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途中的文艺”是郭沫若调动其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经验应对社会历史剧变的产物，牵涉了他对历史主体变动、思想意识转换和文学观念调整等问题的思考。应对剧变过程中，郭沫若将“工农”作为新的革命主体，肯定他们的革命自发性，提出知识分子“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口号，颠倒了两者既定历史位置；他主张知识分子要通过“同情”于无产阶级的“伟大情绪”，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实现主体转换，进而认为革命文学是通往社会主义“途中的文艺”样态，是可以与政治军事实践相提并论的“文艺战”，是知识分子介入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途径。因而，郭沫若理解的革命文学一直处于未完成和不断生成的“途中”状态，是其不断参与革命中国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动力。
关 键 词
郭沫若 国民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 “途中的文艺”
1926年，郭沫若南下广州前夕思考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时，发现“我们现在从事于文艺的人，怕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纯粹的无产阶级”[1]。在此前后，知识分子不仅从四民之首的“士”被解构为“阶级地位是流动不居”[2]的集合体，还在国民革命后面临被新的革命共同体放逐的危险，这成为知识分子遭遇的“新危机”[3]。1927年底，从战场退守文坛的郭沫若，提出“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口号，以应对知识分子遭受的理论和现实双重危机。然而，既往研究将“留声机器”作为革命文学的标识性言论，认为它片面强调文学的宣传性而忽视“艺术特征和审美性能”[4]，由此将郭沫若和后期创造社成员放在一起批评。有学者指出这种脱离提出口号的历史语境与问题脉络的处理方式，未意识到郭沫若和后期创造社成员围绕“当还是不当‘留声机’”的争论，所呈现出的不同问题指向和理论空间[5]，而郭沫若对该口号的多次言说也有自我“演化、自我超克”的过程[6]。这虽洞察到郭沫若论说的幽微独特之处，却又存在以后期创造社成员或鲁迅等他者为视点来审视郭沫若的问题。因而，“当一个留声机器”就成为备受学者关注，但内在意蕴又未得到充分展开的重要命题。
更为紧要的是，“当一个留声机器”也只是郭沫若应对国民革命前后知识分子危机的一个显现点，“阶级文艺是途中的文艺”[7]才是他对历史主体变动、思想意识转换和文学观念调整等系列问题进行探询后，提出的重要革命文学观念。这个革命文学观念的形成因深受郭沫若国民革命、八一起义体验的影响，而与日本归来的后期创造社理论派的相关论述存在明显区别。那么，革命实践体验究竟如何影响了郭沫若对中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文学的认识与言说？他与后期创造社理论派的区别何在？他如何回应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遭遇的危机？他怎么理解革命文学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国民革命落潮和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的历史交织中，考察郭沫若在顿挫时刻的自我调整与革命延续，才能得到充分的挖掘与解答。本文从备受关注的“当一个留声机器”入手，通过讨论郭沫若提出该口号的逻辑前提，来重新理解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知识分子转换途径的认识，进而探究其“途中的文艺”观的生成机制、丰富意涵。
“当一个留声机器”与“工农”作为新革命主体
郭沫若创作于1927年和1928年之交的论文《英雄树》，明显带有对国民革命的情绪与反思。文章开头，他借木棉隐喻国民革命“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是丝毫也没有表现的”，“所谓革命只是一场骗局”。[8]国民革命虽落潮，郭沫若却和中共一样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用“‘工农’和‘暴动’的表音”[9]——“Gonnon—Gonnon—Gonnon—Baudon—Baudon—Baudon”[10]，暗示无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发展。在此革命阶段，知识分子需从“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11]文艺，转向无产阶级文艺，应对新革命情势带来的挑战。他在文章中呼吁：“你们不要乱吹你们的破喇叭，暂时当一个留声机器罢。”
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
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太容易了，这儿有几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要你接近那种声音，
第二，要你无我，
第三，要你能够活动。[12]
可见，“当一个留声机器”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郭沫若在新的革命情势下，期望文艺青年从表达个人的主观心绪向反映客观的无产阶级革命转变。这其实也是郭沫若自身思想蜕变的历程。留声机因文化复制性和娱乐性长期被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当作负面物加以批判。1923年，郭沫若在《批评与梦》中就把“留声机”视为与个人“心声”互不相容的对立项，“我只想当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因为赤子的简单的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不是如像留音机一样在替别人传高调”。[13]1928年，这种情况出现了颠倒，他批评此前推崇的“心声”是“十足的一个小有产者意识的表白”。[14]“留声机器”在郭沫若的表述中就涵括了自我批判、引导文艺青年思想转换的双重效用。不过，率先对“留声机器”论提出质疑的，并非他试图指引的文艺青年，而是从日本归来的后期创造社成员李初梨。李初梨的介入，使得郭沫若原本看似平顺却又不失含糊的论述，出现不少需要细致展开的思想褶皱。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直接将郭沫若的文字删改为：
不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最好的信条。
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太容易了，这儿有几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要你发出那种声音，（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第二，要你无我，（克服自己的有产者或小有产者意识）
