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文化沙龙
主题：点评《色·戒》事件（中午12：30播放相关电影《第四十一个》）
嘉宾：张宏良、郭松民、李北方、老田、赵月枝、韩德强等
时间：2007年11月25日星期日下午2：30——4：3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书社
网站：http://www.wyzxsx.com 电话：010-62760856
主办：书社 左岸网站（http://www.eduww.com)
说明：2007年11月11日举办了一次点评李安《色·戒》的文化沙龙之后，从网络到纸煤刮起了一阵妖风，对于这次活动的情况进行了恶意的歪曲报道和妖魔化的评论，围绕李安电影《色·戒》形成了一个事件。其中表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为此，我们再举办这次沙龙，从多角度点评这个事件。欢迎负责任遵守基本职业道德的媒体界朋友关注并参加讨论。因我们的周日活动惯例都是面向会员和学生的，参加这次的媒体界朋友只要联系我们提前预约都可以参加。如果报道，请尊重事实即可。预约电话：010-62760856。
下面是韩德强发言，已经本人审阅。
韩老师：
今天《色•戒》为汉奸翻案现象的出现，我先撇开经济上的原因，文化上的原因是要推及到八十年代去。八十年代初，为了推动改革开放，曾经有一个义利之辩，潮流人士主张“义”在“利”中，有“利”就有“义”，把“利”这个东西达到社会最高点，其实已经是埋下了后面所有问题的根源。谁说利要服从义，谁就是僵化、极左、保守。于光远先生讲，要一切向钱看。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在于光远先生的表述当中，实际上已经把所有的汉奸分子和腐败分子都给呼唤回来了。
后来，于光远一类的主张通过大学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传播，也成为媒体的标准思维方式。认真起来，西方经济学就是一个“奸”经济学。对于弱势民族而言，那些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往往会偏离本民族的利益，去服从于这个世界上最强势民族的利益，就是这个民族的“奸”。《色•戒》无非是汉奸，实际上你还可以发现菲奸，泰奸，马奸，埃奸。总之，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的逻辑，你只要服从强势文化，追求强势利益，一定会走到背离大多数公众利益的地步上去，一定是各种各样的奸。
为了把“利”突出起来，我们当时有很多理论去配合呼应。比如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把人格区分成本我、自我、超我，把本能和欲望强调为人的本性，这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道义，所有的历史都抛掉了。所以，弗洛伊德是为所有的“奸”和“腐”作了心理学论证。为了配合对弗洛伊德的论证，实际上我们还顺便把朱熹给做了歪解，说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多么可怕！人欲咋能灭掉呢？存天理，灭人欲，这不是违反本我的冲动，本能的需要，这不是扼杀人性吗？所以说朱熹是扼杀人性的，佛洛依德是解放人性的，汉奸是解放人性的，英雄是扼杀人性的，整个逻辑就是这么来的。
我想进一步做一个解释。当诸位能够上大学，当诸位能够讨论问题的时候，诸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水平一定高于我们的小学同学。当诸位能够坐在这里去思考一些复杂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存天理，灭人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是“存天理，灭人欲”，存“人上人”的天理，灭他当下的各种欲望。也就是说，为了一个长远利益灭当下的利益，这是人的特征。把当下的利益给膨胀了，去灭长远利益，那是动物的特征。所以说，整个西方文化是一个动物文化。他们推崇感官享受是动物文化的特征，他们所谓弱肉强食也是动物文化。再进一步推理，究竟是这种弱肉强食、解放本能的西方文化是文明呢？还是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追求长远整体利益的中国文化是文明呢？只要如此提出问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文化是文明的，西方文化其实是野蛮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观、文明观从头就搞错了。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讲过，说资本主义的文明摧毁了野蛮的农村，愚昧的农村，其实马克思这个说法里就包含了西方文明的偏见，就是西欧中心论。
