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
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话说1942年2月18日至19日，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共产党的理论工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连载《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批判叶青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所提出的错误观点。
叶青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在本传前面的叙述中，毛泽东已经两次提到了他的名字。此人原名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四川南充人，以“叶青”的笔名著称。他也是一名“海归”，早年留学法国，跟周恩来等人熟识，对革命有着崇高的信仰，在法国期间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底，叶青奉命返国，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叶青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是年冬，因叛徒出卖被捕，他被判处死刑。这一天午时，叶青等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第一枪他没有被击中要害，刽子手用脚拨了他几下，其中一人说，这个人还没有死，再补上一枪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叶青仍然没有被击中要害。刽子手撤离刑场后，天上下起了雪，他被冻醒，意外地被‘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的人救回。康复后，叶青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又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暴动。他的行踪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叶青彻底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告别了共产党，成了可耻的叛徒。他写了大量的反动文章，受到蒋介石特别嘉奖，一跃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职，最终在1949年1月以“文化围剿”的打手被列入国民党战犯名单，成为中国共产党通缉的第二批国民党战犯之一。
再说叶青在1941年秋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后，撰文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评论说：“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
尽管叶青的观点是一种偏见，但他却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毛泽东主义”这一命题的人。
张如心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3个组成部分，指出“这3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他在批驳了叶青的错误观点之后，还特别强调说：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刘少奇及华中局说：
“1、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抽调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安成就较大。2、保护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3、新四军各部及山东部队的电台密码，望少奇督促重新编制，亲自带来。”
2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陈毅、刘少奇、饶漱石、朱瑞、陈光、罗荣桓等人电，电文中说：
“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请你们考虑在不严重减弱斗争力量条件下，从华中及山东军队中地方上抽调一批高级干部来延安进中央党校与抗大总校的问题，如何抽调及抽调多少望电告。并望少奇加以组织。”
2月26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找王明谈话，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问题。王明不但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向周恩来提出质问，仍然以老腔调为自己辩护。王明说：
“我有下列两点请你考虑给我解释：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2、即使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并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
王明如此态度，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中说：
“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也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产生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同时，着重地认真地办理干部学校，抽调许多干部进入各种干部学校，施以系统的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任务，对此决不应该稍有忽视。但最大数量的干部，90%以上的干部，还是在工作中，在人力财力与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办理很多的干部学校；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需的与可能的教育，实在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应该引起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门的充分注意。游击战争的特点，不但允许这样做，而且我们必须这样做。”
“在职干部教育，自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至还没有开始，没有强调业务教育。而大多数在职干部要求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热情则是很高的。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者不得其法，或者轻重不分，或者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是我党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者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者脱离实际，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
是日，中央书记处还发出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决定停止过去所定的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军事学院高级班并入中央党校；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级干部，包括高级学习组，以300至400人为限，参加党校学习。
《新决定》并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决定取消原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由邓发、彭真等人组成负责党校日常工作的管理委员会。邓发仍任校长，主持校务会议；彭真为教育长，主持政治教育会议；林彪主持军事教育会议。
1942年3月3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刘少奇说：
“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表现在工作不深入，政策掌握不够，特别是高级领导同志间存在互相不满与极不团结现象。”
3月4日，毛泽东在给留守兵团、保安部队的慰问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摆在我们肩头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精神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还在信中勉励部队指战员们说：
“要加倍努力生产，大家动手，解决吃穿问题。”
3月5日，林育英在弥留之际用微弱的声音将警卫员、秘书及妻子涂俊明叫到身边说：
“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深以为憾。我虽未为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但尽了力。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使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3月6日凌晨1点1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因突发脑溢血，英年长逝，享年45岁。
