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历史、可比性评价和展望（一、（四）（五）（六）））
（四）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农业合作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的互助、互利的政社合一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所谓政社合一，是说人民公社既是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主体，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社的规模比原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全国平均28.5个高级农业社合成一个人民公社，大部分地区一社都在4000户以上，有的公社户数超过两万。二是经营管理范围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原初级社、高级社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高级社开始发展副业，而人民公社从一开始就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到六十年代又向工业发展，以江苏省为例，1975年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22.44亿元，比1970年的6.96亿元增长2.22培，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社队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则由3.3%上升到9.3%。所谓公，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民公社已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合而为一（即政社合一），即包括工农商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在内的社会基层行政组织。在生产组织上，全社统一生产，集中劳动，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后改为较成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二是公有制成分增加，即社员的私有财产比例减少，公有财产比例和公共积累增加，社员不凭借入社资产分红，而是按劳取酬。三是文化、教育、卫生、养老等公益事业和公共福利增加。
人民公社是新中国农村经济建设需要的的产物。随着农业合作社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活动。兴修水库和治理小流域，往往涉及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村庄。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必须实行统一规划、集中动员、组织和指挥整个区域高级社的力量，协调它们的利益。由此突破高级社局部利益的限制，并小社为大社，便成为迫切的需要。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取得了合作社规模难以达到的大量成就。这里仅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1967年到1969年山西省昔阳县的粮食增产。
1967年2月，陈永贵从其他造反组织手中夺取了昔阳县的党政大权， 4月8日 就任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又赶走了揪斗昔阳县农村基层干部的红卫兵。不久，在他的主导下，县革委会提出在三、五年内把昔阳建成大寨县的奋斗目标。
陈永贵经常检查各公社的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的天数（陈永贵要求县级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一百天，公社每年二百天，大队干部每年三百天）、粮食产量、农田基本工程建设等情况，督促（对于落后者也可以说是强迫）他们加快农业建设。三年内，全县共撤换不想学大寨或不能学大寨的党支部书记127人，占支部书记总数的31%。
瓦邱公社因为缺少资金，担心群众积极性不高，调不动人，在农业工程建设上无所作为。陈永贵对瓦丘公社书记很尅了几回，最后这位书记被陈永贵逼得急火攻心，居然当场昏了过去，并且从此落下一个晕眩的病根。无奈他只得立了军令状，等他回到公社，整个就像换了个人。他把各大队的书记们召来，把陈永贵的领导艺术照样实践一番。结果，瓦邱公社也在干河滩上造开了田，造地五六百亩，建成了该公社的粮仓。
与瓦邱公社类似的洪水公社也后来居上，苦干两年，造出了三千亩好地。
从1967年到1969年，昔阳人民在县革委会的组织带领下，进行了界都河大会战，南河大会战，赵壁川大会战、秦山水库大会战、水峪水库大会战，全县出现了社社有工程，队队有工程的农业建设局面。五条大川的治理迅速见效，三年中，每个农业劳力平均年投工110个，搞农田基本建设工程1225处，造地3万亩，扩大水浇地3.1万亩。
