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流学术：两种“反社会学”的“无主体”制度逻辑的生成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流学术：

两种“反社会学”的“无主体”制度逻辑的生成

：老田

　　在“先歪曲、后批判”的“拨乱反正”浪潮之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学术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独特样式，就是把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析彻底抽掉其相应的社会学内涵，从而决定性地把中国的社会分层状况和各个阶层对于利益和制度的不同需要，屏蔽在观察视野之外，然后，在纸面上照搬并阉割了西方的主流学术：一种没有运作主体的市场经济理论、一种没有参与主体的民主政治逻辑。

　　一、毛泽东时代过分的“社会学”意义的扩张

　　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为纲”，本质上是把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于利益分配和制度设置的要求，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在谈论社会科学的一切问题时，首先去追问“制度变革和利益分配模式的转换对谁有利”的问题。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气氛和“政治正确”出发，只有“有利于多数人”和“无产阶级”（或者“工人农民”）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模式，才被认为是正确，与此相反的诉求都被认为没有正当性，被列入“批判”对象。某些简单化的阶级分析给人的强烈印象是――“非此即彼”：似乎人世间不存在不与特定阶级利益相关联的事务。

　　毛泽东本人对于阶级斗争对象的认识，有明显不同的两个阶段，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前是第一阶段，与工农利益不一致的“异己阶级”是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群体，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对象是符合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标准――按照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的一种“关系论”的分层标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从1957年初毛泽东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概念之后，进入第二阶段，阶级斗争的对象不再是原来的“剥削阶级”，而是指向影响社会主义制度运作效率的精英阶层。第二阶段的社会分层标准，是韦伯的“分配论”标准――人们按照他自己在社会中拥有的政治权力、教育、技术和声望等――来形成自己的社会归属感和制度诉求，这与马克思把社会分层标准界定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关系论”认识不同。

　　后毛泽东时代的拨乱反正期间，强调毛泽东背弃了《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偏离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脱离八大领导集体，并重新确立了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按照这一表述，毛泽东改变了他先前的观点，有一种反复无常的个人性格。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看待阶级的视野前后不同，实际上并不存在观点改变的过程，更不存在前后矛盾；他在第一阶段认定的异己阶级是“关系论”模式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在第二阶段不再是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这一观点从来并没有改变过。

　　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在与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中间，非常明确地指出：“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子弟，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学，掌握了一部分权，不都是坏人，有的是站在我们这方面的，但有些是反共的。总之坏人在中国不多，大概也不过百分之几，如地、富、反、坏顶多百分之五，约三千五百万人。他们是分散的，分散到各农村，城市和街道。如果集中到一起，手中拿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敌了。他们是灭亡了的阶级，其代表人物在三千五百万人中顶多不过几十万，也是分散的。”正是从这个判断出发，毛泽东认定过去的异己阶级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对于新制度不满，由于分散和缺乏力量并不构成威胁，所以没有“资格”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从这里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文革的实践中间，毛泽东对于八大所认定的那个“阶级斗争”的老对象，并没有重新重视过，也未曾主张恢复对于他们的“斗争”。

　　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在“三大改造”之后不存在了，毛泽东的认识中间明确地反应了这一点，此后从未改变过。毛泽东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对象是指向知识精英阶层和官僚精英阶层的，这一社会分层认识不再与马克思的“关系论”模式一致，转而与韦伯首创的“分配论”模式一致。毛泽东在临终之前说：当了大官比资本家还厉害，上了大学不想与工人农民划等号，就是这种认识的通俗而贴切的概括。

