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为了
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也不公
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从‘双十二’算起。”
话说1942年9月21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发去了一封电报。
此前，刘少奇在山东分局停留了近4个月，为了减小目标，原来一起来延安的100多名华中干部重新返回新四军军部。刘少奇只带了几个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在9月上旬到了129师师部河北涉县赤岸村。
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安抵129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做周密布置。”
9月间，中共中央派李维汉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兼西北局委员。李维汉走马上任前，毛泽东把他约到杨家岭，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
“罗迈同志，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你到任后，务必抓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毛泽东还嘱咐他，到任后务必加强团结，边区内部要团结在以林伯渠为首的边区政府周围，边区党的组织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的周围，使边区能在最佳状态下运转。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李维汉走出窑洞，再三叮嘱，方才道别。李维汉到任后，协助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对前几年建立起来的 1340所小学和10所中学进行了改革。
毛泽东又指示留守兵团和西北局、边区政府，要积极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活动。后来，部队经常帮助群众生产，请群众联欢，看电影、看戏，帮群众打水、劈柴等；地方政府组织慰军活动、优待军人家属，形成了融洽的党政军民关系。
延安的工作和生活是紧张的，气氛是严肃的。从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到各院校的师生，都像留守兵团的战士一样，过着军事化生活。每天从起床到熄灯，工作和生活既紧张又有节奏，任何懒惰、腐化、特权现象，在这里都是不允许的；贪污、失职、通敌等，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紧张的生活，并没有压垮聚集在黄河之滨的这群民族骄子。边区到处呈现出蓬勃生机。
有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让人们在一周紧张的工作之后，有一个充分放松的机会。每到周末，延安市内，最吸引人的要算大大小小的舞会。一到晚上，舞会就会传出中西合璧的乐队所奏出的古老的舞曲。未经修饰的男女工作人员，穿着一色的灰布制服，走进“舞场”。在这里，无所谓职务高低，大家都是平等的。负责服务的勤务员小鬼放下盘子，也加入到了跳舞的人中跳了起来。在中央的领导人中，周恩来的华尔兹跳得漂亮而标准，只是略显拘谨；朱德的一步舞则像在长征中行军一样稳健，千变万化的乐曲也无法影响他的舞步。
朱德除了跳舞，还喜欢跟抗大篮球队的小伙子们挤在一起打球。毛泽东则喜欢看戏，每逢有戏只要能抽出时间就去看。他喜欢悄悄地坐在后边看，不愿意惊动大家，看完戏再到台上去看望演员们，聊上一会儿。有一次，主持人见毛泽东又坐到了后排，就对坐在前排的老乡们说：
“毛主席也来看戏了，哪位同志给主席让个座？”
他刚说完，前排的人哗啦一声全站了起来。毛泽东一看，再坐在后排是不行了，赶紧起身来到前排，将一个小孩抱起来放在自己腿上，跟大家一块儿坐下来看戏。
毛泽东因忙于理论研究，要写文章，又要批阅文件，坐得时间太长，肩关节炎由急性转慢性。经医生会诊后，给他开了一个特殊的药方：跳交谊舞。毛泽东对跳舞毫无兴趣，可禁不住医生们连劝带磨，这才答应试一试。舞会的伴奏任务是由文工团担任，毛泽东每次都特意向文工团的演奏员们致谢，他说：
“没有你们，我们就搞不成啊！”
有一次，一曲舞毕，毛泽东问伴舞的杨泳实：
“你是无锡人，我出题考考你，无锡有座庙，庙门有一幅楹联，上联是：‘无锡有山山无锡’，下联是什么？”
杨泳实摇摇头，说：
“不知道。”
毛泽东笑了笑，说：
“那你回去想一想。”
久而久之，毛泽东通过跳舞还真的减轻了肩关节疼痛，而且舞步也愈发纯熟了，能跟着音乐的节奏变换步伐。他深有感触地说：
“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双臂双腿活动，还有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机会。它补了游泳之不足，在水里就无法和别人说话了。”
延安各种各样的歌咏、戏剧和体育比赛也是大家欢迎的项目。抗大的救亡室经常组织各种文艺晚会，搞得生动活泼。
有一次，在他们组织的晚会上，李富春和蔡畅演唱了法国的《马赛曲》，李先念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救亡室的活动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
这里顺便说一说王树声“遭遇爱情”的故事。在延安的一次周末晚会上，已经年满38岁的“大龄青年”王树声，遇到了中央门诊部的一枝花杨炬。晚会结束后，王树声急中生智，跟着杨炬走，说自己的脚后跟裂口子，请教怎么处治。跨进了中央门诊部的门槛，王树声这才向杨炬吐露了心声。说起自己在16年前的一桩婚事，他说，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按照父母之命结婚了，这是一桩从小定的“摇窝亲”，女方叫胡静贤，是个小财主的女儿，人品和长相都不错，思想也挺开明，可他的心思没在这上面，婚后没过3天，就溜回了部队。有一天，胡静贤手捧几双亲手做的鞋找到了部队，王树声递给她5块大洋说，你日后自己想法混个生活吧。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在晋冀豫边区太行山期间，经人介绍，他曾与一位县级女干部结了婚，后因感情不和，经组织批准解除了婚约。王树声的坦诚，打动了杨炬的心，后来在1944年中秋节的夜晚，二人终于喜结良缘。
再说1942年10月2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转交了王实味在10月1日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王实味在信中说：“为什么说谎的是好干部，而老实人却是反革命呢？”“救救我吧，把我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哟，我要安静要安静呀！不一定要颐和园北戴河或莫干山呀，看看吴满有家里能有一席之地没有？我必须离开中央研究院，必须！”
萧军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泽东同志：
这是一种意外的事，今天早晨王实味在山下呼着我的名字，把这封信放在山脚下，要我代转给您。后来他又说“做错了”，要我交给“文抗”支部再转给您，我就如此照办了。专此祝好。
萧军 1942年10月2日晨
毛泽东没有回信。事情到了这地步，毛泽东的态度已经清清楚楚了。他对萧军不听劝告，继续过问王实味的问题，无疑十分反感。
10月9日，毛泽东将刘少奇撰写的《论党内斗争》一文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他在为该文起草的编者按中写道：
“这是刘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究。”
10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题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的社论，他写道：