经过三年奋战，1969年，昔阳的粮食总产高达1.67亿斤，比1966年的8千万斤翻了一番。这可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与吃了二十多年救济粮然后粮食产量翻番的小岗村不是同一个性质。
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如此大规模地进行造地、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小农经济达得到么？
昔阳县造地是从改造河滩地入手的。在县城边上的南河滩，打一条坝，就造地两千余亩，但是东关大队损失好地130亩。这种一方丢芝麻，八方收西瓜的大工程也只能出现在人民公社时期。
第二个例子是举世闻名的红旗渠建设。
地处山区的河南省林县（现改名林州市）干旱少雨，十年九旱。据县志记载，从明正统元年(1436)到1949年的500余年间，曾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达30次，人相食5次。一则碑文记述了清代一次灾害的惨状：“光绪二年间，共计男女一百一十七口，自三、四年间，流离死亡，仅存男女十一口。斯时骸骨堆之如丘。树皮草根，或剥或刨，亦几殆尽。”据红旗渠建设的组织者杨贵同志回忆，1954年，当他调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时候，全县共有918000亩耕地，只有12000亩水浇地。全县550个行政村，长年远道取水吃的就有307个村，有的跑三五公里取水，有的跑八九公里甚至更远的路程去取水。一个区三五万人，只有三五眼活水井。真是吃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
1959年，林县遭受严重旱灾，河水断流，井塘干涸，互助组、合作社时期修建的旱井、旱池、甚至小型水库和水渠变成了人见愁。杨贵多次召开县委会议，大胆作出引漳入林、修建红旗渠大型水利工程的决策：向山西的漳河“借水”，劈开太行山，把水引进林县。
英雄的林县人民在极端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粮食不足，又几乎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条件下，向极其险恶的大自然发出了勇敢的挑战，开始了这项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工程。
十年中，林县人民以自己的青春、鲜血甚至生命为代价，削平1250个山头，架设151座渡槽，打通211个隧道，修竣了全长 1500公里 的红旗渠（附带水库48座、塘堰364座，各种建筑物12408座，完成了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水浇地面积由解放前的1.2万亩，发展到60多万亩。通水40年，红旗渠总引水量85亿立方米，历年灌溉面积达8000万亩次，增产粮食15. 9亿公斤 ，发电4.7亿千瓦时，共创效益近17亿元，相当于总投资的23倍。
红旗渠竣工后的1969年，林县的小麦产量比1968年增加三成。过去在林县这个穷地方，像1958年这样的丰收年，小麦平均亩产不过114斤。引来漳水后，全县粮食产量很快上了纲要（400斤），过了黄河（500斤），1991年林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842.6斤。
1968年，周总理在一次关于外事工作的谈话中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来访，要让他们多看看红旗渠是如何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的。”1974年，到红旗渠参观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感慨道：“太伟大了！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为我安排了这么好的参观项目，我建议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来看看你们的红旗渠！”
像红旗渠这样的水利工程，要求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组织、调度大批的劳动力和资金，建成后的使用又要求做到大体与受益单位的投入（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相适应，这就给合理地组织好各人民公社之间的协作和协调其利益关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实际上不仅涉及到社与社（乡与乡）、还涉及到队与队（村与村）、区与区之间的劳动力调度和资金调度及经济关系，甚至跨省的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试问，红旗渠的建设算不算“发展中国”，这种发展，在小农经济体制下能办到吗？
“改革开放”时代，大改革家对红旗渠的评价只是限于“林县人民了不起”这一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一面宣扬“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一面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托一系列“农业改革”的宏福，了不起的林县人民不得不眼看着他们的水浇地从60万亩被“发展”回30万亩而一筹莫展。林县人民固然是了不起，然而红旗渠在前后三十年的兴衰史却雄辩地证明，红旗渠的英雄史诗，只能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谱写，只能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来唱响。
