天同进午餐。饭后，陈嘉庚告辞，蒋介石又留他谈话。蒋介石说：“陈先生到成都后，是否它往？”陈嘉庚说：“还要去兰州、西安。”蒋介石又问：“尚往别处否？”陈嘉庚率直地告诉蒋介石：“如果延安交通方便，也要去看一看。”蒋介石一听就不高兴，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分明是不想让陈嘉庚去延安。陈嘉庚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本来就没有理由阻止陈嘉庚，又不好引起这个“财神”的反感，只好说道：“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此后，陈嘉庚费了不少周折，才经西安到了延安。
5月31日下午5点30分，延安城南门外5000多名来自各个单位、学校、商店的干部、学生、职工、八路军官兵和市民，集聚在公路两旁，欢迎陈嘉庚。当陈嘉庚与同行的李铁民、侯西反走下汽车时，“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延安！”“向陈嘉庚先生致敬！”“向海外爱国侨胞致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边区卫戍司令萧劲光和吴玉章等人迎上前去，与陈嘉庚一行一一握手，陪同他们到边区政府交际处。
陈嘉庚稍事休息后，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的欢迎大会，陈嘉庚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能够实现这一愿望感到很高兴。”“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
欢迎大会结束后，高自立、萧劲光设宴为陈嘉庚一行洗尘。
1940年6月1日上午，一批留在延安的归国华侨男女青年前往交际处看望陈嘉庚先生。陈嘉庚问他们参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的感受，他们回答说：
“蒋介石节节败退，半壁江山顷刻奉送日寇，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则向敌后挺进，给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要抗战救国就得依靠中国共产党。”
青年们还介绍说：在归国华侨中，已有几千青年投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和前线浴血奋战，不少归侨已在血战中献出生命。抗日女英雄、印尼归侨李林的事迹，已经传遍延安和敌后战区。陈嘉庚听着频频点头，对华侨子弟为国奋战表示赞赏。
6月1日下午，陈嘉庚一行到延安女子大学参观。朱德和康克清在女大迎候陈嘉庚。朱德赞赏陈嘉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合作，反对摩擦”的立场，他说，在这方面，嘉庚先生的立场和我们共产党是一致的。
陈嘉庚在朱德、康克清的陪同下，参观了女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观看了他们居住的窑洞和露天上课的情景，还参观了女大附设的缝纫、制鞋车间，边参观边提问题。当陈嘉庚和女大的华侨学生交谈后，了解到还有不少华侨学生在延安鲁艺、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陈嘉庚作为一个教育家，对此表示由衷的赞赏和钦佩。
参观结束后，陈嘉庚一行拜会了毛泽东。陈嘉庚没有想到，共产党领袖住的窑洞里竟然如此简朴，只有一张陈旧的木制写字桌，另有十余张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还有一些乡村居民用的旧式家具。他更没有想到，毛泽东的衣着也非常朴素，神态安祥，亲切和蔼，温文尔雅，思路敏锐，和下属的关系很是融洽，实行的是真正的平等无阶级制度，这真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
一番客套之后，陈嘉庚向毛泽东转达了海外侨胞的慰问，又询问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毛泽东说自己习惯在夜间工作，鸡鸣后睡觉。陈嘉庚劝他改变作息时间，保重身体。说话间，朱德、王明夫妇和一位南洋女学生先后来到，参加了座谈。
日落时分，毛泽东就在办公室里设晚宴款待陈嘉庚，由朱德、王明等人作陪。一张桌子上坐了10个人，没有桌布，只好用4张白纸铺在桌面上，摆上了4个菜，又特意加了一个炖鸡肉。毛泽东微笑着对陈嘉庚解释说：
“这是你今天来了，我们特意给你加的菜。邻居老乡听说我来了一位重要客人，把家里的一只鸡送来，让我招待你。”
席间，毛泽东还说：
“我们大批的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
陈嘉庚说：
“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项，待抗战后解决，此乃内部意见，稍迟无妨。”
毛泽东满口应承，他说明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孤立顽固派势力的必要性。他又强调说，对国民党顽固派不经过斗争，是不能到达团结的。毛泽东还托他见到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
陈嘉庚表示说，一定负责到底。他也希望共产党能够宽大为怀，做出让步，不要和国民党搞摩擦，以至妨碍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以及全国各界合作抗战的局面。
毛泽东最后诚恳地说：
“共产党将不负海外侨众的厚意。希望先生回南洋后，向海外华侨如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
晚上，毛泽东、朱德陪同陈嘉庚来到中央党校内的中央礼堂，参加“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
礼堂里既没有沙发，也没有椅子，所有座位都是钉在木桩上的长木板。提前来到礼堂里的沈雁冰见毛泽东来了，激动得站起身来，向毛泽东走去。他们已经有14年未见面了，老友相见，分外高兴，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致问候。毛泽东又与张仲实等人一一握手问好。