“斯大林格勒之战，英美报纸比之为凡尔登战役，‘红色凡尔登’之名已传遍于世界。这个比拟并不适当。今天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来，有性质的不同。”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8月23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的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9月15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10月9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48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48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10月9日以后的希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
“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
“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10月12日这一天，《解放日报》为在10日创立的平剧研究院出版了《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毛泽东为特刊题词：“推陈出新”。
朱德题词：“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
林伯渠题词：“通过平剧使民族形式与革命精神配合起来”。
特刊还发表了平剧研究院的《成立缘起》、《致全国文艺界书》、《致全国平剧界书》等文件，确立了平剧改革的总方针“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方针。一方面研究平剧理论，一方面进行改造的实践。二者互相联系，互相推进”。这些文件同时指出，平剧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是“改造平剧，一个是宣传抗战的问题，一个是继承遗产的问题。前者说明它今天的功能，后者说明它将来的转变。从而由旧时代的旧艺术，一变而为新时代的新艺术。”
10月13日，林彪、周恩来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
林彪是在10月7日到达重庆的。10月12日，曾家岩50号周公馆接到国民党方面的通知说：蒋介石定于13日会见林彪，请中共方面做好准备。
林彪进入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的办公室，看见蒋介石，走向前去叫道：
“校长，你好’”
蒋介石握住林彪的手说：
“林彪，你是我的学生，我欢迎你到重庆来。”
双方落座后，林彪说：
“毛泽东先生本拟亲自来见校长，因身体有病，行动不便，无法前来，待恢复了健康后，再来重庆与你会晤。”
蒋介石问道：
“你这次来渝，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我？”
林彪说：
“我们接到校长的电报后，毛先生即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专门讨论，还约我商谈数次。毛先生托我转给委员长的意见主要有3点：抗战建国、国内统一团结及对校长的期望。”
关于国共团结问题，林彪根据毛泽东的嘱咐，说道：
“毛先生要我转告校长，为了赢得抗战的胜利，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这三个彼此，已成为我党的普遍共识，也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宣言，并已成为全党所一致遵从的、不可动摇的行动准则。这一原则，不但现在不能动摇、违背，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对校长个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拥护，将来也必拥护。”
蒋介石对这段话很感兴趣。他问林彪：
“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
“当然是真拥护。”
周恩来插话说：
“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我们是坚决拥护的。对此点，我们今天当面对委员长这样讲，在我党的会议及广大人民群众中，也是这样讲的。”
“那好！”
蒋介石面带笑容点头称是。林彪又说：
“国共两党的分歧问题，外传主要有两点：一是主义，二是党的问题。实际上，这两点皆可趋于一致，因为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均具有一个共同理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认为，只要国共两党不采取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而能认识救国之需要，趋于救国之目的，自然能达到一致。”
蒋介石却说：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它与三民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怎么能趋于一致呢？”
林彪坚持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这样认为的。”
蒋介石皱着眉头说：
“你们看法不对。”
林彪说：
“我们党的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上是个救国救民的政党。过去我们党制定的十大纲领，其核心就是外求民族独立，内求民权平等和自由民主。这一步实现了，我们党在现阶段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将来的社会条件如何，是否需要社会革命，那是将来的问题，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
蒋介石说：
“你们共产党人提倡和信仰的共产主义，不大切合中国的实际，也可以说是幻想。”
林彪反驳道：
“不是幻想。我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如果国共两党真正做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也许将来两党可以合二为一。”
蒋介石说：
“你们共产党喜欢搞阶级斗争，国民党怎么能与你们合二为一呢？”
林彪反驳说：
“共产党是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政党，对违背工农阶级利益，歧视、压迫工农阶级的任何人，任何团体，共产党均坚决反对。其实，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斗争，是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反对极少数特权阶层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坐在旁边的张治中和周恩来都不时地观察着蒋介石的脸色。他们都发现蒋介石很不高兴了。林彪却不管蒋介石高兴不高兴，按照毛泽东事前的交代，继续说道：
“在目前，共产党就是团结一切爱国政党、团体和广大人民，反对、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今后国共能长期真诚合作。但是，我们也要指出的是：有些人对共产党看不惯，总想挑起内战，消灭异己。中国的现实又不允许发生内战。哪个党派挑起内战，必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人民一反对，挑起内战者就必然失败。我们党虽然反对国共打内战，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不怕内战。中国地域辽阔，多山，多森林，又多湖泊，如内战实在难以避免，我们可以利用辽阔的地域和空间与之周旋。此处不能固守，他处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我们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均能自给自足，也能织布、产粮食，就是在山地，也有南瓜、包谷可吃。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共产党人；任何力量，都摧不垮我们的人民军队。我讲这些，目的是使校长知道，对于政党分歧及党派问题，不是用军事手段所能解决的，而要通过相互信任、协商、谈判的办法。总之，无论就中国的社会、地理、经济、军事各方面论，我党均希望中国从此能统一团结，而不可再发生内战……”