2008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红旗渠的故事》，和获得第十八届（1997年度）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的电视连续剧《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竟不约而同地尽力回避了人民公社在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上的巨大优越性和伟大的历史功绩，不知这些人和舆论的引导者是把人民公社运动当作“折腾”呢，还是把解散人民公社当作折腾？
这个伟大工程的组织者杨贵同志，因为在文革中受到省里大人物的污蔑，被周总理调到公安部任副部长。90年代初杨贵同志两次回到自己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广大干部群众看到党的好干部，农民群众的贴心人回到林县，像潮水一般涌上前去，场面感人至深。红旗渠的建成，今天林县的粮食高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来自哪个时代，得益于哪种农业体制，这就是林县人民无言的回答。
第三个例子就是“榜山风格”（或“龙江风格”。）
在文革时期最流行的几个革命现代京剧和芭蕾舞剧中，京剧《龙江颂》是唯一一个以社会主义新农村为题材的，它歌颂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干部和农民顾全大局、舍己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
这个戏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福建省龙溪专区龙海县榜山公社。九龙江三条支流北溪、西溪、南溪流经龙海县，其中西溪流经榜山公社，然后通过下游几个公社入海。
1962年10月3日 至 1963年6月13日 ，龙海县没有下过一场透雨。253天，8个多月，为公元79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县76座小二型以上水库，蓄水仅4%，很多已经干涸见底。九龙江流量到了多年来的最低点，支流西溪流量2.71立方米/秒，流量最大的支流北溪不过22.5立方米/秒。小溪、小塘、水井等，近乎枯竭。全县11万多亩水田缺水溶田，占总面积的38.2%，还有16%的秧田无水播种育秧，一半以上稻田面临抛荒。
地处九龙江下游河谷的龙海，当时是全省重要产粮大县，一旦举措失当，损失巨大。
1963年2月4日 ，龙海县政府决定堵住三溪，引水溶（浇灌）田。两天后，落实具体堵江决策的“舟中会议”召开，通过对榜山公社洋西大队进水口现场勘测，拟于 2月15日 在此首堵西溪。
堵江截流是为了及时抢救下游受旱的莲花、东泗、石码、东园等公社受旱的10万亩高产良田，可上游榜山公社洋西大队1300亩低水田必将受涝。然而在“舟中会议”上，榜山公社代表、党委委员徐学文马上表态：“小利要服从大利，小我要服从大我，我们从全局出发，没有意见。受损失的地区如果少数人不通，我们可以做工作。”
诗人郭小川在《旱天不旱地——记闽南抗旱斗争》（以下称《旱》）一文中记载了榜山公社干部社员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和表现：
“他的这种态度也得到榜山公社党委书记苏海成和公社党委、各大队支部的一致支持。在群众的广泛讨论中，表示同意的也占了压倒的多数。……随后，榜山公社的干部和社员都紧张地行动起来，为堵江工程进行准备工作。”
榜山公社迎来了一万多名堵江大军，在堵江的过程中，榜山公社自己也出动了3000多名青壮劳力和近百艘船只参战。受淹的洋西大队群众主动腾出20多座砖窑和自家住宅让外地民工住宿，并借出200多件生活用品、用具供参加堵江的兄弟公社社员使用。洋西大队妇女主动帮助外来民工烧饭煮菜，还和男人们一道参加筑坝工作。在大坝合龙急需大量茅草时，洋西大队群众将贮存用来烧砖瓦用的2500多公斤的茅草全部献出来，又成群结队地到一二十里外的山上再割茅草。为了水尾的东园公社得到灌溉，榜山公社6个大队农民还不顾正抽穗灌浆的小麦、刚刚播种出苗的早秧被淹浸，腾出抽水机、耕牛，连同技工、犁耙手一起支援东园、莲花公社突击春耕溶田。
有了榜山公社的牺牲，下游公社历经九昼夜苦战，建成了 535米 长的拦江大坝，保住了10万亩良田。
在榜山人民高尚风格的感召下，在其他抗旱工程中，龙海县又涌现出莲花公社“先保十万，后顾二千，舍卒保车，全盘皆胜”的“玉枕人风格”，东泗公社“放小顾大”的“西岭大队精神”，白水和浮宫公社“克己待人”的品格，角美公社沙洲大队“丢两千，保七万”的义举，紫泥公社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合作谱写了一曲轰动全国的龙江颂歌。
然而，当大坝建成，倒流的河水向洋西大队的田地涌来的时候，社员们又把“丢卒保车”的风格转变为“车卒双保”的斗志！在下游几个公社的有力支援下，洋西大队社员们加紧排水插秧、修防水堤，在1300亩原本可能绝收的稻田里，一亩不少地插下了秧苗。
堵江截流，引水溶田，洋西大队这一幕只是1963年龙海县抗灾大剧的一个序幕。这一年，无私的奉献和顽强的奋斗换来大丰收。虽然野草枯，树叶黄，全县水稻田却基本上都保住了，一些大队陆续突破晚稻亩产 400公斤 、 450公斤 大关。当年底统计，龙海县全年双季稻平均亩产达 531.5公斤 ，榜山公社更达到 717.5公斤 。这一年，龙海县不仅创造了一个抗灾的奇迹，还创造了一项农业生产记录——成为全省第一个水稻亩产千斤县。
