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不能去爱敌人，不能爱
社会的丑恶现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必须暴露之，
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
话说1942年4月初，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文艺工作上。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酝酿，决定由他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等人，先在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摸清情况，然后召开座谈会，统一文艺界人士在文艺工作上的认识。
毛泽东初步列出一些研究题目和讨论问题，开始征求意见。他请“鲁艺”、“文抗”等单位的一些文艺工，或单独或几个人一起，到他的住处谈话。先后参加过谈话的人有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刘白羽、罗烽、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其中，谈话次数较多的有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等人。
毛泽东在向艾青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共给他写过3封信。他在第1封信写道：
“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
艾青应邀来到毛泽东家里，毛泽东就文艺方针的有关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在谈到目前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时，毛泽东问道：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此时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严重性，他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佩和信赖，就说：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毛泽东说：
“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认真地回答说：
“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2封信，他写道：
“前日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
艾青见信中“反面的”3个字打了圈，也不知道什么是反面的意见，就没有收集，只是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文艺活动的积累、体会和来延安1年的感触，从正面提意见的角度，写成一篇约8000字的长文《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寄给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在向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收到的最长的一篇书面材料。
过了几天，毛泽东给艾青写了第3封信，他写道：
“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
艾青此时在“文抗”工作，住在蓝家坪，与杨家岭隔着一条延河。时值春雨过后，河水骤涨，毛泽东担心艾青过河发生意外，特派人把他接了来。二人分坐在窑洞中间的一张桌子两旁，毛泽东拿出艾青的那篇文章，交还给他。艾青接在手中，见在第一页上空白的地方有毛泽东手书的“请几位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毛泽东又拿出几张纸，上面有用铅笔写着的一些文字，说道：
“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
艾青正准备作记录，由于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他就走出窑洞去找垫桌腿的小石片，没想到毛泽东比他还利索，马上捡来小瓦片垫好了桌子。接着，毛泽东谈到了文艺与政治、暴露与歌颂等问题，艾青认真地把这些意见记了下来。
后来，艾青根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修改，仍然以《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为题，发表在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再说4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此后，整风运动从思想发动阶段转入了学习阶段，延安各机关掀起了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必读文件的热潮。
续范亭积极置身于整风运动之中，努力学习和热情赞颂22个文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大文如大餐，丰富复精美；使我饥肠人，欲罢不能已。
厨师费匠心，消化全靠你；本是百年粮，贪多怨自己。
出身小资产，遍体多油腻；湖水涤难尽，延河洗不去。
二十二文件，是我新武器；革命称至宝，应比匕首利。
续范亭托交际处金城处长将这首诗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到他的诗后，很高兴地来到交际处找他谈心。续范亭兴奋地对毛泽东说：
“这22个文件好极了，通过整风运动，我们党的作风一年之后一定会大变。”
毛泽东却笑着说：
“我可没你那么乐观。党的作风的转变，没有那么容易，有很多困难。我们党从成立以来，在政治上建党，有纲领；在组织上建党，有党章；可在思想上建党呢？长期以来没有建好，多次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可见思想上建党之难。处于幼年时期的我党，就像一群小孩子赶一辆牛车，目标是清楚的，但路线怎样走却都不知道。刚取得点胜利就头脑发热，拼命地抽鞭子，结果翻了车。翻了车怎么办？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推到一边，说还是我来赶，可又不认真吸取教训，端正思想路线，结果还是拼命抽鞭子，还是翻车。这个比喻是说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我们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当初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整风运动若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变化，我就很满意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续范亭思考了很长时间。几天以后，续范亭对金城说：
“上次主席的谈话，对我启发太大了，我真犹如茅塞顿开。这两天我老在琢磨这个问题，联想很多。的确，人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的阶级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形成的世界观也不同。”“就拿我来说吧。我出身于中农家庭，在旧军队中过了大半辈子。我对旧社会的很多东西就习以为常。比如女人小脚，你们看了一定会感到反感，当然也怜悯。而我看着就很习惯，不觉得难看。我也知道天足好，裹小脚是不对的，但就是积习难改。这就是思想感情的差别嘛。中山先生说过，我们的敌人有比帝国主义还要厉害的东西，就是社会的旧思想。列宁也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难克服的。”