第三，要你能活动。（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15]
两人言论的区别在于如何理解“那种声音”：《英雄树》中，“那种声音”即是“无产阶级革命”；《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那种声音”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李初梨主张知识青年要“发出那种声音”，而非“接近那种声音”，“因为无论你如何接近那种声音你终归不是那种声音”。[16]他颠覆了郭沫若的“留声机器”言说思路，另起炉灶，提出知识青年不同的发声方式，而这针锋相对的批评，给郭沫若带来不小触动。1928年2月19日，收到刊载了李初梨批评文章的《文化批判》，郭沫若就着手写《留声机器的回音》回应李初梨。郭沫若将两人的分歧归咎于“警语的含义是容易发生两面性的”，强调“初梨君和我在思想上完全是一致的”。[17]但郭沫若对这篇文章的谨慎处理却耐人寻味：他先是交给王独清和成仿吾看，后又要求在李初梨等人编的“《文化批判》上发表，不然同社的人会俨然对立了”[18]。这意味着郭沫若的回应中，存在与李初梨的观点“俨然对立”的因素。穿越郭沫若设置的言语迷障，会发现他从始至终都未改变过“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基本观点。他在文章开头就坚称“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是十分切适”的警语：
但这儿含有必经的战斗的过程！
1.他先要接近工农群众去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
2.他要克服自己旧有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3.他要把新得的意识形态在实际上表示出来，并且再生产地增长巩固这新得的意识形态。[19]
有学者发现，郭沫若的回应存在向李初梨的言说思路靠拢的倾向[20]。郭沫若确实是接受了李初梨的解释，将“那种声音”从《英雄树》中的“客观的无产阶级革命”悄然移向“无产阶级的精神”。然而，他坚持知识青年要在“接近”“工农群众”过程中“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并从“辩证法的唯物论”角度，论证这是“主观的内容和客观的现实完全一致了的一种判断”。郭沫若甚至认为马克思从“‘少年黑格尔’派的国家主义者”，转变为科学共产主义开创者的关键，就在于和“英国的产业工人的生活接触”，“克服了自己的有产者意识，而战取了革命的辩证法的唯物论”。[21]即是说，在郭沫若看来无产阶级意识产生于无产阶级，而知识青年需要通过与无产阶级接触，才能获得这种新的意识。这是他与李初梨产生分歧的症结所在。
李初梨虽不否定“工农群众”的无产阶级意识，但认为他们在社会构成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阶级意识的局限性。受福本和夫影响，李初梨将社会过程划分为物质生产过程、国家过程和意识过程三个层次。无产阶级因“只局限于物质生产过程”，只能无条件接受“国家过程中所决定的家族的宗教的教育的道德的种种规范”。这些规范使无产阶级形成认同贫富悬殊的宿命观，产生“生活不平等而思想则平等”[22]的现象。通过对《共产党宣言》巧妙地征引与评点，李初梨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局限性。征引《共产党宣言》中的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23]时，李初梨随即指出无产阶级“自然生长”的阶级意识的局限：“在意识过程方面，只能达到一种粗杂的唯物论或经验论，在政治过程方面，只能产生一种工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在阶级革命方面只攻击“生产工具”而不攻击“生产关系”。而征引《共产党宣言》对革命知识分子的相关论述时，李初梨强调革命知识分子因介入了社会构成的全过程，能对无产阶级涉及不到的国家过程和意识过程进行批判，形成“社会主义的意识”，但“劳动者决不会获得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有从外部才能注入”。由此，李初梨一方面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拆解郭沫若的“接近”“工农群众”“获得无产阶级精神”的唯物论基础，批评郭沫若“只去听大众的自然生长的声音”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24]
李初梨批评文章发表时，郭沫若已流亡日本半年多，没能再写文章直接回应李初梨的批评。不过，考察郭沫若在八一起义行军撤退途中，创作的完全以工人为书写对象的小说《一只手》，将发现两人迥异的工农观。需说明的是，《一只手》虽是小说，但凝结了郭沫若对中国革命危与机的经验反思和观念呈现，有较为明显的论说特征，可作论文读。小说主要描写尼尔更达岛的工人，从本能反抗到自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成功建立工人政府的故事。小说描写老普罗妻子对“天理”“天意”“因果报应”等观念的认可、质疑与反抗，可看出郭沫若已意识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工农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工农的痛苦遭遇还能使他们产生反抗既有生产关系的强烈意愿。这种意识的产生不依赖于知识分子的外部灌输，而是来源于工农自身的生活经历和革命实践。工人阶级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革命意识，不仅具有启蒙其他无产阶级的功能与意义，还是理论化的革命知识不可替代的。小说强调克培“不是什么有知识的人”，“经验所给他的知识实在是比所谓有知识的人的还要丰富得多”。[25]不仅如此，这些自然生长的革命经验，还有李初梨所说的目的意识性特征。小说中，工人很快就克服了“捣毁机器，烧毁工厂”[26]的革命阶段，指向生产关系变革，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组织了工人政府”[27]。因此，与李初梨强调革命知识分子在阶级革命中居主导作用，从外部灌输激活无产阶级的反抗不同，《一只手》不仅彰显郭沫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内生性的主张，还有意无意地颠倒了李初梨对革命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位置设定。