晚会开始了，毛泽东和陈嘉庚互相致词。尔后，陈嘉庚毫无拘束地同毛泽东并排坐在木板上观看了由鲁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
陈嘉庚原定在延安只住三四天，因为他的秘书李铁民在参观女子大学时被汽车撞伤，送进医院治疗，一时走不了，所以他就有了更多的时间，了解延安各方面的情况。
6月2日上午，陈嘉庚到医院看望李铁民，遇见了亲自为李铁民治病的卫生部长傅连暲，傅连暲告诉陈嘉庚说，他原来是闽西一家天主教医院的院长，红军到达闽西时，他参加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陈嘉庚对他经历很感兴趣，接连向他提了不少问题。傅连暲向他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缺少军饷、弹药和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介绍了白求恩、柯棣华大夫等国际友人在敌后同军民一起抗战。陈嘉庚、李铁民深受感动。
2日下午，陈嘉庚应邀到抗大第3分校参加抗大师生欢迎朱德总司令返回延安、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欢迎沈雁冰、张仲实从新疆来到延安的大会。
6月3日至7日，是陈嘉庚在延安随意活动的时间。他每天从早到晚参观，不断思考，毫不疲倦。陈嘉庚对于延安市面上看不到乞丐，看不到无业游民和衣着破烂面黄肌瘦的灾民，感到奇怪，在与毛泽东会面时，一再询问是为什么？毛泽东便告诉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改造社会的目标就是要使整个社会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三没赌博，四没娼妓，五没小老婆，六没叫化子，七没结党营私之徒，八没萎靡不振之气，九没人吃摩擦饭，十没人发国难财。通过实地考察，陈嘉庚看到延安的社会状况和他在国统区看到的情况大不相同，的确是两种制度两重天，在这里一是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捐税多如牛毛；二是领导人廉洁，薪金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一律称津贴，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丰厚薪俸，以及贪污舞弊、中饱私囊形成鲜明的对照；三是没有妓女，没有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四是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等级森严；五是治安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六是男女关系严肃；七是朴素成风。此外边区政府还提倡开荒，鼓励人民生产，并且实行县长民选等等。
这期间，毛泽东、朱德一再邀请陈嘉庚到毛泽东住处晤谈，毛泽东还多次到交际处同陈嘉庚会谈，并共进晚餐，其间发生的一些小事颇引起陈嘉庚的注意。在一次谈话中，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来了，不敬礼便坐下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有一次，毛泽东在办公室与他谈论南洋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席位告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挤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还有一次，毛泽东陪同他逛延安新市场。毛泽东的穿着并不比当地赶集的农民好多少，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跟他打招呼，有的人还停下来和他聊几句，大到对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家里的红白喜事，人们语无顾忌，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在一天晚上，毛泽东和他共进晚餐后，又到陪同他到来延安的一个国民党科长的住处，同这位科长交谈到很晚才回去。陈嘉庚对此感触很深，他说毛泽东能与一个小科长“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
陈嘉庚经过考察，一再说收获良多。他相信共产党言行是一致的，团结抗战的立场同侨胞的愿望是一致的。他说：
“亲眼看到陕甘宁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这是克敌制胜之本。”
6月7日晚，延安各界千余人举行集会，热烈欢送陈嘉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欢送会。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欢送词。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相继致词。陈嘉庚兴奋地说：
“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对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奋。通过访问，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的信心。”
6月8日，陈嘉庚悄然离开延安，要到山西战区“慰问考察”。陈嘉庚一出延安，就感慨地对随行团员们说：
“我未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毛主席。”
后来在7月25日，陈嘉庚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邀，作了题为《西北之观感》的演讲，如实地报告了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说他是“未免为共产党涂脂抹粉，火上浇油”。陈嘉庚回答说：