林彪的话还未讲完，蒋介石就不停地看手表，他不想再听下去了。周恩来立即示意林彪不要再讲了。就这样，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在不愉快中结束了。
10月16日，林彪、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等人举行了会谈。
林彪、周恩来在会谈中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停止全国性的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限制、打压；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饷、发弹、发药”的要求，遭到张治中等人的拒绝。
双方没谈多久就结束了。
10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可进军事学校或党校。少奇同志现在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望告。”
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开幕式。
这次会议的会期原定半个月，后因涉及问题多，至1943年1月15日闭幕，实际开了89天。参加这次会议的正式代表266人，其中有陕甘宁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各系统负责干部97人，分区党政及军队旅一级负责干部52人，县级党、政及军队团一级负责干部117人，参加旁听的有209人。此外，中央党校高级学习组的全体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二部学员（团级及以上）也都到会旁听。大会开幕、闭幕和讨论边区经济财政问题时，政府和财经机关的党外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大会开幕式由林伯渠主持，首先选举高岗、林伯渠、贺龙、谢觉哉、陈正人、徐向前、萧劲光、贾拓夫、方强9人为大会主席团，贾拓夫为秘书长。接着，由高岗致了开幕词。
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他讲了3个问题。
一、关于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他说：
“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在今冬要起变化，德国已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势，这是件大事情。这正是有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转变的时候。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从1941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好的。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摩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我们总的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打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那时我们仍是采取国内和平的方针。”
他特别强调说：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敌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敌人，闭着眼睛捉麻雀，就会亡党亡国亡头。”
二、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说：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进行很大的党内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新党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对于“党棍”要坚持清除。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前进。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是整风学习的考试。
三、关于边区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5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
10月19日下午，中央研究院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会”。
会议将要结束时，萧军要求在会上宣读他写于6月份的备忘录，表明他并非同情王实味，更不可能反对批判王实味。台下几位党员作家周扬、刘白羽、丁玲等和他展开了激烈争辩。萧军“舌战群儒”，毫无惧色。辩论会从晚上8点延续到午夜2点，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激烈。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各不相让，就劝解道：
“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才使得萧军同志发火，我们应当以团结为重，先检讨自己。”
吴玉章的话让萧军很受感动，于是他主动承认了错误，说：
“吴老的话让人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99%都是我的错，那1%的错，你们有没有呢？”
丁玲猛地站起来说：
“我们一点错都没有，100%都是你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你，对共产党毫无影响。”
萧军反驳道：
“我99%的错都揽过来了，你们一点错都不承认。你们的朋友遍天下，我这根毛也不想附在你这牛身上。我到延安来没带别的，就是一颗脑袋，一角五分钱就解决了（一角五分钱可买一颗子弹——笔者注），怎么都行，从今天起，咱们就拉蛋倒！”
说罢，拂袖而去。此后，由于他拒绝检讨，就被扣上了一顶“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任何部门都不想接收他。此时萧军已感觉到毛泽东的冷淡和疏远，就没有再去反映问题，老老实实待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里，成为赋闲之人。
后来在1945年2月18日，萧军在一次舞会上和毛泽东相遇，两人虽然很自然地握了手，“但在每个人的面上全显一种不甚自然的表情”。萧军在日记里写道：“我相信我们彼此是理解的。”
10月20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始学习文件。
10月21日、22日，陈正人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连续作了《整党整民报告》。
他在报告中讲了7个问题。在讲“整党为了什么事”时，陈正人对边区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全面分析，认为边区党是老党，是从斗争中产生的，是比较好的党，全国很难找。但是问题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不是马列主义的，党员也有很落后的，新发展的党员思想上也有毛病。在政治上有些党员还不能很好地掌握政策，这次整党“目的就是为着把边区的党搞好，度过困难，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在讲到“本着什么原则精神来整党”时，陈正人指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整风的精神，学好会议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觉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边区党达到新的团结与新的统一。”