　　同样是在与卡博与巴卢库的谈话中间，毛泽东对大学生这个新统治阶级的候补梯队中间的消极面，就很是在意，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得到解决：“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特别是文科。不搞文化革命他们就要变成修正主义分子，搞修正主义了。”其实在反右之前，毛泽东实际上就已经认定知识精英阶层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兴趣，未能履行和承担起社会职能。这从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始，经过批判俞平伯、胡适的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特别是在批判胡风的过程中间体现得最为清楚。毛泽东始终认为社会变迁和制度革新之后的“价值普遍化”工作，是没有参加直接生产的知识精英们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责，但是胡风的“五把刀子”看法，明显是出于拒绝承担社会职责的意识。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正式制度之外，还有非正式制度存在，非正式制度对于降低正式制度的运作成本和提高效能至关重要。根据社会学家的观点，每一次重大制度变迁之后，都需要一个新的“价值普遍化”过程，让系统内部的个体重新确立不同于从前的认识，这是新系统运作良好的重要条件。按照毛泽东的理解，这个非正式制度的建设或者价值普遍化过程，应该由知识精英阶层承担起来，要完成这一历史责任，知识精英必须在思想、立场和感情上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否则他们将缺乏足够的意愿和积极的努力去响应这一社会职能。这个方面的认识，在毛泽东那里被表述为“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文革前夕则被表述为“兴无灭资”的意识形态斗争。

　　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费孝通说：“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你们民主党派，民主，很高明，我过去就说过，共产党还出高岗、饶漱石，你们就没有？你们总以为我说这话是怕你们出奸臣，以为看你们不起（一人插话：没有。），……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在座的恐怕都是清朝人吧，我看这里我们清朝人占优势哟！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正是从这个愿望出发，毛泽东才说“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共产党本身是受到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毛泽东认定没有错误和压力，改正错误是很难的，他希望把知识精英在外在的压力下“拉回来”重新服务于新制度的价值普遍化工作。反右运动在政治性质上因此被毛泽东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判断与反右运动一个内含的判断――多数知识精英就其思想倾向和服务意愿而言是排斥新制度的――相反，如果说这一判断在从前还有一个“证据是否属实”的问题，现在，因为许多右派分子都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从而使这个判断不再有任何疑问。

　　二、毛泽东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障碍

　　与苏东国家相比，中国没有在新政权最初岁月进行夺取旧知识分子地位的工作，而是通过全盘接受“旧人员”并和平赎买了资本家的资产，在政治上这些人一直没有受到新政权的打击并边缘化。按照毛泽东在反右时期的说法，这些人还有政治资本，我们只是剥夺了地主的政治资本。其中一个典型的后果，就是新中国不同于苏东国家，直到文革前大学生中间仍然是旧社会的精英阶层子弟占据多数，这在苏东国家建立政权之初就被改变了。

　　毛泽东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是因为他看到了没有知识精英和官僚精英的主动和积极合作，社会主义制度的运作水平和生产率水平就要受到很大的抑制，从而在生产中间产生巨大的剩余损失，有害于民众的权力和福利。毛泽东希望通过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压力，促进知识精英和官僚精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现在回顾，毛泽东和胡风的争论中间，两人各有一部分道理，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圈子，实际上难以达到提升新制度的价值和普遍化工作，反过来，如果排斥毛泽东所要求的基层视野和关怀，任何圈子内部的交流和积累只能是精英主义的和非社会主义的。韩丁的《翻身》一书被翻译成中文，一个名叫白夜的人在序言中间说，是因为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才导致中国内部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呈现土改意义的社会科学著作。这种抱怨未必有事实作为基础，但是回顾毛泽东时代缺乏学术圈子的事实，确实在事实上导致韩丁那样的著作不可能在中国产生，这只要反思一下韩丁是面对什么样的读者才会采用那样一种方式来写作的，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韩丁需要面对的那种美国读者群，所以就不可能产生韩丁那种写法和著作，因此，相应的社会巨大变革过程中间的利害关系呈现就有不同的要求，在中国被简单化和概念化的土改－阶级斗争话语，往往降低为地主那样的坏人如何如何，未能反应一种新的制度产生对于不同的阶层所蕴含的不同利益和组织要求，而这恰恰是韩丁费力呈现出来的。降低中国学术呈现要求的，不可能是四人帮，也不可能来自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认识，这个问题的根本障碍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分层的结构――新中国的官僚精英多数是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的军人和革命家，他们对于制度变革的利益关系变动和组织要求在经验形态上是了解的，他们迫切需要的是顺利完成土改和基层政权建设任务，换言之，韩丁呈现的利益结构内容共产党干部很了解，韩丁看到的土改运动中间的问题和缺陷才是他们作为指导者要首先面对的，因此，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也被要求服务于降低“管理成本”的需要。

