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没有不知道文革的。现代人听文革，像听故事；诉说人讲文革，把故事渲染得出神入化。无论是亲历者还是道听途说者的诉说，好像讲得越离奇就越不离谱，真是说不尽的文革，说不完的故事。还有一些“文革”回忆录的，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落难英雄”，将责任往死去的人身上一推了事。当这些故事被输入到我们这群80后青年的耳中，主题基本就是一个：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清荷不听故事，看史料。清荷认为，历史可不是马戏团，也不能当快餐消费，更不能作茶余饭后的点心。分析历史问题的绝对要求，是依据史实，并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分清。
近来看了许多关于1966-1976年之间的材料，右的左的，上的下的都有，加上与亲历过文革时期的父辈们交流，有了一些自己的思索，与各位网友探讨：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是满足自己专制独裁者的私欲，还是忧思当时的一群“社会承担者”？还是为了什么？
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那10年弄得胡烟瘴气，面目全非，人心惶惶，这是人们对文革的印象。我们似乎也接受了这个观念，认同那是一个无知野蛮的年代，群魔乱舞的10年。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说文革暗无天日与民不聊生，完全是毛泽东权力欲望与独裁者的私欲膨胀的象征。甚至一些研究者们特意渲染了很多党内权力斗争的细节过程，将毛泽东描述成为一个权力欲望极大，整人不择手段的阴谋家｡那么我们来分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中国共产党执政短短17年，即使是文革结束，也就27年。27年时间竟有10年处在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为什么人民就不起来推翻这个独裁者的统治呢？如果共产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制造了这么大的灾难，那么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呢？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10年啊，10年的时间真的是水深火热，将足够把国民唤醒吧？可为什么人民非但没醒，反而认定毛泽东的领导？说毛泽东罪莫大焉，完全是一副独裁者专制的姿态，那么为什么他在人民群众中仍有那么高的威望？还有这么多人去为他辩护？甚至还有反对他的人也一度不得不打着他的旗号去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呢？有人说当时毛泽东在人民的心中已经完全神化了，已经是一种疯狂的个人崇拜。既然毛泽东已经是一个神了，他还担心他的权力会不稳定吗？他还会担心有人威胁他的位置吗？他还需要用“文化大革命”来进行一场“权力斗争”吗？凭清荷思考，当时候不可能有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毛泽东想打倒一个人根本不困难，也根本不需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结合这些情况，毛泽东的权力私欲的念头，要去治一些人的说话，成立吗？
既然不成立，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为什么？清荷认为，最初，毛泽东是忧思于“社会承担者”的现状，将江山交给这群人来打理的放心度的问题。
“社会承担者”指的就是我们的人民公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毛泽东发现有些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开始特权享受，放松自己，膨胀了私欲，置人民的利益而不顾。毛泽东在这里，一直保持着最大的警惕性。比如腐败问题。从史料可知，腐败现象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多见的。但在当时已经露出了许多苗头。这些苗头有可能将他奋斗了一生才建立的人民主权社会主义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他所绝不能接受的｡
当时党和政府中,就已经有人开始有了特权享受和物质享受的事情，1951年11月中旬，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被揭发，毛泽东对此事极为关注，亲自过问和批准了对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处理，下决心坚决予以严惩｡对于毛泽东来说，腐败现象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是严重违背了人民的利益的，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见微知著，防微杜渐，这是古人讲的，而毛泽东是想把所谓的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有着严重私欲的统治者，如果是的话，他完全可以轻松地利用自己统治者的特权，做对己有利的事情，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毛泽东做了什么事情。而是看到了他自己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时候，国内请求毛泽东将儿子的遗体运回国，但是毛泽东怀着巨大的悲痛，没有同意。而是将毛岸英与其他烈日一起安葬于异国他乡。这是需要多大的胸怀与气度！这次温家宝总理在朝鲜赴志愿军烈士陵园凭吊毛岸英等烈士的时候，我们清清楚楚地见到温家宝总理眼含热泪，对着毛岸英的墓碑三鞠躬。这三鞠躬里，包含着多少语言，多少寓意？一位开国元首的儿子，这个时候并没有享受到父亲的任何特权，依然尸骨埋葬他乡。我们再回过头去想想，当初毛岸英与刘松林结婚，毛泽东参加了婚礼，只送了一件穿过的大衣，并对儿媳说：“白天岸英穿，晚间你盖，都有份。”谁读到这里，不会像温家宝那样，眼含泪水？从这一点看，毛泽东有特权思想吗？他心里装的是个人吗？
毛泽东正是从自己的个人做起，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决不允许干部与人民对立起来。毛泽东已经发现拥有资格的‘社会承担者’许多官僚的一面。毛泽东担心的是，官僚机构有可能走到人民的对立面，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195-196页上说道：“毛泽东已经发现，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人员构成上还是在组织机构上，至少都不能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可能是指具有美德并拥有资格的‘社会承担者’。在毛泽东观念中，这种美德是指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艰苦朴素，目标远大和嫉恶如仇等等的品德的集合”。
