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普霄：共富村/社的公平

　　前 言

　　在网上看了人民日报8月20日“没有公平就失败了”一文。由于个人水平低的缘故，怎么看了好几遍也看不懂。说到公平，就在于现在的两极分化太大而不公平，总要找到不公平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也要举出那些地方公平，让人们学有榜样。

　　笔者认为刘庄、南街村、周家庄人民公社成千上万共富村、社，其所以公平，就在于她的根深深地扎在公心(为公)的思想政治基础，公有的经济基础，才有了共同富裕的公平标志。如果没有这个思想政治基础，那公有制也会变成私有。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和国企的公有制为什么能变成私有制，就在于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三不一少)——抹杀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剥夺宪法赋予人民的发言权和监督权，让以权谋私、官商勾结鲸呑公有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变为私有，使人的私心，特别是党内掌权的资产阶级的私心泛滥而失去了公心(数以万计的大大小小的老虎、苍蝇)，利用他们手中的特权和保护伞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必然结果——0.7%的人掌握70%的社会财富(世界银行);2012年5%最高收入群体与5%最低收入群体家庭的收入差为234倍，人均收入差为343倍(中国社科院)，基尼系数已达0.61(西南财经大学)，数亿、数十亿、数百亿甚至更多的资本家成为17、18大代表且逐届增多，还不算多少亿的这个书记、那个长，超级富豪高干家庭比例最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化三改”，为什么能将汪洋大海般的私有制改造成以集体、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在于公心的作用。共富村的公平就体现在公有共富上——社员都过上没有贫富差别的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共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几十年无刑事犯罪，那有上访被收监。与包产到户和国企被卖的农民兄弟、下岗失业的工人老大哥相比较，确实称得上最公平的星星之火，总有一天可以燎原的一方宝地。要让人们树立为公的公心，并很好的发挥作用，那就离不开公心的老祖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高举这面光辉旗帜，为公的公心才能不断地深入人心，让私心变公心，并得到巩固、发展和提高。现将谈公平的有关文章汇集成《共富村/社的公平》，请网友指导。

　　目 录

　　公平的根在公心公有共富

　　——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捍卫人民公社=捍卫公平

　　——二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钉子户刘庄”牢钉公平

　　——三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争三口气”“补天”补出公平

　　——四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南街村“后悔药”吃出公平

　　——五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24字新农村才有真公平

　　——六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为人民谋幸福就是谋公平

　　——七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化公为私就是化掉公平

　　——八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中国农民用公有制创造的公平

　　——九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实现“一消二决”=实现公平

　　——十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化公为私=两极分化=改革失败

　　——社会主义本质只能是公有共富

　　附：人民日报新一轮改革：没有公平就失败了

　　公平的根在公心公有共富

　　——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刘庄、南街村、华西、周家庄人民公社成千上万的共富村、社，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土生又土长，斗争中成长的打铁先需自身硬的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无私则无畏威力大无比的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为首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牢记中国历史上从“夏传子家天下”后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主要是由于朝廷官员腐败和两极分化的私有制根源;赫鲁晓夫上台后通过全面否定斯大林来否定马列主义和公有共富社会主义而致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中国人该醒了。绝不让这些历史悲剧在中国特别是在他们这些村、社重演，要像毛泽东同志当年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样，不怕错误路线打击迫害，把自己的村、公社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星星之火搞好，让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在全国燎原。因而，就能高举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动摇，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不含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斗私批修不松劲，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领导下“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不回头，按照“五·七”指示、大庆、大寨、鞍钢宪法精神，充分发挥公有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威力，从而充分调动起站起来当家作主的中国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创造出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综合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将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0个字已经丰富发展成为突出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共富”的24个字的为群众办实事。不断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必然结果。

　　下附《共富村宣言》一文，作为笔者“试卷”向人民日报请教，和人民日报研究探讨刘庄、南街村、周家庄人民公社这些共富村、社，在成熟党组织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达到公平。

　　共·富·村·宣·言[1]

　　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系列”中的第一部《共富村之路——只有坚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被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征文入选《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文集》(理论卷)，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中国崛起系列丛书组委会录入《中国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论坛》(优秀理论成果奖)，中国管理与创新研究会、中华杰出人物杂志社等录入《中华杰出人物大典》(理论成果篇)，教育部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录入《中华民族的榜样》，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等录入《楷模》(理论实践篇)、《实干兴邦》、《中华英贤》(建国65周年)等。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 恩格斯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

　　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并且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

　　——中共八大《党章》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习近平

　　前 言

　　共产党姓公不姓私，走社会主义不走资。

　　既不姓社也不姓资，不争论少数富则资。

　　“三不一少”罪恶滔天，私有化主变奴根源：

　　包产到户人心涣散, 各自为政散沙一盘。

　　国企被卖性质即变，领导阶级包身工现。

　　工农联盟已被拆散，两极分化那是必然。

　　官商勾结腐败蔓延，地下资源被浩劫完。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国家财产亿万老板。

　　官僚买办还有资产，共产党内他也掌权。[2]

　　党旗国徽被其污染，美国银行中僚存款。

　　富豪裸官超过百万，人民身上新三座山。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怕美压内奴颜婢膝：

　　藏南印占海岛沦陷，仰人鼻息美国当选。[3]

　　主席事业全被推翻，改旗易道两丢一完。[4]

　　中国绝不走苏欧路，顺藤摸瓜批倒批臭。

　　……

　　华西刘庄立地顶天，不信猫叫挺起腰杆。

　　“一消二决”马恩宣言，一化三改道路阳关。[5]

　　坚持公有共富典范，世界人民刮目相看。

　　中国大地这样村社，应有尽有超过八千。

　　人民向往特色发难，民族虚无背叛祖先。

　　通钢工人首先造反，捍卫国企走在前面。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人民疾呼中央果断，正本清源不丢不完。

　　主席旗帜永远高举，公有共富国泰民安。

　　中华民族从先祖炎黄二帝到现在，通常称五千年文明史。自“夏传子，家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约四千年的改朝换代，虽然都起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这些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私有制。尽管古代就曾有人们向往的“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美丽理想，就连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6月16日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训词(后作为《国歌》)都有“一建民国，一进大同”，也将“大同”写进国歌里。可见“大同”不仅是我们祖先的向往，也是与共产党合作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天下为公”系指国家的一切属于人民共有——以人为本。“大同”是指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景象——没有压迫与剥削。但在几千年私有制经济基础上，怎能“天下为公”?不能“天下为公”，世界也就“大同”不了了。

　　今天，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发展着的大寨村、刘庄村、周家庄人民公社、南街村、华西村、兴十四村、滕头村、南岭村、杭民村、洪林村、韩村河村、北徐庄村、小冀镇东街五队、龙泉村等8 000多个村、社。它们在土生土长，斗争中成长的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无私则无畏，威力大无比的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为首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下，从各自的天时、地利、人和出发，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都建成有自己优势的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的数个到数十个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一二三产业，年产值分别达数亿到数十亿元(华西村则更多)。当年的人民公社社员都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环境优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几十年无刑事犯罪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将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20个字标准，完善成为突出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共富”的24个字，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然而用“一刀切”搞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卖国企搞私有化只能是包产到户，人心涣散，各自为政，散沙不一盘，国企被卖，性质必变，两极分化，那是必然。那怎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据笔者亲临南街村、刘庄、小冀镇东待五队、龙泉村、韩村河等村学习调研，并参考周家庄人民公社等大量资料，对这些村、社的发展历程可庄严地向世界宣告：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梦，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始终高举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动摇，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不含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斗私批修不松劲，坚定不移地走“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不回头，狠批“三不一少”，永葆姓“公”不姓“私”定能实现。

　　然而，在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三不一少”谬论毒害下，否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经过28年浴血奋战夺取政权后，再经过30年建成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在违背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搞“一刀切”的政策下，硬将其“一刀切”地包产到户，大卖国企，并通过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官商勾结等各种所谓“改革”旗号的掩盖下搞私有化。致0.4%的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人称三大资产阶级)掌握了70%的社会财富，亿元以上的超级富豪高干子弟占91%;从1987年到2007年，最高收入群体与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由7.3倍扩大到23倍，农村高、低收入群体差距已经超过10倍;据《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第43期报道，“国有企业有8 000万职工，包括在编的和合同制的，非公有经济组织大约有2.8亿员工”(《中国剪报》2012年11月7日)。从职工数量可知，国有只占22.2%，还不知这些国有是真正的国有，还是个人承包和股份制的名存实亡的“国有”。又据《人民政协报》2012年12月5 日报道，“近年来，我国个体私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和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中国剪报)2012年12月7日》。《中国剪报》2013年10月22日，以《前400名中国富豪总财富34746亿》为题摘登《国际金融报》10月18日《福斯特》2013年中国富豪榜显示，排名前400位富豪的总财富达34746亿，相当于全国13.4亿人口上半年GDP的约1/7(14%)。尽管未报道这些人的身份，但可以肯定他们是三大资产阶级。再联系2013年7月23日，《生活文摘报》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2012年最低收入的5%家庭收入累计占所有家庭收入的0.1%;最高收入的5%家庭累计占所有家庭收入的23.4%，是前者的234倍。2012年全国家庭人均收入13033元，最低收入的5%家庭人均只有1000元，5%～10%家庭人均2000元，最高5%家庭人均343000元(是前者5%的343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于2012年底，中国基尼系数为0.61，中国收入不均和两极分化严重，已经超过美国。这说明现在已经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了。将捍卫社会主义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改成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藏南印占，海岛沦陷，仰人鼻息，美国当选(促进美国经济恢复的十大名人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是中国总理温家宝)。正如法国总统顾问雅克·阿塔利在其新书《国家的破产》中指出的：中国人省吃俭用却是供养美国人。“维稳”开支超过国防，让人听了心惊慌。广大工农民众同三大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已经到了《国歌》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困苦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得出：“东方不亮西方亮，黒了南方有北方”。何况经过半个多世纪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中国人民，经过新旧社会、公有与私有两层天的对比，坚信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不是梦。以抗日英雄捍卫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为代表保住了周家庄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史来贺为代表保住了刘庄、吃包产到户“后悔药”王宏斌为代表让集体经济又无可奈何花又开，并提出创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等8 000多个公有共富村、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动摇，顶住“三不一少”私有化的歪风邪气，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以实际行动与其进行坚决地斗争。经过30年河东、河西的对比，终于让公有共富的真善美使私有化的假丑恶在实践面前显了原形。这些村、社不仅让中国人民羡慕向往，而且让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种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称这些村是“第二代延安”，来这些村采访、参观学习、旅游是“到中国来看共产主义”。用“延安”、“共产主义”非常中肯而崇敬的语言将这些村、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跟什么斗的问题讲清楚了。

　　只有坚持公有共富的改革才是社会主义

　　改革就是改掉旧的不合理的东西为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社会主义的改革，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公有共富与资本主义私有少数人富多数人被剥削受穷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其所以能共同富裕，就在于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公有制是柱石。那社会主义的改革当然地无所非议地必须首先考虑巩固、发展壮大、提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充分发挥公有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威力，也就是毛主席教导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事实正是这样。在灾难深重的中国，这些共富村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过程中，基本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从建国初土改后的互助组开始到农业社、人民公社一直坚持公有制不回头，即使取消人民公社叫乡、村，但其组织形式还是乡、村外衣下的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如周家庄乡是乡政府外衣下的中国唯一幸存的人民公社，刘庄、华西、兴十四村、滕头村、杭民村等，就是原来的生产大队，京华公司是原来的东街五队。笔者去刘庄、龙泉村等学习调研，当问村委会办公室在什么地方时，不少人包括青年人(本村或外地在这儿搞基建)的回答都是“大队办公室”。笔者感到很奇怪。经考查后得知，称大队说明这些村还是坚持的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以与“一刀切”学小岗包产到户搞私有化的村相区别。正如包产到户的“钉子户”、不“农转非”去市委坐镇，而让自己上大学的儿子心甘情愿地“非转农”回村，干这只有露水和汗水而没有油水的村官史来贺说的：“跟党走，挖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必须是“集体富，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道路”;当了县委书记后又当村官的吴仁宝说的：“坚持集体经济决不动摇”才能成为“天下第一村”;不愿跟丈夫进京享清福的巾帼英雄刘志华，硬要在生产队“为农村争口气、为农民争口气、为妇女争口气”。当她给社员宣读有关包产到户的文件时，社员就提出：“没门路，没成色的人(即无特殊致富能力的人——笔者注)咋办?”她斩钉截铁并爽朗地笑着说：“只要大家信得过我，我不会扔下乡亲们不管的。咱们一起办工厂、搞副业同心协力地奔富裕好不好?”这话迎来了一片哗然的掌声。说明只要不是强迫社员“一刀切”走包产到户的回头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生命力是无限的。这些村的实践已经得出了结论。

　　第二，在顶不住“一刀切”包产到户压力的南街村，搞了包产到户后，使党的威信大降，粮食亩产由千斤以上骤降到500来斤。这就是背离了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致。在社员用革命武器大字报轰动下，南街村党支部立即开村上的“遵义会议”得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而吃“后悔药”——正本清源——恢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后，经济年年翻番，以食品加工为龙头的26个企业，一个现代化农场和旅游公司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国家大一企业，实行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制度，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震撼国内外。在南街村吃“后悔药”的带动下，紧接着，北徐庄的徐德全提出：“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人称第二个南街村;还有龙堂村、土古洞村等都学习南街村吃后悔药后，也都走上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在“一刀切”搞包产到户时，为了应付上边，形式上将土地包产到户，而队办企业、农业机械、水利设施仍为集体所有。他们认为，把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集体企业让个人承包，弊大于利，弄不好就会“富了个人，穷了集体，苦了职工。”他们明确提出不搞个人承包，只搞目标责任制。几度春秋过去，周围一些本来很不错的队办集体企业，由于赶潮流搞了个人承包，相继垮了下来。随着集体二三产业的发展，社员自动交回承包的土地，村上统一由少数农业行家搞机械化、现代化、产业化经营，其它人都在村上的二、三产业上班。北京的韩村河、新乡的龙泉村等就是这样。这些共富村人以主人身份在自己村(公社)数个到数十个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的集体农工商三大产业产平台上平等上班。因为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就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集体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分蛋糕的刀柄掌握在社员手中，比较公平，差距不大，且人人都享受的住房、医疗、养老、孩子入托、上学、水、电、暖等十多种福利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增多，都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養、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环境优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几十年无刑事犯罪、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这就是坚持公有制的改革越深化，集体越壮大，差距越缩小，共同富裕了，幸福又祥和，安定团结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国泰民安。

　　然而，“一刀切”地搞包产到户的农村，两亿多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外出谋生的农民工与国企被卖后的4 000多万下岗失业工人抢饭碗，背负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的同时，包身工再现。这就是化公为私的改革越深化，财富越集中，两极越分化，工农越害怕——0.4%的人，掌握着70%的社会财富，20年最高与最低收入群体由7.3倍扩大 到 23倍，2012年5%最高收入和5%最低收入差213倍，农村高低收入群体差距超过10倍的财富集中度和两极分化已经超过美国。私有化的改革开放，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尖锐，“维稳”开支超过国防。

　　不难看出，前者走的是“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牢记毛主席不搞包产到户的教导;后者则与其相反，在“三不一少”毒害下，喊着“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号的掩盖下，来否定毛泽东思想和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来搞私有化。现在重温毛主席1956年重上井冈山时的警告，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要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

　　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所趋附。”(网上资料)这说明旗帜和道路是一脉相承的。旗帜就是形象，就是方向，就是指南，就是路径，说到底就是理论指南和指导思想。正确的旗帜体现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理论和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60年革命和建设发展成熟的中国化马克思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团结奋斗的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后要伟大复兴唯一正确道路的旗帜。资本主义国家保护资本家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用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来剥削压迫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不但不举马列主义的旗帜，而且还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否定、歪曲马列主义，用武力来消灭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当用武力失败或行不通时，就用“和平演变”在共产党内找代理人——修正主义分子，特别是中央高官。二战期间希特勒用武力没有消灭苏联，却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然而美国用“和平演变”通过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三代修正主义将苏联解体，东欧蜕变。这就是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

