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年：一个大队支书的懊悔（河北，老李）
老田整理（未经口述者审阅）
访问时间：2007年11月25日于北京
一、 家乡的生存环境
我是47年出生在河北衡水地区武强县周窝镇大段庄村，这个村子在滏阳河边上，现在平均每人一亩半到两亩地，大部分一亩半，属于黑龙岗地。49年以前，种的品种不行，一亩地的产量就是三四斗、四五斗，百来斤的样子，以春玉米高粱为主，或者春天种谷子，收起来之后种麦子，重播之后产量就只有六七十斤。也有人收了麦子之后，不种了，把地翻过来等着秋后种麦子，称为“留麦”。我们那个地方在虎特河以南，低洼易涝，解放前非旱即涝，贫困得很。如果哪年发水，地淹过，可能亩产一百多斤麦子，亩产二百多只听说过，没见过。
49年之前，很多地就是一年种一季麦子，好地产量也到不了200斤。有个姓贺的地主，在王库那个地方当庄子头，有年收了一百口袋麦子，在我们那一带是个很大的新闻，到了文革之前都还在讲这个新闻。实际上还不一定有，就是图名气，意思我有多少多少地，实际上地也不是他的，他只是为地主管庄子的头头，后来就按这条新闻把他给定成地主。
45年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就没有来过，八路军打来之后，47年土地平分的。共产党在37、38年就建立了支部。56年成立高级社，慢慢产量高点，后来学大寨，慢慢好起来。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以冬小麦玉米为主，也种棉花，麦子产量大部分八九百斤，个别的能破千斤，平均400公斤没有问题，玉米产量可以到550公斤，水浇地年产一吨粮能保住。
我是63年初中毕业，18岁就开始当生产队长，那个时候，小队160多人，每年收获能吃九十个月，还要吃两个月返销粮。小麦收下来之后，留一两个月口粮，剩下的交给国家，等到东北的粮食收下来之后，再返销给我们，参加国家调剂。困难时期，吃食堂，吃不饱，那也比旧社会强多了，起码有一点，国家也还照顾，旧社会粮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没有人管，真是走投无路。
那个时候，人均口粮360斤达不到，大队里头差的小队，粮食只够吃半年，加上返销粮才够吃。等到70年我们小队就开始对国家有贡献了，不再吃返销粮，到72年，全大队六个小队的粮食都能自足了，等到我到大队干上，就不吃国家的返销粮了。
我们那个地方是子牙河的支系滏阳河，63年下了一场大暴雨，一昼夜100毫米，灾情很重。毛主席提倡根治海河之后，就开始挖一条新河，东面和西面各挖一条河道，中间是分洪区，年年挖，每年大队都要派出一二十个人工，工程非常大，一直到80年前后才正式完成。上游还修了很大的水库，岗南水库，王快水库。
那个时候，就是想着玉米饼子能够随便吃，就只这么个标准，为了吃饭这一条折腾，拼命想法子生活。按照当时的口粮标准，一天八两，这个肯定不够吃，省着吃也不够，一个小队的人齐心得很，一般的要搞点瞒产，三五千斤的样子，然后按照人头私分下去，劳力多的人家还不高兴。其实，小队私分，大队和公社也知道，多了就不行，一年就是偷偷人均分个三五十斤的样子。
从58年开始，人工试打机井，当时是木管井，58年打成一个，当时柴油机不好使，水泵也不行，不能很好发挥作用；69-70年开始用上冲击钻打井，下的是水泥管。我70年一上任主要就是打井，一搞到钱就打井，目标是争取到74年做到一人一亩水浇地，到了75年一个人能达到300斤小麦300斤玉米。那个时候玉米还是土种子，亩产就能达到500斤。我们那个地方原来是盐碱地，打井之后地下水水位下降了，也不碱了。63年那次大水之后，闹了两次水，此后就光是抗旱了，77年大雨，内涝，算是补充了一次地下水。
二、 从私人投机倒把到集体副业
我年青的第一个志愿就是想去当兵，想到这个就特别来神，因为我家里有三四个烈士，老爷坚决不让去，武装部长亲自去做工作也不行，我心里憋气，初中毕业之后就不在小队好好干活，我就自己骑个车子倒卖布票，一天能够挣个两三块钱、三四块钱。我们西边的一个庄子，很多人家自己织布，国家发的布票就多出来了，我去收过来再卖到别的地方去，当时这个行为照说就是投机倒把。