“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以后，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到陕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毛主席的办公室设在一个窑洞内，布置很简单，……毛主席的烟瘾很重，可说烟不离口，他拿出一罐英国的香烟对我说，我每个月薪俸有限，不配抽这样名贵的香烟，这一罐是美国华侨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我看见他一根烟抽过一半了，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把半截烟蒂丢掉，却把烟头的火灭了，搁在烟灰碟上，然后去会客，及至会客回来，再把那截烟蒂吸完。”
后来他还回忆说：
“中国人民的希望在1940年我去延安时就看到了，去延安之前，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不知道要再过几十年，中国才会出一位伟人来治理好国家，振兴中华。到了延安后，开了眼界。延安没有见到一个乞丐，而在重庆乞丐满街都是；延安的老百姓吃穿虽不是很好，但人人都有工作，有秩序，治安好，精神好，这就是政治好。去延安前周恩来副主席告诉我，延安有以10万计军队。但是到了延安几天都没有看到军队，我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工农红军是人民子弟兵，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军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因战备和生产需要都很少出来，有的战士所穿的衣服与老百姓的衣服同样，一时要认也认不出来。如果你需要去看看军队，可以请朱老总陪你去看看。’当晚我睡不着觉，一直在想，世界上哪有用不着老百姓供养，而是当兵的自己养活自己的军队？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才有这样的军队。在朱总司令陪同我去检阅部队时，我看到了战士队列整齐，步伐有力，个个精神饱满，指挥员口令如洪钟，真是好军队呀！而想到国民党军队不顾民生，军风不正，四处强行抓丁，有的地方成为散兵游勇，变为侵扰百姓的兵痞。在延安毛主席请我们几位吃便饭，为了照顾客人多了一两个菜，虽然吃的不是很好，可是我很高兴，这才是为人民着想。而在重庆，大官们设宴请我们，花了很多钱，在那国难当头，在大后方大吃大喝，是吃人民的血汗，我心里深感难受，吃也吃不下去。通过那次回国参观的对比，我早就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在此处叙及：在陈嘉庚到延安以前，延安还没有小汽车，中央领导外出都是骑马或步行。管理人员将陈嘉庚赠送的两辆小汽车，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说：
“分车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
他坚持一辆让管军事的朱德用，一辆给延安的5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用。大家认为应该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再三坚持不要，众人只好作罢。
后来，毛泽东有一次骑马去枣园开会，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左手受了伤。朱德和5老都要把车让给他坐，车开来了，毛泽东仍然坚持骑马回去。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又要去中央礼堂作报告，机灵的警卫员悄悄把车叫来了，对毛泽东说：
“主席胳膊摔伤了，不方便，就坐这一回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
“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走！”
说完就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
再说6月7日，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副部长谢振华受命带领10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到苏北敌后开展工作。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找谢振华谈话，再三嘱咐他说：
“到敌后发动群众，要讲策略，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爱国力量，共同坚持抗战。”
谢振华佩戴上校军衔，率领穿着国民党军服化装成中央军校学员的干部队伍，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经西安、洛阳、开封等地到达皖北。
6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沈雁冰正在住处阅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毛泽东突然来访。
“雁冰在家吗？”
沈雁冰听出了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忙把他迎进窑洞落座。毛泽东乐呵呵地说：
“直到今天才来问候你和夫人、孩子，实在是太忙，请你们原谅。”
说罢，他拿出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送给沈雁冰，又说：
“刚刚出版，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沈雁冰惊叹不已。毛泽东又问起沈雁冰今后的创作计划，沈雁冰说：
“在新疆呆了一年，使我深感大大落后于沸腾的生活，非常需要补课。我想多读点东西，再到前线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我今后仍想搞我的创作。”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建议你搬到鲁艺去住。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
沈雁冰听毛泽东如此说，十分感动，却又连连摆手，说：
“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前几天有人叫我去全国‘文抗’延安分会，因为丁玲他们都在那里。今天你劝我去鲁艺，我还是听你的。”