　　从坚持公有和搞私有两种改革的结果必然得出，要坚持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回头，就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不动摇;要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核心是斗私批修不松劲;才能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不回头。因为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证明了的、被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公认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从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利后上井冈山到现在，什么时候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就胜利，违背毛泽东思想就失败。特别是30多年的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官商勾结的私有化的改旗易道。这些共富村与包产到户、卖国企的工农“奔小康”比较的两副对联，更能一针见血地说明问题的实质：

　　(1)上联：坚持公有奔小康，共同富裕喜洋洋，国泰民安

　　下联：包卖私有奔小康，两极分化民遭殃，动荡不安

　　横批：泾渭分明

　　(2)上联：卖卖卖厂卖完，三代全下岗

　　下联：抢抢抢地抢光，祖孙都流浪

　　横批：必须维稳

　　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中国革命，是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政权后，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为国家(全民)所有;经过土改，消灭封建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未能如愿的耕者有其田;经过“一化三改”，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公有制，走上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为最终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奠定了基础。但要最终实现，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斗私批修。因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现在中国以执政党官员腐败为轴心的财富集中、两极分化等一切人民群众深恶痛绝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私有制，即“一刀切”地搞包产到户、卖国企、官商勾结的改旗易道。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外反动派勾结所颠覆。但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却灭亡于工人阶级执政党内的修正主义。因为修正主义是共产党内的叛徒，它躺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打江山、建设社会主义为人民造福的功劳薄上，利用革命道路上一些失误，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否定老一代而复辟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导致苏联解体、东欧蜕变。我国现在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也是如此。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旦放松对私有化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即“斗私批修”，那就像毛主席指出的“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那不要说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将“一化三改”后的公有制很快就会私有化，让0.4%的三大资产阶级掌握国家70%的社会财富。这就是“三不一少”的罪大恶极之处。尽管消灭私有制不易，但实现两个彻底决裂更难。否则，消灭了的私有制就可死灰复燃。这正是列宁指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泽东同志将其具体化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的“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否定毛泽东就是从否定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结论开始，再否定“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公有制卖国企、解散人民公社搞私有化。从而导致三大资产阶级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广大工农民众受剥削和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

　　旗帜道路明确了，就敢想敢干，学有榜样，改有方向

　　大庆、大寨和“鞍钢宪法”是翻身做主的中国工人、农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扬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延安精神创造的搞社会主义工业、农业两面光辉旗帜和办好公有制企业的法宝。华西、刘庄、滕头村、兴十四村等就是当年学大寨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在打好农业基础的前提下学大庆精神办企业;南街、龙泉村、小冀镇东街五队等学刘庄走有工共富之路;北徐庄、龙堂村、土古洞村等学南街村吃包产到户“后悔药”重新走集体化道路。他们在“五七”指示指导下，用“鞍钢宪法”创办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一二三产业的综合发展。这是中国农民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并坚定不移地走到底、绝不半途而废的伟大创举。不仅中国人民，连世界人民都清楚的陈永贵领导大寨社员对七沟八梁一面坡的治理，成为全国农业战线学习的榜样。周总理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精神做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大庆人则以完全自觉认真负责的主人翁精神创造出“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三老”——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干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天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工作一个样、领导在和领导不在工作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工作一个样。

　　1960年3月，毛主席对鞍山市委关于鞍山钢铁公司报告的批示中，提出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总方针。它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后创造的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鞍钢宪法”，也是党的三大作风、群众路线在办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这些农民领袖企业家们创办的队办集体企业，就是按照鞍钢宪法始终坚持政治挂帅——姓“社”不姓“资”的公有制性质，整天和职工在一起群策群力，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创造力，才有今天数个到数十个厂(公司)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现代化集团公司。以刘庄机械厂为例，就是包括史来贺在内的“三个半”铁木匠创办的。

　　江南两大寨之一的华西村吴仁宝，下决心带领华西社员用了“八年抗战”，搬掉了984条田岸，削平了57个寺墩，填平了39条废河沟渠，挑走了110多万方土，用工27万，把原来的1300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稳产大田。从1972年连续6年粮食亩产超吨而成了名震全国的农业先进村。紧接着搞二三产业，才成为天下第一村;

　　当代愚公、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史来贺领导的刘庄社员，用20年、投工40万、挖土200万方，将黄河古道1.5平方公里上留下的4条3米多深，纵横穿插的荒沟和河滩七八百个虾蟆窝、盐碱洼变成现代化农业园区，将解放前“十里草木香，最穷数刘庄，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粮”而有名的“长工村”创建成现代化农村都市的新刘庄。村民依靠集体的现代化农场、畜牧场、食品厂、机械厂、造纸厂、制药厂等企业，坚定不移地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村上的产值2008年已突破20亿，村民享受住房、医疗、上学、养老等几十项福利，村民住上了单元含地下室四层470多平方米的楼房。

　　龙泉村党支部学刘庄，依靠农业社集体力量花八年时间用黄河水淤灌等大搞平整土地增加农田。2006年龙泉村有13个村办集体企业中，工业以造纸为龙头，年生产能力为20万吨，拥有玻璃卡纸、铜版纸、凸版纸、书写纸、单双胶纸、瓦楞纸、黄版纸等四大系列20多个种类的造纸王国。

　　黑龙江兴十四村，1956年由山东移民到这儿，依靠集体的力量人拉犁开荒种地，在搞好农业的同时，林牧工多种经营全面发展，2005年被联合国冠名“国际生态农业示范基地”。

　　浙江奉化滕头村合作化后用15年改土造田拔掉穷根，现在搞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已有“全球生态500家”称号。

　　毛遂自荐当生产队长要“补天”的巾帼英雄刘志华上任后，从“庄稼一枝花，要靠肥当家”入手，先让地吃饱“肚子”多打粮，人就吃饱了。现在村上拥有食品加工、化工、商贸、房地产、旅游、疗养院、养生园等11个经济实体的“河南省京华实业公司”。

　　南街村吃包产到户“后悔药”后，15年产值增长2000多倍，有 26个厂(公司)、一个现代化农场和旅游公司，2012年产值突破20亿，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建共产主义小社区。北徐庄、龙堂村、土古洞村学南街精神吃“后悔药”同样走向共同富裕。

　　江南大寨之一的浙江绍兴红山公社上旺大队，在党支部书记王金友的领导下，大打造田翻身仗，从1958年开始大战三年，在11座癞头山上开出了560亩新茶园的基础上，紧接着移坟造田、移土造田、改溪造田的同时还修建了4 座地下水库和11座高山水库。到1976年，共造出了150多亩“大寨田”。全村由过去每年吃国家返销粮9.3万斤变成每年向国家上交3～5万斤，且每年还储存几万斤，到1980年，村里储存粮已达68万斤。当年的华国锋、纪登奎、陈永贵、陈慕华等领导人都曾到过上旺，86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曾踏进过上旺的土地。将近20年时间，每天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上万人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大洲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旺参观学习。然而这些从1982年包产到户、企业转制后已成为历史。上旺和华西，这一对当年江南农业学大寨的老典型，因为在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中国农村改革兴起时，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渐行渐远，最终拉开了无比巨大的差距(《夕阳红》2008年第十二期，第16-17页)。与南街村等相比，吃与不吃包产到户“后悔药”是完全不同的。

　　这些共富村原来都是“庄稼人吃粮，还要国家管”的穷乡僻壤之地，硬是依靠集体力量战天斗地改土造田把农业搞好的同时发展多种经营，今天都建成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现在他们对土地仍然非常珍惜，可以说是寸土必争。因为村上的企业要发展，后代也要发展，没有土地在哪儿发展。就以村上统一解决村民住宅、土地统一经营这两项，每家起码可节省庄基地三分以上和包产到户的小块地界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再加上机械化、无公害绿色种植、专业化、产业化经营，那土地的利用率、产出率、生产潜力比包产到户不知要高多少，投资不知要少多少 。在村办企业时，他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公有的社会主义原则，绝不把村上的地卖给私商和外商，或让新地主办“农场”，让村民在“法律的保护”下，受他们的剥削当殖民地或新长工村。如果这样把地一卖，就给后世留下不可饶恕的罪恶，只能给人家当雇工，在自己的土地上让人家剥削。即使引进外资和私企老板投资，但其比例、控股权和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村集体手里。绝不让私企和“洋”老板牵着鼻子走，更没有用污辱国格、人格、伤风败俗之类的“娼盛”来达到所谓的“繁荣”。就像马克思说的同魔鬼结成同盟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这才是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农民的骨气，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最下层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伟大创举!

　　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干部以身作则是党的成熟

　　政党是阶级的政党，没有超阶级的政党，也没有赫鲁晓夫说的全民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与其它任何阶级政党的区别在于立党为公。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它自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消灭压迫与剥削，建立公有，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革命只有在马列主义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夺取政权后建立公有制的基础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才能逐步实现。现在的社会主义有真假两种——坚持公有共富的是真社会主义，喊着社会主义口号而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让社会财富集中在三大资产阶级手中，致两极分化越来越大的是假社会主义——喊着社会主义口号而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也是歪道理。只有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硬道理，化公为私搞私有化的发展就是歪道理。八大《党章》规定：“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并且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这就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是不剥削他人劳动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这些共富村，谁也不顾自己先富的人不能入党。陈永贵、雷金河、史来贺、吴仁宝、王宏斌、田雄、刘志华、傅华廷、徐德全等，以这些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为首的农村党组织，其所以有那么大的凝聚力，就在于他们是大公无私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陈永贵不但树起了农业战线一面红旗，而且还是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抗日英雄雷金河从办初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当领导，坚持干部的收入不能超过社员的平均数，体现了巴黎公社为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对公社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熟练工人的工资的精神;史来贺有连任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地委副书记却不“农转非”去地委坐镇，当队办企业缺乏技术员时，让自己上大学的儿子回家“非转农”当农民;王宏斌自动抛弃城市职工的铁饭碗回家当生产队长，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只拿250元工资(比技术人员和教师的工资低好多)，几十里路走亲戚只能骑自行车而不公车私用;吴仁宝从县委书记岗位上下来创造了天下第一村;刘志华不但自己不农转非进京跟丈夫享清福，也让她丈夫辞去局长跟她一起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才有了今天的京华公司;梁修昌参加几期社教后，不愿提拔当国家干部，将龙泉村建成以造纸为龙头的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这就是他们的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能像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为代表的老一代和这些农民领袖这样，那就不会出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官商勾结的严重腐败致0.4%的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掌握70%的社会财富，亿元以上的富豪高干子弟占91%的两极分化，“维稳”开支大于国防;更不会出现苏联解体于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的悲剧!

　　一句话，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就是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划清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划清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与私有化资本主义道路的界限。这就是这些共富村党组织用实际行动与“三不一少”搞私有化纲领针锋相对地斗争中，显示出共产党及其党员的本色。离开了这个本色，不管用什么样的五颜六色来装饰都是变色。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这些共富村为什么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回头?除前边讲到的外，在以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为代表的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的领导带头和实干精神相结合，信任群众，依靠群众，遇事充分发动群众讨论。正如习近平讲的：衡量干部的好与差就看他能不能办实事。1981年由十多个人组成的包产到户的工作组进驻刘庄，大会、小会、广播都让史来贺包产到户。但史来贺是人大常委会常委、地委副书记，他能看到中央文件，不像其它村看不到中央文件而被工作组把社员骗了。他根据中央文件“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精神，让社员充分讨论并三次投票都不同意包产到户，报上已经点名刘庄是包产到户的“钉子户”;雷金河在这种一刀切包产到户风面前，在充分发动社员讨论的同时，三次进京找领导。因为这时候他们大队、公社在搞好农业的同时，牧、工、商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并走上有工共富之路。这样一旦包产到户，不仅企业就会垮台，大面积耕地机械化就成小块手工操作，农田水利设施就被小块分割所破坏，社员的医疗、孩子上学、住房、水电、养老等一系列问题、两极分化等就会出现，必然会让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南街村当时看不到中央文件，未经社员讨论就违心地搞包产到户后，社员眼睁睁地看到自己集资办的面粉厂、砖瓦厂赚的钱装进了私人口袋，粮食亩产仅两三年就由千斤以上骤降到500来斤。社员终于憋不住了，用大字报使党支部狠下决心，让社员充分讨论后，吃“后悔药”重整旗鼓恢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北徐庄、龙堂村、土古洞村，学南街村吃“后悔药”，才将中央社会主义新农村20个字充实成24个字。这就是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倒台。不让人说话，自己就难免有一天会倒台”的道理。

　　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来检验这些村

　　笔者在《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一文中，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非常明确指出的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谈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它的内涵是“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核心是“以人为本”;本质是“公有共富”;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检验的标准是“公有共富指标不断增加”、“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断缩小”、“干部廉洁奉公”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现在用马克思主义主义科学发展观来检验这些村。

　　这些村的党员都在党委领导下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劳动并带领群众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按“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在搞共产主义革命。生产资料全部为集体公有、人人有份(以人为本)，甚至连住房、家具等都是集体所有;没有老板党员，更不可能有老板书记;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村民的集体观念、集体主义思想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多少年无刑事犯罪，就验证了群众说的：与其花钱维稳，不如用共同富裕改善民生。由于坚持集体所有，人人在村上的一二三产业平等上班，人们的劳动能力无天壤之别，因而收入分配差距小，且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人都享受的公共福利(即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不断增加。村民由经济上的平等推动了政治上的平等。这些村的党委、村委会都是按《党章》、《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民主选举。史来贺同志去世半年后，村党委给每一位党员发选票直选党委书记，结果史世领同志与全票只差一票(自己给自己未投票)当选为党委书记。由于坚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因而不断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和“公有共富”的本质——村上没有两极分化，更没有 “新三座大山”和就业难的问题，充分体现集体的优越、集体的温暖和集体主义精神的伟大，并用其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集体多种企业统筹兼顾地全面协调发展，兴旺发达，不仅能满足现在的发展，也为以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这就是公有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优于包产到户和卖国企搞私有化的威力——天壤之别。

　　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前边已经提到，中华民族从炎黄始祖到如今已有五千年文明史中，从“夏传子，家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千多年的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私有制。在这四千年中，以春秋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算起，到鸦片战争已经过两千五六百年的封建社会，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导致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

　　伟大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她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就推翻了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新中国成立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特别是没有什么民族工业，再加上农村封建地主的土地兼并，广大失地农民也无法进城当工人。尽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80%的农民终年将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面向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动着还饿肚子。这就是“一穷二白”的根源。因而，解放后首先没收官僚资阶级的财产建立国营经济，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优先发展民族工业，搞城市建设和“一化三改”。在没有机械化的前提下，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由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对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的仇恨，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封锁禁运，并发动侵朝、侵越战争，把魔爪伸向台湾岛，直接以武力威慑。这就迫使我们这个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为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不得不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反击印度、南越侵略者，支援世界革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致台湾未能及时解放。在农业合作化后，不可能在农业机械、化肥、农用物资诸方面多投资(但农田建设和水利建设的成就却是伟大的很好的)，使其配套在较长时间未能跟上。还有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到以后的社会帝国主义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为了国家安全、防止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最后解体——“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不得不反修防修、加强国防建设。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这就制约着我国民用工业的发展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缓慢。一刀切搞了包产到户后，一家一户各自为政，更束缚制约着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和规模化多种经营。改革开放30多年的和平环境中，随着农业机械、化肥等农用物资的不断丰富，这些共富村的农场无论是粮食，还是多种经营的产出和收入都高于包产到户的小天地。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城市人口由解放初的约一亿人已增加到现在的四亿(这其中大多数为国家干部、工厂职工及其家属和城市郊区失地农民)，农村人口已由80%降低到70%。但仍解决不了农村多余的劳动力进城就业问题，现在仅有两亿多农民工进城，就已经搞得“天翻地覆”了，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重庆的武警特警也为他们讨工资。随着高等教育的过快盲目发展，大学毕业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大学生也和农民工进城抢饭碗。

