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民粹”，还是民族魂魄
昆明池
动人心魄的激情
当前最引人注目的，当是围绕“藏独”、奥运火炬传递而展开的分裂、羞辱中国与捍卫中国尊严、护卫奥运火炬的激烈斗争。从达赖集团策动3.14西藏暴乱，到奥运火炬在英国、法国、美国等地传递时遭到的严重干扰，再到美国CNN对中国人民的破口大骂、《德国画报》等西方媒体毫无顾忌地拼接图片、捏造新闻，反华辱华，造谣毁谤，这一切的一切，使全球华人不得不同仇敌忾，愤而反击，自发地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爱国运动。尤其是背井离乡、客居海外的同胞们自发筹资宣传奥运、反对藏独、捍卫祖国尊严的斗争更是可歌可泣！在国内，昆明、合肥等地也掀起了抵制“家乐福”的斗争。
在经济被尊为至高无上的“九五至尊”、对外力主“韬光养晦”的大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激情已经被严重消磨，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须臾不可离开且相辅相成的“激情”与“理性”，二者的天平，已经严重倾斜于注重实惠的“理性”一端，“激情”不仅正在变得可有可无，而且还要时不时承受那些主流精英们的污蔑与毁谤。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之下，能够出现目前这样大规模的可歌可泣的爱国运动怎不催人感泣！
两种声音两个立场
如同对任何事物不同的人都能做出不同判断一样，对于海内外华人的爱国行动，目前也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
一种声音是以张宏良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奥运圣火：点燃了21世纪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
他的看法来源于对目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分析与判断。他认为，2008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陷入了一系列劫难之中：天上，美国数百架最先进战机调往中国周边十大军事基地，轰炸面积能够覆盖中国大陆每一寸土地；海上，世界最强大的核潜艇全部集中到亚太地区，数个美国航母战斗群迫近台湾海峡，对台独322公投进行军事护航；陆上，美国操纵藏独分裂势力发动暴乱，美国媒体再用妖魔中国的惯用手段，在全世界掀起反华浪潮；美国国会连续通过一系列中国决议，完全是以宗主国对待殖民地的态度，强迫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和接受台独事实；日本乘机宣布对一直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和东海资源的主权，其他那些一直觊觎中国领土的国家也蠢蠢欲动；国际反华势力在奥运圣火传递路线上层层设伏，企图把奥运圣火的世界传递，变成羞辱中华民族的在全世界游街示众；与西方国家肢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图谋相配合，以美国鹦鹉为主的国内改革精英，在加紧推行经济殖民化和政治买办化改革，为迎接“清兵入关”进行积极准备；《南都报》《中青报》等国内媒体直接打出了反民族主义和反民粹主义的政治旗号，公开宣告了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坚决为敌的政治立场，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创造思想舆论环境；与此同时，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买办资本更是沆瀣一气，制造股市暴跌，推动通货膨胀，试图从社会内部制造分裂力量，把藏独暴乱现象推向北京推向全国……，以此迫使中国在经济上为西方国家信用危机买单，在政治上接受把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的政改方案。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虽然不见刀光剑影、炮火连天，但是其严重后果，远远超过当初八国联军入侵和后来的八年抗战。
张宏良先生对海内外华人爱国行动的评价，字里行间充满激情，字字珠玑，句句滴血，笔者不忍割爱，权当弘扬：而当前的爱国运动正是在中华民族再次面临生死危亡的紧急关头，由远离祖国的海外游子长啸震天、勇敢亮剑，打响了保卫中华民族的抗战第一枪！从反抗西方媒体对中国铺天盖地妖魔化的各自为战，到自发组织起来护送奥运圣火，再到国内互联网响彻云霄的声援浪潮，宣告了被催眠30年的东方巨龙终于再次醒来了！海外游子奋力捍卫的已经不仅仅是奥运圣火，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血脉！看着那奋战在异乡他邦的一张张青春的面庞，看着那风雨中毅然前行的一副副稚嫩的肩膀，祖国人民的泪水不禁滚滚而下，这是自豪的泪水，是骄傲的泪水，历尽艰辛而不忘祖国的海外游子啊，祖国感谢你们！祖国为拥有你们这样的优秀子孙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你们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华民族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打垮和瓦解的伟大民族！特别是第一次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血脉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割断的，无论是国籍、绿卡和护照，无论是美元、欧元和英镑，都无法割断中华民族的伟大血脉！