说话间已经到了掌灯时分，沈雁冰的夫人孔德沚端上了晚餐，招呼毛泽东吃饭。毛泽东笑着说：
“那好，就打扰雁冰兄了。”
毛泽东饭量不大，吃了一些，便放下筷子，一支接一支吸烟。孔德沚劝他戒烟，他却摇了摇头，说：
“戒不了啰！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
毛泽东风趣地自嘲，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6月15日，陈毅将他与粟裕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和项英、刘少奇说：
“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陈毅、粟裕决定将江南指挥部及所属北上部队移到茅山。粟裕率部离开水西村，过溧（水）武（进）公路，亲去茅山地区扩军。国民党第3战区第2游击区总指挥冷欣发现江南新四军主力有渡江北上的意图，连夜调集两个团赶来堵截。
6月18日，粟裕在茅山脚下的西塔山附近亲自指挥反顽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团各一部。接着，粟裕又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引诱前来“扫荡”的日军和顽军乒乒乓乓打了几个小时，双方才发现自己打的不是新四军。冷欣气急败坏地说：
“粟裕真厉害，我们上了大当，吃了大亏。”
后来在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渡过长江。江南与江北两支新四军部队胜利会合于江都县吴家桥地区。
6月21日，毛泽东发起的由艾思奇、何思敬牵头的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在延安北门外的文化俱乐部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及刚回到延安的朱德和新哲学会其他成员50多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何思敬致开幕词，艾思奇作会务报告。开幕词和会务报告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哲学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毛泽东也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得太不够了，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众人来到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聚餐。毛泽东问坐在他身旁的于光远：
“你是学什么的？是不是学自然科学的？”
“是。”于光远回答说：“我是学物理的，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
毛泽东说：
“搞哲学的也要搞自然科学，也要搞社会科学，因为很多问题是联在一起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不能不研究自然辩证法，因为哲学本来就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概括出来的。希望你多注意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自然科学研究会也要多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此后在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艾思奇演讲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陈唯实演讲了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演讲了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演讲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何思敬演讲了黑格尔的逻辑，郭化若演讲了军事辩证法，和培元演讲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演讲了中国近代哲学思潮。
范文澜，字仲潭，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世家，仅比毛泽东大40天。1917年，他在北京大学毕业后成为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1926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一度脱党，“七七事变”后，在河南大学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封沦陷后，在河南省委领导下进入桐柏山区打游击，1939年底抵达延安。
再说6月下旬，黄克诚率八路军第2纵队第344旅、新编第2旅主力在安徽涡阳县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1938年5月，宋时轮、邓华曾用过这个番号，1939年2月撤销），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新编第2旅改为第2旅；第344旅改为第4旅，其第687、第688、第689团改为第7、第8、第9团；第6支队第1、第2、第3团编为第5旅；第 6支队第1、第3总队编为第6旅；另设1个游击司令部。
1940年7月初，毛泽东撰写了《团结到底》一文，他写道：
“抗日战争的3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19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这个宣言希望得到友党友军和全国人民的赞同，而一切共产党员尤其必须认真执行这个宣言中所示的方针。”