李初梨的理论源自日本左翼，而将他所牵动的国际共产地革命理论与郭沫若的革命观相比较，能更好地把握郭沫若在左翼情境中的特异之处。李初梨经由福本主义除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拓者卢卡奇和柯尔施的理论外，[28]对列宁的灌输论也有吸收。《自然生长性与目的的意识性》第2节，李初梨就以列宁1902年写的《怎么办？》第2章作为理论支撑。列宁认为工人运动的“‘自发因素’”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不会从阶级斗争中自发产生，只能由社会民主党“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29]列宁写作的《怎么办？》和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盲目崇拜工农的自发性倾向背景有关，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有重要贡献。不过，列宁的观点很快就受到卢森堡的批评。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主张工人的阶级意识“从自发的阶级斗争中产生”，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不是‘发明’的，而是在试验性的、常常是自发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巨大创造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而列宁的理论有将党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30]的危险。后马克思主义者将卢森堡观点概括为“自发性理论”[31]。
由此可见，郭沫若和李初梨的论争，牵涉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的理论与现实问题[32]，这至今仍有巨大的理论能量和张力。不论是郭沫若还是李初梨，都没能展现各自所牵涉问题的丰富意涵。但可看出，李初梨倾向于列宁的灌输论，而郭沫若的主张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有不少共鸣之处。不过，相较于卢森堡始终强调群众自发性与组织理论自觉性的辩证统一，郭沫若将工人视为能从自发罢工到自觉革命的新革命主体，认为他们的革命经验不仅能生成无产阶级意识，还能超克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理论。这就将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既有历史位置进行了彻底颠倒。失去历史主体地位后的知识分子，需要“接近”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获得新的阶级意识与历史位置。
“同情”与知识分子主体转换
郭沫若的“当一个留声机器”背后，实际隐藏着将“工农”视为历史主体的观念。他由此提出了一条与列宁、李初梨迥然不同的知识分子主体转换路径。不过，李初梨的质疑“无论你如何接近那种声音你终归不是那种声音”，成为在郭沫若的主体转换逻辑中不能回避的重要环节。因而，需要继续讨论的是，郭沫若坚持“接近那种声音”何以能获得“那种声音”？
郭沫若在1926年的《革命与文学》中对此就有思考：他主张革命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33]。1937年，他在《创造十年续编》中又重申此观点，特地说：“‘表同情’三字在朋友间也发生过一（以）下问题。有人把它解成怜悯去了。其实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表同情’是说表示意欲上的一致，并非哀怜。这用英文译出时，应该是to coincide而不是to have sympathy（怜悯）。”时隔十余年，郭沫若仍不失时机地将“同情”“意欲上的一致”与有距离感的“哀怜”进行严格区分，表明“同情”在其革命文学思考脉络中作用特殊。他虽在《创造十年续编》中强调“同情”的重要性，却未进一步细致论述。不过，《创造十年续编》中提及的“情绪”言说，可以增进我们对“同情”的理解。1925年4月，郭沫若应大夏大学之邀教授文学概论，使他产生“独自树立一个”“以‘文艺细胞’底探讨为对象”[34]的文艺论。这个文艺论体系虽因他与大夏大学的不愉快，未能完成构建，但我们从相关论述中却能知晓“同情”如何实现“意欲上的一致”。郭沫若1920年给宗白华的信中，就已借用细胞结构来阐明其诗学观：
诗的原始细胞只是些单纯的直觉，浑然的情绪。……我要打个不伦不类的譬比是：直觉是诗胞的Kern，情绪是Protoplasma，想象是Zentrosomum，至于诗的形式只是Zellenmembran，这是从细胞质中分泌出来的东西。[35]
郭沫若后来将“protoplasma”译为“原形质”[36]。由此可知，“情绪”在郭沫若诗学观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在这封信中，他提出了“诗的本职专在抒情”[37]的诗学主张。不过，郭沫若的信并未对“情绪”及其发生多作论述。1925年7月，根据大夏大学讲稿整理而成的《文学的本质》中，郭沫若解释“情绪”源起于“内在的或者外界的一种或多种的激刺，同时在我们的心境上反映出单纯的或者复杂的感情来”[38]。即是说郭沫若认为个人的情感源自与外在世界的交互作用。[39]《创造十年续编》中，他进一步阐发了情绪的发生及其艺术再现：“作家把由内在或外在的条件所激起的情绪，反射出来，……但更进一境，把内在的或外在的条件如实地，或由作家的能动精神而加以剪裁渲染地，再现出来，那不用说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或更进一步的效果。”[40]而将传统模仿说纳入自己的文艺论体系时，郭沫若发现主客交互过程中存在对立情况。他的解决思路是将客观世界视作再现情绪的素材，艺术家“对于构成情绪的素材先加了一道认识的分析，然后再加以意志的综合。而综合的结果在能使构成原生的情绪再现为尽境”[41]。对情感的认识、分析、综合和再现进行一系列复杂处理后，郭沫若解决了客观如何激发情感，情感如何再现的问题。在此过程中，郭沫若所熟悉的斯宾诺莎为他提供了主客同一的依据：“一个和我们相同之物，我们虽然对它并没有感情，但是当我们想象它有着某种情绪时，我们亦将随之引起同样的情绪。”这类似于情感主义的同情生成机制，很自然地从人与物过渡到了人与人：“我们想象着与我们相似的任何人有了某种情感，则这种想象将表示出我们身体的一种感触，与他的情感相同，因为我们想象着与我们相同的对象有了相同的情感。”[42]正是在此意义上，郭沫若认为主客二元论，其实可作“同是情绪的世界”的一元观察。[43]因此，郭沫若的一元情感诗学构想中，同情不再是带疏离感的怜悯，而是共享一致的意欲。
不容忽视的是，“在现代文学抒情与史诗之辨的批评范式下”，郭沫若的情感诗学产生了“对启蒙、革命和国族叙事的对抗和消解作用”。[44]不过，翻检郭沫若发表《文学的本质》前后的相关活动，将发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郭沫若正是在此前一年宣称转变、参加齐卢战祸调查，此前一月经历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并起草《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五卅案宣言》；此后不久与孤军派发生如何改造中国的论战，到上海同文书院讲演《革命与文学》。情感诗学建构前后交错着密集的政治与社会活动，意味着郭沫若的情感结构中，文学抒情与政治参与并非相互对抗排斥，而是有通幽之处的一体两面。换言之，文学领域的情绪诗学，本就能经过修正形成观照革命与工农的同情政治。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编》中提及的“同情”在朋友间发生的问题，表明诗学领域的“同情”遭遇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时，又确实发生了新变。