　　如何解决中国九亿农民的就业和共同富裕问题?原苏联老大哥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因为苏联的面积比我们大一倍，两亿人口相当于当时我国的三分之一，工业发达，集体农庄没有多余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得早而快，不仅人口少，农业人口比例也低，且人家失地农民进城就业比我国容易得多，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生利用假期打工也能挣来学费，而我们的大学生则无工可打就是例证;大片土地归少数人所有，早已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粮食生产的成本比我们低。以韩国为例，面积99 600平方公里，人口4 882万，仅首都首尔就有1 000多万，全国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住在首都，农业人口只有7%;日本面积377 800平方公里，人口12 765万，城市人口占75%以上。这是亚洲经济的两个强者。这两个国家的粮食主要靠进口。又以加拿大(面积9 984 670平方公里，人口3 166万)和澳大利亚(面积7 692 000平方公里，人口1 988万，城市人口占90%)为例，两国面积之和比我国大近一倍，人口之和五千万，只有我们的二十六分之一，相当于我们一个中等省。据说农村劳动力还不够，那有多余的劳动力。要解决中国大部分农民进城，不仅在中国难度极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就连美国和第二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在一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九亿农村人口比他们这些国家人口之和还多。如果按新中国成立到现在60年将农村人口降低10%，那将农村人口降到30%还得两三个世纪。那北京在长城外还得修多少环路?再加上中国农村人均耕地少，靠承包那点地只能解决温饱，个人不能搞现代化、产业化大农业，也不能搞第二第三大产业。这种小农经济和大市场是矛盾的。要农民进城就得将人和地分开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工进城，现在多是“游民”，或称“盲目流动”，在城市真正就业、或者有比较稳定工作的、有房住者是极少数。多数进城打工者将家里承包的那点地宁肯让993861部队硬撑着，或转让给别人承包，甚至荒芜，但还必须有而舍不得将它丢掉。有的城市户口放开他也不向城市转。因为他户口转到城市，不仅买不起房(一年、几年的工资在北京、上海还买不到一平方米)，全家人进了城也租不起房，城市生活费用高也养活不起;没有比较稳定的工作，一旦工作出了问题或有病不能上班而丢掉工作，全家就得沿街乞讨，然而农村承包那点地可留有退路，回家起码有饭吃。这就是大部分年富力强农民工只身或夫妇进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而致有5 800万留守儿童、7 000万妇女在农村硬撑着的人称“战争景象”的缘由，也是中国农民与那点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舍不得丢弃的命根子的缘由。不少地方逼农民卖地、拆迁搞城市化激起民愤，这是最危险的，也是动荡不安而必须“维稳”的主要原因。这些共富村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综合发展成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充分体现集体的温暖，集体的优越，集体主义精神的伟大。这是中国农民在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创举。

　　共富村之路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

　　综上所述，对改革开放可用三句话来概括：改革开放是对的，化公为私搞私有化是错误的，官商勾结致两极分化是最危险的。尽管改革开放的成绩不能抹杀，但问题和后果绝不回避，特别是后两句已将前一句糊弄成：改革越深化，财富越集中，两极越分化，人民越害怕,就像媒体说的“改革找死”的景况。这就是“三不一少”私有化纲领混淆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剥夺人民的发言权和监督权，背叛《共产党宣言》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和“一化三改”道路，说出了历来统治阶级不敢说的剥削有理的话。否定毛主席一生干的两件事和共产党姓公不姓私，走社会主义不走资;用包产到户、大卖国企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给以权谋私、化公为私、下海经商等官商勾结的卑劣手段鲸呑、盘剥公有财产和人民血汗大开方面之门，从而导致私有化泛滥，腐败猖狂，剥削压迫重生，两极分化已经到了人民忍受的极限。

　　这些共富村、社在土生又土长，斗争中成长的打铁先需自身硬的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为首的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牢记中国历史上从“夏传子家天下”后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主要是由于朝廷官员腐败和两极分化的私有制根源;赫鲁晓夫上台后通过全面否定斯大林来否定马列主义和公有共富社会主义致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中国人该醒了。绝不让这些历史悲剧在中国特别是在他们这些村、社重演，要像毛泽东同志当年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样，不怕错误路线打击迫害，把自己的村、公社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星星之火搞好，让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在全国燎原。因而，就能高举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动摇，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不含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斗私批修不松劲，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领导下“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不回头，按照“五·七”指示、大庆、大寨、鞍钢宪法精神，充分发挥公有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威力，从而充分调动起站起来当家作主的中国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创造出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综合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将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0个字已经丰富发展成为突出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共富”的24个字的为群众办实事。不断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这就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伟大创举!

　　这就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创造的共富村之路!

　　共富村之路是中国人民唯一正确的道路——农村城市化必须让农民有自己的生存、发展产业!

　　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才能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全国人民对十八届党中央的厚望，打铁先需自身硬，寄希望于习近平!

　　共·富·村·颂

　　社会主义能共富，公有制才是柱石。

　　包卖私有谈共富，自欺欺人哄百姓。

　　如果这样能实现，马列主义就多余。

　　这个道理很简单，分配取决所有制。

　　伟大领袖早说过，有了桥船好过河。

　　共富任务像过河，公有就是船和桥。

　　没有船桥河难过，共富只能是说客。

　　中国革命胜利后，一化三改桥船造。

　　小岗拆桥把船卖，学它都在河那边。

　　国企被卖主变奴，不似而胜包身工。

　　两极分化背三山，根在公有被解散。

　　南街他们能共富，綠于扎根公有制。

　　学习大寨举红旗，自力更生靠集体。

　　三老四严学大庆，艰苦创业主人翁。

　　“鞍钢宪法”是国宝，办好公企离不了。

　　“五七”指示指路灯，三大产业同步行。

　　斗私批修是纲领，万恶之源私有制。

　　劳动剥削划清限，“一消二决”要实现。

　　根深叶茂富得快，差距缩小村康泰。

　　数十载无刑事罪，那有上访被收监。

　　路不拾遗好村风，夜不闭户无偷盗。

　　社会治安自然稳，还是公有共富好。

　　这些村社千万个，只要愿学能学到。

　　谁家桥船上档次，定过黄河跨长江。

　　不搞带色私有化，就靠本质抓住了。

　　[1] 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系列”中的《共富村之路——只有坚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

　　[2] 指掌握国家70%社会财富的0.4%的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

　　[3] 温家宝是促进美国经济恢复十大名人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是中国总理

　　[4] 钱学森九十年代初警告的“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文首手笔“中国放弃毛泽东思想，放弃公有制，一定完蛋!”

　　[5] 指《共产党宣言》中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

　　捍卫人民公社=捍卫公平

　　——二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6月20日，新华社发特稿报道周家庄乡：唯一幸存的人民公社 ;23日再以专电：定格人民公社时期的周家庄。1982年一刀切包产到户时，周家庄人民公社让社员投票决定(在按满社员手印而不包产到户的那份协议书，现在仍保存着)：坚持人民公社，不包产到户。她和小岗村按手印包产到户的协议书分别是两种旗帜、两条道路的宣言书。实践证明这个已经56岁的人民公社巍然屹立在老愚公的家乡——中国华北大地，已经成为研究中国人民公社的活教材。全公社1.3万名社员，除去十多项福利，去年人均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省，比全国高6000元。这就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要进天堂虽很难，公有共富是飞船;包产到户人心涣散，各自为政散沙一盘，国企被卖性质改变，两极分化那是必然。现在其所以财富的集中度和两极分化超过美国，就在于1979、1980年两次在北京召开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会议，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讲话、农委、农业部和大多数省市委书记都反对安徽凤阳包产到户。然而，邓小平却在会后支持包产到户，并给上了“社会主义户口”【中国共产党通史(插图本)，广东人民出版社，第三卷(上)205～215页】。这就是在全国一刀切搞包产到户，紧跟着卖国企的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三不一少”为指导，到14大开始党代会再听不见、看不到毛泽东思想旗帜和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改旗易道。这就是导致今天的改革越深化，财富越集中，两极越分化，人民越害怕景况的根源——一刀切学小岗，否定人民公社不学周家庄的必然结果。这些，毛主席1956年重上井冈山时已经讲清楚了：

　　我们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从中国的现状不难看出，新中国的两个30年，从旗帜和道路上讲——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共富上讲，可用“公”“私”两个字概括。即前30年将汪洋大海般的私有制，经过“一化三改”，改造成公有制为主体;后30年将公有制为主体，经过“三不一少”，复辟成私有制。

　　下附《捍卫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一文——捍卫人民公社就是捍卫公平。

　　捍卫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雷金河

　　周家庄人民公社大食堂

　　周家庄人民公社的老社长、书记雷金河

　　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的科学发展》，被华夏文明文化研究会、北京墨韵阳光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命100周年征文录入《科学发展观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录入《中国传统文化名人通鉴》(军旅生涯篇)并评为“最佳创新文学奖”、《共和国求是楷模》(风采成就卷)并授予“最具权威的求是楷模”;祖国杂志社为纪念120周年抗美援朝胜利60周年录入《军旅英雄志》、《人民功臣·祖国的骄傲》;其中文首之诗被录入《中国当代诗词格言名家博览》;全文被新西兰华文报刊登。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生产的

　　深度和广度进军，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

　　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

　　我不必说了，你们可以随便到各村去看，去访问，也可以

　　到那儿吃饭，这样比我介绍的实在。

　　——雷金河

　　晋州雷金河，与党同年生。

　　人称“老社长”，绰号“老坚决”。

　　抗日英雄汉，老马识社途。

　　周总理嘉奖，全国美名扬。

　　鞠躬为公有，尽瘁图共富。

　　公社要散伙，急煞“老坚决”。

　　三次进京城，去找老领导。

　　他们有难处，让他再观察。

　　县委新书记，领命很明确：

　　解散周家庄，众心如刀绞。

　　重振抗日勇，拍胸向省委：

　　让我试一年，不优就分了。

　　乾坤又一春，金河是胜者。

　　今已廿八载，喜报频频传。

　　两千零八年，危机全球遍。

　　除去十福利，人分红六千。

　　警车保安全，锣鼓响连天。

　　共富阳关道，还是公社好。

　　世人刮目看，缅怀雷公老。

　　在世界经济危机风暴中，2008年亿万农民工提前返乡，过年后打工又非常困难;七八百万大学生就业难度增大，要和农民工争饭碗的形势下，不为中央新媒体提及的地方媒体，特别是网上炒得火爆，让人非常兴奋、羡慕和向往的话题却是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为了确切、叙述方便不再在前边加定语，本文仍称周家庄人民公社)——河北省石家庄市晋州周家庄人民公社，与众不同的反潮流的年终社员分红——用警车保驾护航7 000多万元，分配给全公社八个生产队1 2000多名男女老少社员，人均6 000元。然而，这6 000元是社员除去吃粮、水电、学生上学等十项福利和生产资料的投入，确切地说，是社员没有水分的纯收入，也可以说是用于消费的收入。它高于晋州的平均水平，在全国也是少有的，特别是一个公社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是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平均数不是张家有钱一千万，九家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那个用平均数掩盖着的剥削和两极分化而糊弄人的平均数。周家庄人民公社的社员和刘庄、南街村、北徐庄、京华实业公司、龙泉村、韩村河、兴十四村、南岑村等公有共富村的村民一样，在自己公社的集体企业、农场等上班，大家都是企业的主人，公社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都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平等劳动、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而社员的劳动能力不存在天壤之别;社员和各级干部都是按照多年来不断完善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参加劳动来领取报酬。干部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暴发户，而是带领社员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周家庄人民公社其所以能有今天让世人瞩目的共同富裕生活，还得追溯到建国后六十年来所举的旗帜、走的道路、干部的带头作用，特别要追溯到周家庄村抗日战争时期“十七烈士惨案”唯一的幸存者、抗日英雄、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共富带头人、社员们亲切地称“老社长”的农民领袖雷金河同志说起。

　　雷金河(1921—2001)周家庄土生土长、久经考验的农民领袖。1943年参加抗日战争，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民兵队长、抗日英雄，周家庄抗战时期“十七烈士惨案”的唯一幸存者。解放后一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走合作化道路，最早成立农业社并任社长、人民公社社长、党委书记，县政协副主席，乡咨询委员会主任兼党风监督组组长;河北省和全国劳动模范，河北农民企业家，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7年退居二线后还任乡党委顾问。1962年荣获周恩来总理嘉奖，周家庄人民公社成为全国的闻名公社。由于他耿直、办事认真，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只要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经过努力能办到的事情，他一定想方设法去干，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因而，人们尊称他“老社长”，绰号“老坚决”。现在就看看这位老社长的几件“老坚决”吧。

　　一坚决：彻底干净消灭日本侵略者

　　雷金河与中国共产党同年生，1943年参加抗日工作就是民兵队长，次年入党，用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痛击日本侵略者。他以过人的胆大不怕死而著称，曾孤身一人腰插两把盒子枪闯入伪军驻守的炮楼，对伪军警告教训一番后，又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吓得伪军不敢吭声。他的英勇更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因而对他恨之如骨，曾悬赏多少大洋要买他的头。是当地“十七烈士惨案”的唯一幸存者。在抗战期间就结识了彭真、吕正操等部队首长。

　　二坚决：坚定不移地走农业合作化的共富道路

　　抗战胜利后，雷金河一直留在村上。解放后，深知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胜利成果来之不易。为实现入党时的誓言，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动摇，坚决响应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要在中国消灭压迫、消灭剥削，将几千年受苦受穷、一家一户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坚定不移地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才是由穷变富唯一正确的道路，才能先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他这个村党支部书记，于1952年首先带头在自己村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社并任社长，后又转为高级社，于1958年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并任社长、党委书记。他把农业社和人民公社有关政策、章程，结合自己公社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将社员的劳动工分搞得精细明确。其中特别明确地规定，干部的待遇不许高于社员的平均水平。这既贯彻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也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并培养了全心合意为人民服务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与此同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畜牧业、榨油厂副业、社队企业等多种经营，使农产品就地加工增值以增加社员的收入和人人都能享受的福利，也就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萌芽。由于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社员的生活水平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而有保证，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周家庄人民公社的社员都不要自留地。这不是公社不给分，而是社员不要。他们嫌麻烦，干了队里的活，还要操自留地的心，是一种额外负担。

　　三坚决：实事求是，不跟风、不吹牛

　　1958年一段时间浮夸风盛行，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甚至更多。尽管毛主席多次批评纠正时指出，我是种过地的，一亩地那能打那么多粮食?要实事求是，不要头脑发热;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就在这时华北局开会，雷金河公社的亩产仍是他自己实际能办到的几百斤，别人都为他这个“老坚决”揑了一把汗。然而，这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纠风的有关精神已经下达。在这次会上“老坚决”不但未挨批评，反而受到表扬，华北局的领导说：“大家不要违心地吹牛了，像周家庄那样说实话吧!”然而，现在不少人讲话和写文章，却把1958年毛主席在不断批评纠正的其他人搞的浮夸风而硬要说成是毛主席的错误来否定毛主席。然而从不少资料得知，浮夸风是刘少奇干的。

　　四坚决：搞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农村都市

　　1980年，周家庄人民公社的男女老少，平均收入500元，粮食550斤，孩子进幼儿园、小学、中学一律免费，6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退休养老金。当时公社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即使明年颗粒不收，每人可分得500元、600斤粮。钱在银行里存着，粮食在仓库里放着，需要时，给社员发就行了。公社土地统一机械耕种，水利设施齐全，工厂也有了一定规模，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已进入工厂。一个家庭既有种地的，也有在工厂上班的亦工亦农。社员已将入社时的草房变成瓦房，又建成砌磁砖的楼房。公社集体的农工商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社员已经享受、体会到集体经济的优越和温暖，坚持集体经济、发挥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在“老坚决”雷社长一班人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阳关大道走下去，让农村城市化、农民知识化、城乡一体化，不断缩小三大差别，先建成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五坚决：誓死不走包产到户的回头路

