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
是非，辩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
话说1942年6月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115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
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整风最高领导机构——“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康生、凯丰、李富春、陈云组成，负责监督和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担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
总学委下设4个委员会：1、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康生、李富春。2、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王稼祥、陈云。3、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任弼时、高岗。4、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讨论学习问题，并通报时事、政治和工作等问题。
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直接领导下，中央直属机关系统学习委员会、军委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委员会，分别成立了中心学习组（甲组）；此外，还有文委系统学委会和中央党校学委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学委会，分别成立了中级学习组（乙组）和普通学习组（丙组）。
延安共有10098人参加了整风学习。总学委先后派出许多巡视团和巡视员，深入到各个机关和学校检查学习的情况，听取各个单位负责人的汇报，还不定期地抽查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进一步推动了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
中共中央要求各学习组在整风运动中要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1、在分析错误时要实事求是，一般错误绝不上升为路线错误，非原则错误绝不上升为原则错误，偶然的局部的错误绝不上升为一贯的全局的错误。2、弄清楚犯错误的原因，不着重个人责任。3、对任何问题，采取分析态度，不搞否定一切，就是对王明等人也不要一概否定。4、发扬民主，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敢于讲话。5、对犯错误的人，要满腔热忱，不搞惩办主义。
整风的方法，就是学习、检查、总结；即学习文件，检查对照，反省自己，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写出总结。
后来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对党内历次错误路线寻根追底的现象，有的人要追查错误路线的责任人，要查明哪份文件是谁起草的，要追究起草人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知道后，指示说：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辩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那样做是不对的。”
6月4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一个批判王实味的专题会议，与会者声色俱厉地对王实味提出了各种质问。王实味刚要申辩几句，即被打断，会场秩序比较乱。萧军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会议主持者说：
“大会主席，这是不行的，应该让他发言说全了话大家再反驳他，无论什么会也得有个秩序啊！”
会后在回家的路上，萧军对妻子说：
“这开的是什么会啊！怎么把屎盆子朝一个人头上扣，这哪像高等学府！”
没想到他这牢骚话被旁边的一位女士听到了，便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第二天晚上10点，萧军为批判王实味的事来见毛泽东，反映了他对批斗王实味不正当方式的意见。毛泽东劝他说：
“王实味的问题很复杂，不但犯了政治错误，还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你不要管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
萧军在这天的日记里记载道：毛泽东显然很懊恼，“也许在烦恼我又去多事。”
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4名代表给萧军送来一份有108人签名的《抗议书》。《抗议书》中说：
“你是鲁迅的学生，是《八月的乡村》的，我们很尊敬你。既然你是共产党的朋友，为什么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为什么反对我们批判王实味？为什么说怪话？你应当向大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萧军一看就火了，把4名代表轰了出去。代表们走后，他写了一份备忘录，追记了那次批判会的详细经过，先是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当众宣读，然后又亲自给毛泽东抄送了一份。
6月11日，中央研究院的全院座谈会结束。
在座谈会期间，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潘芳、宗铮夫妇，潘芳、宗铮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里，这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了王实味。后来5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座谈会以此为据，把他们5人说成是“托派关系”，他们的来往是“托派组织活动”。
最后，座谈会把王实味与成全、王里夫妇和潘芳、宗铮夫妇5人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
6月12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罗烽在延安写的《高尔基论艺术思想》等几篇文章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得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途是有益的。
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6月20日，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
一、“七七”5周年纪念的时候，正是处在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日益强固的时候，苏英新条约的签订，苏美协定的成立，20余国热烈举行联合国日，特别是苏联前线的胜利，都表示反侵略同盟国的力量正在迅速增强与结集，准备最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法西斯侵略者则日益接近失败和死亡的末路。我们纪念“七七”，要庆祝苏英美协定的签订，庆祝联合国的团结与胜利，欢迎中苏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国的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二、“七七”5周年，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反对日寇的战争中的艰苦卓绝排除万难的精神。抗战第6个年头，将是接近于战败日寇的年头，同时也是抗战最困难而应做绝大努力的年头，我们全国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度过目前的困难，迎接将来的胜利。为此必须：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加强国共合作，加强全民族的团结，改善各抗日党派间的关系，提高军民抗战的积极性，坚持抗战到底，实行反攻日寇，与反侵略国一同打倒世界法西斯。
