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和2010年的中国经济：
过度依赖货币政策下的两难（讲演提纲）
左大培（2010年1月17日在的讲演提纲）
2009年的中国经济运行于一种两难处境下。如果不对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作根本修改，2010年的中国经济甚至以后一个长期中的中国经济都仍然将处于这种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境地在于：由于政府在宏观经济调节上过分依赖货币政策，导致在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放松信贷时，出现严重的金融泡沫，很难阻止经济滑向过热；而一旦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收紧信贷，就会使金融泡沫破灭而导致金融危机，从而使整个经济滑向衰退和萧条。
2009年中国处于西方金融危机的国际环境下。目前西方已经停止了经济的下滑，以后会如何还难以预测。
这次的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两点成为毫无争议：
1.美国式的金融投机资本主义使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
2.必须依靠政府大力扩张总需求、拯救金融体系的行动才能使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免于长期的大萧条。
两个“不能幻想”：
1.不能幻想现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永远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之中；
2.不能幻想没有政府的大力干预和救助现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会处于长期的大萧条之中。
这两个“不能幻想”统一于：由于政府必定在危机发生时对经济进行大力的干预和救助，才使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至于陷入长期的大萧条。
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和对外贸易顺差：
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1738亿美元，外贸顺差为2622亿美元；200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5616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7.8%，其中进口11331亿美元，出口14285亿美元，顺差2954亿美元；2009年预计中国进出口总额约为2.2万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约16％，其中出口下降约为16－17％，据此推算出口约为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约2千亿美元。减少1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直接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左右。
2005年到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每年增加约6百亿到1千亿美元，这本身直接增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约2到3个百分点。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顺差在2008年增加不大，2009年大幅下降，使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提高增长率3个百分点变为降低增长率2个百分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发生了显著的波动：中国经济增长率2006年为11.1%，2007年为11.9%，2008年第4季度降低到与上年同期相比6.8%，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跌到为9.6%，以当年价格计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14045亿元。有估计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降到8.3%。
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降低首先不是西方金融危机的结果，而是开始于中国自主实施反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紧缩。
中国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潜在产量）每年增长大约为9％多，而到2007年为止中国已经连续5年保持了每年经济增长大约为10％甚至明显高于10％。到2007年，中国实际产出已经超过其当年的潜在产量大约2％。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量是由于总需求过旺，总需求过旺同时就造成了通货膨胀：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上年同期相比，2006年增长1.5%，2007年增长4.8%，2008年甚至为5.9%。而中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与上一年同期相比，2008年6月上涨了8.8%，7月上涨了10%，达到了1996年以后的10年最高增幅。
只是到2009年，由于中国陷入了可能不到8％的低增长，整个经济的实际产出已经不比潜在产量大多少，通货膨胀的局面才消失，而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局面：CPI与上年同期相比，1月增长1％，2月增长就为-1.6%，由此开始了连续9个月的负增长，到10月还为－0.5％，只是到11月才回升到0.6%，全年平均的增长率可能为负。PPI与上年同期相比，2009年1月下降3.3%，5月下降7.2%。
这中间的转折实际上从2007年底开始。2007年底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消除金融泡沫和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开始收紧银行信贷。紧接着这一资金紧缩的是股市暴跌，城市住宅售价的上涨也基本停止，到2008年10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只上涨1.6%。