　　然而就在这时，全国都在一股风地学习小岗村搞包产到户，这对周家庄人民公社的压力很大。“老坚决”到处找领导反映集体的优越，周家庄人民公社不能散伙搞包产到户的理由，据说他三进北京找当年抗战时的部队老首长。但这些老首长没有公开表态，“让再观察一下”。笔者认为这实际就是老领导对他的表态和支持。不要说在当时这些老领导支持他不顶用，就连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在1979年3月和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的两次农业和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会议上，对全国“一刀切”搞包产到户就提出不同意见：“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有困难;妇女、职工家属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至于已经搞了的，“他们已经搞了一年，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都不顶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级领导中支持的屈指可数，内蒙、贵州等不少省委书记就坚决反对。江苏、浙江一带反对最坚决，苏、皖边界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建大标语牌：“坚决反对安徽的分田单干风!”中央各部委中农委、农业部反对得最厉害。然而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80年5月30日，在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支持了包产到户。陈云也支持。(《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上)，第208～21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就这样包产到户在全国就像烈性传染病一样流行开了。因为这时的华国锋主席已不是粉碎“四人帮”时的华主席了，他的话已经放不到秤砣上了，当然就没有分量了，何况“老坚决”认识的那些老领导!据说当时河北省委任命晋县县委书记时，就有一个任务，将周家庄人民公社解散。因为当时搞不搞包产到户几乎成了检验一个地区、一个领导是不是改革、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唯一标准。这就不难看出雷金河和周家庄人民公社当时所承受的压力。最让老社长担心的是，这样一分到户，统一的水利设施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天旱时怎么办?小块地农业机械怎样用，集体的工业归了个人，社员的福利从哪儿来……这种担心也是华国锋主席、农委主任王任重不同意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这些问题以后都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只是成了《小儿黑结婚》中两个“神仙”二诸葛的“不宜栽种”和三仙姑的“米烂了”的“神仙的忌讳”而不准 “争论”就是了。看来“一刀切”地搞包产到户，给全国农村造成的灾难直到今天也不反思，并用“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来掩盖，那就已经成了中国农村用“改革”破坏集体经济而走向私有化、两极分化的罪人，那就真应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开端和标志。这“三不”必然成为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护身符，是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和毛主席农业合作化的公有共富道路对着干。北徐庄等就是在大旱面前，被承包破坏了的水利设施无法用而致两千亩秋田基本绝收的惨重教训面前，迫使党支部书记徐德全重整旗鼓恢复和发展集体经济，向早吃包产到户“后悔药”的南街村学习。经过20多年的奋斗，年产值已达10亿，人称是从南街村“克隆”过来的第二个南街村。雷金河在这种压力的情况下，由于得到社员和正义的支持，得人心者就得天下。他为了保护、领导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和社员共同富裕，拿出了抗战时十七烈士的英雄气魄，立“军令状”向省上保证：让我们再干一年，如果比不过包产到户的我们就分了。实践已给他们得出了结论，这个“老坚决”终于也像十七烈士惨案的幸存者一样，将废除人民公社后在乡政府外衣下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保存下来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周家庄人民公社。原河北省委书记、省长李尔重同志在《送别老友雷金河——周家庄公社的带头人》一文中提到，有一次各国外交团去周家庄考查，需要介绍情况，雷金河对大家说：“我不必说了，你们可以随便到各村去看，去访问，也可以到那儿吃饭，这样比我介绍的实在。”这说明周家庄人民公社是真金子，就不怕火炼，好典型，任你随便去看。雷金河为集体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与那些所谓冒着“坐牢风险”的小岗村将集体分了搞私有化相比，只能是泰山与鸿毛之相比。然而令人非常费解、不可思议，甚至非常气愤的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当今为公有共富的泰山受冷落，却将化公为私的鸿毛吹上了天。这难道不是改旗易道，还能是什么呢?

　　六坚决：不搞集体“一刀切”，允许在周家庄搞个体

　　在周家庄人民公社尽管坚持的集体经济，但并不“一刀切”，也允许搞个体，因为它不是公社的主流。搞个体的男劳力一年要向公社交1 500元、女劳力交1 000元(有6岁以下小孩者不交)。因为他们要享受公社统一的水、电、孩子上学等多种福利。如果不愿意搞个体要回归集体，也欢迎;谁想再搞也行。但搞个体的年终不能参加公社的分红。这样来去自愿，公社不勉强。这样搞个体的人出去了也很放心。因为公社对他家里一视同仁，统一管理，并享受社员的福利，外出无后顾之忧，搞个体也能享受到集体的温暖，就和原来的人民公社一样，国家职工的家属同样享受社员的待遇。不像包产到户的村出外打工，留下703861部队无人管，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人称“战争景象”(抗战时不少村青壮年男子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了，村上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小孩)。就拿几十年周家庄人民公社未出刑事犯罪这一项来说，也是很令人十分敬佩的。

　　……

　　仅从这几点就不难看出，雷金河这位农民领袖雷公“老坚决”在周家庄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难得出，农村改革不在于叫乡、村、组，还是叫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名子，关键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周家庄是在乡政府外衣下的人民公社，但高举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走的是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阳关大道。叫乡(解放前也叫乡)后，如果走了包产到户的化公为私、以权谋私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道路，把地卖给私企老板和外商，让村民又在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又提心吊胆地当雇工受剥削而成了“新长工村”还受“法律保护”，或男劳力外出打工而成了“战争景象”村，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从而就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农民被压在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之下，那就不仅真正应了刚搞包产到户时人们所说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而且还硬要讳疾忌医将其继续走下去，一百年不变，那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不用70年就超过了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了。

　　有人说，周家庄人民公社社员不自由，干活还得受生产队长和厂长的安排和指挥，不是谁想干啥就干啥。人常说，国有国法，厂有厂规。任何集体都有大家共同遵守的章法来约束。没有纪律的自由，那就是自由主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成就的取得，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组成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为什么能出现几百名省部级、成千上万的地厅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腐败分子，大大小小两三百万以上。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铁的纪律不铁了而“自由”了，“红头文件”沦为空头文件;共产党员的特殊材料有的已经特殊到资产阶、官僚资产阶级。究竟还有多少未清除出来的腐败分子，群众心里有数。只要能像毛主席当年那样以人为本，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搞“三反”、“五反”来惩治，那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不至于让其与改革开放长期共存。《西游记》电视剧中，如果都像猪八戒那样，一遇到困难就要“散伙”，那能取回真经吗?这就是纪律与自由的关系，也是我们今天究竟是学习、支持敢于坚持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进行坚决斗争的老坚决这样的“孙悟空”，还是学习、支持小岗村十八个“散伙”搞包产到户的“猪八戒”?

　　有位诗人说过，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雷金河就是这样的人，他还活着，他永远地活在周家庄人民公社社员的心中，活在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民心中。

　　“钉子户”刘庄牢钉公平

　　——三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从此，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真正地站起来了，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要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开创人类历史上最光荣、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但旧中国留给人民的却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怎样在这个烂摊子上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来建设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呢?这就必须依靠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双手来写，来画。在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华北平原的河北新乡，有一个解放前有名的“长工村”——刘庄，就出了这么一位父辈兄弟仨都是拉长工、他本人也是靠打短工生活的带领社员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带头人。他，就是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远渡重洋前来探个究竟的长工后代史来贺之“谜”。

　　学了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后，笔者总想找到当代的真愚公，然而找了半个多世纪却未能找到。但2007年5月14日，在刘庄参观了该村的变化和史来贺事迹展览馆后,才真正地的找到了，这个当代的真愚公就是史来贺。他有连任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地委副书记的头衍，不但自己不“农转非”去地委坐镇，反其道而行之地将自己上大学的儿子“非转农”回家当社员办企业，像老愚公一样，世世代代在刘庄“挖山”不止。他让儿子“非转农”这一招的反潮流精神，主动告别了中国文化人争着抢着拥挤了几千年、直到现在仍然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花钱买的那条“独木桥”的仕途之路。这就是史来贺父子的真正伟大之处。

　　从1952年12月，年仅21岁的史来贺当上了刘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时起，决心用自已的实际行动要把华北老愚公的神话故事变成现实。他这么一上任，就干了51年，直到2003年去世，真正地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奋斗终生。这51年，把“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粮”的“长工村”用当代愚公的双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改变成为全国最早一批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先进大队;八十年代初就实现了小康的“中原首富”村;村上除了现代化农场、畜牧场外,还有食品厂、机械厂、造纸厂、淀粉厂、制药厂等企业,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公有共富道路，2006年，GDP总值15亿，现已突破20亿。社员住上了户均面积472平方米、人均近120平方米、含地下室四层的现代化农村单元别墅。别墅内有书房、办公间、健身房、车库等一应俱全，中央空调、网络宽带、闭路电视、现代家具等应有尽有。社员享受住房、医疗、上学、退休补贴等40多项免费福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壮有所用，病有所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理想化生活，在刘庄已成为现实。

　　老愚公没有听智叟的话，要挖掉门前的两座大山。史来贺用20年时间将黄河滩不毛之地变成旱涝保收的田园。他不听一刀切包产到户工作组的话，顶住报纸上点名包产到户“钉子户”的压力，终于将刘庄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存下来了，发展壮大而引起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和向往。

　　下附笔者《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史来贺真顶用》一文，看看钉子户刘庄这个永不生锈的钉子,怎样牢牢地钉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而达到公平。

　　包产到户的“钉子”史来贺真顶用

　　包产到户的“钉子户”河南新乡刘庄村

　　当代愚公刘庄党委书记史来贺

　　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的科学发展》，被华夏文明文化研究会、北京墨韵阳光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征文录入《科学发展观理论与实践》一书;其中文首之诗被录入《中国当代诗词格言名家博览》;全文被新西兰华文报刊登。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对待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服从，

　　而要坚决抵制

　　——毛泽东

　　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群

　　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

　　——史来贺

　　愚公移山靠决心，

　　勉励神州须勤奋。

　　“长工村”里史来贺，

　　就信愚公不信神。

　　抡起镢头挑起框，

　　誓叫河滩变良田。

　　不去地委坐“知府”，

　　大学儿子“非转农”。

　　高举红旗奔共富，

　　多业兴旺人夸奖。

　　忽然来了工作组，

　　要让刘庄分到户。

　　只因坚持集体路，

　　报载刘庄“钉子户”。

　　上下左右齐围攻，

　　不分就把他选掉。[1]

　　社员不理这一套，

　　跟老书记走正道。

　　急得社员泪汪汪，

　　书记心里有主张。

　　“宜统宜分”看情况，

　　为啥非一刀切光?

　　中央文件非儿戏，

　　回头路是走不得。

　　长工村能有今天，

　　岂能忘记毛主席?!

　　……

　　八一八八吉祥日，[2]

　　耀邦书记光临到。

　　视察完毕开了腔：

　　我赞成刘庄这样。

　　风吹云散露晴天，

　　工作组再不冒烟。

　　甩开膀子产业化，

　　世人刮目看刘庄。

　　河南新乡七里营有一个让中国人羡慕向往，外界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报道称赞的中国农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解放前“十里草木香，最穷数刘庄，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粮”而有名的“长工村”创建成现代化农村都市的新刘庄。村民依靠集体的现代化农场、畜牧场、食品厂、机械厂、造纸厂、制药厂等企业，坚定不移地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村上的产值2005年已达到15亿，现已突破20亿，村民享受住房、医疗、上学、养老等几十项福利，村民住上了单元含地下室四层470多平方米的楼房，真正过上了老有所养，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病有所医，居有其屋，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然而，刘庄能有今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带领他们干了51年的老书记史来贺同志。

　　史来贺(1930-2003)，刘庄村土生土长、斗争中成长的长工后代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解放战争时就是民兵队长，1949年入党，1952年冬任村党支部书记长达51年，1953年春就带头办农业社，先后任七里营公社党委副书记、新乡县委、地委副书记、连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中共十三至十六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民兵英雄、植棉能手、先进生产者，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中国农学会、棉花学会常务理事;曾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以后领导的接见，仅毛主席就接见过九次;十六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

　　刘庄这个解放前有名的长工村，解放后在以史来贺同志为首的党支部一班人带领下，实现他“跟党走，拔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誓言，用镢头挖、肩挑、独轮车推等“华北老愚公”的老办法，花了20年时间，投工40多万，挖了200多万方土(将这些土方连接起来，相当于京广铁路的长度)，硬将刘庄1.5平方公里黄河古道留下的4 条3米多深、纵横穿插的荒沟、750多个“虾蟆窝”、“盐碱滩”变成田园。在粮棉双丰收，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史来贺又带领社员发展畜牧业，食品加工，办机械厂、制药厂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庄的农业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的旱涝保收。三分之二的劳力已从农业转到工副业，大队已经有了相当的积蓄和抗御各种灾害的能力。就在这时全国兴起了毛主席一直反对的包产到户风，省上的工作组进村，让刘庄将土地、企业都分到户。由于社员和干部都不愿意走回头路，几次让社员投票都不愿意分，这就和工作组顶了牛。因而，史来贺领导的刘庄大队就成了有名的包产到户的“钉子户”而登在报上。

　　说到“钉子”，从刘庄所走的坎坷道路得知，以史来贺为代表的刘庄不仅只当过这一次“钉子户”，而是当过好多次了。刘庄的“钉”和“顶”是一回事，由于这个用不锈钢制成的永不生锈的特殊“钉子”，能牢牢地钉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因而，就能将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都顶回去了，对刘庄的发展真是鞝鞋不用锥子——针(真)解决问题(顶用)。

　　第一“钉”(顶)，合大社时和工作组唱“对台戏”

　　1956年春，农村大部分初级社刚成立不久，工作组就进乡，准备将全乡8 个自然村的20多个初级社合并成立一个高级社。史来贺和刘庄人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管理能力和人的觉悟还达不到合并成一个高级社的条件，宜以一个村建高级社为好。但工作组非合并成一个不可。这时，初露“钉子”锋芒的史来贺就在全乡召开万人大会成立高级社的同一天，刘庄不但未去参加大会，反而在自己村上成立了刘庄高级社，与工作组唱了“对台戏”。工作组指责刘庄“目无领导”，但被史来贺“我们小社也是集体”一句话就顶回去了。就在这年夏收时老天有意与人作对，连下了几个月淋雨，把小麦下坏了，秋粮种不成，棉花被水淹的惨状。大社领导不力，确切地说是无这个领导能力的力不从心。因而人心涣散，不少社员背起铺盖外出逃荒去了。但刘庄这小社在史来贺一班人领导下，排涝保秋、补种萝卜、蔓青，烧砖瓦、办豆腐坊、纺线织布、在河滩割草卖钱等多种办法搞生产自救。在大灾面前，不仅没有让一个社员受饿，还为1957年创造皮棉过百斤的奇迹打下了扎实可靠的基础。史来贺这第一“钉”(顶)就在新乡顶出了名，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刘庄初见成效，并根深叶茂地生长、开花、结果。

　　第二“钉”(顶)，刮“共产风”时要收据

　　1958年人民公社刚成立一段时间，一些人头脑发热，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公社到各村伐树、拆房，要东西搞建筑，但史来贺要求拉走的东西都要打收据。很快毛主席、中央纠风文件下来了，公社要按照收据折价赔偿，刘庄得到了一批赔偿钱。其他村没有收据却领不到退赔款而吃了大亏，他们都非常敬佩和称赞道：“还是史来贺有眼光”。就这些钱为刘庄集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钉(顶)，文化大革命中刘庄不能乱，也没有乱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外地造反派违背《十六条》到刘庄给史来贺扣上“黑劳模”、“生产党”等多种帽子，企图想把刘庄搞乱，把史来贺搞垮。然而史来贺却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要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精神，绝不能破坏生产，因而，刘庄不能乱，如果乱了将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党支部召开社员大会公开宣布：“谁离开生产外出串联不计工分，不发盘缠;贴大字报，集体不给开支一分钱”。社员就听以德高望重的老书记为首的支部的。史来贺对口喊“抓革命，促生产”却不搞生产而到处造反者有这样的名言：“他们造他们的反，我们生我们的产，到年底我们分粮食，他们分路线”。因而，刘庄不仅没有乱，“抓革命，促生产”却让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六十年代后期，第一批跨入全国温饱线的行列。这就是毛主席“一抓三促”的威力。

　　第四“钉”(顶)，八台知府不“农转非”却让大学儿子“非转农”

　　每当史来贺工作上取得成绩时，上级领导就想把他调出村担任更高的领导工作，但都被他“刘庄还很穷，这里需要我”的两句舍不得离开的口头禅谢绝了。就是当了县委、地委副书记时还是这样，仍不离开自己村去县、地坐镇他的知县和知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新乡地委按照省委的要求，动员史来贺把家搬到新乡市，把老伴和孩子的户口“农转非”。然而这时正是刘庄队办企业缺乏技术人才的骨节眼上，他不但未“农转非”，却“反其道而行之”地将上大学的大儿子史世领“非转农”回家当农民，为集体办药厂。说史来贺是个“谜”，也就“谜”在这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抢着拥挤，甚至花钱买的那条“独木桥”的仕途之路，却让孩子心甘情愿地像陶渊明一样自动告别，归去来兮到了村上。就是这个制药厂现在已发展成为不仅是刘庄的龙头主导产业，年产值10多个亿，出口创外汇一亿多美元，而且也是全国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仅肌苷的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抗生素也是全国大企业之一。这就是史来贺把华北老愚公的神话故事变成现实的当代愚公，让他的子孙后代也为建设刘庄而“挖山”不止。让世人看看他父辈兄弟仨都是拉长工的这个“长工村”后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岸边创造出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奇迹。如果史来贺去坐镇八台知府了，他的儿子不“非转农”，刘庄能有今天吗?笔者耳闻目睹原来不少社队土生土长的好干部，将自己的村、大队、生产队已经搞成省、地、县有名的共富先进单位。但将他调到县上、地区甚至更高的地方当官后，尽管以后也有接班人，但接班者为的是升官而离开农村。如果几年不升，他就不干了，这些村、大队、生产队也就垮下来了。现在全国有名的那些公有共富村，都是在土生土长的“不图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的农民领袖们带领下干出来的。史来贺这一“钉”就顶出了了中国农民的千古奇迹，连美国的一位女记者慕名两次来刘庄在社员家住了一个多月的耳闻目睹和亲身体验之后，她非常钦佩、真正出自肺腑之言地连声称赞道：“还是刘庄好，还是社会主义好!”、这话出自美国记者之口，其意味多么深长呀!