因为不让我当兵，所以索性民兵也懒得参加，文革也没有参加。就是四清的时候，让我当贫协代表，管发放救济粮、返销粮什么的。这年冬天整风，队长下楼了，公社书记也已经靠边站了，老公社书记的太太张金英拖一个小孩，住在我们那里，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她问我识字不，我说识字，她要我去抄大字报，结果坏了，她非给我做工作，说我是勇敢的闯将，成立红卫兵纠察队要我当队长，说让红卫兵瞎闹可不行，要掌握政策。过年的时候，她小孩多，要给闺女做一条裤子硬是差一尺多布，没有布票就是买不回来，我正好是干这个活儿的，给了她三尺布票，她简直是感激得没法说。接着大队成立代销点，她要我当代销员，要我干，我不愿意，最后要我干出纳，总得干一样，回头小队没有会计，又兼会计，接着又当队长。
小队会计是高小毕业的，他家成分高，父亲是国民党党员，文革时期清理阶级队伍，一个队一个人参加，我让他去了，他感到自己受信任挺感激我，有很大的积极性。我后来又让他入了党，当指导员。我自己就腾出精力来，专门搞副业。当时一个煤油灯的灯芯是四分钱，玻璃管要两分多钱，我就做那个玻璃管。我有一次看到管子上面印有南阳的工厂名字，我就买票上了南阳，找到了这个工厂，供销科长是个女的，跟她磨菇了很久，就是不肯卖给我们，当时都是有计划的。我就想办法跟踪她上她家里去，她下班骑车子回家，我就偷偷跟着她的车子跑，一次只能跟跑一小段路，分了四天，总算找到了她的家。那个时候，还没有送红包一说，我买了块料子，花了6块钱，长度是1.06米，我今天还记得。我去敲她的门，她看见我拿的料子脸色都变了，问你怎么摸到这里来了，她说咱们都是国家供应的东西，你这么小就搞些歪门邪道还行！这不是送礼的问题。后来她到底不肯收礼物，算是额外开恩，给了我一个集装箱的玻璃管。这个管子的价钱是一分钱，回去之后可以落下三分钱。
这个管子用完之后，再也不好意思去南阳找了，有一次看到日光灯上天津东方红玻璃厂出品的字样，我又摸上天津去，跟他们磨菇，卖给我们五箱。在库房提货的时候，碰到多年没有来往的表姑父，他问我短的管子行不，我说可以，结果他们厂子有一次在龙卷风中间损失的管子报废了，有一大堆，这样我就找车子拉回来，没有二年工夫，赚了11300块钱。慢慢地，煤油灯不时兴了，农村用电也多起来了。我们也想着改行。
有人传来信息说，有个老工程师有制造互感器的技术，要价一万块钱，还保证说用他的技术挣不到这个钱他就不走。我才初中毕业，啥也不懂，那个时候还好，没有什么人出来糊弄人，我上天津，约见一个老头，他坐在嘎斯车里过来随车带了两桶树脂，几块铅板铝板，做成互感器之后，拿到保定标准计量所检验，还真合格，做一个卖一个，就是原料买不着，当时矽钢片、铝材都是一级物资。后来，有一次不知道什么人寄了一套互感器的图纸给武强县工业局，宋技术员让我去找公社马副书记，这个图纸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从北京邮寄过去的，图纸是北京互感器厂的，从此开始我们才有了全国各种型号的互感器的图纸。老百姓对我也是怨声载道，说我是败家子，好不容易挣点钱就这样被败了。
我是70年参加大队支部，是委员，还兼小队指导员，主要还是搞副业。那时出门要去公社开介绍信，到处搞原材料，72年2月，我在南方呆了50多天才回来，有人告诉我说高书记要找我，非让我当大队书记，怎么说都不行。我负责大队工作，也是什么都不管，谁拿强就谁来当队长，不然就管不了。
73年秋后，9月的样子，推广水浇地，学习节水灌溉，搞小垄小丘标准节水。冬天开队长会，布置一个任务，在不影响小队农业的前提下，搞点大队副业，由大队支部委员兼一个生产队干部职位，其余的人由大队安排搞副业。有两个支委带头同意，党员们都同意支委的意见，每个小队留一个搞农业的，配一个得力的助手，副队长我要来搞副业，业务员有能力的都归大队，小队再自己下去培养。由这开始搞铸造，做鞭炮，到了74年底，已经积累了十多万块钱。
三、 从大队核算到分地到户
