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篇抗旱报道看实情：小岗村无可替代
云淡水暖
大旱当前，新闻媒体自然要抓住这个热点，这是责无旁贷的。今天上午，食堂的电视上央视在直播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新闻发布会，是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介绍旱情和抗旱情况，我看到的那一段，危朝安副部长集中讲的是农业部派了若干若干“督导组”、下面部门层层派了若干若干“指导”等等，其间，听到一句“下发抗旱技术明白纸1700多万张，培训农民1600多万人，投入农业抗旱人数2680万人。”，草民觉得有点不明白，所谓“投入农业抗旱人数2680万人”是如何“投入”的？如果是“上面”投入的，这些人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还有，副部长们的介绍，很宏观，很不具体，深入细致的信息，可能还得是来自第一现场的，没有前呼后拥的，平常的一些场景，而这个是平面媒体的优势。
今天，读到两篇报道，一篇是《南方周末》的“大旱背后：记者调查 专家会诊”，新浪网在转载此文的时候，把标题改成了“15省市大旱背后：黄河等重要水系面临逐渐枯萎”。另外一篇是《中国新闻周刊》的“河南第一产粮县旱情观察：抓阄决定麦苗生死”，在两篇报道的文字间，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出现了：在本来不足的、宝贵的水资源和严重的旱情面前，灌溉效率却令人失望。而且，这两篇报道提到两个关联词：包产到户、小岗村。为什么是关联词呢？
其一，如果有水，人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这些水有效地送到田里，而目前的农村灌溉体系，其实基本废毁殆尽了，《南方周末》走访了河南省兰考县城关乡市皓村，该处“多数老灌溉系统的引水能力只剩不足两成。”并且“…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不足40%，工程失效和报废的逼近3成，导致个别地区可灌面积减少近半。直至2003年，中国19.5亿亩耕地中，还有11.1亿亩尚要靠天吃饭。…过于粗放和陈旧的渠道系统让中国农村渠道灌溉利用率只有30%—40%，在河南，这个数字还要更低。.”
如果对中国抗灾历史稍有了解，河南兰考县在历史上可是赫赫有名的抗灾典范，最具标志意义的要数至今还安葬在兰考的前县委书记焦裕禄了，1962年焦裕禄到兰考时，兰考是有名的“三害县”，风沙、内涝、盐碱，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苦干两年直到因病去世，被当地人称为“累死的”，1965年，兰考县连续旱了68天，刮了72次大风，但兰考当年却实现了粮食初步自给，想必焦裕禄和兰考人民艰苦兴建的排灌体系起了重大作用。40多年后，这些成果令人痛心地、可以说是人为地“消失”了。
其二，如果有水，又如何用水呢，在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模式下，只能是各人顾各人，你不管自己的田，你的庄稼就枯死，“风格”是发扬不得的，《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描写得很具体、很生动，《中国新闻周刊》走访的是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滑县，在滑县干前村，村长不但要焦心自己的田浇水，还要平息村民争水的怒火，“李学民说，自己现在用的这口井，前段时间可是争执的策源地，几百户人家，都在抢着先灌溉，谁也不服谁，‘天天吵吵，没有结果，苗子倒是枯死了不少’。”
平心而论，农民很现实，现实很残酷，争水也是出于无奈，如果每一块田都与大伙儿有关，浇水、打井不过是分工问题，那就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问题了。在灾害面前，集体的力量肯定要大过单打独斗的力量，再说，集体的资源共享，规模效应下，共同打井抗旱的成本比一家一户又打井、又买提灌设备要低得多。
其四，不管政府官员，新闻媒体乃至于城里人如何着急，抗旱浇地的最终实施者，是当地的农民，而农民的信心和意志是抗旱的保证。但在记者的采访中，农民们似乎有些动力不足。为什么呢，因为成本。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抗旱也要符合市场规律，就是赔本的买卖不干。《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一些村民已暂停了浇麦。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油钱砸进去了，但不知道能救活多少。一些村民算过账，按一亩地浇两次来算，加上其他成本，每亩地要二百多块，已经占了一亩收成的一半，而且还要在不减产的理想状态下，弃田打工成了不少精打细算者的首选”。
草民单位的一位同事议论道“农民都不浇地、弃田打工了，没人种地，粮食安全是大事啊”，草民知道他曾经做过中国粮食安全的专题，但草民不敢苟同这位同事的观点，草民跟他争论说，农民为粮食安全奉献，谁来为农民提供保障呢，现在什么都讲钱，没钱万事行不通，怎么可能让收入本来就很少的农民贴钱抗旱呢，又不是“以粮为纲”的年月。那同事反问了一句“不是有补贴吗？”，草民无语，因为草民不知道有多少“补贴”能够最后兑现到农民手里。
其五，北方闹旱灾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了，基本上是一种常态，抗旱保苗和日常灌溉需要一个完整的灌溉体系，从《南方周末》和《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来看，也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庞大的体系。《南方周末》说“掀起于1950年代的农业灌溉现代化革命曾使中国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灌溉系统。”，《中国新闻周刊》说“滑县拥有34000多眼农业灌溉用的机井，平均每50亩地拥有一眼机井，其密度、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滑县官方获得的数据也显示，不光是这些水井，包括那些纵横于乡村之间的蓄水池和引水沟渠，大多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
原来如此，那么本来可以提高抗旱效率的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灌溉系统”缘何消失了呢，即便是《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的记者也不回避——“大包干”，“随着包产到户和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义务工，这些集体水利工程大多遭搁置或荒废。”，“出现了抓阄决定浇地次序的事情，让人联想起30年前的小岗村…30年前，小岗村的农民也曾使用过类似的方法，从底层引发了一次让后人无法忘记的田野制度变革。”(《中国新闻周刊》)
“包产到户”和“田野制度变革”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村公共水利设施建设、管护的无人组织、无制度保障，然后是已经以千辛万苦的代价换来的巨大成果的废毁，而这个废毁局面的深层挖掘，还有人心的涣散，公益理念的丧失，而这些，旱区的农民原本来是有美好的过去的。“1970年代初，安志强也曾热火朝天地在这里抗过旱。那时候他负责开生产队里的大功率水泵，用直径3米多的大水管把河水送往下辖的6个自然村。田地里，劳动号子响彻天边，场面壮观。…虽然同是抗灾，但不同年代的解决方式又不一样。‘现在各买各的泵，各浇各的田。’安志强说，‘人心凑不到一块了’。”（《南方周末》）
最像极了小岗村模式的就是河南干前村的村史“干前村的前身是干柳树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分田到户，不断有人提出异议，要求分家，于是干柳树一分为四，干前村只是其中之一。”。
小岗村经验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一个字——“分”，据说“一包就灵”、“一分就灵”，带来了“大丰收”。遇到大旱灾，要抗旱了，才想起原来还有一个“中国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灌溉系统”和“不光是这些水井，包括那些纵横于乡村之间的蓄水池和引水沟渠，大多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已经在“分”的背景下没落了的灌溉体系。对于这个“分”，河南农民安志强的感叹非常到位“人心凑不到一块了”。
读了这两篇新闻报道，给人的印象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灌溉系统”的老化废毁，据说是源于小岗村的“分”的作用，无可替代，小岗村“名至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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