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
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
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话说1956年3月17日晚饭后，吴冷西乘车从国会街的新华社总部出发，沿着华灯初放的西长安街东驶，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在丰泽园下车，来到颐年堂，列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吴冷西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已经坐在了西边小厅里。这几个人也都是来列席会议的。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也陆续到了。
晚8时左右，毛泽东来到了颐年堂，他坐下后问吴冷西：
“赫鲁晓夫报告全文已发给哪些同志？”
吴冷西说：
“发给了所有政治局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
前文已经说过，早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毛泽东就得到了朱德、邓小平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汇报，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但是，毛泽东所了解的只是一个大致内容，并没有文字根据，所以一直无法深入研究。直到3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中共中央才得到了文字依据。新华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着手翻译，尔后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本分送给中央负责人阅读研究。
再说毛泽东环视了一下与会者，问道：
“大家看了没有？”
好几个人都说没有看完。毛泽东也说：
“我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有看完。大家有什么看法？”
邓小平说：
“我们当时在苏联，只是听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联络员让翻译读了一遍，感到内容很乱，逻辑性差，说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肃反中杀错了很多人、对苏德战争毫无准备、在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它政策性的问题无甚印象。我对苏共中央联络员说：‘此事关系重大，需要向中央报告。’现在再看全文，还没有看完，印象还是不好。现在全世界都议论这个报告，许多兄弟党已表示了态度，恐怕我们党也要表态，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考虑。”
邓小平说完了，其他人也议论纷纷，有人说：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评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引起了严重混乱。有人说：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的。毛泽东听了大家的议论，就说：
“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的意见。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1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后，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2篇社论中，我们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6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二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8日凌晨1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讨论到凌晨两点。
3月18日，毛泽东听取气象局负责人的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从3月19日到21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5办公室负责人汇报。
3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研究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除了17日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胡乔木和吴冷西以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邓拓、胡绳。与会者就赫鲁晓夫的报告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最后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谈到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说：
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共产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1949年底我访苏期间，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后，他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毛泽东总结了4点意见：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100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40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毛泽东提议说：
“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
政治局全体委员，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建议。毛泽东最后说：
“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20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做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最好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会议决定这篇文章由陈伯达执笔，由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
3月25日，毛泽东在怀仁堂观看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剧间休息时，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来到休息室里喝茶。卫立煌夫妇与统战部长徐冰本来也准备到休息室喝茶，可卫立煌在门口看见毛泽东已在里面，就有点犹豫了。此时，毛泽东也看见了卫立煌，他便站起身来同卫立煌打招呼，并请他抽烟。刘少奇也马上凑过来同卫立煌握手寒暄。
3月26日、27日，毛泽东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负责人的汇报。
3月29日，陈伯达将对苏共二十大的评论文章写出初稿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与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一起，又经过两次讨论、修改后，于4月1日呈送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
1956年4月1日晚10时50分，毛泽东约陈伯达一起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问题，一直到4月2日凌晨2时才结束。
4月2日凌晨4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修改稿，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2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3日上午看一遍，3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4日上午修改完毕。4日下午打成第2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5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4月2日下午，阳光明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常务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张启龙，同邓辰西、邓飞一起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刘少奇、彭真、李先念、马明方等人也在座。张启龙汇报说：
