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一号文件标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新华网为此在同一天发表了两篇报道“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今后10年水利投入翻番”和“权威解读中央一号文件：10年将投4万亿用于水利”，在新华网的报道中这样提到：今年的一号文件，也是新中国成立62年来中央文件首次对水利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足见中央对水利工作的关注度，还有水利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的紧迫度。有一个大的环境，就是去冬今春北方数省包括的严重旱情，北京一直到了昨天晚上才在人工干预的前提下落下了小雪。在严重的旱情面前中央一号文件以水利问题为中心，具有很特殊的含义。
一号文件第一部分的标题是：新形势下水利的战略定位，所谓“新形势”的“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农村以小岗村“大包干”模式为主的农村改革之后，实际上的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模式。在这样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农村水利事业的重振课题，的确是一个需要智慧和投入的事情。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2010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10982亿斤，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粮食产量“七连增”。（新华网）这个了不起的成就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水利的保证。
陈锡文先生是中国有名的农业问题专家，草民听过他的报告，其对中国“三农”问题有长期充实的研究和很多独到的见解，比如，陈先生是比较坚决地反对土地彻底私有化倾向的。陈先生算了一笔帐：2010年我国水利投资是2000亿元，高出一倍就是4000亿元，未来10年的水利投资将达到4万亿元。就是说今后每年用于水利的投资当在8000亿元以上。
陈锡文先生是国家主管部门的高官，其提出的数据比较宏观一些，而基层和农民则有自己的算法。《人民日报》也有一篇相关的报道，“我国未来十年水利总投资将达到4万亿元”，以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看法开题。
江西樟树市水利局副局长肖自强说，现在大多数农田水利设施，主要是税费改革以前靠“两工”搞起来的。他算了一笔账，那时仅农民投劳折合资金就是2亿元。“现在‘两工’取消了，靠地方财力，每年要筹集2亿元，显然无法承受。”（人民日报）
按照肖自强先生说的“每年要筹集2亿元”计，就是说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农民投劳在樟树一处就每年折合2亿元。樟树在2000年之前为清江县，农村税费改革始于2001年，照此推算，按目前的价格，从2001年前推到1958年，仅樟树一县，农民投劳折工的水利投入，就在43X2=86亿元左右。
之所以把时间节点看在1958年，是因为樟树的一位农民有自己更为直观的算法：
“用的还是大跃进的水，种的还是学大寨的田。”江西樟树市芗溪村村民胡细珍说。（人民日报）
农民是农田水利最直接的使用者，也是农田水利建设最直接的参与者，还是农田水利事业最直接的的观察者，农民的话最朴实，农民的话没掺假，好一个“还是”，好一个“2010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10982亿斤，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粮食产量‘七连增’。”，就是说，中国这些年之所以有不凡的粮食生产成绩，能够实现粮食供应的“紧张平衡”，基本的保证就是“两个还是”，“用的还是大跃进的水，种的还是学大寨的田。”
但是，就像人一样，再好的身子骨也得靠保养，有病就要治，“大包干”以来在农田水利建设上的欠账，有目共睹，而且，在极端气候严重影响中国农业的时候，尤为突出。
2006年重庆大旱，中央电视台有专题报道，报道中提到，在重庆抗旱中发挥了作用的大小水利设施，绝大多数建于七十年代国家大兴农田基本水利期间，而且，因为30年来毫无维修保养，有些水利设施痛心地丧失了抗旱功能。
水利史学者，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徐海亮所著《《“三五”至“五五”期间的水利建设经济效益》对1966年-1980年期间的中国水利建设成就，有很专业的描述：
“统计说明，从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无论是全国还是水利建设大省，对于水旱灾害的成灾率而言，1966年到1979年相对是最低的。西北以干旱为主的几省区成灾率变化趋势也完全一致。这一变化规律，显示了水利建设的起伏变化趋势，也从另一角度佐证了本文研究时期（1966-1980）水利建设对稳定和发展社会经济的突出贡献。”（徐海亮），
“截至1988年统计的安徽98座中型水库，有70座是66-79年建成的，安徽的中型灌区279万亩有效灌溉面积，有196万亩建于同期。淮北和淮河的建设得到丰厚的回报，以1978年大旱为例，水利工程发挥巨大作用；河南11座大型水库全年供水30亿立方米，安徽大别山区5大水库，在入库水量只有18亿的情况下，为灌区放水34亿；江苏新建的江都抽长江水63亿立方米支援淮河抗旱。”（徐海亮）
徐先生断言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几千年水利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现在老说“盛世”，显然，就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事业来讲，是不太般配的，所以，要将农田水利建设事业向“中国几千年水利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复归，或者说，来他一个中国水利事业的“伟大复兴”。
节前曾经遇见过当年休举世闻名的河南林县“红旗渠”的建设者，一个在当年的新闻纪录片中用绳子吊在半空中排除炸岩后的危石的突击队长，老人痛心地说，近千公里的红旗渠配套灌溉沟渠，已经毁损严重。但老人不屈地说，他们想把这些设施再建起来。
这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大的设施和工程国家投入来保证，但水利事业的毛细血管，在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下，农村青壮年为生计倾巢而出打工的情况下，如何复建？谁来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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