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变换什么身份， 血管里流淌的，心之向往的，魂牵梦萦的，都将永远只是那两个简单的方块字：中国！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尽劫难、饱经忧患而依然能够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奥运圣火将围绕世界传递一路，反华势力将会千方百计破坏一路，海外游子将会奋不顾身护送一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以及这一伟大精神凝成的能够把世界带入大同的东方文明，也将伴随着海外游子的爱国行为而传播一路。最后，当奥运圣火终于回到北京时，我们迎接回来的已不再只是熊熊燃烧的奥运火炬，而是再次觉醒的伟大民族精神和光芒四射的东方文明。
另一种声音则是来自主流媒体的污蔑与引导。这里最著名的当属《南都周刊》副总编辑长平。该君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刊文：“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大肆咒骂与污蔑。当然，也正是由于此，《美国之音》2008年4月12日发表《南都周刊副总批政府限西藏报导受网民攻击》，表彰他在“捍卫新闻自由”、“摆脱政府控制”、“促进社会民主进步”、公开挑战质疑西藏暴乱打砸抢烧杀事实真相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并旗帜鲜明地宣布：“南方报系代表了中国媒体未来的方向”。一同受到《美国之音》表扬的还有：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原《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兵、王又锋、沈宇哲等。李大同受表扬的原因是，这位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认为：“南方的报系在很长一段时间来是中国媒体里最具有个性的一个媒体群。他们正努力地在所有的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上发出自己媒体的声音。我想他们代表了中国媒体未来的方向。”而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兵、王又锋、沈宇哲等受表扬的理由，同样离不了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诬蔑与诽谤。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兵认为，在中国国力强大、对世界开放以后，中国人一方面呈现出世界视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比如说，对海外记者，拿起电话就破口大骂，这就是一种义和团的做法……这个民族现在的这种心态就使人觉得很悲哀。”沈宇哲的署名文章评论说，“这种接近歇斯底里地反扑给外界的印象莫过于文革又回来了，那个争相攀比谁更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年代又来了。”他为长平辩护：“长平只是发出了一个中国新闻工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善意提醒，是警惕国人勿要醉心于仇外的民粹嘉年华中。”
上述人物当属公开表露这类观点的领军人物。具体到如何看待或引导国内民众自行发起的“抵制”法国零售业巨头在中国的家乐福连锁店的活动，则又有一些知名人士利用强大的主流媒体影响力，来对民众进行“教育”。4月16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消息：“白岩松反对抵制家乐福：别拿别人错误惩罚自己”，副标题是“著名新闻人反对抵制家乐福。消息还引用了贺延光的现身说法：我也曾是个愤青，我不抵制家乐福。为了说明二人的身价，消息开篇说道：“贺延光，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中国最知名的摄影记者之一。白岩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中国最知名的电视人之一。这两天，他们都在网上发表了反对抵制家乐福的意见。”
此外，正面“引导”之声也不绝于耳：建设好国家是最好的爱国呀、把爱国热情用到具体工作中去呀，爱国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呀，等等，大同小异，不一而足。
凡事都要有一股气
那么，海内外华人的爱国激情究竟是不是不讲理性的傻帽儿、愤青呢？
笔者没有那些主流精英们的“学识”，但一直认为这个“激情”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甚或是为人处世，都是万万不可缺少的。据笔者理解，这个激情，就是人们的精神，秉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里的“精神”也有“激情”的含意；人们说某人秉性很硬，同样也有这层意思。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气”。
凡事都要有一股气。为文者，有“文气说”，韩愈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说作家写作时仿佛有一种气，这种“气”充足了，便会达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境界。为武者，则又有“一鼓作气”之论。即使普通百姓也有“人活一口气”之说。
