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究竟是谁煽动情绪？究竟是谁似是而非？
2006年3月31日《第一财经日报》刊登《吴敬琏：支持过去改革方向的就是主流经济学家》，其中一段话注目： 对于国有银行是否被贱卖，吴敬琏教授说“我觉得最近以来常常如此，提出一些很抽象的说法。研究经济最好是具体来分析，抽象说明能够煽动情绪，能够给人以“似是而非”的满足，但是无助于真正地认识问题所在。”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煽动情绪，是谁似是而非？这里，我们就看具体事实： 吴敬琏教授说：“之前国有银行，我们搞了许多年，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这样一个银行让投资者怎么信赖呢？第一个进来的人需要承担风险，后来的投资者才会随后进入，价格才会越来越高。”“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很容易情绪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过于情绪化，就容易出问题。要解决国有银行的问题，就要仔细地把问题的症结弄清楚。”（《吴敬琏不赞同国有银行贱卖论称国人容易情绪化》《新京报》2005年12月10日） 我们从A股与H股比较来看这个问题：如果在香港上市的银行股没有贱卖，那么A股市场银行发行股票就是贵卖了，因为都是银行股为什么内地发行价要高几倍？如果内地发行价正合适，那么到香港发行就是贱卖了，为什么比内地发行价要低几倍？这实际已经陷入二律背反。
吴教授是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承销中石化的是中金公司，在香港发行H股是1.60港币，发A股4.22元人民币，1.60与4.22中间的差价就形成了公司的资本公积金，这个公积金立即就被全体投资者所拥有，包括香港以及海外的投资者，使内地股民的资产被国际股东吞食。为什么吴教授2001年对内地投资者与国际投资者的机会不公平保持沉默？现在却为国际投资者介入银行股进行辩护，这是不是忽悠我们小老百姓！吴教授说： “第一个进来的人需要承担风险，后来的投资者才会随后进入，价格才会越来越高。”我们内地的投资者为什么不不能第一，为什么让国际投资者第一？我们不怕冒险，这总不在A股市场上高价接盘要好得多！ 还有，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受到美国某些国会议员的阻挠，为什么吴教授不说美国国会议员情绪化？却一味指责中国“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难道美国人就没有民族情结了？ 我们请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看一看这些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雪佛龙已在国会活动，设法阻止中海油对优尼科提出的竞购。而在雪佛龙的发动下，美国40余位国会议员已向布什总统递交公开信，以国家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名义，要求政府对中海油的并购计划立即进行严格审查。（《优尼科推迟发布表决公告中海油收购案悬而未决》《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7月18日）
近日，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巨头优尼科引起了美国新闻媒体的恐慌，他们大肆渲染中国经济威胁论，害怕美国会沦为从属国。《纽约时报》7月31日撰文指出，这些报道是短见而无知的，美国人不应害怕中国，反而应向中国学习。（《畏华论杞人忧天学中国才是正道》《国际金融报》2005年8月1日 ） 相比较而言，中国人士只说国有银行被贱卖，还没有什么“外国威胁论”却被吴教授指责为中国“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这是不是双重标准？
我们再请吴教授看交通银行上市的报道：
交通银行，于6月13日赴香港正式公开招股，6月18日定价，总计筹资约146.6亿港元。其发行价为每股2.5港元，发行市盈率为14.8倍，大约是内地银行的中间水平。此前交行招股价区间为1.95~2.55港元，高盛和汇丰控股为其上市保荐人。
此次IPO，交通银行在香港资本市场掀起一股认购狂潮，公开发售部分获得205倍超额认购，冻结资金近1500亿港元，国际配售部分也获得20倍超额认购。不少散户投资者表示，汇丰银行入股交行、成为策略性股东，是吸引他们认购的主要原因。（《交行登陆香港股市 料首日将大幅上涨》《东方早报》2005年6月23日）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的顾雏军还拖累了相关的银行。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昨天发布的上半年业绩报告称，该行给顾雏军旗下格林柯尔系企业的贷款尚有4.45亿元人民币未能收回。（《4.45亿元贷款未能收回 交通银行受到顾雏军拖累》《北京晨报》2005年8月24日） 交行2005年净利润飙升近5倍，至人民币92.5亿元，而2004年仅为人民币16亿元。让投资者心花怒放，而汇丰和社保基金更是心满意得。同时，交行行长张建国透露已经收到有关A股上市的批准。
