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人吃人的进化

人吃人的进化

黎阳

20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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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兽性地吃人”到“理性地吃人”；从“野蛮地吃人”到“文明地吃人”

二．“人吃人的文明”的核心

三．“人吃人的文明”的“科学发展”：“血统论”、“天命论”、“天才论”、“精英论”、“不争论”……

四．“冷战”——恐怖的和平；“人吃人的文明”——恐怖的和谐

五．坚持人吃人，必恨毛泽东；拒绝人吃人，必信毛泽东

一．从“兽性地吃人”到“理性地吃人”；从“野蛮地吃人”到“文明地吃人”

北极熊吃北极熊成了近来的一大热门新闻：“震惊：全球暖化北极熊自相残杀”、“科学家已注意到越来越多报告指出，饥不择食的北极熊近年来彼此互相攻击吞食”、“据美联社（2006年）6月12日报道，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无冰季节延长，生活在加拿大与美国边界波弗特海的北极熊因为无法获得食物，只好把眼光投向自己的伙伴，开始食用同类”…… 

成了新闻头条而且“震惊”，可见一是少见，二是反常——如果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跟人吃猪肉牛肉鸡肉之类一样成了理所当然，会成为新闻头条而且冠以“震惊”之类标题吗？

以前听说狼吃狼很震惊。现在来了个熊吃熊就更震惊。其实狼呀熊呀这些野兽更有资格对人吃人震惊——如果野兽会震惊的话。

跟人吃人的“同类相食”比较起来，野兽的“同类相食”不过是一种兽性的野蛮，很低级、很原始、很“初级阶段”：

1．罕见、反常、有限——野兽只有饿极了不得已才吃同类。一旦不饿了或有其他食物可吃就不吃同类了，决不会不管饿不饿都时时刻刻处心积虑算计自己的同类。可见野兽虽野，却多少还有点“基本原则”：不把吃自己的同类当成正常过日子的谋生手段。也就是说，野兽不吃同类是正常情况、大多数情况；吃同类是非正常情况、少数情况；而不是反过来：吃同类才是正常情况、大多数情况；不吃同类反而成了罕见的例外。 

2．有形、公开、直接——野兽的“同类相食”是直截了当地以命相搏，一切公开透明：我就是要吃掉你，丝毫不掩饰其血淋淋的残酷，也不靠阴谋诡计或争取外援什么的。

3．有还手机会，风险均沾——野兽的“同类相食”禁止不了被吃者自卫反抗：二者相拼强者胜，靠暴力定输赢，双方都在以命犯险。理论上讲双方都有获胜的可能，也都有失败的风险，不一定就是一方绝对优势、一方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任凭宰割的胜负一边倒的状况——也就是说，还可能算得上相对而言比较公平的决斗。 

4．偶然、随机——野兽的“同类相食”碰上了就吃，碰不上就拉倒，不至于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有配合地进行系统地、全面地、不留死角地“同类相食”，一个都别想跑掉。

5．只有实践没有理论——野兽的“同类相食”严格遵循“不争论”原则，决不罗唆，没有废话，只有行动，决不象蚊子那样吸血前先哼哼半天“大道理”，更不会弄玄虚、引经据典“忽悠”得被吃者晕头转向、乖乖等死、心甘情愿被吃掉而不反抗。 

6．目标明确，结果单一——野兽的“同类相食”目标明确：仅仅是为了生存；结果单一：直接把对方咬死吃掉；决不会明了不吃暗了吃，直接不吃间接吃——不是直接把对方一口吃掉，而是禁锢起来一口一口慢慢受用，“细水长流不断线”，把对方的筋骨血汗慢慢吸光榨干，吃完还一点不留痕迹，连血淋淋惨不忍睹的场景都不让你看到。 

人乃万物之灵，“同类相食”起来也比野兽高级得多。野兽吃同类是兽性，而且是反常的兽性。人吃人则大大超越了兽性，“科学”地发展起来：从“兽性地吃人”发展为“理性地吃人”；从“野蛮地吃人”发展为“文明地吃人”；从罕见发展为常见；从本能发展为自觉；从下意识发展为有意识，从以命博命、你来我往的双向打斗发展为毫无悬念、“一边倒”的单向受用；从盲目的冲动发展为严密的体系……总之超越野兽、超越兽性、超越自然，“科学”地发展出令野兽望尘莫及、独具“特色”的“人吃人的文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吃人的文明”也有个历史悠久的逐步发展进化过程。最开始的人吃人大概跟野兽反常时的同类相食没什么两样：茹毛饮血为生，一旦没得吃了，饿极了，就人相食了——过去一发生大灾荒就不免出现人吃人，例如“是岁江南旱, 衢州人食人”——虽说野兽野蛮、人类文明，但在饥饿的生死关头面前野蛮和文明往往是一个德行：逮着谁吃谁，哪怕是同类。这种人吃人跟狼吃狼、熊吃熊等野兽的同类相食本质上区别不大，都属于一种兽性的本能，很难过多指责。 

不过这种人吃人的兽性中有时也掺上点人性，比如“易子而食”——“虎毒不食儿”，吃自己的孩子心疼，吃别人的孩子心里负担就不那么沉重。既然如此，大家互相交换孩子吃问题就全解决了——这点野兽就做不到。可见即便是最原始的同类相食，人也能比野兽多点“文明”，来个“青出于兰”。 

没东西吃、饿极了的人吃人属于兽性本能。有东西吃、没饿极也人吃人则属于“文明”——“人吃人的文明”。这叫“源于兽性，高于兽性”——超越了“不得已”这个“初级阶段”，吃人不再是为了满足单纯的生存本能欲望，而是为了满足其他“高级特色”需求；不再是反常、罕见、生死关头的饥不择食，而成了某些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了一些人的家常便饭。人吃人的方式手段也因此蓬勃发展、丰富多彩。 

人没饿极还要吃人，为什么？

1．仇恨——对恨之入骨的仇敌光杀死还不过瘾，还要“食肉寝皮”，吃掉才解恨——《西游记》借牛魔王之口道出的报仇境界是：“我恨不得囫囵吞他下肚，化作大便喂狗”——吃一次还嫌不够，连排泄物都不放过，还要让狗再吃第二次——这骂人也算骂绝了。咬牙切齿到这个份上，可见仇恨之深。 

既然古代吃掉仇敌被认为是正常的报仇方式，“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被传为美谈也就不奇怪了。（不过这种美谈有时碰上无赖就美不起来了——项羽警告刘邦：不投降就把你的老爹煮了吃。刘邦却满不在乎：“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结果不知所措的反倒是项羽——堂堂西楚霸王王牌在手时都奈何不了一个泼皮，难怪最后落得个乌江自刎。） 

2．迷信——过去有人相信“人脑大补”、“人血馒头治病”、“童男童女心肝煎汤服药益寿延年”、“割股疗亲”之类。如今照样有人闹着要吃“紫荷车”（人胎盘）——有这种迷信墊底，一旦有机会便吃人也不奇怪。

3．享受——有人吃人吃出味来了，什么“饶把火”、“不羡羊”、“和骨烂”、“想肉”、“地鸡”、“地鸭”、“福禄汤”……《水浒》里宋江的心肝不是差一点就变成了山大王的醒酒汤吗？挖活人心肝做醒酒汤，而且还挺讲究工艺：“但凡人心都是热血裹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取出心肝来时，便脆了好吃”——把吃人当成享受，不吃别的专吃人——这种人吃人已经超越了兽性，颇有“理性的人吃人”的“特色”了。 

4．谋利——晋文公重耳的手下介子推“割股奉君”；《三国》里的猎户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水浒》里的“母夜叉”之类开黑店，劫财兼卖人肉包子，“物尽其用”，一点“资源”都不浪费，“经济效益”奇好……所有这些人吃人都不是出于求生存的原始兽性本能，而是为名为利，升官或发财。这是野兽的同类相食永远达不到“理性”境界。这种人吃人已经从“兽性地吃人”提升为“理性地吃人”，开始进入“人吃人的文明”的“初级阶段”了。 

人吃人还可能出于其他动机，比如炫耀勇气、威慑别人、显示决心、宗教需要等等。

上述人吃人种种本质上没有脱离人吃人的“初级阶段”：有形、有限、直接——直截了当把个大活人杀死吃肉，血淋淋赤裸裸一点不加掩饰。吃人者不仅必须有足以制服牺牲者的力量，精神上也必须足够坚强，不但必须有野兽般的铁石心肠，对惨不忍睹的情景无动于衷，而且必须不在乎被骂为惨无人道。人直接吃东西的胃口总是有限的。如果吃人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那“需求量”也就比较有限，大不到哪儿去。 

更要命的是：“初级阶段”的人吃人风险太大，被吃者有可能还手——直截了当公开吃人，被害者很容易知道自己的命运，不可避免会拼死挣扎反抗，至少会不顾一切逃跑。吃人者只能用更大的暴力制服之，又麻烦又危险：一旦所有的被吃者都清楚自己的命运，伙起来一齐拼命，吃人者自己就可能被吃了。这就使“初级阶段”的人吃人与野兽的同类相食没有根本的差别：都避免不了被吃者暴力反抗的风险，都必须单纯依靠更大的暴力制服被吃者的暴力反抗或逃跑。 

“文明的人吃人”就高明多了——

首先，它彻底超越了“野蛮的人吃人”那种“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的局限，从夺走人的肉体“进化”为夺走人的肉体的劳动成果；从直接剥夺人命来满足一己之私“进化”为剥夺维持人命必不可少的一切资源来满足一己之私；从“谋食害命”进化为“谋财害命”——这种“进化”的实际效果跟直接吃人没什么本质区别，无非一个是先让资源变成了受害者的肉体后再据为己有，一个是不等资源变成受害者的肉体就先下手为强。对受害者来说，最终命运没什么本质区别，无非一个是被一口吃掉，一个是被细嚼慢咽慢慢消化；一个是“批发”，一个是“零售”；被直接吃掉是立刻死，被剥夺生存必须是缓慢死——不是被吃掉就是被逼死，反正活不成。但对吃人者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剥夺人的劳动成果比直接剥夺人肉更合算、更有利可图、更灵活多样——人吃人跟金钱这宝贝挂上了钩，一举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彻底摆脱了直接人吃人的“原始”。人吃人不再是求生的迫不得已，不再仅仅是恩怨情仇，不再是一时的冲动或无知，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冷静计算，发展成人命交易的“商业化产业”。原始的人吃人多少主要是为了满足吃人者的生理或心理需要（哪怕是最疯狂、最荒谬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大规模交换赢利，“需求”总归有限——肚子就那么大，即便天天放开肚子吃能吃多少？而“产业化”的人吃人就不一样了：从“为自身消费而吃人”变成了“为集团利益而吃人”，本质是“以人命换钱”，这可是了不得的飞跃，是最关键、最要害、最震撼的突破——人的贪欲是无穷无尽的。只要有利可图，有多少吃多少，而且花样翻新，不拘一格，“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充分挖掘出人吃人的无穷潜力。 

其次，它能让吃人者和被吃者都觉得人吃人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该反对，不能反对，也无从逃避。这就大大减少了被吃者的抵抗和逃跑，为人吃人大业的繁荣昌盛立下汗马功劳。

第三，它使人吃人从“直接吃”变为“间接吃”，从“明着吃”变为“暗着吃”。除了绑票卖人体器官，“文明的人吃人”较容易避免直接吃人那种血淋淋的惨不忍睹，如鲁迅所说“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这就比较容易制造错觉，让人们以为并不存在人吃人这种事。受害者被吃而不自知，当然就不会反抗。吃人者的风险自然也就小多了。 

现代军事技术是“能发现即能击中，能击中即能摧毁”。现代最尖端的军事技术讲究的是“隐形”：隐形飞机、隐形军舰、隐形车辆、隐形军队……不隐形就不能生存。其实这个“尖端科学规律”早就被“人吃人的文明”运用自如了——“文明吃人”、“间接吃人”完全遵循了“隐形”原则——“软刀子割头”被割而不觉死；“隐形吃人”被吃而不觉亡——这是野兽做得来的吗？跟“文明的人吃人”相比，野兽“同类相食”的水平实在不值一提。 

“文明的人吃人”如此巧妙、“科学”、“先进”，难怪能蓬勃发展、经久不衰：

——“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筋肉，一根脉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内，是决不会放手的。”（马克思）

——“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工人）“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马克思）（注：如今中国对马克思这句话最有体会的必定是那些在不得不污染严重、危害健康、工伤频繁、报酬微薄的血汗工厂、黑煤窑、黑砖窑等地拼命辛劳的，那些看不起病不得不硬挺的，那些买不起绿色食品的，那些不得不卖血为生的，那些不得不卖身求学求职求生存的……）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国际歌）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白居易）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杜荀鹤）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元．无名氏）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鲁迅） 

——“鱼肉百姓”、“敲骨吸髓”、“残酷压榨”、“巧取豪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中国成语）

……

有了“人吃人的文明”，人类“同类相食”的水平比野兽“先进”得实在太多了。野兽如果有知觉，必定对人类的“同类相食”水平瞠目结舌，自愧不如，甘拜下风。

二．“人吃人的文明”的核心

窗户纸其实一捅就破。“人吃人的文明”要害的要害、核心的核心归根到底就一个：使被吃的人不反抗，乖乖被吃掉。最好是造就吃人版的“周瑜打黄盖——打的愿打，挨的愿挨”。吃人的一帆风顺心安理得，被吃的逆来顺守死而无怨。这样吃人者就再无后顾之忧，不必担心象野兽的同类相食那样要遭到对方的拼死抵抗和还手反击，也就不必再冒以命相搏的风险。总之变吃人如宰羊，绝无反抗，确保天下太平，彼此省力，一团和谐。这才是“人吃人的文明”的根本宗旨——“为人吃人大业服务”。 

目标一旦明确，剩下来的就是手段问题——用什么方式能最有效地实现“被吃者不反抗，乖乖被吃掉”？“人吃人的文明”靠的是一明一暗两手：明的一手是证明“人吃人有理”。暗的一手一是证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人吃人，全是一帮犯上做乱的逆匪（或曰“革命党”、“激进分子”、“过激党”、“共匪”、“极左”……）在蛊惑人心，制造动乱——既然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人吃人，那反抗人吃人自然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二是干脆让被吃者麻木不仁，丧失知觉——连知觉都没了，那自然只能乖乖被吃毫不反抗了。 

如何证明“人吃人有理”呢？其实很简单：证明被吃的人不是人，而是“低等生物”。吃人的人是“高等生物”，或者同样不是人，而是神。于是问题的性质不是人吃人，而是“高等生物”吃“低等生物”、“神”吃“劣等人”。这样一来，人吃人就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了。 

鲁迅说：“高超的文学家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吃人的人同样“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要吃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吃人的合法性。所以鲁迅又说：“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一向是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戳，那是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州人‘入主中原’不久也就染就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我不懂满州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 

总而言之，证明“人吃人有理”的关键是让大家都相信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彼此不是同类，而是异类，之间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狼与羊的关系，肉食动物与草食动物的关系——狼吃羊是“弱肉强食”，自然法则，天经地义。如此一来，问题的性质就不再是人吃人的问题，而是是否认同自然法则的问题了。只要做到这条，剩下的事就是找具体借口证明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本质上“不是同类”，从而区分出“高贵”与“低贱”、“上等”与“下等”、“优秀”与“低劣”、“高等生物”与“低等生物”的“本质区别”来。顺理成章的结论：“贵人”吃“贱人”、“上等人”吃“下等人”、“优等人”吃“劣等人”不是犯罪，而是象狼吃羊一样属于“优胜劣汰”，无可置疑——证明“人吃人有理”大功告成。 

整个“人吃人有理”的证明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是拿出一个能忽悠住人的借口，证明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本质上“不是同类”，以此区分出“高贵”与“低贱”、“上等”与“下等”、“优秀”与“低劣”、“高等生物”与“低等生物”的“本质区别”来。只要拿得出这种能忽悠住人的借口就大功告成。至于具体规定谁是“贵人”、“上等人”、“优等人”、“高等生物”；谁是“贱人”、“下等人”、“劣等人”、“低等生物”等等就简单了，纯粹是“技术性问题”，谁有权谁说了算。 

论证“人吃人有理”其实是一个造神运动——把吃人的人说成神，可以高高在上为所欲为。或曰论证“人吃人有理”是一个狼性化加羊性化洗脑运动——把吃人的人从人变成狼，只有狼性，没有人性，以吃人为天经地义，视其他人为羊，吃起来毫不犹豫；把被吃的人从人变成羊，只有羊性，没有血性，把吃人者当成狼，把自己当成羊，以为被吃就象羊被狼吃一样无可奈何，不可抗拒，因而逆来顺受，想都不敢想要反抗。 

“证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人吃人’”就没太多“理论”深度，全靠实际操作中的小动作：用墨写的谎言掩盖住血写的事实，不歇气地瞪着眼说瞎话、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声东击西，不行就按“墨菲定律”来个“说不服、绕糊涂”——东拉西扯胡搅蛮缠混淆是非浑水摸鱼（象电子战的消极干扰或积极干扰一样，制造各种各样的强烈的假信息压制住真信息，从而误导对手）……再不行就来个“不争论”——靠暴力直接强行扼杀一切不喜欢的信息。总之“证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人吃人’”基本属于“信息战”的技术操作范畴，基本原则就那么几条，理论上没多少发挥余地，再变也变不出太多的花样，实际上全靠舆论控制的操作技巧——也就是说，“技术含量”多于“学术含量”。 

而“让被吃者麻木不仁、丧失知觉、乖乖被吃”倒不难：用精神鸦片和思想“三聚氰胺”疲劳轰炸就行——如鲁迅所说：“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这一切只要有“话语权”就轻而易举，理论上没什么复杂的，同样是“技术含量”多于“学术含量”。 

“人吃人的文明”明暗两手的区别是“道”与“术”的区别。证明“人吃人有理”是“道”——理论；用种种手段不让人意识到“人吃人”是“术”——伎俩。“道”一旦破产，“术”也撑不了多久——人们一旦怀疑“人吃人有理”，不管如何拼命搞小动作颠倒黑白也是枉费心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吃人的文明”的重头戏是以权力为后盾论证“人吃人有理”。只有在这个“学术领域”、在权力撑腰的条件下，“吃人专家”们才能大显身手，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玩出丰富多彩的“特色”来。 

野兽的同类相食靠的是暴力，而且是双向的暴力：你用暴力吃我，我用暴力反抗。这种反抗本身就意味着反抗者一不承认自己活该被吃，二把自己看成猎食者平起平坐的同类，拥有同样的权利，有权自卫反击。如果被吃者毫无反抗任由对方猎食，则其思维意识必定不是肉食动物的思维意识，而是草食动物的思维意识，而且是最懦弱最涣散的那种草食动物的思维意识：被肉食动物猎食是天经地义，不反抗也是天经地义，唯一能做的事只有逃跑，逃不掉就活该被吃。

一切肉食动物猎食靠的都是暴力。野兽的同类相食只能老老实实凭暴力冒险，决不会先给自己要猎食的同类“洗脑”，把对方的肉食动物的思维意识改造成最懦弱的草食动物的思维意识，心甘情愿地被自己的同类猎食而不反抗。 

人吃人归根结底靠的也是暴力。“野蛮的人吃人”靠的是吃人者自身的暴力。“文明的人吃人”靠的是吃人者掌握的机器的暴力——人比野兽高明之处在于会制造工具，制造机器。机器的暴力无敌于天下，任何生物莫能与之争。谁操纵了机器的暴力谁就能征服一切生物，包括没有机器助力的人。“文明的人吃人”靠的机器是“权力机器”——权力就是暴力，而且是人类社会中压倒一切的暴力。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可以随心所欲爱吃谁吃谁。换句话说，人类社会里谁有权力谁就是“肉食动物”，谁没有权力谁就是“草食动物”。丢掉了权力，就只能从“肉食动物”变回“草食动物”，从猎人变成猎物——“权力”是决定一个人属于“肉食动物”还是“草食动物”的“魔杖”；“人吃人的文明”是决定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是“肉食动物”还是“草食动物”的“魔咒”。“权力”是“硬件”——“硬暴力”；“人吃人的文明”是“软件”——“软暴力”。软硬结合，就构成了“文明的人吃人”的完美系统组合：“硬暴力”——弱肉强食。“软暴力”——“优胜劣汰”。 

鲁迅对“硬暴力”和“软暴力”的关系做过非常精彩的描述：

——“上司的行动不必征求下属的同意，这是天经地义。但是，有时候上司会对下属解释。新进的世界闻人说：‘原人时代就有威权，例如人对动物，一定强迫它们服从人的意志，而使它们抛弃自由生活，不必征求动物的同意。’这话说得透彻。不然，我们那里有牛肉吃，有马骑呢？人对人也是这样。” 

——“正和屠杀犹太人的白人并未征求过犹太人的同意一样。日本的大人老爷在中国制造“国难”，也没有征求中国人民的同意。——至于有些地方的绅董，却去征求日本大人的同意，请他们来维持地方治安，那却又当别论。总之，要自由自在的吃牛肉，骑马等等，就必须宣布自己是上司，别人是下属；或是把人比做动物，或是把自己作为天使。” 

——“但是，这里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不论是社会学或是基督教的理论，都不能够产生什么威权。原人对于动物的威权，是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注：人吃人的暴力和“人吃人的文明”的两手作用在这里一清二楚：先用“硬暴力”征服肉体——建立权威；再用“软暴力”——“人吃人的文明”攻心——“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既然“人吃人的文明”真正要起的作用只是让被吃者“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所以对“人吃人的文明”给出的一切理由都不能当真。） 

——“当上司对于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为即使你绝对的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他自有他的梦想，只要金银财宝和飞机大炮的力量还在他手里，他的梦想就会实现；而你的梦想却终于只是梦想，——万一实现了，他还说你抄袭他的动物主义的老文章呢。”（注：把希望寄托在“主上英明”、“道德的血液”的人应该好好体会体会这句话。） 

——“大家做动物，使上司不必征求什么同意，这正是世界的潮流。懿欤盛哉，这样的好榜样，那能不学？不过，我这种解释还有点美中不足：中国自己的秦始皇帝焚书坑儒，中国自己的韩退之等说：‘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注：“文明的人吃人”精髓在此）。这原是国货，何苦违背着民族主义，引用外国的学说和事实——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呢？” 

三．“人吃人的文明”的“科学发展”：“血统论”、“天命论”、“天才论”、“精英论”、“不争论”……

只要认同“人吃人的文明”的理论基础——“人与人的生命价值不同”，演绎“人吃人有理”的过程步骤就千篇一律了：无非是证明吃人的人拥有某种独特的“优势王牌”，因而一下子就成了“上等人”、“高等生物”，一下子就使没有这种优势王牌的人相形见拙，望尘莫及，一下子就变成了“下等人”、“低等生物”，只有被吃的份。这“独特的优势王牌”必须看上去象那么回事，能忽悠住人，但又必须只由有权力的人支配；而且必须显得只有“上等人”才有、“下等人”没有。这种“独特的优势王牌”使“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关系不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神和人的关系，狼和羊的关系，肉食动物与草食动物的关系，吃与被吃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造神运动”，把一部分人造成可以肆无忌惮地吃人的“超人”活神仙。这个“造神运动”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除了毛泽东时代外从来没歇气。（骂崇拜毛泽东是造神的人自己其实最爱造神，而且不是偶尔造、个别造，而是大规模批量生产，全靠造神吃饭——不把自己造成“上等人”、“超人”活神仙，凭什么去吃“下等人”？） 

看透了这点，“人吃人的文明”那几下子就一目了然了：

——宗旨：为人吃人服务。配合“硬暴力”，用“软暴力”消除被吃者的一切反抗。

——重点：证明人吃人有理。

——手法：造神运动。无中生出有来，在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之间变出本质的不同来，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异类动物的关系，把吃人的人说成神。把“弱肉强食”说成“优胜劣汰”。

大框架一确定，具体手法步骤几乎千篇一律，区别仅仅是拿什么当造神的理由——也就是说，拿什么当吃人者“高人一等”的借口。一旦编出了借口，剩下的事就如同数学里的套公式：

y=f（x）

“自变量”x ——“上等人”比“下等人”优越的借口（“人与人生命价值不等”的“根据”）。

“因变量”y——“人吃人”的形式。

给出一个“自变量”，就对应出一个“因变量”；给出一个“上等人”比“下等人”优越的借口（“人与人生命价值不等”的“根据”），就对应出一种“人吃人”的形式；给出一种马甲，就对应出一种扮相。变量不同，形式不同；马甲不同，“特色”不同；“人吃人”的“函数关系”却始终相同：y=人吃人（x）。 

“自变量”x（“上等人”比“下等人”优越的借口）该如何取值呢？

如前所述，这个借口一是得看上去象那么回事，能忽悠得被吃的人自己都以为自己是见人矮半截的劣等；二是得确保只有吃人的人才符合“上等人”的条件。简单说如同赌博作弊，一定要让别人看着挺公平，但一定要让自己稳操胜券。 

毛泽东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当人们处于必然王国中时，对许多自然现象尚未认知。用这些尚未认知的现象当造神的借口就很容易忽悠住一些人——也就是说，利用人们的迷信制造借口。 

毛泽东还说：“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不仅会成为包袱，还会因而上当受骗。比如美国的金融诈骗犯麦道夫能诈骗五百多亿美元，原因之一是许多人对他“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盲目相信他的“道德的血液”，他说什么信什么，心甘情愿上杆子抢着把钱托付给他，结果血本无归。实际上所有诈骗犯都靠受害者“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吃饭。要造神，当然少不了利用人们的“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 

尽管“人吃人的文明”一直不断“科学发展”， “人吃人函数关系式”里的“自变量”x——”上等人”比“下等人”优越的借口（“人与人生命价值不等”的“根据”）所取的“代数值”也一直遵循“欺骗性越来越大”的规则“与时俱进”，相应的“人吃人”的“函数关系式”给出的人吃人的形式也越来越越显得“合情合理”；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人吃人函数关系式”里的“自变量”x——”上等人”比“下等人”优越的借口（“人与人生命价值不等”的“根据”）取值有两条基本原则始终不变：第一，利用人们的迷信。第二，利用人们的“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例如： 

（一）．“血统论”

“血统论”用“血统”作为划分“优等人”与“劣等人”的借口，拿“血统”做文章造神——“血统神”。或者说，“人吃人函数关系式”里的“自变量”x——”上等人”比“下等人”优越的借口（“人与人生命价值不等”的“根据”）取值为“人的血统分高低贵贱”，相应的结论就是：“血统高贵的人有权吃血统低贱的人”——或者说，吃的不是人，而是“低等动物”、“会说话的牲畜”，比如“两脚羊”什么的。 