续范亭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他新作的一首诗，题为《积习难去——认识与改造》，诗曰：革命大敌谁为最，人类积习最难去；明知前面是光明，依然迷恋旧社会。
认识世界固不易，改造最难是积习；社会多少罪恶事，大海沉浮不自觉。
4月7日下午，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给萧军送去了一封短信。
此时，萧军虽然很积极地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脾气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他借口要到延安附近的定边、靖边、安边各县去体验生活，请毛泽东为他向当地驻军359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
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写道：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
敬礼！
毛泽东4月7日下午3时
萧军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当晚即赴约。他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对文艺方针问题的看法。之后，他又将自己的意见作了系统的整理，写成书面意见送给了毛泽东。
恰在此时，毛泽东也收到了中央文委常委、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的一封来信。欧阳山在信中说，他感到延安文艺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一些来自大后方的作家、艺术家，并不了解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不懂得怎样正确地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他在信中建议说：党需要制定一套明确的文艺政策，以便大家工作起来有统一的标准。欧阳山还援引了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方针政策，请中央参考研究。
4月9日早晨，毛泽东复信给欧阳山，他写道：
欧阳山同志：
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
毛泽东
9日上午9时左右，欧阳山、草明夫妇应邀来见毛泽东。
欧阳山的夫人草明曾在上海“左联”工作过。1941年“皖南事变”后，她和丈夫欧阳山带着3个儿女随着从重庆撤退出来的一部分文艺工来到了延安，被安排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
欧阳山和草明来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被工作人员引领到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看见他们，便放下笔，起身和他们一一握手，让他们坐在自己对面的二人旧木板凳上。欧阳山已经是第二次见毛泽东了，比较熟，所以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党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会，和文艺界同志一同研究一下文艺工作。事先征求大家的意见，会上是不是讨论这么3个问题：一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二是立场和态度问题；三是工作对象问题——作家要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他们的问题等等。”
毛泽东还就此3个问题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据草明回忆说，毛泽东当时谈的时间很长，其中有许多观点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听说，因此印象很深。这些观点有：文艺工要有正确的立场，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文艺要解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要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党的干部，只有熟悉他们，才能表现他们。文艺工要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文艺的目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敌人作斗争。
欧阳山就上述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谈到了目前文艺工作中的种种困难，特别提出：希望中央制定明确的文艺政策。
草明是第一次见毛泽东，她看毛泽东和欧阳山滔滔不绝地交换着意见，自己插不上嘴，就默默地观察着毛泽东，只见他的穿着和自己与欧阳山一样，都是灰布棉袄，而且他的袖口都破了，衣襟前还被烟灰烧了几个洞。她还注意到毛泽东在谈话时惊人的专注，听完对方的话能立刻理出对方的观点并做出反应，循循善诱地启发对方深入思考更正确的方面。正在暗暗惊叹中，听毛泽东又讲到“延安的青年是拥护共产党的，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头脑中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要改造世界观。作家要到工农兵中去，也要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草明不免有些庆幸，自忖道：我还不错，生长在手工业区的乡镇，很熟悉工人；我已写了10年的女工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了，革命都十多年了，还用得着改造世界观吗？正得意间，毛泽东问道：
“草明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草明来时就没有思想准备，此时也不想发言，见毛泽东突然发问，便率直地回答道：
“文艺界有宗派主义，不好，不团结。”
她还简单举出了两个例子。毛泽东一听倒很重视，说：
“这是个原则问题。行帮恶习，宗派主义是扩大的个人主义，是维护个人和他的小集团利益的，文艺界也不例外。这个问题过去上海有、重庆也有，因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艺术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中去的自由。文艺家只有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宗派主义就会消失。不过，要彻底解决，还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在群众斗争生活中起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到这时候，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勤务员端来饭菜，摆在餐桌上，有炒猪肚、炒猪肝，有辣椒、有豆豉，四菜一汤，大米饭。毛泽东招呼欧阳山和草明围坐在餐桌旁，又叫来江青，陪着客人一起吃饭。
后来草明回忆说：“我觉得这顿饭，比几十年以后的任何大饭店的美餐佳肴都好得多。”
4月13日，毛泽东分别给萧军及欧阳山和草明写了一封信。他在给萧军的信中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
敬礼!