这天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丧委员会，由李富春、林彪、邓发等人组成。林育英的遗体移入延安中央大礼堂，供人们瞻仰悼念。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叶剑英等，轮流为林育英守灵。
3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
3月8日上午4点至9点，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向林育英的遗体告别。
毛泽东为林育英书写了一幅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陈云、李维汉及林彪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3月8日，毛泽东借纪念国际妇女节之机，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3月9日，中央决定公祭林育英。毛泽东在公祭之前对朱德、任弼时等人提议说：
“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抬到桃花岭。”
朱德、任弼时都表示赞同。
上午9点，林育英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公祭仪式。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宣读祭文：号召大家学习林育英对组织忠诚、英勇不屈、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
康生报告了林育英的生平事迹。老海员工人朱宝庭代表中央职工委，谢觉哉代表边区政府与边区200万人民，高长久代表边区几万工人，相继致词。
最后，由林育英的次子林汉雄致答谢词，他告诉大家说：“努力学习，准备将来好好工作，继续爸爸尚未完成的事业，这样才能对得住党，对得住死去的爸爸……”
公祭仪式结束后，一万多人自发为林育英送行。林育英的灵柩装上白布帷的灵车，送葬者迅速结成了漫长的行列。毛泽东亲自执绋。送葬队伍抵达桃花岭下，距墓地仍有一段高陡的山路，毛泽东同朱德、任弼时等众多中央领导人抬着灵柩爬上山顶。队伍齐集山顶，将灵柩送入墓穴，毛泽东亲自给墓穴奠了土。
后来，毛泽东又为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6个大字。
再说3月9日这一天，丁玲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暴露黑暗”的杂文《三·八节有感》。
此前，她在《解放日报》创刊后一直担任文艺副刊主编，编辑部里还有刘雪苇、陈企霞等人，有关文艺稿件，几乎都经博古、杨松过目。博古曾多次对丁玲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决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像延安青委在文化沟张贴大墙报那样的‘轻骑队’。”文艺副刊每周出1至2期，每期约占半个版面。到1942年3月，作家队伍中已经涌现出了30多位新人，副刊先后收到500多万字的稿件。文艺副刊对有些稿件没有把住关，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就在3月7日那一天，《解放日报》社的陈企霞派人送信给丁玲，请她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丁玲联想到延安发生的两起离婚事件，又想到在文化俱乐部周末舞会上那些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人，一股为女人鸣不平而又怒其不争的情绪一发而不可收拾，就挥笔撰写了那篇《三·八节有感》。她在文章中过分地强调延安存在的问题，片面地夸大了延安的社会不良现象，在党内、文艺界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人要求处理她。
3月1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正在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证的程度，俟得复电即行转告。望你等候这一复电。”
3月16日，毛泽东审批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全文如下：
（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
（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如果各地党报犯有这样毛病，就须立即加以改正。
（丙）要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就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要把党的政策，党的工作，抗日战争，当地群众运动和生活，经常在党报上反映，并须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或特约撰稿员，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
（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在党报上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的论争，可以容许一切非党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场上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批评或建议的言论发表。另一方面，要有对于敌人的思想的批判。
（戊）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
中宣部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整风运动大会，因院长张闻天外出调查研究，由代理他工作的李维汉在大会上讲了话，提出了几点意见。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带头反对李维汉的意见。他说：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要割大尾巴。王实味反对指定一部分人当整风委员会的委员，他主张全体委员要由民主选举产生。
王实味还写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的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前两期上。他提倡“绝对民主”，鼓动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有话不敢说？”“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
这一天，毛泽东连夜打着灯笼跨过延河来到中央研究院，在王震的陪同下，掌着马灯，仔细阅读了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材料。王震发脾气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实味这样的人却在后方这样讽刺挖苦我们的领导干部，攻击我们的党。”
毛泽东看了墙报，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
王实味，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1925年考入北大文院预科班；在北大参加了共产党组织活动，不久又离开了党组织；1926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只身来到了延安。此前，王实味在2月17日就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发表在文艺刊物《谷雨》上，他在该文中写道：“针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阵营，”“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3月19日，刘少奇和随同他一起上延安的100多名干部，由八路军115师教导5旅第13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赴延安。
3月2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兹将彭电转上，你看此种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东尚无回电，请你直接询问。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3月间，毛慎仪病情严重。他给在柳树店边中学习的四弟毛雪华写信说，请转告叔叔毛泽东，能否有办法把他的病治好，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毛慎仪是1940年在边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2局，担任电讯机要工作。期间，他得了肺结核和痔疮，由于肺结核病情严重，也影响到痔疮的治疗。
毛雪华接到三哥的信后，立即去杨家岭向毛泽东报告了三哥的病情。毛泽东对毛雪华说：
“快送他进医院。”
毛雪华马上赶到几十里以外的安塞县城。此时，毛慎仪已经病入膏肓，身体非常虚弱，躺在担架上起不来。毛雪华和2局的人立即组织民工，抬着担架，把毛慎仪一站一站地送到延安。到了毛泽东的窑洞口，毛泽东看到奄奄一息的毛慎仪，十分惊讶，焦急地说：
“怎么病得这么厉害？赶快送他住医院！”
毛泽东亲自把毛慎仪扶下担架，让他喝了点水，又给白求恩医院院长黄树则写了一封信，介绍毛慎仪去那里治病。毛泽东写完信，用自己的汽车将毛慎仪送往柳树店白求恩医院。然而，由于延安医疗条件太差，又缺乏药物，尽管医院想了许多办法，仍无回天之术，毛慎仪不幸病逝，年仅19岁。
这天是星期日，毛雪华到杨家岭，把哥哥病故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脸上流露出一阵哀伤和痛楚，沉默了片刻，惋惜地说：
“慎仪牺牲太早了！他才19岁呀，血气方刚，正是为革命出力的时候。”