用血统来划分人的高低贵贱虽然原始，却很省事：“优胜劣汰”嘛！优等人吃劣等人、上等人吃下等人天经地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人的优劣等级、谁属于吃人的、谁属于被吃的一生下来就确定了，根本用不着争论。所以韩愈才能那么理直气壮：“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 

那么人的血统是高贵还是低贱由谁说了算？——谁有权谁说了算。“说你高贵，你就高贵，不高贵也高贵；说你低贱，你就低贱，不低贱也低贱”。根据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暴力，不服就暴力伺候，看谁扭得过谁？——朱元璋当了皇帝，一家子立刻从叫化子变成了天潢贵胄。那时谁还敢再说他们血统低劣？ 

鲁迅说：“这里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不论是社会学或是基督教的理论，都不能够产生什么威权。原人对于动物的威权，是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人的血统高贵低贱就是这“随后想出来的解释”之一。 

用“血统论”很容易证明生在富贵之家的血统高贵，是上等人；生在贫寒之家的血统低贱，是下等人。上等人吃下等人是理所当然的“伦理纲常”，所以富人吃穷人顺理成章。如果与人争斗呢？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指责对方出身低微——根据“血统论”，出身贫寒便足以证明血统低劣，只配被吃掉。有了这一条就算有了王牌。骆宾王的《讨武瞾檄》劈头第一句就是“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先用出身做文章，就从血统上把对方置于“劣等”行列，其他一切指责就显得振振有词了。这就是“血统论”的原则体现。 

（如今“精英”们一开口就说毛泽东是农民出身，潜台词是出身低微，根据“血统论”，属于血统卑贱的“下等人”，所以不可能伟大正确，必须全盘否定——虽然满口“科学”、“理性”，但妖魔化起毛泽东来还离不开“血统论”。） 

用“血统论”论证“人吃人有理”虽然方便，但问题也不少。最大问题是欺骗性有限：光宣称血统高贵就能证明自己是“超人”吗？说血统高贵，证据何在？高贵在哪儿？是比别人多长个脑袋，还是能不食人间烟火腾云驾雾刀枪不入？血统真那么高贵，拿到血站能比别人多卖多少钱？说富贵之家血统高贵，那如何解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富不过三代”、“自古纨绔少伟男”？阶级矛盾一旦激化，“血统论”的神话立刻破灭——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就敢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现在谁以“血统高贵”为理由吃人，更可能的结果是激起众怒而不是赢得崇拜——“血统论”的欺骗性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科学知识越发达越普及，相信的人就越少。 

另一个问题是“血统论”太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想用来吃人反而被别人用来吃自己：

——“血统论”离不开权力撑腰。谁有权谁血统高贵，可以吃人；谁没权谁血统低劣，只能被吃。有权时“老子英雄儿好汉”，没了权立刻“老子反动儿混蛋”——吃别人的武器被倒转过来吃自己，这不是“气死人也么哥”吗？ 

——“血统论”的逻辑早就被小民百姓巧妙地反过来用做反抗的武器了：我没办法让自己有“血统高贵”的优势，但我有办法打掉你的“血统高贵”优势——你吃人的理论根据不是血统高贵吗？那只要硬说你“血统不纯”，混杂了“下等人”的血统，立刻就能缴了你的械，看你还神气什么？ 

鲁迅在《论“他妈的”》一文中指出：“他妈的”其实是小民百姓对用“血统论”吃人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产物：

“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

北京骂人的土话“丫”（“丫的”、“丫挺的”、“你丫的”）的意思其实也差不多：否定对方祖宗的血统高贵——“丫”的意思是“丫头生的”。当“丫头”的自然是出身贫穷之家了，按“血统论”是属于“劣等”。“劣等”人生的孩子自然属于劣等——如此一来就剥夺了对手骄傲的资本，算是“以血统论之矛，攻血统论之盾”。 

同理，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话里骂人的词往往都跟性有关：孬种、野种、杂种、狗娘养的、狗日的、小兔崽子、狼羔子、王八犊子、草泥马、X他娘、X你姥姥……话虽粗，却在某种程度上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下等人”对“上等人”的反抗：所谓“血统高贵”者的血统个个可疑，没什么可神气的。 

这种诅咒有效果吗？有，而且效果挺大，大得让“上等人”整天胆战心惊，惟恐自家女眷真有其事，被串了种，连累后代坠入“血统低劣”的“下等人”行列——反正过去没有DNA检验，只要似乎象那么回事来点风传，真真假假的谁也说不清，“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那样一来麻烦就大了：以“血统高贵”的资格享有的一切：身份、地位、遗产、权利等等马上就可能遭到挑战，闹不好会丧失“上等人”的资格，从吃人者变成被人吃。结果：“上等人”家的妇女全被永远关禁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严禁接触任何外人。越是达官贵人禁闭越森严——古代住在皇宫里的妇女说白了就是高级囚犯（说是蹲“特色”牲口圈也可以）——又是太监又是侍卫的那么森严为什么？除了防刺客，更主要的原因说白了就是怕弄出个“血统不纯”来。也可以说是被这个“他妈的”诅咒吓的。这也是对“血统论”逻辑的莫大讽刺：用“血统论”证明“人吃人有理”的“上等人”反被这“上等人”、“下等人”的逻辑吓得草木皆兵——以“血统高贵”为根据吃人，结果是“血统高贵”者的女眷们倒先被这逻辑吃了，这算不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难怪“他妈的”之类国骂不容于“上等人”，被视为“下等人”的语言——有这个历史梁子在内呢。） 

用“血统论”作为“上等人”的独特优势来证明“人吃人有理”局限很大，“学术”上已经走到头，用来为人吃人的大业效力已经很力不从心了。

（二）．“天命论”

“天命论”用“天命”作为划分“优等人”与“劣等人”的借口，拿“天命”做文章造神——“天命神”。或者说，“人吃人函数关系式”里的“自变量”x——”上等人”比“下等人”优越的借口（“人与人生命价值不等”的“根据”）取值为“人的高低贵贱由天注定”，相应的结论就是：“得天命的人有权吃无天命的人”。 

“血统论”是利用人的生理构造做文章分“上等”与“下等”，以此为根据论证出“人与人不平等有理”——以“人”的名义、靠“人”的权威力量来推行“人吃人有理”。“天命论”则是以“天”（即“神”）的名义、靠宗教的权威力量来划分人的“上等”与“下等”，推行“人吃人有理”——这乍一看比“血统论”客观公平：人分“上等”“下等”不是我自己说的，而是老天说的。我说的你可以不信，老天说的你非信不可——“天命不可违”，“逆天行事”就是大罪，“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一句话，“权威不够，‘天命’来凑”——野兽吃野兽是“狐假虎威”，人吃人是“人假‘天’威”。 

有没有“天命”谁说了算？跟“血统论”一样，谁有权谁说了算——“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说你没有，你就没有，有也没有”。根据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暴力，不服就暴力伺候，看谁扭得过谁？——当然，这必须“能做不能说”，表面上还必须显出“奉天承运”的虔诚来。 

实际上天命不天命全靠装神弄鬼，故弄玄虚——凡“得天命”者必有异常，不是长得邪乎就是出生时天象异常。比如《三国演义》如此形容“真命天子”：

——刘备：“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注：说白了就是长了付猩猩胳膊猪耳朵）。“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叔父刘元起奇其言，曰：‘此儿非常人也！’” 

——孙权：“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昔汉使刘琬入吴，见孙家诸昆仲，因语人曰：“吾遍观孙氏兄弟，虽各才气秀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仲谋形貌奇伟，骨格非常，乃大贵之表，又亨高寿，众皆不及也。”

（用“相貌不凡”来证明自己“得天命”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法——俄国普加乔夫起义时也玩过这一手，用身体特征来证明自己是“得天命”的“真命皇帝”——普希金名著《上尉的女儿》对此是如此描述的：“从一切迹象看，他[注：普加乔夫]可真是个大人物呀！午饭吃下去两只红烧猪崽。在澡堂子里，他要求拼命加火，热得塔拉斯•库罗奇金受不住了，把桦树枝笤帚交给福马•彼克巴耶夫，自己用冷水浇头才算没有晕倒。甭提了！他的一言一行都与众不同……在澡堂子里，他胸口上现出了皇上的印记：一边是一只双头鹰，有五戈比铜钱那么大，而另一边是他自己的像。”——“胸口上现出了皇上的印记”跟刘备的“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孙权的“形貌奇伟，骨格非常，乃大贵之表”以及什么“龙准日角，帝王之相”之类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在“天命论”前“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得不得天命的另一大根据是“天象”：何以证明得天命该当皇帝呢？“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是上天示瑞”。何以证明皇帝不得天命该罢免呢？“殿角狂风骤起，只见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将下来，蟠于椅上……忽然大雷大雨，加以冰雹，落到半夜方止，坏却房屋无数……洛阳地震；又海水泛滥，沿海居民，尽被大浪卷入海中……雌鸡化雄。六月朔，黑气十余丈，飞入温德殿中。秋七月，有虹现于玉堂，五原山岸，尽皆崩裂。种种不祥，非止一端。” 

至于其它“显示天命”的荒诞不经就更多了：

——汉高祖刘邦：据称其母“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刘邦之父）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祖”。刘邦的左大腿上还有72颗黑痣；

——魏文帝曹丕：据称其人出生时，有车盖状的青色云气终日笼罩在其顶上；

——隋文帝杨坚：据称其人出生时紫气充庭，手上还赫然印有一“王”字；

——唐太宗李世民：据称其人一时有两条龙在其门外戏耍，三天后方离去；

——女皇武则天：号称弥勒佛转世；

——宋太祖赵匡胤：据称上界霹雳大仙下降，出生时异香伴随，遍体有金色，三日不变，红光异香，祥云拥护。

——宋徽宗：上界长眉大仙降世，酷好神仙，自称为“道君皇帝”。

——岳飞（岳鹏举）：大鹏金翅明王，眼射金光，背呈祥瑞，被遣下界保全宋室江山。

——明太祖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满地，夜间房屋中出现异光，以致于邻居以为失火了，跑来相救（明实录）

——曾国藩：蟒蛇精托梦投胎。

——范进：天上文曲星下凡（注：没中举狗屁不是，一中举[有机会掌权]立刻成神仙转世了）

……

如何得天命呢？光“顺天”、“敬天”、“奉天”还不行，还得靠祖上积德、祖宗坟头风水好，引得天上星宿下凡……总之都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所以得天命的永远是少数。

谁知天意呢？“精英”士大夫。只有他们有资格解释一切，确定究竟谁得天命。要当天子，非重用他们不可——中国古代新皇帝登基，都得重赏“拥戴有功”的“精英”：酬劳他们把“天命”安到自己头上。

既然“天意不可违”，得天命的自然比没天命的尊贵，所以得天命的吃没天命的顺理成章——“人吃人有理”的论证就此完成。

不过“天命论”也有缺陷：得不得天命取决于有没有权，有权就有天命，没权就没天命。一旦没了权，不但没了天命，连性命都保不住：满清入关，想方设法把明朝皇子斩尽杀绝，一个不留——中国历史上新的王朝对旧王朝的皇族往往都如此，免得那些有过“天命”的再借着“天命”卷土重来。而乱吹“知天命”也未必就是福——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有人跑去拍马屁，论证朱元璋是“真命天子”，却被朱元璋一刀宰了：你今天能论证我“得天命”，谁知道你明天会不会去论证别人“得天命”？ “天命”攥在你手里还得了？还是不留隐患的好。 

用“天命论”证明“人吃人有理”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你有权时可以用“天命论”去吃别人，一旦丢了权别人也可以反过来用“天命论”吃你，仍然可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天命论”最致命的缺陷是离不开迷信。当科学不发达、人类对自然现象处于必然王国中、把一切归结于神的力量的迷信盛行时，“天命论”可以大行其道，用“天命论”论证“人吃人有理”还管用。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普及，“天命论”跟“血统论”一样，基础已经垮得差不多了，在“学术”上已经走到头了，用来为人吃人的大业效力已经很力不从心了——如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宣称自己“得天命”、“真命天子”、“大法祖师爷”之类的人不是疯子就是骗子。 

（三）．“天才论”

“天才论”用“天才”作为划分“优等人”与“劣等人”的借口，拿“天才”做文章造神——“天才神”。或者说，“人吃人函数关系式”里的“自变量”x——”上等人”比“下等人”优越的借口（“人与人生命价值不等”的“根据”）取值为“人的天赋分高低贵贱”，相应的结论就是：“天才有权吃蠢才”、“聪明人有权吃笨蛋”。 

“天才论”比“血统论”、“天命论”进化了不少，显得很“科学”：动物进化就进化在智商上，智商越高的动物越高级。人比动物智商高，所以人比动物高级。人的智商也有高低，那么智商高的人比智商低的人自然也高级。既然如此，根据智商高低就可以把人分出“上等”、“下等”、“优等”、“劣等”来——智商高的就是进化彻底，是“上等人”、“优等人”；智商低就是进化不彻底、“未开化”，是“下等人”、“劣等人”。天才的智商最高，是“上上等人”。高级动物能支配低级动物，所以高级动物吃低级动物理所当然。同理，高智商的天才吃低智商的蠢才岂不也很“科学”？ 

这就显出“天才论”的高明了：它不象“血统论”、“天命论”那样装神弄鬼故弄玄虚，而是抓住了人们身边的常见现象大做文章：没办法让大家都看到人的血统高低贵贱；没办法让大家都看人是否是天上星宿下凡；但不难让大家都看到人的确有天分高低之别，聪明迟钝之别。用“天才论”这么一“科学论证”，“人吃人有理”还显得挺理直气壮——大家都承认天才、羡慕天才，而且谁都不希望被当成傻瓜——说某人身体不好未必被认为是侮辱人，说某人脑子不好必定被认为是侮辱人。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用“天才论”证明“人吃人有理”还挺容易蛊惑人心——自作聪明的人很容易对自己有资格当“上等人”的恭维很受用，从而对“天才有资格吃蠢才”的主张含笑点头。难怪张维迎的主张会红极一时：“使最有才能的人，而不是笨蛋，占据经营者岗位”。 

天才不天才谁说了算？仍然是谁有权谁说了算：“说你天才，你就天才，不才也才；说你不才，你就不才，才也不才”。根据就是权力：权力就是暴力，不服就暴力伺候，看谁扭得过谁？

比如，既然“使最有才能的人，而不是笨蛋，占据经营者岗位”，那如今占据国家金融经营者岗位的自然属于“最有才能的人”了。然而就是这些“最有才能的人”让中国在金融风暴中一赔就是成千上万亿，使中国老百姓血汗积攒的几万亿外汇储备变成了“不能兑现的美元”。给中国造成了如此巨大损失，算什么天才？蠢才都不如。然而这些假天才却安然无恙，照样“占据经营者岗位”，仍然享受“最有才能的人”待遇，因为掌权的人仍然说他们是天才——可见天才不天才是谁有权谁说了算。 

“天才论”的最大缺陷是可操作行太差——天才不天才何以为证？谁说了算？谁都可以宣称自己是天才。全凭自我吹嘘只能争成一锅粥。全凭权力硬指派很难服众。

（四）．“精英论”

“精英论”用“精英”作为划分“优等人”与“劣等人”的借口，拿“精英”做文章造神——“精英神”、“知识神”。或者说，“人吃人函数关系式”里的“自变量”x——”上等人”比“下等人”优越的借口（“人与人生命价值不等”的“根据”）取值为“人有精英与愚民之分。精英高等，愚民劣等”，相应的结论就是：“精英有权吃愚民”。 

“精英论”比“天才论”又进化了一步，而且是一大步——“天才论”的最大缺陷是可操作行太差：天才不天才何以为证？谁说了算？谁都可以宣称自己是天才。全凭自我吹嘘只能争成一锅粥。全凭权力硬指派很难服众。“精英论”克服了这个缺陷，用“科学的方法”把“天才论”具体化、数量化了——天才不天才“口说无凭，考试为证”，而且还不只考一次，而是从小考起——过去是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决出秀才、举人、贡士、状元等等；如今是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决出学士、硕士、博士、教授、院士……儒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一神论，佛教是多神论，“精英教”是滥神论——从“理论上”讲，“精英神”可以不计其数，泛滥成灾：“沾了娘床就是爹，沾了‘精英’就是神”——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这个“精英神造神运动”，层层考、步步拼，一路过关斩将，优胜劣汰，惨烈程度虽说比不上“一将成功万骨枯”，但也是多少人里挑一个——如此激烈竞争的优胜者该算高智商的“精英”了吧？该有资格说比别人优等吧？该算“上等人”了吧？这样的“上等人”该有资格吃“劣等人”了吧？这种“人吃人有理”科学吧？这样的“精英神”神乎其神吧？——这不但符合“物竞天演，优胜劣汰”的“科学发展观”，而且既“理性”又“公平”：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这个淘汰制考试，考不上怨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没本事。既然没本事，那就活该被吃，愿赌服输，老老实实认命——结论：“万般皆下品，学而优则仕”的人吃人最有理。（这种“精英论”最具“中国特色”。为简略起见，下文中的“精英论”均指这种“万般皆下品，学而优则仕”的“人吃人有理”；“精英”均指用这种理论吃人的恶魔。） 

“精英论”的逻辑乍一看的确很“严密”：“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自然法则。“精英”有知识，有文凭为证。所以“精英”有资格“优胜劣汰”。知识就是力量。有知识者有力量。所以“精英”有资格“弱肉强食”——“精英意识”=“吃人意识”，“淘汰”=“吃人” 

中国特色的“精英论”——“万般皆下品，学而优则仕”一忽悠几百年不带断线的，让不知多少范进们锲而不舍奋斗终生；让不知多少一心一跟头跳过龙门变成龙的毛毛虫们奋不顾身前赴后继死而不已；让不知多少苦挣扎的人当真相信一切苦难皆是自己无能，逆来顺受乖乖被吃。过去考科举，如今考文凭，朝代变了，“学而优则仕”没变，仍然是“主流价值观”。 

“精英论”不象“血统论”、“天命论”那样用迷信论证“人吃人有理”，而是以“科学”论证“人吃人有理”，是“人吃人有理”所有理论中“科学含量”最高的。它巧妙就巧妙在借助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做掩护，利用一些人们对“科学”、“知识”的盲目性，以“科学”、“知识”的名义搞迷信和诈骗——再重复一遍毛泽东的话：“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即便是“科学”和“知识”，“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不加思索，用盲目迷信的态度对待科学和知识本身就不科学、无知识。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和“知识”也会成为迷信的工具和诈骗的手段——君不见鲁迅早就说过：“现在连人参都‘科学化地’含起电气来了，难道‘天地’还不科学化么！至于男盗和女娼，那是非但无害，而且有益：男盗——可以多刮几层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几个‘裙带官儿’的位置。”——过去这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如今这叫“以科学知识的名义反科学知识”。如果不了解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面对在唯心主义哲学保护下的“精英论”、“精英神”就只能束手无策，甘拜下风。 

毛泽东说：“差异就是矛盾”。人与人有差异很正常，但这是人与人的差异，不是人与兽的差异。“精英论”的“特色”就是无限夸大这种差异的本质，把人与人的差异先说成“优等人”与“劣等人”的差异，再说成“高等人种”与“未开化的野蛮人种”的差异，最后演变成了人与兽的差异，结果把“人与人”的关系说成“人与兽”的关系，把“人吃人”说成“人吃兽”，结论就是“人吃人有理”。不承认人与人有差异是错误，无限夸大人与人的差异同样是错误。只要认同“智商不同的人的生命价值不同”（或曰“聪明人比笨蛋高贵”），“精英论”就能立刻乘虚而入，“人吃人有理”就有用武之地了。 

1．“精英论”理论上的几大忽悠：

1）．“会考试”=“有知识”。

猫腻在于：什么样的“知识”？应付考试的知识，还是掌握运用客观规律的知识？在人们约定俗成的概念中，“有知识”指的是掌握运用客观规律的知识。以文凭为证的“有知识”实际是应付考试的知识——能证明你会考试，但并不能证明你能真正掌握运用客观规律。命题考试本质是主观的东西，考的都是规律已知、答案已知、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考记性而不是考能力。如果把应付考试的本事算知识，那这种知识最好情况下也属于片面的不完全的知识，用来应付考试可以，用来干别的就难说了——或者说，只能用来应付某种固定类型的考官，考官换了类型就不灵了——赵括纸上谈兵的知识用来应付他老爹和赵孝成王这类“考官”绰绰有余，但在实践中碰上白起这类“考官”就彻底抓瞎。人们理解的“有知识”指的是运用于实践的知识，是对付白起这种真刀真枪的对手的知识。“会考试”=“有知识”这种逻辑实际把没什么实用价值的应付考试的本领算“有知识”，是偷梁换柱。 

更坏的情况：“会考试”=“有知识”，考出来的是揣摩权势者心理的投机知识——全部心思都用在猜题猜答案上，一切为让权势者满意，实际是对是错、有用没用一概不管。权势者的价值倾向决定了考生的价值倾向。权势者的价值体系不同，考出的“有知识”可以完全不同——同样是“考试状元”，考四书五经出来的“有知识”与考圣经、可兰经出来的“有知识”就完全不同。考理工科出来的“有知识”与考文科出来的“有知识”也大不相同——对学理工的来说，是非有客观标准（如果他们坚持专业道德的话），对学文科的来说，是非没什么客观标准，全凭主观忽悠（除非他们认同毛泽东的阶级论和认识论）。 

会不会考试是主观判定的东西，归根到底还是得听权力的。宋徽宗任命高俅当太尉，有大臣反对：这么个泼皮无赖凭什么受重用？宋徽宗就一句话：“你们有高俅这样的‘好脚迹’吗？（能象他踢得一脚好球吗？）”——皇帝佬这会儿也在考试，只不过考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踢球。高俅“会考试”，考了个踢球第一。那么算不算他“有知识”呢？不用说，踢球的知识大大的，但治理国家的知识呢？你说没有，皇帝说有——“会考试”=“有知识”嘛，考踢球得第一，有踢球的知识就算有治国的知识——有没有知识谁有权谁说了算：“说你有知识，你就有知识，没有也有；说你没知识，你就没知识，有也没有”。 

历史上的中国“精英”其实都是“考试精英”，千年一贯制，全部心血都用在揣摩、迎合权势者的心思上，自己一点思想没有——靠考试当“精英”，成功的原则就是“没原则”：你说鹿就是鹿，你说马就是马，黑的白的无所谓，“投其所好，答其所要”，一切为了考试成功，说到底一切为了自己的利益。靠这个起家怎么可能还有主见？怎么可能还有原则性？所以中国“精英”精神上从来独立不起来，拿不出自己的东西。既然没有自己的东西，灵魂深处就只能依附别人的权威——哪种人吃人的理论占上风就依附哪种，自己没本事另起炉灶。过去孔孟之道吃香，中国“精英”几千年就只会在孔孟之道的圈子里打转，半步都迈不出去，更不用说自成一家创造出其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哪怕是其他形式人吃人的思想理论体系。就凭如此毫无创建，中国科技文化岂能不落后？等孔孟之道被西方文明打败了，他们立刻死心塌地依附西方文明了——这条大腿更粗，更值得抱。难怪当今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唯独中国“精英”最瞧不起本民族的文明，否定本民族的一切精华最来劲、最彻底。这种中国“特色”归根到底来源于把“会考试”当成“有知识”——“会考试”只能考出依附权势的投机“知识”，自己没有任何主见创建，所以只能依附于现成的权势体系才能找到自己吃人的位置。过去依附孔孟之道的权势，如今依附西方国家的权势。中国“考试精英”的“只会考试”、“只会揣摩”出身特色决定了他们拿不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更不用说强国富民的真知灼见。因此他们从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为了确保自己“精英”吃人的地位，他们只能依附外国权势，只能不要民族独立，不要国家利益，心甘情愿当洋奴买办——这归根到底是用“会考试”冒充“有知识”的结果。 

2）．“有专业知识”=“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词的英语是intellectual。但从不见国外有谁自称“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只见具体道出自己的职称或学位：教授Professor、老师 Teacher、工程师Engineer、博士Doctor，等等。这是有自知之明的用语，表示只承认自己拥有某一部分知识，但不是无所不知，所以不会用癞蛤蟆打哈欠般的口气标榜自己是“独霸知识”的“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 

只有中国有些人一开口就自称“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这种用语不但浸透了“傲慢与偏见”，而且实际是公然侮辱大众：你是“知识分子”，意思就是说别人都是“无知分子”；你属于“知识界”，意思就是说别人都属于“无知界”；你是“知识型”，意思就是说别人都是“无知型”——开口就把中国人分成两大类，一类划分为“知识型”、“知识界”、“知识分子”，意思就是“知识”都纂在这类人手里，那其他人可不就只能被划分为“无知群氓”？“知识精英”优于“无知群氓”，所以“知识精英”有权吃“无知群氓”——“人吃人有理”。 

如果当着某人面说：我只跟人打交道，不跟你打交道，这算不算骂对方“不是人、是畜牲”？算不算“侮辱人格”？算不算“侵犯人权”？算不算犯罪？面对全社会自称“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别人稍有不同意见就说别人“暴民”、“反智”，这在逻辑上与“我只跟人打交道，不跟你打交道”的辱骂没什么两样，而且侮辱的是全社会的绝大多数人。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的旧中国，有书本知识的人自称“知识分子”还勉强说得过去。如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中学毕业，个个都有书本知识，个个都算“知识分子”。现在任何人再以“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自居就是污蔑兼诈骗——你有什么权力宣布别人“无知”？你的“知识”能比别人多到哪里去？人生必备的通用基础知识中学里都教了，再往上就是专业教育，无非是沿某个犄角旮旯别人不大去的地方往下钻，获得某个独门领域里的特殊知识。而专业知识只能在专业领域里称王称霸，出了那个专业耗子洞你那个专业知识就不算数了，就没什么是只有你懂别人不懂的，就只能以通用基础知识为标准衡量知识水平。不管什么学位，在通用基础知识领域即常识范围内大家的教育程度都一样，都是中学水平，谁也不比谁高多少低多少，都一律平等。比如我，中学毕业后就再没上过中文课，所以我的中文教育水平就是文革前北京市普通中学的教育水平，既不算“专家”也不算“知识分子”。但就中文而言，我就敢藐视许多所谓“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写的东西往往连形式逻辑都不讲，更不用说满篇味若嚼蜡的八股调了。凭这点我就敢说，如今凡是打着“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之类招牌唬人的家伙全是一帮欺世盗名的骗子和侮辱大众人格的罪犯。 