毛泽东
他在给欧阳山、草明二人的信上写道：
欧阳山、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毛泽东
4月17日，毛泽东又给欧阳山和草明写信，要求他们“正反两面都盼搜集”，并附“简明的说明书”给他。
欧阳山和草明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与魏东明、吴介民、汪琦、董迟等人一齐动手查找资料，尤其注意有资产阶级文艺观方面的材料。文艺研究室书籍杂志较多，他们找出了一堆，将其中有关的文章或者折起来，或者做个记号。欧阳山写了一篇简要说明，内容包括中国一些文艺的派别、主张和论争。材料包好后，由草明面交毛泽东。
草明来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由工作人员领着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打开纸包略略看了一眼，便放下了，让草明坐下来，问她工作是否顺利，生活有没有困难？草明回答说：
“一切都好，只是3个孩子缠身，送不出去，写作有困难。”
毛泽东立即叫来叶子龙，交代他写封信给叶剑英参谋长，安排草明的两个女儿欧阳代娜和欧阳天娜到军委干部子弟学校上学；毛泽东又叫来傅连暲，请他安排草明的小儿子欧阳加进入中央托儿所。
草明万分感动，不便再耽搁，她拿了信向毛泽东告辞。叶子龙送她到收发室外。
4月17日这一天，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说：
各地党部及八路军新四军负责同志，有各种材料证明，蒋及国民党现正准备于日苏战争爆发后举行第3次反共高潮，我们必须准备团结全党和人民适当地应付此次高潮及今年的极大困难。高潮到来时必须表现沉着态度，不可随便发表意见。必须向干部指明要认识困难的严重性，方能有步骤地克服困难。同时应指明困难的性质乃是破晓前的黑暗，整个国际国内条件都和10年内战时不同，克服困难之后，就有我们与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中央书记处
4月中旬，李鼎铭在家乡米脂已经停留了两个月，当他携带家眷返回延安时，毛泽东又派专车接他到杨家岭，热情地把他迎进窑洞，问他搬家情况。他告诉毛泽东，已把全部家产献给边区政府了。毛泽东说：
“留一点吧。”
李鼎铭口气坚决地说：
“一点也不留。”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道：
“你真是开明人士！”
4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军事斗争形势，联名给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115师、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山东纵队发出《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征求意见电报，全文如下：
各地：
关于军队中干部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我们认为等级军衔之划分与否，各有利弊。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规定亦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同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间团结。因此，我们起草的内务条令之草案上暂时不划分干部之等级军衔。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中央军委1942年4月24日
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发出后，各部队均作出反应，表示拥护中央不划分等级的指示。
八路军总部发给军委并各兵团的电文《同意暂不分官衔等级》，是这样写的：
军委并告各兵团：
关于军队干部军职等级问题，同意暂时不分官衔等级。各级干部之津贴仍照前规定发给，以免生风波。
彭左罗1942年5月11日
新四军军部在给军委的电文《同意军队目前不划分等级》中写道：
毛、朱、王、叶：
关于军队中干部等级（将校尉）问题，目前我们同意不划分等级。谨复。
陈、饶、赖1942年5月3日
八路军120师在给军委及八路军总部的《关于军衔等级问题的报告》中写道：
军委、贺，并彭、左：
关于我军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我们同意军委24日电暂时不定。除军委24日电理由外，我们补充以下理由：我军现实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扩大，有时缩小，部队的流动性和干部的流动性很大，猛烈扩大时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通讯员马上升为连长、营长，至缩编（缩小）时，剩下红边黄边一大堆不好分配工作，又不得取消其军衔。升官易降级甚难，现时不定等级，干部对等级问题没有什么争执，如定了等级则会争执。故现时不定等级。利多弊少，如定了等级弊多利少，请考虑。
周甘（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笔者注）
1942年5月6日
再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应毛泽东之邀，从桥儿沟出发，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招呼众人在中间的窑洞里落座，他首先问道：
“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
毛泽东见大家都不做声，又问：
“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
何其芳几个人还是没有说话。毛泽东开始严肃起来了，他说：
“一个人没有受过10年8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他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缓和了一下口气，问姚时晓：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姚时晓回答说：
“我是江苏吴兴人。”
“你从前做什么？”
“在上海做工人。”
“做过多少年工？”
“做过10多年工。”
“那你是老工人了。”毛泽东说罢，转换了话题，又问道：“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
姚时晓说：
“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人。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
“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得懂了。”
毛泽东说罢，又问曹葆华：
“你是哪里人？”
曹葆华回答说：
“我是四川嘉定人。”
毛泽东说：
“我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江苏（1958年划归上海——笔者注）。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
曹葆华马上联想到成都，他说：
“成都有几个有名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哪五老，哪七贤？”
毛泽东问罢，举起右手，伸开手指，待曹葆华说一个名字，他就弯下一个手指头，可曹葆华说出两三个名字后，就再也说不出其他人的名字了。毛泽东见气氛缓和得差不多了，就把话又转到正题上来，他说：
“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情面。”
中午时分，毛泽东招呼几位教师和他一起吃午饭。在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4小碗菜，还有酒，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午饭后，毛泽东到卧室里去休息，何其芳等人仍然坐在中间的窑洞里，小声闲聊着。没过多久，毛泽东就出来了。严文井问毛泽东：
“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
毛泽东说：
“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后来说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有一篇题目叫作《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很大胆的。”