这一紧缩政策对实际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头并不明显，CPI和PPI的涨幅在2008年上半期甚至还很高，这典型表明了货币政策在当代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有明显的滞后。2007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比上年增长24.8%；2008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72291亿元，比上年增长25.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似乎还有增加。
但是实际上，由于2008年中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极快，以实物计算的固定资产实际投资增长率在2008年应当已经低于2007年。而且这种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在下半年应当特别明显。这在房地产投资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2008年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5215亿元，比上年增长23％，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投资完成总额30580亿元，比上年增长20.9%，但是这个投资完成额2008年上半年却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33.5%。虽然没有更进一步的数据来作准确推断，但是可以相信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投资完成总额2008年下半年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不到17％。到10月份，PPI比上年上升的幅度就降到了6.6%。
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紧缩政策开始起作用、2007年过热的经济已经降温的情况下遭遇了西方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的金融危机震惊了世界，西方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口下降的作用也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中国政府也紧随西方国家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救市”，其实质是推行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扩张政策。
但是，中国政府的“救市”政策中，实质性的扩张措施并不多。真正有重大作用的宏观经济扩张政策，除了所谓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之外，就是狂热地增发货币和信贷。2008年9月中国的M2同比只增长15.29%，2009年11月末中国的M2却同比增长了29.74%，增长率比上年同期几乎高出一倍。中国2009年11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42.16万亿元，同比增长34.74%；1－11月本外币各项贷款增加10.12万亿元，同比多增5.86万亿元。11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9.59万亿元，同比增长33.79%。1－11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9.21万亿元，同比多增5.06万亿元。光2009年前4个月中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就增加近5万亿元。可以说，在这一轮货币扩张中，中国一年增发了正常年景下两年增发的信贷。
对这一宏观经济扩张政策效果的评价：
其唯一的积极作用是，防止了中国经济下降到其“潜在产出”之下，防止了短期内失业的大量增加；
消极方面：
首先是效果极为有限。几乎达到30％的信贷增长是超常的，而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仅为8％，明显低于过去通常为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2009年1－11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1271亿元，同比增长17.8%，明显低于2008年增长20.9%的增长率。
这种结果的有限性造成了一大怪异：中国以当年价计算的GDP在2009年只不过增加了3万亿元左右，再加上弥补出口顺差下降所需的1千多亿美元购买力，如果增加的贷款都变为购买实物的购买力，增加4万亿元的信贷余额应当足够。但是中国在2009年增加的银行贷款余额有10万亿元！
这多余的至少6万亿元贷款肯定是用于购买那些不构成人民收入的实际物品的所谓“中间流通物”，这就引出了信贷扩张的另一个坏作用：购买的这些“中间流通物”通常都是所谓的“金融产品”；信贷扩张使这些“金融产品”价格上涨，造成了金融泡沫。
这就成为主要依靠信贷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更为恶劣的后果：急剧增多的货币资金更多地流入金融市场，造成各种“金融产品”价格上涨的金融泡沫。
在10万亿元新增资金支撑下，中国的股票市场结束了一年的股价暴跌，上证指数由1600点上升了一倍左右；城市中的商品住宅售价重新暴涨。
2008年1－10月，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额同比下降18.2%，2008年10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只上涨了1.6%；而2009年1－11月全国商品住宅销售额却急剧增长了91.5%，2009年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达5.7%。而国家发改委的报告则表明，2009年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7.8%，超过2007年全年7.6%的涨幅；普通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0%。2009年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上涨1.5%。
这11个月里中国商品住宅的销售额应当接近但不到3万亿元。而这11个月中光是用来购买商品住宅的个人按揭贷款就达到7009亿元，接近商品住宅销售额的将近四分之一。此外，许多人借口“经营私营企业需要”，利用银行扩大对企业的贷款以刺激经济的时机，借入巨额银行贷款以购买商品住宅牟利。有理由相信，这样用于购买商品住宅的贷款资金不会小于个人按揭贷款。这后一种人可能没有直接用银行贷款买房，但是他们可以将很容易借入的银行贷款用于企业的周转，而将原来用于企业经营的资金替换下来买房。这样，2009年的商品住宅销售估计至少有一半靠的是银行贷款支持，贷款资金造成的需求同时就引起房价上涨。