3）．“有书本知识”=“有知识”

毛泽东说：“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真正有知识必须既会读“书本知识”这“有字之书”，又会读“实践经验”这“无字之书”。只有两种书都读过、读两种书的本事都具备而且会结合实际灵活运用的人才能叫“有知识”。只会读“有字之书”是“半瓶子醋”，而且还是小半瓶子——因为只会捡别人的“二手货”，非得等别人读“无字之书”读懂了、吃透了、写成“有字之书”了才会坐享其成——有的甚至连坐享其成、读懂“有字之书”的本事都没有，还得经过老师在课堂上揪着耳朵往里灌这一道工序才勉强能硬填进肚子里若干——还得假定没有因消化不良、吸收不畅而被全部跑肚泄光。如此“小半瓶子醋”靠“多年的道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混上几年混出一纸文凭、几篇“论文”、读“无字之书”的本领半分没有便居然“老太太触电门——抖起来了”，便以“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自居了，实在可笑之极，虚伪之极，卑劣之极。所以如今凡自吹“知识分子”、“知识界”、“知识型”的都是“文氓”——“文化流氓”。更确切地说，是“文氓”、“文痞”兼“文丐”的酸臭文人。 

理论上头头是道未必真敢实践。教股票的有几个用自己的钱炒股票的？有几个这样炒股炒发了的？又有几个这样炒发了还继续教股票的？你要问他按他的一套炒股能不能赚，答案保险是“似乎好象不一定，大概也许很可能”。这种文凭有跟没有差别多大？ 

4）．“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考试最公平

那要看考试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目的是发现人才、检验知识，那用书本考试为唯一检验手段就不公平——“有知识”是客观存在，“考试”是主观认定；“有知识”的存在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考试”则只认笔试口试这两样，其他形式概不认帐。这样一来，有关实践经验、动手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综合判断等等难以用文字表述的知识就全不算数了。即便没有蓄意作弊，这种主观判定与客观事实也不可能真正相符，不可能真正公平，而是在用貌似公平的方式制造不公平。 

命题考试是一种有主观随意性的行为，体现的是权力者的价值取向。只要按照自己的偏爱设置考试内容和标准，想要谁、不想要谁都很容易实现。

比如，据2009年02月09日新华网报道“取消文理分科是否势在必行”，中央教科所全国教学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曾天山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说：“通过考试机制、教育内容设置，在高校推迟分专业等各个方面的调整，让人才结构趋于更加合理化”——这番话证明“考试机制”是人为“设置”的，可以根据主观需要“调整”。而只要设置时故意有所侧重，便很容易把不想要的人排斥在“有知识”行列之外。 

把“考试”与“知识”混为一谈其实是一种政治权术，一种“人工淘汰”，用以巧妙地排除异己，淘汰掉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

比如滥考英语——马克思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但从没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唯一武器。各行各业兼学英语可以提倡，但不应强求。中国的官方语言是中文，在非英语环境中学英语本来就事倍功半，学到手的东西如果天天用不上自然学完就忘，竹篮打水——装的没有漏的快。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明知如此还考英语考得走火入魔，各行各业横扫一切，那就大有名堂了： 

第一，排斥异己——滥考英语是“精英”们用来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的权术手段。对于非英语环境中的中国人来说，考英语实际是考记性、考时间、考环境。考记性，年轻的占便宜；考时间，有条件整天不干别的光啃英语的占便宜。考环境，谁能给自己尽量创造出一个近似的英语环境谁占便宜，而这一切谁有条件用钱堆出来谁占便宜——这就不动声色地把有实践经验的人和贫苦人家的子女排除在外了——这公平吗？ 

第二，自抬“精英”身价——鲁迅曾指出士大夫最喜欢让文字越难越好。因为“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大力扫盲、普及教育，中国文字已经几乎大家都会，仅仅仗着“识文断字”没法再唬住老百姓。中国文字玩不转，“精英”们便傍上了外国文字。反正英语不易识，没法大家都会，把英语捧尊严了，他就可以靠着英语继续尊严下去。 

第三，借机发财——大家一窝蜂学英语，教英语的做辅导的卖教材的自然大发利市。

第四，“一香掩百臭，一俊遮百丑”——用人们以为英语好就是有学问的思想误区，用英语一技之长掩盖自己其他方面不学无术专业无能的真相，以便滥竽充数，冒充“精英”继续招摇撞骗——蹩脚电影是“戏不够，歌来凑”，庸才专家是“专业不够，英语来凑”。 

第五，培养文化殖民地的奴化思想——过去殖民地的人必须学会宗主国的语言才有资格读书找工作。现在滥考英语等于培养整个社会英语高于一切的潜意识。滥考英语等于强行推广英语，把为中国培养人才变成了为外国培养奴才。英语不过硬不一定不能为中国所用，但不会英语则很难为外国所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精英”们傲视一切，专注英语，给整个社会造成一种错觉：有知识必须英语好，英语好才算有知识。这无形中贬低了中国文化的地位，歪曲了“知识”一词的内涵，搞乱了整个社会的是非标准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助长了崇洋媚外情绪。（这使人想起都德的《最后一课》里的两句话：“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法国人呢，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举一反三，把这两句话改头换面一下送给今天的某些中国人正好：“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中国人呢，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却只会拼命学英语！”“不知亡国当奴隶滋味的人民，只要轻视忘却他们的语言，就好象拿到一把打开通往监狱大门的钥匙”。） 

5）．“有知识”=“有良心”

“精英”经常炫耀自己“学者的良心”。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有知识”=“有良心”。

什么算“有良心”？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定义。孙东东说上访的人99%以上都有精神病，该强制关进疯人院。假定孙大教授真的“有知识”，那么他有没有良心呢？对极端厌恶上访的官老爷来说，孙大“精英”良心大大的。对忍辱负重进京求公道的上访者来说，孙某人黑心大大的。同样的人，同样的事，不同的人评价完全不同。 

其实“精英论”本身跟“良心”就格格不入：“精英论”主张的是“人吃人有理”——吃人能吃出良心来那才真是天方夜谈。“精英”们不是动不动就讲“理性”、“冷静”、“逻辑”、“不感情用事”吗？怎么遇到别人的质疑时又搬出“学者的良心”来了？“良心”是带感情色彩的东西，这不是跟“理性”自相矛盾吗？ 

古代的“精英”良心如何，不妨看看《儒林外史》。

如今的“精英”良心如何，不妨看看《奇迹的黄昏》（：袁剑）里的这两段：

——90年代中期，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应邀到南京某单位讲课，下榻在南京当时最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次日，经济学家离开，邀请单位去酒店结帐。让邀请单位大吃一惊的是，一夜之间，这位经济学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费了一万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费一万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在90年代中期，这个纪录则绝对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在领教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学问之余，邀请单位也对这位经济学家的个人道德品质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中国学术大腕的这种排场，让这家单位再也不敢邀请经济学家前来讲学了。现在，这位年事已高的经济学家依然活跃在各种媒体上，接受着芸芸众生们的顶礼膜拜。 

——2002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可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还堂而皇之招摇过市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非常悬殊的曼妙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才华横溢的老院士自掏腰包挟美人游历东湖，人们或许只会将它当作一个新世纪版的才子佳人故事，于茶余饭后说过之后而宽容地一笑了之。但问题的糟糕透顶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价格不菲的来回机票。同样也是这一年，北京某著名的经济研究中心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 

……

6）．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考试当“精英”改变命运。

这句话实际应该是：“任何人都‘可能’（注：仅仅是“可能”）通过考试当‘精英’改变命运”——“精英”考试是层层“人工淘汰”，不管来多少人，最后剩下的只能是一小部分。可见绝大多数人都不能“通过考试改变命运”。所以不是“任何人都能够”，而是理论上“任何人都可能”——“能够”意味着可以做到，谁都不例外。“可能”就没准了，那是个概率问题。哪怕成功率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那对所有参与者仍然是“任何人都可能”。这种巧妙的广告语言其实是赌场“特色”：“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赌博发财改变命运”——我曾在美国赌城看见过一条标语：你下注越多，赢的也越多（The more you play, the more we pay）。这话对否？“理论上”的确无懈可击。实际呢？进赌场的有几个赢了的？但从古到今的赌徒们仍然前赴后继，倾家荡产在所不惜。说到底就是被这个“可能”吊住了胃口——赌，多少还有点盼头；不赌，连这个“可能”都摊不上。只有真正看透了这套把戏、明白这种“可能”是毒品，沾上了不死也得脱层皮的人才能不为所动。 

2．“精英论”实践中的破产

“精英神”到底有多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且看历史事实：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哪项出自于“精英”？

——唐宋元明清，几个开国元勋是“精英”？

——国家民族有难时，哪次力挽狂澜的是“精英”？

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精英”既不能挽救旧王朝，也不能开辟新王朝，作为整体毫无作为。

如今的“精英”呢？“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

1）．先看“指导改革”——

按如今“改革精英”如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拼命出口劳力密集型产品，用换来的钱引进技术，就能比中国自己发展技术快得多，合算得多。

实际结果：中国环境破坏了，资源消耗了，老百姓的生存条件牺牲了，创造的财富送出去了，核心技术一样也没换来，想买的买不到，换来的一堆美丽的废纸只能放着天天贬值。

（当年中国出口老百姓的血汗财富，换来的是鸦片。如今中国出口老百姓的血汗财富，换来的是“纸片”——“历史有时惊人地相似”。）

的确，从表面看，中国经济规模大大发展了，似乎成就大大的。实际呢？

2008年8月24日美国发布的《第十次全球综合国力排名》中宣布“中国的科技原创可以说是几乎为零”。

中国现代化得似乎有模有样，引进了不少“新技术”。但除了别人严密封锁的军工领域有自己创造的新技术之外，所有引进的“新技术”全是人家已经看不上了的二手货，用的全是出卖资源换来的钱。也就是说，其中没有中国“精英”的任何功劳——开发新技术没他们什么事，发掘出口资源没他们什么事，具体的经营管理更没他们什么事。他们指导下的中国对外经济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里外里全赔，对外金融业务更是比中国足球还中国足球，几乎从来只赔不赚。所有这一切亏空全靠从老百姓身上刮、用最“低贱”的民工的血汗钱来弥补。所以虽然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号称达到３０万亿元，但里边没有“精英”们一个子儿的创造；中国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里没他们一分一厘的贡献，全是老百姓一滴滴血一滴滴汗的累积。换句话说，中国的“精英”对中国的经济活动没有丝毫贡献。 

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靠的是什么？一靠房地产，二靠出口。

中国出口的产品除了原料矿产品如稀土资源外基本上全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市场研究是人家的，开发设计是人家的，工艺技术是人家的，要害零部件是人家的，商标产权是人家的，销售体系是人家的，售后服务是人家的，仅仅加工这一环是中国的——也就是说，中国只出卖了廉价劳力，只赚了点血汗钱。换句话说，中国出口的实际不是真正的产品，而是血汗劳力，即中国的劳力资源。（连一个完整的“商品”是个体系、必须包括各种“软硬件”、必须包括市场研究、客户设定、开发设计、工艺技术、零部件采购、加工装配、包装运输、商标产权、推销广告、销售渠道、售后服务等方方面面这起码的常识都不懂，以为“商品”就是直接的买卖对象，对其他一切一概不管，发展“外向型经济”只知道抓廉价劳力的“比较优势”，把劳力资源当成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的全部内容——如此无知无能还号称“经济学家”，可见“精英论”的“精英”都是些什么劣等货色。） 

这就是说，中国的出口本质是出卖劳力资源和矿产资源。发展房地产本质是出卖土地资源。不惜环境污染本质是出卖环境资源——从这个角度看，“精英”指导的中国“经济腾飞”其实是除了出卖资源外没任何其他实质性内容的“资源经济”。一些石油输出国的经济是出卖石油资源的“石油资源经济”；中国的经济是出卖“特色资源”的“特色资源经济”——廉价劳力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和环境资源，跟石油输出国的“石油资源经济”没什么本质区别，全是靠出卖现成的资源过日子——如果靠卖现成的资源过日子算本事，那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学家应该算全世界最牛的经济学家了：人家不是更善于发挥“比较优势”吗？ 

货真价实的经济腾飞是“用资源创财富”，偷工减料的经济腾飞是“用资源换现钞”——这跟败家子卖房子卖地换现钱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把现成的资源往外卖，自己不劳而获。（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精英”连“用资源换现钞”都做不到，而是“用资源换废纸”，连过去的败家子的水平都不如。） 

“用资源创财富”，即便资源耗光了也能找到应对办法，能继续生存，继续发展，继续繁荣。这样的发展经济才是真正的发展。

“用资源换现钞”，自己实际什么本领也没有，什么事也没干，全靠“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当还有资源可卖时，败家子也可以充大爷，让一群奸商婊子众星捧月说奉承话风光风光。一旦资源卖光糟蹋光，立刻狗屁不是。这是弄虚作假的发展经济。 

“石油资源经济”可以靠卖石油资源买回一切，包括种种“新技术”，可以现在显得很富有，可以充满了“新技术”。这算“现代化”吗？一旦石油资源卖不出去，或者一旦石油资源耗完，那眼前的一切繁华还能存在吗？

“特色资源经济”也可以靠卖“特色资源”买回一切，包括种种“新技术”，可以现在显得很富有，可以充满了“新技术”。这算“现代化”吗？一旦“特色资源”卖不出去，或者一旦“特色资源”耗完，那眼前的一切繁华还能存在吗？ 

（能不能说，山沟里的土匪“座山雕”之类用打家劫舍抢来的金银珠宝、山货野味之类换来若干洋枪洋炮奢侈品等“先进技术”就算是“现代化”了呢？）

中国“精英”把改革搞成“资源经济”一点也不奇怪：几千年来他们除了依附权势搞“人吃人的文明”外什么也不会，几千年来都没长进。搞其他任何现代化经济他们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有搞“资源经济”才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人吃人”：“资源经济”只要有权力就玩得转，其他什么知识都没有都行——有权力就有暴力，有暴力就能抢劫，任何资源都不在话下，手到擒来。所以“精英”的“改革”说穿了就是“持权抢劫”——用权力这种暴力抢劫，做无本生意——“改革”改了几十年，各式各样的“改革创新”不管如何令人眼花缭乱，但始终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围绕“产权”这个核心打转：一切归有权的所有，谁有权谁拥有一切、支配一切；谁没权谁丧失一切、一切被支配。改来改去最后结果是一切资源全变成有权者的私人财产，任他们支配出卖——物力资源私有化靠的是“产权明晰”，人力资源私有化靠的是劳工奴隶化（“私有化”不但意味着物力资源属于私人，而且意味着人力资源也属于私人——“人力资源奴隶化”：医疗、教育、失业、工伤、养老等等属于人享受的待遇全当包袱甩，动不动就“暂缓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压了又压、低了再低还老打白条，不准罢工还不准上访，甚至到了“零工资待遇”地步——连糊口的钱都打折扣，不是奴隶又是什么？）在这种出卖资源的资源经济体系中只有拥有资源、出卖资源的有权者（掌权的和有钱买权的）才能发财。对于他们这样有资格卖资源的人来说，这种经济体系太好了。对被当资源卖的人来说，这种体系纯粹是灾难——都被当资源卖了，哪还有任何权利可言？没权的和没钱买权来抢资源卖的迟早只有三样选择：打手、娼妓和奴隶——要么被吃，要么当吃人者的帮凶或帮闲。

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懂得了“资源经济”和“创造经济”的本质区别，对“精英”大肆吹嘘的“巨大成就”就不会陷入盲目了：说穿了就是利用权力把属于全体老百姓的资源抢过来卖，谁抢到就算谁的，谁抢得多就算谁“本事大”。所谓“经济腾飞”靠的一是中国国家大人口多，随便刮一刮就油水惊人了；二是没有竞争对手——环顾世界，恐怕不会有第二家“精英”敢于从祖宗到子孙全卖光，不怕本民族断子绝孙（敢蓄意给自己民族的后代奶粉里下毒的国家绝对“蝎子尾巴——独（毒）一份。而且“有关部门”事发后敢把责任官员明惩暗调，异地升官，显然根本不把这种下毒当回事——如果国家意志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事，必定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把所有有关罪犯整得灵魂出壳，整得今后任何人想都不敢再想这种事。而如今对责任官员“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明罚暗升”这种愚弄人的手法体现出国家意志是包庇下毒犯，显然不在乎自己民族断子绝孙）。既然无耻得天下无敌，自然独占鳌头，把这种黑良心财全包圆了。表面现象就是“经济腾飞”，钱多得没地方花——当然，能霸占资源往外卖的“先进代表”才如此。被当成资源卖出去的人自然没资格享受“改革成果”。  

2）．再看“指导经济”——

不能说中国的“改革精英”对指导中国的经济活动没有任何贡献、对中国近两万亿的外汇储备积累没有任何贡献——他们有贡献，而且贡献大大的，不过是毁灭性的“贡献”。

比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决策：

——银监会官员：购买美国国债是中国唯一选择

——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的中国金融，将如何动作？中国央行官员对此回答说：“对中国来说，现在最缺的是金融创新，如果因噎废食，那就太傻了”“中国不应对金融衍生产品说不”（香港《文汇报》，2008．9．26．）

——金融教授丁志杰则认为，中国政府不应裹足不前,而应趁机在海外市场低价买进。“但主要困难是如何获知最佳收购价格”

——今年多数时间里，支持进一步市场化的人士看来占据了上风，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设定具体的股市点位，声称应建立可靠的交易系统，有公平的交易规则、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值得信赖的参与者，让股市成为建立更完善金融体系的基础。 

——易宪容：“买美国国债是个正确选择”“就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来说，购买美国国债可能是降低中国外汇储备风险最好的方式。中国外汇储备持有金融资产的结构，应该是加大美国国债的比重。”

——王歧山：“美国政府财政担保着，这样我们就踏实了”

——新华网北京3月23日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23日表示，中国会继续投资美国国债。

——中国四成国民财富投向美国成最慷慨的“穷国”、“从未有任何一个穷国借这么多钱给一个富国，美国也从未如此依赖一个国家政府所提供的资金。”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地缘经济研究中心新近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08年底，中国持有的外汇资产总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其中七成为美元计价资产，规模约为1.7万亿美元。“平均每个月，中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债，为美国提供了维持其贸易赤字将近一半的资金。”（2009年2月6日环球时报） 

结果呢？

——2009年3月20日，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宣布将在今后6个月内购进最多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同时进一步购入7500亿美元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和1000亿美元房贷公司债券。中国国内的媒体说，“对于中国来说，2万亿外储已经成为待宰的羔羊，将再次蒙受重大损失。”，“美联储理论上有无限供给美元的能力，这个口子一开，美国国债还用其他国家买吗？美国自己开动印钞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已经严重触及市场经济的底线。” 

——美元货币存量从8千亿一夜间变成2万亿，币值暴贬60%，中国人民三十年辛苦劳动所积攒的相当于人民币13万6千亿血汗钱，转眼间变成6万亿不到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金融教授克鲁格曼2009年4月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国的美元陷阱”，尖刻地评论道：

——“中国储存了2万亿的美国短期国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美国短期国债共和国……不过就在前几天，看起来中国的领导人已经醒过来了，认识到他们面临着严重问题。”

——“中国除了拥有这么多不能脱手的美元以外什么都没有”。

——“中国的领导人还没有意识到游戏的规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周小川的演说其实只是承认中国的弱点。他等于在说中国把自已赶入了美元陷阱，既不能脱身，又不能改变当初让中国掉入陷阱的政策。”“周小川的提议其实是请求某人把中国从它自己投资错误造成的后果中解救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事。” 

——星岛环球网2009年4月16日报道：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指出，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最大风险为美元贬值，预计中国将因而致使的投资损失，最终恐达20%至30%。

……

又比如在这次金融危机面前的表现：

——2006年08月09中新网8月9日电：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撰文指出，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20日在京出席“２００７证券中国投资论坛”时力挺当前股市，在谈到备受关注的“全民参与炒股”时，王忠明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的极限”、“宏观经济不会大起大落”，两个月后，CPI达到月度8.7%，半年后，跌到2008年12月的1.2%。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初起时，不少主流学者纷纷给出“危机是暂时的”的判断，强调“对中国影响不大”。

——2009年3月19日出版的《瞭望》杂志抨击说：“2008年4～7月份，国内经济形势已出现逆转时，‘抬轿派’学者还把经济增速下滑作为调控的成绩来宣扬。”

再比如对经济活动的预测和指导：

——2008年7月，当国际油价冲击147美元/桶，国内的能源研究机构众口一词地预测“国际油价即将冲上200美元/桶”。为此，国内不少大型国企与国外投资银行和有关机构进行燃油套期保值的对赌，5个月后，他们被35美元/桶的新价位刻薄地嘲弄了一把，损失惨重。 

——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外股票投资损失可能已超过800亿美元

——中信泰富炒汇巨亏155亿

——中国平安保险投资富通银行的亏损228亿人民币

——国开行对外投资巴克莱银行亏损120亿元，竟还要增资

——金融海啸年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缴纳2000亿学费

——中国金融界又暴卖国丑闻——中央汇金公司将建行60亿股三折卖给美国银行

——中行巨资收购海外基金1年不到亏95%或清盘——中国银行控股的瑞士对冲基金公司Heritage Fund Management (HFM)管理的一只投资中国市场的基金，在今年年初到10月底期间损失了95％。

——东方航空2008年在航油套期保值业务上出现62亿元的巨额浮亏，

——中国国际航空套期保值业务本公司2008年12月31日燃油套期保值合约公允价值损失扩大到68亿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上海航空(600591)今日公告，公司航油套期保值合约于2008年12月31日的公允价值损失约为1.7亿元(未经审计)

——中国远洋套期保值出现巨额浮亏53.8亿元。

——黑石单季亏损8亿美元，中国巨额“投资”或将血本无归

——中国钢铁业为此放开肚皮“吃”进9000万吨“高价”铁矿石，其最终减值损失可能达350多亿元；而为阻止“两拓”合并成功对中国产业安全形成威胁，中铝公司投资力拓并成为最大单一股东。140亿美元的投资浮亏8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44亿元）。仅这两项相加，中方已为“两拓合并”付出了约900亿元代价。在付出900亿元人民币惨重代价的同时，由于铁矿石价格疯狂走高，中国民营钢厂纷纷减产50%，最终使得铁矿石价格崩盘，这让中国大钢厂与贸易商手中的9000万吨矿石豪赌算盘落空，导致中国钢厂陷入全行业亏损。 

——从去年10月的6124点，到今年的最低点1664点，中国股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速降过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下跌幅度超过72%，市值缩水最多时达到22万亿

——十八年不遇大股灾人均亏损13万

……

所有这一切概括起来就一个字：亏——“精英”把中国人的血汗钱弄成了一堆无法兑现的美丽废纸，如同进香的傻瓜，用实实在在的财富换了一堆虚无缥缈的空愿——“精英”不是讲究“经济效益高”吗？怎么他们经手的东西全是亏损的经济效益？而且亏损“效率”奇高？ 

就以外汇储备为例：中国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按目前美元对人民币1：6．8计算相当于人民币13．6万亿元。

美国大肆增印美元，全世界美元货币存量从8千亿一夜间变成2万亿，相当于币值暴贬60%。

——如果按贬值60%计算，那中国人民三十年辛苦劳动所积攒的相当于人民币13万6千亿血汗钱，转眼间变成6万亿不到了，白白损失了8万亿人民币。

——如果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金融教授克鲁格曼的估算，中国的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将因美元贬值损失30%，那仅这一次贬值，中国的损失就相当于人民币4万亿元。（如果今后美元再贬值呢？还得另算） 

——最坏的情况：“中国除了拥有这么多不能脱手的美元以外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中国的2万亿美元的外汇实际全成了用不成的废纸，那中国的损失相当于人民币13万6千亿元。

就按相对而言损失最小情况——30%假定，那中国仅外汇储备一项就将一下子损失4万亿人民币。

——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中国工资总额28244亿元（2．82万亿人民币）。换句话说，“精英”们一下子就把全国老百姓近一年半的工资白白送了人。（如今急急忙忙“暂停调整最低工资调降工医保险费率”说白了就是“墙外损失墙内补”，“精英”们在国外“决策失误”的亏损靠压榨国内老百姓来补。） 

——中国政府刺激经济保内需的预算是4万亿，刚好等于外汇损失数（何必费那么大劲拨钱刺激？没这个外汇决策失误不就全出来了？）

——据2009年1月21日中新网消息：国务院会议今通过医改方案3年将投入8500亿（不是“我有难处啊，政府今年拿不出那么多钱”吗？给13亿人搞医改三年才抠抠索索拿出8千5百亿，平均每年2千8百万，13亿人每人摊约两百块——孝敬美国爹一出手就是4万亿，平均为每个美国人奉献1万3——这是发扬风格舍己为人呢，还是厚彼此薄此吃里扒外？） 

这还是按损失最小的30%估算的。如果外汇储备当真是“除了不能脱手的美元以外什么都没有”，那上述所有的帐都得翻三倍。（在任何正常的国家对造成如此天文数字的损失都要追究责任，调查是不是叛国罪。而中国呢？别说追究责任，连提都不准提，滴几滴眼泪、背几句歪诗再炒一盘回锅肉就蒙混过关了——难道全中国老百姓几年的工资就值这么点？） 

中国“精英”对创造财富没有任何贡献、对外汇储备没有任何贡献也罢了，偏偏还专出馊主意，专让中国人吃亏上当——不是这些“精英”，何来“中国把自已赶入了美元陷阱，既不能脱身，又不能改变当初让中国掉入陷阱的政策”？何需“请求某人把中国从它自己投资错误造成的后果中解救出来”？百姓几万亿的血汗，让“精英”一下子就毁光了——“精英”不是整天讲“效益”、“效率”吗？他们自己的“效益”、“效率”呢？一句话：“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祸国的效益绝佳，殃民的效率奇高；不干好事光干坏事，真令人不得不怀疑：他们究竟是替谁做事——替中国做事，还是“身在中国心在外”，专门替外国人做事？ 

3．根据“精英论”，“精英”卖国是正常的，不卖国才反常。

按“精英”们一贯主张的逻辑推论，他们利用决策权吃里扒外当汉奸卖国是正常的，不卖国才反常。

——“精英”们的一贯主张：第一，“精英”都是“理性人”，决不感情用事。第二，“精英”是“经济人”，本能是趋利避害，只为自己谋利益。第三，不得“极左”，不得搞阶级斗争，尤其不得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让人不卖国不能靠利诱——爱国心用钱买不来：如果靠高价收买让人不卖国，那不管你出多高价，人家总能出更高价，把为谋利才不卖国的人收买走。