毛雪华认为三哥的病并不难治，主要是医术落后造成的，因而对医院有些埋怨责备。毛泽东劝道：
“雪华，革命总是有牺牲的，医院里死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你要从大局看。医院条件差，缺少药品，但他们还是尽到了责任。”
毛雪华提出想给哥哥立块碑，毛泽东同意了，他说：
“碑你去立，花多少钱，你来我这儿拿，我出钱。”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将毛慎仪的母亲接到北京治病长达半年之久，安慰她说：
“慎仪是个好孩子，他是在延安病逝的，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死得很光荣，你要珍惜身体，不要难过啊！”
再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央党史》的报告，全文如下：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的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3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3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1927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摩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3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1921至1924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1925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3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1921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的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1921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棋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1921年到1927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员那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和后来陈独秀犯错误的要不得。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摩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棋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的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作“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3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党内外负责人及作家座谈会，到会70余人，内容是座谈《解放日报》的改版问题。
《解放日报》在1941年5月16日创刊以后，身为社长的博古没有办报经验，一味仿照苏联的办报方法，几乎每天都有社论和大块文章，对共产国际的宣传到了一种不适当的程度；报纸的文风也充满八股味。累得总编辑杨松旧病复发，过早谢世。不少人对《解放日报》有意见，直接反映到中央，还有一些人直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更为严重的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在1942年3月9日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后，从3月13日到3月23日，又连续发表了王实味以《野百合花》为总题的一组杂文，这组杂文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艺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
王实味代表了一批从敌占区和蒋管区来到延安的文艺工的倾向，以所谓的“鲁迅笔法”，“暴露”解放区的“黑暗”，含沙射影地讽刺、攻击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及陕甘宁边区。他的观点在党内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分歧。有些人支持他的观点，但更多的人反对他和丁玲的这种做法。文艺界一度出现了混乱现象。
王实味的文章也引起了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并且加了编者按，其中说：“中共歌赞延安县是革命圣地，然而在陕北污染、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统区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作为攻击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
毛泽东鉴于这种种情况，决定对《解放日报》进行整顿，重新改组《解放日报》。
博古在座谈会上就《解放日报》10个月的工作，做了简单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
毛泽东讲话后，与会者开始发言。萧军发言说，希望报纸进行改革；他还提出了改革的办法。柯仲平要求报纸要反对边区的太平观念。徐特立主张党报要大胆说话，要开展争论，要深入下层，多反映老百姓的事情，要对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谢觉哉以厨司作比喻，说不应总是一碗肉又一碗肉，使人感到腻口。报纸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面孔说话。朱德强调报纸要多反映战争，反映敌后残酷的扫荡和反扫荡斗争，并帮助解决军民关系中的问题。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
“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它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地利用报纸。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当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座谈会后，《解放日报》进行了人事改组和版面改版。
毛泽东为了保护丁玲，只把她调离了文艺副刊主编岗位，让她到文艺协会去工作。
文艺副刊主编则由年仅29岁的舒群继任。舒群提出，他不能胜任副刊主编之职，理由是主编工作不好干，丁玲比他年龄大，水平又高，尚且出了问题，他年轻，更没有经验。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找舒群做思想工作。他对舒群说：
“要找这么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现在，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舒群思考了片刻，欣然接受了任务，他说：
“希望主席给以不断指导。”
毛泽东点头笑了。
1942年4月1日，新版的《解放日报》出刊了，第1版是要闻，以头题发表了边区参议会减轻征收公粮公草的决议，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第2版是边区和国内消息，发表了解放区整风动态与抗战捷报；第3版是国际消息；第4版为副刊。
这期报纸还发了博古写的社论《致读者》。社论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指示，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4个方面检查了报纸过去的错误，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把报纸办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改进”。
改版后的第4版是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的副刊。其中“文艺”占半版位置，每周见报四五次，其它内容增添了学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还有问题解答，刊登各类知识性的常识，读者信箱，等等。自此，这个天天和读者见面的全版副刊成为国内新闻史上难得见到的一个大型副刊。
4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总学委高级干部学习会议，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丁玲也参加了会议，这是她自文章发表后第一次听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批评。
曹轶欧在发言中提出，应当把《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联系在一起批判。贺龙气愤地说：
“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
彭真也指着丁玲说：
“你以为毛主席喜欢你，你犯了错误他也喜欢你？”
丁玲对《三·八节有感》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感到不可理解，她说：
“我所犯的错误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反作用。”
在七八个人发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