三、抗战5年中，我们很多的抗日英雄为国捐躯了，很多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无派的人士及爱国同胞在前线在后方牺牲了，最近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又在太行山战斗中英勇殉国。我们纪念“七七”5周年，应对抗战死难将士举行追悼大会，以慰死者，以励士气。
四、在延安举行纪念抗战5周年追悼抗战死难将士的大会，指定李富春、谭政、高自立、陈正人、方强、李力果、萧向荣7同志为纪念及追悼大会筹备会的委员，以李富春同志为主任。各地纪念会由各地党政军机关按照当地情况规定之。
6月25日，毛泽东关于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等问题给林哲写了一封信。
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和俄文翻译师哲回忆录记载，林哲的日本名字叫野坂参三，原是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日本共产党代表，1940年3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化名“林哲”，随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一同到了延安，执行“破坏日本军队以援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设立反战中心并确立与日本国内共产主义者的联络”等任务。在延安期间，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顾问，指导敌军工作部，具体工作是主持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日本问题研究会，同时创办教育和训练日军俘虏的“日本工农学校”。
毛泽东给林哲的这封信是用毛笔写在两张纸上的，自左而右横书，笔力遒劲，潇洒脱俗，一气呵成，可以说是他“毛体”书札中的一幅力作。原文如下：
林哲同志：
今天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跟同盟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同盟给我的信，我十分感谢！现在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又快开会了，我谨以至诚祝大会的成功！正如大山同志所说，在华北的几十万日本兄弟，必能响应大会的号召，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共同敌人而奋斗。所有同盟及大会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你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诸同志。敬致
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敬礼！
毛泽东 1942年6月25日
6月间，斯大林派飞机为延安送来一批医务人员，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送给毛泽东10件皮大衣，10双筒皮靴、几双皮鞋、10条毛毯和几箱香烟。毛泽东向机组人员询问了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对他们表示欢迎。毛泽东除了留下一箱香烟和一双皮鞋外，其余物品全分给其他人了。
第二天，苏联飞机要回国了，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回信，让人缝了一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亲手种的红辣椒。毛泽东告诉苏联机组人员说：
“延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送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文章说：
“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这一天，邓拓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由他撰写的题目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社论中说：“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
社论中还说，“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斗争，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直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些斗争中巩固了党和党的正确路线，同时更加确立了毛泽东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
社论强调，毛泽东“在其理论与实践中，有着许多新的创造，给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以更进一步的具体化与充实，使之更加适应于中国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
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7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逐渐提升上来的，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能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1、2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期，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的。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原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5年来的实际，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1937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积极起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也已收到了效果。
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每个人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地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政治军事水平。
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表扬，如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加以指示和帮助纠正其错误，不指出和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有相互间的诚恳坦白的关系，任何隔阂、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是不合事实的，对干部团结是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的内部关系。
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地直率地随时向当地军政党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地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对党的认识和工作能力。
