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阶层关系的性质是指阶层之间在交互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本质和内容，是对阶层关系状况的判断，它决定和形塑着阶层结构的性质与状况。有什么样的阶层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阶层结构存在。决定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农村阶层的社会分化的程度。在理想类型上，当社会分化呈低度状况时，农村阶层关系主要表现为合作关系，当农村社会分化呈中度状态时，其阶层关系的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而当社会分化呈高度状态时，其阶层关系表现为对立关系。不同性质的阶层关系，透视的是阶层结构、社会结构的合理与整合程度的差异，这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应谨防农村阶层间的过渡分化，缓和阶层间的对立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阶层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是由于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而造成的一种纵向差异关系，[①]它体现为处在一定地位结构中不同位置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互动模式与行动逻辑。郑杭生教授将阶层关系归纳为三个层面，一是阶层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和谐与矛盾的性质、范围与发展趋势;二是各阶层间的沟通方式、交往状况与交往频率，及相互间的基本态度;三是各阶层间的冲突与整合状况。[②]由于不同阶层的个体特征或社会禀赋的差异、阶层间交往方式的差异、阶层间力量对比的差异，以及国家干预和指导的差异，不同阶层之间关系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具有不同的性质，其发展趋势也不同。譬如，具有利益一致的两个阶层会形成同盟关系，并可能在利益争夺中采取一致行动;力量对比悬殊较大的两个阶层，可能会形成排斥关系;阶层差距不大的阶层之间可能会形成竞争关系，等等。
阶层关系的性质是指阶层之间在交互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本质和内容，是对阶层关系状况的质性判断。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决定和形塑阶层结构的性质与状况，有什么样的阶层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阶层结构存在。阶层关系及其性质和状况的调整与变动，实际上是阶层结构变迁在阶层之间关系中的体现。从阶层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可以透视阶层结构、社会结构的合理与整合程度，它也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分析不同阶层间关系的性质、状态和发展趋势，理应成为我国阶层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就农村阶层研究而言，不了解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即便是铺天盖地的数据和案例，也难以把握农村阶层关系的真正内涵，也就难以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问题与现状。根据笔者的调查研究，在我国农村不同村庄的阶层关系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异，主要有三类理想关系，分别是合作关系、竞争关系与对立关系。决定阶层关系性质的根本因素是阶层的分化程度，以上三种阶层关系分别对应低度分化、中度分化和高度分化三种分化状况。本文的分化是指由经济分化、声望分化、权力分化等所带来的社会分化，社会分化又主要表现为社会交往关系的分化。
二、阶层的低度分化与农村阶层间的合作关系
阶层的低度分化意味着农村的社会分化程度较低，阶层之间的界线不是很明显。根据农村调研经验，有两种原因可以导致村庄阶层的低度分化，一种是因为村庄的职业分化、经济分化和权力分化不是很明显，另一种则是由于职业、经济、权力等都有较大分化，但在社会层面却由于其他因素起作用而没有带来相应的分化。这两种意义上的低度分化，都会导致合作性质的阶层关系。