　　中国的强势群体――毛泽东时代庞大的“工农干部”（就是“文化少”的委婉说法）群体――作为主要的读者群而存在，他们要评判社会科学工的研究价值，最终强加给原本不是“管理者”的社会科学工一个临时性的任务――社会科学被降低为服务于管理过程，而非服务于呈现利益关系和组织模式的研究领域，因此，知识分子不是被作为独立的研究者而是作为“劳心者治人”的一部分来要求的――必须承担降低管理成本和减少执行错误而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工农干部群体的强大，在毛泽东时代决定性地把管理系统内部的一个事务――因为工农干部无法完成――通过“外部分工”要求社会科学工来承担。这样一来，在毛泽东要求社会科学承担的“价值普遍化”职责之外，有临时性地叠加了管理事务，这两种社会角色之间是有很大冲突的。

　　在这个角度看问题，胡风的“同仁刊物”诉求有其合理性，没有这样的圈子，文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很难完成新制度要求的“价值普遍化”工作。与此同时，由于新中国官僚精英阶层的文化局限，在技术上没有准备好接受超越他们理解力水平的高水平价值普遍化工作，这个影响远远高于四人帮的极左压制，起源更久远，而且持续的影响更大，假如某个知识精英真写成了韩丁那样的著作，不被刘少奇邓小平诸公斥为“放屁”恐怕不可能。鉴于韩丁书中暴露了很多极左做法，直接来自于刘少奇的决策，被说成是反对共产党政权和右派，完全有可能。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两种严重制约：一是缺乏适当独立的学术圈子以利于进行专业水平上的相互质疑和交流去促进学术的积累，同时也缺乏特定政治权力结构――掌握政权的强势群体（主要是军人革命家）――的善意接纳。那么今天的问题恰恰反过来，学术圈子化的程度过高，过分缺乏与中国的基层利益诉求经验的结合，也不反映政府关注的社会问题意识，则成为学术进步的真正障碍。如果这样的情况终究无法改变，那么从反面就支持了毛泽东时代的极端做法――知识精英终究是要脱离并反对多数人利益的判断，从而无论多么极左的压制措施都变成了有坚实判断的政策。这是中国学术界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学术界在批判了对此前的极左之后，要时刻检点自己是不是陷入了极右：网络上已经普遍认定中国存在一个由贪官、奸商（含买办）和作为他们喉舌的主流知识精英组成的“铁三角”。

　　中国今天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努力呈现市场化和民主化要求的同时，却拒绝思考这样的诉求“更”符合什么阶层和群体的需要，而自称是代理全民的诉求。这样，细致的社会分层与利益分配、权力分配相结合的严肃分析，就被假定为不需要了。这样的学术理路占据优势，并非偶然，实际上在拨乱反正时期就开始了，现在的学术界只是把政治决议的内涵更加精致化、学术化了。

　　三、“反社会学”分析的政治渊源：从胡乔木“批驳刘少奇”开始

　　胡乔木在主持起草六一七决议的时候，就故意系统地歪曲毛泽东的观点，这一歪曲可能是考虑到：正面批驳毛泽东那种“分配论”的分层观点不容易在理论上站住脚，而且，即便是仅仅重新引述分配论的分层看法，也不利于全盘肯定官僚精英阶层的利益诉求。最后，决议文本中系统地批驳了刘少奇的观点。

　　在1964年春节听王光美的汇报时，刘少奇认定：“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基本的根子。”（金冲及、黄峥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54页）这一年八月中旬，“刘少奇在广州停留了十天，修改《后十条》，由田家英主要执笔，刘少奇最后定稿。修改过程中，刘少奇加写了一些十分尖锐的语言，……认为这个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猖狂进攻，‘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 ……更重要的是，文件在工作方法上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样，就在运动的领导中把广大基层干部撇开，扩大了打击面。”（第960-961页）在十二月二十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提炼出一个半理论化的认识：“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第966页）刘少奇在四清时期形成的认识和政策主张，反映了斯大林那个的著名看法――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从政策主张上，刘少奇认定“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四清工作队下农村之后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梳理建国前农村的阶级关系，借以确定什么人可以成为依靠的对象。这个认识社会的方式，确定政策的方法，内含了典型的马克思的“关系论”社会分层模式，这个模式认为除非与生产资料占有方式联系起来，就无法产生阶级分化也无从认识阶级。得益于1964年底刘少奇的争论，毛泽东不得不更明确地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从而明晰了一种“分配论”的社会分层视野。