“供销社对野生植物、小土产的收购，比较重视，例如：红根、笋子、板栗、苍耳子等等，这有几样好处，可以搞活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有的土特产还能出口销售国外，很受欢迎，为国家换取外汇。”
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他说：
“对红根、苍耳、笋子这类土特产要多收购。多收，农民就可以多种，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苍耳子出油率和大豆差不多。现在大豆不够，听说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不易。种大豆的地可种粮食。收购苍耳子要当成收购大豆一样，苍耳子2斤等于大豆1斤，供销社要设一科学研究机构，研究这些东西。你们这么大的单位，应有科学研究机构和学院。”
张启龙说：
“现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化肥对农作物的增产增收起了很大作用，很受农民欢迎。但国家生产的化肥产量有限，即使从国外进口一些，也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我们设想组织地方制造杂肥、细菌肥。今年计划搞2200万吨杂肥，满足农民的需要。”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应该这么做，过去注意搞大的，国家也只生产50万吨化肥，而2200万吨杂肥等于多少个工厂的生产啊！你们可以大量制造。如果不搞，河泥、塘泥都要被挖光，墙也不能年年拆吧！”
张启龙说：
“这几年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高潮，农村生产形势很好，供销社的生产资料零售额逐年增加，但生活资料零售额却有下降的趋势，各地供销社反映消费品不好卖。”
毛泽东说：
“生产资料增多，难怪生活资料卖不出去。生产资料销售量还要增加，这是合理的。因为要搞生产，要勤俭办社。只要在生产上打下了基础，两年以后，生活资料销量就可能多些。现在被生产的气氛压倒，这是暂时的，将来消费资料还是有前途的。”
李先念插话说：
“现在没有人敢去信用社存款，不敢买酒、烟、百货等用品。”
毛泽东说：
“等二三年吧，中国富农占4%，保守的不是富农，而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又是那样多。酒还要喝，我有个朋友来北京，临走时，我还送他2瓶酒。花钱可以合法，要发一个指示，不影响生产，可以自由用钱，不要限制。”
张启龙说：
“经营小商品赚钱不多，又很麻烦，过去供销社不经营，农民群众反映强烈，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考虑，供销社应经营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商品。”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过去不经营？是否有唯利是图？”
李先念说：
“过去商业部门对小商品注意不够。”
张启龙说：
“过去这些商品私商经营，如果我们经营，把他们挤垮了，无法安排。”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吐了一口气，沉思了一下，说：
“农村这个市场海阔天空，供销社应从方便农民群众生活出发，把小商品纳入自己的经营范围。”
张启龙说：
“供销社现在这种按行政区域进货的做法，不符合商品经济规律，也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必须坚决改变。供销社在经营上要扩大‘直达运输’业务。”
毛泽东说：
“‘直达运输’就是不机械地按行政区划进货。这种做法，我同意。过去商人没有什么行政区划，沙市附近的可以从汉口进货，不一定非到长沙进货，江西邻近浙江的可以到浙江进货。按行政区划进货是共产党的倒退，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目无行政。要开一个全国性会议，先发个指示，写清楚，要达到什么目的，由先念同志负责。”
张启龙说：
“总社的领导一致认为，为了搞好工作，必须深入实际，多下基层，加强调查研究。”
毛泽东一挥手，说：
“很好，这样做，就有办法了。”
4月3日，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大家对陈伯达执笔撰写的对苏评论文章充分讨论修改。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文章。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连夜修改，于4月4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泽东。
4月4日，毛泽东在文章中作了多处修改。
4月4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他解释了对稿子的修改，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与会者又提出了一些属于文字上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伯达等人边听意见边修改。
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时，又说了一番话，他说：
“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2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1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看了修改后的文章，又在题目的下面加上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毛泽东鉴于米高扬将在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便决定先由新华社在当晚播发这篇文章，4月5日再由《人民日报》等全文刊发。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经毛泽东先后7次作了重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末尾的一大段文字便是毛泽东的手笔：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100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39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这篇文章最终不是用社论的形式，而且署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这种方式很特别，更加引人注目。
4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了粮食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8日，毛泽东听取了农产品采购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9日到11日，毛泽东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至此，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全部结束。
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又连续6天参观了设在中南海的机械工业展览。每天下午，他少则看上一两个小时，多则看上3个多小时。有时他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还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研究。
4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浙江昆曲团的《十五贯》。
4月18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在座。李富春的汇报一直持续到4月24日。
4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的汇报时说：
“3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
“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90%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提出了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
“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毛泽东所谓的“怕”，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
4月2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分别致电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中央政府派出以陈毅为团长、由许多兄弟民族的代表人物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到西藏去祝贺，并带去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的锦旗。