75年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说现在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小队核算，以后发展了要逐步过渡到大队和公社核算。我头脑一热，回去就搞大队核算，并提出口号一年达到“双百万”——粮食产量过百万斤、副业收入超过百万元。当时全市是第一家，别人说我年青，不大相信。我当时也有一定的勇气，也具备一定的条件，很幸运地，76年就达到了，那时是很硬的任务，不是说说而已的。集体内部，也有不平衡的，队与队之间，公粮任务，返销数量，都还是要争的，合并了就没有了；在生产队内部，劳力多少也是有矛盾的，工分粮占多少，三七、四六、五五也是有不同意见的。
我带了两个年青人王春年、王惠珍去开县里会，他们两个才18岁，学校里刚毕业，我就鼓动他们两个，背着下面的队长，要他们带个头支持，趁着那个劲头先过渡到大队核算算了。回去开会，党员一个组，干部一个组，老百姓一个组。当时我所在的6队刚花了300块钱买了两头骡子，一二队就看着6队怎么说，老百姓也竖着耳朵听着怎么处理，最后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大队最老的党员是30年代入党的，都已经70多岁了，他们也都支持，这样一呼啦，都行了。接着就各个小队的仓库大门一封，钥匙上交，清查家底。十一月几号，成立了一个审查组，由小队指导员组成，预备平地。
我们大队的地都在沧石路边上，六个小队有七等地，开始的时候光是调地都把人弄糊涂了，划方都累坏了，怎么调都有意见。最后说，社会主义大农业不是单干户，要求小集体服从大集体，趁着下雪天，沿着大路每300米划为一方，一拉两条线，200亩地为一方，分成六摊。割麦子一下地就有几百张镰，社员的积极性非常高，让怎么干就怎么干。群众的那个积极性真是没得说的。种棉花也是我们带头，推广鲁棉一号，全县就一吨棉种，就我们种了400亩，每亩5斤种子，头一天把种子催好，买了十张褛，行距株距排好，好几百人的活，手工下种一天就完成了，其他地方的农民还是抱着老一套思想，老队长也怕风险新东西接受得慢，只有我们肯要新种子。60万砖，社员一天就装进窑里，积极性真是没法说。当时沈阳给一台捷克的60马力拖拉机，全武强县就只有我们买得起，从此开始搞机械化。
副业也统一起来了，光跑外的就有20多人，75-76年度产值60多万，76年全大队的工分值达到一块钱。77年副业产值达到127万，粮食超过120万斤，工分值就是一块五，吃饭开始要炒菜了。看病都是大队出钱，电灯用电也是大队出。78年劳力过剩，开始搞作业组。大队成立了后勤组，各村娶媳妇、盖楼什么的，大队有三辆马车，三个大拖拉机可以拖木头砖什么的。
79年上面推行责任制，大队支部不愿意分，社员更不愿意分，在工厂里干着活的也不愿意分。坚持到了82年，全县都分光了，乡里县里和地区，三级的一把手都来找我，地委书记李铁，专员韩培普，县委书记傅志则，县长郭云路，乡党委书记刘林雨，乡长图九章，都跑到大队来蹲着，我一看形势不对，都不敢呆在办公室里。他们跑到我家里，坐在院子里的木头上，要跟我做思想工作。
我就跟他们说：李书记，你们是这么大的官，见识比我强，都说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我的看法是按劳分配是手段，各尽所能才是目的，现在光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反过来强调，我搞不懂。就说有大地方小地方，我们这个大队算是个十来斤的小猪吧，一个地区是1000多斤的大猪，大猪小猪得了感冒都得打针吧，要是得了癌症大猪小猪都得死，没有救的。中国搞责任制家庭生产可不是什么新鲜事，都几千年了，解放前毛主席算是一个作业组吧，蒋介石也是一个组，是谁越搞越好，怎么今天倒过来要向台湾学习？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小孩是吃父母的，我们这个村子，学校毕业回来一报到，就决定了命运要吃农村粮，每个人都是集体的一份子，从支书到突击队员，没有一个人不重要，哪一个工作岗位都不能少，年纪大了不能做强体力劳动，分配看树一天也给记五分工，家里两口子上下差不到30块钱，谁多劳谁少劳，也不一定要分那么清楚，少劳少得的回去家里矮一截？我说还是从各尽所能出发，统一分配，均衡分配比较好。要是论质量产量，我可以向全县挑战，谁挑战我们都敢于应战，可以比一比，谁能够做到让社员真的做到各尽所能？他们没有别的说，就回答说：王玉昆、耿长锁他们那些著名的模范，也都搞责任制了。