六、10年内战、5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在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想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的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地方关系而发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
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7月4日，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致电聂荣臻。他在电文中写道：
“你的文章‘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的特点，对于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不包含这些，就不叫作党八股了。”
“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
7月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很望你来延安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暂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
7月21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他告诉周恩来说：国民党已经决定由张治中、刘斐同共产党代表谈判，并将继续派联络参谋去延安。
1942年8月1日，贺龙与薛明结为终身伴侣。
长征前，贺龙与萧克分别娶了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一对学生姐妹，萧克娶了妹妹蹇先佛，姐姐蹇先任成为贺龙的第4任夫人。到延安后，因感情不和，贺龙与蹇先任离婚。
1938年，贺龙42岁，薛明22岁。二人第一次见面，贺龙向来自天津的漂亮女学生薛明发出邀请：我那儿有一个会做天津包子的厨师，今后你可以到我那儿去玩玩，看看这个天津包子像不像。此后，虽经陈正人等撮合，薛明一直没有动心。
据薛明后来回忆，她对贺龙真正动心是因为一次大雨。那一回，薛明被派往贺龙驻地汇报学习整风文件的心得，汇报结束后贺龙送薛明回住处。贺龙在前，薛明在后。恰逢大雨，天黑路滑，薛明一只脚陷进泥沼里，贺龙回头拉她。她一抬头，正好一个大闪电，她这么一看，他穿着长筒皮靴，白衬衣扎进灰裤子里，腿比较长，走路步子很大。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她当时觉得他很英武。就是这么一瞬间，情定终身。这次雨夜送行迅速在西北局“传为佳话”。
贺龙结婚的当天，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邦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来祝贺。几天后，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来到贺龙驻地接见“战斗篮球队”队员，同时也向贺龙和薛明表示热烈祝贺。
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他重提7月21日国民党决定由张治中、刘斐与共产党代表谈判的事，问道：
“恩来，延安最近有无来电？”
周恩来说：
“我党来电说，有关政治军事问题，愿与张文白、刘为章谈判，以寻求解决途径。”
蒋介石说：
“目前战事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要好好解决。我一周后将去西安，想在西安约见毛泽东先生一晤。”
周恩来答复说，待请示延安后即行奉告。回到住所，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在态度上还看不出蒋介石有啥恶意。周恩来提出两条对策供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二是周恩来和蒋介石一起去西安，然后周恩来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去西安见蒋。周恩来估计：前一个办法可行，因为林彪在苏联治病期间受到斯大林的器重，在今年初回国后，由兰州返回延安的途中，蒋介石曾严令国民党军政当局好好接待，妥为护送；而后一个办法不易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除非带到西安的是朱德。
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说：
“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更好。”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从8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
8月19日4时半，毛泽东急电周恩来说：
“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10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
周恩来随即复电毛泽东说：
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8月间的一个星期天，中共“七大”代表毛朗明与堂弟毛泽普、堂侄毛远耀及另一个老乡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正在院里看书，见他们来了，忙起身相迎。寒暄之后，毛泽东交代担任中央办公厅科长的毛泽普，要他写一个材料。毛泽普接受任务后，就和那位老乡走了。毛泽东询问了毛朗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接着又问道：
“你从家乡来，乡亲们都好吧？”
毛朗明回答说：
“都好。”
“你这次来延安的途中，走了不少地方吧？”
“我们路过湖南、广西、江西、浙江、安徽、山东、陕西各省的好多地方，看了不少风光。”
“你到了这些地方，心中一定有个比较。你认为，农业搞生产，哪些地方搞得好？”
“还是湖南搞得好。湖南人最勤劳，农业生产技术比较先进，江浙都不及湖南。北方，如山东、河北、陕西，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农民搞生产，没有南方人发狠？”
“你有什么根据？”
“比如冬天，南方农民有事干，打粪积肥，冬耕冬种，忙个不停。北方农民冬天就没事干。陕西人运东西用毛驴驮，不仅行动慢，而且一次只能驮七八十斤，而湖南人运东西用箩筐挑，一担就可挑一百七八十斤，速度也比毛驴快。”
毛泽东笑着说：
“北方没有南方的簸箕箩筐等运输工具，因此，北方人不会挑。你路上看到荒地多不多？”
毛朗明说：
“不多。延安开展大生产，荒地尤其少。”
毛泽东把话头一转，问道：
“你们党校出了个吴奚如是吗？”
毛朗明说：
“是的。”
“吴奚如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吴奚如是党的高级干部，会写文章，是个作家。他思想上有些问题，是老古董，倚老卖老，讲话不注意场合。还有，他对延安的艰苦生活不满意，有贪图安逸的想法。”
“你看，对这个人怎么办？”
“组织上已经对他做了处理，但处理有点过分。”
“为什么呢？”
“说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不对。虽然思想上有些毛病，但他毕竟是老干部，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么做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利于弄清是非、团结同志。”
毛泽东点了点头，不再问什么了。
也就是在这8月间，毛泽东突然接到陈潭秋、毛泽民从新疆发来的急电，建议党中央把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迅速撤离。
原来，毛泽民因患有气管炎病经毛泽东和党组织批准，由妻子钱希钧陪同，在1937年冬去苏联“治疗休养”。1938年初，毛泽民、钱希钧行至新疆，恰遇新疆与苏联交界处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不得不留在迪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暂住。