有人可能会说，无论如此，就算西方文明是野蛮，但是，西方文明眼看着席卷世界，这个弱肉强食的逻辑要席卷全球，你不服从它就要被它消灭，所以，中国人如果不把自己变成野蛮人，就无法与西方对抗。不错，这大概就是中国近百年来走过的历程，不得不西方化，不得不野蛮化。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事情可能到了一个转折点了。西方弱肉强食的逻辑，可能要把地球毁灭掉，把人类毁灭掉。所以，刚才周先生的发言，我的感觉他缺乏一个全球视野，缺乏一个历史视野。工业革命至今220多年时间。就在这220多年的时间里，就把我们地球上数亿年时间里存储起来的石油、煤炭和各种各样的资源都给消耗光了，把地球一个均衡的生态环境给破坏掉了。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是文明还是野蛮，究竟是给人类带来繁荣还是毁灭，这实际上是更加值得争议的问题。我是从头就批评马克思的这种西欧中心论。什么叫历史秩序？如果秩序将导致人类毁灭，那我就反对这个秩序。如果这个秩序实际上是把人类社会变化成动物世界的，那我就反对这个秩序。更何况，所谓的历史秩序，其实是某些理论家想像中的历史秩序，是强者威胁弱者的理论武器。
所以，周先生的统一和谐理论，看上去是接受了东方佛学的影响，但他骨子里却是弱肉强食的理论。非常遗憾，这一套西方强权理论，历史秩序理论，部分地也被马克思接受了。为什么面对《色•戒》这样一部汉奸电影，我们今天反对起来会那么无力，而支持者却似乎振振有词，就是因为我们所接受的西方的十八世纪以来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哲学，全是一套弱肉强食的哲学和理论，因而不可避免地是一套活命哲学，是一套“X奸”理论。这套理论在我看来全是伪科学，今天的整个社会科学在我看来就是伪科学。我的书和文章基本上都讨论这个问题。进一步说，西方的思想家，从霍布斯、洛克，一直到卢梭，到后来萨特，一直到德里达、福柯，这个系列的人在我看来通通是没长大的小孩，在用小孩的眼光去看一个复杂的成人世界，它整个就是一个解构和歪曲。
总之，“X奸”文化有它非常深厚的学科根源。我们从小起在感情就接受了英雄文化，但在学理上接受了“X奸”文化。当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流行的时候，当腐败分子“前腐后继”地倒下时，其实就是“X奸”文化在发挥作用。假如说哪天中国成了世界上的强国，我们用这套理论，同样可以在美国找到“美奸”。
为什么西方文化会演化到这个地步？西方文化的核心，其实是把本质和现象分离开了。分离了本质和现象就可以颠倒是非黑白，这是核心中的核心。
假如说，我是一头猪，你是我的主人。我怎么看你？我觉得你太好了！我要吃，你给我送来吃的；我要喝，你给我送来喝的；猪圈脏了，你打扫；整个是我的小保姆。从1月份到9月份，如果有第三者来对这头猪做问卷调查，做统计访谈，肯定认为这个主人是个好主人。如果说这是一个猪群的话，可能有些猪认为主人好一点，因为它抢的食比较多，有些可能抢食的能力少一点，它就觉得主人偏心，但是统计平均数字，一定会认为这个是好主人。
老实讲，主人到底是什么动机，从猪的角度无法看清楚。哪天真的要杀猪了，来的是两个屠夫。主人根本没出面，猪们还以为是来了两个强盗。主人一直是好主人，因为你从现象上推不出主人是坏主人来。所以现象到本质这个通路就被堵死了。谁知道本质，主人知道本质。当然这个时候两头猪可能在商量，主人可能是要杀我们，但是一般来讲它有一个养育期，如果他9月份要杀我们的话，为什么我们一定要3月份跑？为什么不能拖到8月底再跑？能不能把所有的饲料都吃了，又不会被他杀了？大家不要笑，这就是炒股票的逻辑。你知道股票一定要跌，关键在于什么时候跌。股民和操纵股市的庄家之间就在玩这个游戏。本质，股票什么时候要跌不知道，我们只能猜测，比如说它是9月份要跌，我8月15号要抛。因为这样比较安全，因为快到顶的时候跑不出来了。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这样的。比如两头猪一商量说，我们把饲料吃到8月15号，这可以吧。可是，没准5月份家里来了一个客人，这就麻烦了，可能立刻就把你杀了。
有意思的是，猪圈里有一头聪明猪，拿着摄影机来拍猪群的生活电影，如何性交，如何相爱。看！猪们生活得多好，干吗非要跟主人对抗，干吗非要去思考有没有一个什么主人，它什么时候要杀我们。为什么不能快快乐乐地过把瘾就死？这样，皇民史观就出来了。当我们的生活已经猪化的时候，很难拒绝汉奸哲学，很难拒绝汉奸电影的诱惑。这时候，谁指出这一点，谁就是违背多元化潮流，谁就是有专制倾向，谁就是搅了猪们的清梦，谁就是没有“猪性”。
西方有一个哲学家叫康德，他写了一本书叫《纯粹理性批判》。他认为，人的理性就不能够从现象推断出本质来，就像猪不能够推断出主人的本质一样。人生活在现象当中，本质是属于彼岸的世界。此岸到彼岸之间有一道鸿沟，所以我们就不能够从此案通向彼岸，我们只能够停留在此岸，停留在现象界。所以，我们搞研究只能搞实证主义研究，不能去推论本质。一推论本质，你就是独断论。实证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方法论。我们大家用统计数字来说话。一旦你从主人在磨刀推论主人要杀我们，那就有属于“有罪推定”，有“诛心”之嫌，有独断论之嫌，有专制之嫌。一旦某一头猪通过主人磨刀推断杀猪在即，就可能在煽动，猪圈马上就乱套了，快乐生活马上就被搅黄了。