这就是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在2009年给我们造成的两难处境：不大幅度增加货币供给和贷款，总需求就会明显小于“潜在产量”；大幅度增加货币供给和贷款，就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房地产金融泡沫。
中国2009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几乎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代一样：总需求不足，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政策没有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却造成了惊人的金融泡沫。
展望2010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首先必须记住：2009年中国的实际总产出并没有严重地低于“潜在产量”，而是基本上相当于中国的“潜在产量”。在这样的基础上，大力扩张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绝不是不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任何宏观经济政策如果使中国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9％，中国就可能开始落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但是，如果货币和信贷增长率不高，就可能重新引发2008年中国已经出现过的形势：先是股市和城市住宅售价暴跌，紧接着房地产投资下降引发新的经济衰退。
短期内似乎可以通过将货币和信贷的增幅控制在适当的幅度来同时避免上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方面的灾难。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这样的“适度的货币政策”必定是一个引发金融泡沫的政策：目前中国实体部门的总需求不足，来源于企业盈利空间小，因而投资意愿低；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总需求的货币政策必定压低利率，这种低利率并不足以解决投资意愿低的问题，却引发了房地产这一类金融资产的价格上升；再加上中国最近20年都没有面临过房地产售价长期下跌的形势，在金融投机者们中间已经造成了极强的“房地产售价只会涨不会跌”的预期，增多的贷款多半会被债务人拿去进行倒卖房地产的金融投机活动。这样，增多的货币和信贷在足以造成实体部门足够的总需求之前，早已在金融市场上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泡沫。这正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时代的情况。
高房价的金融泡沫逼迫买房者减少其它方面的消费，最终抑制了总需求的有效扩张，而靠高房价刺激的房地产投资虽然也能扩大总需求，但这是典型地畸形扩张的总需求。总需求这样畸形扩张的弊端在于产业结构的畸形。而且这样扩张的总需求一般都会造成最终破灭的金融泡沫，这实际上不利于总需求的扩张。更危险的是，一旦高房价刺激的房地产投资真的像在2007年的中国那样造成了实体部门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货币当局就必定会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遏止通货膨胀。那时的货币信贷紧缩将打破房地产售价暴涨的金融泡沫，不仅通过金融资产价格暴跌造成大批人的破产，而且很可能造成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资产，甚至造成金融危机。
总之，如果政府继续像最近几年那样在宏观经济调节上过分依赖货币政策，中国不仅在2010年，就是在其后的许多年中都不可能摆脱目前这样的两难处境：紧缩信贷会造成严重的萧条，放松信贷就会增大金融泡沫，为将来的金融危机和更严重的衰退准备条件。
这个问题和两难处境，某种程度上世界各国都有，美国特别是如此。
中国之所以陷入这样的两难处境，是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拨改贷”、“利改税”之后，政府基本上就不再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节，更放弃了直接向国有企业投入资本金的做法，从而也放弃了利用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手段。这样作的恶果，不但是在企业层次上扭曲了中国企业的投资选择，使中国的企业偏好资金回收快的短期效益好的项目，偏好于回报率均值不高但回报偏差大的项目，而且是在宏观层次上使中国政府只能靠控制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来进行宏观经济调节。其结果是：宏观总需求不足时就大力增加货币供给和信贷投放，而在实体经济总需求不足造成预期利润率低的环境下，增加的货币和贷款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很大一部分变成从事金融投机的游资。这样低效的扩张总需求政策持续实行了20年，结果是不仅造成中国的货币相对于实体部门过多，而且造成了过多的用于金融投机的游资，使中国的各种金融资产价格越来越暴涨暴跌，金融市场日益动荡。
要彻底摆脱这样的两难处境，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放弃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方针，更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国有资本的投资政策来进行宏观经济调节。
具体做法：
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宏观经济调节中建立一个坚实可靠的“计划核、国有经济核”，以此为核心来有效地调节投资和总需求。
这个“计划核、国有经济核”的主要作用，在于以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有计划的巨额支出填补总需求缺口，这种支出中包括大规模的国有资本金实物投资。
除了政府规定专门用于干预金融市场的资金之外，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有计划的巨额支出都必须用于购买实物的支出，这样支出的任何国有资本金都必须用于实物的投资，不准用于金融资产的买卖；而这种支出的资金来源有三方面：政府的税收、国有资金的盈利和国有部门发行的债务。这就有效地使用了社会上全部的和新增的货币信贷资金，一方面有效地调节了总需求使之接近“潜在产量”，另一方面防止形成过多的游资造成金融动荡。