此前，新疆军阀盛世才打出了“亲苏拥共”的旗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多次要求共产党从延安派干部到新疆工作。中共中央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保证西北国际交通线运输的安全，决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从1937年起，陆续派遣了100多名干部到新疆工作。此时，盛世才要求共产党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整理财政，毛泽东和中央便决定由逗留在迪化的毛泽民，与接替邓发为党代表的陈潭秋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民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尔后又任民政厅长。
钱希钧在1939年与毛泽民离了婚，从新疆回到了延安。因为她和毛泽民没有生育，所以在延安见到毛远志和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就格外怜爱，胜如己出。每到周末，兄妹俩也总要去看望“钱妈妈”，钱希钧便拿出自己的伙食“尾子”，给兄妹俩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后来，钱希钧又和周小鼎重新建立了家庭。新中国成立后，钱希钧先后担任了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毛泽民则是在1939年再次被派往苏联，于6月初到达了莫斯科。
毛泽民的外孙、毛远志的儿子曹耘山，为了搞清楚外祖父去苏联“治病”的真实原因和目的，曾到莫斯科查阅了毛泽民的档案，最终还原了历史真相。
毛泽民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请他回忆撰写一系列有关中共重大事件情况的报告。此后，毛泽民撰写了一系列报告，其中有《关于过去肃反工作中的片断材料》、《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报告、写给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两封亲笔信件等，以及他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都陆续转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上。
毛泽民在这些报告材料中，几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总结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共带来的教训，笔锋直接指向王明，条分缕析，反驳了王明的一系列相关说法。他还写道：“18年来，中国革命和整个党遭到的损失更多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流血的教训，重要的是找出这些教训的实质。”
曹耘山还看到了一份由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写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有3000多字，内中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尖锐质疑：“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3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报告提出的一连串疑问，都与王明有直接关系。
另据2004年8月《作家文摘》转载卢弘的《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记载：1939年12月底，毛泽民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有发言。文中提到，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曾对过往“耿耿于怀”，李德是这样写的：“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周恩来（1939年8月至1940年3月在莫斯科治病——笔者注）坐在一旁，像是‘原告’……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作‘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
诸多史料说明，毛泽民也是毛泽东“阶梯式”地派往苏联对王明宗派主义错误路线实施釜底抽薪的重要使者之一。
后来在1940年1月22日，毛泽民离开莫斯科，回到了新疆。他与一个在新疆做统战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的姑娘，结为伴侣。朱丹华从此成为“周厅长”夫人。1941年2月14日，朱丹华在新疆迪化生下了她和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就在这一年，蒋介石发动第2次反共高潮，盛世才逐渐撕下了“亲苏拥共”的假面具。1942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到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达成了反共协议。陈潭秋、毛泽民正是鉴于这一重大变故，立即给党中央发了急电。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责成他们制定一个分期分批撤离党员的计划。陈潭秋和毛泽民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立即组织117名准备撤离的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开展气节教育，以便应付突发事变。同时，他们探知新疆与延安的道路已经被国民党封锁了，便决定和苏联取得联系，暂时撤到苏联去。
再说8月25日，毛泽东修改了《中情通报十八号》。《通报》中说：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
《通报》中还说：国民党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
毛泽东在修改《通报》时加写了3段话，他写的是：
“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道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反共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8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在这夏秋之交的某一天，舒群通知华君武、蔡若虹、张谔3人说，毛泽东邀请他们到枣园（应是杨家岭，当事人记忆有误。毛泽东在1943年春才移居枣园）去见见面。
这天午后，华君武3人在清凉山会齐后，由舒群陪着他们来到了毛泽东的住所。院子里有几棵枣树，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四周摆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穿着一身洗得很干净的蓝布制服，从窑洞里出来，与华君武他们一一握手，请他们围坐在桌子四周，亲切地问华君武是什么地方人，华君武回答说：
“江苏无锡。”
毛泽东又问了蔡若虹、张谔的籍贯。大家随便交流了一会儿，毛泽东请大家吃饭。华君武见桌上摆着一盘生煸青辣椒，想起人们传说的毛泽东吃辣椒的故事，便问毛泽东：
“外面传说主席连吃西瓜都要就辣椒，有没有这回事？”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说：
“那是在长征时到了甘肃的一个村子里，吃饭时桌上也有辣椒，正吃着，又送来切好的西瓜，就又吃了西瓜，大概就是这样传开去了。”
说罢，他把谈话切入主题，问华君武：
“有一幅画，叫《1939年植的树林》，那是延安的植树吗？”
《1939 年植的树林》是华君武的一幅漫画，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画的是在长着野草和野花的延河旁，有一棵已经种了三四年的树，枝干伸向天空，树叶被马啃得光光的。
“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
没等华君武回答，毛泽东又这样说。华君武心想，清凉山是《解放日报》所在地，知识分子多，我的意思也是讽刺知识分子植的树不会好好管理。只听毛泽东接着又说：
“不好好植树应当批评。但是延河哪一段植树不好应该注明，如果王家坪植树不好就应该注明王家坪，延河很长，否则就变成整条延河两岸植树都不好了。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