——让人不卖国靠什么？一靠意识形态——爱国主义，二靠严厉惩罚的威慑——用惩办卖国賊使有心卖国的人害怕，不敢干。

——既然“精英”是“理性人”，决不感情用事，那就不存在“爱国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能指望“精英”因“道德的血液”之类意识形态而不卖国。

——如果追究“精英”的决策中的卖国问题，那就是“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就是“极左”——就凭这一条，“精英”不必担心利用决策卖国会受到任何惩罚。

——就凭这两条，让人不卖国的两大因素对“精英”全不起作用了。换句话说，如今中国没什么东西能让“精英”对利用决策机会卖国有任何顾忌。

——如果“精英”利用决策机会卖国，肯定可以得到外国的好处。而“精英”早已宣布其本能是趋利避害，只为自己谋利益。既然不卖国没什么油水；卖国有利可趋，无害可避，只有好处没有害处，那“精英”还有什么理由不卖国呢？ 

同理，“精英”学术上造假是正常的，不造假才反常。“精英”腐败是正常的，不腐败才反常——“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精英论”使“精英”对普通老百姓有了“绝对权力”，只要不得罪权贵，不论如何胡作非为也不受任何惩罚。 

这一切都不过是根据“精英”们一再宣扬的原则逻辑推导出来的结果。根据“精英”们自己的一贯主张，他们可以在“不搞阶级斗争”的名义下打着“学术”、“科学”的旗号随心所欲谋取私利而没有任何风险。既然如此，他们不利用“学术”卖国才怪了。他们不利用“学术”欺负老百姓才怪了。他们不利用“学术”祸国殃民才怪了。 

4．“优胜劣汰”还是“劣胜优汰”？

不是“优胜劣汰”吗？“精英”在金融风暴前前后后的表现如此低能，给中国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简直举世无双，天下再没有哪国的“精英”能给本国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够“低劣”的吧？该“劣汰”了吧？（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在3月初的全国“两会”上不是已经呼吁“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了吗？） 

似乎是在“优胜劣汰”——旧的“精英智库”颠倒是非屡屡误判，实在“烂泥巴扶不上墙”，于是又成立了个新的“超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乍一看来头很不小，前国务院前副总理领头，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石油董事长等等一齐上阵。“据说该研究中心将成为北京当局最为倚重的经济智囊团。” 

实际呢？

这个“超级智库”对多年来一直大声疾呼堤防金融陷阱、预防金融风暴的学者如张宏良、郎贤平等一个也不要。要的是什么人呢？

——“经济学家”厉以宁：2007年美国金融风暴已经初见端倪，而厉大人却斩钉截铁地断言：“国外有些报纸讲中国这样下去是不是会出现1929年的情况（美国经济大危机）？我看不会。1929年的美国是一个生产过剩的国家，而目前中国经济形势看好，处于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之中”；“中国的股市刚复苏，现在很多人在关心股市，进入股市，这是好现象”；“整个经济处在一个滑坡的状态，牛市一定会转为熊市，但中国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大家应该对中国的牛市有信心，但‘牛市’不要变‘疯牛’，‘疯牛’就不好控制了”——当时相信了他的忽悠、把血汗钱送进股市追求“财产性收入”的人如今感受如何？感受是“疯牛”还是“疯熊”？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是此人公开宣布“中央企业改革的成果，美国的投资者首先享受到。”——为中国经济决策，为美国股民服务。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他领导的“中投”堪比中国足球——战无不败：投资“黑石”30亿美元，投资摩根士丹利50亿美元。结果：两家公司的市值已经双双跳水超过70%，目前账面亏损总额约61亿美元。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投资者纷纷逃离市场，而中投竟然大量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至2008年9月中投公司旗下的Stable Investment公司持有份额折合市值约54亿美元，购买巨额雷曼兄弟债券。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之后，上述债券价值所剩无几，直接导致该基金于上月下旬开始清盘。 

——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石油战争》一书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　2008年9月8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接了石油牛市的“最后一棒”，在130、140美元的价位上大量接手，损失惨重。而这一切正是这位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的杰作。 

……

这还不算，“刚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计划于六月下旬在京召开「全球智库峰会」，邀请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五百强企业领袖为平稳增长出谋划策”——放着中国有真知灼见的学者不要，自己又没本事给中国经济开药方，开张大事第一条就是只会请全球各路神仙给中国「病夫」问症——真是“家花不如野花香”、“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超级智库”来头虽大，水平不过如此。 

如今全世界都在为金融风暴焦头烂额。如果那些洋和尚自己的国家正在闹经济危机，那怎么能指望解决不了自己国家的经济问题的人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如果那些洋和尚的国家就是制造金融危机的原凶，那请人家来拿主意岂不是引狼入室，惟恐中国上当不彻底、垮得不够快？ 

准确预言了金融风暴、能够让中国避免巨大损失的有真知灼见学者一个也不要，多年来颠倒是非屡屡误判给中国造成惨重损失的“精英”不但不负任何责任，不受任何惩处，反而依然故我高高在上，还专请外国自身难保或别有用心的洋和尚来拿大主意——这叫“优胜劣汰”？分明是“劣胜优汰”。 

可见跟其他“人吃人有理”的借口一样，“精英”不“精英”还是谁有权谁说了算——说你“精英”，你就“精英”，不“精英”也“精英”；说你不“精英”，你就不“精英”，“精英”也不“精英”。所谓“精英”不过是权力游戏，是谁官大谁的表准，谁权大谁的屁香。什么“精英”不“精英”，全是糊弄人，全是利用权力“弱肉强食”的借口——谁有权谁“精英”，想吃谁就说谁“劣汰”。 

5．历史上的“白蚁”，现实中的“瘟神”

外国“精英”有搞自然科学的。中国的“精英”则只认“万般皆下品、学而优则仕”，根本不屑搞自然科学这种“雕虫小技”，对创造财富丝毫不感兴趣，只对掠夺财富感兴趣。所以中国“精英”几千年来实际就干了一件事：宣扬“人吃人的文明”。 

“精英”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就一样：“白蚁”——毁坏一切。

鲁迅说：“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回顾中国历史，哪一个朝代的创建“精英”们有份？哪一个朝代的崩溃“精英”们没份？——每个朝代处于艰险的创建阶段时，“精英”们都躲得远远的，决不犯险。而一旦大势已定，“精英”们立刻蜂拥而至推销“人吃人的文明”，利用“万般皆下品、学而优则仕”窃取权力，然后开始同样的进程——“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光吃财富，不创造财富，直吃得整个社会空心腐烂，朽得再也撑不住、轰然坍塌。于是改朝换代，大规模流血。这时“精英”们纷纷自顾自逃命，等下一个朝代建立又纷纷出来打破头“学而优则仕”，一切又从头开始。 

中国历史的每个朝代如同一座房子，“精英”如同房子里的白蚁——只管吞噬不管修建。别人建房子时“精英”从不参与，一旦房子建成“精英”立刻钻进去象白蚁一样不断蛀食，直到房子朽烂崩溃。此时“精英”们便等下幢房子再建成，然后再钻进去吃光一切，一切又从头再来。中国历史这幢房子就是这样在不断被“精英”这群“白蚁”吃光坍塌、不断重新修建、又再被吃光的过程中折腾过来的。 

历史上的中国“精英”至少还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有相应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虽然就整体而言历史作用如同白蚁，但就具体个人而言还出了不少忠实于自己道德体系价值观的杰出人物。而如今的中国“精英”连这也做不到，因为他们连象样的理论体系、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也弄不出来，一切全在“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下当破烂卖了。所以今日之中国“精英”连一个象样的杰出人物代表都拿不出来，连一个象样的理论体系都拿不出来，甚至连象样的语言文字都拿不出来，整个群体都成了庸俗卑劣的文化流氓兼学术娼妓，为吃人什么事都敢干，什么谎都敢撒，“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一切为“人吃人的文明”服务。如此“精英”比白蚁更凶悍，成了当代瘟神——到哪哪遭殃，糟蹋一切美好的东西：国有企业、集体经济、生态环境、社会风气、人民权利、文化素质、资源、国家安全…… 

且看这则消息：“中国中小学生理想调查显示科学家排倒数第三”、“排名第一的是企业家，其次是歌星影星、公务员、律师、医生、记者，科学家居倒数第三，只比工人和农民排名靠前”（《北京晚报》2009年4月7日）

说中国鸦片战争时期落后挨打是封建社会造成的，那今天呢？“中国中小学生理想调查显示科学家排倒数第三”这种直接阻碍科学进步的局面又是谁造成的？

中国“精英”几千年来就干了一件事：鼓吹中国“特色”的“人吃人的文明”——“万般皆下品，学而优则仕”，除了作官什么都不会，都不肯，都不屑。结果就是整个社会中创造财富的不如掠夺财富的，搞科学技术的不如当官的，被人吃的不如能吃人的，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不落后挨打？如今的“精英”尽管说得天花乱坠，其实仍然“新瓶装旧酒”，万变不离其宗，还是“人吃人的文明”——“万般皆下品，学而优则仕”，由此造成的社会价值观当然只能仍然是创造财富的不如掠夺财富的，搞科学技术的不如当官的，被人吃的不如能吃人的——鸦片战争前蔑视科技、蔑视创造财富的腐朽反动的价值观如今死灰复燃，不正是这些瘟神“精英”不仅糟蹋有形的财富、而且糟蹋一切无形的财富、毁灭了一切让中国积极向上的东西的结果吗？ 

就连传统的中国字都难逃“精英”瘟神的魔掌：“同志”、“小姐”、“精英”、“专家”、“教授”、“学者”、“俯窝撑”、“藏猫猫”、“打酱油”、“和谐”、“折腾”……这些中国字现在全变了味儿，意思与原来大相径庭——再这样下去，将来的中国人想说好话都难：本来好好的词意思全变了，拿来用了究竟是在说好话还是在说反话？——“精英”什么财富都不创造，专门毁坏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连好好的中国字都给糟蹋得变了味，碰上什么毁什么，不是瘟神又是什么？ 

所有这一切都使“精英论”和“精英”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彻底破产。（“精英”们不是大叫“不能回到毛泽东时代”吗？其实即便他们想回都回不去了：毛泽东时代中国老百姓提到“学者”、“专家”、“知识分子”时还是很尊重的。知识分子即便被下放劳动锻炼也经常能得到普通工人农民的关心同情和帮助。就凭如今“精英”对老百姓的种种傲慢与狰狞，即便将来有一天他们想让中国老百姓还象毛泽东时代那样对自己满怀好心肠、同情心，可能吗？） 

（五）．“不争论”

“不争论”其实在生活中挺常见。两口子吵架，吵不过的一方往往大喊：“闭嘴！”“别说话！”——这就是在实践“不争论”。家长训孩子，如果孩子顶嘴，家长说不过时也往往是大吼一声：“住嘴！”“不许说话！”——这也是在“不争论”：但凡说不过，往往就“不争论”。 

前两天看一篇报道：深圳到广州的黑长途公共汽车上的土匪公然抢劫乘客，先是骗，劝人玩赌博游戏，等骗不过去就凶相毕露用暴力硬抢——这同样是“不争论”：骗局被揭穿了，没人相信了，但人家的钱又非弄到手不可，于是“不争论”，什么借口都不要了，直接来硬的——抢劫的规律就是理屈词穷之时就不讲理，直接动武，这就叫“图穷匕首现”，美其名曰“不争论”。 

《伊索寓言》里恶狼寻找吃小羊羔的借口，找来找去没词了就干脆什么理由也不要，凭暴力扑上去吃掉了事。《水浒》里的“没毛大虫牛二”是：“我没钱，但我偏要你这口刀！”——把这种泼皮无赖行径说得文明一点，就叫“不争论”：“我没理，但我偏要这么着！”——所谓“不争论”就是干脆取消争论：反正我要吃人，争论争得过要吃，争论争不过也要吃，管你争论结果如何，反正我吃人吃定了。既然争论争不过，那就不如干脆省掉那套假腥腥。所以“不争论”其实不是不争论，只是不用语言争论而已——语言争不过了，干脆不用言词说话，而用行动说话，用权力说话，用暴力说话，用枪杆子说话。鲁迅说：“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人吃人有理”一旦闹成“不争论”，那就是“图穷匕首现”了。到了这一步，一切借口都站不住脚了，一切“理论”都破产了，再也无法自圆其说了，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干脆撕下一切道貌岸然，赤裸裸来硬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 

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是“不争论”的典范：谁敢争论地球围着太阳转就烧死谁（不过被烧死的最有名的人士并非张维迎宣称的伽里略，而是布鲁诺。张维迎尽管“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但仍然没法把死人换过来再烧一遍。）可见“不争论”很符合“国际接轨”。 

“不争论”是“人吃人有理”的最后防线、最高境界——下一步就该用枪杆子说话了。（难怪在“最困难的时候”一边“暂停调整最低工资调降工医保险费率”一边给军人大涨工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情况不妙时赶紧收买军心实在是未雨绸缪，英明之至。） 

只是有一点让人想不通：闹“不争论”的吃人的英雄们究竟是精还是蠢——说他们蠢吧，他们挺明白：火药库见不得星星之火；说他们精吧，他们把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了一座火药库。

（六）．小结

“血统论”、“天命论”、“天才论”、“精英论”、“不争论”等等“理论”其实都一个意思：“证明”谁有权谁吃人有理。

“血统论”：借口——谁血统高贵谁该掌权。实际结论——谁有权谁“血统高贵”。实际结果：“血统高贵”的吃“血统低贱”的——有权的吃没权的。

“天命论”：借口——谁得天命谁该掌权。实际结论——谁有权谁“得天命”。实际结果：“得天命”的吃“无天命”的——有权的吃没权的。

“天才论”：借口——谁是天才谁该掌权。实际结论——谁有权谁是“天才”。实际结果：“天才”吃“蠢才”——有权的吃没权的。

“精英论”：借口——谁是精英谁该掌权。实际结论——谁有权谁是“精英”。实际结果：“精英”吃百姓——有权的吃没权的。

“不争论”：借口——不要借口了，根本不许争论该谁掌权。结论——谁有权听谁的。结果：有权的吃没权的。

（“人吃人有理”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借口，比如“功劳论”——我是功臣，功劳赫赫，可见我比别人能耐高级，所以有资格吃人。这种借口“学术水平”比较有限，不专门论述了。其实质还是毛泽东说的，“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对功劳“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居功自傲，于是走向“吃人有理”。） 

地球围着太阳转，“人吃人有理”围着“人吃人”这个根本目标转——有权就有暴力，有暴力就要“弱肉强食”。定下“人吃人”这个大目标，剩下的不过是找借口，用“人吃人有理”的“软暴力”配合“权力吃人”的“硬暴力”，使被吃者乖乖被吃而不反抗。这是实质。至于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什么借口看上去能忽悠人就用什么借口，一种借口不灵了就另换一种，“换汤不换药”，“万变不离其宗”，人吃人的借口可以变，人吃人的宗旨从来不变。 

希特勒有一段讲话对“人吃人有理”的本质阐述得透彻之极：“我将提出发动战争的宣传上的理由——不必管它讲得通，讲不通。胜利者在事后是没有人问他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心要狠！手要辣！……谁强就是谁对……心要硬，不要发慈悲！要心如铁石，不要有怜悯！谁若是仔细想过这个世界的道理的话，谁就懂得它的意义就在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见《第三帝国的兴亡》） 

只要把希特勒话中的“发动战争”改成“人吃人”，用这段话描述如今“精英”们大肆鼓吹的“人吃人有理”简直惟妙惟肖：“我将提出人吃人的宣传上的理由——不必管它讲得通，讲不通。胜利者在事后是没有人问他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在人吃人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心要狠！手要辣！……谁强就是谁对……心要硬，不要发慈悲！要心如铁石，不要有怜悯！谁若是仔细想过这个世界的道理的话，谁就懂得它的意义就在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可见鼓吹“人吃人有理”的中国“精英”跟希特勒实在志同道合，“海内存知己”、“心有灵犀一点通”。只不过希特勒是对外侵略，中国“精英”是对内侵略。 

四．“冷战”——恐怖的和平；“人吃人的文明”——恐怖的和谐

冷战时期美国出了部记录片，叫“恐怖的和平”，大意是说美苏两家虽然“和平共处”，但双方都时时生活在对方核武器的威胁之下，日日夜夜担惊受怕，生怕突然之间大祸临头。所以这样的和平是“恐怖的和平”——生活表面上和平，实际却处处充满恐怖。 

把持中国“改革”已三十年的厉以宁宣称：“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注：不是说废除终身制吗？“三十年一贯制”还继续在台上死皮赖脸，还安排得意门生占住位子，难道真要“世袭”？） 

拜厉以宁之赐，如今中国普通老百姓谁也休想摆脱“危机感”的恐怖：

——“末位淘汰”、朝不保夕的恐怖；

——“优化组合”、“竞争上岗”、“下岗分流”、“买断工龄”、“破产倒闭”的恐怖；

——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家、老无所养的恐怖；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强迫征地、强迫拆迁的恐怖；

……

这些明着来的就够恐怖了。而各种各样花样翻新防不胜防的暗算就更恐怖：

——“东莞失踪儿童千余人”、“东莞特色：淫业氾滥有人撑，儿童失踪无人管”、“家长上街游行拉着‘倾家荡产、变卖家产悬赏1000万买回爱子’的标语走上街头”、“东莞警察居然当千余失踪儿童家长的面说‘活该’”

——“千万看紧孩子：最新拐骗小孩手法”

——“山西黑砖场工人过着奴隶生活”、“山西政府部门竟涉嫌倒卖上千童工”

——“广西一民工领千元工资竟有9张百元钞票为假币”

——“平均一天死13人：中国煤矿恶名远播”

——“重庆市下岗女工被饿死床上五年多变成一具白骨”

——“国人见老人瘫倒不敢扶南京法官造的孽”

——“专家调研北川中学难掩悲愤‘哪个王八蛋建的楼’”、“教学楼钢筋仅筷子粗”、“教育部：倒塌校舍存在违规建设高度超5层”、“灾区一倒塌校舍建筑商承认自己盖了危楼”、“美国结构工程师川震灾区考察笔记惊叹豆腐渣”、“四川副省长：大地震中没有豆腐渣工程” 

——“严重污染导致中国出生缺陷激增”、“中国已成全球最大生态‘负债国’”、“中国水危机”

——“华北平原村庄污水横流 十余村民患病暴毙”、“南都周刊：广州式黑肺”、“钟南山：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色的”、“山西临汾村民集体下跪要求化工厂停产”、“广州珠江南岸路江面又现‘黑龙’入江”、“海南癌症村7年66人死亡地表水被严重污染”、“湖北监利钒污染致近千人患严重皮肤病”、“中国癌症村赶走鱼米之乡死亡名单不断拉长” 

——“因为学校设在萧山戴村镇工业园区里面，萧山六中近3000名师生时常被各种臭气包围着，学生们经常捂着鼻子、关着门窗上课”

——“中国近百癌症村悲歌：数万病患或被牺牲”

——“为四川地震安置房疑甲醛超标百余孕妇胎死腹中”

——“广东再爆致癌毒校服”

——“‘仿瓷’餐具有毒 尿素甲醛树脂造”、“广州产家具近四成含毒”、“装修可能甲醛超标、孩子玩具可能有甲醛、吃的毛肚也有可能是用甲醛泡过……”

——“意大利医生怒指：中国的医药界太黑暗了！”

——“抗生素被滥用超级细菌肆虐”、“中国滥用抗生素强度高于欧美国家50%”

——“江西崇仁中医院创收黑幕：病人一天被做10次CT”

——“一个年轻医生的感概穷人的孩子有病无钱治等死”、“9岁男孩发烧没钱看病用红领巾上吊自杀”、“中国农村病患老人自杀风气无奈蔓延”

——“中国贫苦重症病人成欧美医药公司试验品”

——“从‘大头娃娃’到‘结石娃娃’”、“青岛女孩喝三鹿十年临死才知凶手”、“阜阳假奶粉案多数问责官员重获要职”、“三鹿问责官员异地高升民众感觉受愚弄”

——“中国噩梦：食品还是毒品”、“中国食品网和食品论坛曾罗列出有55种，称‘中国有毒食品大全’”、“暗访一元钱‘消毒餐具’：浑身都是说不清的毒”

——“中国屠宰商户卖的是什么猪肉——灌注工业明胶”、“加大便制造臭豆腐工商人员当场吐胆汁”

——“中国荔枝喷硫酸保鲜灼烂女子食道”、“多硫酸化硫酸软骨素：一毒未平，一毒又起”、“害人的‘蛋白精’是如何横行中国的”

——“中国饲料全行业的溃烂”、“香港查出内地鱼饲料含三聚氰胺水产成重灾区”、“饲料加三聚氰胺是公开秘密水产业可能是重灾区”

——“我们到了不知道吃什么喝什么的时代了”、“食品安全：我们还有计可施吗？”、“拿什么来拯救你？中国食品”、“今天你找不到一种没有毒的食品了”

——“方便面厂长自曝生产黑幕”、“厨师曝炒菜黑幕”

——“从‘蒙牛奶’到‘湖南猪’，我们能相信什么？”

——“破旧皮鞋变假牛奶原料造假环节可见专家身影”、“中国人造假食品技术让人感到恐怖”、“解密造假鸡蛋”、“专家竟然开班授课制假造假”

——“6岁女孩吃韭菜身亡大量农药残留中毒要命”

——“贵州柏油路48小时后变豆腐渣”

——“顾客在酱油炒饭中吃出大量洗衣粉”

——“无处不在的谎言与造假”

——“打工少年黄河沙坑溺水、冷血筏子客讲价钱贻误救人、好心人下水施援竟遭起哄”

——“70岁湖南祁东五保老人来北京抢劫求入狱”

——“自贡下岗夫妻双双上吊自尽女记者痛哭”

——“一国企倒闭逾20工人集体服农药自杀”

——“做农民只有两个字：辛酸”、“农民工女儿被清理出课堂室外听课”、“广州竟出现失学女童擦鞋一条街”

——“哈尔滨下岗工人没钱缴费无奈申请停止供热度寒冬”

——“广州56岁清洁工每天干活13小时在睡梦中离世”

——“中国小孩子的书里居然有这样无耻的陷阱”

——“海口家具厂使用14岁童日工作10小时”

——“如此企业文化：广州公司培训大小便标准动作”

——“罐头厂女工工作18通宵收入450元不堪压力跳楼”、“老板，请给我们一个馒头吃吧！”、“谁在纵容斧头帮砍杀讨薪民工”

——“民工讨薪忍饥挨冻10天女工互抱取暖”

——“冻死八名女工，竟因为过生日喝酒！”

——“农民讨要工资遭群殴被挑断脚筋爬回家”、“陕西农民讨欠薪被碾死手中紧攥工资条”

——“贵州习水县被揭发多名禽兽官员‘嫖宿’多名未成年少女，引发网络对‘嫖宿’罪名的争议”

——“新丛林法则——中国大陆社会的生存之道”

……

（这一切是捏造还是事实，是罕见还是司空见惯，谁是普通老百姓谁心里有数——如果我说某人长了三个脑袋六条胳膊，这种话值得信吗？如果我上面引用的全是无中生有，这种文章值得一顾吗？）

过去没有、如今必不可缺的防盗门窗和日复一日五花八门的告诫提醒从反面证实着无数原先匪夷所思的恐怖：如今你不知道你住的房子是不是随时可能坍塌的“豆腐渣”，你不知道你身边的家具和房屋装修材料是不是甲醛超标、惰性气体超标、放射性物质超标，你不知道你此时此刻喝的水、吸的气、吃的东西、穿的衣服里含没含有毒有害物质，你不知道会不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因污染得了绝症，你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出工伤交通事故，你不知道你的老板会不会用白条拖欠你的工资，你不知道拿到手的钞票是不是几可乱真的假票子，你不知道跟你最亲密、对你满面堆笑的人是不是笑里藏刀拿你“杀熟”，你不知道你会不会突然被“末位淘汰”掉，你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碰上偷盗绑票或骗局，你不知道你买的东西是不是假冒伪劣……你不仅需要为自己谨小慎微，更需要为子女担惊受怕：怕孩子一出生就被人调包，怕孩子吃的奶制品里含三聚氰胺或其他有毒物质，怕孩子去的幼儿园、学校是“豆腐渣工程”，怕孩子被拐卖绑票，怕孩子被诱惑学坏，怕孩子上当受骗，怕孩子上不了好学校没前途……这种害怕如影随形跟着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来说，虽然一片“歌舞升平”，没有“政治运动”，没有“阶级斗争”，却时时杀机四伏——“以人为本”，但要“优胜劣汰”——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吃得尸骨无存——这样的日子恐怖不恐怖？ 

这一切能被当成问题引起无数大喊大叫本身就证明过去中国不是这样，证明绝大多数人中国老百姓认为不应该是这样，否则中国人早就习以为常，当成天经地义，连吭都不会吭一声。这一切都是实施“新自由主义丛林兽性经济学”的必然结果：“物竞天演，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弱肉强食”这个提法本身就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规定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人吃人的关系——谁强谁吃人，谁弱谁被吃；谁能吃人谁本事大，高级；谁被人吃谁没本事，活该。所以“自由”=“自由吃人”；“自由派”=“自由吃人派”；“自由化”=“吃人自由化”——不得对能够获得或买到“硬权力”、“软权力”而当了强者的我吃人做任何限制，让我放开手放开脚随心所欲敞开了吃人，想吃谁就吃谁，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谁碍手碍脚妨碍了我吃人“自由化”谁就在“破坏自由”。同理，所谓“民主化”就是“民主化吃人”——封建皇帝“赐自尽”是刀子、绳子、毒药酒随便挑：绝对尊重“个人选择”；《水浒》里“浪里白条”的老哥“船火儿”张横“请客”是“要‘板刀面’，还是要‘馄饨’”？“板刀面”=剁了扔进水里；“馄饨”=自己脱光衣服赤条条投水：给你充分的“民主权利”。有如此美妙的“普世价值”、“道德的血液”还有什么可不满意的？还有什么理由抱怨反对？（谁看不见如此绚丽多彩的“皇帝的新衣”谁就是“愚昧”、“极左”、“愤青”、“反对改革”、“破坏先进生产力”……） 