在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达赖喇嘛致开幕词。陈毅副总理宣读国务院命令，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印鉴授予达赖喇嘛。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由达赖喇嘛担任，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担任第一副主任，张国华担任第二副主任。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的社论。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说：
“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
他又说：
“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5个关系，他说：
“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毛泽东还说：
“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4月20日晚10时许，毛泽全接到中南海来的电话，要他们夫妇和其兄长毛纯珠一起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见面。
毛纯珠谱名毛泽掌，是毛泽全的胞兄，长毛泽全11岁，在乡下务农，不久前从韶山东茅塘老家来到北京，看望弟弟和弟媳一家。
毛泽全、徐寄萍带着大女儿远慧和小女儿远平，同哥哥毛纯珠一起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爽朗地说：
“我刚睡醒，现在是我精神最好的时候，大家先吃饭，饭后再谈吧。”
毛泽全等人早已吃过晚饭，但毛泽东盛情邀请，却之不恭，毛泽全只好答应一起吃饭。毛泽东的办公室房间不大，放了一张办公桌，摆着几张沙发。服务人员就在办公桌旁放了两个不大的方桌，端来盛有茄子、苦瓜、西红柿炒鸡蛋、辣椒之类的几个碟子。毛泽东指着西红柿对毛纯珠说：
“这东西我就不爱吃，可医生说有营养。鸡蛋呢，医生一会说应多吃，一会又说不能多吃，我就不管那一套。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啊！”
饭后，毛泽东向毛纯珠询问了家乡合作化的情况，他又问：
“农民对合作化喜欢不喜欢？”
毛纯珠说：
“喜欢。”
“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
“真喜欢。”
“每个农业合作社的范围有多大？每户是不是还自家喂猪？”
毛纯珠是个老实忠厚的农民，他尽自己所知作了回答。毛泽东说：
“看来目前农业合作社宜小不宜大，回去后告诉乡亲们，每户还是要多喂猪。猪多肥多，地里肥多就能多打粮。”
毛纯珠是个种田能手，他想不到毛泽东对种地、养猪这些事还这么操心，就连声说是。
“婶母身体还健吗？”
毛泽东又问。毛纯珠说：
“我母亲身体还健康，还能喂猪喂鸡，只是下的鸡蛋自己舍不得吃，卖了换钱花。”
毛泽东一听，就动了感情，他说：
“拿200块钱给你，带给婶母买点吃的，补补身子。”
说完就叫秘书去拿钱。毛泽全在一旁急了，连忙说：
“不必了，主席，我们常寄钱回去，不用你管。”
毛泽东这才向秘书招了招手，说：
“那就算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毛泽全：
“你现在工作任务紧张吗？”
毛泽全说：
“现在正参加总后的干部哲学学习班。”
毛泽东说：
“那正好，你学习完以后，向总后领导请个假，到湖南跑一趟，到你做过工、种过地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和问题，回来向我汇报。”
毛泽东说完，给毛宇居写了一封信，请毛纯珠带回去。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兄：
迭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今托纯珠之便，敬致问候之意。恭祝
兴居康吉！
毛泽东1956年4月20日
毛泽东写毕，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着：请带交宇居兄毛泽东。将信笺插入信封，一起交给了毛纯珠。他又对徐寄萍说：
“上次你不是想拍张合影吗？那天没拍成，今天就拍吧。”
摄影师来了。毛泽东征求大家意见说：
“我们就这样自然地坐着拍好吗？”
徐寄萍笑着说：
“主席，还是站在一起合拍吧。”
“好，依你的意见。”
于是，毛泽东站在中间，毛纯珠站在右边，毛泽全、徐寄萍站在另一边，远慧、远平站在毛泽东跟前。摄影师摆好镜头，按下了快门。
后来，毛泽全几次调动工作，这是他们夫妇和孩子们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这张合影也成为他们这次见面的珍贵纪念。
4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插话说：
“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4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插话说：
“在第2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1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4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6个关系：1、轻工业与重工业；2、沿海与内地；3、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4、个人与集体；5、地方与中央；6、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
“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4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1个矛盾上犯了错误。”
至此，毛泽东长达43天的调查研究工作全部结束。此后，他在整理调查材料时，重新把它概括为“十大关系”，即：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4月25日，毛泽东签发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决定》，对于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6月28日，第一批免予起诉的335名战犯乘日本“兴安丸”号轮船回国，不久，又有两批战犯免予起诉，共计有1017名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遣返回国。另外45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其家属前来探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或服满刑期、或获得减刑、或因病释放，至1964年3月6日，最后3名战犯获释回国。
再说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等人，接见出席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此前，朱学范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说，会议在5天中，交流了130多种先进经验，还请苏联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团团长索罗金、莫斯科市内电话管理局副总工程师马克西莫娃、莫斯科市中央电报局报务员克利马诺娃介绍先进经验。毛泽东说：
“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广中国自己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都是必要的。对外国的经验，不能照搬，对苏联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你这个邮电部的职工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不少，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依靠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这样，你这个邮电部长就可以睡得着觉了。”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在中直俱乐部第2次观看浙江昆剧团演出的《十五贯》。
4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8日才结束。
毛泽东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地说：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10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提出这10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说：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谈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彭德怀插话说：
“如果将来爆发战争，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