华君武频频点头，觉得毛泽东说得很有道理。
“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毛泽东建议说：“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枝叶都被马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画家为难呢？”
华君武说：
“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能每幅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
毛泽东转向蔡若虹和张谔，问道：
“你们说，漫画是不是本身就有局限，有片面性？”
华君武不等二人回答，就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
毛泽东喝了一口酒，说：
“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要发表在全边区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从整个边区来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一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骂他，他改不了。后来，他的小学老师看见他有一天没有拖鼻涕，就表扬了他，从此，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
毛泽东的意见使3位漫画家心悦诚服。大家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话，时而讲些道理，时而讲些故事，时而又说些笑话，华君武还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说：
“如果我在前方，叫我冲锋，我是敢冲锋的。但如果敌人把我抓去了，用严刑拷打，我怎么办？”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道：
“你要想到为人民！”
吃罢饭，华君武他们看天色已近黄昏，便起身告辞，结束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毛泽东陪着他们走了一段路程，才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毛泽东握着华君武的手又说了一句：
“你要想到为人民。”
1942年9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全文如下：
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般地是统一的，党政军民（民众团体）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来艰苦斗争的局面，配合了全国的抗战。然而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由于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组织关系还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党政军民关系中（实际上是军队系统中党员干部的关系）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例如：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等。这些不协调的现象，妨害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设，妨害我党进一步的布尔塞维克化。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加以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根据地增强，上下的联系很困难，抗战的地区性与游击性的增大，要求各系统上下级隶属关系更加灵活，每一地区（军区、分区）活动独立性以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地区的各种组织更加密切的配合，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为此目的，中央特作如下之决定：
一、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委会、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区党政军委员会（党政军委员会的设立，在根据地创立时期是必要的正确的）。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份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但不是联席会议），因此它的成份，必须包括党委、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党委之常委亦应包括党务、政府及军队3方面的负责干部），而不应全部或绝大多数委员都是党务工。各级党委的工作应该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
二、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兵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系统与上下级隶属关系仍旧存在。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上级军事领导的命令，训令，上级民众团体的决定（以上文件之重要者必须经过各该机关党员负责人及同级党委批准，或事先商得党委负责人同意，然后颁发，但不是一切都要批准），不仅下级机关、军队；民众团体必须无条件执行，下级党委也必须无条件执行，不得假借无上级党委指示而违抗或搁置。下级党委对上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之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报告上级党委。在遵照各组织上级的决议解决具体问题而党委内部发生争论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解决之。政府、军队、民众团体负责人即使不同意多数意见，亦必须执行同级党委之决定，但可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上级有关机关。
三、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之。区党委、地委，由军队与地方的党组织的统一的代表大会选出，经上级批准之。区党委、地委，应包含地方党的组织，军队党的干部与政府党团的负责人，主力军是否参加县委，由各地按具体情况决定，县委（无主力军参加之县委）及区委，只包括地方党，地方军及政府的党的负责人。各级党委书记，应选择能掌握党政策及各方面工作的同志担任之。因此，党委书记不仅须懂得党务，还必须懂得战争和政权工作。区党委书记人选，由中央局分局议定，经中央批准之。地委书记人选，由区党委议定，经分局中央局批准之。为统一地方党与军队党的领导，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区、分区（师或旅）政委，另设副书记，管理党务工作。如军区、分区政委被选为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则可设副政委，专管军队工作。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应照顾各方面工作，除兼政委外，再不宜兼任其他具体工作。如有个别特殊情况党委书记不必兼政委或政委不必兼党委书记时，须得上级党委或中央批准，军队中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成为同级党委（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的一个部门，与其他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平等权利和义务，不隶属其他部门或委员会，但与其他委员会和其他部门不同，仍保持其上下级直接领导和隶属关系。军事政策（扩兵建军原则，政治工作等等）与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如反扫荡的战略战役计划及总结等），须交党委会讨论，但具体军事行动由司令员政治委员（即党委书记）决定之（司令员与政委对军事行动之最后决定权仍照政治工作条例），无限制的民主讨论只会引导军事的失败。军队主要人的任免，仍须经过军事机关依照已定规则进行之。