　　第五钉(顶)，不包产到户才成了名副其实的“钉子户”

　　1981年为让刘庄将集体散伙让个人包产到户，省上派了十多个人的工作组，开大会小会、广播、见社员就说将集体分了。但社员深知老书记领导大家能有今天这个集体来自不易，几次让社员投票大家都不愿意分，且不理工作组时，他们就让把史来贺选掉，大家更不干，甚至把不少社员都气哭了。有一社员便给史来贺说，实在顶不住就分了吧!史来贺也不反对。但当他将此话回家说了后，他老婆立即就训斥道：老书记领着大家走到今天不容易，大家拧成一股劲，你倒先泄气了!并大闹着要跟他离婚。这一下他赶紧改口，并给老书记做检讨。据说当时国务院还来了调查组，也让分。但史来贺用中央文件“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尽管压力很大，但心中有数——刘庄“宜统不宜分”。这是按中央文件办，不是搞儿戏。就这样僵直到互不让步的情况下，8月8日总书记胡耀邦来刘庄考查后说：“就要因地制宜，要实事求是嘛，我赞成这个”。这一下终于支持了将刘庄的集体，气哭了的社员兴奋得也流出了眼泪，真是可歌可泣呀。当参观者听到介绍这一段最难顶的历史后，有人便问，“为什么当时没有见到新闻媒体报道胡耀邦总书记支持刘庄的消息”时，没人回答这个问题。片刻后，一位参观者非常风趣地说，大概怕唐僧念紧箍咒而不报道!这时大家对他的高见用会意的一笑而表示感谢。这件事究竟说明了什么?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怕“唐僧念紧箍咒”，这说明封建王朝慈禧太后的流毒多么根深蒂固呀!值得中国人，特别是高层决策者反思在走什么路的问题上，中国究竟是集体领导还是“慈禧太后专政”?然而，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创建革命根据地时，却不信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中央、湖南省委)那一套，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与其进行坚决地斗争，甚至撤销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前委书记和特派员假传“圣旨”错误地被开除出党，也不让步。因为实践证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终于在全国燎原了。总书记胡耀邦来刘庄支持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对刘庄的表态是非常及时的，但仍受“紧箍咒”之苦而未能挽救中国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从而导致这样的“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的老大难问题，“新三座大山”、“新包身工”已成为广大工人、农民的紧箍咒——改旗易道的必然结果。

　　仅就这五钉(顶)就不难看出，刘庄的发展是在有了以农民领袖史来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的特殊材料——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铸成的永不生锈的“钉子”——不怕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说确切点，他就不要乌纱，如果要的话，他早就去县、地坐镇了、在人大常委会办公了)、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才能牢牢地钉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就能够顶住来自“左”的(主要是前三钉)和右的(最难顶的第五钉，也是刘庄能有今天最关键的一钉，因为前几钉都没有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动刀子，而这最后一钉才是决胜战)干扰和压力，天塌下来都不怕地屹立在惊涛骇浪的黄河岸边。实现了史来贺说的“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然而，在“三不一少国”危害下的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谬论“圣经”的干扰破坏下，就有了时代不同了，焦裕禄、雷锋过时了，刘庄、南街是特殊情况没法学了，也难以推广了……然而，将刘青山、张子善之流的民族败类却大有人在不学而自成才地像烈性传染病一样地“发扬光大”。刘庄、南街村、焦裕禄、雷锋能不能学习、推广和发扬光大，关键是党的干部特别是最高层信仰什么和为什么人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教导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人们为什么用“毛主席的干部两袖清风，华主席的干部为国尽忠，以后的干部腐败成精/百万富翁”来议论建国六十年来干部的变化，大概可以说明信仰和为什么人这个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的重要性吧!如果这个问题真的解决了，那焦裕禄、雷锋这些为了人民的事业而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都是人们学习的光辉榜样;刘庄、南街村这些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已建成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农村都市，就能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学得来，用得上，也能推广。南街村、龙泉村等就是学了刘庄而发展起来的;北徐、龙堂村、土古洞村等就是学了南街而发展起来的;农民们自愿组织的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就是不断学习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注:[1] 工作组让社员将史来贺选掉后搞包产到户，但社员不买他的账，就是要跟老书记走集体共富路。

　　[2] 指1981年8月8日胡耀邦总书记来刘庄考查。

　　“争三口气”“补天”补出公平

　　——四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一家喻户晓的相声段子叫《女生产队长》。甲、乙二人一开腔就是：

　　——从前妇女受压迫;

　　——今天妇女管男的;

　　——怎么女人管起男人来了?你说的是你家吧;

　　——不仅是我家，也是我们生产队;

　　——那你们生产队的男社员怎么都是“气管炎”了!?

　　——那你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老婆是生产队长，男社员不让她管行吗?

　　——那当然了!

　　……

　　整个故事说的是女生产队长大公无私，带领社员战天斗地、艰苦创业脍炙人口的先进事迹。最后的结尾是甲再问乙再答：

　　——这样好的女生产队长，社员该没啥说的了吗?

　　——那你就不知道了，她挪用“公款”;

　　——啊!这么好的女队长怎能挪用公款，我全然不信，你说说她怎样挪用公款!?

　　——她到县城给生产队买农药，我爸爸让给他买几尺布缝衣服，因为买农药的钱不够，她就把我爸爸买布的钱给队上买农药用了;

　　——哪怎能叫挪用公款!?

　　——我爸爸是她的什么人?

　　——是她公爹;

　　——把她公爹的钱给生产队买东西用了，不叫挪用“公款”叫什么呢!

　　这样的女生产队长，笔者找了四十多年都未找到，终于于2007年在新乡小冀镇找到了!她就是巾帼英雄、全国人大代表、妇联执委、三八红旗手、全国十大女杰、原河南省新乡县小冀镇公社东街大队第五生产队队长，现在的“河南省京华实业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志华同志。不过，她这位女生产队长不像相声里那位女生产队长挪用“公款”，却是“寅吃卯粮”——由于队办企业经费举步维艰，便将刚过门儿媳妇结婚时亲戚朋友送的一点礼金都为集体办企业用了。刘志华领导的京华公司，2007年就有食品加工、化工、商业、集贸市场、房地产、旅游、疗养院、养生苑等11个经济实体，固定资产5.8亿、人均152万元，年收入1.05亿、人均2.8万元，村民住进了欧式别墅楼房，并享受住房、吃粮、幼儿入托、学生上学、矿泉水洗浴、供水、供暖等20多项福利，做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过上了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下附笔者《毛遂自荐要“补天”的女队长刘志华》一文，看看她怎样“争三口气”毛遂自荐当队长要“补天”，将这个穷得叮当响而没人当队长的烂滩子的天已经补成，“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不仅在搞社会主义，而且还具备了那么丰富的共产主义因素” 而得到公平。

　　毛遂自荐要“补天”的女队长刘志华

　　小冀镇东街五队办公楼与社员别墅一角

　　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的科学发展》，被中国国学院大学专家委员会，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国学理论文库评比中，荣获优秀作品特等奖，“国学专家创新奖章”获得者，并录入《共和国杰出专家优秀文集》。

　　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

　　——毛泽东

　　我这一辈子争三口气，为农村争口气，

　　为农民争口气，为妇女争口气。

　　——刘志华

　　妇女撑起“整个天”，

　　不信去到小冀观。

　　五队当年叮当响，

　　穷得没人当队长。

　　巾帼英雄刘志华，

　　毛遂自荐要“补天”。

　　自信团结力无穷，

　　赢得世人拇指举。

　　一走进河南新乡小冀镇，你一眼就可看到那形彩多样的西班牙式、英国式、俄罗斯式的农民公寓，加拿大式的办公楼，民族特色的旅游景点等组成了一块童话般的缤纷天地。村民们享受住房、医疗、吃粮、孩子入托上学、供水、取暖、矿泉水洗浴、外出旅游等几十项福利。村上拥有食品加工、化工、商贸、房地产、旅游、疗养院、养生园等11个经济实体的“河南省京华实业公司”。岂知这就是当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连队长都没有人当的穷得叮当响的小冀镇东街大队第五生产队，在毛遂自荐要“补天”天的女队长刘志华——今日的京华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带领下，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团结奋进，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而建成的，连经济发达的日本、加拿大等国家都非常羡慕的向阳花(人民公社社员)所创造的奇迹。

　　在无人当生产队长的紧要关头刘志华站出来要“补天”了

　　1972年冬，在公社干部的主持下，小冀镇东街大队第五生产队，连开五个晚上社员大会都选不出生产队长。因为这个城镇队人思想复杂，人懒队穷，有的人当队长还“阎王不嫌鬼瘦”地盘剥。社员屈指一算，男社员基本都当过队上的干部，对队上的家底了如指掌。在谁都不愿意当这个连一点“油腥”味都没有的生产队长的第六天晚上，一位三十出头的女社员毫不犹豫地站起来，铿锵有力地说：“男人没人干，俺女人干!”这人就是不愿意跟丈夫“农转非”进北京享清福，而要在生她养她的故乡“为农民争口气，为农村争口气，为妇女争气”的向阳花刘志华。她这一石激起男社员中一些玩世不恭的浊浪：哄笑声、嘲弄声，使沉默的会场炸了窝，说什么的都有。但这位女社员是当真的并非儿戏，她胸有成竹地接着说，我当队长一年让大家吃饱肚子。刚刚撂下挑子的队长被她这话激得面红耳赤，带着不服气的讽刺味儿便“顺水推舟”地熊道：“队长又没卖给我，她想干就让她干吧!”就在这样沸沸扬扬中，这位女生产队长,和由她组成的妇女班子走马上任要“补天”了。

　　第一补，要让人吃饱肚子，先得让地“吃饱肚子”

　　人常说：“庄稼一枝花，要靠肥当家”，小冀镇东街五队社员其所以穷得吃不饱，主要是城镇人脑子的弯弯多，人懒、地薄，地也在饿“肚子”，当然人就要饿肚子了。这就是人常说的“人勤地不懒，人懒地不勤”的道理。要想让人吃饱饭，首先得给地里施肥，让地先“吃饱肚子”才能多打粮食。刘志华接任队长时，队上只有4头瘦牛、三间草房、一辆旧马车的家底和8 000元外债、两百多口人要吃饭。地薄，源于穷队，牲畜少，无钱买化肥。然而不远处有一化肥厂流出的废水中有氨水，只要把它拉来往地里上就行了。她上任的第一天打铃上工，冒着风雪，拉着装大油桶的架子车，声音宏亮地向社员宣布：“既然我当了队长，大家就得听我指挥。从今天起，到化肥厂拉废氨水上地，想吃饱饭的跟我走!”说罢，和她丈夫(国家出版局干部，当时在家)拉着架子车，踩着嘎吱响的雪路就走了。这一下，要给新队长难堪让她“领教”队长不好当的人脖子下边塞了块砖，就没戏唱了;想看热闹的人也看不成了;揑了一把汗的好心社员也拉着车紧跟自己的新队长拉废氨水去了。她不但未被存心不善的人所吓倒，却赢得了多数好心社员的支持。就这样将小麦地用废氨水全施一遍肥的同时，带头在城镇的厕所挑肥，并让社员将家里的旱茅房掘地三尺，让有一点肥力的土都往地里施。终于让地吃饱了“肚子”，夏季小麦增产了88%，几乎翻番。终于实现了让社员吃饱肚子的诺言。

　　第二补，手戴“银戒子”，打草绳挣钱还债

　　刘队长算过一笔账，在每人只有七分地的五队，就是亩产吨斤粮、200斤皮棉，一个劳动日也只有4角钱，一个男劳力一年就是一百多块钱。光靠农业只能解决温饱，不要说有钱花，就连8 000元的债在短期内也难以偿还。她根据当时包装用草绳和当地有稻草的优势，一斤草绳比稻草价钱高四五倍的信息，决定贷款买手摇打草绳机，用打草绳来赚钱。然而社员对贷款有顾虑。但她当场给社员表态：贷款购买打草绳机，赚了钱是集体的，赔了钱是我自己的。这时社员对她的承诺是相信的，就放心了。冬天冒着刺骨的北风，男女社员用贴满胶布的双手抓着浸湿的冰冻稻草，其乐无穷地在与天奋斗着打草绳。姑娘们风趣地说：刘队长给我们手上戴满了“银戒子”。她看看这些如花似玉的姑娘们的手，既心痛也没办法，却也风趣地说：等将来有了钱一定给你们戴上金戒子。如今，她们不仅戴上金戒子，而且也住上了欧式别墅，什么花色款式的时装、首饰想要什么就买什么，还往全国各地去旅游，连城里人和外国人也刮目相看。就这样打了一年草绳，赚了几万元，不仅还清了8 000元的债，还分了钱，这一下尝到了搞副业的甜头。

　　第三补，办腐竹厂，变农产品就地加工

　　一次，当一位老同学在县城请刘志华吃饭时，吃到腐竹这道菜，她感觉味道很好。便问这种菜的来历后得知，它是用黄豆加工的且工艺并不复杂。于是她就利用当地产黄豆原料的优势办腐竹厂。由于质量好，一下子就销到北京并进了中南海。这一下她的“胃口”就大了，紧接着就办起豆晶厂、罐头厂，将五队变成京华实业公司。

　　第四补，办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大企业

　　京华公司的企业，由单一的作坊到多业的工厂化，不断地由小到大，由少到多。除农产品加工外，还有化工、集市贸易等而办成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河南京省华实业公司。终于实现了刘志华说的：“我们京华公司所做的，就是把农产品的加工权从城市夺回来，变城市加工为农村直接加工。从而使农村实现三个转化。”

　　其一，农民由原料生产型转化为成品生产型，使农产品就地加工，多次增值;既减轻了城市的压力，也节约了往返运输。

　　其二，从农家院走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人，使农村多余的劳动力不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外出打工之苦。

　　其三，从过去的所谓“副业”转化为名正言顺的“主业”。公司的工业总产值已达99%，农业产值在1%内。农村要富裕必须因地制宜搞多种经营，这就是史来贺说的“无工不富”的道理。