财报显示，交行的每股收益从2004年的0.06元人民币，增至2005年的0.22元人民币。
财报还显示，交行2005年净利息收入从2004年的人民币251.9亿元增至315.9亿元，服务费和佣金收入从人民币16.8亿元增至人民币21.1亿元，净利息收益率也从2.59%升至2.64%。交通银行提议每股派发人民币0.08元的全年分红。（《交通银行05年净利飙升近5倍已收到A股上市批复》《上海证券报》2006年3月29日） 这里，我们请吴敬琏和那些说“国有银行没有被贱卖”的经济学家好好看一看：交行H股发行价为每股2.5港元，发行市盈率为14.8倍，大约是内地银行的中间水平。与A股相比是不是被贱卖？如果H股价钱合适，那么A股就是贵卖，也就是说内地投资者要为国际投资者买单。某些经济学家已经陷入这个二律背反、想到矛盾命题之中。
请大家注意，截止到2005年8月24日交行给顾雏军旗下格林柯尔系企业的贷款尚有4.45亿元人民币未能收回。郎咸平揭露科龙系造假行为，曾经受到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围攻，其规模远远超过所谓“五大经济学家质疑吴敬琏”，甚至有经济学家集体参加科龙的纪念大会，而事实证明郎咸平是对的。而那些曾经支持顾雏军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没有一个敢公开承认是错了。 我们再请大家注意；交行2005年净利润飙升近5倍，如果不是在2005年急于上市，而是再等半年，其发行价会高出许多。目前得利的是国际投资者，交行在香港市场的价格已经上升，再发行A股，发行价肯定会高，新的一轮内地投资者为国际投资者买单，又要开始了。 吴敬琏教授说“我觉得最近以来常常如此，提出一些很抽象的说法。研究经济最好是具体来分析，抽象说明能够煽动情绪，能够给人以‘似是而非’的满足，但是无助于真正地认识问题所在。” 现在，我们对交行的分析不是抽象而是具体，更不是似是而非，这直接关系到A股市场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二）利用他人的话，指责贫困人群反对市场化改革
3月8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对吴教授的专访，其中有一段话引人注目：
记者:有些人说您“嫌贫爱富”，是支持富人和资本阶层的，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吴敬琏: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从何而来，就像有人曾经指出我说过“穷人反对改革”的话，实际上那是别人抄录的时候写错了，我的原文并不是这样，第二天《中国青年报》上已经刊登了更正启事，后来《财经》杂志刊登了我的全文。（《吴敬琏：我从来没有嫌贫爱富》《上海证券报》2006年3月8日） 看了吴教授的这些话，让人想到一个问题，究竟吴教授说过“穷人反对改革”的话没有，是不是别人抄录的时候写错了？
这里，我们把2005年12月13日《中国青年》的文章，2006年1月17日《财经》的文章引出来，看一看：“贫困群体可能反改革”第一次出自《中国青年报》：
“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今天在《财经》杂志2006年年会上，出人意料地用这一段话来结束自己的主题演讲。 （《吴敬琏动了感情:谁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2005-12-13《中国青年报》）
第二次出自《财经》杂志：
吴敬琏说：前一段时间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然而，它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威胁，第一个威胁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第二个威胁来自庞大的贫困人群。这两方面的人群，看起来彼此地位极其悬殊，可是它们一旦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联盟，就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受到损害。”
我自己读了这段话觉得很有启发，愿意在此贡献给诸位。 （《吴敬琏：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政府职能的转变》 2006年1月17日《财经》杂志）
其实，两次讲话的差别很小，《中国青年报》没有指出吴敬琏是引用他人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既然吴教授宣称是以《财经》为准，那我们请吴教授把话说清楚，对这段所谓“很有启发，愿意在此贡献给诸位”的话，究竟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如果不赞成，就可以完全否认说过“穷人反对改革”的话。如果“很有启发，愿意在此贡献给诸位”，能说不赞成吗？ 谁心里都明白，吴教授是引用他人的话，指责贫困人群反对市场化改革。事后却不想承认了，作为一个学者，如此出尔反尔，是不有失风度？