丛林世界总是一片和谐，但随时随地充满了死亡——“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草泥，草泥干着急”——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不知道有多少生命被吃掉，无声无息地消失。所以丛林世界的和谐是恐怖的和谐，弱者永远摆脱不掉生存的恐怖（当然，这只是从被吃者的角度看。从狩猎者的角度看不但不恐怖，而且“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中国“新自由主义丛林兽性经济学”把中国社会变成了丛林世界，实施了丛林世界的丛林法则。实行丛林法则的社会是充满人吃人的恐怖世界，步步陷阱，处处杀机，随时随地有人在算计着要吃你，至少伺机咬你一口。

毛泽东说：“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

实行丛林法则的社会里人吃人，并不是因为人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人吃人的文明”迫使人们不得不走上靠吃别人才能生存的道路；而且人们是“按权力”、“按势力”来吃人的。在丛林法则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其他的生存方法。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形成了一条“食人链”，中间的每个环节上的人都既吃人，又被吃。大有大吃，小有小吃，从公然撕碎吞噬到冷不防咬一口就跑到悄悄吸一管子血无所不备。如果根本不吃人就只能被吃，就只能排在“食人链”的最底层。只创造财富不掠夺财富的人就属于这种“最底层”的人（难怪“中国中小学生理想调查显示科学家排倒数第三、工人、农民排倒数第一第二”）。 

在“奉行人吃人文明”的丛林世界，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恐怖。如果不小心被吃掉或被咬了一口，别指望得到“精英”的帮助和宽慰，能得到的只有冷嘲热讽：“谁让你不会保护自己的？”“谁让你没本事的？”“谁让你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的？”“谁让你……” 

这就迫使普通中国人不得不习惯日日夜夜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永远生活在“被吃”的恐怖之中，不得不习惯丛林法则的一切必然后果：习惯吃与被吃，习惯尔虞我诈，习惯不择手段，习惯无所不用其极，习惯“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习惯发现、制造、利用猎物的一切缺陷、疏忽和失误置其于死地，习惯决不给牺牲者任何改正错误弥补错误的机会，习惯冷酷无情，习惯鲜血淋淋，习惯挣扎哀号，习惯杀戮，习惯恐怖，习惯希特勒的主张：“心要狠！手要辣！……谁强就是谁对……心要硬，不要发慈悲！要心如铁石，不要有怜悯！谁若是仔细想过这个世界的道理的话，谁就懂得它的意义就在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总之习惯丛林世界里丛林法则的一切“特色”：“人吃人的文明”——恐怖的和谐。 

习惯了这一切，对上述种种恐怖就不会大惊小怪——这是“人吃人的文明”的“正常现象”。

习惯恐怖本身已经很恐怖。更恐怖的是人们明知恐怖还要听之任之，不再去想这些恐怖，甚至不得不主动申请这些恐怖——与其说是“久居芝兰之室而不觉其香、久入鲍鱼之肆而不觉其臭”，倒不如说不但已经无可奈何地麻木了，明知吃亏也只好认命随它去了，而且别无选择。 

记得看到过一则报道：有个老太太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台电冰箱。没买多久老太太得了重病，昏迷不醒了好几久，未能按期偿付电冰箱款。最后结果是老太太的房子归了销售商——利加利，利滚利，电冰箱钱变成了房子价。老太太不服，销售商拿着协议振振有词：这上边写得明明白白，谁让你当初没看见？ 

如果孤立地看这一件事，可以说老太太不知道保护自己。但实际上即便知道保护也没什么办法，因为如今这种带陷阱的协议生活中到处都是，躲了这个躲不了那个——比如找工作、开银行帐户、安电话、租房子、买保险、申请信用卡、到医院看病……诸如此类样样都都得先签协议。普通老百姓有几个有条件去一条一条、一句一句地咬文嚼字详细审查这些厚厚的协议？即便有条件，能发现不利于自己的条文，那又能如何？人家一开口就说这是标准协议，你要讨价还价，先雇律师去——你能为所有这些生活必需样样请律师办吗？（即便找律师，你跟律师也得先签协议——这个协议又该由谁帮你审核？）你如果不干，可以另请高明，但不管到哪里结果都一样——先签协议。实际结果是普通人家对这类协议往往只能看都不看完就签字——明明知道这些协议一定有对自己不利的陷阱条文，签了字就等于自己把自己卖了，但仍然别无选择，只能乖乖签字，之后就听天由命——万一出现意外，不管吃什么亏都只好认了。明知恐怖，还要申请这种恐怖，还要接受这种恐怖，还要在这种恐怖中过日子——这本身就是更大的恐怖。这意味着如今普通人无论如何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也不足以保护自己。这就是现代“精英社会”的生存规则：只有有钱有势能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才能免除任人摆布的恐怖。只有雇得起保镖的人才能免除各种生存恐怖——不仅得有“武保镖”，而且得有“文保镖”：律师、会计师、专家、顾问、医生……这正是“精英”设计的“精英”社会的可怕趋向：“理论上”离了“精英”就寸步难行，就无法生存——要确保安全，你自己不能说话，要说话先得问律师；你自己不能理财，要动钱先得问会计师、律师或投资顾问；你自己不能决定吃什么，要吃先得问健康顾问、食品安全检验专家……对于无权无势、买不起“精英”服务、不得不靠自己赌运气的普通老百姓，一切只能用自己的生存冒险，除了听天由命任人摆布外没有任何选择。一旦出了问题不但要吃亏，而且要遭受“精英”的种种嘲笑讥讽：“谁让你不知道保护自己的？”——废话，如此形势，靠自己的力量能保护自己吗？雇“精英”保护，雇得起吗？除了财大气粗有权有势的，谁不是只能拿自己的生存冒险？明知是恐怖还不得不极力忘掉这种恐怖，还不得不怀着恐怖申请这种恐怖，这难道不是恐怖中的恐怖？ 

更恐怖的是，青年一代甚至连尚未成年的孩子们也不得不在恐怖中生存，伴随着恐怖成长：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象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呀上学堂”（“家有儿女”插曲）

——“我不喜欢上学，我喜欢学习，很矛盾。”“每一次，坐在教室，我都会觉得是一个监狱，因为思考方式被制度化了”“其实大学生从从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从幼儿园入学的那一天起，我们早就已经在一个监狱了，只是制度化了，就不记得了，忘了。”“花了那么多钱来学习，学生都学了什么？这简直就是一个家庭最不划算的投资，不但没了生存的能力，还没了人文的灵魂，老百姓都是可怜人。”（“90后少女水心雪儿”） 

——“高三女生在成绩公布后跳楼自杀称太累了”（ 《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17日）

——“北理工大四学生考试不及格难拿毕业证坠楼身亡”（《北京晚报》2009年4月15日）

——“你随便到学校拦住一个学生，问他大多数时间在干什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回答：‘学习！’……绝大多数人还得一边痛骂学校‘压迫’，一边疯狂的购买练习册，一边痛批教育制度，一边也在用实际行动去实践那一套教育制度。”“我们却只能在物质的刺激、精神的贫乏、信仰的真空和沉重的书包中踽踽独行！”（《》“高二学生：我看九零后”2009年2月27日） 

……

喜欢学习，却不喜欢上学，不喜欢上学，还不得不“一边痛骂学校‘压迫’，一边疯狂的购买练习册，一边痛批教育制度，一边也在用实际行动去实践那一套教育制度”——为什么？

因为身不由己，不这样学不行——如果不这样学，首先家长老师亲朋好友就要跳起来：“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好大学，将来怎么办？”“将来找不到工作只有当民工！”“只能卖苦力！”“只能被淘汰！”……

“精英”们的表达方式则“专业化”得多：“如今的社会是一个知识的社会”、“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文凭的社会，也是一个证件的社会”、“没有文凭就没有前途”……

可见如今整个社会施加给青少年的学习动力不是兴趣，而是恐怖——求生存的恐怖，被淘汰的恐怖：反面例子——“当民工”，正面引导——“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文凭的社会，也是一个证件的社会”。一句话：完全出于现实的功利：考文凭，当“精英”，获得“免死金牌”，逃脱被淘汰的命运——可以说，如今中国青少年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恐怖教育——用“优胜劣汰”的恐怖当鞭子抽着他们学任何自己没兴趣、除了应付考试外实际没什么用处的东西。小小年纪，别的不知道就已经开始感受到“弱肉强食”的恐怖了。 

这种恐怖教育之广泛深入简直难以想象：我的一个朋友听到自己才三岁的女儿如此训斥保姆：“你怎么怎么笨呀？就因为你笨，所以你只能当保姆！”他大吃一惊，因为他非常肯定自己绝对从来没有向女儿灌输过这种思想。追问之下才知道是女儿刚进去不久的“高级幼儿园”的小朋友教的——班上孩子在一起经常聊的就是“你们家有几套房”、“你爸爸开什么车”之类。他很有些懊悔——花高价想让女儿进个好点的幼儿园，却不料让孩子学会了这。 

三岁的孩子就知道了“就因为你笨，所以你只能当保姆”，不用问，今后必定把“笨”、“当保姆”作为一种恐怖前景加以规避，把“不笨”、“不当保姆”作为一条原则加以坚持。结论自然是“考文凭，当‘精英’，获得‘免死金牌’，逃脱被淘汰的命运”。这难道不也算一种“优胜劣汰”的恐怖教育？ 

中国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可以说是以恐怖为基本动力的“人吃人的文明”教育体制。核心：“优胜劣汰”、“学而优则仕”，目标：让青少年及其家长潜移默化地认同“人吃人有理”。

“不当民工”、“不当保姆”仅仅是起步教育，实质是在青少年（连同家长）心目中树立起了人生目标的反面典型——不当“下等人”。这一树立本身就意味着认同了“精英论”的基本原则——人的生命价值有本质的不同，分“高等”与“低等”。这就是认同“人吃人有理”的第一步。 

我当年上中学时也少不了考试，也少不了发牢骚：“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但我那个年代的考试远没有如今这样惨烈，“小小肩膀”有幸免了“大大书包”，没那么多家庭作业、课外补习、模拟考试之类，当然也用不着不得不畏畏缩缩地向家长要钱买五花八门的“课外辅导材料”。所以有不少自由支配时间看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边发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边鼓弄点诗词古文古典名著科技参考之类，顺便玩弄玩弄木工电工。现在回顾起来，关键是当时没什么“重点学校”、“重点班”的紧箍咒，没人整天用“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大学当民工”之类吓唬人。当时周围的舆论风气是“工农兵学商，行行出状元”，“条条大路通北京”。能考上大学很好，考上不也没什么丢人，不至于天塌地陷低人一等。当时的社会也并不只认“名牌大学”，并不以为“名牌”就高人一等。人们并不把高考当成人生的唯一选择，更不把考“重点大学”当成唯一选择，尤其严禁歧视、轻视、蔑视“民工”、“保姆”之类的思想言论。那时青少年至少有一条比现在的青少年日子好过得多——没有恐怖感，不在恐怖中长大，也没有“人吃人有理”的念头。 

如今青少年的恐怖感归根到底来自“精英教育”——“万般皆下品，学而优则仕”：没有高等教育文凭不能当官——只有拿到高等教育文凭才能成为“精英”，只有成为“精英”才能当官——在“人吃人有理”的体制下，有权才能吃人，没权只能被吃；有权就有一切，没权一切没有。要不被吃就必须掌权，要掌权就必须当官，要当官就必须有文凭，要有文凭就必须考上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当官运动”的结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重点大学竞争惨烈白热化，“应试教育”独霸一切。 

整个“应试教育”过程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从幼儿园到大学，每个年龄段都有“考重点”，每次“考重点”都是一次活学活用的“优胜劣汰”——考上“重点”就进入了这个年龄段的“精英”行列，为当上下一个阶段的“精英”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每次考试都是一次真刀真枪的“优胜劣汰”：应试教育中竞争激烈的“重点”里，一个考生的成功就意味着另外若干考生的失败，这等效于成功者用自己的成功淘汰了失败者——保存自己，淘汰别人，不允许任何致命失误，没有任何改正错误的机会。不管你有什么长处，只要有一处出现致命的疏忽就功亏一篑，先前一切努力皆付之东流——这是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特色”：不管你如何小心谨慎，如何干练娴熟，成功一千次，但第一千零一次疏忽了照样送命，没有第二次机会，前边一千次的成功也全部完蛋。这种“优胜劣汰”的考试等效于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等效于看不见流血的决斗——考试如撕杀，考场如战场：“拿起笔，做刀枪，你死我活进考场”。考场如同隐形的“罗马斗兽场”，考生如同隐形的“奴隶角斗士”，在隐形的战场上用隐形的武器同隐形的对手做隐形的殊死搏斗。而一手导演策划了这一切、大发“应试教育”横财的是隐形的当代奴隶主——用“精英教育”推销“人吃人的文明”的“精英”。 

唐太宗兴科举，曰：“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

比起如今用“精英教育”推销“人吃人的文明”的“精英”，唐太宗实在土得掉渣：第一，怎么就不知道利用科举考试赚大钱呢？只要编他几套“八股文习题集”、“科举考试大纲”之类，或者控股举办各种各样的模拟考试培训班，必定发财大大的。第二，怎么就那么实心眼呢？考生考中了就当真给予“精英”身份，一点也不打折扣，更不赖帐。现在的“精英”可没那么笨：辅导教材、培训班、模拟考试、课外辅导……样样财源滚滚。“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钥匙”、“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文凭社会、证件社会”、“优胜劣汰，没有文凭只有被淘汰”……真是头头是道，天花乱坠，让老百姓不由得不狠下心勒紧裤带掏腰包。 

然而等青年们文凭到手找工作，“精英”的调门立刻变了：“不要期望太高”、“要调整心态，适应市场需要”、“零工资就业”……当初鼓动人掏腰包时多娓娓动听啊：“在中国，教育水平已成为决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个农村大学生可以使一家人脱贫。”（张维迎）正如《墨菲定律》所说：等轮到你上场，他们就换了规则——所谓“教育是改变命运的钥匙”、“一个农村大学生可以使一家人脱贫”之类沁人心脾原来不过是残酷的戏弄，恶毒的玩笑，冷酷的“猫捉老鼠”游戏——呕心沥血倾家荡产换来的文凭原来比废纸强不了多少：如今找工作，比的不是真才实学，而是“比爹比娘比关系”。即便有幸找到工作，那也算不得“精英”——谁有权谁才是“精英”。要当官，比的不是成绩能力，而是“比吹比拍比后台，比黑比坏比腐败”。没条件和本事搞这些，再有能耐也只能当个高级穷酸，照样被吃。 

于是好些农民的孩子干脆放弃了考大学，不要这个文凭、不上这个当了。这与其说是觉悟，不如说是绝望——对“教育改变命运”之路彻底绝望。对此“精英”们一方面很失望——没办法从这些人身上赚钱成了；另一方面也不在乎——这意味着这些人已经认命，死心塌地当“下等人”，今后只有当“民工”，只有被吃的份了。这些孩子未必清楚他们生活在一个等级分化的社会里。而两极分化社会是不可能有弱势群体的选择自由的。 

用“精英教育”推销“人吃人有理”的厉害和狠毒之处就在这里：“应试教育”等于强迫全社会都参加这场“考文凭，当‘精英’，获得‘免死金牌’，摆脱被淘汰的命运”的赌博——不考试，失去了当“精英”的机会。不赌博，失去了当暴发户的机会。赌场“特色”：似乎永远有机会，但实际机会几乎为零——赌，似乎还有一线希望；不赌，再无出头之日。不管你参与不参与这场赌博，你其实都输定了，都只能接受“人吃人有理”的结论——参加，往里投钱不说，人生的头二十年差不多全得搭进去，就象上了桌别林电影里的工厂传送带，手忙脚乱一分钟都不敢歇气，其他什么事也顾不上——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时间精力深入过问任何社会不公平。如果你成功了，通过了考试，拿到了文凭，当上了“精英”，那你很容易会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才干，而不会感谢其他什么人；很容易觉得自己是经过激烈考试竞争检验的，已经用考试证明了自己比别人优秀，比别人“高等”——比如说，认同这种说法：“我这个大学生难道还比不上个中学生？”“我这个一流大学出来的难道还比不上个二流大学出来的？”——把这种情绪稍稍再往前带一下，结果就是“人吃人有理”——“人和人生命的价值不同”嘛！——这是用“捧杀”的办法向成功者推销“人吃人有理”。如果你失败了，通不过考试，拿不到文凭，当不上“精英”，那你就很难辩驳“精英”的说词：“谁让你没本事的？”“你已经用考试证明自己技不如人，那就只能愿睹服输，接受命运的安排，被淘汰出局卖苦力为生”——这是用“骂杀”的办法向失败者推销“人吃人有理”。而拒绝参与考文凭则等于弃权，自动淘汰出局，等同于失败者。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而“精英教育”则一网打尽天下所有青少年，谁也跑不掉。 

只要不消除“持权抢劫”这条祸根，只要不去除“万般皆下品、学而优则仕”这个毒瘤，“应试教育”的恐怖就不可能消除。不论如何绞尽脑汁“改革教育”、“改革考试制度”，到头来一定白费心机——用“优胜劣汰”淘汰人的大目标你变不了，光改变淘汰人的手法有什么用？只要是生死淘汰，那就免不了恐怖，就只能让青少年们继续在恐怖中求生存，伴随着恐怖成长。 

眼看着青少年们在恐怖中生活当然很不是滋味。我同情他们，但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帮不了他们，甚至不知该如何祝愿他们：是祝愿他们考试成功、当上“精英”、从此去吃人呢，还是祝愿他们考试不成功、当不上“精英”、从此被人吃呢？我目前只能希望他们不要因成功便认为有资格吃人，不要因不成功便甘心被人吃。但我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就为将来的青少年能摆脱这种“不是吃人便被人吃”的困境、用不着再在恐怖中求生存而大声疾呼，努力奋斗。 

至于对如今青少年的种种指责，如“90后如何如何”之类，老实说，不应该。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有好有坏，有振奋有颓唐，有进取有落荒，“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把整整一代人一概而论横加褒贬很不负责任。对于某些消极的东西，首先应该指责的是大人——是谁没给青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了一个健康的环境？人是可塑的，青年人可塑性更强。跟着人长大就是人样，跟着狼长大就是狼样。一半跟着人一半跟着狼就一会是人样一会是狼样——跟着啥人学啥人，跟着巫婆会跳神。鲁迅说：“（苍蝇）在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上拉了蝇矢之后，似乎还不至于欣欣然反过来嘲笑这东西的不洁：总要算还有一点道德的。”——不指责破坏环境的却指责被环境污染的，其道德连苍蝇都不如。设身处地想想斯巴达克斯那样的奴隶角斗士过的日子：拼死拼活拼命挣扎，为的只是求生存，在恐怖中求生存，在绝望中求生存，而生存的希望又是那么渺茫，奴隶主许诺的种种漂亮诺言是那么靠不住，处于身心疲惫、精神空虚、随时随地可能崩溃的状态的人寻求刺激，寻求麻木，寻求解脱——这一切是应该理解还是应该指责？如今象斯巴达克斯那样的奴隶角斗士在“人吃人的文明”的恐怖下挣扎的又人岂止青少年？如果当真希望人家好，应该做的是同情，是引导，是帮助，是一起摆脱“人吃人的文明”的“恐怖的和谐”。 

“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发出“呐喊”：“救救孩子”。九十多年后，鲁迅的呐喊回声犹在——“救救孩子”，把他们从应试教育的监狱中救出来；从“优胜劣汰”的当代“斗兽场”的你死我活中救出来；从“人吃人”的“恐怖的和谐”中救出来。 

怎么救？靠神仙？靠上帝？靠“道德的血液”？门都没有。能靠的只有普通老百姓——不是一个两个，不是一群两群，而是千千万万。即便别的做不了，但拒绝“人吃人有理”做得了——拒绝身体被吃，首先得拒绝精神被吃。精神上认同了“人吃人有理”，身体被吃也就不知道反抗。拒绝“硬暴力”，首先得拒绝“软暴力”。拒绝“人吃人有理”、宣传“拒绝人吃人有理”是自我解救的第一步。走出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坚持走下去，迟早会量变引起质变。 

五．坚持人吃人，必恨毛泽东；拒绝人吃人，必信毛泽东

1．不除毛泽东，无法“人吃人”

仔细观察分析总结一下，不难发现诅咒毛泽东最积极、最疯狂、最不遗余力、最不择手段、最无孔不入、能量最大的只有两大类：“知识精英”——把握“软权力”的；“官员”——把握“硬权力”的——即根据“人吃人的文明”最有条件吃人的两类。而反毛急先锋《炎黄春秋》的领军人物则都是身兼“知识精英”和“老干部”双重身份，即双料的“人吃人”资格——在反毛鼓噪中你能找到几个根据“人吃人的文明”只配被吃的人：工人、农民、士兵、普通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 

毛泽东在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剧舞台上（在一切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小姐们统治着舞台”。

在如今的“精英社会”，统治一切、把握一切、左右一切、春风得意、高高在上、铺天盖地、头版头条、连篇累牍的全是新时期的“老爷太太小姐”——“精英”：“领导”、“专家”、“学者”、“教授”、“成功人士”、“知名人士”、“特长人士”、“民营企业家”、“亮丽风景线”……普通老百姓又成了渣滓，仿佛根本不存在，“精英”对他们根本不屑一顾。即便偶尔开恩让个别小民百姓露把脸，那也仅仅是为了借他们的嘴说一堆感恩戴德阿谀逢迎的车轱轳话供自我陶醉。而那些什么都轮不着的呢？那些钱财、权势、文凭、聪明、伶俐、关系、体力、容貌、特长、特殊经历等方面都不显著的——他们才构成了大多数。 

美国纽约自由女神象基座上镌刻着如下诗句：

给我吧，

你们的那些受苦受累的人

那些备受排挤的渴望自由的人

那些被你们富饶之岸拒之门外的不幸的人

那些无家可归、被惊涛骇浪肆意摆布的人

都给我送过来吧！

我在这金色的大门旁

高高举起明灯！

不过这“金色的大门”当年只为欧洲白人而开，对中国人则用“排华法案”紧紧关闭。而且这“金色的大门”只是在需要大量新移民抢夺印地安土著居民土地的殖民扩张年代才是敞开的。等印地安土著居民的土地资源抢完了，这“金色的大门”就基本关闭了。 

在“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人吃人有理”的“精英世界”里，没有普通中国人——尤其那些无资格当“精英”、无权无势、无显赫背景、无雄厚财力、无文凭、无特长、无关系、无过人之处、无出众姿色、无强健体魄、无年龄优势、无特别运气、无宣传卖点的普普通通老百姓们的位置，没有那些农村“土老帽”、城市“小赤佬”、外地“老土鳖”、傻不楞登的“笨蛋”们的位置。在“精英”眼里，他们简直根本不是人，而是“劣等动物”、“会说话的工具”，活该被吃——“谁让你没本事的？”对他们当然更不存在什么“金色的大门”。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毛泽东才从不把人分三六九等，从不排斥“那些受苦受累的人”、“那些备受排挤的渴望自由的人”、“那些被你们富饶之岸拒之门外的不幸的人”、“那些无家可归、被惊涛骇浪肆意摆布的人”……只有毛泽东向这些在“精英世界”里只配被“淘汰”掉的“渣滓”打开真正的“金色的大门”，敞开双臂，宣布：“都给我送过来吧！我在这金色的大门旁高高举起明灯！”——“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任何中国人，只要不坚持人吃人，都可以在毛泽东的公有制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尊严。毛泽东一举掀翻了一切“人吃人有理”，明确宣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允许为人民服务，不允许“持权抢劫”：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至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注：毛泽东对俘虏尚且“亦须给以生活出路”，“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对比“精英”对老百姓的态度：“下岗”、“甩包袱”、“买断工龄”、“末位淘汰”、“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谁人道，谁残酷？） 

……

不妨这样理解：“精英”的哲学——“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肉食动物”的哲学。毛泽东的哲学——“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草食动物”的哲学——更确切地说，是大象这类强悍的“草食动物”的哲学。 

大象虽然力大无穷，但绝不靠吃弱小过日子。草食动物有大有小，需要的资源有多有少，也会争食物、争活动空间、争配偶之类，也会闹矛盾，也会打架，并不搞“绝对平均主义”。但打归打，决不互相吃，终归“和平共处”，决不处心积虑抓别人的弱点、疏忽置它人于死命。正因为彼此不致命，所以才能宽容，才允许对方犯错误，才给对方改正错误的机会，才能实现和谐。 

肉食动物的生存建立在猎物的死亡基础之上，不吃掉对方自己就不能生存，谁弱谁活该被吃。所以肉食动物只认你死我活，只认“弱肉强食”，整天就盯着猎物的弱点疏忽，逮着机会就扑上去吃掉，绝不容情，绝不放过对方任何失误，绝不给牺牲品任何改正错误的机会，咬住了就绝不松口，非致对方于死命不可。 

“精英论”的一切其实都是“肉食动物”的照抄。张五常说：“假如我要跟一位共产的支持者辩理论，我就一定要问：人的出发点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这一问，我就胜利了！”——这里的逻辑是：既然人都是自私的，那人吃人的私有制就是理所当然的。对方只能要么否认“人都是自私的”，要么就不得不承认“人吃人的私有制是理所当然的”。这种逻辑从“肉食动物”的角度看无懈可击：为了生存，必须吃人。但从“草食动物”的角度看就是胡说八道——无须吃人，照样生存。人有权“利己”，但无权“损人利己”，更绝不允许“吃人利己”。用“自私”为“人吃人有理”辩护是偷偷运用了“肉食动物”的逻辑，这是一种诡辩。 

又比如“精英”的“民主选举”，表面上很公正，其实呢？拉票时花言巧语，上了台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你后悔也白搭——这体现的还是“肉食动物”的逻辑：引诱对方失误，决不给对方改正错误的机会。而毛泽东的民主选举则允许后悔、允许随时改变主意——打天下几十年全靠老百姓的支持。老百姓在这几十中随时随地可以改变立场，用行动投反对票，用脚投反对票——有人半途跑了，但更多的人聚拢来了。这一切靠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话。所以毛泽东的民主选举才是最实实在在的民主选举。 

（“肉食动物”这种“有机会就咬一口、决不给牺牲者改正错误的机会”的逻辑已经渗透到了今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签协议，草案中没看出的陷阱签了字就再也没机会挽救。淘汰制考试，答题中的差错交了卷就再也没机会更正。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上了当就再也没机会后悔。有毒有害食品环境，受了损伤就再也没机会彻底康复。股市陷阱，血汗钱被吞没就再也拿不回来……上了当受了害，还只能得到“精英”千篇一律的冷嘲热讽：“谁让你不会保护自己的？”“谁让你没本事的？”“谁让你不是强者的？”——“弱肉强食”，岂能让到嘴的肥肉再跑掉？） 