就前一种低度分化来说，由于村庄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职业、经济和权力上的分化都不是很大，在一定意义上与传统村庄接近，但事实上又已经出现分化、有阶层的影子。这是大部分山区村庄的生态，它是小农经济加打工经济的典型，家庭中通过代际分工将两种经济形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家庭收入中的60%通过子代外出务工获得，40%通过父代在家务农获得。[③]这样，家庭之间在经济收入和职业分化上差别都不大。同时，村庄权力也没有完全脱离村庄，村庄政治精英多数也还是在务农，与一般农户的分化不大，隔膜较少。因此，在这样的村庄，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关系，社会关系较为和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农户的一致性较高。这里的意思是，由于农民职业和收入的分化程度较低，农户对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闲暇)的安排步调都具有高度一致性，这为他们之间的互助合作提供了前提。小农经济加打工经济的职业分化不明显，使得他们参与社会互助合作的机会成本都是相同的，从长远来看都能将成本收回来，所以互助合作是可能的。譬如，在生产上的一致性，由于不同阶层的农户都在种田，对水利都有着迫切要求——如果职业分化严重，有的人就可以不要水，而农田水利并不是一家一户能够搞得成的，需要合作来搞。[④]同时，由于经济条件相差都不大，没有人承担得其单独搞水的高成本，如挖私堰，这样在农田水利上就必须合作起来。生产生的一致性典型的还有如种植作物和农时安排的相同性，这就会使得相连地块的农村有合作经营的可能，如合作插秧、合作收割等。生活上的一致性表现为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对生活的安排具有相似性，那么在生活上可能的相互支援、相互借还、互通有无就会成为习惯，如共同在端午节时包粽子、在中秋节时互送月饼、过年时帮忙杀猪，等等。在社会交往、闲暇上也如此，在同一个时间段都有时间的人才会在一起闲扯，同一水平线的人们相互串门才没有芥蒂。一旦相差甚远，住茅草屋的人不会去登“三宝殿”，或者说一个在去工作，一个有空闲，他们也拉不到一块的。只有拉到一块的人才会相互之间因交往而产生感情，因感情而能够相互帮助、相互体谅和相互提携。
2、对关系的依赖程度较高。关系即资源，关系也是交往的需要。不同的人对村庄内关依赖程度不同，拥有较高质量的超社区关系的人和在社区内各类资源皆较为丰富的人，对社区内关系以来程度较低，反之则较高。分化程度较低的村庄的农户，对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依赖程度普遍都较高。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分化程度较低，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都集中在村庄内部，超社区关系网络的质量都不高，因此人们都依赖于社区内的关系网络。二是同样因为分化程度低，在社区内部农户拥有的资源和关系都差不多，没有谁比其他人拥有质量更高的关系网络和更多的资源而可以罔顾与其他人的关系，因此阶层间、农户间的相互依赖的程度都较高。这样，每个阶层的农户都要极力维护自己在社区内的关系，要积极参与社区关系网络的建构。
3、受血缘地缘关系的影响较深。尽管血缘地缘关系在多数地方已经碎片化，但仍对阶层关系有一定的影响。血缘地缘发挥作用的效度除了与自己的强度有关外，很大程度上与阶层的分化程度有关。阶层分化程度较高，阶层关系就越受独立的规范体系的约束，而越少受血缘地缘及其关系的影响。反之，阶层分化较低，阶层关系的独立性就越不强，就越受其他关系，尤其是血缘地缘关系的影响。譬如，阶层分化程度高，上层阶层拥有较高超社区关系网络和丰富的资源，对下层阶层的依赖程度较低，就越不在意与下层阶层的关系，甚至断绝关系对它也无所谓，那么在关系处理中就更可能不再考虑双方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及规则。而阶层分化程度低，相互间的依赖程度越高，就越可能在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越讲究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在阶层分化较低的村庄，血缘地缘关系既是主导的社会关系(价值理性)，也可能是各阶层建构关系、维系关系和强化关系重要工具(工具理性)，总之它还对阶层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再来看看第二种低度分化，即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的较大分化并未导致社会关系的相应分化。这种状况是综合因素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血缘地缘关系足够强大。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宗族型村庄。在这类村庄，宗族的社会结构相对而言还保存较为完整，血缘内部还有一定的等级序列和结构体系，宗族“自己人”观念还较为强烈，宗族或家族、房支还可能是人们的认同单位，其内部还有一定的一致行动能力。在行动和处事规则上，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仍然具有主导性的地位，人们很难搁下血亲情谊或不要人情面子，否则就会被宗族排斥和边缘化。在这类村庄里，无论经济、收入和职业的分化程度是高是低，它们对社会交往关系有一定影响，但不会肢解原有的社会关系，因而表现出社会分化较低的状况。在经济等分化较高的该类型村庄，正是因为高强度的血缘地缘关系及其规则，冲抵了经济等分化的“负向”社会影响，经济等分化所特有的规则并没有带进社会交往领域。相反，血缘地缘关系要求经济上的分化更讲究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在经济分层上层的农户有责任带动下层农户“共同致富”。这就是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发达[⑤]、江西安义农民占据了全国七成以上铝合金生意[⑥]、湖南新化农民占据全国九成印务市场的重要缘故[⑦]。