4月7日 ，龙溪地委机关报以“榜山风格”一词，歌颂了龙海人民的这一壮举。人民日报、新华社的报道，又把“榜山风格”传向全国。
1963年，龙溪地区芗剧团根据龙江抗旱事迹创作了芗剧《碧水赞》。福建话剧团也继之创作演出了话剧《龙江颂》。 1969年4月8日 ，上海京剧团组建了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剧组。1972年，电影《龙江颂》在全国公映。毛主席把这部片子一连看了几遍，大为赞赏，还接见了主要演员，说：“这个戏很好，让水，不争水！龙江精神，这是共产主义风格！你们为五亿贫下中农演了一个好戏。”
一些爱心荡漾的人士污蔑样板戏专门播种仇恨，他们对于残害中国人民的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心和爱心达到何种程度今且不论。令人好奇的是，如果他们处在榜山公社的位置，也会拿出他们孝敬给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那样的的爱心来么？
解放前，各地农民为了争水，经常打得头破血流，甚至闹出人命。京剧《龙江颂》中盼水妈的原型、烈军属林兰对此就有切肤之痛，她的外甥就是因抢水而丧生的，但在新社会不同劳动群体的利益矛盾中，她却表现出一个新型农民的思想觉悟：“树高叶旺。要是下游几万亩插不上秧，我们的田就是丘丘结金子也没有用。”雇农郑水龟的态度也很干脆：“我们不能光顾自己，堵江引水，淹掉一部分田，换来几万亩好收成，这是‘丢卒保车’，很值得！”。
榜山风格当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属于同一个专区的平和县安厚公社就有生动的事例。这个公社有四个大队在一条水边，从上游到下游的次序是：东川、东寨、南门、白石。解放前，东寨和南门是世代的冤家对头。此前五十年曾因抗旱争水发生械斗，双方死亡40多人，从此结下冤仇。解放前的十几年中，双方又在械斗中死了108人。长期以来，他们仇深似海，互不往来，互不通婚。这时，南门受旱，东川决定让水给他们，但须经南门的世代冤家东寨同意。东寨人知道了这件事，先问：“南门去年早稻亩产多少斤？”回答是：“420斤。”于是，东寨决定：不但让东川的水通过去，而且把本大队的水也送去，宁愿自己从别的水源车水溶田，因为“我们亩产只260斤，比南门大队少160斤，就要先顾南门！”水到南门，南门却决定先灌白石，因为白石更旱。
新旧两个社会制度下，农民对待利益的态度为何有偌大的区别？
首先，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农民带来了和平、幸福的生活，因此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京剧《龙江颂》中李志田的原型郑流涎（与剧中表现有出入）当时这样给社员们做思想工作：“小局要服从大局，要相信政府是不会亏待我们的。1946年，洋西村出现旱灾，全村有48户人家当了乞丐，甚至有人活活饿死。1960年，遇到‘6·9’特大洪灾，汪洋大海包围整个村子，是毛主席派飞机来给咱扔馒头和饼干。”
第二，那时党的干部多数都很无私，把工作和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生产和生活中能起到表率作用。在抗灾斗争中，闽南的龙溪专区各级干部以身作则，脱鞋下田，与群众共同劳动。全专区每天参加劳动的干部有一万人以上。各个县委执行半天工作半天劳动或一天工作一天劳动的制度。龙海县委书记刘秉仁头天中了暑，第二天仍然坚持与群众共同劳动（现在的县委书记有几个腿上满是泥巴，脸膛晒成黑红色的？）。这样便增强了群众在抗旱斗争中的自觉性和献身精神。相信人都是自私的人，应当看一看刘秉仁给郭小川等人的介绍：“群众的干劲太大了，每一班都要指挥部下命令才肯休息。中午太热，可是这一班非要坚持干到下午三点不可。这怎么行！沙洲大队本该夜里三点半上班，他们两点半就来了……。”
第三，与三十年来“改革”的基本导向和很多政策、措施必然导致私心膨胀、道德滑坡（大寨在文革中是大队核算，在 “改革的春风”中， 第一步“改革”就是改成小队核算，结果思想这么先进的一个集体，各队之间为谁先用水，谁先用场院就争个不可开交）相反，社会主义公有制（伪劣的除外）能够大大提升人们的思想觉悟，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情操，正像杨贵所说的：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下，，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体现着个人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是集体所有成员的利益的有机统一。农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生活能够使农民扩大眼界，培养工作中的协作精神。
龙山抗灾斗争给人的另一个启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抗灾能力。龙海县的农民说：“解放前抗旱靠草龙（当地的一种迷信活动，用草扎成小龙放人江河，用以求雨），初级合作社时代抗旱靠水龙（指水车），现在抗旱靠铁龙（指抽水机）。”