（三）“像赌场”改为“是赌场”
2000年1月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吴教授说：“就像外国人说的：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 我曾经多次写文章，指出；吴教授本来是说股市不规范，“像一个赌场”只是一个比喻，并没有说“股市是赌场”，小学生都知道“像”与“是”的意义不同。但是，一些报刊把吴敬琏的“像一个赌场”改成了“是赌场”，猛批“赌场论”。吴教授是要股市规范化，“像一个赌场”只是一个比喻，如果换一种比喻，“不许打假球”，就不会惹麻烦了。 现在，我看到吴教授自己改了口，他说：
我不是什么大师，6年前我说当时中国股市是一个没有规矩的赌场，所谓没有规矩的股市、没有规矩的赌场就是说，有人从里面把钱偷走了。我劝我们的低收入者、下岗职工不要到里面去。
我现在觉得当时的判断没有错，但是我希望它能够逐渐变好，因为股市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太重要的一个支柱，能促使我们企业做强。（《吴敬琏：支持过去改革方向的就是主流经济学家》2006年3月31日《第一财经日报》） 请大家注意，吴教授说，“6年前我说当时中国股市是一个没有规矩的赌场。”那么，我们请问；做为市场化的改革重要组成部分——A股市场究竟是什么？既然是“一个没有规矩的赌场”，那么所谓“市场化改革的股市”成功了吗？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证券市场的改革并不成功！这样一来，吴教授岂不是自己否定了A股市场的改革吗？天天给别人扣帽子，这一次，谁也别怪了，“市场化改革”改出“一个没有规矩的赌场”。“6年前我说当时中国股市是一个没有规矩的赌场”，这话可是吴教授自己说的。 这里我们再看破吴教授改口；他现在说“6年前我说当时中国股市是一个没有规矩的赌场，所谓没有规矩的股市、没有规矩的赌场就是说，有人从里面把钱偷走了。我劝我们的低收入者、下岗职工不要到里面去。” 吴教授当时真的说过“我劝我们的低收入者、下岗职工不要到里面去”了吗？请看6年前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
观众3：从咱们国家现在全面炒股，这种面临的情况，对国民生活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吴：资本市场要扩大，应该要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直接投资，应该说是好的现象。但是全民炒股，就是讲的不是投资了，我看是不正常的。这说明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大众，提供一个好的投资的机会。
观众3：银行利率降低了以后，许多居民都把资金投向一个是选择炒股，选择其它的一些投资，包括现在彩民，包括前阵子彩票。 吴：我们没有给我们的大众准备这样好的投资场所，所以他只有在这个股市里面看这个涨落，做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分析，希望通过这个能够得到回报。炒作过程中，赚钱的人赚的是谁的钱呢？他不是在生产发展中，创造财富得来的钱而是从别人的口袋里转到他的口袋里，靠这个炒作来让一个民族富起来，这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这是不可能的。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叫加尔布雷思，他说美国人特别地健忘，二十年被崩盘咬了一口，过了二十年又忘了，又来了。我们这个忘性可大，几个月就忘了，但是这个不要怪我们的老百姓愚昧。（《对话》央视国际 2001年1月16日）
请大家注意，吴教授6年前的原话是：“资本市场要扩大，应该要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直接投资，应该说是好的现象。但是全民炒股，就是讲的不是投资了，我看是不正常的。”他只是说“我们没有给我们的大众准备这样好的投资场所”，所以形成涌向股市的情况，只不过是借用“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叫加尔布雷思”的话说：“美国人特别地健忘，二十年被崩盘咬了一口，过了二十年又忘了，又来了。我们这个忘性可大，几个月就忘了，但是这个不要怪我们的老百姓愚昧。” 很明显，吴教授并没有“劝我们的低收入者、下岗职工不要到里面去。”
尽管我对吴教授的言论有不同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近五年的股市下跌与吴教授的言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证券市场的运行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把股市的下跌归罪与吴教授个人是不客观的的。2000年底股市下跌，是因为中科创事件。2001年1月以后，股市是上升的，8月份创出2200点的新高。所以评论要实事求是。我也希望吴教授能实事求是，过去说的就是过去说的，现在改变了就是现在改变了。