四、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建设根据地与支持斗争的有力柱石。主力军应以巩固和坚持各所在根据地为其第一等任务。主力军固全国性，但同时具有地方性。过去有些根据地领导不统一，主要的是由于该地主力军某些领导同志对于该根据地之建立与坚持缺乏正确的统一的认识，因而其所实行的某些政策（如军事建设中之地方武装问题、扩兵问题，财政经济政策问题中之统筹统支等）只注意了主力军，而忽视了根据地，整个工作的配合，因而与地方党地方政府发生争执。同时有些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对于一切服从战争的认识不深刻，对主力军人员之补充，粮食及物质保证，优抗及反逃亡斗争，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因而使军队与地方党政间的关系不协调。今后为了实现根据地领导一元化，除实现以党委为各地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外，还必须纠正某些地方主力军，某些地方党政机关领导人思想上政治上的一些错误，实现中央关于根据地的各种政策。实行军委关于军事建设的几号指示。今后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的法令。主力军对于驻扎所在地的下级党委与下级政府（如县、区，乡）的决定，亦必须执行。如有不同意处，可报告上级党委与上级政府。并应当经常地彼此联系，彼此帮助。主力军的军事措施如军事行动，布置及戒严令等等，地方党政民机关必须遵照执行。主力军应当负有保护党政民机关的责任，凡因军队之疏忽与漠不关心，因而使军政民机关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时，军队负责人应当受到处分。今后，如有争执，首先应当就地协同解决，并将争论及解决经过报告上级，反对各个组织只是向上告状，而不在本地当面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
五、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军委及政权系统的关系，必须明确规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方向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下级党委无权改变或不执行上级参议会及政府的决定与法令，党的机关及党员应该成为执行参议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党应该进行政治工作以提高参议会及政府的威信，党的干部及党员违反参议会及政府法令时，党的组织应给予严厉的处分。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党团必须服从同级党委，但党团的工作作风必须刷新，不是强制党外人士服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说服与政治工作。在党团万一没有说服参议会及政府的大多数因而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假如党团同志因为自己的意见与同级党委有分歧因而不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这是党团同志违反党纪的行为，应该受到指斥与处分。党必须派遣得力的干部到参议会及政府中工作，一切忽视政权工作，把干部堆在党的机关中的现象，必须纠正。在实行三三制时，党员在政权系统中的数量减少，但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质量必须大大提高，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服从党委与党团的决议、决定与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在这里，应特别提出，党对三三制政权之领导的实现，有赖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之言论行动的一致及其对党的决定的绝对服从，所以严整政权中党员及党员干部的党纪是有严重意义的。党委在调动政权系统中的党员时要慎重，还必须经过党员实行向政权机关辞职的手续。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必须改善；军队中应进行拥护政府的教育；政府应保证军队的给养与运输；军队的首长应被选为政府委员及参议员。军队应成为尊重政权执行法令的模范，军人的违法行为，军事机关必须严格处分。军人除以公民及政府委员，参议员资格对参议会及政府发表意见外，一切军事机关无权干涉参议会及政府内部工作。但军队政治机关，必须尽可能地帮助政府工作。
六、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民众团体的各级委员会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民众团体中的党团问题与政府中党团同。政府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工作。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的法令。民众团体应依法向政府请求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如民众团体违反政府法令时，政府可加以处分，甚至解散，此外一律不干涉民众团体的生活与工作。民众团体应号召民众，拥护政府和军队，帮助抗战动员工作。但民众团体并非政权机关，不得代替政府行政及对人民执行逮捕、审讯、判决等事宜。军队与民众团体应相互帮助，但不应相互干涉。
七、在游击区因为它的特殊性，领导的一元化不仅是在相互关系上应有所确定，而且在党政军民的机构上在必要时亦须一元化。党委、政府、民众团体的机关，可与军队指挥机关政治工作机关合并。党政民干部在军队或游击队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如正副军事指挥员、政委及政治部各种工作），战时参加军队与游击队工作，战斗空隙时则仍执行其原来的党政民的职务（如党委书记、县长、工会主席）。
八、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同级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凡带地方性的不违反上级及中央决定的不在此例）。下级党政军民组织对上级及中央之决议、决定、命令、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则问题及按性质不应独断的问题时，不向上级及中央请示，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在这里，应当再一次地提醒各地党政军民领导同志的注意，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各级领导同志的文章应经过同级党委或党团适当人员的审阅。分局委员以上，师以上负责人的文章，凡带有全国及全党意义的，应事先将主要内容报告或电告中央。各级不应再直接对外广播，应统一于延安新华社。应当深刻认识，一个党的负责高级干部，不经过同级或上级一定组织的同意，而擅自发表政见，是何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何等妨碍党的统一的恶劣行为！