茅于轼宣布：中国只有5%的富人“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而其他95%的人呢？“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95%的中国人都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那该怎么办？潜台词显然是按希特勒的主张办：“我们对于亿万愚蠢可笑的斯拉夫人，要采取这样的办法：把他们之中的最优秀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加以改造，而把其余的人隔离在他们自己的猪圈里；谁要是妄谈什么该对当地居民慈悲为怀，该让他们得到教化，马上把他送进集中营！”——不这样“优胜劣汰”，如何“和谐”？把95%的中国人都“劣汰”掉，还不算大规模人吃人？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全是“人吃人”的历史、“弱肉强食”的历史——有权即有暴力，有暴力即强者，凡强者必吃弱者，人吃人天经地义，官与民的关系历来是狼与羊的关系，猫与鼠的关系。官吃百姓不需要投票。只有毛泽东与其彻底决裂，严厉禁止“持权抢劫”，禁止“弱肉强食”。 只有毛泽东时代官与民的关系是血与肉的关系，鱼与水的关系。几千年来具备想吃谁就吃谁的能力却绝对禁止人吃人的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用武装革命对付以国民党名义欺负老百姓的。

毛泽东用文化革命对付以共产党名义欺负老百姓的。

中国自古以来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只许当官的吃老百姓，不许老百姓反抗被吃。封建王朝时代民告官即有罪，老百姓胆敢怀疑当权的就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谋乱造反”，要杀头抄家灭九族。蒋介石时代也好不了多少：酒楼餐馆公共场所到处张贴的“莫谈国事”就说明了问题。“文革”前呢？同样不准怀疑领导，“自觉做党的驯服工具”，更不用说批评了。允许民批评官自毛泽东开始，自文革开始。中国老百姓得以怀疑权威、批评权威、反抗权威的民主之风起自文革，是毛泽东的功劳——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文革，那些现在口口声声大骂毛泽东、沾沾自喜中国如今民主多进步的人只有拼命“自觉做党的驯服工具”的份，根本没有任何说话的机会——57年邓xx主持抓右派，谁给党员干部提意见就是右派，甚至什么话都不说也能闹个“按比例分配右派”。66年文革初期刘少奇邓xx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大抓“反革命”，谁敢对工作组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刘少奇明确提出要比57年抓更多的右派，连中学生里都要抓，闹得人人自危，一片恐怖。不是毛泽东制止，任刘少奇搞下去，不知有多学生教师人要戴上“右派”“反革命”帽子，哪会允许小民百姓怀疑权威、批评权威、反抗权威？所以说是毛泽东打破了中国自古以来“民怕官”的铁规则，真正开始了中国的人民民主。 

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大权在握的人象毛泽东那样坚决彻底保护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那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有权有势的欺负无权无势的——谁能举出哪怕一个例子证明毛泽东曾经站在有权有势的一边欺负无权无势的老百姓？翻遍毛泽东的著作讲话，只有为人民服务，只有人与人一概平等，只有不准仗势欺人，哪条哪句宣称过可以“持权抢劫”老百姓？哪条哪句宣称过人分为三六九等、高等人有权压迫剥削低等人？所以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最拥护毛泽东，因为只有毛泽东替他们的生死存亡着想。其他政客只不过嘴上说说，实际根本不把老百姓死活当回事。 

这就不难理解“精英”们为什么恨毛泽东恨得发狂：被毛泽东逼着当了“草食动物”，眼瞅着那么多肥肉干瞪眼不能吃，哈拉子流了满地还得装模作样安分守己，简直急得发疯。稍微流露出要吃人的意图就要挨毛泽东发动的群众监督的当头棒喝——他们怎么可能不恨？ 

更令“精英”们咬牙切齿的是：他们的画皮，他们的王牌，他们“人吃人有理”的一切借口都被毛泽东剥了个干净：

——“精英”：“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社会没有了精英，必然退步。”（茅于轼）“弱势群体就是生产力落后的人群，没有掌握先进生产技能，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刘吉）

——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

——“精英”：“精英对社会贡献大”、“新社会阶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举足轻重的力量”

——毛泽东：“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精英”：读书越多知识越多。“精英”才有知识，才代表先进文明。

——毛泽东：“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精英”：“高薪养廉”、“财富要向精英倾斜”、“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茅于轼）“没有差别，就不可能共同富裕”（张维迎）

——毛泽东：“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精英”：“如今中国没有阶级，只有‘新社会阶层’”。

——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精英”：“改革的过程必须要补偿现有的、有一定权利的利益群体”、“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者，改革要尊重官员的利益，改革要和平的‘赎买’，腐败是改革的润滑油”、“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毛泽东：“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精英”：“国际接轨”、“全球化”、“溶入世界”

——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精英”：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分解到个人

——毛泽东：坚持公有制，坚持集体经济。

——“精英”：“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弘扬一种来自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公平观念。好比一个大家庭，家长指定老二上大学，老大做苦力供养老二。但由于他们对大家都有‘群体认同感，’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公平。” 

——毛泽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

“精英”们要人吃人，无论如何都绕不开毛泽东。不从老百姓心中抠掉毛泽东，他们就吃不成人，就吃不安稳。毛泽东虽然已去世三十多年，但仍然是“精英”们人吃人的最大障碍。为了人吃人，必反毛泽东。这是“精英”们的利益需要。他们反毛泽东一切“理由”都是假的，为了自己吃人才是真的。难怪反毛泽东最不遗余力的都是根据“人吃人的文明”有资格吃人的——“精英”，官僚，买办及其御用婊子文人。 

“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决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精英”们反毛泽东不管用什么娓娓动听的借口，归根到底完完全全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人吃人——不反毛泽东，无法人吃人。 

2．两大理论陷阱，九流伎俩手段

“精英”们反毛泽东的王牌是两大理论陷阱，外加下九流的伎俩手段。

1）．理论陷阱一：“先富起来”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贫富分化难道是社会主义？杀贫济富更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杀贫”，何来“仇富”？）谁说过搞社会主义是为了追求贫穷？把“贫穷”跟“社会主义”挂钩本身就是诬蔑。所谓“先富起来”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陷阱。

怎么才算“富”？“富”到什么程度才算得上“富起来”？根本就是个无底洞。不管“先富”们“富”到什么程度，永远都不会承认自己已经富够了，可以去带“后富”了。所谓“先富带后富”听起来头头是道，实际根本做不到。 

私有制的“富”意味着私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物质财富来源于物质资源。地球上的一切物质资源全来自地球。地球的体积一定，不会再膨胀。地球上的物质资源也一定，不会再增加。换句话说，地球上可供人类占有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而私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却可以无限膨胀——不管已经占有了多少，永远没个够。就拿中国来说，以前“万元户”就了不得了。如今千万元户、亿元户很稀罕吗？曾有人统计说，按帐面价值计算，某些国家的全部价值还不如美国股票市场的股票价值。这意味着如果没有限制，资本家可以用虚拟财富买走整个国家，换句话说，整个的国家都填不满某些私人的贪婪。而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把整个世界都闹翻了天，这就是说，全世界都要为美国华尔街的几个金融巨贪付代价。换句话说全世界的财富都满足不了那几个人的贪婪。这一切足以证明私人的贪婪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无限的贪婪——结果必然是牺牲多数人享用资源的权利满足少数人的贪婪，是资源不断地被兼并兼并再兼并，直到有限的资源无限制地高度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被少数寡头全部垄断——这是“有限的资源、无限的贪婪”的资源兼并规则。 

如果你周围的空气都被私有化了，要呼吸就必须花钱买空气，否则就只有憋死，那没钱买空气的人们怎么办？是这属于私有财产的空气“神圣不可侵犯”，还是大家的生存权“神圣不可侵犯”？拥有空气的自然主张“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没钱买空气的必定坚决拥护“生存权神圣不可侵犯”——去你妈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不让老子活，老子跟你拼命——可见当私人的占有妨碍了人的生存时，人的生存权更神圣。 

人生存所必须的各种资源不一定都象空气那样一旦“私有化”立刻会立竿见影地导致你死我活的对决，但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多数人的生存必须资源都被少数私人霸住不准别人享用，以至妨碍了多数人的生存，那就必然面临“生存权神圣不可侵犯”还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决。而历史早已证明多数人的“生存权神圣不可侵犯”高于少数人的“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 

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它的瓜分方法。” 

列宁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资源兼并：“瓜分世界”其实就是在“兼并资源”。只是如今现在不兴以瓜分世界的方式兼并资源而已。只要存在私有制，那就必不可免出现“按资本”、“按实力”对世界资源的无限占有、无限兼并，停都停不住——不管是谁，不管兼并了多少财富资源，只要停滞不前不再努力兼并别人，那就要成为别人的兼并对象，被别人吃掉——这是私有制的魔法厉害之处，就象电影《红绫艳》里那双带魔法的红舞鞋，穿上了就不由自主不停地跳，直到活活累死。 

作为农业古国，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生存资源就是土地。中国历代王朝无一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而土地兼并其实就是“有限的资源、无限的贪婪”的占有规则以土地资源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的最后结果无一例外相当于“空气资源私有化”：少数人霸占了多数人生存必须的资源，妨碍了多数人的生存，导致“生存权神圣不可侵犯”与“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决——农民造反。 

中国的私有化改革也同样逃不掉私有制下“资源无限兼并”的魔法。从“精英”们以“先富”为借口搞私有化时起，他们就释放出了一个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魔鬼——贪婪。整个中国就此遵循“有限的资源、无限的贪婪”占有规律走向无限兼并，无限集中，向“空气私有化”那种极端状态大踏步前进：少数人霸占多数人生存必须的资源，妨碍多数人的生存，导致“生存权神圣不可侵犯”与“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决——社会动乱。 

（特别强调说明一下：“贪婪”不等于“利己”。如前所述，人有权利己，但无权损人利己，更绝不允许吃人利己。保护自己正当生存权利的“利己”是正义。损人利己的“利己”是卑鄙。吃人利己的“利己”是罪大恶极。“精英”一贯把人吃人的“贪婪”与正当自我保护的“利己”混为一谈，用“人都是自私的”来为“人吃人”狡辩。如果不以“人吃人”作为判断标准区别这二者的本质不同，很容易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诡辩忽悠住） 

“精英”可以争辩说，“空气私有化”那种情况太极端，不可能发生。只要加以限制，其他的生存必须资源不会兼并到大多数人活不下去的地步而导致社会动乱。

实际呢？

第一，中国现在“空气私有化”已经部分变为现实：在那些有毒气体排放严重的地方，人呼吸的权利已经快没了。要呼吸新鲜空气就得搬到没污染的地方去，而那样的地方往往价格奇高，得花钱，大把大把的钱——这就相当于“花钱买空气”，相当于“空气私有化”（谁知道这里边还有没有其他猫腻，例如有人蓄意专门往空气中放毒，逼人们花钱搬到没空气污染的地方，以“新鲜空气私有化”的方式实现“空气私有化”？） 

第二，“限制资源无限兼并”在中国并不新鲜，“古已有之”。历史上有点远见的开国之君们、清官们都不遗余力这么干过：唐朝有“永业田”，禁止买卖；海瑞雷厉风行勒令豪强退还霸占的百姓田地……然而结果呢？行不通，一场空。不管如何挖空心思，仍然逃不掉“有限的资源、无限的贪婪”、无限的资源兼并（在中国古代是土地兼并）的规律，仍然避不开“生存权神圣不可侵犯”与“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决——社会动乱。两千多年来无数人都绞尽脑汁尝试过、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今天的“精英”一拍脑袋就能妙手回春吗？ 

私有制的本质就是贪婪，无限的贪婪。无限的贪婪导致无限的资源兼并。一边实行私有制一边“限制资源无限兼并”是自相矛盾：用贪婪制约贪婪，等于用狐狸看鸡圈。人的贪婪跟二进制计算规则一样，只有0和1两种状态——要么不存在，要么百分之百。这跟黄河大坝一样：要么点水不漏，要么一溃千里——只要有一处决口而不堵住，千里长堤便等于没有。私有制本身就是对贪婪的肯定。肯定贪婪就等于大坝决了口，只要这个口子一开，其他地方的堤坝再坚固也白搭。一边坚持私有制一边限制贪婪，等于一边在黄河大堤上决口一边在其他地方加固堤坝；又等于一手掘堤放水，一手抽刀断水——是真傻还是装傻？要制住贪婪，只能是公有制——公有制不禁止“利己”，但禁止“贪婪”。只有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才能遏制贪婪无限制膨胀。历史早已证明，有私有制这个保护贪婪的大前提，任何旨在制约贪婪的规定不管写得多严密多娓娓动听也落实不了，一定会流于形式，一定会变成一纸空文。 

中国过去的封建王朝至少还有孔孟之道这套完整的伦理体系，还能培养出一些多少能够坚持原则的“精英”和清官认真试图“限制资源无限兼并”。如今中国的“精英”还有谁讲究原则性？首先思想上就推崇“普世价值”——赤裸裸的个人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都在电视台上大肆宣扬了，坚持原则都成了“偏执狂”、“精神病”了，爱国都成了“爱国贼”了，民族主义者都成了“愤青”了……怎么可能指望这样的人认真执行任何对自己没好处的规定法令？而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一个兼并资源的过程，其他国家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实现的资源兼并，中国短短几年就完成了。无比迅猛、无比疯狂的背后是无比贪婪——根本不受任何制约。谁制约谁就要遭到格外凶猛的抵制和报复。有此中国“特色”，空谈“限制资源无限兼并”根本就是笑话。 

有人为蒋介石翻案，说根据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曾决心向共产党一样实行土改，并在日记中拟定了数个方案，他也曾一度在全国推行二五减租，但只有他的老家浙江省在激烈的势力博弈中施行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悄无声息地叫停了。” 

这段话真正说明的问题是“形势比人强”——共产党能做到的，蒋介石做不到。因为他的权力基础是地主。如果他损害了地主的利益，他的权力就保不住。任何政权都是这样：不能得罪自己的权力基础。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权决不能得罪私有制。 

蒋介石不能得罪自己的政权基础，如今的当权派也一样。所以“政令不出中南海”。

2008年12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CCTV“新闻1+1”曝料：中国每年公款吃喝出国花九千亿，占全国财政预选的30%。

王锡锌还说：“辽宁的铁岭市一个304万人口的这样一个地级市，居然有一正九副，一个市长，九个副市长，而办公部门居然有一个秘书长，20个副秘书长，另外有一个山东的贫困县只有30多万人口，居然有15个县长助理。”

公款吃喝问题、机构臃肿问题是“老大难”。年年高喊，年年依旧。为什么解决不了？非常简单：动真格的就要得罪政权基础。只要不象毛泽东那样直接依靠人民群众，谁“太岁头上动土”谁准下台，就象蒋介石不敢动真格的搞土改一样——私有化的结果是政权机构从根上起就谋私。禁止公款吃喝就势必限制吸血鬼压榨老百姓。精简机构就势必剥夺一大批人“持权抢劫”的生计。放出了私有制这个魔鬼，就别想再限制住它的贪婪。这就决定“公款吃喝”、“机构臃肿”这些“老大难”没人敢当真彻底解决。 

（公款吃喝与机构臃肿问题使我想起“新医改方案”引起的争议。有些人拿着方案左推右敲为合理不合理争得不可开交。其实光看文字意思不大。关键就一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管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关键还是看有没有“米”——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老百姓看不起病，所以需要国家补助。医改有没有成功希望一看国家补助不补助，二看补助了多少，三看能落到老百姓身上多少。从现在看医改方案的“干货”一是国家3年将投入8500亿，二是私有化。 

公款吃喝一年9000亿，医改投入3年8500亿——每年投入不到“公仆”吃喝金额的三分之一，连填牙缝都不大够。有钱大吃大喝，没钱医疗改革——13亿人平均每人每年218元，按如今的物价，够看什么病？而医疗改革方案不提及精简机构，那就是说，这点国家投入必须首先用于所有的冗官赘吏。而现在“公仆”的数量还在“与时俱进”，以每年几十万几百万的速度往上升。所有这些加到一起，剩下来能用于普通老百姓的还有几何？这还不算，还要再加上个要赚钱的“民营企业”，再刮一层油——密密麻麻的官，密密麻麻的贪，密密麻麻的商，密密麻麻的嘴，仿佛变成密密麻麻的蛆，密密麻麻的白蚂蚁，密密麻麻的蚂蝗，密密麻麻的老鼠，密密麻麻的蝗虫，密密麻麻的毒蛇，密密麻麻的蝎子，密密麻麻的蚊子，密密麻麻的吸血蝙蝠，铺天盖地扑过来、扎下来、钻出来、冒出来、窜出来，疯狂地、无孔不入地叮住中国老百姓，在吃，在吃，在吃……如此医疗改革结果如何，自己算算吧——现在画个大饼让大家有点盼头别闹事。等品出味道不对，几年已经过去了，画饼的早捞够溜了。那时你找谁算帐去？你如果不干，接班的再给你画个饼，又能泡你几年——能熬得起的肯定没大病。真有病的哪能熬那么久，早“优胜劣汰”了。死人当然不会再闹，于是实现和谐。） 

“有限的资源、无限的贪婪”、无限的资源兼并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结果必将导致“生存权神圣不可侵犯”与“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决，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今日中国“精英”连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精英”那种限制资源无限兼并的意识和努力都没有，对此只有推波助澜，所以这个过程进展神速，社会矛盾激化剧烈。 

如前所述，中国“精英”都是靠应试教育才得以当上“精英”，其成功的原则就是“无原则”——一切立足于揣摩权势者的需要，“投其所好，答其所要”，获取欢心，以此谋得“持权抢劫”人吃人的位置。这就决定中国“精英”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只能依附于已有的人吃人的权势思想理论。孔孟之道吃香时就只会依附孔孟之道，几千年来老老实实在这一种形式的“人吃人的文明”里打转，其他一切毫无建树。等孔孟之道被西方文明打垮，他们要继续人吃人，却又拿不出自己的东西，就只好死心塌地依附于西方文明，在中国的殖民化中重新找到自己人吃人的位置。这种依附体现在“先富起来”的具体措施上，就是“罢黜百家，独尊‘资源经济’”，把“发展经济”的内涵偷换成“出卖资源”——出卖人力资源、矿产资源、环境资源，变中国为西方的廉价资源供应地。 

“精英”的“资源经济”中最缺德的是出卖环境资源——靠制造污染发财。出卖人力资源、出卖矿产资源都需要成本，只有出卖环境资源——靠制造污染发财不需要任何成本，属于无本生意，“效益”最高。人力资源可以再生，矿产资源可以发明代用品，耗尽了可以进口，而环境资源既不能再生又不能进口，没有代用品，人的生存还离不开。污染环境是不可逆的破坏过程。出卖环境资源的本质是牺牲全体中国人的生命满足少数人的贪婪，“人吃人”吃到了所有中国人头上。“精英”们的“增量改革”、“渐进式改革”落实到出卖环境资源上，就是“渐进式”剥夺所有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资源，让人死于不知不觉中。 

我60、70年代骑车从动物园到颐和园约需25到30分钟。从天安门到颐和园约需55到60分钟。代价：俩馒头。外加两分钱存车费。附带收获：新鲜空气。

如今从动物园到颐和园、从天安门到颐和园呢？如果骑车，还有全程贯通的自行车专用线吗？安全吗？还能吸到新鲜空气吗？如果坐车，需要堵多久？车辆损耗折旧加汽油，费用加起来是多少？同样的距离，同样的事，当初是什么代价？如今是什么代价？如此对比一下就可以知道：如今中国人享有的环境资源（包括空间资源）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大大压榨了。 

毛泽东时代城市市政规划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就近安排”：只要有条件，办公室与宿舍要建在一起，尽量使绝大多数人就近上班（没条件的尽量就近调动工作）。在那种地方工作的人能够享受极普通却极可贵的福利：根本没有交通问题——八点上班七点五十才出门，午饭回家小睡一觉，下午精神抖擞接着干。相对于如今虽有汽车私宅却必须每天堵车数小时的“高科技”、“高水平”，那时“没有汽车，胜有汽车”——汽车开不动，还有什么用？那时中国人享受的环境资源比如今不知富裕多少倍。要比生活水平提高与否，这一条为什么不比？如今哪个城市的空气不是乌烟瘴气呛得人喘不过气？而人活着，不就靠一口气吗？连口气都喘不过来的“富”算什么富？用环境资源换GDP，就是用人命换政绩——假定每人每天因堵车损失两小时，这个人一年365天就白白损失730小时，按50年计算累计损失36500小时，相当于4年多的生命——几亿人都白白少活了4年多，这又相当于损失了多少生命？ 

如果中国人“环境资源”的损失仅限于此倒也罢了。实际环境污染早已泛滥成灾——现在中国人等于生活在污染和毒品的汪洋大海中——吃穿用，水陆空，固液气，明的暗的无所不在，无微不至，无奇不有，防不胜防：就在此时此刻，你从食物、饮水、空气、衣服、周围的建材家具中摄入体内多少有毒有害物质？（即便是拼命删本贴的“网络金盾”，恐怕一家老小也未必有资格享受绝无污染的“特供”——况且呼吸的空气能“特供”吗？） 

更恐怖的是污染受到了权力的保护（见附录：中国近百癌症村悲歌：数万病患或被牺牲），受害者只有死路一条。

以“资源经济”的名义制造污染如果仅仅是局部、偶然、暂时的问题是一回事。但全国范围内污染遍地开花、日益严重、而且受到权力的纵容保护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要从战略角度看问题了——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出卖“环境资源”的“资源经济”实际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超限战”：“渐进式下毒，灭绝中华民族”。 

有毛泽东领导下打出的国威军威加“两弹一星”，靠对发动战争消灭中国的胜算越来越低。但这并不是说世界上已无亡华之心不死的人，已无其他灭亡中国的办法。借刀杀人，利用中国人之手下毒灭绝中国人就是防不胜防的高招——坚持“精英论”的“精英”卖国是正常的，不卖国才反常。利用“精英”出面，以“资源经济”的名义肆意出卖环境资源，利用权力公然保护在中国到处制造污染下毒的，让全体中国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慢性中毒，直至整个民族慢性死亡：杀人不见血，杀人不用刀，杀人不招摇，杀人于无形，灭绝整个民族还不用负任何责任——这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切切实实的可行的战略威胁：它轻而易举便使中国现有的一切武器系统全无用武之地，整个民族眼睁睁被敌对势力收买的高层内奸“渐进”式毒死而无能为力，连“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机会都不给你。这比核武器、生物武器、基因武器之类高科技厉害多了吧？高明多了吧？合算多了吧？ 

（如果“精英”不承认自己蓄意在用“超限战”灭绝中华民族，那为什么不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为什么不象消灭网络上不同意见那样坚决疯狂地无情消灭一切制造环境污染和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的罪犯？为什么不采取最严厉措施按刑事投毒罪把任何敢于公开下毒的贪婪者打个灵魂出壳，打得其他人想都不敢再想干这种缺德事？毛泽东说过：“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光说漂亮话，实际根本不落实，不见效；问题暴露了装模作样抓两下，风头一过依然故我，实际问题半点不解决，那跟不抓没两样，只能证明他们就是蓄意消灭中国的外国代理。） 

鸦片战争时中国人只面临着一种毒品：鸦片。而如今中国人面临着多少毒品？毒气、毒酒、毒药、毒鸡蛋、毒大米、三聚氰胺、甲醛、OMP、农残……中了毒都不知道是哪种毒，想解毒都不容易——多少人年青青就得癌症，等不到“医改”见效就完了。而这一切毒归根到底都来自“先富起来”、“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先干不议论”……结果是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放大的纳粹德国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所不同的是纳粹毒气室用的是剧毒，让受害者立即死亡，而“精英”的“出卖环境资源”用的是慢性毒药，长期见效，慢慢地“优胜劣汰”。 

“先富起来”这个理论陷阱释放出“贪婪”这个吞噬一切的魔鬼。整个中国不可避免地遵循“有限的资源、无限的贪婪”、无限的资源兼并规律迈向动乱。只要是私有制，任何制约这个魔鬼的努力都将无济于事。“先富”的贪婪导致“发展经济”变成了“持权抢劫”的“资源经济”。“资源经济”最后演变成不惜断子绝孙的“出卖环境资源”。而在中国如此蓄意地、长期地、普遍地、大规模地制造污染，甚至用暴力粉碎一切抵制，这只能理解为决策“精英”是在外国敌对势力操纵下蓄意对全体中国人发动“超限战”——“渐进式下毒，灭绝中华民族”。 

2）．理论陷阱二：“精英治国”

“学者型官员成政坛亮丽风景不只是耀眼标签”、“学者型高官可提高解决问题质量”、“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需要大量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选拔更多的学者型官员实在是大势所趋”、“学者型官员精通某个领域的知识，有助于在相应领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质量”、“学术训练中的科学精神和学术良知可能使他们更注重个人的修养和品德”、“发展中国家在初期多倾向于学理科的工程人员治国，到一定时期则变为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主政”、“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在200多名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中，拥有文科学历背景者，所占比例为76%”、“各级官员都学有所长，易于解决离职后的出路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体现着一个理论：“精英”比百姓高级。

所有这一切都回避了一个要害：靠什么来保证“精英”治国而不卖国？

“可能使他们更注重个人的修养和品德”仅仅是“可能”，而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于某些人的“可能”上吗？实实在在的问题需要确切无误的答案，用“可能”、“也许”之类模棱两可打马虎眼本身就是耍赖。

“精英”有没有真才实学是一回事，肯不肯当真站在中国人一边为中国谋利益是另外一回事。谁说读书多本事大的就一定会向着中国？世界上有能耐的学者多了去了，能随便抓过来就当中国国家领导人吗？用人如同战场上看武器，先别忙着看威力，先看看这武器是冲着谁的——如果是瞄着自己的，威力越大就越可怕。用人也一样，看人先别忙着看本事，先看是站在哪一边的。如果不向着中国而恰恰相反，知识越渊博能量越大就越危险。 

普通老百姓做为整体不会卖国——谁也收买不起。国家垮了只有他们最吃亏，也无路可逃。所以只有普通老百姓这个整体不存在卖国问题。“精英”则不然。他们是少数，收买得起。国家垮了，“精英”可以改换门廷，可以逃跑移民，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如今的中国“精英”尤其不然。他们只会玩“人吃人的文明”，其它一切都玩不转。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只会依附现成的权势思想理论体系。他们已经用“禁止阶级斗争”取消了对在“学术”“专业知识”幌子下从事卖国的一切惩罚。他们已经用“理性思考”、“经济人”等理论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时髦化合法化，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唯利是图，不再承认任何伦理道德，更没有民族自尊的“道德的血液”。按照他们造成的大环境，卖国只有好处没有风险，爱国没有好处只有艰险。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精英论”的原则，“精英”只有卖国的理由，没有爱国的动机。既然如此，凭什么假定“精英”不会利用职权卖国？对私事，证明有罪要先拿证据。对公事，证明无罪要先拿证据。 