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的李初梨、成仿吾和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就围绕“同情”发生过争论。这次争论可视为郭沫若的“同情”思想延长线上的展开，扩展了“同情”的意涵与向度。1928年初，蒋光慈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中认为在革命浪潮高涨的情势下，本当为“时代的表现者”的作家，因为“没有革命情绪的素养，没有对于革命的信心，没有对于革命之深切的同情”，所以“写不出来革命的文学作品的，因为这些东西是革命文学家所必有的条件”。[45]李初梨很快就批评了蒋光慈的观点，认为革命素养、情绪和同情虽是“革命文学家所必有的条件”，但太“过于含混”，而更为关键的是如何获得“革命的素养，信心，与乎同情”。[46]与质疑“留声机器”的思路相似，在李初梨看来知识分子需要借助“媒介物”[47]，才能获得革命素养、信心和同情。针对蒋光慈强调革命实感经验——“徒在理性方面承认革命，这还不算完事，一定要对于革命有真切的实感，有了真切的实感，然后才能写出革命的东西”[48]，李初梨强调要通过“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从而生成革命的情感要素。李初梨虽声称要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但他更加强调革命理论对革命情感的养成之功。他在文章中不仅向蒋光慈直接发难，也对郭沫若表达了不满。《怎样建设革命文学》开篇，李初梨就抱怨自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后，“什么革命的情绪，革命的同情，革命的作品”“活跃于各种刊物之上”。[49]论争之时，郭沫若与太阳社蒋光慈等交谊颇深，观念颇多契合，在创造社中位置特殊且有意维持创造社统一，挚友成仿吾也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中批评“革命的情绪”和同情“无知”而“肤浅”。[50]置身两社间，无论发表何种看法，郭沫若都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暂且保留观点、缄口不言反倒是最好选择。多年后，他在《创造十年续编》中再提“同情”在友人间发生的争论，既重申自己的观点，又有回应李初梨和成仿吾的批评的意味。
李初梨的文章发表后，钱杏邨写了一则通信，相当客气地指出李初梨对蒋光慈的误解。[51]对于成仿吾以革命的理论指责革命的情绪，钱杏邨却大为不满，刻薄地嘲讽成仿吾“没有外国书可抄，没有革命文学的理论”。钱杏邨强调的是情感之于革命及革命文学的重要性：“没有革命的情绪，怎么会有对于革命的同情，没有对于革命的同情与信任的人真能写出真正的革命文学的创作么？”[52]杨邨人则认为“没有革命的情绪，便不能唤起革命的同情”[53]。因此，与李初梨等强调从“革命的理论”获得“革命的同情”不同，钱杏邨等人将“革命的情绪”视为生产“革命的同情”和革命文学的基础。
可见，太阳社的言说中，“革命的情绪”具有生产和组织功能。太阳社革命情绪言说的多重意涵，将给情感与革命的关系带来新的理解。与中共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相同，太阳社也认为中国革命并没有因国民革命的落潮而失败，而是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因而，太阳社的“革命情绪”首先指向的是彼时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及其革命激情。钱杏邨认为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下，“民众感到经济颠动得生活不安”，积聚了巨大的革命潜能。这不可避免地使“各地的革命群众的革命的行动”，将“促成民众的革命情绪”。[54]其次，在此革命情势下，知识分子通过与“革命的势力接近，渐渐受革命情绪的浸润，而养成自己的革命的情绪”，从而彻底割断与旧世界的精神纽带。不论是太阳社还是郭沫若，都承认革命理论之于认识革命的可能，但也警惕它的限度。他们认为革命理论虽能让知识分子从理性上了解旧世界的不合时宜、认同革命，情感上却难以“与旧世界完全脱离关系”，“而努力新世界的实现”。[55]因此，理论上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后，知识分子需深入革命运动，接受革命情绪的熏染，克服思想深处的隐秘情感结构，实现心灵革命。最后，这意味着知识分子要以深入革命现实内部而非旁观者的姿态，表现中国革命。钱杏邨据此认为许钦文因“没有深入革命的力量里”“不能深入革命群众，而只客观的瞻仰革命”，导致《幻象的残象》只有几个贫乏的“革命的名辞”。钱杏邨总结道“不深入革命力量里的作家”[56]，便没有“真正同情于被压迫阶级的伟大情绪”[57]，也就“写不出忠实于革命的文学来的”[58]。因而，太阳社的言说体系中，革命情绪既指工农的革命激情，又是知识分子实现情感革命，生成革命同情的关键因素，还是检验知识分子深入现实与否的准绳。
郭沫若与太阳社对革命“情绪”与“同情”的重视，虽源自对中国革命的激进观察，但他们强调的是在中国革命现实的深度介入中实现知识分子的主体转换。这不仅是因为革命现实能滋养革命情感，萃取革命经验，检验革命态度，还因其能测度外来理论的限度和效力。针对后期创造社成员舶来的理论，钱杏邨就毫不客气地说：“从实际工作的经验里找到的革命的行动，有时也可以改正革命的理论呢！原有的革命的理论也常常的被革命的实际行动颠破了呢！”[59]后期创造社成员引入相对成熟的理论“确实在论争中造成一种新的局面；只是它们的自足是以不和中国革命的现实策略发生正面接触为前提”[60]。有革命经历的郭沫若和太阳社成员恰是通过革命现实，发现一条经由革命情绪与同情，获取阶级意识，实现情感革命之路。而革命同情不仅“消除了距离，消除了人类交往中一直存在的中间物”，还“以高度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向受苦者本人”，“为痛苦本身发言”，“要求快捷的行动”，[61]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中。
“途中的文艺”与知识分子的“文艺战”
郭沫若等人的同情讨论及其展开，是在国民革命落潮和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的情势下，对知识分子进行的主体重构，进而在新的阶级革命中重新定位他们的位置和革命参与。然而，曾积极投身国民革命的知识分子，随着大革命的落潮却面临革命性受质疑和被革命抛撇的处境。那么，深度介入革命和重构此过程的郭沫若，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现实政治危机相交织的历史情境中，又如何调整既有文学认知，实现文学的革命参与？