“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的容忍，就是让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对于反共分子的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地打退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任何共产党员也不许可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必须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
“抗战的第4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和友党友军团结一致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
7月间的一天下午，毛泽普所在的马列学院开荒队在收工时，突遇暴雨，学员们飞快地跑回住处。毛泽普则慢悠悠地走在后面，雨水淋湿了全身，走到毛泽东的窑洞前，毛泽东招呼他进屋躲雨，叫服务员找衣服给他换上，留他吃了饭。毛泽东说：
“刚下暴雨，延河涨水，不好过去。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吧，很方便，行军床一架就行了。”
晚上，毛泽普向毛泽东汇报了开荒竞赛和步行百里背柴的情况。毛泽东问他：
“累不累？”
毛泽普老老实实地说：
“有点累。不过我们受得住。”
毛泽东说：
“敌人卡我们，我们不能坐着等着饿死。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要用两只手制服它。现在多打一斤粮食，就等于多生产一颗子弹，多打一个鬼子。”
后来毛泽普从马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第一秘书处，与另一名教员共同担负警卫人员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有一次，毛泽东找到他，问某某警卫员最近有什么心事，某某公务人员学习如何，毛泽普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批评他只顾埋头讲课，不注意调查研究。毛泽东还说：
“据反映，你的课量太大，大道理太多，学生们受不了。讲课要注意效果嘛。”
7月12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朱德、王稼祥联名给周恩来等人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恩来、胡服、项英、陈毅、雪枫、克诚：
恩来电悉，我们均同意。
一、叶、管（叶飞、管文瑞——笔者注）部已将顽军击溃，陈毅已抵苏北，并令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及2、6两团过江，津浦路东淮北部队亦正往援中。
二、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不要截断皖省从敌区运私货通道。并请雪枫保护于学忠运饷弹道路，不要禁止通过，如通知我们时，我军应负责保护。
三、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毛 朱 王
7月16日，国民党在国共双方的谈判中提出了一个《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即所谓“中央提示案”。
早在6月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如下要求：陕甘宁边区以现状划界，包括23县；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建制，八路军编为3个军9个师，新四军编为3个师；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人民在敌占区进行游击战争的权利；划给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5省足够的战区；保证八路军、新四军足够的补给；承认共产党在冀察的行政领导及其它游击区的行政权。
国民党在这个《提示案》中则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公署”，隶属陕西省政府。要求缩编八路军为3个军6个师，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设支队；新四军编为两个师，限制其防地和抗日活动。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一狭窄地区内。
7月24日，周恩来带着《中央提示案》飞回延安，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虽不反对军事划界的办法，但绝不可能接受这个让自己困死冀察的提案，于是便提出了以华北5省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的修正案。蒋介石立即予以拒绝。中共方面又提出增加山东及绥远之一部为作战区域，各地游击部队仍留原地作战的建议，蒋介石仍然毫不通融。
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3路，1纵插到江苏泰兴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2纵插到黄桥以东，3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
新四军在老叶庄、徐家桥一线击溃陈泰运两个团。为了争取陈泰运、孤立分化韩德勤，战后新四军归还了他的被俘人员和枪支，得到了陈泰运在新四军与韩德勤冲突中不支持韩德勤的保证。随后新四军击败何克谦部，歼何部2000余人，何部一部战场倒戈。
新四军陆续占领黄桥、营溪、蒋剁、古溪等地，又乘胜攻取靖江东北之孤山、季家市、西来镇等日伪军据点，建立起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先后建立泰兴、泰县、靖江、如皋等地政权。
欲知国共两党之间后来斗争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给东南局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值得后人认真学习。文章中讲到的“同一性”和特殊性，斗争和统一，以及对时局的估计、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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