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大转折与中央决断
史向前
继7月5日后，新疆又出现“汉族群众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形势急转直下。7月8日凌晨，“鉴于当前新疆形势”，胡锦涛提前回国。国家一把手因突发事件中断访问，这是建国以来没有先例的。乌市委市政府和新疆区委区政府的讲话表明，中央对这次事件的认识是清醒的，措施是得力的，处理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于全国的时局是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否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今年年初，反共右派叫嚣“2009年中国政治进入紧急状态”，国外敌对势力公开号召“用暴力推翻中共”、“全民大起义”。为此，策划“摧毁中共主要战略目标”，以及一系列颠覆国家政权的反革命步骤。西藏事件灰烬未散，新疆又硝烟四起。下一个目标在哪里？全国能否乱成一气？
去年时候，国外舆论说“中国站在十字路口”。他们只看到事情的表象，看不到事情的实质。不管怎样，时局已经表明，中国不能按老样子维持下去了，中国人民也不能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两者必居其一，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中国历史到了大转折关头，它迫使中国各阶级、各政治集团乃至每一个人做出抉择。
治乱属于“谋事”，而国家大事的决断属于“治国”。中央是承担“治国”之任的。大转折临头，建议中央调整政策，重新确定路线，即予决断：
第一，坚决地无条件地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首先是处理好这次新疆事件。如（1）热比娅属于监外执行期间再犯罪，对以热比娅为首的“颠覆国家政权罪”、“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罪犯通告逮捕，通报国际刑警组织协助缉捕归案；（2）对国内参与组织、策划、实施“7.5事件”的首犯、共犯，实行“从重从快”方针，迅即侦办、结案，绳之以法；（3）胁从不问，予以释放，并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再次作案；（4）对不明真相参与的青年学生和群众即所谓“利益无关者”进行教育，使之分清敌我，站到国家和人民一边。
这里的“坚决”，是指不要怕这怕那，不要怕得罪谁，特别是不要怕得罪洋人；“无条件”，是指不要东张西望，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在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无论现在和将来，“坚决”和“无条件”，应当是处理任何重大事件的前提。非如此，不能走出困局，不能打出一片新天地。
新疆事件只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气焰嚣张的一个表现。30年来，他们欺侮到我们家门口，他们欺侮到我们家里了，我们受了国内外敌人多少窝囊气！那种孤立的就事件解决事件的思维方法是不可取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已声言“摊牌”、“决战”，因而事件——平息——再事件——再平息的模式，已经不适用了。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说到底，是争取群众的斗争。应当说，我们还是失败了，尽管进行了30年无甚效果的然而是顽强的努力。现在需要决断，需要总体上、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资产阶级造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事件的平息，而在于人心的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无论处理新疆事件还是各地事件或者全国性事件，公道自在人心。要做凝聚人心的工作。
第二，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改变“走旧上层人士路线”立场。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百万农奴得解放，翻身做了主人。此后，包括文革在内，西藏一直很稳定。1979年开始“翻烧饼”，搞所谓“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农奴主、领主、旧贵族、头人等奴隶制度下的“上层人士”，纷纷出笼。农奴出身的干部、党的斗争积极分子、劳动模范被掀翻在地，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劳动人民又重回弱势群体地位。西藏的世道变了。一位从西藏回来的同事对我说，民主改革后是农奴主见了农奴“低头吐舌”（旧西藏卑贱者看见高贵者的一个习惯动作），现在反过来了，是农奴见了农奴主“低头吐舌”。
如此世态，连香港媒体都认为，在西藏应当讲阶级斗争，中共“不算旧账”，使人不知道农奴主的罪恶历史，而中共又依靠旧上层人士。香港媒体的话是很有见地的。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正是在《纪念西藏农奴解放50周年大会》和图片展览之后，我们的党报竟然刊登一幅照片，解说词是“过去的农奴和农奴主，现在的大学教授和政协委员”的并肩合影。难怪“羊爱上了狼”、“老鼠爱大米”的星星相许之音，成为人民舞台和我党电视台、广播电台久唱不衰的旋律！
时至今日，在大部分藏族人的家里，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新疆库尔班大叔见毛主席的歌曲，仍在维吾尔族人中间传唱。西藏和新疆事件的性质，不是什么民族问题、民族矛盾、民族暴力，也不是什么宗教问题、宗教信仰自由，而是利用民族、宗教做幌子，分裂统一多民族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西藏和新疆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党内资产阶级和新资产阶级同被打翻在地各族人民的斗争。
这里有一个问题，参与西藏和新疆事件的大部分人是人民群众，他们是党和政府执政的群众基础和靠山，可为什么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战呢？在社会主义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敌人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敌人是党和政府。党和政府绝不是人民群众的敌人。我们要不要认真反思一下，西藏和新疆事件中“不明真相，被煽动上当的”人，何以如此之众多？何以百倍、千倍于敌对份子人数的普通民众竟然如此轻易地一煽即动、一当即上？国家走到这步田地，是非常可怕的。
胡耀邦、赵紫阳是不懂“治国”之道的。在民族地区以总书记身份大放厥词，什么“80﹪的汉族干部从西藏撤出”，什么“在新疆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定权”。谁都知道，一个对马列原著和毛泽东思想一窍不通，对《资治通鉴》等治国典籍一窍不通，对真正的国是国情一窍不通的人，是不可能治理好西藏、新疆的，更何况治理好偌大国家。然而，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却能被设计成党的总书记！你说怪也不怪。
第三，终结私有化的改革，以昌国运。