毛泽东说：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说：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3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
谈到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他说：
“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的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它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在谈到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的教训时，他说：
“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说：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那样的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的不是重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他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关于“是非关系”，毛泽东说：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说：
“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1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9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毛泽东最后说：
“这10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7日，陆定一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言中，提起了中国生物学家胡先骕的一篇文章，他说：
“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
毛泽东问道：
“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
陆定一说：
“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
毛泽东问：
“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
陆定一说：
“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
毛泽东说：
“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
陆定一说：
“不是，没有给。”
毛泽东说：
“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在继续发言中还谈到了文艺问题，他说：
“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
毛泽东说：
“《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周恩来问：
“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
陆定一说：
“我看过，很好。”
毛泽东说：
“《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县令过于执，凭熊友兰所有的15贯钱判定其为杀人凶手。知府况钟监斩时发现其中有冤情，重审此案，拿获了真凶。过于执，就成了中国戏剧中官僚主义者的典型形象——笔者注），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总结讲话。关于修改党章问题，他说：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10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5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毛泽东说：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4月28日这一天，国务院审查了公安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递交的《关于在人民警察中实行警衔制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草案）》。
国务院第38次全体会议通过后，由周恩来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审议。
随后，罗瑞卿前往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谈到了准备实行警衔制一事。毛泽东说：
“你们警察也要挂牌牌了？肩上扛了牌牌，还怎么帮老百姓挑水、担粮食呀？”
他还对贺龙说：
“我看见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罗瑞卿见毛泽东如此说，立即返回公安部召开党组会，会议决定主动撤回警衔制议案。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修改社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他写的是：
“百家争鸣是说诸子百家在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4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他在谈话中说：
“我很高兴见到同志们。跟同志们见面是不容易的，南北美洲同中国相距很远，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再加上美国的人为的障碍。目前中国同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没有建交，特别是同南北美洲的国家，商务和文化的往来也少。但是，我们相信外交关系是可以逐步建立的。”
“你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可能你们还没有感觉出来。美国是不放心中南美洲的，怕你们起来造反。美国到处有火药库，亚洲是一个，欧洲是一个，非洲是一个，你们中南美洲也是一个。”
4月底，程思远应邀来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他。饭后，周恩来在谈话中说：
“请你转告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我们的方针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这样一句古话：‘和为贵’。”
周恩来还说：
“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后来，程思远一回到香港就给在美国的李宗仁写了一封信，把周恩来的话转告给他。
1956年5月1日上午，应邀来华访问的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参加了“五一”劳动节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宫崎龙介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着宫崎龙介的手说：
“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曾给滔天先生写过一封信。”
宫崎龙介听了毛泽东的话，既兴奋又不知如何应对。他心想，怎么没有听父亲说过此事呢，既然毛泽东这样说了，肯定确有其事。
读者诸君可能还记得，宫崎龙介的父亲就是本传在第一卷中所提到过的宫崎寅藏，其人自号白浪滔天，也就是毛泽东这一次所说的“滔天先生”。毛泽东所说的信，是指他在1917年3月和萧三即萧植蕃写给“白浪滔天”的联名信。其内容已在第一卷中，恕不赘述。
宫崎龙介回到日本后，立即在父亲的遗物中寻找那封信，终于在一箱书信堆里找出了毛泽东那封用毛笔书写的手迹。1967年7月3日，这件毛泽东早年的手迹首次发表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原迹至今保存在日本。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再次讲了《论十大关系》，他还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人民日报》在1956年4月5日发表的经毛泽东作了7次重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评价了斯大林的历史功过，同时也认真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写这篇文章，毛泽东事先曾经强调说：“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这是一个极其冷静、极其慎重地反对苏修叛徒集团斗争的原则和策略。《经验》一文正是遵循这一原则和策略而撰写出来的“王顾左右而言他”之力作，一经发表，其影响即远播海内外。赫鲁晓夫一帮浑人焉知其中之奥妙，苏共机关报《真理报》竟然也全文予以转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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