他给大家讲了《聊斋志异》中那篇《狼》的故事，他说：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屠夫。道路旁边有一个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就用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屠夫出窝棚一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口张开不能合了，就把狼背回了家。故事讲完了，毛泽东笑着说：
“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姚时晓问毛泽东：
“主席喜不喜欢看话剧。”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姚时晓说：
“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
毛泽东说：
“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在4月6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眼看时间不早了，何其芳等起身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出窑洞，边走边聊。何其芳他们建议说，最好开个会，让文艺工充分发表一下意见，彼此在会上交换一下思想。然后由主席集中讲一下，以统一思想，有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毛泽东笑着说：
“很好，中央正有这个打算。”
看看到了一个高坡处，毛泽东这才伸出手与何其芳他们一一握别。
4月27日清晨，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萧军已经遵照毛泽东的嘱咐，搜集到了一套《文艺月报》，共14期。这套刊物登载了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界的许多争论文章。在完成任务后，他觉得自己应做的事已经做了，意见也谈完了，看看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就给毛泽东写信说就要动身旅行去。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泽东4月27日早
萧军看了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带来的这封信，骑上马涉水过河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又告诉他马上就要开会了，要他留下来参加会议。
至此，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毛泽东集中主要精力，先后约请丁玲、艾青、萧军、舒群、罗烽、周文、于黑丁、李雷、欧阳山、草明、刘白羽、萧三、塞克、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陈荒煤、李伯钊等20多位文艺家，面对面促膝交谈。通过交谈，深入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同商讨党的文艺方针等相关问题。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随后，毛泽东约请两位作家，商议草拟了文艺界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名单。
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延安文艺界及有关人员发出了4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请帖，上面写着：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毛泽东 凯丰
4月30日，刘伯承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座谈会上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以来的工作，其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百团大战”的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并非针对彭德怀，而是对他领导的129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由大家讨论。后来，彭德怀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问题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
1942年5月2日下午1时许，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小礼堂召集延安文艺工举行座谈会。这是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艺界空前的盛会。在这座青砖灰瓦镶嵌着玻璃窗的小礼堂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陈云、凯丰、康生、邓发、贺龙、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杨尚昆、李卓然、吴亮平、彭真及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毛泽东秘书兼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陈伯达、毛泽东秘书胡乔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徐一新，和许多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周扬、艾思奇、范文澜、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欧阳山、草明、吕骥、欧阳山尊、张庚、柯仲平、于黑丁、舒群、罗烽、周文、李雷、萧三、塞克、严文井、曹葆华、姚时晓、李伯钊、陈波儿、江青、丁玲、陈企霞等以及没有收到请帖而主动前来参加会议的部分文艺工王朝闻等，会聚一堂。江青、丁玲就坐在会场的前排位置上。
这次座谈会原计划在5月2日、5月16日分两次举行，后因与会者讨论热烈，要求发言的人很多，于是便又增加了两次，时间在5月9日、5月23日。
在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来到小礼堂，和与会者一一握手。他握着从晋西北回来的120师战斗剧社社长兼演员和导演的欧阳山尊的手说：
“欧阳同志，你从前方回来了。”
毛泽东与文抗秘书长于黑丁比较熟，走到他面前握手并开玩笑说：
“黑丁，你来了！你的名字不正确，你并不黑呀！”
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
讲到这里，他还曾风趣地说：
“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所说的鲁总司令就是鲁迅。与会者听他这么一说，都会意地哈哈大笑，继而是热烈鼓掌。
他在这次讲话（即《毛泽东选集》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中，提出了座谈会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他根据会前调查研究的情况，将原来设想的3个问题增加到5个，他说：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的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关于“立场问题”，毛泽东明确地说：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关于“工作问题”，即熟悉“工农兵及其干部”的问题，他说：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作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它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坐在萧军身边的丁玲轻轻地推了一下他，笑着说：
“你是学炮兵出身的，你就第一个上去开炮吧。”
萧军兴冲冲地走上讲台，作了题为《对当前文艺诸多问题之我见》的长篇发言。他说：
“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的火爆脾气在延安是出了名的，他讲完了，竟没人接茬。坐在他旁边的胡乔木见大家没有反应，便站起来反驳萧军说：
“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萧军马上予以回击。胡乔木没有再反驳。萧军认为胡乔木不说话是认输了。他在当晚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讲话和平时一般，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欢腾。我的精神和言语始终是控制着他们。”萧军哪里想得到毛泽东当晚曾请胡乔木吃饭，如果他知道了，就不会这样写了。