阶层之间的合作关系，为阶层间的沟通提供了多种类型的沟通渠道，阶层间的关系较为缓和，阶层矛盾较少。阶层关系不是村庄治理中要处理的主要事务。
三、阶层的中度分化与农村阶层间的竞争关系
根据笔者调查，阶层中度分化的村庄集中在长江中游和上游，主要以安徽[⑧]和湖北[⑨]为典型。在这样的村庄，一般农户与最上层富裕农户相比，在经济上悬殊比较大，前者的年收入在2-5万元之间是比较普遍的，而后者则可能有数十万到数百上千万不等。但是因为上层农户皆以搬出村庄之外，在一线二线或地市城市安家落户，除非过年过节回家看望老人或祭祖，一般不回村里。这些人既不参与村庄建设，也不参加村庄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更不参与村庄的价值生产，不在乎村庄的社会评价。因此，他们对于村庄政治社会的影响力较弱，村民也一般视这些人为无物。除去这些人，村庄的经济收入水平的落差就不会太大，虽有层次之分，但差距不是很悬殊。同时，该区域农村的血缘地缘关系也已零散和碎片化，没有宗族之类的组织，家族观念很淡薄，人情面子观念尽管还起作用，但是不再支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村庄的政治社会事务。那么村庄的阶层分化和阶层关系就受血缘地缘关系和人情面子观念的影响较少，而受经济、社会关系和其他资源占有多少的支配较大。因此，这些村庄的阶层分化要较宗族型村庄的阶层分化纯粹得多，经济等分化会带来明显的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分化。在这里，经济等方面的分化是属于中等水平，以致其社会分化也在中等水平，不是太高，亦不会太低。阶层之间有明显的界线，但相互之间在经济收入、社会关系水平和资源占有方面的差距不是特别大，阶层间的流动比较畅通和频繁。
阶层的中度分化与阶层间的竞争关系相匹配和对应，得从两个方面来说：
1、经济收入水平差别不大是阶层关系发生竞争的前提。所有的比较和竞争都是在跟自己最近的人之间发生的，随着属于最上层的富人阶层搬走之后，各阶层农户相互比较的就是留在村庄里的人，而他们的经济水平有差距，但不是很大，所以就可以很容易达到和追上比自己阶层地位高的农户。同样，处在相对较高位置的农户，其经济水平较人家高不了多少，也很容易就被别人追赶上，或者稍有不慎就会掉入低层，这些都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所以，对于相对下层的农户而言，相对上层并不是高不可攀，它就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攀登，这是可能办到的事;而处在相对上层的农户，则需要防止人们轻易超越自己或自己的跌落，也需要不断地努力使自己的水平往更高水平上跃升。在这些村庄就形成了一个阶层之间、农户之间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反过来说，如果是富人阶层没有搬出村庄，还参与村庄的价值生产，那么人们的比较对象就是富人阶层，而不是比较高一点点的相对上层，但是富人阶层是高不可攀的，没法与它竞争，因此也就形成不了竞争的态势。
2、缘地缘关系瓦解是阶层竞争关系的基础。在传统意义上，在血缘地缘尤其是血缘内部是合作关系，竞争性不强。这源于血缘本身所形成的“自己人”观念和认同。血缘内部也会有分化，尤其是经济上的分化，但血缘内部有两套机制来化解这个分化：一是血缘内部要求扶贫济困，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被要求要扶住贫弱的家庭，同时宗族内部也有通过族田族产来对贫弱家庭进行救助，从而能够平衡经济上的分化及所带来心理上的落差。二是由于“自己人”认同感比较强烈，人们会把一个人或家庭的成功看做是整个宗族血缘的成功，或者说是看做是整个宗族努力的结果，是全宗族的荣耀，那么没有成功的家庭、经济落后的家庭也会把人家的成功看做有自己的一份功劳，也是自己的成功，同样为之骄傲。在这种心态下，宗族内部的相互比较、较劲现象就较少，更不会有暗地搞破坏。譬如，宗族内部有家庭子弟中了举人或考上了大学，这是全宗族的事情，不会构成相互竞争的“标的”。总之，传统意义上的竞争在血缘之间、地缘之间展开，而非在其内部。
当血缘地缘关系瓦解之后，社会又出现了分化，情况就会有所改变。此时，你的成功就不再是我的成功了，你我相互之间是不同的家庭，相互之间不再有强烈的“自己人”认同感。并且，血缘地缘越近，单个家庭的起点也就越相近，一比较就越能显示差距，那么如果你超越了我，首先不是说你很有能耐，而是说明我的无能。“你的好即我的不好。”所以，越是在血缘地缘内部，相互间的攀比、竞争就越是强烈。更有甚者，你的落后正是我“看笑话”的时候，所以，看笑话也是一种竞争，看到的是你比我的差、比其他人差——你差了，我才好。这反映的是血缘地缘瓦解下在血缘地缘内部可能出现的高度的竞争意识，即谁也不服谁，谁也不希望他人比自己强的潜意识。
