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正处在千年未有大变局中，农村变化尤其剧烈。世纪之交，一直相对稳定和封闭的中国村庄同时在三个层面处在巨变中，一是国家取消了延续2000年的农业税，彻底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二是随着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村庄边界开放，一直构成农村社会秩序基础的基本结构(血缘地缘组织)迅速解体;三是农民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活着的意义正在重新定义中。这三个层面的巨变，构成我们所谓的“治理之变”、“基础结构之变”和“价值之变”。
华中村治研究是从1990年代村民自治开始进入农村研究的。由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再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华中村治研究很快就意识到，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差异巨大，甚至村治基本结构也存在区域差异。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不同地区实践的过程、机制与结果都可能有巨大差异，华中村治研究因此由政治学转向社会学的研究，由制度研究转向社会基础结构与基本秩序的研究。
大约到了2006年，华中村治研究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制度研究还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研究，都要涉及到构成制度与社会基础结构运行前提的人，要涉及到有血有肉的芸芸众生。而在世纪之交，农村剧烈变迁，恰好将一般只是隐藏在行动背后的价值因素凸显出来了。人们关于生命意义与价值定义的变动，对社会基本秩序会产生重要影响。这样，华中村治研究就从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进一步进入到乡村秩序的价值基础中来了。
从价值的角度来看农村，不仅扩展了华中村治研究的视野，而且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农民生活，理解乡村治理。在持续的农村调研中，我们尝试去理解农民对生命价值的体验，逐渐积累了一些认识，并诉诸文字表达而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比如，我们对农村自杀现象的解释，对农民生育观念的解读，对农村宗教传播现象的关注等，都渐渐聚焦到农民价值的问题上。基于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我们提出了一些与学界不同的概念和命题，比如我本人提出的“农民的价值观类型及其关系”，杨华对中国妇女意义世界的解释，刘燕舞对中国农民自杀行为的解读，等等。
也是基于对农民价值问题的关注，桂华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虽然他希望以国家政权建设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但我还是强烈建议他研究农民价值问题，以延续和深化华中村治研究关于农民价值的既有研究。他接受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二、
在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礼与生命价值》一书中，桂华想完成两个目标，一是“接续”，在一个方向推进华中村治学者的研究话题，开辟属于我们的研究传统;二是“转化”，将华中村治学者这一研究领域的积累转化为学界普遍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学术产品。应该说，《礼与生命价值》在这两方面都做的不错。
与我们之前的研究相比，桂华的提问更直接，农民的“终极关怀”为何?他将这个问题操作为“生命价值”，并尝试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后，用于对复杂琐碎农村现象的分析，以至于从农民活着价值的角度构建一套认识农民生活的整体框架。
然而，“生命价值”毕竟算不上一个学界通用的分析性学术概念。为了让他人理解我们的努力，桂华将人活着的问题转化为宗教问题研究。关于中国人宗教生活的研究已经有很多，这些研究大多存在外部视角的局限，原因是这些研究很少切入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而习惯用西方宗教学(宗教社会学)理论切割中国人活着的真实。西方宗教学(宗教社会学)理论是对“圣经—先知型”宗教传统及其历史经验的概念化，很多时候并不适用于对中国人的解读。针对此，桂华基于中国农民活着的经验，提出“礼”的二维一体性这套分析性概念，解释中国人生活的“社会性”与“宗教性”之统一，以区别“圣经—先知型”宗教传统下的“神圣”与“凡俗”的割裂。《礼与生命价值》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宗教”生活基本形式与西方的实质差异，并进行理论化地表述，比较好地将华中村治学人的相关研究呈现出来。
称这本书为“农民宗教”研究，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定义“宗教”的。参照“圣经—先知型”宗教形式，中国人并没有“宗教”信仰，然而却也不能说中国人就执迷于“巫术”活动。桂华有志于揭示中国人的独特“终极关怀”实现方式。这一追求与当代中国新儒学相似。不过，与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桂华的研究是社会学的进路，这一社会学解读的意义并非在于方法与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在于它解决了我们学术发展长期以来的一个困境：中国社会科学资源基本取自西方，而中国具有独立的文化传统。因之，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一直存在社会学科与人文学科的背离，前者以一种“价值中立”的姿态对待中国文化，后者则尝试恢复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这是一个值得引起全面反思我们学术“方法”的现象。《礼与生命价值》带有这种自觉性。
在这本书中，“礼”是从社会学角度切入的，并最终从人文角度出来。能将社会学与人文学沟通起来，关键在于中国的“礼”不仅是社会制度，而且它也包含实质价值。“礼”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是实证与规范的统一。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认识中国社会现象时，前者只关注其“社会性”范畴，并用隐藏在“价值中立”方法背后的西方价值进行实质判断，后者只关注其“价值性”范畴，却无视中国现实变化。以“礼”为例，桂华比较好地在如何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现象，及如何将中国文化价值注入社会科学实证分析这两个方面，取得了突破。
每个人都需面对活着的问题，并且每个人都是在文化体系下获得活着的意义的，因此作为从现实生活出发的研究者，我们不能不为当前中国转型及其“逝去”而焦虑。在这本书中，透露了这种焦虑，即对中国人文主义传统走向的焦虑。但也意识到，文化实践形态变迁带来人文传统衰落的不可挽回之势。中国正走向世界，这是中国文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如何开辟面向未来的新传统这个问题上，没有给出答案，他也没法给出。
吴飞先生评价这项研究“兼顾古今中外”，我觉得妥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相信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因此，我们一直坚持做经验研究，坚持将所有的理论放到实践中检验。一切从实践出发，一切理论以经验为本，让这本书具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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