作为人的品格范畴的“气”则是立身安命之本、个性特征的标志。比如书生气与汉子气，就是其两端。在常人心中，书生气与汉子精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前者过细，如过于拘泥小节，好咬文嚼字，认个死理；后者较粗，虽遇事无惧无畏，宁折不弯，但“硬”中带有鲁莽。二者风格差异多大我们且不去管它，但我总觉得它们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首先，他们都必须是一个正直的人；其次，他们又必然有敢于直言的品格；三是他们说话办事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正如大家常说的“无欲则刚”。所以，我们强调的书生气与汉子精神，不是常人心目中无意义的咬文嚼字和讨厌的繁琐论证，也不是不拘小节、缺乏理性的莽撞大汉，而是一种风骨，一种不屈不阿不苟不随的气节。南宋谢枋得的一句话可以拿来作为一个概括。那就是：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据此，不论书生气的典型，还是汉子气的代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史册上都不乏光耀千古的人杰。
唐太宗治政大体上是清明、注意纳谏的。但恰恰出了一个酷好“咬文嚼字”的魏征，随时随地监督他的言行。一旦有误，魏征就必然要给他个有错必究，甚至有时弄得太宗下不了台，十分恼怒。当时，皇权至上。不论是否犯法，只要皇帝不高兴，对你来个革职查办乃至砍头，也是寻常小事。然而，魏征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仍然不依不饶，我行我素。
书生气十足的还有一个徐有功。武则天称帝后，惧怕大臣不服和谋反，信用酷吏佞臣，重赏鼓励告密，一时冤狱遍起，人人震恐，莫敢正言。然而，徐有功则无所畏惧，与盛怒的武则天“数犯颜争枉直”。“左右及卫仗在廷陛者数百人，皆缩项不敢息。而有功气定言详，截然不桡。”毛泽东读了《新唐书》这段文字，逐字加旁圈，每句末都加了套圈，天头上画了三个套圈。他感慨系之：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我看，要论敢于较真、敢于犯颜直谏，魏征、徐有功当是书生气的典型。要论汉子气的代表，古代要数项羽，近代当推鲁迅。
项羽的失败，当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他的死，却是历史上最壮烈、最壮观的。当他兵败乌江，一位亭长要渡他过江，他不肯。反而把战马送之。“令骑者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被十余创。”当在重重包围中发现有熟悉的面孔时，项羽坦言面对：“我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遂自刎而死。其英雄气概，真可谓动天地，泣鬼神！国人虽习惯于“败将不言勇”的思维定式，独项羽是个例外，他永远都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即使在那动辄得咎的封建社会，身为汉室史官且身陷囹圄的司马迁，仍然把他的传记列在帝王本纪。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更是千古绝唱。
鲁迅的铮铮铁骨，也是世人永远敬仰的。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摧残下，他以“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它、惧怕它。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永远都是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所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人们学习的榜样。
有书生气，具汉子精神者，一般都有几分“傲骨”。诚如韩愈所说，“烂死于泥土，我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墨子也说：“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但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这个品性，又使他们常常“位卑未敢忘忧国”。所以，如果把书生气，汉子精神仅仅理解为一种个人处世态度，未免太狭隘了些。它们又何尝不是一种民族精神，民族魂魄呢？
决断国家大事不需要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比较
面对盛气凌人的权威与名人的训斥与引导，笔者想回敬他们的一句话是，我们所主张的“气”，并不排斥“理”，甚至是大情大理的高度统一、完美结合。
记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凡事有大道理与小道理，小道理被大道理管着。什么叫大道理？那就是在国家根本利益面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敢于挺身而出，就是大道理；而自己一方面敛气息声，当缩头乌龟，另一方面对广大民众的奋不顾身的爱国斗争，横挑鼻子竖挑眼，摆个权威、学者架子，品头论足，颐指气使，则什么道理也没有。所以，这些人鼓吹的“理性”决不可能是大道理，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比较。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有谁可以寻觅到这些“理性人”的身影？他们所要做的仅仅是躲在阴暗的书斋里或角落里，用算盘珠子拨拉仁人志士爱国斗争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利害得失！