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度分化村庄阶层间的竞争关系，两个因素缺一不可：若没有差距，就不会有竞争，若差距甚大，也就无法竞争，只有中度分化才有可能竞争;若不是血缘地缘瓦解，则分化再大，也不构成竞争，只有血缘地缘瓦解，相互之间才会比较、才会互不服输。这是竞争的意识。竞争的可能与竞争的意识结合在一起，竞争就必然会产生。
阶层间的竞争主要是社会性层面的竞争，即获得面子、尊重和承认。竞争的载体主要体现在消费方面，诸如耐用消费品(摩托车、电视、冰箱、洗衣机、手机、空调、热水器，一应俱全，还是缺哪样)、楼房(什么样的楼房，在村路边建，还是在镇上建、在县城买)、孩子上学(在村小上，还是在镇上或县市中小学)、休闲娱乐(在村里、镇上打麻将，还是在县城茶馆喝茶，在垂钓、旅游)，等等。消费体现的是阶层的品味、地位与“区隔”，消费上去了，这些东西也就上去了。上层阶层不断地制造新的消费，下层阶层要紧紧地跟随，或者赶超，稍不留意，就会被甩得远远地。
农户参与消费的竞争是需要条件的，说白了就是要有本钱。相对城市而言，农村社会的资源等各方面条件都十分欠缺，各个阶层可选择的条件有限，所以高度竞争必然给各个阶层带来高度的地位焦虑感，处于相对下层的阶层尤其如此。怎么办?根据调查，在该类型村庄，农民释放地位焦虑的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是偷盗、抢劫等犯罪，二是“做小姐”赚钱，三是代际分工和代际剥削。第三种通过代际分工和代际剥削释放焦虑的途径，在农村所带来的最大的后果是老年人自杀。老年人的自杀状况主要集中在相对下层阶层，原因在于下层阶层相对上层阶层而言，其释放竞争的压力更大，地位焦虑更强烈，但它所拥有的释放焦虑的途径却更有限。因此，它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对老年人的剥削来减轻家庭在竞争中的负担，老年人自杀是老年人在动弹不得之后能够减轻子代负担的唯一途径，因此老年人自杀在这些阶层中的自杀率最高。
阶层间的竞争在阶层关系上一般表现的比较稳定、平和而有活力。在有的村庄，各阶层为了竞争而相互争夺村庄资源时，就可能导致阶层间的冲突。
四、阶层的高度分化与农村阶层间的对立关系
村庄因为经济、权力、声望等方面分化严重，产生了社会层面的极大分化，称之为阶层的高度分化。在这类村庄，有一批人抓住国家和地方发展的机会，率先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成为所谓的“富人”，从而在村庄社会赢得较大的声望，并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渠道如选举、政治安排、权力购买等，囊括村庄政治权力而成为权力精英。这个阶层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富人阶层”，他们进入村庄政治领域的现象被称为“富人治村”[⑩]。与富人阶层相对的是村庄中的其他阶层，如中下层农户和下层农户。由于富人阶层的经济实力在村庄中一枝独秀，其他阶层的经济水平都相差不是很大，因此富人阶层与中下阶层相比，距离就拉得很远，中间缺少有足够经济实力的中间阶层。中下阶层与下层阶层的差距不是很大，阶层之间的关系也较为融洽。在沿海农村地区，这样的阶层分化状态是比较常见的。尽管该类村庄的中下层、下层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不会比内地村庄的中层、中上层的差，甚至还要强些，但是阶层的分化、农户之间的比较是在村庄内部展开的，因此只要它们比富人阶层有较大差距，它们无论是在客观阶层和主观阶层的分类下，都属于中下层和下层。
在这类村庄，原来的血缘地缘关系不是很强烈，缺乏结构性的宗族力量，“自己人”、“同地方人”的观念很淡薄，相互之间的认同感较低。随着村庄的高度分化，又最大限度地肢解了本身就很脆弱的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观念，在阶层之间尤其是富人阶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基本上不再讲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相互之间甚至连人情往来都断绝了。[11]血缘地缘关系不是沟通富人阶层与其他阶层关系的纽带。[12]但是在阶层内部，尤其是在富人阶层内部，人情往来是他们相互之间结成更紧密关系、建构更长关系链条的重要渠道。于是在村庄里就形成了两个明显的人情圈子，一个是富人阶层的人情圈，被纳入这个人情圈都是有头有脸、能够支付巨额人情礼金的人物，其他阶层的农户被排斥出这个人情圈。另一个是中下层和下层农民的人情圈，这个人情圈是清一色的普通农户，与权力、富裕和威望不沾边，他们的人情礼金较少，一般人都支付得起。这样，富人阶层与其他阶层就形成了很深的隔阂，相互之间难以有实质性的往来。
更为重要的是，富人阶层凭借其掌握的丰厚资源，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其他阶层构成了排斥：