在讲“整党草案从何而来”中，陈正人介绍了提交这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的整党草案的起草经过。说它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派出的考察团在绥德、安定经过调查研究，后又经过组织部长联席会议的讨论后产生的。陈正人要求与会同志敞开思想，认真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在讲到“党员政策”时，陈正人对边区党的基本情况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在边区党30000党员中，完全符合党员条件的有12000人，占40%，这是党的基本力量。基本符合条件的有15000人，占50%，不好的占10%。”他还提出，对好的党员要鼓励，使之更加进步；对中等水平的党员要加强教育，严格要求，使之尽快达到党员标准；对不好的也要以教育为主；对硬不肯前进者则淘汰；对极坏的应坚决清洗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
在讲到“支部建设”问题时，陈正人对支部建设提出了巩固政权、拥护军队、团结群众、执行政策、教育党员等6项任务，尤其是提出了在支部工作的同志要加强学习，提高文化水平。他还就县委与支部的关系，发挥支部工作积极性，发动乡村斗争等问题，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在“干部政策”中，陈正人对边区党的干部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对狭隘经验主义、地方观念、个人地位观念、享乐腐化思想、自由主义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
在“使用干部”问题上，陈正人认为“过去强调干部资历，今后要强调干部的才与德，所谓才是看他能否胜任工作。”此外，对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 ，老干部与新干部，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等，陈正人做了全面分析，要求各方面的干部都要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真诚协作，共同前进。
最后在讲到“新区同边区工作问题”时，陈正人鉴于新区比老区多且发展快这一新形势，强调新区更要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好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
从10月23日起，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围绕陈正人的报告，用了8天时间进行讨论。
10月23日这一天，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做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王实味坚决予以否认。
后来在1947年3月，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大批人员在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王实味被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里。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请示对王实味的处置办法。有人提出，带着王实味行军是个拖累，不如把他给收拾了。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里掩埋，时年他41岁。关于批复杀王实味的领导人，一说是贺龙，一说是王震，在毛泽东逝世后，又有人说是康生和李克农。究竟是谁批复了杀害王实味的请求，至今依然是一个待解之谜。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以后，听说王实味早已在晋绥公安总局被杀了，大为震怒，他厉声说：“要还我一个王实味来！”
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林彪说：
“第一次见蒋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李宗仁对李先念打得很凶，请找张治中一谈，要求停止进攻。”
10月27日，毛泽东给陈正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正人同志：
整风铅印草案尚未收到，我尚未研究此问题，康生同志在看过后有些值得考虑的不同意见，提议在讨论后暂不做结论，接着讨论其他问题，结论可以在闭会（指西北高级干部会议——笔者注）前作，而在作结论前中央可以讨论一下。请与任（任弼时）、高（高岗）商量酌定为盼。
毛泽东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关于陕甘宁边区整风情况，他在电文中说：
“边区正开高干会议，实行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
敌后“大施精简，统一领导”，整风已见成效，困难可以克服。
10月间，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向他们询问冯雪峰的情况。
原来早在193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由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组成3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在3人团领导下，成立两个委员会：一是工人工作委员会，由林枫任书记，吴仲超、马纯古为委员；二是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由王尧山任书记。1937年七七事变后，冯雪峰奉命到南京参加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见到冯雪峰后，给他一份题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卢沟桥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当他看到其中有“服从蒋委员长”“信奉三民主义”等内容时勃然大怒，一气之下给潘汉年写信请假，回浙江写红军长征的小说。1937年底，他回到故乡义乌，此后近两年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1939年，冯雪峰恢复组织关系，任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著有《关于“艺术大众化”》；1940年基本完成关于长征的小说初稿《卢代之死》，约50万字，后失落；又著有《论典型的创造》、《文艺与政论》、《关于形象》。1941年，冯雪峰在金华被宪兵逮捕，先后被关押于江西上饶集中营、福建徐市集中营。
毛泽东得知冯雪峰被捕被囚的消息，立即和陈云商定，一定要想办法将他营救出来。随后，他致电周恩来，请周恩来和董必武设法营救。董必武找到与共产党有关系的胡秋原帮忙，未能成功。后来在11月下旬，冯雪峰由第3战区《前线日报》主编宦乡出面保释出狱。1943年5月间，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获悉冯雪峰到桂林的消息后十分高兴，要他立即到重庆。此后，冯雪峰便到了重庆，留在南方局，先后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统战和文化工作。
再说1942年11月1日，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致信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11月2日，毛泽东复信给贾拓夫，他写道：
“大约可在10号左右讲，那时再商量确定日子。事先请你将布化12条及结束语（指《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笔者注）第4第5条按听众之数铅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发与他们研究。12条译文要用最近一次师哲译出的，请注意。”
