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六十年：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最大功臣是陈永贵
穷乡亲
一个国家的吃饭问题，实质是农业发展的问题。回顾新中国的农业翻身史，人们不能忘记陈永贵和“农业学大寨运动“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先后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使中国农业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在此基础上，如何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大量增加粮食和农产品产量、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就成为当时中国农业发展、并向现代农业进军的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
在解放前和建国初，中国农业的落后局面，是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想象的：各地江河水患频发, 旱、涝、蝗灾害每年不断；农业生产主要靠的是人力（肩挑手抬）和少量的畜力，全国90%的耕地不能灌溉，盐碱、涝洼地和荒坡成片。农民完全是“靠天吃饭” ； 农业产量极低，亩产一般只有二、三百斤。农民吃糠咽菜和逃荒要饭、卖儿鬻女的现象相当普遍。
在1956年实现合作化之后，共产党企图急于改变这种状况，为此于57年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58年发动了农业生产“大跃进”。但由于犯了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速度、脱离客观实际的错误，因而导至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的教训清楚地说明：中国农业发展和解决吃饭问题，决不是一蹴而就、单凭主观意志就能轻易解决的，其基本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条件和综合生产力水平落后，为此必须下更大的功夫，进行长期艰巨的创业工程，在根本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和全面提高生产能力方面大打一场翻身仗。因此，在困难过后，党中央对农村和农业问题更加重视、更加务实。
正是在当时情况下，陈永贵和大寨农民所创造的治山改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报道出来，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当时中国农业发展树立了典范。
大寨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缩影。在互助合作化之后，大寨人直接面临的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全村七百多亩土地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七零八散、高低不平共4800多块。土地十年九旱，一下大雨就涝，亩产只有一、二百斤。但是大寨人的骨头是硬的，他们不向贫穷低头，而是认准了向穷山恶水开战、治山造田的一条道。
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下，大寨人开始了在荒山野岭上打石筑坝、填土造田、整平土地的壮举。修筑的梯田一次次被洪水冲垮，但是大寨人毫不灰心、屈服，又一次次地重新修起来。不分冬寒夏暑，全村男女劳力齐上阵，硬是靠人力把荒山改造成了旱涝保收的“大寨田”。先治坡、又治窝，经过了几年的奋斗，终于使大寨发生了变化。1962年粮食亩产就由1952年237斤增加到774斤。就是受灾的1963年，仍达到704斤，不仅不要国家的救济，而且全大队还卖给国家24万斤粮食。大寨在解决本大队吃粮问题的同时，从1952年至1963年11年间共向国家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平均每年每户交售7000斤。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奉献！正如1963年年11月《人民日报》在刊登的长篇通讯中所说：“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 — 大寨大队受灾严重但红旗不倒。”
到六十年代末，大寨共整修良田800多亩，植树造林1000多亩，筑盘山公路12华里，建蓄水池6个，修盘山水渠28华里。这样不仅扩大了地块面积、整平了土地，而且能够保持水土，能灌能排，旱涝保收，灌溉面积达400多亩。亩产在当时就翻了两番，基本上摆脱了贫困。看那长城般的石坝、天梯式的农田，谁能相信它完全是靠全村六十个劳动力手凿肩抬式劳动方式建成的！其中每个劳动力土石方作业量达1000多立方米，担土80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担粪、担庄稼十万斤。他们打出和搬运的石方如果垒起1米高2米宽的大坝，能够从大寨铺到北京一个来回！
大寨的创业道路体现了当时中国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一发现就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中央于1964年作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决议，把大寨的经验推向全国。
“农业学大寨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水利化、机械化要求，对土地进行升级改造。在各地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广大干部群众齐上阵，迅速掀起了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以治山、治水、改土、修“大寨田”为主、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造落后的生产条件、大打农业翻身仗的的群众战争。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农村的土地大多是荒凉脊薄的，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很不规整。这就造成绝大部分耕地不能灌溉，当然也不能使用机械耕作。下雨时，水往低处流，出现高处旱、洼地涝，这就造成在正常雨量下也有旱、涝灾害发生的原因。好年景产量不过三百斤。很多地区盐碱现象严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这种状况正是在六、七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根本改变的。