1、政治排斥。富人阶层上台做村干部，有的甚至做到了县市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并且他们的从政得到了党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如“双代”、“双强”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是鼓励富人治村、富人从政，为他们的政治道路扫清了思想与组织上的障碍。在村庄内部，富人治村的优势在于，他们担任村干部不是为了捞钱，还能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给村里办事;并且，由于富人村干部优越的超社区关系资源和体制性资源，能够通过跑项目将村里建设得像模像样。[13]在村里就很快形成了一种只有富人才能当村干部的政治舆论和政治意识，因为穷人一没钱，二没关系，即便当村干部不是为了自己捞钱，也搞不成事。这样，广大普通农民就被排斥在村庄政治权力生活之外。村庄中有些有政治抱负的普通村民，就常常遭遇富人村干部的奚落，从而对富人阶层积怨很深(“气得要死”)。
2、经济排斥。在经济上，精英阶层首先占据了先天优势，加上后来建构的关系网络又强化了其优势，因此，在村庄视域内主要的经济市场已经被精英阶层占了，其他阶层只能在精英阶层之下拾牙慧，为他们打工、代工，或做最初级的市场，最主要的利润都被精英阶层拿走了，下层阶层也只能是有苦自己咽。另外，精英阶层继续垄断国家输入村庄资源的再分配权力，形成“精英俘获”的局面，[14]即国家的各类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精英阶层凭借自身参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政治实践的机会优势，排斥其他阶层的参与，将发展资源囊入自己的口袋，进而影响发展项目的实施和效果。
3、社会排斥。社会排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情排斥。人情是一个地域社会关系主要的凝结剂，农村的普遍情况是一般以一个小组为单位“走人情”。人情之建构关系、维系关系，意味着只要双方有人情往来，双方就有关系，双方的交往就不用同于陌生人的交往，而要给面子、卖人情;没有人情往来，或人情断了，即便相互熟识，双方也会有隔阂，没有有人情时那么亲密，在交往的过程中就不需要讲人情面子。[15]高度分化的村庄，富人阶层摆阔气、讲排场，突破传统的人情规矩，酒席上讲阔气，就要普遍提高人情账单，下层农村因交不起人情账单(数千到上万)，就无法赶富人的人情，人情讲究礼尚往来，“你不来，我就不去”，富人下次就不会再赶下层农户的人情，这样，双方的人情就没了，社会关系也就断了。最终，富人就在富人圈子里建立了独立的人情圈，而将其他阶层的人排斥在外。人情的排斥是很重要的社会排斥，它表明富人阶层独享村庄和超社区的社会关系资源，其他阶层被排斥在这个社会资源之外，他们所能利用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阶层地位就会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没有上升的可能。相反，富人阶层就形成了自我的良性循环，不断地保持优势地位。
另一种社会排斥是规则的排斥。富人阶层垄断对社会成就和竞争标准的定义，而这种标准都是其内部的标准，当放之于村庄层面时，就会对其他阶层产生极其负面的效应。从成就标准来说，富人的成就标准主要是经济实力，一个只有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其人生才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富人的经济实力对于其他阶层无异于登天，于是在他们心目中自己永远是无法成功的，也就永远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正面评价，这就使得他们对生活产生了无力、无助和幻灭感，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都产生了怀疑。这也使得所有的社会声望都集中在富人阶层，其他阶层无论怎么做，结局都得不到他人的承认。就竞争标准而言，富人阶层定的标准，如人情竞争的标准，是为富人量身定做的，其他阶层的人难以达到。于是他们索性就退出村庄的社会性竞争，不再希图在村庄中获得面子、价值和荣耀。
富人阶层对其他阶层的排斥，造成的结果除了后者普遍的沉默外，还有对他们自尊心的极大伤害。自尊心或有尊严的生活，是一个人活着的目标和动力，在农村往往表现为一股“气”。人最不能忍受的不是贫穷，而是被人看不起，要低声下气地在人家屋檐底下生活。被伤害了自尊心，就会“气得要死”，就会为了一口气而抗争。富人阶层高高在上、沆瀣一气、颐指气使和不可一世，突破了其他阶层的底线尊严，使他们在底下积聚了一股很深的“气”，引而待发：只要有导火索，随时都可以爆发。根据笔者的调查，在沿海农村许多群体性的行动中，参与的村民并没有受富人阶层及由其充任的村干部的具体侵权(事实上得了很多好处)，只是心中对富人阶层的一股“气”要宣泄。从这个意义上说，下层农民的群体性行动是抗争(群体访、群体性事件)，[16]但不是对侵权的抗争，[17]而是对侵犯尊严的抗争，是尊严的政治。
富人阶层的排斥与下层阶层的抗争，是典型的阶层对立关系。阶层间的对立容易产生阶层矛盾和阶层冲突，造成村庄分裂和乡村治理的困境。
五、结论