11月5日，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对陈正人的报告已经讨论了8天，讨论中涉及到了本传前边在103章中讲到的原西北红军两个派系的形成及产生矛盾的历史问题，与会者要求充分展开讨论，许多人要求大会发言，明辨是非，统一思想。
大会主席团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集中一段时间，用整风的精神，讨论边区党在中央到达陕北之前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问题。
在此后的12天中，会议由5个分区分成的5个小组讨论，改为大会发言，民主、公开、激烈、严肃地对历史问题进行讨论与批判。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霍维德、贺晋年、贾拓夫、刘景范等70多人先后在大会上发言，不少人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11月6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题为《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短文。全文如下：
我们以最大的乐观来庆祝今年的十月革命节。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
在过去时期内，因为红军单独抵抗法西斯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苏联的力量已经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了，希特勒的第2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打败法西斯。
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女。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
我们中国人民庆祝红军的胜利，同时也即是庆祝自己的胜利。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5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
一切努力集中于打击日本法西斯，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任务。
11月7日夜，毛泽东给国民党第38军中将军长赵寿山发去了一封密电。
赵寿山，原名赵生龄，1894年12月出生于陕西户县一个佃农家庭；1924年投奔坚持靖国军旗帜的杨虎城部队，历任营、团、旅、师、军长，成为第17路军著名的爱国进步将领。1936年，身为西北军17师11旅少将旅长的赵寿山，对杨虎城建议说：“目前的形势是处于国家兴亡的紧急关头，对我们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还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甚至会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介石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1938年1月，在山西坚持抗战的赵寿山秘密访问了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向他提出了“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建议。赵寿山当即向毛泽东表示，他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共产党的指示。赵寿山还和共产党方面约定了联系办法。1938年秋，蒋介石把原17路军编为第38军和第39军，由赵寿山任38军军长。
毛泽东在给赵寿山的密电中写道：
勤兄：
一、可否派贵处郝克勇来和我一谈，请裁复。二、今后通报改用公明勤3字。
弟公叩虞辰
这天夜晚，赵寿山思绪如潮，久久未眠。次日晚，赵寿山约见郝克勇，一见面就说：
“延安来电报了，毛泽东指名要你去汇报，你知道了吧？”
郝克勇说：
“我知道了。”
两人落座后，赵寿山问道；
“毛泽东主席指名要你去汇报，你和他熟识吗？”
郝克勇说：
“我和毛泽东没有见过面。”
“没见过面，那他为何点名叫你去延安面谈？”
“毛主席知道我和你的特殊关系。”
赵寿山有点惊异地问：
“你给叔说，你究竟在共产党内担负什么责任啊？”
郝克勇的父亲郝鹏程是杨虎城的结拜兄弟、赵寿山的故友，因此，二人时常以叔侄相称。郝克勇回答道：
“我代表共产党组织和你联系。”
“噢！原来是这样，这就好了。”赵寿山高兴地点点头：“咱们部队的情况你都熟悉，由你去向毛泽东汇报，我就放心了。”
他点燃了一支土雪茄烟，一边吸着，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去年，蒋介石迫害咱们部队，要37名干部受审，搞得很紧张。我们派张西鼎（中共党员——笔者注）去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情况，请示方针，至今不但人去未归，而且杳无音信。以后又托伍云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笔者注）询问过几次，也无回音，使人十分焦急纳闷。现在好了，毛泽东来了电报，你可以作为我的代表，把咱们部队的情况如实向他汇报，请毛泽东给予指示。”
11月中旬，国民政府粮食部参事郑延卓受行政院赈委会派遣，携款30万元到陕甘宁赈灾，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
11月14日，毛泽东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讨论会。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枫、周士第、甘泗淇说：
“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11月21日，毛泽东才开始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22日停了一天，23日继续，讲完了《十二条》。
他在讲解中首先强调，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
接着，毛泽东逐条进行讲解。
斯大林的第1条说，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说：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即前面所说的1941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笔者注），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
斯大林的第2条说，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说：10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斯大林的第3条说，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说：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
斯大林的第4条说，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说：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
斯大林的第5条说，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说：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
斯大林的第6条说，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地联系相结合。毛泽东说：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
斯大林的第7条说，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毛泽东说：这一条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7条。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