且说各个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和文艺工们在会议上一个接一个发言。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许多人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体会或建议，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理论性质的相互辩驳和争论。
丁玲在发言中说：“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还是如有的人讲的，‘一半对一半’？”
丁玲还说：“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戏剧家张庚公开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说法。
这些观点一出现，就有人起来反驳。双方展开思想交锋，有时争论得非常激烈。
会议结束后，萧军因为自己已经在会上发了言，又听不惯一些人的言论，于是就又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到外地去旅行考察。
5月5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会（指原定的第2次会议——笔者注）到16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吧。此复，即致敬礼！
毛泽东
萧军看着毛泽东的来信，感觉到了字里行间流露着些许领袖的无奈和遗憾。王德芬也劝他说：
“你怎么可以会开到一半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吗？有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萧军听着夫人的劝告，又想起了毛泽东过去劝他“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肺腑之言，想想自己也确实太任性了，太说不过去了，不禁有些惭愧，便决定改变计划，留下来继续参加座谈会。
5月9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前举行第2次会议，萧军再次“放炮”。据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一书中记载：
“他（指萧军）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10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要整得厉害一点，但这样整风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怀疑。”
胡乔木因有毛泽东支持，这次反驳萧军的态度显得极为强硬，言辞也非常尖锐。他说：
“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每当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都恋恋不舍送了很远，给了许多慰劳品。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听他这么一说，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待笑声过后，他插话说：
“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冇得鸡蛋吃了。”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及后来16日的会议上，一直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用铅笔做笔记。每当他听到发言者精彩独到的见解或错误的言论，便用铅笔记下来；听到有趣的话，就用左手掩住嘴，和大家一起笑。别人发言时，他很少插话，只有个别时候才说一两句话。
5月13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军事指挥，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由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枫任副政委。关向应在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政委。
5月14日，毛泽东在给续范亭的信中写道：
“你3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张，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3次会议，欧阳山尊在会议上发言说：
“敌后的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的需要是很多的，他们会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当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初看起来似乎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所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却更多。有些同志在部队干文艺工作不安心，认为到头来只算个排级干部。我的认识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集中注意的倒是怎么满足群众的要求，怎么把工作做好的问题。”“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么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毛泽东听了欧阳山尊的发言，非常满意，他对周扬说：
“到底是从前方和群众一起经过炮火考验的。”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很多人都想听毛泽东的总结报告，所以到会的人特别多，有100多人，连在延安的许多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中央礼堂实在挤不下，会议只好转移到外边的一块黄土敞坪上。黄土敞坪的中央放着一张长方桌，当作发言席，与会者们就围坐在桌子四周的各式各样的椅子或小凳子上。
毛泽东从杨家岭左边的山坡上下来了，手里拿着的一卷纸就是他准备讲的《结论》部分的提纲。他走进敞坪，站在桌边，一开始便说：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3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几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接着，毛泽东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说：
“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的和我们合作的。”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我们所说的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毛泽东的结论还没有讲完，天色已经渐入黄昏，大会暂时休会。负责摄影的吴印咸邀请毛泽东和大家合影留念。人们争先往前坐，要离毛泽东近些。萧军却远远站在最后的台阶上。他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几次想离会而去，不单是因为与同志们争论伤了感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尖锐批评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中也包括萧军的文艺思想。丁玲、艾青、罗烽等党员作家都纷纷做检讨，表示悔改。唯独心高气傲的萧军，在感情上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此时，毛泽东本来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就在快要拍照时，他站起来走到丁玲面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丁玲，还笑着说：
“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吃到批评。”