以上论述揭示，在不同村庄或不同区域农村的村庄，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是有差异的，而其造成这一点的原因主要是阶层间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是否带来了相应的社会交往的分化是本文分析的关键。当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较低，而相应的社会交往分化也较低，或者前者分化虽然较高，但因为村庄内部存在较强的平衡和整合分化的力量，典型的如血缘地缘关系，那么，在这些村庄中社会交往的分化就较低，阶层关系具有合作性质。当经济、声望和权力的分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分化呈现中度状态时，由于阶层间的攀比和相互比较而使得阶层关系带有明显的竞争性质，而当社会交往分化呈高度分化时，阶层间的对立性会主导阶层关系。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一个村庄只有一类阶层关系，可能在一个村庄中既存在阶层合作关系，也村庄阶层竞争关系，甚至还存在阶层对立关系，但是主导该村庄的阶层关系却可能只有一种。由于不同阶层关系的规模性、矛盾性及发生频率有差异，那些规模较大、矛盾深刻、发生频率高的阶层关系在村庄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中影响较大，而成为主导性的阶层关系，它支配、制约并决定那些影响较小的阶层关系，由此使得村庄整体的阶层关系明显地带上了它的性质和特征。譬如，在合作性质的阶层关系中，可能也存在阶层间的竞争关系，但竞争因为有合作的限制而不可能恶性发展，更多地是共同进步。因此，在考察农村阶层关系的性质和状况时，要区分不同阶层关系的重要程度、影响力大小，对它们进行排序，以便准确地对阶层关系进行定性，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方案，使阶层关系更为和谐、阶层结构更加合理。
修改稿载《人文杂志》2014年第7期。
[①] 周晨虹：《近年来关于阶层关系问题的研究述评》，《唯实》2007年第2期。
[②]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③] 张世勇：《金融危机下的农民工返乡对我国非传统安全的启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④] 郭亮：《论农田水利的社会与组织基础——豫南Y镇农田水利调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
[⑤] 刘成斌：《农民经商与市场化——浙江义乌经验的表达》，《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5期。
[⑥] 徐嘉鸿：《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中农现象——基于赣北Z村实地调查》，《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⑦] 谭同学：《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⑧] 杨华：《“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⑨] 林辉煌：《江汉平原的农民流动与阶层分化：1981—2010——以湖北曙光村为考察对象》，《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⑩] 贺雪峰：《论富人治村——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
[11] 陈柏峰：《仪式性人情与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2] 宋丽娜、田先红：《论圈层结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再认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3] 欧阳静：《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14] 李祖佩、曹晋：《精英俘获与基层治理：基于我国中部某村的实证考察》，《探索》2012年第5期。
[15] 杨华、欧阳静：《农村人情的变异：表现、实质与根源》，《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
[16] 田先红、焦长权：《社会中心范式下的农民上访研究及其拓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7] 吕德文：《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宜黄事件再分析》，《社会》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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