　　在起草决议的时候，胡乔木加入他本人三个具有一般性的看法：“‘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国内历史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否则即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的许多著作我们仍要认真学习，但是决不能当作教条句句照搬。决议稿中提到的资产阶级权利，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与马克思关于小生产者绝大多数都要变为无产阶级的论点不相容，实是各执一端），其本身是非姑不置论，毛泽东同志和很多其他同志确是把这两句话误解了。……至于说党内斗争一定都是（不是说都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本身就显然不符合我们党内以及各国党内历史的大量事实。但是这些说法无论是否受到误解，却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发生了难解难分的因缘。”（《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9-160页）这三个说法毛泽东确实不止一次提到，主要是在文革之前，而且也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想影响来看待的，也并没有上升到作为社会分层和阶级斗争对象的高度上去看待。把这三点作为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支撑点来看待，应该说是胡乔木在事后得出的看法，这三点的背后有一致性：都意味着一种“关系论”的分层认识――一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力量只能是产生于党外和基层的看法；与文革运动的实际结合起来，我们看到这其实是以刘邓为符号象征的“反文革派”的观点，文革初期在刘邓的统一部署之下，到处揪斗“黑五类”――解放前的阶级斗争对象，工作组和各级党委都是组织“保守派”在群众中间“找坏人”，打击矛头向下。非常清楚的是，胡乔木主持起草的这个决议，事实上没有能够针对“文革派”的观点和行动，进行“拨乱反正”。

　　196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二，顽固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如按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他们组成一支军队，有组织地反对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能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更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毛泽东和文革派始终是要把斗争矛头“向上”对准走资派，“反文革派”（包括以刘邓为代表的当权派和各级党委、工作组操纵并组织的保守派）都没有正面反对这个主张，而是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把矛头“向下”去整“黑五类”，文革初期的“抄家”“破四旧”“剪阴阳头”等等“革命”行动，其实都是“反文革派”干的。

　　这个决议还特别强调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如何不公正，在舆论宣传上密集地发布各种控诉迫害的文献。这实际上也是刘少奇的观点，哈军工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辩论的时候，保守派就是拿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依据，认为党的领导就是具体领导，体现为各级党组织和负责人特别是党委书记的领导，所以反对书记、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就肯定是反党。而造反派的观点，党的领导只能体现为正确路线的领导，是体现为多数人利益的要求，党委书记和工作组是否代表正确路线不能事先假定，要经过群众审查才知道。清华大学的“团派”和“四派”的分歧焦点也是：解放前后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到底改变了没有？这个分歧不是个别的，而是系统地反映在文革初期全国各地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怀疑一切”大辩论上。

　　文革派和反文革派双方的分歧有二：解放前的阶级斗争对象是否在新中国仍然作为威胁新制度的力量而存在，在组织和路线的关系上也体现为“路线”和“人”是否可以分开。毛泽东和文革派的观点是：解放前的旧阶级斗争对象不再是反修防修的对象，路线和人是应该分开对待的。胡乔木过分强调“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实际上摒弃了这个“路线”和“人”的区别看待，把对具体的领导人的“造反”认定为“反党反革命”――从而把官员群体认定和政治路线和人民利益的化身，江青在文革期间（1966-1970年）点名批评了172个人（据《共和国大审判》王文正，沈国凡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第132-134页），有些人在被江青点名批评之后受到批判和审查，被认定为要对这些人失去原来的职位负责（即所谓“被打倒”），视为“迫害”和“犯罪”。这一看法，实际上把路线和人一体化看待，把官员们的个人利益和诉求绝对化，为了保障这种利益的需要而把他们自己与共产党和社会制度进行“合法性捆绑”，这样一来，任何反对官员个人的人，都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恢复了“朕即国家”“老子代表党”的逻辑，从而，在根本上取消了共产党内应该存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政策空间。