斯大林的第8条说，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说：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么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
斯大林的第9条说，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说：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
斯大林的第10条说，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份，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说：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
斯大林的第11条说，党必须建立起铁的无产阶级的纪律。毛泽东说：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
斯大林的第12条说，党应系统的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说：这次高干会议以后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有威信的人去进行。
最后，毛泽东总括地说：这个12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11月23日晚，毛泽东给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是年秋季，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了该社政治指导员成荫创作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剧目，很受观众欢迎。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在杨家岭中央礼堂也观看了这些戏。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一直站在台下鼓掌，并向台上谢幕的演员挥手致意。贺龙得知自己部下的剧社演出如此成功，便要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副社长朱丹、政治指导员成荫给毛泽东写封信，请他对剧社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敬礼！
毛泽东
11月27日，国民党自12日召开的五届十中全会专门就中共问题通过了特种委员会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结果案》中说：
“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地实现三民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
11月29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国民党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对待我党的决议案，略谓：总裁盱衡时局，对内对外作政策 上的指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不违背法令，不扰乱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履行民国二十六年9月22日共赴国难宣言，服从政府法令，忠实实行三民主义，自当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恭聆之余，于11月26日晚集会，详细研究，一致认为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敬谨接受，并于宣言中将此种意义明白宣示。但为防止下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此文告内说明：在我国境之内，无论其为何人及何种名义，凡有擅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之制裁，务望均能彻底觉悟，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精诚奉行三民主义。果能如此，则不问其过去之思想与行动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或为个人，政府当一视同仁，不但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等语。同时，十中全会发表宣言，其中关于对待我党者有云：对外必须互相合作，实现人类平等之公理，对内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之决心。又云：三民主义非但国民党所信仰，实为全民必循之途径，顺此者昌，逆此者败。时至今日，不应再有所谓政见之异，亦不容再有互相猜疑，互相排拒，互相牵制妨碍之现象。吾人愿提示全国，凡能诚意信仰三民主义，不危害抗战之进行，不违背国家之法令，无扰乱社会秩序之企图与武装割据之事实者，我政府与社会应不问其过去思想之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为个人，一体尊重其贡献能力效忠国家之机会。必有举国一致之真诚团结，而后乃能负起空前艰苦之使命。凡此尤愿特为标举，以冀引起全国有识人士之共鸣者。等语。
国民党从1939年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中间经过1940年1月及其前后一段时间的第1次反共大摩擦（苏德条约订立及苏芬战争时期），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的第2次反共大摩擦（德意日3国同盟订立及日苏中立条约订立之后），这两次摩擦均有国际的与国内的因素为背景。自1941年6月苏德战争及跟着苏英美订立同盟以后，国共关系即有某些改变，停止了大的冲突。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发生，滇缅路被切断及英苏订立20年同盟条约之后，更有好转。最近苏联在斯城的伟大胜利及英美在北非与在太平洋的胜利，增强了国民党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对国共关系好转，亦有促进的影响。在国内，1937年以来，我党我军的极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但至今年，我党我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损失及根据地的缩小，减轻了国民党的恐惧心理。他们估计，我党我军在今后抗日期间，还会有大的损失（这种估计是适当的）。同时，在日寇侵苏危险减少以后（过去国民党长期地寄希望于日苏战争）日寇必然要加重对中国的压迫，国民党需要利用我党的抗日力量（日寇在华31个师，我党担负了15个师）。再则，自从远东慕尼黑危险消失之后，我党停止了反对投降危险的宣传。而从去年4月直到现在，我党对国民党批评甚少，坚持地求得和他们改善关系。虽则国民党在这一期间内，仍然对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压迫（在大后方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出版大批反共刊物，在湖北、安徽攻击新四军，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大的特务破坏活动与经济封锁），我们亦忍耐下去，力求不刺激国民党。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取得了国民党广大人士的同情。再则，国民党自己有很多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存在着。