于是，这些长于以己度人的各路权威们，不可能不竭力反对海内外爱国民众的爱国正气、民族之气，因为他们没有，同时也不配有这种昂昂正气。他们所担心的只是民众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会不会破坏他们与国外势力的利益结盟。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西藏暴乱老百姓遭到打砸抢烧杀，他们不着急；奥运火炬传递时中国受辱，他们不着急；藏独暴徒对残疾奥运女火炬手施暴，他们不着急；海外反华势力公然策动西藏独立肢解中国，他们不着急”，而一旦海内外华人团结一致和平反击了，他们就不失时机地跳出来“教导”民众要“冷静”、“理性”，甚至大骂海内外华人的爱国热情是“极端民族主义”、“文革又回来了”、“暴民”、“以偏见对偏见”……
在这场反对藏独、保卫奥运、捍卫国家尊严的斗争中，他们表现如此，在去年我国南方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面前，在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与天灾搏斗的历史时期，这些平时洋洋洒洒、道貌岸然的权威、学者不也是不见踪影、长期失语么？
他们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喋喋不休的理性说教不但暴露了他们的虚伪，更是其骨子里的怯懦，是对国家根本利益的可耻叛卖，是对恶势力的怂恿与鼓励！
在处理经济问题抑或其他一些具体问题时，坚持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比较原则本也无可厚非，但就怕用错地方。如果用来处理国际间重大问题，恐怕就谬之千里，贻害无穷了。
中国人民难以忘记，1999年3月24日，北约悍然发动的侵略南斯拉夫战争。5月8日，美国军用飞机用精确制导导弹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三名同胞死亡。驻外使馆是什么？是国家象征！是国家主权！对于号称拥有世界上无人匹敌的精确制导炸弹的美国 “纯属偶然”的辩解，中国人民没有弱智到缺乏基本判断力的地步。一时间，全国上下群情激奋，抗议声浪此起彼伏。然而，令国人寒心的是，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同样用不小篇幅来劝告国人保持“理性”；随后与美国进行的谈判则是对中国大使馆被炸的经济赔偿问题！
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对于这场侵略战争判若天渊的处理原则，成了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俄罗斯的反应是迅速、果敢的。北约空袭南联盟开始十几分钟，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立即以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名义发布命令，撤回俄驻北约的军事代表，中止俄与北约的合作关系，推迟与北约进行的在莫斯科开办军事联络代表处的谈判。同时，将重新审议与北约的关系。叶利钦总统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南斯拉夫主权国家的军事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是北约想身穿“世界宪兵的制服，进入21世纪的实际尝试”，这是俄罗斯“永远不会同意的”。如果战火扩大，俄罗斯将为保护自身和欧洲安全保障采取回应措施，包括军事措施。尤为令人称道的是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里马科夫。当时，俄罗斯正处在深度经济危机之中，急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3月23日，普里马科夫出访美国是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重要步骤。然而，在访美途中，当他获悉北约已下令对南联盟进行大规模空袭的消息后，他不惜使急需的国际贷款成为泡影，甚至不顾对俄美两国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而是立即做出了在俄美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重要决定：中断对美国的访问，掉头回国。
然而，令人汗颜的是，北约侵南战争爆发之后不久，1999年4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仍然坚持访美，下机后竟拱手作揖，说是此行就是要为美国人民消消气！为了消这个“气”，他与美国在能源、环保、民航、电信、化工和医疗设备等领域一下子签署了价值24亿美元的商务协议。之后不到一个月，美军就以精确制导炸弹通过轰炸我驻南使馆还了一份儿“厚礼”！遗憾的是，中国人民心中之痛尚未隐去，2002年10月，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再次赴美，与美国13家企业签署涉及石油化工、电信、能源等领域的5个合作项目，共计47亿美元。时隔一年，2003年12月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美前后，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先后组成4批采购团，分别于2003年11月、12月和次年1月、2月赴美，前三次签约金额分别达67亿、24亿和23.2亿美元，最后一次为100万吨粮食。
从这一点看，过多强调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比较原则，不正是毁掉我们泱泱大国千年英名的罪魁祸首么？在大国政治游戏中，“弃权专业户”永远也不可能给人“伟丈夫”形象，甚至国人也难免为此蒙羞!