　　从官僚精英阶层的利益诉求出发，“全盘肯定”和“过度否定”在逻辑上是同等荒谬的，而且不可能证明“全盘肯定”比“过度否定”在道义上和逻辑上具有更高的正当性，除非是完全站在官僚精英阶层的立场上。在这个意义上，过分局限于官僚精英阶层自身的利益和诉求，是不能展示出有价值的批判的――肃清“四人帮流毒”变得遥遥无期。

　　对四人帮的正确批判，不可能在“老子代表党”的简单逻辑上完成，不可能简单地以“全盘肯定”去批判江青“过分否定”来实现，需要更为细致地呈现这些人如何超越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政策界限，如何不正当地剥夺了正确路线代表人的权力地位。由于胡乔木在决议中间，从理论上否定了这一区别的可能，因此在现实中间也就无法进行真正的拨乱反正，而是把很严肃的政治认识的提炼过程，降低为控诉坏人的道德谴责，本质上把“深揭狠批四人帮”这种具有严肃政治内涵的“拨乱反正”要求，降低到土改时期老贫农控诉地主道德败坏式的诉苦，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诉苦基本上是由精英们出场来完成的。

　　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认识出发，核心内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精英阶层对于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强烈诉求，这一诉求可以通过两个不同的阶段性表现来检验：在基本制度变革条件具备之前，精英阶层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消极，将降低制度的运作效率；在适当的条件具备之后，精英阶层将直接追求某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回归。对于这两个不同阶段的认识，反映文革时期的一个通俗说法中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农吃二遍苦受二遍罪。”――这意味着精英阶层对于平民阶层的剥夺，总是要从剥夺政治权利开始，然后以剥夺经济利益来结束。

　　精英阶层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毛泽东在1950年代主要视野集中在“制度的运作低水平”方面，他在党内全力促进工作方法的提炼和总结――例如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农业四十条发展纲要”和“工作方法六十条”等等，在党外主要是通过系列批评运动来促使知识精英实现与新制度和工农阶级更高程度的结合，承担起新制度的“价值普遍化”工作。此时，毛泽东尚未作出精英阶层从根本上威胁社会主义制度的判断。直到1959年，毛泽东从赫鲁晓夫在美国戴维营的表现中间，得出一个结构性的判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薪阶层有着非社会主义制度诉求，并把赫鲁晓夫的蜕变过程作了普遍化的推演，认定中国共产党的官僚精英阶层也将如此，由此，毛泽东得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威胁力量来自党内的结论。这个判断最后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明确表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得复辟危险性。

　　在文革时期，毛泽东虽然认定知识精英也对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兴趣，但是仍然与他们结成同盟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威胁力量――党内走资派。所以，在整个文革期间，知识精英基本上从头到尾都与中央文革保持了很好的一致，不仅在初期中央文革坚定地反对刘邓司令部在知识精英中间“抓右派”的图谋，在文革后期从前参与造反运动的知识精英受到当权派与保守派同盟的打击时，是四人帮而不是所谓的“老干部”出头来保护知识精英，这一历史过程非常清晰。不过在1980年代知识精英重新对官僚精英阶层表示了新的忠诚，作为这一忠诚的“投名状”――知识精英们在文革期间的认识和历史被他们自己作了重新阐释。

　　应该说，文革期间，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和大学教师都是反对刘邓把文革变成“第二个反右运动”的，从而在政治上与中央文革保持了高度一致。季羡林原本是北大“井冈山”组织在东语系的司令，这个组织认为聂元梓是“老保”，他们才更造反更革命，“井冈山”成立的时候陈伯达亲自到会祝贺。巴金这样的人，虽然极力希望通过否定文革来取好于官僚精英阶层，以积累政治资本，但也不得不很委婉地提到自己曾经搞过“遵命文学”；巴金的说法，在北大的周一良教授那里得到了更清晰的解释，因为他曾经参加过“梁效”写作组，而梁效被认定是四人帮的写作班子，这样的“污点”无法透过常规方法“洗干净”，所以他得别出心裁，他给自己的回忆录命名为《毕竟是书生》，这个很好理解――我只是一介书生，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为他所参与的政治过程承担责任，考虑到这个前提，对他的批评和指责都明显缺乏足够的理由。在这样的“忏悔”和“改邪归正”背后，标志的是精英阶层――官僚精英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新同盟的结成。