1924年，翻译完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就尝试在漫长的共产革命中，调整自己的文学观念。写给成仿吾的信中，郭沫若声称“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一切伎俩上的主义都不能成为问题”，并形象地说只有“昨日的文艺，今日的文艺，和明日的文艺”才“成为问题”。他重点阐述了“今日的文艺”与“明日的文艺”的关系：“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革命的文艺”，是不可避免的“过渡的现像”；明日的文艺是“要在社会主义实现后，才能实现”的“超脱时代性和局部性的文艺”。因此，郭沫若最初的革命文学构想中，并未放逐“纯文艺”[62]，而是视作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的文艺理想远景，革命文学只是通达理想远景途中的过渡文学形态。不过，郭沫若意识到，将纯文艺放置在未来的处理方式，有放逐文学审美性的危险。后来的革命文学思考中，他试图重新定义“文学的永远性”，论证革命文学的合理性，为此特地和写过《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的成仿吾有过讨论。在成仿吾看来，革命“感动力的热情”是文学永远性的持续动力。[63]然而，即便是到1928年，郭沫若仍认为“文学的永远性”“是出于无意识的冲动而且有满足人爱美的本能”。[64]可见，两人对文学永远性的认识存在较大出入，讨论自然就“无结果”。[65]
这个问题虽未解决，但“文学的永远性”遭遇中国革命现实时，郭沫若却决绝地认为“纯粹代表这一方面的作品就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作品”。郭沫若赞成卢那察尔斯基1924年对待反革命作品的态度：“有这样的作品，虽然是艺术的，天才的，然而于政治上是不能满足的作品：就譬如脱尔斯太或者达士多奕夫斯基一类的大家”，写的“在政治上与我们隔离的天才的小说”，“假如是反革命的在我们的斗争的各种条件上，我们虽然很感觉着遗憾，然而不得不挥泪而杀此小说，这我们不消说是能够了解的”。但卢那察尔斯基对不革命作品的态度比较宽容：“假如这种反革命性并没有，只是在行文上有些不好的倾向，或者就譬如对于政治上的冷淡之类，那我们不消说是不能不许这样的小说存在的。”郭沫若虽认为这是“最公平的态度”，却强调卢那察尔斯基的论说前提：要“脱尔斯太或者达士多奕夫斯基那样的天才”，创作的“艺术的，天才的”作品，才能“听其存在”。[66]这显现出卢那察尔斯基因托尔斯泰主义在苏联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强大影响力，对托尔斯泰持有的矛盾态度。鲁迅注意到卢那察尔斯基1924年的讲演《托尔斯泰与马克思》将托尔斯泰视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但是‘很麻烦的对手’”，“托尔斯泰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67]不过，作为苏联文化工作指导者的卢那察尔斯基，并不将托尔斯泰主义者们清除出去，而是试图通过托尔斯泰争取他们。[68]因此，郭沫若指出的论说前提，实际是敏锐地发现卢那察尔斯基为达到革命目的，在文艺领域作出的政治调整。
郭沫若接续卢那察尔斯基的基本思路，对中国作家进行了批判。不同的是，郭沫若否认中国存在天才作家，认为他们“都是些中等资质的人”，写不出“伟大的作品”。[69]若与郭沫若此前的天才论述相比，将发现这是他基于中国革命的认识与观察，对卢那察尔斯基进行的巧妙修正。1923年的《天才与教育》中，郭沫若认为只靠“天赋厚是不能成功为天才的”[70]，后天教育对天才的培养至关重要。《桌子的跳舞》中，郭沫若认为懒于和社会接触，导致了中国缺失天才作家。他讽刺中国作家过的是“天才以上的生活”，写的却是“极狭隘的个人生活”。因此，他们的作品出现和“社会上的事情”相分离的现象。对此，郭沫若一方面强调作家要跳进革命的旋涡，直面“布满”“病疗的呻吟”的中国，“努力地，拼命地”“做一篇惊心动魄的划时代的创作”；另一方面，提倡“文艺是生活战斗的表现”，作家要“以全生命全灵魂为保障”的严肃态度，创作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无产阶级文艺。可见，郭沫若正是基于中国处于无产阶级革命“途中”的现实境况，和对中国作家的观察，才修正卢那察尔斯基的主张以批判中国作家，也“鼓舞静止着的别人”[71]创作无产阶级文艺，介入无产阶级革命。
不过，郭沫若鼓励知识分子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受到不少批评。对他刺激较大的，是已公开宣布脱离创造社的郁达夫。1927年初，郁达夫针对正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未达到以先，无产阶级的文学是不会发生的。”[72]郁达夫真正想说的是“受过小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的我辈，是决不能作未来的无产阶级的文学的”，因而坚决反对创造社“有一个自以为是无产阶级的心，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无产阶级”[73]的主张。事实上，郁达夫也强调中国革命“从民族革命、国家革命转向民众革命、阶级革命”，更呼吁文学领域的无产阶级方向转换[74]，但他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者自己来创造”[75]，明显是针对郭沫若的观点。《英雄树》中，郭沫若特意回应、讽刺了郁达夫，“有人说：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才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要无产阶级自己做的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反革命的宣传”。他认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文艺”，并特意解释了“倾向”的“途中”性：“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所以才有阶级；因为要求社会主义的实现，所以才巩固无产阶级的大本营以鼓动革命。”郭沫若在此再次将无产阶级革命视为实现社会主义“途中”的革命阶段。正因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途中”定位，无产阶级文艺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革命方式，才需要有“倾向社会主义的热诚”和“真实的革命情趣”的知识分子，去参加“新的文艺战线”。[76]1928年1月写作的《桌子的跳舞》中，郭沫若通过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艺的关系进行辩证解说，重申知识分子从事无产阶级文艺活动的可能：“无产者所做的文艺不必便是普罗列塔利亚的文艺。反之，不怕他昨天还是资产阶级，只要他今天受了无产者精神的洗礼，那他所做的作品也就是普罗列塔利亚的文艺。”为此，他还从《共产党宣言》中为自己的论说找寻理论依据：“在阶级快要决裂的时候……有一小部分权力的阶级竟脱离旧的关系，投入革命阶级——掌握将来的阶级。从前有一部分贵族投向有产阶级，现在也有一部分有产阶级投向无产阶级，那一部分能够了解这种运动的有理想的资本家便是如此。”[77]