　　这么以来，将农民、农村、农业的“三农”变成农工商三位一体的产加销一条龙;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为农民幸福，农村富裕，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的农村都市;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成了，只有公有才能共富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工农、城乡、体脑之间的三大差别缩小了。

　　第五补，搞旅游、房地产、集贸市场

　　今日的京华公司拥有旅游、服务、商贸房地产、有色金属深加工等十几个经济实体。京华园景区是一部简明的、立体的、形象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文化史的精品长卷。她构思奇特、设景自然;叠山理水、宛自天成;亭台楼榭、曲直通幽;长廊相接、石柱相连;水露迷蒙、渔帆点点;松竹苍翠、生机盎然。“天地宫”、“历代名君殿”、“名臣名将府”、“中原名人馆”、“梦幻世界”、各民族的民俗民情……应有尽有，扑朔迷离，让游客乐而忘返。称得上旅游王国。京华人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第六补，不仅补(富)口袋，还要补(富)脑袋

　　刘志华当队长到办公司，始终坚持毛主席“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关心大多数无特殊致富能力的弱势群体和老弱病残、五保户。当给社员宣读有关“包产到户”的文件时，这些人就提出：“没门路，没成色的人(即无特殊致富能力的人——笔者注)咋办?”她斩钉截铁并爽朗地笑着说：“只要大家信得过我，我不会扔下乡亲们不管的。咱们一起办工厂、搞副业同心协力地奔富裕好不好?”这话迎来了一片哗然的掌声。实践已给她这话得出了结论。这从她开始当队长就给大家播种下了集体富、富脑袋的思想基础。当其他地方也想办腐竹厂来赚钱，怕刘志华不教给技术时，她不但帮助办厂，还将自己厂占领的新乡市场也让给他们;当北京销售点来电说有人以劣质产品冒充她们厂产品而准备起诉时，她却回电让别这样。然后派自己厂技术干部去这家企业说明来意并给他们解决技术问题。因为他们的技术问题解决了就不会干这些不名誉的事了……这些都在日常生活中对村民职工进行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互帮互学的教育。

　　自信团结力无穷，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刘志华为什么不随丈夫“农转非”进北京享清福而硬要自讨苦吃当这个没人当的生产队长呢?这就是“我这一辈子争三口气，为农村争口气，为农民争口气，为妇女争口气”;“我要让乡下人赶上城里人，要超过城里人!城里有的乡下有，城里没有的乡下也要有”的自信团结力无穷，定叫日月换新天。

　　第一，身先士卒，严于律已

　　刘志华在生产队是位遵纪守法，主持公道，好打抱不平的社员。因而挨过不少整，就在她当了队长后因坚持原则，还被打过。但她并不以原则做交易。为了给地里弄肥料，城镇人不愿挑大粪，她自己带头挑，甚至因劳累过度而晕倒在路上;在拉废氨水的数九寒天，累得脚肿后，和胶鞋里的雨雪冻在一起而脱不下来，不得不用剪刀剪破雨鞋。但她仍坚持带领社员为让地先“吃饱肚子”而身先士卒。人心都是肉长的，她的言行一致不仅让广大社员心服口服，连反对她的人、打过她的人也心服口服地后悔了。

　　第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三顾茅庐”化解矛盾

　　东街五队比较复杂，称得上“队小人穷‘诸侯’多”。然而刘队长千方百计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反对她的人，就是打过她的人当他家没粮食吃时，还将自家的粮食借给他。当别人不理解时，她说打架是为公事，借给粮食是私事，应公私分明。最难缠的是那又臭又硬、口是心非用放下挑子来威胁的前任队长“茅坑沿”这块石头。然而刘志华和她丈夫“三顾茅庐”去他家，请他出山给妇女班子当顾问却两次吃了闭门羹，第三次他终于软下来了。这个老大难问题一解决，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第三，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办企业时刘志华狠不得将一分钱掰开当两分钱用，甚至将刚过门儿媳妇结婚时亲戚朋友送的点礼金都用了，但当腐竹厂技术上遇到困难，有一位外地来的师傅说他能解决。当考查确认后，他开口月工资千元。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可比教授的工资还高呀。她当机立断，“一千就一千吧!”终于解决了腐竹厂的技术难关，腐竹不仅占据了北京市场，还进了中南海，出口欧洲。公司上豆浆晶厂时，一次试产，她指挥不当，生产受到损失，这本是难免的事。但她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误，在黑板上写了一条公告：“经理刘志华指挥不当，生产受到损失，罚款100元，以示警戒!”……

　　世人称赞京华公司

　　刘志华这位毛遂自荐要“补天”的女队长，她这三口气争得好，争得了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康庄大道。不仅自己村出嫁的十几名姑娘们舍不得离开地将她的新家搬回来，而且外村和所有参观者都非常羡慕地说京华人“你们真有福气”;城里人喟叹道：“我们也想迁到你们这里来”;日本的妇女代表团称赞道：“这里的住宅比我们的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4国专家，在这个村兴趣盎然地参观后，一位南斯拉夫的专家说：“在世界上，我们和你们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伙伴。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没有集体经济了。可在你们这片村子里，不仅搞社会主义，而且还具备了这么丰富的共产主义因素。”这就是失去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才觉得可惜。然而，这却引不起我们改旗易道的反思。俄罗斯专家则说，看到了你们的办公楼，就像看到了沙皇的宫殿。1990年岁末的一天，加拿大一家电视广播公司在这里采访攝片。结尾时，女主持人站在京华公司大门前，迎着凛冽的寒风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想离开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而在这里，却有不少人想进来享受集体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不仅在搞社会主义，而且还具备了那么丰富的共产主义因素。”这话多么意味深长呀!对那些在共产党人外衣下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喊着社会主义口号而搞资本主义的官僚资产阶级们听了这番话有何感想?!

　　南街村“后悔药”吃出公平

　　——五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世上到底有没有“后悔药”?这要看具体的事情——因事而议，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确实有，且吃比不吃好，吃得越早越好，不吃能后悔死，这就是包产到户的“后悔药”。1981年，南街村党支部在看不到中央文件，让工作组违背中央文件“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精神，只分而不统，按有人将自己凌驾于党中央和中央主席之上，给包产到户上了他的“社会主义户口”,硬让社员违心地包产到户。村上确实成了包产到户人心涣散，各自为政散沙一盘，两极分化那是必然的危险境地。仅仅两三年粮食亩产由千斤以上骤降到500来斤，党组织的威望一落千丈，两极分化已开始出现。社员终于憋不住了，于1983年底用革命武器大字报炮轰党支部和王宏斌。不仅将其贴在村上，还贴在县上。王宏斌和党支部一班人大年一过立即召开党支部的“遵义会议”得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而吃后悔药——收回个人承包的砖瓦厂和面粉厂，随着企业的发展逐步收回包产到户的土地统一搞现代化农场。从此村上的经济年年翻番，到上世纪末已达到14亿，15年增长两千倍，用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话讲，南街村的速度比深圳的速度还速度。这就是吃包产到户后悔药的作用。紧接着河南的北徐庄、龙堂村、土古洞村等也学习南街村吃后悔药，都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王宏斌的“三法”是对“三不一少”改旗易道的彻底批判，并以实际行动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实行供给加工资的分配制度，全村26个企业，一个现代化农场和旅游公司，去年产值突破20亿。南街村的后悔药引起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各种新闻媒介的关注，宝岛台湾省电视台也来南街村专题采访报道：南街村怎样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上共同富裕。党组织无能，告诉世人，立党为公的农村党支部连自己村的集体经济都领导不好，怎能建成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话说出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心里话——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本色(质)。除此而外，不管将搞私有化说成什么样的五颜六色，上了他的“社会主义户口”都是变色。

　　下附《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一文，看看他们吃包产到户“后悔药”在全国和全世界的影响。中国长征能夠胜利，就在于遵义会议吃“后悔药”的结果。现在要深化改革，只有开第二次遵义会议，才能从旗帜和道路上解决改革越深化，财富越集中，两极越分化，人民越害怕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就是人民对以习近平为首的十八大新一届党中央的希望——渴望十八在解决化和怕。

　　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

　　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毛主席汉白玉雕像

　　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系列中的第一部《共富村之路》，应征文及从网上被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风云杂志社、决策者杂志社、中国国际网络电视台、共和国六十年活动组委会等征文录入：《新时期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实践》、《盛世英才风云榜》、《盛世英才理论文库》、《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共和国60年重大获奖理论成果汇编》、《世界重大学术思想获奖宝典》、《光辉岁月——共和国建设功臣精典文库》、《中华风云人物高峰论坛获奖文集》、《中华姓氏宗谱名人典藏》(理论篇)、《英雄赞歌》(论文卷)、《和谐中华——构建和谐社会的楷模》、《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成果总览》(理论与实践卷)、《共和国重大前沿创新理论成果、《科技创光辉》、《中华魂·当代人民功勋》(思想宝库)等，均获得特等奖、一等奖，还有多种荣誉称号，并由中国国际网络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放等

　　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

　　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 列 宁

　　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

　　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

　　——王宏斌

　　南街村之行——一个毛泽东思想村置资本主义于遣憾的事。

　　——林凯(英国记者)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村上有回汉两个民族，848户，3180口人，总面积1.78平方公里。村办企业——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下设26个厂(公司)、旅游公司和一个现代化农场，是国家大型一档企业，职工万人。村党委下设24个基层支部，村委会辖15个村民小组。村集体致富带头人、村党委书记兼公司董事长王宏斌，包括幼儿园小朋友在内的村民、职工都亲切地称他为“班长”。南街村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村党委领导下，坚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村上实行供给加工资的分配制度，村民除衣服和部分蔬菜还需要自己购买外的一切负担、住房(内有家具、彩电、中央空调、灶具齐全、电话、气、暖、洗澡等)、养老、粮、油、肉、蛋、鱼、娃娃入托、上学一直到大学、博士毕业、红白喜事全都由村上免费供给和负责筹办，过上了带有共产主义主义因素的幸福生活。这不仅在中国引起震惊：乔石、朱鎔基、李岚清、李德生、宋平、侯宗宾、张爱萍、李长春、张震等数十位党、政、军领导(其中将军就有200多名)视察后都给了很高的评价;《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等数百家新闻媒体都相继报道;而且还有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日本东京电视台、英国路透社、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英国《独立报》、法国CAPA制片公司、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荷兰电视台、美国之音广播公司、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美国《波斯顿环球报》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朋友也都远渡重洋到中国的南街村来采访、看共产主义，并通过他们的新闻媒体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报道南街村。

　　南 街 村 的 特点

　　京广做伴，

　　颍水之滨中州临。

　　村集团，

　　一大二公，

　　中外闻名。

　　山穷水尽焉无路，

　　有工共富红旗扬。

　　“班长”带领走《宣言》道，

　　志不移。

　　分田地，

　　包企业;

　　复又归，

　　集体营。

　　靠学用“毛著”，

　　坚信马列。

　　“外圆内方”新方略，

　　三五春秋倍两千。、

　　创共产主义小社区，

　　看南街。

　　从2000年《真理的追求》第12 期上学习了南街村党委的文章《实事求是 大胆探索 加速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2002年中国杨凌农高会期间，听了南街村党委副书记姚国顺同志的报告后，我出自敬慕和好奇之心，带着耳闻目睹的中国农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和大家议论的腐败、私有化、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以及苏共亡党亡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的惨重教训，于2004年5月24日来到南街村，以第二次接受再教育的身份重新学习，“信马由缰”地想去哪儿就去那儿进行参观、学习、访问、看资料，并通过对比，深感南街村其所以能够成为今天拥有26个(其中与国外合资的5个)厂、公司和现代化农场(包括畜牧、水产养殖)、旅游在内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年产值稳定在十多个亿(2013年突破20亿)的国家大一企业——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就在于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高举中国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以人为本(村民是村里的主人，一切为了村民、依靠村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发展的结果。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建党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并非集体化道路本身的问题，而是对这些问题没有及时妥善解决而置集体的优越性和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那就不能“一次被蛇咬，终生怕井绳”。因而，在倒澡盆里的水时，必须把洗澡的小孩捡出来，继承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牢记党的“三大作风”和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的两个“务必”。在创办村办企业时，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延安精神;学大庆人“两论”起家、“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艰苦创业精神;在企业管理上贯彻“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群策群力攻难关……以两次改革为例：粉碎“四人帮”后，当王宏斌入了党并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时起，就着手第一次改革，以改变南街村单靠老祖宗留下的人均几分地搞农业的现状。他用变卖家里的东西，并向亲戚朋友借钱带头集资办起了队办面粉厂和砖瓦厂，学习刘庄走有工共富的道路。当包产到户后出了问题，出现了剥削和两极分化，群众怨声载道时，1984年刚一过年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并逐步将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经营，进行第二次改革(吃包产到户后悔药)——拨乱反正了顶不住“一刀切”压力搞包产到户，使粮食亩产由一千多斤骤减到五百来斤，人心涣散，人民生活水平和党组织威信降低的大倒退局面。从此，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支部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不跟风、不随大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完全彻底为村民服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消灭私有、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八大”《党章》规定的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党支部的成熟，党员是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劳动并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先锋战士。当村上富裕后就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现以参观学习后的收获、体会和感想来谈谈南街村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科学发展和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方面创造的特点。

　　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仅12名代表，代表着53名党员，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和帝国主义密探破坏而迫使大会不得不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进行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就毅然决然地在党章上写着，要在中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树起的坚定信念并为之不断奋斗的大目标。许多革命先烈都是为了这个大目标而献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而做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因而，为共产主义奋斗绝不能中途停顿，更不能半途而废。就像王宏斌同志经常说的那样：“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按农民朴素的话来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也要分国家、分地区、乃至一个村一个村去实现”。这就是说，要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也必须是一个村一个村的“天下为公”和“大同”，这样才能逐步地做到乡、县、省、国的“天下为公”和“大同”。各国的“天下”都“为公”了、都“大同”了，那就是“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了。这大概就是南街人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依据吧。因而，当南街村在包产到户后出了问题时，发现背离共产主义信念大目标时，其所以能够当机立断吃“后悔药”，重整旗鼓恢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才走上共同富裕，就在于时刻不忘这个大目标，步步不离这个大目标。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必须消灭私有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先让南街村这一点七八平方公里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起来。就这样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和发展，充分体现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威力，在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上，已经有了让世人瞩目和向往的实实在在的“为公”和“大同”——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幼芽”。1994年 5月26日，当王宏斌被邀请到中南海汇报工作时，引起一千多名党、政、军领导的强烈反响。汇报结束后，杨德忠上将非常兴奋地对王宏斌同志说：“你们坚信南街这个路子是正确的，一定要把它干成。共产主义这句话为什么不可讲呢?我们老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共产主义不是不可讲，而是这些年讲得太少了。”这位中央警卫局的领导，根据南街村的典范说出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要干革命的肺腑之言，也指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在背离共产主义信念和宣传方面存在的问题。尽管共产主义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但并不是“渺茫”的，经过一代接一代地不断努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如果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共产主义大目标分开，扩大而不是缩小“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是发展、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而是将其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等五花八门的调高让它大量流失而变成私人的财产，让富豪的财产越来越多，广大人民越来越穷，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一些官员特别是那些数以万计的腐败分子，尽管嘴上没说，但实际上也成了苏联解体前一些大官说的“我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那就不仅背离了共产主义大目标，而且被“和平演变”成毁灭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就会出现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对包产到户私有制的危害可导致工业私有制、两极分化而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仰人鼻息的境地。那就真正成了钱学森警告的那样：中国放弃毛泽东思想，放弃公有制，一定完蛋!

