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钱学森的革命运动历程
自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越来越多地介绍到中国。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拥戴列宁，信仰马列，向往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洪流。
钱学森是同代青年人中，较早接触马列主义的一个，并为他终生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
在家乡休学养病期间，他不仅读了许多史书，也认真地阅读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些著作使他大开眼界。他曾对父亲说，读了这些书，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很像我们的西湖，真是美妙极了。
1931年9月，钱学森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美丽的故乡，回到上海交大，继续他的大学生活。
就在他返校不久，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对中国土地和财富觊觎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事端，将魔爪伸向了东北三省。蒋介石政府面对日寇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在短短的六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祖国的大好河山破碎了，全国人民发出了收复失地的怒吼。学生们站起来了，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大批学生来到南京政府请愿。蒋介石在南京制造了上海学生“自行落水”的惨剧，进一步激怒了学生。于是，上海有更多的学生行动起来，高呼“抵制日货”、“将日寇赶出东北三省”、“反对投降，反对不抵抗主义”的口号，走向闹市、码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直到学期末，又发生了日寇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件。
当时驻守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鼎率领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全力支持军队抗击行动，因而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再加上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的两个师的参战，淞沪抗战一直坚持了一个多月，日寇死伤万余人。可是，南京国民政府却坚持不抵抗政策，拒绝援助抗日将士，扣押各地捐献的物资，使日寇有机可乘，于３月初，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出上海。后来，在英法等国的“调停”下，3月初中日停战，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停战协定，宣布上海为非军事区，然而日本军队却留在了上海。
刚回校不久的钱学森也加入到学生运动中去。他虽然不是骨干分子，却是十分活跃。这血与火的洗礼，使钱学森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认识深刻而具体多了。
当钱均夫得知自己的儿子也加入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时，并没有劝止，而是写信提醒学森要讲究策落，注意安全。
儿子的信却使母亲章兰娟放心不下，她担心儿子万一有什么闪失。钱均夫劝慰妻子说：“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大胆地让他到社会的风浪中去闯荡，让他晓得当今社会上的一切弊端，好从多方面认识社会，激励自己，努力读书，报效祖国。
在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暂趋平缓时，钱学森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加注意学习。它不仅重读了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的有关著作，而且还读了一些西洋哲学史，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此同时，他还对一位匈牙利人写的关于论艺术史的小册子特别发生了兴趣。这位社会科学家用唯物史观，对艺术的发生、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使他受到很深的教益。从此，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热情愈来愈高，一个奇妙的哲学世界，向他敞开了大门。
就是在这个时候，钱学森开始接触到校内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时常参加一个小组讨论会。这个小组讨论会的召集人，是数学系的乔魁贤，参加小组活动的还有他的同学许邦和、袁轶群和褚应璜。后来，乔魁贤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该小组活动停止了，钱学森与这个小组的联系也随之中断。
失掉与共产党外围组织联系的钱学森，自然感到茫然。不过，在他周围还有许多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读书，讨论问题。那时，与钱学森很要好的朋友有林津、熊大纪、郑世芬、罗沛霖、茅于恭等。凡是钱学森喜欢的书，他们也都喜欢阅读。于是，一些早期的介绍马列主义的著作，总是在他的朋友们手中辗转传阅。他们除了阅读马列主义哲学著作外，还读了美国哲学家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从中吸取丰富的想象力；他们也读了罗素的许多作品，罗素那准确的表现才能，使他们陶醉。
伟大的哲学家兼数学家罗素说：“哲学可以使我们的眼光放宽，思想开阔，并且使我们的思想从世俗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它使我们永远不满足于常人和科学家的知识，而是积极去探求更高的知识。”罗素的这一精辟论述，使他们更加懂得了攻读哲学的重要意义。
这年暑假，钱学森回到杭州，与表弟李元庆有了较多的接触。李庆元是学习音乐专业的，钱学森也酷爱音乐，二人志趣相投，所以很快就成为好朋友。在与表弟李元庆的接触中，钱学森感到他不仅擅长音乐，而且有广泛的艺术兴趣和很高的政治热忱。他积极拥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敬重鲁迅，对国内的政治时局也十分关注。
这年寒假的一个冬夜，钱学森与李元庆围坐在炭火盆旁，朗诵歌德的《浮士德》，那气势磅礴的诗句和深邃的哲理，使钱学森感奋不已。李元庆很认真地对钱学森说：“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中国青年，除了懂得李白、杜甫和鲁迅外，还要了解西方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因为中国总不能这样封闭下去，迟早是要走向世界的。”在钱学森的印象里，表弟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青年，他总是高瞻远瞩地期待中国美好的未来。
1933年暑假，钱学森依然回到杭州。他几乎是天天和表弟李元庆在一起读书，讨论时事，散布漫游。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再退让的政策，“一·二八”之后在上海日租界多次发生日本军队枪杀中国居民的事件。东北三省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已经将目光转移到关内华北大地。然而，正在忙于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各军阀当局，对此却毫无防范。沉闷的时局，使他们感到窒息，也预感到一种不幸。因此，两人都不免有些心事重重。
有一天，钱学森和李元庆在湖边的草地上散步，钱学森突然看到一条比大拇指稍粗一些的小花蛇，正在与一只比它大好多的青蛙相斗。他们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只见那条蛇，吐着红芯子慢慢迫近青蛙，而那只诺大的青蛙已被吓得浑身战栗，一步也动弹不得。花蛇见它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于是便张开大口，一下子咬住青蛙的头部，尽管那青蛙大部份身体、四肢还露在外边,但是，仍看不到它进行最后的挣扎和抗争。再看那花蛇,它得寸进尺，正在一节一节的将青蛙全部吞入腹内，然后，拖着沉重的身躯爬进草丛深处。
这悲惨的一幕结束了。他两人面面相觑，都没有说话。然而，他们都似乎明白了什么。尤其是对于心地善良的钱学森来说，这种残暴的场面，给他的刺激太大了。他的心境久久不能平静。他心里反复地叨咕着一句话：这就是弱肉强食。不斗争，不反抗，就要灭亡；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这就是哲学，尽管它是残酷的。
（原文标题：《钱学森轶事：进入哲学世界》，转自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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