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煞有介事地为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文艺活动提供法理依据，不仅是为了应对郁达夫等人的质疑，也与其投身国民革命、八一起义深切的“途中”体验关联紧密。“四一二”政变后，因激烈反蒋，郭沫若从择师运动后的“革命名流”[78]变为国民党“严缉归案”[79]的要犯。参加八一起义，本是郭沫若新政治生命的开端，但中共因受“马哈伊斯基主义”影响盛行反知识阶级倾向，[80]使此开端面临破灭的危险。从事宣传工作的“非武装人员”，在八一起义行军撤退途中的流沙军事会议后就面临“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81]的处境。1928年1月初，李立三处理广州起义失败问题时，又明确将起义失败归咎于“各级指导机关完全是智识分子包办”和“摇摆不定”，“不能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化”。因而，他以“尽量增加工农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中来”的方式，“彻底改造党的组织”。[82]这就意味着革命知识分子不仅面临被新革命共同体放弃的危险，还被剥夺了参与无产阶级革命的资格。国民革命中就有过被革命“抛撇”体验的郭沫若[83]，再面对这样的境况触动更深，为此发出“谁说无产政党不要智识阶级？谁说非工人不能做无产阶级的文艺？”[84]的质问。
1928年1月19日，郭沫若得知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牺牲，在日记中写道：“呜呼太雷，果死于难。11—13／XII三日政权，对河南防御失利，Y被开除。”[85]虽不知“Y”指的是谁[86]，但可推知郭沫若应已知道李立三对广州起义领导者的“政治纪律”[87]处罚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意味的是，郭沫若本在18日就“把《天才病治疗》草完，改题为《桌子的跳舞》”[88]。19日，他又在《桌子的跳舞》中正面讨论共产革命时代如何对待文学和知识分子的问题。郭沫若承认文艺上同样存在以感伤主义为表征的“中间阶级（intelligentsia）的动摇现象”。不过，他对感伤主义的动摇性进行了双重阐释：一方面，感伤情绪源自“感觉着社会的动摇”，本身具有革命的潜能；另一方面，这种情绪没有介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意识，处于“不是到左边来，便是到右边去”“歧路口子上”的状态。这意味着具有革命潜能的感伤主义者，一旦被革命阵营抛弃，便有走向革命对立面的可能。因此，郭沫若主张要使感伤主义者从“半醒的迷梦中彻底的觉醒转来”，“从那迟疑不决的态度里面斩钉截铁地”表明革命立场，成为革命的同盟者。对此，郭沫若极为认可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观点：“大众的同盟者虽然是一时的，动摇的，不安定的，而且是难于信赖的东西，但为确保其与无产者的联盟，就是最小限度的可能性我们都要无条件的利用”，并强调“这是伟大的战略，我觉得在文艺战上也可以应用”。[89]对文艺领域动摇现象的创造性解读，郭沫若实际是想把被李立三清理出去的知识分子，重新召回革命。文艺也不再附属于实际革命，而是“和实行家拿一个炸弹去实行革命是一样，一样对于革命事业有实际的贡献” [90]的“文艺战”。
由此可见，郭沫若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途中”定位，调动了他对革命理论、国民革命和中国革命现实的多重体验与认知，蕴含其试图为知识分子提供新的革命参与路径及以文艺“领导着时代”[91]的努力。而郭沫若革命文学观的“途中”性，意味着其文学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与中国革命现实不断产生深层互动中，处于未完成和不断生成的“途中”状态。
结 语
郭沫若“途中的文艺”革命文学观，是他对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带来的社会历史变动的积极应对，是一个内在历史意蕴长期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的命题。郭沫若对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满怀期待，将工农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革命主体，充分肯定他们的革命自发性，进而彻底颠倒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的既定历史位置。他主张知识分子需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养成“真正同情”于无产阶级的“伟大情绪”，实现心灵革命。面对知识分子在革命落潮后被新革命共同体放逐的危险，郭沫若坚持从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中，找寻知识分子从事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理论依据，并将文学视为介入中国革命的特殊路径。
多重历史矢量的交织互动中，郭沫若形成了“阶级文艺是途中的文艺”的革命文学观。他不仅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文艺是通向审美自由的过渡形态，还主张无产阶级文艺本身就是能再造现实事业的革命行动，是可与政治军事相提并论的“文艺战”。这一方面解决了长期困扰郭沫若的文艺生活与实际革命不相容的思想矛盾，认识到文艺活动相对于政治军事实践的独立性和革命参与性，使其此后能在文史活动自由穿插革命思考，即使是“清算过往”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都有强烈的展望“未来社会”[92]的现实参与感；另一方面，“途中的文艺”是向审美自由的文学乌托邦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过渡的文学与革命形态，会随着中国革命现实变化作出因时应势的调整。郭沫若此后的文艺实践都是在承受源自现实的限制和挑战中，“不断地被更新、被再造”和被修正[93]，保持紧密的政治参与，从而深深地嵌入20世纪中国革命的文化政治之中。而对像郭沫若这样具有革命实践体验和极强现实参与自觉的左翼作家而言也是如此，他们根据时殊势异的中国革命现实，不时进行文学调整，不断丰富了中国左翼文学的版图。因此，在20世纪中国革命复杂交错的问题结构中，重新发掘他们的文化实践与革命现实的复杂关联和历史经验，将能更为深入地理解郭沫若和中国左翼文学。
邹佳良
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400715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6期）
一审：张永新
二审：陈 艳
三审：李宏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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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沫若：《文艺家的觉悟》，《洪水》第2卷第16期，1926年5月。
[2]刘一清：《国民革命与智识阶级》，《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1月8日。
[3]张奚若：《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1927年1月。