这个“计划核、国有经济核”所使用的资金，主要通过政府财政部门和企业国有资本金的监管机构（国资委）来筹集、管理和使用，其中通过财政部门筹集、管理和使用的资金，则要严格地分为两个不同的渠道，一个是常规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渠道，另一个则是财政部门掌管的用于企业的国有资本金。
政府财政部门常规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也包括了“准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即居民享受的系统的福利开支和收入。政府财政部门的这些常规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应当首先用于增加国家的国防、科技实力和发展潜力，其次用于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和享受的社会福利。目前仍然需要大力增加这方面的支出。
除了增加这方面的常规财政支出以外，根据中国目前存在的总需求不足的缺口，最近几年中国每年至少应当再增加一万至一万五千亿元的国有资金投资支出。
如果政府税收和国有资本金的盈利不足以为这些支出筹措资金，就应当坚决地由财政和国有财产监管机构（国资委）两级机构发行债券筹资。其中用于企业国有资本金的支出用将来国有资本金的盈利来还本付息。
为了避免浪费国有资源，这些支出一要有计划地投入，二要有严格的回收管理，要通过收缴国有资本金在企业利润中的分红来偿还用于形成企业国有资本金的债务。
为此要坚决地实行“公进私退”，不要理睬反对“国进民退”的叫嚣。
“计划核、国有经济核”支出的方向：
首先设法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和享受的社会福利，解决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政府对城市住房的干预，应重在以略低于市场价格的房租供应公共住宅以稳定城市的房租，同时以坚决的财政金融手段制止投机买房造成的房价上涨。这方面的支出应当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部门常规的财政支出。
在其它方面，“计划核、国有经济核”的支出应当服务于下列几大原则：
产业方面的最主要目标：尽快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军工产业、装备制造、环保行业和新能源产业全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每个行业、每种产品的生产中，都争取中国企业的生产高端化，掌握最先进的核心技术；
在保证了上述资金支出的前提下，如果还有资金剩余，支出的原则就是：
哪个行业、哪种产品的生产出了缺口，特别是缺乏实物投入，政府就应当以资金大力投入。同时实行全面的进口替代。
这方面的“其它产业”的例子：应当保证主要的农畜产品全面自给，补贴中国种植大豆的农民和民族大豆产业，对民族种业的自主研发、国产种子的开发推广进行补贴。
如果这些支出还不足以使国内总需求达到“潜在产量”，那就在现在有大量外资企业的国内生产行业中进行国有资金投资，其原则是：哪怕是重复建设，也要把外资企业从中国挤出去。
这里没有提及“铁公基”（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政府投资，因为中国政府已经下决心在这几方面大规模投资，不需要我们再提。
除了政府规定专门用于干预金融市场的资金之外，政府投入的任何国有资本金都必须用于实物的投资，不准用于金融资产的买卖。
除了政府规定的专门从事规定金融业务的国有机构和企业之外，禁止任何企业以国有资本金买卖股票、房地产等所谓的“金融产品”，特别是禁止买卖金融衍生产品。宣称的金融衍生产品的主要功能是为企业分散风险，而政府的财政部、国有财产监管部门和国有财产经营机构这三级机构负责投入国有资金、征收企业利润以平衡企业资金余缺，这已经有效地分散了使用国有资金的企业的风险，不需要使用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分散风险。让企业买卖金融衍生产品只会使企业真实的盈亏情况变模糊，反而不利于对企业经营者绩效的考核。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应当争取尽可能大的利润，但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和机构、个人在债务比率过高时都会从事风险过大而回报的均值不一定高的项目。
严格控制国有企业的债务，不准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基金）借债。由财政部和国有财产监管机构（国资委）两级机构发行债券，将筹得资金注入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基金）作国有资本金，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则负责从企业获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将其上缴给国有财产监管机构，以供债务的还本付息。
财政部开立“企业国有资本经营帐户”，统一管理为筹措国有资本而进行的借债、还本付息等业务。
财政部和国有财产监管机构（国资委）都是政府的非盈利机构，其职责仅限于根据全国人民通过公共决策程序给予的授权，管理公有资本的筹措和偿还公共债务。财政部专管“企业国有资本经营帐户”的机构与国有财产监管机构（国资委）根据公共决策程序给予的授权，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将其投入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国有控股公司、国有基金）作国有资本金，并根据规定的程序和比例征收国有资本金盈利的适当部分，用于对发行的债务还本付息。财政部和国有财产监管机构（国资委）为筹措企业的国有资本金而发行的债务总额必须经过政府的公共决策程序批准，相应的公共决策程序还必须规定偿还“资本金国债”的时期和程序，严格要求必须以征收的国有资本金盈利对债务还本付息。在对这两级机构规定的债务总额限额内，还清了的债务所造成的限额内未使用部分，还可以用新发行债务填补。这样，在根据已批准的债务限额将为筹措国有资本金而发行的债务扩张到规定的范围之后，这两级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可以一方面以征收的国有资本金盈利偿还现有债务，同时就发行新的债务以弥补还债后债务限额中留下的缺口。
为提高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率，人民群众都有权通过政府的公共决策程序监督国有资本的监管和经营机构，政府也应当通过其公共决策程序直接监督和管理国有资本的监管和经营机构，要求它们保证国有资本的保值和增值，保证财政部和国有财产监管机构发行债务的还本付息，并且杜绝国有资本运营上的“借新债还老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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