（四）请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说一说中石化A股为何高价发行？
吴教授一直强调自己是在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我们有一个问题：
吴教授是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承销中石化的是中金公司，在香港发行H股是1.60港币，发A股4.22元人民币，1.60与4.22中间的差价是A股投资者付出的。这不是给一个“一个没有规矩的赌场”添乱吗？ 《公司法》第152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三）开业时间在三年以上，最近三年连续盈利”。《公司法》第137条又规定：“公司发行新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二）公司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
中石化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近三年的业绩：“扣除成本后的营业利润总额：1998年-1.986（亿元）；1999年66.932（亿元）；2000年261.442（亿元）。这说明中石化在A股市场发行是不符合《公司法》的。有人说中石化先是在香港特区发行H股然后到内地发行A股，这种说法并不能成为中石化发行A股的辩护理由。任何人都知道法律是必须遵守的，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破坏法律的严肃性。中石化在香港发行股票必须遵守香港特区的法律，在内地发行新股必须遵守内地的法律，如果到美国发行新股必须遵守美国的法律，这也是“国际惯例”。能说我曾经在香港发行过股票，所以我是特例，其他法律我可以不遵守吗？由此可见，法律是前提，这才是规范的、法制的经济原则。
中石化以2001年预测利润计算市盈率也很不规范。早在1998年证监会就规定，新股发行不能以预测利润计算市盈率，只能以上一年的实际利润计算市盈率，但是《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网定价发行公告》说：“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22元／股，按2001年预测净利润计算全面摊薄发行市盈率为20．10倍。”实际上，中石化2000年每股收益是0.19元，2001年预测每股收益是0.21元。中石化以预测利润计算市盈率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投资者。2001年中石化年度报告显示：2000年度净利润161.54亿元人民币相比，中国石化2001年业绩下滑13.2%。年报披露，按国内会计准则计算，中国石化2001年度合并主营业务收入3043.47亿元人民币；净利润140.18亿元，每股盈利0.162元。（《证券日报》2002年4月2日） 中石化以2001年预测每股收益是0.21元发行股票（2001年终报表是每股收益0.162元），显然是不合乎《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如果严格按照规定在2002年1月发表新股，很难达到4.22元，因为2001年8月以后股市已经大幅度下跌。 简直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企业会计准则》（1992年12月3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发布）第五十四条规定：“利润是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包括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营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期间费用和各种流转税及附加税费后的余额。投资净收益是企业对外投资收入减去投资损失后的余额。营业外收支净额是指与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的各种营业外收入减营业外支出后的余额。”
《企业财务通则》（1992年12月3日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发布）
第三十条也规定，“企业的利润包括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以及营业外收支净额”。
根据上述行政法规对“企业利润”这一概念的界定，中石化1998年的营业利润是-77.78亿元，投资净收益是68.08亿元，营业外收支净额（加上未作说明的补贴收入之后）是-6.88亿元。前述数字相加为-16.58亿元（上述数字见中石化招股说明书，未合并报表之数字）。这说明，中石化在1998年当期是录得了亏损，而且数额特别巨大（亏损16.58亿元）。中石化公司招股说明书第194页坦承，“1999年本公司的营业利润从1998年的亏损转为盈利67亿元”。