　　二、坚强的战斗堡垒

　　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有共产党领导。因为共产党的名称和共产主义是联系在一起而不能分离的。以王宏斌同志为代表的南街村党委一班人，就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二百五”、公生明廉生威的典范。从而带出了用特殊材料组成的共产党员和团结奋进的村民。王宏斌“宁为集体造金山，个人不图半块砖”的格言，已成为南街人的共识。不少到南街村参观、考查的有识之士，对南街村党委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无不赞叹地说，南街村党委其所以能在干部群众中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身正影直，“五官”端正，即：嘴不歪、眼不斜、耳不偏、手不长、腿不短。

　　嘴不歪：村党委领导干部评价人和事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是则是，非则非;成绩不夸大，缺点不缩小，不弄虚作假，不把无说成有，不把小说成大，勇于说真话，说实话，坚持实事求是。

　　眼不斜：村党委领导能全面地、辩证地、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人，善于科学地认识人，正确地用人，使许多有志之士在南街村能施展才能，发挥作用。

　　耳不偏：村党委领导从不偏听偏信，没有只听正面的，不听反而的;只听表扬的，不听批评的;只听领导的，不听群众的，他们耳听八方，多渠道、多形式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领导决策，改进工作方法。

　　手不长：村党委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不伸手向党组织、向人民要官、要权、要利、不以权谋私，不损公肥私，不贪占公家便宜，更不行贿受贿，徇私枉法。

　　腿不短：村党委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亲自检查指导一线工作，使各项措施及时落实，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南街村党员的特殊材料，就特殊在开始创业时为筹措资金，党支部带领党员在火车站打工挣了几万元全部交村上，党员在平时工作中要做到四个决不能：

　　决不能谁也不顾，自己先富，必须带领广大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决不能台上说人家，台下被人说，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身作则;

　　决不能喊“给我上”，而要喊“跟我来”，强调干部党员任何时候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战斗员，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也是南街村领导的老黄牛和火车头精神的体现;

　　决不能怕揭短亮丑，必须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置个人于群众监督之下，并接受群众的监督。这很符合列宁晚年提出的增加工人、农民代表在监察机关的比例，毛主席在延安向黄炎培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发生。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否则，也会像我们的一些国企那样，把集体的财产也会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而变成少数人的私有财产。

　　人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南街村在党委这样坚强战斗堡垒的领导下，有了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党员干部做表率，也就有了当家做主、为国家、为集体、为大家而干的团结奋进的村民。在这样和睦相处的大家庭里，村上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在此，仅以村上尽管不给古稀老人安排工作，让他们安度晚年，但谁也闲不住，都志愿找工作干：八十岁高龄的老人自愿在图书馆为读者服务;就连小脚老太婆们也在为村上的环境卫生、安全而忙碌着，还抓住了到南街村偷自行车的刑满释放犯而被群众荣为“小脚侦缉队”。

　　当承包以后，群众眼睁睁地看着大家用血汗办的砖瓦厂、面粉粉厂两个企业不能为集体谋福利时，就向县上省上告王宏斌和党支部的状，并将大字报贴到村上、县委大院和王宏斌的门口。但王宏斌并没有埋怨群众，也不向上推卸责任，主要在自身上找原因：群众告我们，并不是个人恩恩怨怨，而是对我们党支部的信任，是要让支部带领大家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因而，经党支部大会研究讨论后得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的结论。立即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企业。不难看出，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有了这样的党委领导下的党员，那就必然是领导村民坚定信念，务实重干，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坚强战斗堡垒。原苏联的基层党组织没有说出这样的话，大官却说出了他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被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亡党亡国了。我们的一些国企党的领导没有说出这样的话，把国企化公为私了，甚至挑好的国企先卖，就有“靓女先嫁”、卖的越快越早越便宜越好，真像彭老总在长征路上骂李德的“崽卖爷田心不痛”的败家子逻辑。从而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工人大量下岗，他们却成了一分钱不摊的富翁。有的将价值几百多亿的国企以几亿让官商勾结呑掉。这样一卖，工人阶级的地位就完全变了，不要说是领导阶级，就连主人翁都不是了，只好低声下气、看人家脸色行事地当人家的雇工，在共产党领导下受人家剥削，还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也受“法律”保护的。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像一些新闻媒体说的“替职工说话，替老板办事”、“替穷人百姓说话，替富人官员办事”。还有人民群众“对另一种财富来源越来越不满，那就是通过几乎是盗窃国有资产或者以特权获取资源或土地而得来的财富”。(《参考消息》2006年7月10日)看来王宏斌同志已在二十多年前就将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要不，为什么现在很少或者几乎听不到我们说了多少年的“职工是工厂的主人”、“农民是农村的主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些话。从吉林石化公司等暴露出来的国企存在的问题也不难看出，国企领导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不亚于旧社会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职工甚至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只好尿裤，否则就用下岗来整你。有个离婚的女工，中午休息时给孩子打了个课表，就被罚下岗一年。工人和领导收入差距十几倍甚至更多。如今国企“老总”在企业内乾纲独断，员工畏之如虎，完全没有任何参与管理的可能，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杂文报》2005年11月22日)在这样的国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给私企老板打工、把国企卖给私人的工人就可想而知了，农民进城打工还谈得上什么平等呀?要不为什么全国，甚至全世界只有一个加速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像一个磁性极强的磁铁，把中国人民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和朋友，甚至国家元首都吸引到他们那儿来看共产主义;中国几百家和国外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都在宣传报道南街村，甚至连台湾的《工商时报》也针对《亚洲周刊》的一连串报道，在1994年10月30日发表了社论：《评“南街现象”——市场经济改革下对社会主义的反思与摸索》。1994年11月17日，《远东经济评论》英国记者林凯发表了《中国南街之行——一个毛泽东思想村置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这就向世人说明，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这个坚强战斗堡垒的领导下，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建设，那必然要致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时，毛主席在接班人的论述中就明确地提出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预言在中国彻底破产，看来南街村已经走在前边了。

　　三、旗帜鲜明地消灭私有，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多年来，我们经常说私心、剥削都来源于私有制，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消灭私有制和剥削。用南街村人的话来说，“共产主义是天堂，集体经济是桥梁”。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与其他任何阶级政党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立党为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的主要区别，就是公有和共同富裕。因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现在南街村的所有生产资料，包括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和大部分生活资料都姓“公”。在管理上不搞个人承包，不搞计时、计件工资，也不发奖金，主要靠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其他工作的统帅、灵魂、生命线作用及其保证作用，以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和素质;在分配制度上，不是主要增加工资部分，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地增加供给的种类和比例。公有和供给的不断扩大和增加，可逐渐地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过渡。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那么多的腐败，特别是县以上的厅局、省部级、政治局委员、常委高级干部，就在于私心泛滥和滥用手中的特权之故;就在于他们掌握着国家的主要部门、国企和国家的经济命脉，通过卖国企、合资、股份制、收贿赂等所谓的“改革”潜规则、暗操作而化公为私的结果。1994年11月19日，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根发表了称南街村为《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新闻;1995年4月7日，日本《少年月刊》发表了记者睡鸳鸯写的《用毛泽东思想这种独特的方式崛起的村庄——南街》;1996年2月5日，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图文并茂地刊登了《继往开来——选择过去的稳定和平等，南街村回到了毛泽东时代》……都把南街村搞的公有制、共同富裕和毛泽东、人民公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难看出外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现实及走什么样的道路研究得如此深刻。中国农村要富起来，并不在于叫乡、村、组，还是叫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名称，而是看走什么道路。解放前不是也叫省、县、乡、镇嘛!好多共同富裕了的农村，就是保持了原来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名称，仅无锡市区就有二十多个;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所辖6个自然村，仍然保持着原来10个生产队的体制，已成为全国乡政府外衣下的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共富乡。笔者去河南新乡的刘庄、龙泉村等一些公有共富村参观学习时，当问他们村办公室在哪儿时，不管是本村人还是外村在这儿上班的好多人，也包括青年人在内，都把村委会说成“大队部”而感到奇怪，特别是年青人。因为大队改为村的时间比他们的年龄还大。这“大队部”就是原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办公室，这就是他们以为只有把村委会称“大队部”才能说明她是公有共富的司令部，而不是包产到户的村委会。

　　四、“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策略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私有化、少数富豪占有国家大量财富、几十亿、数百亿财富的十七、十八大代表、党领导的两极分化亦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因为这和共产党的名称是相悖的。南街村根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少、人每天都要吃饭和河南省是个产粮大省;村上有几百亩坡岗地需要改造成良田，农村、城市都要盖房用砖的具体情况，便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利用农村得天独厚的“土”和农民生产的“粮食”的优势，在土和粮食上狠下功夫——立足农村、发展农村、建设农村、支援城市，即用“农村包围城市”——办砖瓦厂和面粉厂以解决城乡建房和吃饭问题。也就是现在说的由玩“泥蛋”(砖瓦厂)起家到玩“面蛋”(食品深加工)发家的发展策略。要把这件大事做好，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优势，才能走上亦工亦农，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共富之路。这个发展策略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调动了村民集资办厂的积极性，企业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几乎年年翻番，以稳定的十几亿的年产值，跨入二十一世纪，十五年经济增长了两千多倍(70万到14亿)。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南省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话讲，南街村的发展速度比深圳的速度还速度。2003年至2005年扩建药厂、旅游、电厂、面粉厂四大项目第二次创业的成功，使集体经济更加壮大和巩固，村民更加团结奋进。南街村很快就会由食品王国变成食品制药王国。

　　五、灵活机动的“十六字”发展方针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穷村，在当时所走的道路还是与大气侯“三不一少”对着干的情况下，尽管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已经决定，但要在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后台”的情况下要把村办企业办成国家大一企业，那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但以王宏斌同志为代表的南街人没有被吓倒，经过冷静的思考后，终于根据毛主席在《论游击战》里的“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十六字，提出了自己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人廉我转”灵活机动的十六字发展方针。对村办企业中无发展前途的麻织厂等立即关闭，对有发展前途的食品深加工龙头主导产业方便面则及时抓紧配套，搞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把食品加工的下脚料加工成饲料发展养殖业，为村民职工提供肉、蛋、鱼等动物性食品。为能加工出优质的方便面等食品，在不断扩大、挖潜、提高等级面粉厂质量的同时，就连调味品、包装、胶印、彩印、汽车运输等全都在配套之列。这些不仅满足了自己企业配套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对外营业，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王宏斌将其称为：“多业扶着一业上，一业带着多业兴”。多年来南街村的方便面一直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厂家之一，方便面及其他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而且还出口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1994年9月10日，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84岁高龄时的老将军张爱萍视察了南街村后，留下了“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意味深长的墨宝。进入本世纪的第二次创业中，由于方便面市场有所萎缩，就缩减而上制药企业。过几年后，这制药企业可能就成为南街村的主导产业之一。

　　六、“外圆内方”，独树一帜的富村治村方略

　　南街村党委针对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管黑钱白钱，只要给钱啥事都敢干，只要能弄到钱，啥事都有人干的“向钱看”的歪风邪气，甚至用“娼盛”来达到所谓的“繁荣”的有损国格、人格的人和事，以及乱引进、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诸多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不断出现和大量出现，在全国到处都搞开发区、特区、示范区的形势下，南街人却创造了既能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也能防止腐败的独树一帜的富村治村方略——“外圆内方”。即通过“外圆”创商海(富村)，与市场接轨，但必须严格遵守党纪、国法，绝不能损害国格和人格，用政治思想上的滑坡来换取经济上的增长;严守“内方”治南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在创商海的过程中，不仅用“村规民约”和“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且还发动群众来监督和评论干部，以达到拒腐蚀永不沾。对群众评论不过关的干部，绝不允许他“带病”上岗，即使县上很不错的局长回村当不好办公室主任，也得离岗，绝没有“下不为例”的先例。南街村三大班子(党委、村委、企业)成员都是在生产第一线指挥、战斗，除每天或隔天开碰头会及时研究总结和解决出现的问题外，还用定期的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并消灭在萌芽状态。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开战地动员、总结会和合作化初期开田间地头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仅如此，还在1994～1995年用一年多的时间发动群众开展整党整风和反腐倡廉活动(类似于1951年的“三反”运动)，对贪污两万元的一名认罪态度不好的会计，经司法机关查证落实后，判了六年刑。当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像两万元判六年刑在一些大单位能拉一卡车。通过这次活动，不仅惩治了腐败，而且使干部、党员、村民、职工受到了一次普遍的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再教育。当人们痛恨现在的腐败时常用“毛主席好领导，贪污浪费、吃喝嫖赌连根倒;‘三反五反’是个宝，谁敢伸手就挨刀，法宝入了库，腐败很难治”来颂扬和缅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放手发动群众严惩腐败的丰功伟绩。能在短期内打败不法资本家和党内腐败分子的猖狂进攻，促进了三年经济恢复、支援了抗美援朝，使国家安定了三十年。现在的腐败与改革开放长期并存，就在于“以官治官”不发动群众，腐败分子无压力甚至有后台。在南街村，职务的高低和贡献的大小不以工资的多少来衡量，最早是王宏斌，现在的三大班子成员的工资都是250元。这不仅比几千元的技术人员和教师的工资低，而且还比下属厂长的工资低，体现了巴黎公社对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精神。如果要像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垠说的南街村是“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话，那就是用巴黎公社这个精神复活了人民公社。国际合众社则称其为“市场经济下的人民公社”。最早叫王宏斌为“二百五”的那种贬义戏称，现在已经成了以此为荣、人人学习和发扬的“二百五精神”，即不怕吃苦耐劳的无私奉献精神，认准了方向绝不回头、不受外界干扰、干不好不罢休的认真负责精神。王宏斌几十里路走亲戚，只能骑自行车，无权公车私用;他爱人不是“跟上老爷当娘子”的夫荣妻贵的官太太，而是“跟上杀猪的翻肠子”的村民公仆党委书记的妻子，也和其他村民一样在村上安排给她的洗衣房岗位上上班的洗衣工。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的亲属都是如此。不像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国家大领导在内，一人升官鸡狗升天，首先将他的亲属安排在重要岗位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越大，“抬轿子”的越多;“轿夫”的级别也越高;给官员把事办成了，他就提升了。这就是人们在下边常议论的某某当了大官后，把他的兄弟姐妹、儿子、外甥等亲属都提拔到一些重要岗位，有的竟将“二奶”、“三奶”都提到重要岗位。党、政、公安、法院、银行等七名省部高官竟倒在一位越南难民李薇的石榴裙下，给国家财产损失达百亿。南街村的领导没有任何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权，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公生明，廉生威的座右铭——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南街村其所以能够成为幸福祥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学有榜样，赶有标兵，弘扬正气，安定团结，不以权谋私和刑事犯罪;村民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病有所医、居有其屋，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就在于他们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党委领导下，贯彻执行了1945年5月，毛主席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说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过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二期第32页)的教导而开创的一个真正中国社会主义本色“外圆内方”的村子，参观者则称其为“一方净土”。被中央组织部命名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命名的“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文明村”，农业部命名的“全国乡镇企业管理先进单位”和“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命名的“民兵预备役部队基层工作先进单位”，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和中国集体雷锋评审委员会命名的“中国第一雷锋村”……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选为教学实践、政治理论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1995年9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视察南街村时说：“南街是一座精神宝库，是一所好的党校。思想挂帅，政治领先，党校就是培养这个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的。”“你们难能可贵的是不仅抓富裕，更可贵的是思想上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村民的观念很不简单，你们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好传统继承下来。”并亲笔题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领群众共同富裕。”1998年5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称：“南街村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们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把市场经济的优点与传统体制的优点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南街村的‘外圆内方’正好是对一些社会坏现象的批判，它的这种模式有利于我们发挥市场经济的优点，克服旧体制遗留的弊端”;日本《读卖新闻》1995年7月则称南街村为：“对于目前贫富依然有差别，治安不断恶化的中国社会可以断定是一种成功的典范。”这都是“外圆内方”创造的的奇绩。这就证明毛泽东思想不仅能够指导计划经济，而且也能很好地指导市场经济;用它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创造的“外圆内方”，在市场经济中不会走邪。这就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七、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指导思想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从村办企业发展的实践中，深知科学技术和人才的重要，办好教育与培养人才的关系。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指导思想。在村办企业发展过程中急需大量各类人才时，按当时流行的人才标准，似乎只有大专以上的学历才算人才，这种片面的唯学历论的人才观对南街村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而，他就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才”人才观的办学要求和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三好”的人才标准。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视技术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次品，视身体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废品。在这样的办学指导思想、人才观和人才标准要求下，通过招聘、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为村上引进、培养了大批的各类合格人才，满足了企业发展的需要;在普及中专教育的基础上，现在在全国各类学校上大学的学生已达200多人，每年有50名大学毕业生回村参加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这既不存在上不起大学的问题，也不存在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不难看出南街村的人才观和办学方针已从“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才”发展提高到今天的“既求人人升学，更求人人成才”的水平。为使下一代从幼儿开始就能受到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质教育，他们不惜花数千万元的巨资先后兴建起设备齐全的一流现代化的南街村幼儿园、南街村学校(小学和初中)和南街村高中。其中每一项的投资都在千万元以上。从幼儿园到大学(含研究生)的费用全部由村上供给。中小学大门口矗立着基座有毛主席题词的刘胡兰、雷锋塑像，在雷锋像座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题词，让孩子从小就学习英雄人物的高尚品质，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古人云：“德者才之帅，才者德之器。”“德”是指品德情操，“才”是指聪明才干。德胜过才是君子，利国利民;才胜过德是小人，害人害己。这已经把德与才的关系说清楚了。古人的“才胜过德是小人，害人害己”与王宏斌提出的“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这“危险品”必然“害人害己”。仅用全国数以万计的腐败官员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因而，自古对人才的要求就是德才兼备。南街村的这种提法，既继承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也符合我们党对人才的一贯要求;也体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和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里提出的“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笔者理解，“德育为首”和“德育领先”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让人非常遗憾而费解的是，我们提了多少年的又红又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我们国家自上而下的文件、领导讲话和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则将其从有到无，现在几乎看不到、听见不见了。连《准则》对又红又专、“红”、“专”的标准都不要了，那教育不滑坡还行吗?