其中，特别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及农民的骚动，他们需要集中精力去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并企图经过缓和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去缓和他们和农民的关系，这里特别有严重意义的是河南600万灾民的自发斗争，某些部分已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最后，1940年与1941年两次反共大摩擦，国民党企图利用武力压迫把我们屈服，但遇着了我们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斗争，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又企图动员舆论赞助他们的反共，但多数舆论的同情却站在我们方面。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促成国民党不得不对国共关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表示了这种解决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我们不超出他们所设定的严格的范围，他们则答应和我们合作。十中全会的这一处置，是我们和他们长期接洽及他们经过许多的动摇犹豫之后才决定的。最近10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11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1939年到现在4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于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的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的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在某一点上和1937年2月间国民党三中全会关于所谓“根绝赤祸”的那个决议案有些类似，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的。各地对于十中全会的决议，应本《解放日报》发表之态度进行解释。根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所列4条（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土地革命，苏维埃改为民主政府，以期政权统一，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统辖），与国民党十中全会向我党要求的各点相比较，在基本精神上没有互相分歧之外，我们不但过去遵守自己的诺言，而且在将来也准备遵守这一诺言。
关于组织军队一点，过去是为了抗日的需要而组织游击队，并且是遵照二十六年蒋介石“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卫国之责任”这一宣言的。至于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关于国民党允许给我们以公民应得的权利及自由，我们应表示欢迎，要求实现。在十中全会后，国民党会放弃军事压迫而加强政治斗争，摩擦还会有的，但方式会缓和一点。各地对于国民党人员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夸大有害无益的态度，借以争取更进的好转。
中共中央
1942年12月1日，在延安赈灾的郑延卓要返回重庆了，毛泽东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请他带往重庆。这封信是用毛笔书写的，极具书法研究价值，原文如下：
介公委员长政席：
前承宠召，适感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借致悃忱。
敬颂勋祺！不具。
毛泽东 谨上 卅一年十二月一日
12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郝克勇在欧阳钦的陪同下，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所。
原来，国民党军第38军军长赵寿山奉毛泽东11月7日的电令，派郝克勇于11月中出发，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郝克勇是共产党在第38军的地下工委委员、统战部部长。他是在11月底到达延安的。
毛泽东尚未起床，欧阳钦和郝克勇就在传达室和胡乔木等人闲聊。不一会儿，江青和叶子龙的夫人蒋英从窑洞里出来了，江青非常和蔼地对郝克勇说：
“主席还没有起床，先到里面坐吧。”
郝克勇和欧阳钦随着她们进了窑洞。房子中间摆着一个方桌，四边各放着同样大小的小方凳。江青让他们坐下后，为他们倒了茶，说：
“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到下午4时起床，请你们等一下。”
她说着，取来一副扑克牌，要郝克勇和她当对家玩扑克，打所谓统一战线。江青洗牌快，分牌快，出牌也很刁。郝克勇配合得很好，二人很快就赢得了500分。
苏联记者彼德·伏拉迪米罗夫曾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1942年的江青：“她是一个瘦小的、有着柔弱身段与机灵黑眼睛的女人，她站在丈夫身旁的时候，同丈夫那伟岸的身躯相比，显得是那样弱小。”“极端的自觉性是她杰出的品质，她的理智胜过她的秉性，她好不仁慈地驾驭着自己，她的事业就是她自己的一切。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急于要获得她最终得到的东西。”
且说蒋英见江青和郝克勇赢了500分，很不服气，就说江青和郝克勇有暗号。江青说：
“没有暗号呀，他是做统战工作的能手，最能了解对方意图。你要打听你父亲的下落，他一定会知道。”
蒋英一听立即兴奋起来，她对郝克勇说：
“叶子龙也给我说过，你肯定知道我父亲的下落。他叫蒋听松，听说在第1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处当什么参议，但一直联系不上，你是否知道？”
郝克勇由于做秘密工作的习惯，警惕性高，纪律观念也强，见江青和蒋英如此说，有些为难。坐在旁边的欧阳钦说：
“你如果知道的话，说说也无妨。”
郝克勇这才对蒋英说：
“你父亲蒋听松确实在卫立煌处当参议，和赵寿山有关系，也和我们党有间接的统战关系。”
蒋英一听，喜极而泣，拉着郝克勇的手说：
“这就好了，以后别人就不能骂我是特务羔子啦，请你给我写个证明吧！”
郝克勇望了望欧阳钦，欧阳钦点点头。郝克勇就说：
“好吧，回头由组织部出面找你时，我再写。”
正在此时，毛泽东披一件延安生产的呢子上衣从另一个房间里出来了。江青知道毛泽东要谈工作了，就拉着蒋英退了出去。毛泽东首先问郝克勇现在用什么名字？他说：你回到延安，应该改个名字。我给你起个名字，就叫范明吧。于是，郝克勇马上改名为范明，而且此后一直使用范明这个名字。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他在国民党38军的统战工作情形。范明汇报说：
“赵寿山军长提出要求，他想加入我们的党组织。”
毛泽东“哦”了一声，高兴地说：
“要求入党好啊！好吧，这是一个严肃的组织问题，请你详细讲一讲。”
范明汇报说：
“赵寿山军长要求入党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在我来延安之前，接连和我谈了几次。他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出乎我意料地向我详细谈起了他的身世和历史，谈了他多年来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和主席与中央领导同志关心他教育他的情况。他对我说，在西安事变后，他们部队曾和1、2方面军在三原会师，与红军领导人朝夕往返，获益甚多。有一次，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等同志由云阳到三原会见他。当时，他对放蒋一事不大理解，心存疑虑。经过彭总、弼时同志耐心解释后，他的疑虑顿释，心情格外高兴，随即叫来照相馆的人，就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同红军领导人合影留念。照相毕，彭总握着他的双手说：‘赵司令，这一下你可叫蒋介石抓住啦，你这是通匪有据啊！’赵寿山认真地说：‘我不怕，请你报告毛主席，我不仅通匪，我还要上山参加哩！’”
毛泽东听到这里高兴地笑了。范明接着汇报说：