所以，清醒的猪就是猪群中的专制者，清醒的猪就是僭越，就是妄断本质，妄断主人。这样，康德就我们从现象推断事物本质的能力否定了。否定之后，大家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做猪了。《色•戒》这样的电影出来。有人说，这是汉奸电影，有人说这是爱情至上，这是叫多元化。有的猪想当汉奸，有的猪想当日奸，有的猪想当美奸，有的猪爱情至上，有的猪性交至上，有的猪金钱至上，无所谓嘛，这是叫自由选择嘛，这叫多元化嘛。奸不奸的，只不过是生存方式不一样。当英雄的不也是为了生存吗？更进一步说，奸和雄之类的区别，那是专制社会的遗迹，是人类自以为能够取代上帝，代替上帝立言的狂妄。
所以，诸位请搞清楚，从康德以后，西方的全部社会科学全都是实证主义的，不能推本质。为什么说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小孩子文化？小孩子看大人就看不到大人的本质。我们只要一换位思考做大人，立刻就找到本质了。中国文化是个大人文化，西方文化是小孩文化。我在这个地方说清楚了吧，我不是要诬蔑它，这就是学理上的问题。许多人知道福柯，德里达，很多左派是非常推崇他的。因为福柯、德里达这些人确实把社会给解构了。监狱当然是监狱了，那家庭是不是监狱？也是监狱。道德是不是监狱？也是监狱。更进一步，语言也是监狱。没有语言，我们就没有联系。没有联系，就有自由。有了语言，有了联系，人和人就互为监狱。这个解构非常特别，怀疑到了极致的地方。这么彻底的解构是什么眼光？实际上是小孩子的眼光。你可能怀疑大人居心不良，生出来是为了杀你。所以，福柯的眼光是怀疑一切的小孩子眼光。你站在大人角度，我是为了抚养你，我们形成一个和谐社会。大人是可以有和谐社会的思考的。小孩子会怀疑一切，小孩子发现不了本质，不能做换位思考。当然，按康德的理论，换位思考就意味着独断论。
西方文化这样一个本质，此前我认为我们搞得不太清楚。我们以为西方是文明世界。实际上西方真正文明的是工具。所以，德国人把文明和文化两个分开了。德国人强调文化，不强调文明。因为文明是工具的概念，文化是人的提升。所以，他要强调德意志的民族，德意志的精神。我们今天实际上也可以把这个分开来。文明只是工具文明，不是价值文明。工具文明完全可以只是猪的文明。价值文明才是根本的问题，才是我们人之为人的特征。所以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不单是中国文化受到了污蔑，西方的传统文化难道不也受这种物欲横流文化的冲击吗？如果你在西方做一个牧师，做一个教徒，你一样会感受到物欲横流的文化对宗教价值观的颠覆。所有古代文明都希望人抑制欲望，扶弱抑强，这就产生升华，这就出现人。只有西方近现代文化说要解放欲望。汉奸不就是把欲望解放了一把吗？它也没什么呀？反思《色•戒》现象，在文化上我认为要反思到这个程度上去，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清醒的认识。
再回过头来说《色•戒》现象的经济基础。当今中国，汉奸和买办这两股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力量，是主流力量。我在想，当年共产党说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什么是三座大山？其实就是当时社会的精英集团。现在有些人出来说，解放前的教授，他的工资是保姆的两百倍。现在对教授还不如解放前对教授好。我想，解放前教授的工资是老百姓的两百倍，那把这个教授杀了一点不冤枉。逻辑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要推翻三座大山？精英集团将绝大部分财富都吸到自己手里去了，那普通人要过好日子，就别无选择，只能把精英干掉，把三座大山推翻。
我们今天的精英又多了。过去我们讲权力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现在出现了姿色精英，就是女色。还有做媒体的，纸本家，为精英集团巧取豪夺百般辩护。也就是说，现在有五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至于说这五座大山高度是否不如解放前的三座大山，是否还有一些可取之处，这另当别论。但是，如果这五座大山没有任何自我反省能力，一味责怪老百姓仇富，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又将陷入轮回。你可以说，这是暴力倾向。但这个暴力倾向，老实讲真不是我的暴力倾向，而是人民的暴力倾向。人民为什么有暴力倾向，是因为这五大精英集团，他们天生有日常暴力倾向。我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日常暴力，自由贸易的理论形式上的平等，实质上是不平等的。背后就是一套暴力的逻辑，自由贸易背后是有枪炮做基础的。
所以说，《色•戒》有广泛的经济基础的。比如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当他只愿意采购外国机车，而对改进本国机车兴趣不大时，我看就属于《色•戒》的经济基础，属于新一代的汉奸集团。再比如，当龙永图认为，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分部就是中国公司时，我感觉他就是新一代汉奸集团的新闻发言人。至于说李安这样一个导演，只不过是汉奸集团的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宣传工具。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个话可能说得稍微重了一点。