他们蹲在大队不走，天天跟着我们下地去劳动，看来不分他们是不答应的。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说，条件好的生产队也要搞责任制，不搞责任制没有出路，老百姓听了之后，心里也都是七上八落，也来问咋个分法。麦子割完之后，八九月的样子，开个群众大会。大队农具多，大拖拉机有三部，分下去就只跑运输没法种地了，一两天之内就把地分完了，18个人一个小组，一头牲口一套犁耙。
大队原来有个退伍兵，他刚从部队回来的时候，干活跟不上趟，我曾经批评过他几句，说他不大众化，负面影响大。他分到一头小黑牛，牵着从我旁边过去，对我说：李书记，我可没有搅和，你自个儿就散了。我从来不掉泪的，听到这个话眼泪就下来了。从75年大队核算开始，到82年8年，我没有哪一天睡过六个钟头的觉，现在真是后悔呀。每一天都要调节农业副业之间的矛盾，争劳力争资金，副业清闲钱也多些，都争着搞，整天要平衡这个。
集体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机械化，一天之内积蓄全部勒逼着分完，一分钱都都没剩。我接手大队书记的时候，一个小坐柜，一把椅子，两个桌子，还有就是一堆1947年发的土地证，今天还留着，合作化时期农民交上来的，就是这么些东西。分地单干，绝不是我个人要搞的，但是顶不住，大队副业原来是大队一摊，现在是各家各户办工业，一摊变七户。老百姓是真的不愿分，但是上头连10%的集体都不肯保留。
四、 反思与后悔
我是在计划经济的坚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场策略使不出来，不懂得市场经济，统统都不对了，跟不上趟。一到春节，心里就别扭。前年我写了副对联，反应自己的感受：
因过渡扎田头哪怕披星戴月
为吃饭种玉米何惧夜露朝霜
特别是到了去年，我已经60岁了，就老想这个事儿，这个责任制共产党长不了，我们当初大队支部的一伙青年人，都变成一伙老头了，全村32个党员，都是老的，死一个补一个都有困难，找谁入党，谁都不入。他家爷爷是党员吧，找上门去，做小孩的工作，还不愿意，推你去找谁谁。现在农村当支书的人，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我这样的“老皮老脸”的，另外一个就是别有用心的；老家伙出于面子党性，硬着头皮干，再就是别有用心的人，跟你有意见，我上来了好拾掇你。
我们这些基层的大队支书，都跟罗陀底下那个尖尖一样，政权在高速运转，磨损最多的就是那个尖尖，党和政府多少政策底下都是我们去执行，跟广大社员磨嘴皮子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那么大阻力，有些人说他都断子绝孙了真跟你有深仇大恨，当了几十年干部执行政策，不能没有后顾之忧，替共产党得罪了多数人。原来支书一个月给300块钱，现在不要税费了给100元，一个大学生下来当村官助理月工资1200元，这样对待基层干部，恐怕以后难以找到人替你卖命了。上头老是想自己捞好，农民不要公粮，农民确实感激你。那个时候要用你农村干部的时候，得罪人的时候找农村支书，现在不用你了就一脚踢开，人心早就木了。
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谁帮你去组织？支书不算个行业，但还得有人干，这些活儿也很难有什么效益，扯皮打架了支书去劝和，总不能一天收30块钱吧。我们村子30年来，没有出过一起刑事案子，也没有离婚案子，头两年出了刑事案子是在外打工时出的，今年有个离婚案子，也是因为打工。
我们辛辛苦苦弄了一辈子，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这么过来的，这样努力有什么用呢？得不到一丝一毫的承认，宣传上看，反而好像是我们底下的干部不好，破坏了中央的好政策似的，成了障碍。回想起来真倒霉呀。我真想串联农村支书，向中央写个联名信呼吁呼吁，然后自己骑上摩托车，一个村子一个村子串下去，找人签名，真想去干这个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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