郭小川对陪同他采访的一个专区领导谈了自己的感想，他认为“榜山风格”是群众的革命政治思想觉悟的集中体现，是革命精神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是取得抗旱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这种“榜山风格”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三面红旗所培育出来的。因此，一旦有事，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就迸发出来了。这位领导补充道：“还有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呢，那就是物质力量，特别是技术力量！这也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贯彻执行总路线斗争中，在大跃进中，在人民公社中准备起来的。”
这位领导继续说：“我们从人民公社化以后，水利建设确乎是很多的。其中，最主要的两项是水库和引水工程。解放前，这里只有水塘，没有水库，人民公社化以前的1957年，也只有蓄水100万到1000万立方米的水库三座。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我们新修了蓄水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六座、100万到1000万立方米的13座，10万到100万立方米的141座。抽水机，解放前只有两台，到1957年底增到127台，马力则增加了112倍；1958年以后到现在，增加到2056台，马力则等于1957年的七倍多；灌溉面积等于1957年的三倍多。去年1—9月，我们修建了占全省第一位的大型电力排灌工程——天宝工程的一级站，今年正好遇上大旱，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引水上山，灌溉了10000多亩田地。将来建成后，共有四级站，排涝和灌溉双管齐下，受益土地将有60000亩以上。再就技术人才来说，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现在等于1957年的七倍；管理抽水机的专业司机现在等于1957年的三倍半。这个增加的数字当然不很大。但实际上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数量是无法计算的。近几年来，兴办水利和其他建设事业的群众运动，给千百万农民提供了水利方面的知识，培养了千百万农民使用机械和摆弄机械的能力和兴趣（按：杨贵在196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在红旗渠修建过程中，产生和培养了27名工程师，560名技术员，810名炮手，33000名石匠（到1969年则达到50000名），110名铁匠，200名木匠，有700多人学会了烧石灰，320人学会了做炸药，110人学会了造水泥，有1610名干部学会了领导水利施工。林县由此而成为一个建筑之乡。后三十年，林州的建筑队伍已走出国门）。在群众中，不但有很多“土专家”，而且也出现了许多“能人”。当工作需要时，只要稍加训练；他们就可以操纵抽水机和其他机械。最近大量增加的抽水机，有许多就是他们操纵的。我们现在虽然也用了许多传统的简便工具，作了许多小型的水利设施，但主要还是靠这些比较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和较大的水利设施来进行抗旱斗争的。”
郭小川在《旱》文中记载，天宝公社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观察了龙海县的抗旱斗争后，抚今追昔，激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一遍、两遍、十遍、百遍、千遍地到处写下了这样五个标语：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干部万岁！老百姓万岁！”
这是人民发自肺腑的声音。如今那些想兜售“土地流转”的改革家，如果你们真的是爱国者，就好好研究一下历史和毛泽东时代的人性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承包形式上有两种：一是包产到户。以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前提，以户为单位承包，包工、包产、包费用。按合同规定在限定的生产费用范围内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实现承包合同指标受奖，达不到承包指标受罚。二是包干到户。又称大包干。承包合同中不规定生产费用限额和产量指标，由承包者自行安排生产活动，产品除向国家交纳农业税、向集体交纳公共提留以外，完全归承包者所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承包内容上也有两种：一是土地承包。即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按照农户人口、劳动力数量，将土地分给农户自主经营。二是专业承包。即在生产队统一管理下，将集体所有的农、林、牧、副、渔、工、商各业的生产过程承包到户或承包到组，由户或组自主经营。
联产承包制的“改革”意义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在所有的游泳姿式中，爬泳的速度是最快的，因此在所有专业的自由泳比赛（不限泳姿的比赛）中，运动员都无一例外地采用爬泳，以至于很多人误把自由泳这种比赛形式当成了游泳姿式。但是对有的人来讲，最快的游泳姿式却是狗刨，而爬泳则既慢又费力。
在游泳爱好者中，由于兴趣、身体素质、耐心、领悟能力等方面的差别，有些人可以不经正规训练，较好地掌握爬泳技术，而有的人游了二十多年，爬泳的速度还是不如狗刨。这些狗刨者能不能最终学好爬泳，使自己的爬泳游得既快又省力呢？