那真是一个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县、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战在田野，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削高填洼，将每一片土地整平、把原来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耕地全部改造成了规则、水平、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修水库、建扬水站、修灌溉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建全了水利排灌系统等农田基本建设设施。这样不仅使耕地能够水浇，而且使雨水能够均匀地渗入地下、不能流失，大大避免了旱灾和涝灾。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化和良种化，否则都是不可能的。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使大地变了模样，变成了目前这样到处畦田纵横、灌溉成网、绿树成行的图画！
到1978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70% 。农业达到每人有一亩以上稳产高产田。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治盐碱任务。全国修建水库达到八万多座，人工河渠增加了300多万公里，修配套机井220万眼，数量增长了935.89% 。又由于支农工业的发展，到七十年代末农村机械化程度开始提高，农村用电开始普及，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脱粒机、粉碎机等机械和动力设备都进入广大农村，化肥也开始大量使用，一些科技良种普遍推广。使农业基础设施、生产条件大大改变。
“农业学大寨运动”带来的显著成果，就是粮食和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从1963年到七十年代末，十六七年的时间内全国粮食产量都是持续增长，再无出现过减产、滑坡状况。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仅从1965年至1978年来说，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十多年间增长了56.7%，年均增长率是3.9%，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均增长速度。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642.3亿斤，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到684斤，这不仅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而且比改革以后的2003年(人均670斤)还高！1979年全国猪牛羊肉产量1062.4万吨，比1957年增长266.59% 。这说明到七十年代末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就已经解决，绝大多数人实现了温饱，从总体上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粮食生产发展变化之大，这在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从未有过，是一种真正的奇迹！
因此说，“农业学大寨运动”给中国农业生产带来的变化，完全称得上是一场革命！没有那场农业升级改造的运动，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农业！中国人不能忘记：目前遍布广大农村、成为子孙后代铁饭碗的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本来是以“大寨田”命名的！都是与陈永贵的功绩联系在一起的！
回顾新中国的历史，正像“大庆”石油基地的发现和开发大大驱动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一样，“大寨”治山治水的经验则是创造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新途径。当时的大寨、大庆两个典型的出现，对中国经济和形势的影响，决不亚于在那时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的威力。大庆、大寨、原子弹爆炸，六十年代初出现的三件大事，都是以毛主席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所树立的红旗，它揭开了“三年困难”之后中国经济和时局发展的新局面！震动了世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有人诅咒那个时代生活艰苦、劳动报酬低，有人诅咒那时“一大二公”、“养懒人”、“不自由”等。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时代人们的艰苦创业，改造落后的生产条件所取得的成功，就没有后来及至今天农业的新发展！正是那时，为实现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性的事情,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那一代人所创造的价值及其惠及子孙后代的功绩有谁能与之相比？正是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诗篇！
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的历史遭到了涂改。共产党几十年间领导人民战天斗地、大打农业翻身仗、致力于解决中国吃饭问题的成就被人蒙蔽了。而所谓“分田到户一年大变样”、“土地承包制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的离奇神活成为新的历史。所谓某某人“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的赞歌流行于南北。还有什么“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 ；“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靠‘两平’”云云。各种居天功为己有的精英人物轮流出场。然而老一代创业建设者们如今还在世间，他们岂容人随意涂改历史！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分田到户”式的家庭农业，在中国己有上千年的历史，它从来就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吃饭问题。在旧社会老百姓中大量吃糠咽菜、逃荒要饭以及卖儿鬻女、饿死人的现象人们记忆犹新。那么，这种个体农业生产方式到了现代社会难道又焕发了如此神奇的生机— 千百年没有实现的温饱问题竟在一年内就实现了？试问：如果没有新中国六、七十年代所创建的新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力的综合发展，没有那时所积累、储蓄的物质财富，那么改革后的农业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又怎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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