九、为统一根据地的领导，为改进党政军民的关系，必须在党政军民各系统党员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整顿三风，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在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央决定与毛泽东同志报告，教育干部识大体，顾全局，号召干部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干部管得全局，不陷于局部与本位的偏向，而懂得全体与局部、上级与下级，这一局部与那一局部间的正确关系。要加强党政军民各组织中的教育工作，使全体同志认识领导一元化及根据地革命秩序与革命法令的重要性。在这里，应特别警惕军队干部，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在一般情况之下，军队干部应负担较大的责任，军队手中有枪，容易独断独行，轻视党政，不守纪律。自由行动，破坏群众利益。因此，军队中军政干部必须特别约束部下，检点自己。必须号召自己的部下，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政府，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与政府的法令，同时，又应纠正某些党员和干部中不合事实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党务及党的机关中工作才叫党的工作，其实一切党员和党的干部不管其执行的是政府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是党的工作，在党的机关的工作，只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务工作）。党员服从党的领导，是服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某些党员空喊或曲解服从党的领导，而对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则不认真研究，不认真执行，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十、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要在全党中说明，假若军队削弱，假若战争失败，则根据地无法存在，党政军民都会塌台，因此，党委、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体人民，都有巩固军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义务。军队的人员补充，粮食、服装、弹药的供给与运输，营舍的让予，伤病残废人员的输送、看护与保养，抗日军人家属的优待等等，党委及政府、民众团体，应有随时加以解决的责任，一切漠不关心的现象，都是极端错误的有害的。在军队本身，则都深深了解，没有党、政府、民众团体的配合，光杆军队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战的。因此，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教育，做到能爱惜根据地，爱惜人力物力，尊重党政，加强军纪，给党政民以必要的帮助。军队的人员物资补充、运输、优待等等，必须依照政府的法令、规章去做，乱来一顿，只会损害抗战，于军队本身是不利的。
十一、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根据本决定的原则，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与此有关的各种细则，以政府法令、军队条例，党团规则、民众团体章程等等方式规定之，以解决统一领导的许多具体问题。制定后须报告中央。
9月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10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9月5日，周恩来就毛泽东准备会见蒋介石的问题复电毛泽东说：
“1、见蒋的时机尚未成熟，蒋介石的政治解决是要中共屈服，我屡次请求回延安，蒋皆不准；蒋继续派人欲劝降狱中的叶挺，说明蒋介石仍包藏祸心，不能不防。2、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顽固派欲借苏联对德战争处境困难之时妄图压中共屈服，若主席来此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公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我估计晤蒋前途有二：（1）表面上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2）约主席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主席长住，不让回延安，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周恩来建议：由林彪出来打开谈判大门，“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主席是否出来。”
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题目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参看《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
“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而第5年以后的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抗日的第5第6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既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的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的同敌人做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
毛泽东针对有人担心精兵简政以后无法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他写道：
“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9月间，毛泽东为自然科学院题写了院名。原自然科学院学员毛雪华回忆说：
“194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根据领导的嘱托，到延安杨家岭找毛主席为我校题校名。我到杨家岭见到了毛主席，把来意对他说了，他很高兴，他停下工作为我校题校名。勤务员为他准备了纸墨，纸是《解放日报》旧报纸代用的。每半张纸写一个字，写了‘自然科学院’5个大字。共写了两套，让我带回供选用。回校后，学校把毛主席所写的校名墨迹一比一地照搬到一块长木板上，挂在杜甫川我校的大门口。”
9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1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2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
电文中还说：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9月15日晚，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说：
“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据舒群说，影响很好，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解放（指《解放日报》——笔者注）第4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范（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孙雪苇（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刘雪苇）及工、妇、青3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接着，毛泽东又给谢觉哉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谢觉哉由于繁忙的政务，大量的写作，加上生活条件不好，积劳成疾，在1942年元月，毛泽东让他搬到杨家岭休养。最近，他的好友王凌波在延安病逝，谢觉哉于9月6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他沉痛的心情。毛泽东在给他复信中写道：
谢老：
6日函悉，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谢觉哉收到信后，即复信给毛泽东说：
“示悉。于公于私都需要活下去，至少还想活10年以上。然鉴于凌波的死，知道活下去也不易。上次到你处不知道路上有那么热，脑筋昏胀了。你似乎看了不对叫我睡，我还能够马上静下来，否则就要发生病。我执行4小时工作制已数日，很好”