——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能！！！而且不止是一部分人，对所有人来讲，狗刨都是一种最先进的姿式，就连改革家的精神偶像都采用了狗刨，狗刨的优越性还有什么可争论的么？
——于是从1982年起，中国的农业就只能采用狗刨游泳了。
有一个文件无畏地歌颂了这种“农业改革”：狗刨是在总教练的领导下我国游泳选手的伟大创造，是……理论在我国游泳实践中的新发展。
如果马上需要一个学校的学生在游泳测验中全部达标，让一部分在短期内可能学不会爬泳的学生继续练习狗刨，当然是可以的，但要硬性规定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游狗刨，而且保持“三十年不变”，这种“改革”显然是片面的、丧失理性的、倒退的和专制的。 这种愚蠢的方针至今已被“高举”三十年，还要顽固坚持狗刨“不动摇”，可谓滑历史之大稽。
早在1934年，毛主席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就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75年后，“建国六十年成就展”的那组说明文字——“我国以占全国耕地48％的灌溉面积生产了占全国总产量75%的粮食和90％的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这个英明的论断。
再看下面一组数字：
解放前我国只有1223座水库，其中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3座，小型水库1200多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总库容约200亿立方米左右。1949-1976年，全国拥有水库85400多座（1979年超过86000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其中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容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下的迷你型水库、塘坝不在其列，据说有数百万座）82000多座，总库容4000亿立方。同一时期，全国的农民还开挖人工河300多万公里，打配套机井240万眼。修建各类堤防总长16. 6万公里 。后30年水利建设也搞了一些，例如进行了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共安排大型灌区节水改造投资345亿元，新增和恢复灌溉面积1684万亩，改善灌溉面积8343万亩。但后30年的水利建设与前三十年无法相比，在耕地面积下降的情况下，灌溉面积增长了至多两个百分点，水库仅建造了827座。
1979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已达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四分之一，居世界首位。灌溉密度达到46%，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能以占全球约6％的淡水资源、9％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1%人口的粮食问题，水利事业和农田灌溉设施的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把以上这两组数字结合起来，可以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仅就增加灌溉面积这一点来说，现阶段还有提高粮食产量的很大潜力——如果把灌溉面积提高到70%，粮食产量就将比现在的实际产量增加大约23.8%——只不过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可以挖掘的潜力已经没有多少了。
计算过程如下（为便于理解，以2008年为例，这一年粮食产量为52850万吨）：
增加的粮食产量＝52850×75%÷48%×（70%－48%）－52850×25%÷52%×（70%－48%）
＝12577（万吨）
粮食产量增加率＝12577÷52850=23. 80%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耕地的灌溉面积比例提高到70%，2008年的粮食产量应该在65427万吨左右（52850+12577=65427），1982年以来的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将由1.79%提高到2.30%；如果灌溉面积提高到80%，这一增长率就将提高到2.61%。
可是由于改革家的高瞻远瞩，人民公社早已化为乌有，现在靠什么增加灌溉面积呢？这还不算，被捧为“伟大创造”的“农业改革”还锦上添花，对中国农民实行买一赠一，服务到家——在很多地方，一些“配套改革措施”的实行，又造成原有的水库、堰坝、水渠和农田水利设施的失修、损坏和废弃，很多地方水浇地数量是减少的。河南林县（现改名林州市）的灌溉面积就减少了一半。
无可奈何花落去！！！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人民公社不被强行解散，中国耕地的灌溉面积便会提高到70%么？这个问题，中国50岁以上的人只要还没有失忆，基本上都能给出正确的回答——即便是一直生长和工作在城市的人，在中学时代或参加工作以后也大多参加过修建水库或水渠的劳动罢。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是如何从解放初期的2.4亿亩，增长到1979年的7.3亿亩（现为8.77亿亩）的？这个奇迹，基本上是在前三十年那个火红的年代，中国的的农民、工人、知识青年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动者通过惊天地泣鬼神的辛勤努力创造的。在农业合作化的热潮中，1957年秋冬之际仅四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农田灌溉面积就增加了一亿多亩！