“《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毛泽东这些话给丁玲的问题划定了范围，定了性，进一步保护了丁玲。
会后，丁玲找毛泽东谈话，诉说了自己的苦恼。毛泽东说：
“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丁玲问道：
“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家就不高兴呢？”
毛泽东很动情地告诉她：
“共产党是愿意听批评的，如果我们不听批评的话，我们这个党就完了！我也批评嘛，你批评没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批评的，但是要看对什么人。我们批评共产党人是自我批评，是我们自己人的批评，应该与人为善嘛，与人为善就应该充分估计人家好的地方。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就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优点，缺点又说得过分，人家当然不高兴喽。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
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话，使丁玲深受感动。为了减少即将全面展开的文艺界整风运动可能出现对丁玲的冲击，毛泽东还提醒她最好拜访一下对《三·八节有感》不满情绪最重的贺龙。他又说：
“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
丁玲说：
“我同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要到他那里去干什么？”
第二天，丁玲按照毛泽东的提示，主动登门拜访了贺龙。她一见贺龙便说：
“老总，我来听意见来了。老总还有啥子意见？”
贺龙笑了，说：
“没得了，昨天提完了。劳你大知识分子来看我，我哪天要回拜哟。”
后来，贺龙真的去看了丁玲，还在她那里吃了一顿饭。贺龙指着一盘炒肉问：
“你们常吃得到吗？”
丁玲说：
“专门为你炒的。”
贺龙又用筷子指一指一盘土豆丝：
“那你们作家就天天吃这个啰？不行哟，我们关心文化人不够，要好好搞大生产运动嘞。”
4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
决定中说，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首先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研究，热烈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在阅读和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虑，避免有害的片面性。在检查工作时，要切实地检查，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要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讨论和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并重，不可偏废。研究、讨论和检查的目标是为着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为此，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
决定还对学习的文件、学习的时间以及考试的办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毛泽东在会上提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3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员分工领导：
中央直属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直属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除军事学校）由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由任弼时、高岗负责。
会议通过了这项提议。
4月4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及附件（关于文艺界的资料——笔者注）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了，谢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敬礼！
毛泽东
这天下午傍晚时分，萧军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萧军同志，你改行怎么样？”
萧军为之一愣，问道：
“改行干什么？”
“入党，做领导工作。”
毛泽东认真地打量着萧军。萧军也望着毛泽东，看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就忙不迭地摇着手，连连说：
“哎哟，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块材料，当领导，我也不是那块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匹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
毛泽东轻轻地挥了下手，微笑着说：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窑洞里渐渐暗了下来，毛泽东叫警卫员点上灯，继续和萧军谈话。他谈起自己从陈独秀右倾之时起，先后在党内受到的大小8次处分，他的正确意见往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赞成，那种滋味是如何的难受；他又是如何保留意见，接受组织决定，忍着委屈进行工作，在工作中继续对同志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末了，他深有感触地总结道：
“这种境况，对革命者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萧军静静地听着，深深地被感动着。他步出毛泽东的窑洞，在斑驳的月光下缓缓而行，细细品味着毛泽东的那一番话语。回到住所，他拿出纸笔，文思如泉，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论同志之“爱”与“耐”》，第二天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鉴于自己在谈话中涉及了不少党内问题，此时尚不宜公开发表，就建议萧军删改后再行发表。萧军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真进行了修改，于4月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在延安引起了很大反响。
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克勉的来信：《“轻骑队”及其他》。在信中批评了延安壁报“轻骑队”，他写道：
“轻骑队”的内容除了发泄牢骚以外，还有多少有真正义、有多少能够教育人的东西呢？“轻骑队”大概算是讽刺性的壁报吧。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和人员。而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最令人头疼的是“轻骑队”对被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某某的字样，使读者引起很大误会。这样，“轻骑队”的言论可以说是不太负责的。请问，为什么不能公开地写出被批评者、机关和人员的名字呢？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热骂，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
此后，“轻骑队”代表童大林于4月10日发表谈话，他说，自“轻骑队”创办以来，先后收到了朱德、萧军、艾青、欧阳山、草明、王实味、萧三等人的意见，多系鼓励。4月12日，“轻骑队”墙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声明，驳斥童大林。声明中说：“日前，本刊编委会曾详细检讨过一年来工作得失，认为过去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总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更正。”4月23日，“轻骑队”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做自我批评，承认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坚持顾全大局与人为善的批评，而是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是对立的。决心在第二年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欲知毛泽东如何解决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演说，从形式上看是一个工作报告，但从实质上说，它却是一篇非常难得的学术论文，值得后人认真研读。这篇文章最早论述了中共党史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中共党史的历史时期划分问题，对于后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推动和指导以及所形成的中共史学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可证，毛泽东在治史方面的造诣是不少所谓的史学家都难以企及的，因此有人称他是中共党史学科的开山鼻祖，一点都不为过。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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