气之盈亏决定着国家荣辱盛衰生死存亡
在国家根本利益问题上，津津乐道于“理性”，甚至用“理性”贬斥“激情”，必将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气亏”。一个人“气亏”，中医理论认为，亏的是“人体的根本之气”；而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亏的是尊严，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气亏”的结果是，轻则受欺辱，重则亡国灭种。古今中外，能够让世界感到震撼的，永远也不可能来自“理性人”的理性说教，而恰恰是一个民族壮士断腕、视死如归的精神与气魄。
在我们谈到中华民族遭受洋人欺凌，论及我们落后的原因时，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落后就会挨打！”
落后确实挨打。但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么？我看未必。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先进与文明终究要战胜落后与愚昧。但在具体的历史时段、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之间，则常常使这一规律出现尴尬。
先看看我们的宋朝。
关于宋朝，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最多的字眼是对外割地求和、屈辱退让，国内积贫积弱、腐败堕落，全然一片不堪回首的景象，而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硬指标上，人们则又可以得出结论：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明、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创新成果最多、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一个朝代。邓广铭先生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在许多方面“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史上，它的声名则更加显赫：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中说：中国宋代“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论生产关系，宋朝甚至远比唐朝还要开明。唐时虽然政治经济的发展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居民居住区和商业区严格分开，虽然有利于管理与统治，但不利于民生与经济发展。而北宋虽然也曾试图恢复“坊市制度”，但最终还是做出了有利于民生与经济发展的选择，都城东京的居民可以面街而居，开设店铺，以至形成商业街，最后，使商业街成为主要的贸易场所，使“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美国学者L•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宋代“坊制”的突破，集镇的兴起，使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产量加大。当时，东京开封已有6400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和近万家小商贩，围绕城市和交通要道还逐渐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市。正是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和自由人口的增多，使工商业所占比重超过了农业，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一举改变了千年不变的农业为唯一主体的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并最终把宋代城市送上了大规模发展的顶峰。这个制度变革也随之成了世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母体。
然而正是这个在全世界都数得着的先进国家，先是被比它野蛮、落后得多的金国所灭亡，后又被同样对宋朝不可望其项背的蒙古民族所取代。
再看看清朝。甲午海战时，中国海军装备并不落后，北洋水师的舰船吨位和先进程度位列世界第四、亚洲第一，比日本还要强些。应当说当时物质上、技术上落后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挨打的应该是日本海军。然而，一仗下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争结局是签订割让台湾、赔偿巨款的《马关条约》。相反的事例是，鸦片战争时，同样面对西方列强的长枪利炮，广东三元里人民不是用大刀长矛杀得侵略者哭爹喊娘么？
对于宋王朝与大清国的覆灭，不管历史学家总结出多少原因，实际上都有一个“气”的问题。尤其是取决于国家的代表者——当时统治阶级的“气”度，有没有壮士断腕、视死如归的胆略与气魄！
难道说，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的不正是这些吗？对于那些将广大民众爱国热情诋毁为“愤青”、“民粹”、“极端民族主义”，呼吁将民众爱国热情引导到所谓的“理性”轨道的人们，我们还不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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