[4]吴中杰：《鲁迅与“革命文学”论争》，《鲁迅诞辰一百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百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5]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4～267页。张广海和赵璕对“留声机器”的发生、演化和理论资源也有较为细致的考察，参见张广海《“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赵璕《“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异化”理论——“物化”概念的发现及其对论争分野的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
[6]刘祎家：《“留声机器”的“奥伏赫变”——再论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论争话语（1926—1928）》，《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8期。
[7]麦克昂（郭沫若）：《英雄树》，《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
[8]郭沫若：《北伐途次》（十一续），《宇宙风》第31期，1936年12月。
[9]郭沫若：《英雄树》，《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26页。
[10][12]麦克昂（郭沫若）：《英雄树》，《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
[11]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
[13]郭沫若：《批评与梦》，《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1923年7月再版。
[14][17]麦克昂（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文化批判》第3号，1928年3月。
[15][16]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
[18]郭沫若：《离沪之前（续2）》，《现代》第4卷第3期，1934年1月。
[19][21]麦克昂（郭沫若）：《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文化批判》第3号，1928年3月。
[20]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4页。
[22][24]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思想》第2期，1928年9月。
[2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7页。
[25]麦克昂（郭沫若）：《一只手——献给新时代的小朋友们》，《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
[2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6页。
[27]麦克昂（郭沫若）：《一只手（二续）》，《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1928年5月。
[28]艾晓明：《后期创造社与日本福本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
[29]列宁：《怎么办？》，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31、40页。
[30]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123页。
[31]周凡：《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及其政治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
[32]王金玉：《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理解与阐释》，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0页。
[33]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
[34][40]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北新书局1946年版，第170、65～66，62～63页。
[35][37]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48～49、46页。
[36]郭沫若：《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10卷，第212页。
[38][41]郭沫若：《文学的本质》，《学艺》第7卷第1号，1925年8月。
[39]刘奎：《泛神论、主情主义与“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情感总体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4期。
[42]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0页。
[43]郭沫若：《文学的本质》，《学艺》第7卷第1号，1925年8月。
[44]尚晓进：《从宇宙更新到政治革命：郭沫若基于泛神论的思想转向——一种思想史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6期。
[45]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太阳月刊》1月号，1928年1月。
[46][49]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
[47]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思想》第2期，1928年9月。
[48]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太阳月刊》1月号，1928年1月。
[50]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
[51]钱杏邨：《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太阳月刊》3月号，1928年3月。
[52]钱杏邨：《批评与抄书》，《太阳月刊》4月号，1928年4月。
[53]杨邨人：《读成仿吾的〈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太阳月刊》4月号，1928年4月。
[54][56][58]钱杏邨：《批评与抄书》，《太阳月刊》4月号，1928年4月。
