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共富村党组织其所以成熟，就在于党员是按照八大《党章》的要求，是“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因而，谁也不顾，自己先富的人在这些村是不能入党的。这就是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的：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和标准。这时的“一化三改”已基本完成，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基本建立，党员要巩固、发展公有经济，实现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那就必须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这些共富村的党组织和党员不仅将其牢记在心上，而且以实际行动来检验政党是阶级的政党，没有超阶级的政党，也没有赫鲁晓夫的“全民党”。中国共产党只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与其它任何阶级政党的区别在于立党为公。
要在改革开放的旗号下将其变味成改旗易道，在强大的公有制基础上，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难度是很大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要不，安徽搞包产到户时，与安徽毗邻的省份用大标语牌和高音喇叭面向安徽极力反对的同时，1979和1980年国家农委召开的两次农业会议上，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等多数中央领导和各部委、省委书记为什么都反对。但最后由XXX表态支持后，就在全国流行开了。[《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上)，广东人民出版社]那就要绞尽脑汁对公有制在前进道路上存在的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或没有经验而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失误竟将其有意夸大，或将他们的错误都要硬强加在毛主席身上;将毛泽东思想说成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将毛泽东时代不管是谁的错误都说是毛泽东的，硬在鸡蛋里边找骨头制造“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的谬论来大卖国企、一刀切稿包产到户。然而单搞以权谋私让走资派富起来变官僚资产阶级太显眼、太露骨，也太孤立，那就官商勾结起来化公为私，并让资本家入党，将公主嫁给大资本家的公子等联(恋)缘。当工人反对卖国企，农民反对包产到户、卖地破产时，就用不争论的“圣旨”来搞血雨腥风，或让媒体施加压力逼抗日英雄雷金河三次进京、在报上点名批判人大常委会常委史来贺为包产到户的“钉子户”……企图将这些在全国有影响的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和农村公有制搞夸，但事与愿违。这样的结果，少数人真的富起来了，并创造了30年让0.4%的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掌握70%的社会财富，最高收入群体与最低收入群体20年收入差由7.3倍扩大到23倍，农村收入差距10倍以上，城乡差距3.3：1的世界纪录。这就是群众概括的“三不一少的改革越深化，财富越集中，两极越分化，人民越害怕”的真实写照。但将这些共富村却逼成了当今的“井冈山”、“第二代延安”、“毛泽东思想村置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中国前途命运的希望所在。
人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这样一句非常通俗易懂、纯朴而有哲理的名言——对一个村发展好坏的评价，对党员、党组织的基本要求、希望和信任。要不辜负群众的希望，就必须按照毛主席教导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就是刀放在脖子上，也绝不能走“三不一少”包产到户私有化去剥削他人，或让他人剥削的道路。走什么路的问题，就是对党员能否划清劳动与剥削界限的试金石。要按雷金河、史来贺、吴仁宝、王宏斌、田雄、徐德全、刘志华、侯二河等人的能力，并不比那些胡润富豪榜上和多少亿的这个长、那个书记的能力差，如果走“三不一少”的路，那肯定就是多少亿的富豪了;如果离开村在官场上混，也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了。那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了。到这些共富村参观、考查的有识之士，对村党委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无不赞叹地说，这些村(社)党委其所以能在干部群众中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是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劳动、领导村民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不息的坚强战斗堡垒，因而，就能身正影直，“五官”端正，即：嘴不歪、眼不斜、耳不偏、手不长、腿不短。
嘴不歪：村党委领导干部评价人和事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是则是，非则非;成绩不夸大，缺点不缩小，不弄虚作假，不把无说成有，不把小说成大，勇于说真话，说实话，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当地的天时、地利和人和，因地制宜，尊上而不唯上地农工商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综合发展、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的核心是公有共富。离开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特别是将公有化公为私的发展绝不是共产党人的科学发展，只能是三不一少的改旗易道。
眼不斜：村党委领导能全面地、辩证地、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人，善于科学地认识人，正确地用人，使许多有志之士在这些村能施展才能，发挥作用。对人才的要求主要看能力而不是看学历。对村上人才培养的要求是，不求人人升学的高学历，但求人人都成才——教育就是培养人才，看成才效果，不搞学历和花钱比赛——人力和资金的浪费。
耳不偏：村党委领导从不偏听偏信，没有只听正面的，不听反而的;只听表扬的，不听批评的;只听领导的，不听群众的，他们耳听八方，多渠道、多形式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注意吸收别人成功的经验，进一步完善领导决策，改进工作方法。
手不长：村党委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不伸手向党组织、向人民要官、要权、要利、不以权谋私，不损公肥私，不贪占公家便宜，更不行贿受贿，徇私枉法。这些村没有老板党员，更不可能有老板书记，甚至村民职工、男女老少(含幼儿园的小朋友)对主要领导都亲切地称“班长”。
腿不短：村党委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亲自检查指导一线工作，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使各项措施及时落实，各项工作进展顺利，遇到困难能群策群力，发扬民主，献计献策予以解决。
这样的党委领导下的党员的特殊材料，就特殊在党员在平时工作中要做到四个决不能：
决不能谁也不顾，自己先富，必须带领广大群众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决不能台上说人家，台下被人说，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身作则;
决不能喊“给我上”，而要喊“跟我来”，强调干部党员任何时候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战斗员，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首先要自己身体力行;
决不能怕揭短亮丑，必须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置个人于群众监督之下，并接受群众的监督。这很符合毛主席在延安向黄炎培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发生。因而，在这些村不存在党的领导没力量，社会主义没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商量的问题。也不存在2011年 6月22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说的：目前，社会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的缺失导致官员财产申报实行难。中央外宣办今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中国共产党90年来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情况。谈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制约因素，吴玉良说，任何一项好的制度，要想行得通、办得到，一定要有一个配套措施和一个水到渠成的环境。他说，对于财产申报制度，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欠缺的：一是要建立起社会的诚信体系，二是信息统计体系。没有这两个体系的建立，这项制度实行起来是比较难的。这说明三不一少搞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一旦搞私有化，就混淆劳动与剥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党与其他阶级政党的界限，有权的和有钱的就会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去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那还有什么诚信可言。这么一来，就连资本主义官员都不如的不敢申报财产了，普京最近提出，官员不申报财产就撤职，中国却不敢——30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由于诚信缺失，党的威信、政府的威信、整个社会的威信就像《医寿文摘》报2013年3月29日头版头条《国人诚信跌倒到警戒线》一文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中国人与人之间不信任程度进一步扩大，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平均得分为59.7分，进入到‘不信任’水平。专家对此提出，社会诚信已经到了警戒线，由此导致社会冲突增加，中国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究其原因有三：一为金钱和利益驱使，这就是“三不一少”由公有制变为私有制的必然结果;二为失信成本低，法律惩治的力度不够，不足以惩戒失信的人，造成问题频出，屡禁不止;三为政府带头不够，诚信包括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其中政府诚信是关键。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就无从谈起。中国的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可见党的诚信更重要。这些共富村就是“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的典范——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就是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划清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划清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与私有化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这才是共产党及其党员的本色——党员、干部打铁先需自身硬——不剥削他人的必然结果。离开了这个本色，不管用什么五颜六色来装饰都是变色。
诚信失而复得并不难，关键在于：打铁先需自身硬，寄希望于习近平!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