毛泽东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希望在中国按照毕生的理想建造一个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民主权的国家，这个理想容不得别人半点污染｡所以，当他意识到这一点，认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毛泽东立下了对党内腐化行为严惩不贷､绝不手软的坚强决心，并不为任何请求稍加宽恕的意见所动｡
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中国人民的整体国民素质是令人堪忧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人在思想上受到儒家中庸习性的毒害之深，深知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但数量很幼稚，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农民对自己的要求一直依然是鲁迅笔下的那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个党如果变质，那一定会是先在思想变质，就会出现两极分化等各种严重局面。所以他一直从党的生存理论进行思考，小心翼翼地导引着这个政治集体｡他以历史为镜，一次次开展各种思想上的肃清运动，彻底地将人人不愿出头的中国人团结在一起。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中说：“干部决定一切”，那么“群众呢？”有代表说：“跟着毛主席走，就不会犯错误。”毛主席说：“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大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工人，我们的农民达到这一程度了没有？我们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人民勤务员、公仆们达到了这一程度了没有？毛泽东提倡向雷锋、门合学习，把陈永贵、吴桂贤等工人、农民请入中央委员会就是要改造中国人那种“非常顽固和保守”的坏习惯，造就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者的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精神，文化大革命就包含有这一内容：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人民万岁！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解决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动这次革命的意图，从毛泽东在陈正人 1964年12月4日 给薄一波的信上做了的批注可以看出，他已经意识到干部蜕化变质的状况有着相当大的普遍性，增强他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紧迫感。同时，他认为文化教育领域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已经占领了优势。他在对文艺工作批示中所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斗争重点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是偶然的。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对身边的护士长 吴旭 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毛泽东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不难慢慢地收拾。上层的权力斗争向底层群众的折射，上层的斗争思路和方向是很明白的，向外传出的信息是很清晰明确的，但是这种斗争在反映到下层运动时，被极大地扭曲了，不再是一个高层派对应一个群众派别，而是被某些阶层和利益集团有意地搅成了浑水｡所以毛泽东最初的意图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在运动最初五十多天里，主动权掌握在走资派手里，他们利用既得权力，打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实际上派性干仗，武斗死人的现象主要仅发生在1967--1968年的几个月中。其实，现在我们不少人都知道，制造武斗的人中不少人就是故意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派，煽动派性是他们的阴谋手段，这一现象很快就被党中央制止了，文革并不像有人所说的是十年内乱。毛泽东只是低估了对手的能力，历史证明，人民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但也是最难控制的，原因在于底层的人民群众不会都象毛泽东本人那样拥有极高的政治分辩能力，很容易被不正确地误导。
可以说，毛泽东的文革并未达到他的目的。相反，由于他对敌人的轻视，太多幕后指挥的方式，而少有正面鲜明斗争，使他与他所依靠的群众有了信息传递上的不畅，从而使对手有了周旋的空间，这也和他本人年老力衰有关｡但是他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忧心，我们不能否认，更不能妄加结论诋毁毛泽东。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在《不停顿的革命者》一书中说：“毛泽东所关心的是确保8亿人，到本纪很可能达到10亿能有饭吃并使他们的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当今社会上除了许多噪糟杂音外，毛泽东将会了了“夙愿”嘛！”
我们今日提倡的和谐社会，提倡科学发展观，都是在结合我国国情之下提出的，任何指导思想的提出，是一个方向，或者一个战略举措。不论执行过程中出现什么新的问题以及挫折，我们都不能怀疑其本意的正确性？文化大革命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甚至被夸大的问题，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虽然在文革10年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并没有像传说的那么恐怖（事实上经济一直在向前发展的，历史也有明确地记载）如果我们只记得文化大革命整死多少人，多少文人自杀？经济又落后了多少年都要推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么请问，文革之后的文人自杀现象还少吗？海子、顾城、徐迟、三毛等等，我们生活的当今社会，哪天的新闻里没有人自杀？在我们现在提倡的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大学生毕业就失业的现象，文化产业化，文人市场化，工人下岗，医疗昂贵，还有我们这群80年代的人一个个背负着沉重的“房奴”的担子奔波在生存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将这一切的责任，要推在改革开放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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