“赵寿山还说，从那时起，他不仅与共产党保持了密切联系，而且实际上是保持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入党的答复。为此事，他曾问过他的参议、我们的党员杨明轩同志。杨告诉他说，共产党不是青红帮，随便说一下就可以入党的，你必须郑重地提出申请，履行党章规定的入党手续，才算入党。”
毛泽东说：
“讲得好！”
范明说：
“他听杨明轩一说，这才明白过来。所以，他在最后一次和我谈话结束时，很严肃很郑重的委托我，代表他正式向主席提出入党的要求。”
毛泽东听到这里，欣喜地笑道：
“还有这样生动的故事啊！”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然后对范明说：
“赵寿山军长的入党问题，是一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大问题。你可以根据你所了解的情况，讲讲你的意见嘛！”
范明略加思索，胸有成竹地说：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看，他有3条可以入党。”
毛泽东蛮有兴趣地“哦”了一声，伸出他那宽大的左手掌，问道：
“这第一条？”
范明说：
“赵寿山是17路军中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他最早响应我党《八·一宣言》，不仅是参加西安事变的重要将领，而且在抗战中与八路军密切配合互相支援。主席在延安接见他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进步，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在部队中大量吸收和重用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他还学习八路军治军经验，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把38军这支国民党的旧军队改造成团结进步、联共抗日的劲旅，赵寿山的觉悟和进步是实实在在的。”
毛泽东屈了一个指头，说：
“好，这是第一条。再往下讲。”
范明接着说：
“赵寿山与我们党在巩固部队、保存实力、争取生存、外抗日本、内斗重庆诸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他之所以能由11旅旅长当上17师师长，又由师长当上38军军长，表面上是当的国民党的官，实际上当的是由我们共产党员撑腰的官。”
毛泽东又屈了一个指头，说：
“在北伐战争时期也有过这样的先例。你讲第3条。”
范明说：
“赵寿山也清楚地知道，38军的人事权、财权以至兵权，绝大部分都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里。而这些共产党员又都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拥护抗日、团结、进步方针的中坚力量，赵寿山只有依靠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日，才能在日蒋两种力量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否则，要么被国民党分化瓦解掉，要么被日寇消灭，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毛泽东听完，屈了第3个指头，许久没有伸开，只是不住地吸烟。待了一会儿，他才缓缓地说：
“事情正是这样的，38军军长赵寿山和我们党有两个共同的利益基础，一是要共同抗日，二是要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吞并以至消灭的阴谋。所以，赵寿山领导的38军和八路军的利益是一致的，和我们共产党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对赵寿山应当完全相信，决定不向他保密，要向赵寿山全部公开38军的党员名单，党的重大决定都要和他商量，使他安心。”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抽了一口，郑重地说：
“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为了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也不公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从‘双十二’算起。”
毛泽东把烟灰轻轻地弹入烟灰缸里，又嘱咐范明说：
“你回到前方后，请代我向赵寿山军长问好，要向他转达党中央的指示，请他不仅要做好38军的工作，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做好孔从洲、李兴中、陈硕儒等西北军将领的工作，还要鼓励孙蔚如出面向蒋介石做工作、作斗争。对国民党的腐化堕落现象和社交应酬，要同流不合污，防止部队腐化。又不要标新立异，孤芳自赏，以免暴露。同时，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做好群众工作，这是你们能否生存的根本条件。”
毛泽东这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点燃一支香烟，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反复踱步，停了一会儿，走到窗口，朝外望了望，说道：
“啊！黎明前的黑暗，天快亮了，肚皮也饿了，该吃饭了，喂饱肚皮再说。”
江青应声端上来饭菜：一盘辣椒炒肉片，一盘辣椒烧豆腐，一盘辣椒炒土豆，一盘辣椒红烧小鱼，中间放了一碗菠菜豆腐汤。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请吃饭吧！朱夫子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咱们今天反其道而行之，黎明即起，喂饱肚皮，请放开肚皮吃饭，回去好好睡觉，明天再谈。”
范明、欧阳钦也都笑着拿起碗筷，随着毛泽东盛了大米小米混合饭，埋头吃了起来。
欲知赵寿山和38军后来情况怎样？容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1942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中，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对10月9日刚刚结束的苦战了48天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断言：“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当此时也，“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还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重大转折。毛泽东这一惊人的预言，又有多少人会相信呢？说来也怪，历史的车轮果然按照毛泽东的预言转动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结束后，苏军凭借人力、物力上的优势，逐渐占据主动，在1943年8月的库尔斯克会战中又挫败了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次战略攻势，从而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收复了绝大部分国土，进而占领东欧多国，在1945年4月30日攻占德国首都柏林，5月8日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在3个月后，百万苏联红军又在中国东北歼灭了60万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事情到此还远没有结束。在苏军占领的东欧地区，迅速出现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民主德国8个社会主义国家，加上二战后亚洲的朝鲜、中国、越南、老挝，拉丁美洲的古巴，还有二战前建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世界的西方到东方竟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预见是多么科学，多么高远，多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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