如果公司没有达到“最近三年连续盈利”，则公司法第137条不允许它发行新股，第152条不允许它申请上市。而中石化1998年亏损，但在2001年夏天，它新股也发了，市也上了，这实在是一件让上上下下都不得不感到难堪的事情。简直期待着中金、毕马威华振的先生女士们再施妙手，化法律于无形，给大家的难堪一个过得去的交待。（《财经时报》2001年8月31日） 我们请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说一说中石化A股为何高价发行？ 这是不是损害了内地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五）这是学术讨论，还是上纲上线压制不同意见？
今年2月，吴敬琏说：“只要与公众所期待的观点不同，学者们就很容易在互联网上招致骂名。吴敬琏认为，对于各领域制度调整的具体措施和经济学家的学术道德问题，应该分开来做更具体的讨论，而不应该混为一谈。”（《吴敬琏呼吁学界讨论应切实学术和人品不能混谈》2006年2月13日《北京晨报》）“ 经济学家作为知识人，应该按照“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且对这些见解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独立地负责。 ”（《吴敬琏：有人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2006年2月13日《中国青年报》） 但是，两会刚一结束，吴敬琏就发表了《学术分歧事关大是非 改革何必纠缠表象》：“现在媒体上充斥着否定市场化改革大方向的议论，把收入差别过大、国有资产流失、上学难、看病难、没有房子住等都归罪于改革，”他说，“主流媒体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
在两天后的另一次小组发言上，吴敬琏再次重申了上述批评，称“否定改革、反对改革、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潮蔓延”，而一些主流媒体也是在“火上浇油”。 （2006年3月13日《中国房地产报》） 说反思改革要在学术讨论领域内进行的是吴教授，说学术分歧事关大是非的还是吴教授。让人感觉吴教授根本不让别人说话，他自己想怎么说都可以。
（六）学者要不要自律，，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良心？
请大家看6年前吴敬琏教授在中央电视台与观众的对话。
观众4：作家张平就谈到反腐败的问题的时候，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现在的知识分子，经常在桌子底下说话，那么在桌子上边的时候，他保持沉默。因为知识分子当中的某些人，已经进入到这个既得利益的群体，他说知识分子的这个集体沉默，是导致目前道德滑坡，或者说是道德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的问题就想问您，您对这种说法是否赞同，当然了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如果您觉得为难，您也可以保持沉默。
吴：我想这个没有什么难回答的，你说引用的这一位这种判断我觉得有偏颇的地方，就是把这个现在正气不伸张都看成完全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应该要求自己为人们的利益立言，我们首先就要没有任何顾虑地说明，他是什么，他到底是什么，我们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应该自律。但是应该考虑到还有个环境的问题，所以我要呼吁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官员，要给知识分子要给经济学家敢于直言的这么一个比较宽容的环境，比如说这个基金的问题，其实在中国经济学家里面正面提出这个问题大有人在，但是当一提出，他们马上就受到了压力。
什么叫自律，自律就是讲道德良知，所以吴敬琏才说：“我们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应该自律。”6年以后，吴教授好像忘记这段话，他说： 目前的状况却是缺少思路清晰的具体分析，笼统判断的气氛也影响到公众对经济政策调整，甚至对经济学家学术人品的判断，使得原本应当越辩越明的争论更加混乱。（《吴敬琏呼吁学界讨论应切实学术和人品不能混谈》《北京晨报》2006年2月13日） 社会科学，特别是与现实利益相关的经济学，能脱离道德良知而泛泛地谈学术吗？6年前吴教授说：我们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应该自律。”6年后，吴教授又说：“学界讨论应切实学术和人品不能混谈”。给人的感觉是：吴教授永远正确，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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