改革开放第一天起，劈头存在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是搞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还是搞私有化的改革？两种改革开放，是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写在七一讲话里的，是算数的。
新疆事件的前台制造者热比娅，正是私有化的改革的宠儿。从一介草民，迅速蹿升至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真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有大老板撑腰，亿万富翁政治上风光无限。全国类似热比娅的无数事例，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头。
热比娅犯了罪，关进大牢，一个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犯，竟能“保外就医”，运作到美国去。刑事诉讼法规定“保外就医”的条件只有三个：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又不致危害社会的罪犯。其第一个条件，解释为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或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治疗无效的。热比娅是一条都不符合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对监外执行严格管理监督，基层组织或者罪犯的原所在单位应当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监督，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以指派专人进行监护。明确规定罪犯不得离开所在区域外出住宿。这些规定，在热比娅那里变成了废纸！“监外”在哪里？在美国；怎么样“执行”？跟布什会面、同达赖合影“执行”。私有化的改革真是法力无边呵。
热比娅的罪恶人生，展现了私有化改革的阶级基础和真实目的。事到如今，我们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不动摇，坚决摒弃私有化的改革。
第四，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束私有化改革的“亲美路线”。
那么，究竟什么人能够又为什么把热比娅弄到美国去，布什接见，称赞她是“维吾尔优秀代表”，又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呢？农民常说，谁都不会比谁傻五分钟。亲美路线，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也是谁都体会得到的。
热比娅“保外就医”有美国的黑手，西藏事件和新疆事件有美国的黑手，美国黑手，是当代中国的一切动乱之源。在对外关系领域，对中国武力包围的、世界各地对中国起事的、使中国吃亏上当的、制造事端的、没事找事的、逼迫中国就范的，等等，等等，都有美国的黑手。总而言之，美国黑手，是当代中国的一切外交困境或失败之源。明明美国的“巧实力”把中国定为“敌对国”、“假想敌”，对其他国家又打又拉，以最后孤立中国，可私有化的改革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往情深地依附美国，奉行“亲美路线”。事情的严重性正在这里。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存在“亲美路线”问题。早在1946年，当人们尚看不清美国的真面目时，毛主席就指出，美国“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1949年说“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断言“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不是么，这些掷地有声的话，真像是对着今天说的！
既然美国以我为敌，那么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这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我们应当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要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就会改变孤立无援的困境，我们的朋友就会遍天下，什么越南问题、朝鲜问题，什么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什么法国问题、欧洲问题，什么印度问题、俄罗斯问题，什么非洲问题、南美洲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把恐美、崇美、亲美的中美关系扭转过来，是要付出代价的，可危险之恋却要付出死亡的代价。其实，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任何大风大浪都不可怕，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正是从大风大浪走过来的。井冈山时期，“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抗日战争之始，“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在与蒋介石集团的决战时刻，“鈡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在大国沙文主义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的紧急关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是何等的壮志豪情！其志其情源归何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力，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敢打必胜的勇气和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
如果说《零八宪章》是一个“试探”，那么西藏事件、新疆事件已开其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行动，他们决心把我们建国60周年庆典变成埋葬新中国的葬礼。好家伙，天地将摧，昆仑即倒，共产党要完蛋了。这不过是螳螂们蚍蜉们的痴心妄想！
中国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西柏坡”一路走来，“学习马列”、“高举旗帜”，“执政能力”、“科学发展观”。特别是近年来，“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普世价值”的批判、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学读本”的否定，都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已经开始。
2009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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