和作为整体的普通老百姓不同，作为少数群体的“精英”在理论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被收买卖国的可能性。实践上“精英”卖国的可能性与他们同老百姓的距离成正比：距离越远，卖国的可能性越大；距离越近，卖国的可能性越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不存在被收买卖国的可能的整体老百姓距离越近关系越密切，被收买卖国的可能性自然越低；反之自然越高。（注：这个距离指的是利益距离、感情距离，决不是装模作样的作戏距离。） 

我和同学曾逛过上房山云水洞。那时该洞尚未开发，我们是靠手电筒与火把找路的。体会是黑暗中找路，手电筒不如火把：手电筒只能朝很窄的一个方向大放光明，其它方向皆一片黑暗。山洞里潮湿，到处雾气腾腾，手电筒的光照出去虽然明晃晃，但穿不透雾气，反而晃得人目眩，照远的看不清，照近的只能照亮一小圈，而且照亮处与黑暗处界线分明，亮度反差极大，识别地势非常困难，远不如火把能照亮一片，看出轮廓。只有雾气不大、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照时手电筒才用得着，其实是可有可没有。当不知道方向、需要了解身边的综合情况找出前进方向时，尤其雾气大时，只有火把管用：虽然土了点，虽然在某个具体方向不如手电筒“专业”、“光明”，但能不受烟雾弥漫的干扰，照耀身边所有的地方，让你有个整体概念，知道你身在何处，前后左右是什么情况——如果当时只有手电筒没有火把，我们根本找不到路，早在黑暗中转向了，命都难保。 

治国用人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治国如同流水线作业那么简单，那只要不是存心破坏的谁都可以胜任，根本用不着左挑右选讲究“高素质”。然而实际情况是治国如同黑暗中找不熟悉的路，具体方向是未知的，而且经常是“烟笼雾绕，云山雾罩”，充满迷惑。这种情况下靠“手电筒”这类“专家”就不行：“手电筒”只有照射方向已知、没有雾气干扰时才有用，只适合“锦上添花”，不胜任“雪里送炭”——碰上“雾气腾腾”，别说“手电筒”，就是弄个“探照灯”来也没用：上下左右乱照一气，只能晃得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比两眼一抹黑还糟。真正管用的还是土了吧基的“火把”：虽然不是“高科技”，但可靠，能解决实际问题。 

“精英治国”最大的荒谬之处在于利用形而上学搞诡辩。

按照“精英治国”的说法，“精英”是“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比普通老百姓“有知识”、“有能力”，所以只有“精英”才有资格治国。

这种说法的诡诈之处在于：它在具体的“一对一”的条件下用“精英”和百姓做对比，然后把这种具体的个别情况的比较结论“无条件”地放大到整体情况，也就是说，“个别性的前提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 

“精英论”强调“精英”与百姓本质不一样。实际上“精英”与百姓都是凡人。人与人都是又一样又不一样。不一样：道德品质不算，都是能力有大小，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样：都是肉身凡胎，都有七情六欲，都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都有长处和短处，都不可能无所不知包打天下。换句话说，“精英”与百姓有别，但无天壤之别，无贵贱之别，更无能决定“人吃人有理”的生死之别。 

假定“精英”的知识是真的，不管“精英”与百姓相比如何优越，比出来的“精英”仍然是凡人，仍然有短处，有不足，其知识仍然只局限在某些领域，不可能是全知全才。然而治国容不得偏才，容不得漏洞，容不得盲区。也就是说，不管选拔的“精英”如何优秀，但凭其知识治国仍不够格。既然如此，再精选出来的“精英”其治国能力与普通百姓的治国能力相比也只是个程度差别问题，不是“有”对“没有”的问题，强不到天上去。 

古人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换句话说，一千个愚者加到一起就可能（不是一定，而是可能）超过一个智者——1000个“一得”加起来就是1000“得”，当然大于“必有一失”的999“得”。这是“精英”的计算公式。按老百姓的计算公式呢？根本用不着这么多：“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就算单个较量“精英”能称王称霸，但一旦变成群体集合状态，“精英”就不灵了，普通老百姓就胜过“精英”了。 

本来互相孤立、杂乱无章的东西一旦用适当的秩序组织起来就能化腐朽为神奇，产生质的飞跃——碳原子C能从柔软的石墨变成坚硬无比的金刚石；电子辐射能从自发辐射的普通光变成神通广大的激光，作为个体毫无作为的辐射器就能变成威力强大的相控阵雷达。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亦如此。老百姓如果是一盘散沙，那就是群氓；如果组织起来，那就是上帝。 

普通老百姓作为个人知识才智信息是有限的。但亿万老百姓中间蕴藏的知识才智信息总量却是无限的。只要用适当的方法把蕴藏在老百姓中的无限的知识才智信息充分发挥出来，那就能形成具体条件下最全面的知识，足以傲视“精英”。 

这正是毛泽东最厉害的拿手好戏和独门武功：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人民群众从一盘散沙、乌合之众变成有高度组织的铜墙铁壁，或曰人肉网阵，尽量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一切聪明才智、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出来，充分发挥出来，形成集体的智慧。这样的“合成知识”、“合成才智”足以最大限度地克服一切局限，最大限度地消灭一切死角，最大限度地超越一切具体的个人所不免的缺陷和不足。在这样的人肉网阵面前任何“精英”都不是对手。 

如今的互联网就有几分类似毛泽东的“人肉网阵”，如今的“人肉搜索”就有点毛泽东主张的“发动群众”的意境，已经足以让“精英”胆寒——厉以宁当初狂妄叫嚣“顶住互联网”，现在还敢公然顶吗？现在哪个“精英”敢宣布自己比全体网民更渊博、更博学，敢跟全体网民叫板？又有哪个贪官对“人肉搜索”不心惊肉跳又咬牙切齿？“精英”也好，高官也好，不管平时如何趾高气扬，上了网面对网民也得“是龙盘着，是虎趴着”，没见几个敢对网民公开撒野叫阵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厉害了：跟网民斗，没好果子吃。而互联网跟跟毛泽东的“人肉网阵”相比不过才几分近似，威力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互联网不能算主动发动群众，只能算被动适应群众，给部分老百姓提供了说话平台，而且决定权还掌握在网管之手。能上互联网的只是老百姓中的一部分有一定条件的人，相当多数的普通老百姓还没有机会成为网民。而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不受技术条件限制，不受老百姓的文化程度家境条件的限制，主动上门做工作，把人们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把最大多数的人团结到一起，构成了一个“矩阵”，构成了一个不叫互联网的互联网——换句话说，毛泽东在互联网没发明出来之前就发明了中国特色（真正的中国特色）的“土互联网”、“人肉网阵”，让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成了“网民”，把他们的意见、建议、知识、才智都汇集起来，真正做到了集思广益，不留死角。这样的智慧水平和知识才智信息岂是任何“精英”所能企及的？ 

（这种“人肉网阵”使毛泽东时代的人在思想上处于一种“网阵结构”——个人精神上不是孤立无援的，有集体的强大后盾，有什么想不开能得到大家的帮助——没有人吃人，不需要处处防范，可以做到“几个人分担痛苦就只有部分的痛苦，几个人分享快乐就有加倍的快乐”——所以精神病患者少。如今已不存在这种思想“网阵结构”，即便物质财富雄厚，精神上仍然处于孤独状态，完全孤立无援，任何精神压力都只有自己硬挺——人吃人的环境下必须随时防范来自任何方向的威胁。而向别人敞开内心就可能被乘虚而入。为了自我保护，必须用“隐私”把自己的致命弱点隐藏起来，不给别人吃掉自己的机会。安全的副产品就是“孤独”。精神压力再大也不能指望得到别人的真诚关怀。结果：精神病患者剧增。） 

建立掌握这样的“人肉网阵”有条件：第一，拒绝人吃人。第二，有真才实学。

要让绝大多数老百姓自觉自愿被动员起来贡献才智，头一条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不能是人吃人的关系——如果相互关系是你吃我、我吃你，谁敢畅所欲言？谁肯理这个茬？不信试试，跟老百姓说请大家献计献策帮我出主意如何更有效地压榨你们的油水，如何提高效率好裁人——你以为人家是傻子，肯为你跟自己过不去？不真正平等尊重人家，谁会理你的茬？只有大家一律平等，相互关系不是“肉食动物”的关系而是“草食动物”的关系时人们才会不互相戒备——彼此谁也不必防备谁，搞好了成绩是大家的，人人有好处，至少没坏处。没了后顾之忧才肯畅所欲言。用这种方式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每个人的正确意见都能得以发表而且被充分吸收，真正实现集思广益。 

发动群众发扬民主不意味着自己毫无主见，别人说什么是什么。只有心中有数知道正确的大方向所在才能够发扬民主，才能令人信服，愿意跟你一起努力——首先得知道需要过河，然后才是发扬民主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连该不过河都不知道，听见主张过河的声音大就说该过河，听见主张不过河的声音大就说别过河了——如此心中无数，让别人怎么相信你能带领他们不走错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要抓住这“一得”就得识货，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该汲取，什么该摈弃。心中无数，不抓那“一得”却抓那999条“失”，那不更糟糕？所以按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并不是不要专业知识，不要精英，而是要货真价实的专业知识，货真价实的精英。这“专业知识”靠背书本永远学不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调动群众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善于发现总结群众中蕴藏的无数“必有一得”，跟不正确的观点区分开来——这样的真才实学靠死记硬背教科书学得到吗？ 

毛泽东充分调动群众中一切积极因素的群众路线实际是科学地“造神”——“人吃人的文明”专门把吃老百姓的人造成神，毛泽东专门把老百姓本身变成神——把人民群众中一切精华全集中起来造成“群众神”、“人民神”。这样的“神”才是真神：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克服困难。这样的“神”才能超越一切具体的个人所不可避免的短处、不足和局限，满足治国的需要。说毛泽东英明伟大，是因为他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信息，把无数“愚者之一得”全部集合起来、叠加起来、综合起来，变成最完善的知识才智信息。这样的汇集了最大多数人的知识才智信息的大智慧当然远远超越一切普通个人，包括任何自命不凡卖的“精英”。毛泽东和人民的关系如同民歌唱的：“挖块胶泥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来捏一个我，捏的就像活人托。摔碎了泥人再重和，再捏一个你来再捏一个我，我中有了你，你中也有了我”——毛泽东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有毛泽东；毛泽东凝聚了人民的智慧，人民认同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毛泽东。说毛泽东是“神”又对又不对。作为具体个人，毛泽东不是神。作为人民智慧的凝聚和升华，毛泽东就是神，老百姓的保护神——毛泽东永远“与神同在”——与“群众神”、“人民神”同在，不是神也是神了，想不万岁也不行了。有人用国际歌一句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来反对“东方红”的歌词“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是偷梁换柱。当毛泽东变成人民智慧和精华的凝聚后就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人民神”，“救星”的含义已经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个集合，超越了国际歌里说的“救世主”那种具体的凡人概念。靠这种文字游戏贬低不了毛泽东。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毛泽东就是自己，捍卫毛泽东就是捍卫自己，还毛泽东清白就是捍卫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只要拒绝人吃人，迟早会认识到这点——有些青年人在学校时大骂毛泽东，等毕业了走向社会后就不骂了。显然以前是跟着教授“精英”人云亦云，后来是自己尝到被吃的滋味，“存在决定意识”了。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人民凝聚成“人民神”、为老百姓办事是毛泽东的独创，比所有诺贝尔奖都高级的独创——毛泽东的军队不管到那里，第一步总是先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制造“人民神”。会不会造“人民神”是检验毛泽东的干部包括精英有没有真本事的真刀真枪的考试。本事越大，造“人民神”越快越优质。本事越低，造“人民神”越慢“杂质”越多，甚至造不出来。古今中外有史以来的当权者除毛泽东外谁都不懂这“人民神”。“精英”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那么多占压倒优势“精英”军队败在毛泽东领导的一群“土包子”手里。他们不明白的是：这些“土包子”已不再是过去的一盘散沙的“土包子”，而是毛泽东“化腐朽为神奇”，把“土包子”凝聚成了貌似“土包子”的“人民神”，远比他们这些“精英”高明。凭“精英”的那点小聪明跟这“人民神”的大智慧较量岂有不败之理？ 

有人可以争辩：如果“精英”们的知识才智信息也汇合起来、叠加起来呢？不是仍然超过百姓吗？那“人民神”岂不就不神了吗？

问题恰恰在于：“精英”们的知识才智信息从来就没法“汇合”和“叠加”。

第一，“精英制”的基础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的本质就是不给人第二次机会。一旦失败，一切完蛋——丛林法则，任何生物一旦被强者捕食，不管它原来有什么长处能力，从此全部不复存在。人也一样，只要被“精英”淘汰，其知识才智信息全部作废，不可能跟“精英”们“合起来”。比如一个人考“精英”，因差几分被淘汰了，那么这个人虽然有自己的知识才智信息，虽然可能是临时发挥不佳而失败，但其知识才智信息仍然从此没机会用了，无法“合起来”。“精英”的“民主”就是两派意见“优胜劣汰”的对决，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终归是一个吃掉另一个——被吃掉意味着作废，还怎么可能“汇合起来、叠加起来”？ 

第二，“精英”之所以为“精英”，在于他们必须被认为比别人高明。如果不被认为比别人高明，就当不成“精英”了，就吃不成人了，就混不下去了，就意味着失败和灭亡。所以他们绝不能承认自己不如人，必须证明自己比别人厉害，至少能独树一帜。而把“精英”的知识才智信息“合起来”本身就意味着否认每个“精英”不比别人高明，这是“精英”们最不能容忍的。“精英制”下的“精英”都是考试的优胜者，从小到大一路斩将夺关，只有他们淘汰别人的份。“自己最优秀”的“精英”意识已经深入骨髓。如果承认别人比自己强，那就否定了自己高人一等，精神支柱就要垮。所以“精英”从来无论实际情况如何都决不肯承认自己不如别人，更不肯承认自己有错——“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无论哪朝哪代，文人都决不肯承认别人比自己强。尤其文科类文人，其学术专业的是非本来就没有客观标准，不管颠倒黑白还是指鹿为马都是拿手好戏。要让他们承认别人的知识才智信息比自己高明或有自己想不到的地方简直能要他们的命。所以自古“文人相轻”、“百无一用是书生”。改革三十年，何曾见过任何一个“精英”承认自己有错？“精英”的“民主”从来都是彼此吃掉的“民主”，哪有彼此凝聚的民主？有这种利害格局，各种知识才智信息可能“汇合起来、叠加起来”吗？ 

第三，“精英论”的核心价值是“自我”——个人高于一切。他们的“精英”地位来自考试成功，而考试成功靠的是自己，所以他们自然把自己的一切成功归于自己的能力而不会感谢任何人，不会觉得欠任何人的情，自然而然只会替自己考虑。所以“精英”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他们的成功不来自与别人的合作，全靠个人奋斗，所以从来不觉得有必要跟别人合作，更不用说互相配合、有全局观念——让他们配合别人就等于干涉他们的“自由”，本能就反感。而要让他们把自己的知识才智信息跟其他“精英”的“汇合起来、叠加起来”就不可避免面临个人利益问题：任何一种观点决策都必定涉及到个人利益。对“精英”来说，符合自己个人利益的东西才叫正确。对自己无利，对整体再有利也不正确，也要坚决反对——首先“精英”词汇中就没有“整体”这个词，让他们把知识才智信息为心目中并不存在的“整体”合起来本身就有点滑稽。如果再为这种“整体”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更岂有此理，必定坚决反对。即便“合起来”的结论对自己的利益无妨碍，只要功劳不算到自己头上也同样不干，因为自己不能从中得到直接的好处——即便意见一致，那也要造出不同来咬成一团，否则是你当总统还是我当总统？ 

“精英”都是自由主义者的结果是让“精英”们把知识才智信息“汇合起来、叠加起来”的努力总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当年国民党“精英”们老爷开会的“特色”之一。即便通过了决议，那也行不通：“精英”们对不合自己胃口的东西从来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这方面的聪明才智出类拔萃。（所以那么喜欢“自由”，因为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约束，比当皇帝还自在。） 

现在有不少历史翻案文章说当年“国军”如果采用某某人的正确建议就不会被共产党打垮，历史就会改写，很惋惜蒋介石为什么没采纳这些“正确决议”。其实如果对当时的国民党有点了解就能知道，这些说法全是一厢情愿，实际根本行不通。因为国民党就是按照“精英”原则行事的，每一种建议背后都涉及“精英”的私利，而各个“精英”对自己不利的建议从来阳奉阴违，根本不管后果。比如淮海战役时杜聿明决定从徐州撤退，要求保密，要求神速。但各级“精英”官员们根本不管那一套，事先通知了自己的买卖商号，整个兵团带着家属私产乱哄哄一起走，一天走不了多远，很快被解放军追上包围了——不管当时“蒋委员长”采用的是哪条决策，结果都不会两样：即便当时换另一种决策，执行起来照样会被层层折扣，闹到后来再正确的也不正确了。整个国共较量过程中这种例子屡见不鲜。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 

在奉行“优胜劣汰”、“人吃人有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精英”体制下，“精英”的知识才智信息只会互相抵消、互相拆台，不会互相迭加。也就是说，一堆“精英”的知识才智信息叠加不起来，硬加起来的总效果会比单独一个“精英”还蠢——“鸡多了不下蛋，媳妇多了不做饭，官多了小兵团团转，‘精英’多了天下乱”。而按照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把人民群众组织成“人肉网阵”，所有人的聪明才智知识技能可以互相迭加，形成集体智慧。跟“精英”相比，此长彼消，这样的集体智慧远远超过“精英”的个人小聪明。所以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非真英雄者，不识此英雄。

“精英”鼓吹“精英治国”，从反面证明他们一坚持人吃人，二没有真才实学，所以不会、不屑也不敢走群众路线，不会、不屑也不敢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他们的“智者千虑”全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小聪明——自从“精英治国”起，中国的决策水平就一路下坡。对普通老百姓都一清二楚的破绽和问题“精英”们楞是熟视无睹，比如“金融不设防”。现在“精英”们一撅腚，大家就知道他们要拉什么屎，外国人更了如指掌，专门挖好了坑等着“精英”们自投罗网，比如“金融风暴”。连“精英”的理论宣传也是同样的“特色”：内容荒谬，逻辑混乱，语言无味，词汇贫乏，格调低下，千篇一律——唯一的积极作用是充当“绿色催眠药”，助人会场入睡。 

“精英治国”的理论基础是“精英论”。“精英论”的基本论点是老百姓愚昧无知，只有“精英”代表先进文明，对社会贡献大。

这里又是一个最根本的立场：如何对待人们中的缺点问题？

“精英”的药方：“优胜劣汰”。

毛泽东的办法：“优胜差改”：“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淘汰”还是“教育改造”，这是“精英”与毛泽东截然不同的立场。一个不许犯错误，一个允许犯错误。一个不许后悔，一个允许后悔。一个不给出路，一个给出路——毛泽东从来不嫌弃老百姓。旧中国老百姓的素质文化程度比如今低得多。但毛泽东什么时候指责抱怨过老百姓“素质低”？毛泽东从来不说谁不开窍就该被淘汰，而是帮助启发教育，给人以机会。“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群众中有不良习惯和错误思想怎么办？学习加改造：不识字——扫盲运动，普及教育。不讲卫生——爱国卫生运动。迷信——科普教育。“一盘散沙”——发动群众“组织起来”。不良习惯——解放思想，移风易俗，讲科学讲进步讲文明。社会风气不正——学雷锋，学解放军。错误思想——批评与自我批评。奴隶主义——主人翁思想教育。崇洋媚外——爱国主义民族自尊教育。思想僵化形而上学——全民学哲学，“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中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武器”……（注：本人就是从那时起听说了毛泽东的“对立统一认识论”，不知不觉受到了点熏陶。效果如何我说了不算，得请今天的“精英”打分：对我写的东西是不屑一顾置之不理，还是如临大敌严加堤防？）毛泽东就这样一步步一样样把中国老百姓从解放前的极端愚昧状态引向现代文明。而按照“精英”的“优胜劣汰”，如此“低素质”的根本就不配活着，该全部淘汰：“谁让你……” 

“淘汰”与“教育改造”哪个惨无人道，哪个充满人道？谁残酷无情，谁大仁大义？

顺便说一句，如今“改造”这个词已经被“精英”妖魔化了，成了“强制劳动”的代名词。实际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且看毛泽东历来的主张：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注意这里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定义：“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而列宁对共产主义的定义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俄电气化。”

对比可知，毛泽东的定义更切合实际，适应性更强。

从毛泽东对“改造”的一贯叙述看，能说“改造”是贬义词吗？

我就被毛泽东改造了——没有强制，没有利诱，完完全全自觉自愿。我当年对“文化大革命”一百个想不通，牢骚满腹，怪话连篇，没少埋怨毛泽东。我不是轻易钦佩人的人，但现在对毛泽东五体投地，心悦诚服。毛泽东人不在了，但照样改造了我——事实胜于雄辩。现在宣扬毛泽东没人给好处，但我乐意。一方面是出于对毛泽东的钦佩，一方面是为了弥补自己当年的愚昧。毛泽东如同一瓶醇酿，时间越久越芳香。反观一切反毛英雄好汉，虽然声嘶力竭气势汹汹，实际如同一群癞蛤蚂，只会满地乱蹦乱跳，什么象样的东西也拿不出来。毛泽东去世几十年了，骂他的人仍然如蛆如蝇，层出不穷。但所有这些骂手及其嘁嘁狺狺嗡嗡嘤嘤都如同放屁，臭一阵子就消失了，没有一个能因此而历史扬名，更没有一个能因此而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分一毫。相反，他们的所做所为更衬托出了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份量：只有他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以至于他的敌人在他死后这么多年仍然能感受到他的存在。诚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放着伟人不信信这号的除非是政治娼妓——“只要有钱花，不怕胡子扎”。 

实际上“精英”们自己也在“改造”自己。厉以宁从闹着要“顶住互联网”到跑到强国论坛去“亲民”，这是不是“改造”？从“优化组合”、“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买断工龄”摇身一变为“无论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就业问题关系生计和尊严”，这是不是“改造”？如果坚持以前没错，那如今那么关心就业问题是对还是错？ 

至于说“精英”代表“先进文明”、“对社会贡献大”则完全是自我吹捧。

一个完整的社会是个有机体。在这样的有机体里硬要分割区别量化“贡献”等于问：一个人的大脑、心、肝、肺、肾、脊髓等谁对生命的贡献大？该如何“按劳分配”？当真这样“按劳分配”，非闹出心肥大、脂肪肝、脑肿胀来不可。 

“精英治国”完全是“精英”获取权力“持权抢劫”人吃人的权术，彻头彻尾的理论陷阱。

3）．下九流的伎俩手段

目的卑鄙，手段必然卑鄙。“精英”反毛泽东的目的是人吃人，这个目的见不得人，一切“人吃人有理”的借口都站不住脚，只能不择手段，“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采用下九流的卑鄙伎俩无孔不入妖魔化毛泽东。

鲁迅说：“在香港时遇见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那最末是得到严厉的训斥，道：‘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精英”们诬蔑毛泽东也是同样逻辑：不管事实如何，“总之是毛泽东错的：因为我说毛泽东错！”跟这种无赖争辩讨公道是白费力气，需要的只是根据事实向老百姓说明他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因其花样百出，无穷无尽，本文篇幅有限，只能择几例分析说明。 

——反右，迫害知识分子

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从无“精英”。有人说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循规蹈矩、胆小怕事。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种原因其实很显然：不合算：冒险造反，不管有起事时有多少人，最后只能有一个人成功，成功率比如今中彩票的概率还低，其他百分之九十九得满门抄斩。危险又千辛万苦，还得有真才实学，得会用人容人驾驭人……这一切都是只会读书的“精英”们最怵头的事。而另一方面，不管是谁得天下，只要继续“持权抢劫”人吃人，那就非用“精英”不可，新政权的实际权力迟早得转让给“精英”——虽然当不了一把手，但“县官不如现管”。既然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那又何必以身犯险？等着投机就行了。这样才风险最小，“投入产出”比例最佳——这笔帐只有“精英”算得过来。 

毛泽东领导工农兵艰苦卓绝浴血奋战打天下时“精英”们皆舒舒服服做壁上观，甚至还帮腔欢呼“剿共”。等新中国建立，“精英”们立刻按老传统蜂拥而至伸手要官要权，要共产党把政权拱手相让，美其名曰“民主化”（如今叫“选拔学者型官员是我们党和国家进入历史新阶段的现实客观要求”、“第三代则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一般是法律、人文、经济等专业出身。因为治国的本质是对国家面临的矛盾做出判断，消除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这就需要领导者具有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等专业的知识结构。”——总之是历史上“精英”“学而优则仕”的老一套以新面目重演）。没想到毛泽东跟历代的暴发户都不同，根本不准搞“持权抢劫”人吃人那一套。“精英”们靠摆“精英”资格闹官做、人吃人的目标落了空，不消说窝了一肚子火。等1957年毛泽东提出整风，立刻跳出来闹着共产党下台——“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天下”、“轮流坐庄”……结果挨了毛泽东当头一闷棍：反右。 

茅于轼毫不讳言：“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见毛泽东决策反右并没有错。只是毛泽东预计全国最多五千右派，而具体主持反右的邓xx却来了个“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一下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泽东预计的一百一十倍，至少制造了五十四万五千冤案，“政绩”大大的。等毛泽东去世邓xx上台，立刻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把当年自己“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制造的冤案一古脑全算到毛泽东头上，自己拉的屎全往毛泽东身上抹，嫁祸毛泽东。有了这么一出《捉放曹》，那被冤枉的五十四万五千人及其家属自然很容易把邓xx当成救苦救难的青天大老爷，把毛泽东当成恶魔。但正因为是冤案，这就意味着那些被冤枉的人并不都认同人吃人。所以他们中许多人能够认清是非，并不把帐算到毛泽东头上。比如丁玲，虽然当年被打成右派，受尽了冤枉，但对大是大非非常清楚：“那些后来打我左耳光的人，也是先前打我右耳光的人。”“有人想全盘否定毛主席，甚至想打倒他，这是不能允许的！”“需要丁玲当右派的时候，就把丁玲打成大右派；现在，他们是解放派，需要我丁玲当‘左’派，我就成了他们所指责的保守呀、僵化呀，随他们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 