这里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证据。说来真是万幸，历史竟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可供对比研究的活化石——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即便是被强大的宣传机器输入了扭曲的观念和“思维”的程序，一个人也不难从这个乡近三十年农业建设和生产的历史得到一些教益，这个乡后三十年的历史也能回答，如果人民公社存续下来，水浇地的数量能否继续增长。
作为汉族地区唯一一个未解散的人民公社，周家庄乡没有被甚嚣尘上的时代逆流所征服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近三十年来，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周家庄人民公社的新名）的社员们在原有体制下，继续大力推行土地改良，2万多亩耕地像过筛子一样，整治了一遍又一遍，全部达到高产稳产标准。不仅水浇地面积达到了100%，而且沟渠全部“明改暗”，既增加了可耕地面积，又节约了水资源。2003年以来，全乡投资160万元，修建防渗垄沟10万多米，节约耕地110亩，每年节水100万立方米，灌溉效率提高一倍。“改革开放”时期，该乡不仅没有发生耕地数量减少的现象（其他农村很普遍），还增加了近4000亩。通过合理规划和科学的土地整理，土地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例如，从1983年第一批农民住宅楼交付使用到2008年止，全乡共建住宅楼3426座（总面积达64万平方米），不仅没占一分耕地，还腾出840多亩土地。通过规模种植，农业收入连年增长，周家庄乡的财政收入列全市第一。2007年，全社工农业总收入52640万元，人均分配6338元（周围的村庄人均收入只有不到4000元），集体公共积累27991万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106倍、68倍和55.21倍。
“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成就，仅灌溉面积一项，就足以让“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业“韬光养晦”了。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对市场的“开拓”、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流转”、小农经济下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突飞猛进”，农业技术推广的“立竿见影”等“改革优势”，对于特色时期农业的贡献，尚未考虑，有待“特别是”论者的发明。
试问，面对周家庄乡近30年来的发展，
有哪一个实行了联产承包制的村子，实行了这样的农田水利建设，或打算实行这样的农田水利建设？
有哪一个实行了联产承包制的村子，实行了这样的土地改良，或打算实行这样的土地改良？
有哪一个实行了联产承包制的村子，实现了这样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当然，打算让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子实现比周家庄乡更高的经济效益，每一个“农村改革”的设计师想必都做得到，每一个怀有政治热情，又赞成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也做得到，然而又有哪个工程师已经，或有能力建成这个空中楼阁，让一个乡的经济、农业、环境、社会得到这样和谐的发展？
周家庄乡所取得的只是特色时期集体经济的一般成就，一些坚持了集体经济而又以工业发展为主的村子，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小刘庄、南街村、黑龙江的兴十四村，其经济发展成就比周家庄乡高得多，农村改革开放的亮点小岗村纵然得到成百万元的资助，又有哪一点可与之相比呢？
只会静止地看问题的改革教的善男信女们，把周家庄乡、华西村、小刘庄、南街村、兴十四村、韩庄（北京）、窦店（北京）等“吃大锅饭”的乡村，与实行了“联产承包制”的乡村作对比，是不是比你们把 “农业产量低”、“买不起电视机”之类的“铁证”作为污蔑人民公社生产和建设成就的论据要公道一点呢？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财产公有，实行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与修正主义的“联产承包制”之间的最佳对比，就是把它们置于相同的时代背景和大市场环境之下，这才是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才是公道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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