汉奸集团不仅是一个经济集团，恐怕也一定程度上也已经是个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对中国政治的操控影响能力有多大，我还真的不清楚。至少现在确实没有实证统计去评估，我只能从本质上去推断它。实际上我个人看来，历史是需要重新评说的。我想在座诸位都知道《动物庄园》的故事。这跟我刚才讲的猪和人的故事很相似。但是《动物庄园》的故事是用来批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的，说那个社会是猪和人的故事。但是得搞清楚，文革要干什么？文革是希望每一个老百姓来讨论政治，每一个老百姓来关心政治。这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其实中国社会政治透明度最高的时候，还真的是在那个时候。你可以说乱，但是特别透明，把所有的将军、元帅、领袖的隐私，和他们平时谁对谁说的话，通通都通过大字报、小字报都给张贴出来了。如果说有两个主人真在那里说悄悄话，说什么时候要宰那个猪，立刻就被揭发出来了，要搞清楚这样一个基本问题。
我进一步在思考，假如说，主人真的是以养猪杀猪的心态对待猪，他会不会让猪去思考？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毛主席经常告诉大家，不光要埋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抬头看路就是看主人在想什么？没有哪一个真想杀猪的主人，要让猪去提高阶级觉悟的。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希望人人做主人的社会。至于说我们最后有没有做成，是另当别论。人人做主人，会不会形成霍布斯说的，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造成社会动荡，那也要另当别论。诸位，人人做主人，就有可能使得社会出现无限多的主权者，主权者之间会相互交战，有可能陷入到我们不愿意过的一种状态当中去，但是那真的是人人做主人的状态。背后涉及到西方政治学，霍布斯和洛克的争论。
我甚至在进一步反思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要害是以人权反神权。如果这场运动只是推翻当时的天主教体系，这个我是基本同意的。但它同时也否定了任何上帝的存在，否定了任何神性的存在，否定了任何善良与道德的存在，否定了通过现象推断本质的可能性，那文艺复兴就走过头了。这样的文艺复兴就意味着把人的兽性部分强调成为人性，就变成了兽性复兴的潮流。当我们在这里讨论时，李安甚至可能将《色•戒》想象成当今社会的文艺复兴，从而产生历史的进步感和自豪感。当然，我估计，李安并不知道，他与文艺复兴的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妙，无非是将人的动物性说成是人性。诸位，文艺复兴是进步性和倒退性，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人民性和反人民性同时存在的一种运动。我们只知道它其中的人民性、正义性、进步性，我们不知道其中的反人民性、反正义性。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整个西方的历史。诸位要是去注意的话，我已经有一些文章去反思这个问题。
反思得越深入，问题越复杂。但是没有办法，谁让我们想做主人呢？要做主人一定要想得越来越深刻才行。没有办法！你要是不深刻，你只能看穿一层主人，看不穿更高一层主人，再高一层主人你就更不知道了。什么是主人？主人是社会的本质。我们必须要透过层层社会现象，去寻找社会本质。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正义的力量总是一步一步落入陷阱？为什么总是受强大的外部力量所包围？
上帝有没有、好不好？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耶稣当年想救人类，想救他的民族，我认为这是真诚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你不能把所有人都看成流氓和小人，你不能说耶稣要救人，其实是要奴役人。当你这么想问题的时候，你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我们对耶稣这么去想，我们对毛泽东这么去想，我们对所有善良正直的人，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时候，就会出李安，就会出《色•戒》，我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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