以毛泽东的名义搞“反右扩大化”，这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B52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之后以自己的名义一风吹平反嫁祸毛泽东，这叫两面三刀，叫反间计。孙子兵法曰：“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所谓“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就是这孙子兵法的活学活用。 

——毛泽东时代老百姓穷，如今富了。

四点说明：

第一，毛泽东时代之前更穷。毛泽东时代是在极其贫穷的基础上开始建设，一切从头开始。

第二，毛泽东时代是准战争时代，处于被包围被封锁的状态，必须随时准备迎击外来侵略。必须从零开始搞国防基本建设。伊拉克原先日子滋润，以后苦不堪言。毛泽东把资源优先用于避免当伊拉克的命运，自然不可避免先苦后甜的程序。用和平时期的标准评论战争时期的生活本身就是无耻。 

第三，现在的一切全靠毛泽东奠定的基础。用毛泽东奠定的基础的成果嘲笑毛泽东，等于天上飞的卫星嘲笑第一级运载火箭：你看我飞得多高多快，而你却慢慢腾腾起步，半道还掉下去了，可见你无能，我高级。又等于高楼大厦的顶楼豪华间装修的嘲笑打地基的：我往上走，你朝下挖；我处处富丽堂皇舒适安逸，你到处钢筋水泥又粗又丑，可见我比你先进…… 

第四，现在称“富”的只是某些特定的人，某些特等的指标。

根据《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0.94万亿元。

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中国工资总额28244亿元。

利用上述两数据计算结果：2007年工资总额占社会总产值的13.49%。

根据《李志宁：中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逐年下降》提供的数据，1961年工资总额占社会总产值的15.05%。（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9/50836.html）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改革开放成就辉煌”的2007年全国工资比例居然比“经济最困难”的1961年还低：13.49%对15.05%。这还是加了水份的比例，实际比例更低：1961年时老百姓医疗、教育、养老等费用是国家包的，不算在工资里，房租占工资比例很低。也就是说，1961年的工资占社会总产值的比例比实际的高，即政府舍得为保证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花大钱。而2007年老百姓的一切开支，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全要从工资里出。也就是说，2007年的工资占社会总产值的比例比实际的低，而且低得多的多的多，即“形势大好”的2007年老百姓工资中的基本生活负担比例远远高于最困难的1961年。在经济最困难的年代，毛泽东领导的政府仍然舍得为普通老百姓花钱尽一切力量保证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而号称“富裕起来”的“大好形势”年代，老百姓的基本福利全被当包袱甩了，有钱公款吃喝，没钱保证老百姓的基本福利——这算穷算富？ 

——毛泽东时代社会秩序好是因为人们太穷，不值得偷，不值得抢。

广东东莞那些失踪儿童身上有什么值得偷值得抢的？全国各地的失踪孩子难道都腰缠万贯？“黑砖窑”的奴工身无分文，更不值得偷值得抢了。然而事实呢？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没这种事而如今层出不穷？

——58年头脑发热大跃进饿死人是毛泽东造成的

有关事实真相的材料网上已经很多了。我在《持枪抢劫与持权抢劫》也有论述，这里不重复。在此只在几个大逻辑关系上点一下：

毛泽东主持一线期间中国发展四平八稳，从来没出事。等1956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邓xx掌握一线实际权力，中国立刻怪事不断，接二连三：57年反右扩大化；58年大跃进头脑发热、整刘伯成、整粟裕；59年开始闹灾荒，整彭德怀；60、61年大灾荒还要提前还债，饿死人最多的三个省（四川、安徽、河南）的省委第一书记全跟邓xx关系最密切……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县官不如现管”。56年两个“新官”一上任，三年三把火，都烧在“现管”们最需要“政绩”的时候。除了问题难道“现管”不该负责？大跃进的问题要决策大跃进的人负责而不要具体组织实施大跃进的人负责，那是不是改革的问题同样应该找决策改革的人负责？ 

当刘少奇大搞“亩产万斤粮”时，毛泽东指出：“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有务农实际经验。刘少奇、邓xx没有。毛泽东不在一线主持具体工作；刘少奇、邓xx在。闹“亩产万斤粮”时毛泽东反对，刘少奇、邓xx鼓励。毛泽东再三再四叮嘱要实事求是，但谁也听不进去，毛泽东的主张变不成党的决议，只能以“党内通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这一切都有白纸黑字为证。现在“精英”一口咬定对“亩产万斤粮”之类发烧，处于一线大权在握、不懂农、推波助澜的刘少奇、邓xx没责任，处于二线、懂农、当时表示不同意见的毛泽东罪大恶极——就看这基本逻辑，说得通吗？ 

——毛泽东想当皇帝，所以整人，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能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就证明毛泽东有足够的权威打倒一切反对他的人。这意味着如果毛泽东真想当皇帝的话，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能当皇帝。既然用不着搞文化大革命就能当皇帝，那何必多此一举？直接当皇帝不就完了？何必画蛇添足，兜个圈子冒险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哪个皇帝允许自己的天下有人造反？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再看这个历史事实：中共以前只有路线斗争，没有“反党集团”。连张国焘另立中央、叛党投敌这么严重的事也没定性为“反党集团”，没因此大肆株连。1952年邓xx进中央，1953年即发生了“高饶反党集团”，举报人是邓xx。从此中共才有了“反党集团”这一罪名。1956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持一线，邓xx任总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他1957年主持了反右扩大化；1958年主持了整刘伯成、整粟裕。59年彭德怀又下了台。从1956年到1959年短短三年多四大野战军的军事主官被整倒三个，除养病的林彪外一个都没剩下。三个人里有两个是邓xx主持整的。刘少奇没有军事背景，当接班人军中无人心中不安，铲除异己是掌握军权的需要。刘伯成、粟裕、彭德怀被整倒完全符合这种需要。这么多事件都跟刘少奇、邓xx相关，最后结果又都完全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凭常识判断，究竟是谁在整人？ 

——有关毛泽东私生活、“宫廷秘事”的种种绘声绘色的演义故事

相信那一套比相信“一千一百道检验把关”还蠢——“一千一百道检验把关”之类还拿出了点有模有样的图片为“三鹿奶粉”推销。有关毛泽东的那些胡说八道连“一千一百道检验把关”这样的假证据都拿不出来，纯粹凭空捏造，半点事实根据出处的谎话都编不出来。这不过是当年国民党造谣共产党“青面獠牙、杀人放火、无恶不做、共产共妻、人海战术”之类谣言公司产品的盗版加放大版。 

3．树欲静而风不止

人吃人其实是被惯出来的。被吃的人越不反抗，吃人的人就越肆无忌惮。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那么多，就因为“人吃人的文明”太发达，老百姓习惯了被当官的吃，能忍就忍，一点不敢反抗。当官的吃老百姓太容易、太有利可图，以至于对到其他地方发展根本不屑一顾，更毫无节制，很快吃得老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拼命——“小洞不补，大洞叫苦”。老百姓反抗如果没成气候，那身份仍然是“贱民”，按“人吃人的文明”皆属于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匪”、“贼”。一旦成了气候有了权力，立刻也去吃人，此时就不再是“民”而是新的“官”，问题的性质按“人吃人的文明”就变成“新官取代旧官”、“新朝取代旧朝”，是顺应天理了——还是官吃民，人吃人。 

1）．“道德的血液”制止不了人吃人

毛泽东和鲁迅这方面的论述足够精彩的，直接引述如下，胜似我班门弄斧。

——“当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作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道：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金牛。一送开手，可就难于收拾了，无论金牛无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似乎不近情理罢，但这是我替他设想的法子罢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北几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当初自然是防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是就‘抢堤’咧，‘护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鲁迅）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思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地只能一块一块的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毛泽东）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毛泽东）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坏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黄巢时候，人相食，饿人尚且不爱饿人，这实在无须斗争文学作怪”（鲁迅）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平？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鲁迅） 

——“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缠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鲁迅） 

——“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自然无从断定。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鲁迅）

2）．“渐进式”吃人

“渐进式”、“增量”、“碎步前进”是“精英”们的得意杰作。这通俗的说法叫“温水煮青蛙”；旧小说里叫“慢橹摇船捉醉鱼”；用鲁迅的话说是“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不管叫什么，反正都一个意思：“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 

当年纳粹法西斯的受害者总结的教训之一就是在最开始时对这种“渐进式吃人”、“增量吃人”、“碎步前进吃人”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抵制。

一位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说：

“在德国，

起初他们（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段话同样可以运用于描述“渐进式改革吃人”的“精英”：

起初他们吃下岗工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下岗工人；

接着他们吃失地农民，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失地农民；

后来他们吃退伍军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退伍军人；

后来他们吃强制拆迁居民，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强制拆迁居民；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这段话同样可以运用于描述“渐进式下毒，灭绝中华民族”的“精英”：

起初他们在食品里下毒，我忍了—因为我可以买到可靠的食品；

接着他们在衣服里下毒，我忍了—因为我可以买到可靠的衣服；

后来他们在装修材料里下毒，我忍了—因为我可以买到可靠的装修材料；

后来他们在药品里下毒，我忍了—因为我可以买到可靠的药品；

最后他们在空气饮水中下毒，我周围已经无处不毒，再也买不到不带毒的可靠的东西了。

“上访者都是精神病”、“偏执狂”之类说法与其说是发狂，不如说是新的“渐进”试探，是“摸着石头过河”战略中一块供下一步“渐进”用的踏脚石。如果遭到迎头痛击，就赶紧缩回去，宣布那只是“个人见解”，与我无关。如果大家无动于衷，那就“打蛇随棍上”，立刻变成下一次的“先试不议论”，今后的政绩之一说不定就是看是否用“政治疯人院”解决了上访问题。谢天谢地的是，如今的网民访民都明白了这一套，这次的“渐进”试探没能得逞。 

警惕“渐进式吃人”并不仅仅意味着警惕被别人地吃，实际还应该警惕自己去吃别人——不知不觉接受“人吃人有理”，从拒绝人吃人“渐进”地滑向人吃人。

“人吃人有理”的最原始基础就是“人与人的生命价值不等”。只要觉得自己比别人高等，就有可能不知不觉认同“自己与别人的生命价值不等”。比如有能力、有成绩、有功劳之后象毛泽东说的那样“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骄傲自满，脱离群众，那就很容易认同“自己与别人的生命价值不等”。只要这样，思想的堤坝就有了第一道裂纹，“人吃人有理”就开始招手了。毛泽东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落后到哪里？“人吃人有理”。剩下的过程便如同以前学跳舞的几步曲：看不惯——一边站——试试看——团团转——拼命干——死了算。当年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就是从“骄傲使人落后”开始滑向人吃人的：老子是革命功臣，比别人高等……这是居功自傲。如今的“精英”呢？持才自傲：我才高八斗，你们算老几？所以我比你们高等……只要沿这条路滑下去，就会“渐进”式走向人吃人。 

3）．左派右派的区别

主张人吃人的，是右派。反对人吃人的，是左派。以“反对人吃人”的名义吃人的，是打引号的“左”派，即形“左”实右派。

我痛骂学文科的“精英”决不意味着我搞学科歧视。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专业出身，只要主张人吃人就是右派，反对人吃人就是左派。茅于轼学理工出身，但他自己都承认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巩献田、张宏良、孔庆东等是学文科出身，但人家反对人吃人，信奉毛泽东，自然是左派。我对他们决无半分不敬。 

以“反对人吃人”的名义吃人的“左”派很不少。比如刘少奇1958年在“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前实现大同”的名义下大刮“共产风”，搞“一县一社”、无偿征用老百姓的财产。这就是以“革命”的名义吃人，典型的形“左”实右。毛泽东当时就指出： 

——“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 

——“有些同志（注：刘少奇）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注：毛泽东明明说了“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精英”们却故意说“产权不明晰”，闹着要“产权明晰”、“土地流转”，找借口持权抢劫农民。）  

——“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 

——“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注：这是不折不扣的“持权抢劫”。）“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又比如那个“自然向前”说：“‘乌有’是一个赢利性的网站，就像小街上的毛家饭店一样，挂着马列和毛泽东像，进行赚钱的商业活动。‘乌有’既然是一个靠传媒经营赚钱，那么，其要赚钱，赚大钱，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了嘛！……用‘政治观念’来赚钱，是否合适？这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否与党的精神相统一？这是否与和谐社会相符？” 

这段话乍一看非常道貌岸然，一口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精神”、“和谐社会”，简直纯洁又纯洁，不容半点铜臭气。实际呢？用“高尚”这柄软刀子杀人——为什么讲马列毛泽东就没资格从事商业活动？为什么对充斥着商业广告的大肆攻击马列毛泽东的网站书店不闻不问，对没有商业广告、只遵照“按劳取酬”原则从事普通商业经营活动的《》横加指责？谁规定的谈钱就没资格谈马列毛泽东，谈马列毛泽东就没资格谈钱？——《》既没有官方津贴又没有阔佬捐款，更没有海外基金资助，通过正当商业活动按劳取酬维持生存为宣传马列毛泽东提供经济保证何错之有？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战场上还交党费呢，难道可以说共产党在生死关头也不忘赚钱？ 

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义扼杀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网站，不折不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反对吃人”的名义吃人。

鲁迅就专门反驳过这类道貌岸然的假高尚：

——“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就是做一个满嘴‘他妈的’的广告也何足为奇？……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他兼差又没有。那么，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既要印卖，自然想多销，既想多销，自然要做广告，既做广告，自然要说好。难道有自己印了书，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请列位不必看的么？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那是西滢（即陈源）做的。——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华盖集》就明白。主顾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书局发行。” 

过去“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如今“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不计名利勤勤恳恳劳作，为国家民族解脱人吃人的恐怖默默付出。对此我谨引用鲁迅的一段话：“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五．四”九十年之际各种议论如潮水。我最大的感受只有一条：还是鲁迅的话——“救救孩子……”

后记：两点说明

1．本文的思路是《》刊登的《一个高二学生对于毛时代的调查》《高二学生：我看九零后》两篇文章触发出来的：从感受“恐怖的考试”联想到“恐怖的和谐”，最后悟出“人吃人的进化”。本文之所以成文，有这位90后青年一功，特此致谢。 

2．本文是为“五．四”90年而作，目标是青年。因怕“代沟”影响交流，有点不厌其详，不知不觉按科普读物写起来了。结果比较散，拉得很长。本来时间就紧，这下更是“匆匆，太匆匆”，到后来紧赶慢赶，连滚带爬总算赶在最后一分钟交卷。但有点“罗卜快了不洗泥”，未能严格审核，语法错误和错别字可能多一些。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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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声明：本人放弃对此文的版权。只要不违背本文主旨，任何人均可转贴，可散发，可抄袭，可复制，可被冒名顶替，可被任何媒体拿去用，可被任何人引用到任何文章中且不写出引文出处，本人分文不取。

附录：中国近百癌症村悲歌：数万病患或被牺牲

2009-04-27凤凰网

北京脚下死去的村庄

在距离天安门不过50公里的夏垫村，冯军的女儿只是众多污染受害者之一。

沦为“癌症村”以来，村里一些富裕的村民搬去了镇子或更靠近北京的燕郊，“走不了的人，只能在这里等死”。村庄里弥漫着一种自弃的气息，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狗、猫、牛等活物一趴就半天不动，了无生气。

从繁华的首都乘车一小时来到村里，似乎走入一个遗失世界。

只有污水汩汩流淌。从距冯军家30米的金铭公司酸洗车间流出，通过地下管道流淌约500米，进入流经夏垫村的鲍邱河里。

夏垫村东、西、北三面临河，正处在鲍邱河的包围之中，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人。2009年春天，这条河流乌黑，横七竖八躺着几根枯枝，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河边没有一只活物，死一般寂静。

10年前，这条河流还可以摸到鱼，村民们在码头上洗衣。但一切在2000年后变成记忆。

鲍邱河源起廊坊三河、密云界上，向南流经北京通州、廊坊燕郊、河北夏垫镇包括夏垫村在内的多个村庄，最后沿东南方向经宝坻林亭口至八门城汇入蓟运河。

2004年，大厂县环保局在一份报告里称：夏垫镇4个轧钢厂、杨广起2个造纸厂和燕郊的污水是污染鲍邱河的“主凶“。

环保局介绍说，两个造纸厂都是熟料，所排出的水不含有毒有害物质。燕郊镇和4个轧钢厂都上了污水处理设施，并由专人进行管理，处理后的污水通过了省、市局多次的检查和检测。

如环保局所说，上述污染源都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且都达标，那么鲍邱河的污染到底来自何处呢？县环保局承认说，“可能出现治污设备运转不正常、时用时不用、偷排偷放等现象”。

曾在轧钢厂里工作的村民举报说，污水处理成本较高，轧钢厂能不开机器尽量不开，外界却无法监督。

鲍邱河由此变成一条令人生畏的河流。

村民左金兴曾捞起一条死去的鲤鱼，扔给狗吃了，狗当时就死了。从河里抽取的河水令庄稼几乎绝收。一些村民扛着玉米秸到县政府上访，称河水杀死了麦子和玉米。

一个村民家的孩子被发现患有重度贫血，邻居家的孩子也被确诊是同一病症，血液里发现了有毒颗粒。

2007年，有媒体公开了一张夏垫村的死亡不完全名单：在不到10年时间内，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至60岁之间。鲍邱河沿岸的南寺头村、马坊、芮屯、赵沟子、诸各庄、韩家府、金庄、后店等村庄都有人死于癌症，且呈现递增趋势。 

众所周知的是，河流通过土壤的细孔和缝隙不断对下渗透，污染地下水，而地下水在黑暗地带漫游运动，直接进入村民们的水井或者以泉水形式涌出。

2007年7月，大厂县环保局局长常广利承认，村庄的浅层地下水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夏垫村之前共用一口80米深的水井，但发现了井水变红，惊恐的村民们找政府出面处理。金铭公司出资打了两口300米深的深水井。

作为安抚，金铭公司在夏垫村的庄稼地里打了十几口100米深的水井，抽取地下水直接用橡胶水管浇灌。村民们认定连接鲍邱河的引水渠今生今世再无可用之处，就在渠里种上一排白杨。

最后的地下水

夏垫村开始深刻依赖地下水，村庄各个角落都写着“打井”的小广告。越来越多的地下水被抽取后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村民左瑞龙说，之前抽水浇灌两亩地只需6小时，去年开始变成了8小时，村民由此增加了100多元的电费。

但最令环保专家们忧心的是，这条被深度污染的河流每一天都在累积新的化学物质，在空气、阳光和水的作用下或可发生一些险恶、不为人知的毒效转换和叠加，变成一个更危险的化工实验场。

除开若隐若现的污染威胁，夏垫村是一块洼地，每逢下雨，鲍邱河就会暴涨横流，污水覆盖整个村庄，令村民无处避难。

村庄为弥足珍贵的300米深井修了一间房子，上锁，雇人定时向全村供水——夏天每日放三次，其他季节每日放一次。

这口井抽取井水后通过管道分送到村民家，未有净化或监测，谁也不知道这口井的水是不是也被污染。但没有人愿去触碰这个问题，左瑞龙说，如果这口水井都出了问题，村子就完蛋了，“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想”。

在关注饮水安全的学者眼中，夏垫村的水井故事再现了中国农民们被化工污染追逐的逃亡路数——在地表水被污染后，村民不得不抽取地下水，而地下水正在萎缩和处于险境。

一直关注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称，中国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超采现象严重，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农村已有的饮水井逐渐报废。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77153.35平方公里，占华北平原深层总面积的62.69%。 

更严峻的是，地下水也在开始被渐次污染，夏垫村80米深的水井被废弃，不得不向300米深的地下取水。而胡和平警告说，中国地下水污染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特别是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等省市在内的华北地区。

“癌症村”包围城市

夏垫村只是中国被公开的近百“癌症村”之一。

1990年代以来，中国众多城市的城郊接合部因为交通便利和劳力便宜而成为了工业区或者工业园，导入了化工、制造等污染企业，制造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

长年的污染积累后，伤害终于爆发，2002年以来，“癌症村”、“怪病村”现象在中国各地频频出现，尤其高发于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GDP增长和“癌症村”增加之间呈现伴生关系。近两年来，更增添了向内地资源省份蔓延的趋势。 

这些“癌症村”集中处于工业区周边或城市下游，形成对城市的一种恐怖的包围。

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毒理学研究证实，环境污染可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也可导致慢性危害，具有致突变、致癌、致畸、致生殖障碍等远期效应。

2008年，卫生部和科技部联手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死因之一，其中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在未来20年内，癌症死亡人数可能翻番。 

医学界认为，目前已知80％的癌症发病与环境有关，尤其是与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密切相关。

水是致命中枢。美国纽约史蒂文癌症中心研究员雷蒙对106名死于各种癌症的人的细胞研究发现：围绕在癌细胞的DNA周围的水与健康人细胞周围的水的结构是不同的。

这就像围绕夏垫村的鲍邱河已不是普通的河流。

200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部分政协委员再次呼吁，一直没有建立水质监测体系的农村水源污染严重，严重威胁农民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胡和平批评中国饮用水水质标准较低，乡镇更低——以砷为例，目前中国判定砷超标的标准为0.05mg/L，超标人口为289万人，如果按照WHO的水砷标准(0.01mg/L)，我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高达1500万之多。

多方怂恿的污染

在法学界看来，环境污染健康损害侵权诉讼与普通的民事诉讼不同，涉及对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认知，污染与健康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

至今还没有权威的专门的环境医学研究机构可以担当起污染损害健康的认定工作。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曾被寄予厚望，但教授潘小川说，受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限制，一些污染和伤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无法揭示。

此外，医学上往往只能确定污染是一个人致癌的原因之一，而中国现时审判规则讲究的是单一性、唯一性，缺乏国外法庭对因果关系判定的灵活把握，一些显而易见的污染受害者由此输掉官司。

法学界一直指责中国针对污染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不是滞后就是空白，造成了排污企业推诿，当地环保部门不作为，受害者却无可奈何的维权困局。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呼吁，中国应重新研究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的适用对象和条件、赔偿范围、赔偿责任认定和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行政处理及诉讼等方面，结束“法律不足”问题。 

在现时管理框架下，一个企业易于被怂恿偷排私放。王灿发分析说，中国污水处理技术的落后导致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要1.2～2.0元，一个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每天治理费用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20万元。加之中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两罚”——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需要罚款一次，而可以排放一年，企业自然选择放弃污水处理。 

“就算是毒死一条江里所有的鱼虾，只要没出人命，在2008年6月之前最多罚款100万元，现在最多罚款200万元。”

另一棘手的缺失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没人有资格代表公众担任诉讼主体，就肇事企业破坏公共健康追究更严厉的法律责任。

在更多的时候，一些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座上宾，且贡献财税保障“吃饭财政”的正常运转，与政府形成亲密关系。而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难以制约污染企业。

等不起的制度改良

冯军的两年似乎展现了一个癌症病人的走投无路——无处求助，进而死路一条。对他们来讲，现行各种制度不是寻求公正的路径，倒是一堵无门可入的墙。

200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重视农村，试图建立一种农民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来解决农民疾病问题。2006年，大厂县开始推行这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包括白血病在内的11种重大慢性病在2008年1月才列入合作医疗统筹基金补偿范围。 

女儿逝世后，冯军试图去报销部分医疗费用，被告知一些费用根本不能报销，且一个人一年最高封顶是1.5万元。

大厂县对这笔统筹资金实行严密控制。截止到2007年8月16日，大厂县共有4091人次享受了补偿，补偿金额共计78.4万元，人均补偿191元。

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情况》透露，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本年度筹资710.0亿元，支出429.1亿元，累计受益3.7亿人次。这意味着每人次的平均受益或医疗保障水平仅为116元。而《情况》同时表明，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为5446.5元。 

有评论指出，中国力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对农民的医疗保障作用，近似微乎其微。

而在“癌症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更全然失去意义。

对农民集资办医疗，冯军不解:“为什么工厂伤害了人民，还要人民自己掏医药费呢？”

2008年2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历经3年的艰苦博弈，终于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并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环保部门得到了更多权力，也被明确规定应当接受民众的委托，如实提供有关检测数据。

民众被明确了一些他们本身拥有的权利：任何人都有权检举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其中受害当事人有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权利。

中国法律界的一些建议被采用，确定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共同诉讼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委托环境监测制度来支持受害者的维权诉讼。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环保部称，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推行“以奖促治”政策，投入5亿多元优先治理各大流域600多个环境问题突出的村庄。该部更制定了指导中国环境与健康工作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承诺到2010年，集中整治一批各地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癌症村”，有效控制环境污染。 

但新法实施大半年以来，未见整治污染有何等大动作，相反金融危机以来，拉动内需的要求，使各地环保部门投鼠忌器，本已渐成气候的环境问责制度一时泄气。冯军和夏垫村村民困惑的是，鲍邱河至今还是一条臭水河流，未见大厂县领导的官运受何影响。 

一批人或被牺牲

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迫在眉睫的问题——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在2005年11月透露：中国目前癌症病人超过700万人，且每年还在新增加约160万至200万人。但其中“癌症村”和农村癌症病人的具体数据是谜。

3年多过去，对此仍然没有进行过任何稍微像样的调查。冯亚楠的经历表明，他们将在黑暗中死去。

2006年8月，国家环保总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承认，对“癌症村”等事件的调查范围、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甚至对很多环境事件根本没有调查。他认为，正是未能全面掌握环境污染引起健康损害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才给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的因果关系的判定带来困难，难以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时至2009年3月，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第四届东南亚与东亚国家环境与健康高层会议上说，环保部将投入更多经费开展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疾病的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摸清底数，找准问题。

有批评说，即便民众耐心等待环保部门完成摸底调查，拿出数据，但新的一个问题是这一大笔救助资金从何而来。

如果对眼下农村癌症病人进行有生存意义的治疗，将使勉强搭建起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顷刻崩溃。

在那些注定被抛弃的“癌症村”和冯亚楠这样的癌症患者之外，还有大量替补进入黑名单的村庄和人名。他们等来了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这样的新法和环保新政，却等不及新政实施的冗长时差。

而环保部门和强势的GDP部门之间的权力级差，更于不动声色中决定了癌症村民们沦为牺牲品。2009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石见元在北京呼吁加大农村水源保护力度，政府要对逾期不能达标的企业采取关、停等严厉措施。但现实是，中国需要鼓励企业们奋发图强，和政府共度时艰，甚至新的劳动法被斥责为“不合时宜”而事实休克。 

“来几个记者有什么用嘛？我们死定了。”夏垫村里专门负责看管水井的左姓老汉如此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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