在场的人听了毛泽东的话，都大笑了起来。
晚饭后，工作人员在敞坪上用3根木棍支起了一个架子，挂上一盏明亮的煤气灯。毛泽东就在灯光下继续作结论。关于文艺批评问题，他说：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针对丁玲等人所提出的糊涂观点说：
“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针对有的文艺家提出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观点，毛泽东说：
“‘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为这篇《结论》恢宏的气势、精湛的道理、严密的逻辑、锐利的锋芒所震慑，所激动，所折服。
毛泽东讲完了，大家热情地鼓起掌来。他转身跟近处的与会者一一握手，又向全场与会者招手致意。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萧军终于可以去“三边”了，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毛泽东向王震要一张通行证。
1942年5月25日，毛泽东给萧军回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已悉，王旅长现在富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此复。敬礼！
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写给萧军的最后一封信。萧军与毛泽东交往的黄金岁月从此就结束了。
此前，艾青也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来信收到，赞成你到晋西北，但不宜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呆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此致敬礼！”
他在信纸的边上又加了一句：“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
后来，天一直没有晴，艾青也没有接到毛泽东的邀约，就随着一个运盐队到定边、安边、靖边去了。
5月25日这一天，大批的日军飞机对太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辽县十字岭狂轰滥炸，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中，不幸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左权，原名左纪传，号叔仁，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3年，他考入程潜在广州举办的湘军讲武堂，1924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1925年11月被程潜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7年8月，他与刘伯承、屈武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1930年5月，左权与刘伯承、陈云、屈武一起归国；12月，左权被任命为闽西新红12军军长。1931年5月，左权被调到红1方面军总前委，任参谋处处长，开始了他一生中极有建树的参谋工作。
左权牺牲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将山西省辽县命名为左权县。1942年9月18日，山西辽县5000余人集会，举行将辽县改为左权县的命名典礼。
5月27日，延安中央研究院全体人员开始举行关于王实味问题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期间，历史学家范文澜批评王实味说：
“粪土堆里长了几棵小小的野百合花，不经意地望去，似乎也还有几分姿色，仔细一研究，原来枝枝叶叶都充满着要人性命的毒汁。”
诗人艾青说：
“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
作家丁玲则说：
“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
5月30日下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邀请毛泽东给鲁艺全体人员讲话。部队艺术学校的学员们闻讯也赶来了。鲁艺礼堂小，人太多，会场不得不移到操场上。此时，尽管天上飘着雾一般的细雨，可操场上还是挤满了黑压压的听众。毛泽东站在一张小桌子旁，环顾了一下四周，待人们静下来便开始讲话，他说：
“你们不久以前不是演过《带枪的人》这么一出戏吗？那里边不是有列宁吗？在现实生活里，列宁没有到过中国，更没有到过我们延安，而且现在已经去世了，可是在你们演的戏里他还活着，并且还来到了延安。列宁在这出戏里和前线回来的战士交谈，向他们了解情况；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和斯大林打电话商讨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吃饭，也没有屙屎。”
大家听到毛泽东这句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接着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到屙屎好笑，实际上这是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不吃饭会饿死，不屙屎呢，会胀死啊。人们生活里有许许多多看来是重要的东西，但是在文艺作品中并不都要来表现。文艺作品所表现的应该是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完成使人民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任务。”
“我最近和延安文艺界的同志们开了个座谈会，研究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就有鲁艺在整风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提高与普及的关系。”
“广大劳动人民就是鲁艺的老师，你们要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要打开大门，走出这个‘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里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里去。你们果真这么做了，就可以学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本事，也就会作出为工农兵所喜爱的文艺。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洋包子对土包子，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如果态度不端正，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吓唬群众，开头也许让群众摸不清你有什么本事，还尊敬你，等到他们看清楚了你，就不会佩服你，你就再也不能吓唬人了。”
欲知此后延安的文艺界有何变化，请继续往后看。
东方翁曰：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显然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朱德、彭德怀等人在1939年及其以后提出的在八路军中划分等级军衔制的答复，更确切地说是毛泽东在非常恰当的时候对朱德、彭德怀等人提出的在军队中划分等级制度的托辞。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在决定中提出的理由，的确是合乎时势、合乎人情的。读者诸君如若不信，可以看看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情况。那时虽然经过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可一部分人还是闹得不可开交。如果1939年在八路军中划分等级制度，结果又会如何呢？是打日本人呢？还是比资历、比贡献、争官位、闹情绪呢？这件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又出现了数次反复，那些当事人的人性、立场和品格无不尽情显现。其中的是非曲直已经成为抹不掉的历史，请读者诸君慢慢研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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