[55]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太阳月刊》1月号，1928年1月。
[57]钱杏邨：《英兰的一生》，《太阳月刊》1月号，1928年1月。
[59]钱杏邨：《批评与抄书》，《太阳月刊》4月号，1928年4月。
[60]程凯：《当还是不当“留声机”？——后期创造社“意识斗争”的多重指向与革命路径之再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2期。
[61]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62]郭沬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1926年4月。
[63]成仿吾：《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创造月刊》第1卷第4期，1926年6月。
[64]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1928年5月。
[65]郭沫若：《离沪之前》，《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
[66]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1928年5月。郭沫若所引是卢那察尔斯基1924年5月在文艺政策评议会上的发言，1927年由外村史郎、藏原惟人辑录进《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冯雪峰由日文转译，1928年9月以《新俄的文艺政策》为题出版单行本；1928年2月初，鲁迅在内山书店购得日文本《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随后着手翻译，6月起译文陆续在《奔流》月刊发表，1930年6月以《文艺政策》为题出版单行本。《桌子的跳舞》完稿于1928年1月19日，郭沫若接触的应该是日文版的《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67]鲁迅：《译者附记》，卢那卡尔斯基：《文艺与批评》，鲁迅译，水沫书店1930年版，第3页。
[68]阮芸妍：《“实际指导者”的视野引入——鲁迅译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
[69][71]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1928年5月。
[70]郭沫若：《天才与教育》，《创造周报》第22号，1923年10月。
[72]曰归（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洪水》第3卷第26期，1927年2月。
[73]达夫：《对于社会的态度》，《北新》第2卷第19号，1928年8月。
[74]张武军：《革命文学探源：国民革命体验与郁达夫的“方向转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0期。
[75]曰归（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洪水》第3卷第26期，1927年2月。
[76]麦克昂（郭沫若）：《英雄树》，《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将该文编入《沫若文集》时，郭沫若在“或许同睡在妓女怀中所梦的差不多”处加注说：“这些话有意讽刺郁达夫，因为他在当时公开声明脱离创造社，并爱写以妓女为题材的小说。”参见《沫若文集》第10卷，第328页。
[77]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收入《沫若文集》时，郭沫若特地将“那一部分能够了解这种运动的有理想的资本家便是如此”，改为“这是事实”（《沫若文集》第10卷，第339页）。郭沫若引的内容和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研究社1921年版，第17页）基本相同，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所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8～39页）有较大出入。
[78]邹佳良：《“广州郭沫若”：从文学家到“革命名流”》，《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6期。
[79]《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呈文》，《郭沫若佚文集》（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3页。
[80]黄一兵：《马哈伊斯基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之缘起》，《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81]郭沫若：《流沙》，《小说》第1卷第2期，1948年8月。
[8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广东省委通告一号——省委会议的经过》，《广州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7～239页。
[83]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三）》，《中央副刊》第46号，1927年5月。
[84]郭沫若：《离沪之前（续）》，《现代》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
[85][88]郭沫若：《离沪之前》，《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
[86]《郭沫若全集》第13卷注释者孙昌、周凡英认为“Y”“疑指叶挺”。叶挺任广州起义红军总司令，李立三对叶挺“予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并未开除。
[8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广东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广州起义》（资料选辑），第177～178页。
[89]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1928年5月。“无产者的联盟”原作“无产者团联盟”，据《郭沫若全集》第16卷改。
[90]郭沫若：《艺术家与革命家》，《创造周报》第18号，1923年9月。
[91]麦克昂（郭沫若）：《英雄树》，《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
[92]郭沫若：《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1页。
[93]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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