　　同盟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立场和观点要保持一致，所以，很容易理解胡乔木为什么能够通过“批驳刘少奇”来矮化毛泽东，因为知识精英阶层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那个“统一立场”――绝不会依据那些明确的文献资料来反驳他的瞎说；谎言长久地大行其道，需要有特定的政治基础，这得益于精英阶层内部“统一战线”的威力。也正是因为如此，历史的真相不可能不经过历史书写者有意识的“过滤”。

　　四、中国主流学界的高度“革命化”表现

　　在根本上，拨乱反正时期的诉苦运动，确立并规定了中国学术在新时期的问题视野：强势群体的权力和利益正当性是不容置疑的。中国今天学术分析，完全建立在“反社会学”的基础上，其深远的政治渊源就在于此。

　　很多人认为，今天中国学术过分西化，过多地照搬了西方的积累，但是只要一遭遇强势群体的诉求问题，即便是西方学术中间已有的认识，也都被干净彻底地清楚出去了。例如，新制度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间“企业家”（包括政治的企业家和经济的企业家）的作用，他们对于不同制度下所包含的利益反应敏感，并承担变革成本以推动有利于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变革，这实际上要求在分析经济和制度问题时，结合不同社会阶层的利害关系进行分析，但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却排斥这一看法，在叙述中国的改革时人为划分所谓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似乎反对特定政策的人只是认识上很低等，与制度变革带来的利益重新分配没有关系；而赞成变革的人也仅仅是认识上先进，不反映社会上不同受益群体的要求。主体在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的主流学术中间，被彻底地“消灭”了，凡属西方学术中间涉及到有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的主体出场的场合，都被他们选择性地“遗忘”了――或者，进行革命性的理论创新后加以“阉割”掉。

　　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彻底解除对强势群体的惕戒，而把一切社会管理问题都变成对于平民阶层的控制和规范问题，正是在这个关键视野里――对于统治集团是否应该保持足够的惕戒和付出相当的代价而加以制约，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刘少奇等人，也不同于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等人。从这一政治渊源――官僚精英阶层的需要――出发，中国此后的学术演变是两分法：对于被统治阶层学界寻求一种更强大的制约和管理手段；对于统治阶层，学界要求一种完美的制度设计――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寻求一种让好人办好事的、坏人办不错坏事的制度。在历史叙事上，中国精英阶层的不足被解释“制度不好”的结果要“体制”负责，平民阶层“偷懒窝工”是管理手段不够强大――所以要通过弱化工农的地位来强化官僚精英的权力。

　　在完全抽掉了制度变革的社会内涵之后，来讨论所谓的“市场化”制度构建，把具有严格社会内涵的过程变成一个纯粹的“知识论”问题。在谈论民主政治的时候，也仍然如此，似乎民主制度的运作是一种不需要主体的政治。这种在逻辑上否定利益诉求和政治经济制度需要相关联的态度，很难说真的与西方民主理论有什么关系，民主理论的一个基础逻辑就是授予不同的利益以及与利益分配相关联的制度诉求以同等的表述和争取机会。主流学术在叙述模式上，基本上回归到前启蒙时代的“自然法”模式，把政治和经济制度当作绝对真理和自然法则对待，完全无视这些制度从根本上而言是“社会法则”。既然把问题还原为自然法，把问题的社会学内容抽象掉变成一个纯粹的知识论问题，那么在叙述历史过程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就可以公式化了，最后变成一种纯粹的“道德价值分配”：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不是好人，什么人反映了普世价值要求又是什么人违背了这一要求。