9月17日下午1时，盛世才派出军警特务，将陈潭秋、毛泽民、林为梁（化名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任新疆教育厅厅长）、李一欧、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的住处包围，以他捏造的所谓中共“在陈潭秋、毛泽民的策划指挥下，由李一欧几次召开秘密会议，与徐梦秋等共同讨论决定，为了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新疆政府，定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在群众大会上刺杀盛世才等军政要员”的“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为由，将他们软禁在刘公馆。接着，又囚禁了共产党在新疆的所有党员。
盛世才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他准备公开审理“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和遗留积案“杜重远（新疆学院院长，1940年被软禁，1941年5月被逮捕，1943年6月被杀害）阴谋暴动案”等，请蒋介石迅速派一个懂法律的“审判团”到新疆协助审理。蒋介石收到请求信，清楚盛世才的用意，便将这一“重任”交与有丰富反共经验的徐恩曾办理。
且说毛泽民见盛世才翻脸成仇，顿时怒火满腔，当众把盛世才的特务头子、警务处处长李英奇痛骂一顿。李英奇被迫打电话请示盛世才，毛泽民抢过话筒，大声斥责说：
“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关押起来。你必须无条件地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盛世才支支吾吾，企图为自己开脱。毛泽民知道盛世才已经无可救药，一怒之下，把电话机砸成了碎片。
后来一直到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才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被盛世才扣押的消息，随即电告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要他“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的办法”。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周恩来说：“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陈潭秋的化名——笔者注）等140多人的要求……要求重庆方面去电迪化，释放并准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5月间，中共代表林伯渠赴渝，又向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之意见书》，其中说：“请政府命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自由，以利抗日。”
再说9月20日，毛泽东和文艺版主编舒群为《解放日报》第4版拟定了一个征稿办法，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按名单发出通知，说是晚上毛泽东要在杨家岭宴请他们。
是日晚，所邀请的人如期而至，毛泽东欣然说道：
“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日摆宴，必有所求。”
接着，他当众宣读拟订的征稿计划，只听他念道：
“一、《解放日报》第4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江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它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它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吴老：以语文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4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也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3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征补。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毛泽东放下征稿计划，笑嘻嘻地接着说：
“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4版负责，当仁不让，所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诸人欣闻毛泽东相约是为了征稿的事，皆乐于接受，纷纷表示，为办好党报，愿尽全力而为之。众人边吃边交谈，直到很晚方才尽兴而散。
毛泽东送走客人，见柯仲平一个人仍然坐在那里又吃又喝，兴致正浓，便叫来舒群，又让警卫员添上两个碗，连柯仲平面前的酒碗里都一一斟满了酒，说道：
“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
柯仲平接口吟道：
“话不投机半句多。”
毛泽东吟道：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柯仲平抢着说：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吟罢，3人各饮了一碗。毛泽东见柯仲平对答如流，非常高兴，说道：
“老柯，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慰劳酒！”
柯仲平说：
“感谢你，是你——毛主席批给我300块钱，让我搞起这个剧团。”
毛泽东说：
“让你去受苦受难。”
柯仲平说：
“过惯了，我愿意和老百姓在一起。”
月光如水，夜色已浓。舒群悄悄写了个纸条，背着毛泽东递向柯仲平，欲劝他罢饮归去，不料却被毛泽东截住了。毛泽东看了一眼，笑了笑，撕掉纸条，劝二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了，这才散席。他把客人送到屋门口，望着柯仲平和舒群远去。
柯仲平喝多了，骑在马上左摇右晃，行至半道从马上摔了下来，舒群下马搀扶，两人东倒西歪，没走多远，竟卧地呼呼大睡。不一会儿，毛泽东带着两个警卫员又赶了来，叫醒二人，扶上汽车，亲自送他们回机关。
欲知此后《解放日报》办得如何？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曾经提到毛泽东注意到了山东根据地不团结的问题。在那种特殊条件下，不团结的问题在其它根据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正像毛泽东在1942年9月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由他起草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序言部分所说：由于“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根据地增强，上下的联系很困难，抗战的地区性与游击性的增大”，“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这些不协调的现象”。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存在，《决定》就要求各根据地“各系统上下级隶属关系更加灵活，每一地区活动独立性以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地区的各种组织更加密切地配合，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这个《决定》值得认真一读。毛泽东思虑严密，其指示环环相扣，在方方面面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使这个《决定》成为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这种严密的组织纪律，至今依然可以作为社会活动家的重要借鉴。
另外，本章末所叙述的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征稿宴客一节，读来让人忍俊不禁，真可谓是快人快事，着实有趣得紧！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