　　在胡耀邦和胡乔木们主持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说他们把阶级斗争庸俗化和扩大化，简单化和公式化，无端地把许多原本不是阶级敌人的人指为敌人，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但是，我们今天非常遗憾地看到，中国学界判断人物和是非的标准也同样简单和明晰，同样公式化和缺乏分析，甚至更为糟糕――抽掉社会内涵被作为一个潮流――从根本上排斥了进行分析的可能。最后也变成了一种最简单的态度认定：你对市场化改革和一人一票是什么态度。这种被对制度“革命”的强烈爱好遮蔽了分析视野的高明，恐怕不能认为这比四人帮通过庸俗化阶级分析去认定敌人更有价值。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在阶级斗争话语下把利益和特定阶层的关联度强调得“过了头”的话，现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则在反面把逻辑推演到了极端：完全割断了政治和经济运作背后的主体作用和诉求。今天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排斥了一切新制度无法接纳的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在纯粹的“知识论”和“自然法”名义下表现了另外一种狂热的制度革命诉求，他们忽视制度运作的社会主体和现实支撑，把目光集中到一个纯粹的制度本身，从而把个人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需要的出发点、处在不同阶层和地位的不同制度诉求，统统从分析视野中间驱逐出去，这只能在根本上排斥任何严肃的理论分析本身。这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除了在中国实现“革命性”的制度变革感兴趣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学术兴趣。从而把他们的学术工作界定为追求唯一的科学真理和普世价值的工作，普世价值和真理都是唯一的，所有在真理之外的认识都是谬误，都不存在丝毫的正当性，从而都应该被排斥在观察视野之外。

　　尤为可笑的是，毛泽东时代有些人把阶级分析简单化到认定知识精英（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官僚精英阶层（所谓“走资派”）时刻谋划“资产阶级复辟”，把他们视为背弃工农利益的必然代表来看待；今天，中国的精英同盟（所谓“铁三角”）根本拒绝呈现精英阶层不同于普通工农的独特利益诉求和制度诉求，把损害工农利益的变革过程包装成为“真理运动”和“普世价值”的实现过程而不容置喙，拒绝考虑任何性质的补偿和利益调整。正如人们所常说的――两极相通，极左极右的两极在逻辑上原本没有差别，两种极端观点的分歧仅仅在于：对于中国强势群体的独立利益诉求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最极端的阶级斗争鼓吹者是要人们把眼光一刻也不离地盯在“强势群体”身上，今天的主流知识精英们则反过来创建一种“无主体”的学术，强行要求人们根本不看强势群体的一切作为，从而把眼光集中到“好制度”上。毛泽东时代的极端思想是全盘否定他们的利益扩张诉求，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们则延续官僚精英阶层的意志，通过否定和掩盖一切关于强势群体的权力和利益扩张过程的叙述，把强势群体的特殊诉求用“真理”和“普世价值”等名目包装起来以反对一切分析、反思和批评。结果在反面印证了那个最为极端的判断：中国如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绝没有第三条道路。

　　与中国今天的主流知识精英相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显得那样“保守”――他搞“反修防修”终究不过只是关心一个现存制度的运作效率和生存问题；而今天的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却是真正革命的：他们毫无妥协地要求一个别样的明天，已有的巨大变革还远远不能符合他们的意愿，他们对于一切着眼于完善和修补的细小措施都不屑一顾。

　　华盛顿大学教授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在《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一书中间总结苏东地区的知识精英表现，这正可以拿来与他们在中国的“同类项”进行对照：“知识阶层的精英已经将自己由战后早期阶段时的前一制度的热情辩护士，改造成为最激烈地抨击那种制度的反对派。只不过他们这时又变成了正在东欧地区兴起的另一种病态制度的最狂热的支持者，这种病态制度就是那种由外国资本加本地劳动组成的奇异资本主义。”按照巴金的“遵命文学”论和周一良的“书生论”逻辑，知识精英原本可以“两边倒”的，是可以对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个官僚精英群体保持“真诚欢迎”态度的，而且其态度越是鲜明和彻底――或者狂热――就越是能够表现自己“立场坚定”，从而就有资格成为新制度和新统治集团可以信赖的辩护士。

　　二○○七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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