　　为引进高科技人才，南街村还建有博士后研究工作站和人才公寓。为科技工提供良好舒适的环境和工作条件，让他们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成生产力。

　　南街村还办有“希望戏曲学校”。除经常为村民职工演出外，还赴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并得到好评;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文艺晚会并获奖。这所戏校既活跃、丰富了村民职工的文化生活，也为社会免费培养了戏曲人才。

　　八、吃透上边的，摸清下边的，借鉴别人的，干好自己的的发展思路

　　1981年南街村在顶不住“一刀切”压力的情况下，盲目跟风随大流将队办的两个企业(面粉厂、砖瓦厂)和土地搞了包产到户。结果事与愿违，使集体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和群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而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对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政策不了解和当时的新闻媒体、工作组不管“宜”还是“不宜”片面地宣传“分”而忽视“统”，似乎只有分才是改革。大队领导也怕戴上不改革的帽子而违心地将集体的企业和土地分了。结果犯了没有吃透上边政策，没有结合自己村的实际发动群众充分讨论，没有借鉴刘庄、滕头村等村为啥不把土地、企业包产到户，把集体财产分光而吃了大亏。当初他们其所以办面粉厂、砖瓦厂，就是借鉴了刘庄“无工不富”的经验后才开始走有工共富之路。因而，1984年大年刚过，他们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以后则随着企业的发展，将个人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统一耕种。这既符合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也符合南街村群众的需要而得到村民的支持和拥护。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不断借鉴别人的经验，像给食品企业供面粉到自己搞食品加工、和日本人合资办企业等把自己村发展成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团企业。由于下得民心，上符合中央的政策，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这就创出了既能适应农村改革开放，又能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反腐倡廉真正独树一帜的“外圆内方”。日本《读卖新闻》“断定”南街村的模式“是一种成功的典范”。这就体现了毛主席教导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别人的经验和自己的创造结合在一起，他的本领就更大了。

　　南街村党委为了更好地吃透上边的，干好自己的，在充分发挥村上的老村干部和老人作用的同时，由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等出面，四处寻找对南街村有重要作用的当地离退休干部，把他们请到村上来，于1992年成立了别具特色的“老干部顾问办公室”。这些离退休干部中，有原临颍县副县长、县监察院监察长、县计委主任、县政法委副书记、县公安局副局长等15名。请老干部的目的主要是觉得自己的知识面有限，对村办企业发展经济中一些问题吃不透，请他们来当参谋，把关定向;由于老干部党性强、正直风气好，请他们当村干部的监督员，时刻提醒他们，防止犯错误。在当时那种几乎听不到、看不到共产主义金光闪闪四个大字的情况下，而南街村却是为发展集体经济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之事如此尊重老干部。被聘请的老干部对此举也很感动，因而，村上上门一请，他们都来了。他们到南街村来并不是为了钱和老有所养，连村上给发的报酬都不愿意要，而是充分发挥老有所用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些离退休老干部无论是在公有制大讨论、打假、整党整风，还是在人才培养、村民团结、反腐倡廉诸方面都发挥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南街村的实践证明，离退休老干部确实是国家的“宝”，是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巨大财富。这与一些地方、单位把离退休老干部当成保守、当成包袱、当成他们改革开放的“绊脚石”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一文教单位的老同志向自己单位的报纸写了继承发扬老书记、老校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文章，被主编和宣传部长都认为很好而要发搞时，却被一位副书记知道后取消了。问其故，说老领导好，就说我们现在这些领导吃不开，是给现领导脸上摸黑哩。其实，他们所说的“绊脚石”和“摸黑”不过就是阻止他们以权谋私、脱离群众搞腐败罢了。

　　九、牢记“三大作风”、两个“务必”

　　为使思想这根弦不松动，南街村党委除经常坚持群众性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我去南街村时，早晨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前村上播放《东方红》起床，上下班播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三大”活动外，还根据村上的具体情况和发展需要，及时开展“南街人讲自己的故事”、“公有制大讨论”、“思想作风大整顿”、“共产主义小社区大讨论”、“开展党魂教育”、“比、学、赶、帮、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等多种活动。开展活动也是南街村的显著特点之一，用它来提醒三大班子领导牢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永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提高村民职工的集体主义思想，为加速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多做奉献，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严防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发生。根据中科院胡鞍钢的统计资料：上世纪最后五年，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到16.8%。(《西安晚报》2001年3 月24日)如果将这些钱分给九亿农民，每人可得1097元到1397元，再加上他现有的收入，那不就到小康了吗?现以南街村年GDP14亿的13.2%～16.8%计算为1.84亿～2.35亿;再以南街村每年给村民和职工的供给制部分分别以3000元和1500元计，则为960万元+1650万元=2610万元(0.261亿)。再用1.84亿～2.35亿分别除以0.261亿就等于7.05(年)～9.00(年)。那就是说，南街村一年的廉政可提供3200村民和11000职工七年到九年的供给制。这就不难看出腐败对国家造成的损失之巨大。因而，群众就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腐败和三化”(私有化、两极分化和西化)说明其危害的严重并呼吁惩治腐败和防止“三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尽管上世纪九十年代，每年GDP的增长以保七争八的百分比速度在快速增长，但两年的增长才能填平被腐败一年挖下的窟窿。这就不难看出贪污和浪费的罪恶之大。尽管现在惩治了那么多的腐败分子，给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但人们却认为这与一年损失一万多亿还相差很远。从腐败所造成的损失来看，中国其所以穷，近年来并不是经济发展慢，而是腐败太严重了，两极分化已很明显了，严重到建党建国以来之最。腐败和两极分化的严重性，说明了思想政治的滑坡和分配不公，国民经济的增长被少数人占有，有违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新中国刚一诞生的农村和解放前一样，还是那些人，那些地，但为什么要及时搞土改，就在于土地占有者的两极分化太大之故。从人们对腐败和“三化”的担心出发，当唱国歌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人心总有些不安。但在“外圆内方”的南街村，由于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三大作风”的优良传统，牢记两个“务必”，一年的廉政可提供七年到九年的供给制。从而，不难得出，南街村的共同富裕是以人为本，让人民当家做主走集体化道路干出来的，也是廉政出来的结论。尽管南街人富裕了，职工吃饭不要钱，村民实行供给制，但没有人浪费粮食和集体财富。笔者向南街村索要了一份印刷品资料是用包裹寄来的，感到很奇怪。但到邮局取时经计算，用包裹寄比用印刷品寄便宜9角钱。这在其他单位根本没人算这个账。1998年9月，南街村民兵参加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我们的后备军在前进》民兵方队到达北京住宿点时，带队的村党委副书记、民兵营营长贾中仁提出，不住高档宾馆而换到普通招待所住宿;由于南街人喜欢吃面条，晚餐招待所做的多而吃不了要倒掉时，贾中仁便立即跟服务员商量，让不要倒掉，明天热一下再吃。服务员惊讶地说：“这里剩下的大鱼大肉都倒了，更何况这三盆吃剩下的面条。”尽管话是这样说的，但还是在贾中仁的坚持下留下了，第二天一早热了一下就吃了。这一下招待所的服务员便心服口服地称赞道：“没想到南街村的民兵真是好样的!”这就不难看出，南街人尽管富裕了，但将我们党提倡的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但没有丢，还将其继承下来并在共和国的首都发扬光大受称赞。

　　十、严格的干部制度

　　南街村党委对三大班子干部的选拔、考核和任命，是按照党的“三大作风”、接班人“五个条件”、“三要三不要”原则和“四化”标准综合考查、严格选拔和任用的。“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法宝。南街村党委深知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必然就脱离群众，不但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会拒绝甚至压制群众的批评。现在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把党的“三大作风”已经修正成为自己升官发财的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把“三要三不要”修正成汇报时要成绩不要缺点，要建议不要意见，要说今后怎么办，不要说以前为啥没办好。出了问题，上级将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将上级捧着抬着，同级之间互相包着让着。最后必然脱离群众，产生骄傲自满和腐化堕落。这已为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几百名省部级、数千名厅局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的腐败分子所证实。“三大作风”是毛主席对我们党优良作风的总结并让我们永远贯彻执行，是南街村党委任用干部的总纲。“五个条件”和“三要三不要”原则是毛主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分别针对国际共运中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林彪反党集团提出来的(汪东兴同志看了毛主席追悼会的悼词稿后，特别针对“四人帮”把“三要三不要”加进去——天津老年时报)，主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选拔任用干部的“四化”标准，是在改革开放中提出来的，南街村党委认为其中“革命化”的核心就是为“公”。如果离开了这个核心，将革命化提得再高、说得再多也无用。在南街村谁也不顾，自己先富的人不能入党，也不能当干部。人们都在议论，只靠委任和花钱买来的官，在他们眼中干部“四化”里的革命化就是听提拔他和卖给他官的上司的话;只对他的上司负责，不对群众负责;不怕群众反对，就怕他的上司不信任。这些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连温家宝总理也承认中国许多社会问题与干部选拔制有关，说明这已经引起中央的关注。南街村党政领导班子严格按《党章》和《宪法》规定分别由党员、村民民主选举产生。要选的每位干部的档案都在村民脑子的“硬盘”上储存着。南街村党委对犯错误的干部，停止他们的工作，当他们作了深刻的反省并写好了检查后，就开始在工厂没有工资参加劳动，如能痛改前非，工作成绩显著者，可以恢复其工作，甚至还能提升，但还要给他一段试用期。现在南街村党委成员中，就有犯了错误而改正了错误后提升的同志。有了这样严格的干部制度，你就可想而知南街村的干部队伍了。村党委书记，大家都称他“班长”的王宏斌同志，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全国优秀党务工”等荣誉称号，被连选为中共十四大至十八大代表;党委副书记、民兵营营长贾忠仁同志，被光荣入选 “'98时代人物”退伍军人;前南街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坤岭同志，大家尊称“老班头”的老人，将自己和两户村民在搞包产到户时合办的回民食品厂义献给村集体……南街村一心为公的领导班子，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教导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也是他们就在群众中，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健康能防病的必然结果。

　　见义勇为在南街村

　　见义勇为——顾名思义，见到合乎正义的事就勇敢地去做——这是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奋进的优良传统和美德。《水浒传》电视剧的主题歌中就有，路遇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是歌颂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建国后的帮贫扶弱，惩治邪恶;一人有难，大家接济;遇见歹徒，众人拔刀相助……用一句话概括：好事有人做，坏事有人管，将见义勇为发扬光大，在城乡已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和谐景象。然而，在改旗易道向钱看的思想指导下，将见义勇为已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让位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见义勇为的英雄被歹徒刺伤后无钱医治，牺牲后无人管，见了行凶作恶，听之任之，甚至有的父女俩见坏人行凶，给110打手机被歹徒发现并刺伤后跑掉，待警察赶到现场问明情况后却令人失望地说：现在不提倡见义勇为。这就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沿路抢劫贼无数;竟然有将在街上摔倒的老人送到医院后，家人不但不感谢，反说老人摔倒是做好事的人所为……难怪彭真同志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在一次法治会上批评道：从前坏人怕共产党，现在共产党怕坏人!然而，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奋斗的南街村则不然，见义勇为者仍然是英雄，仍然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将中华民族这一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2009年9月20日下午4时下班期间，突遇歹徒对同事行凶，22岁的村集团调味品公司职工桂二伟同志挺身而出，赤手空拳与持刀歹徒进行生死搏斗，救出了生命受到威胁的同事，自己却被歹徒用尖刀刺伤了胸部，献出了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

　　桂二伟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得到南街村党委的高度重视，先后召开“向见义勇为好青年桂二伟学习动员大会”，并做出“关于开展向见义勇为好青年桂二伟同志学习的决定”。南街村集团20多个企业、村民开展了轰轰烈烈地学习桂二伟英雄事迹，誓做优秀员工、村民的群众活动：

　　——向桂二伟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奋不顾身、见义勇为的崇高品德;

　　——向桂二伟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追求理想、牢记宗旨的坚定信念;

　　——向桂二伟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向桂二伟同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团结同志、乐于救人的高尚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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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村党委授予桂二伟“见义勇为好青年”荣誉称号，并奖励20万元;接收英雄的父母为南街村荣誉村民，终生享受南街村村民十多种福利待遇。2010年1月27日上午，村党委全体成员前往英雄桂二伟家中进行慰问、拜年，并向英雄父母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金。村党委书记——班长王宏斌同志向英雄父母一一介绍了党委的每个成员，并深情地说：“今天，我们党委全体成员来家里看看。二伟同志为救同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党委研究决定，授予他‘见义勇为好青年’荣誉称号，奖励20万元，同时接收英雄父亲桂义功、母亲王翠兰为南街村荣誉村民，终身享受南街村村民的一切福利待遇。”新春佳节将至，班长祝愿英雄家人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并询问英雄父母还有什么想法和要求。英雄的父母颤抖着手从班长手里接过“见义勇为好青年”证书、“南街村荣誉村民”证书时，禁不住心潮激荡，热泪直流。英雄的父亲桂义功泣不成声地说：“党委把二伟看得这么重，又对我们两个这样照顾，我们没啥说的。我这个人也没啥特长，但我愿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南街村的发展多做贡献。”英雄的母亲王翠兰流着泪说：“孩子做这事，做得对。我作为他的母亲，决不会给孩子抹黑，我也会尽力为南街村多做工作。”班长宽慰他们说：“二伟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也是你们二老培养教育的结果。”

　　临别之际，班长握着英雄哥哥的手，嘱咐他好好照顾父母。在英雄家人的目送下，党委成员乘车返回南街村。

　　2011年1月9日，南街村党委为进一步弘扬正气、告慰英灵，村党委副书记郑永钦、监管班子主任王保杰、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卢林正等迎着凛冽的寒风，将英雄的父母用车接到了南街村。在喜庆的鞭炮声阵阵、祝福的话语声声中，让两位老人住进了党委为他们安排的新家——南街村朝阳区两室一厅的村民楼。让他们在南街村享受村民所享受的一切福利待遇，颐养天年，无忧无虑地过好后半生，充分享受集体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生活。

　　这就是用毛泽东思想育人的南街村党委、村民、职工对中华民族见义勇为英雄的肯定、赞扬和学习，对英雄父母和家人的安慰。

　　南街人不怕争论

　　南街村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提法和做法，轰动了海内外，也惊动了上层，还引起了争论，甚至有专程到南街村来和他们争论、反对的“大学者”。下边引用《中流》2001年第七期，第28～29页刊登的王宏斌与一位经济学家的对话。

　　“1998年2月，从北京来了个经济专家，省、市委办公厅派有陪同人员。来到南街村，一坐下来他就问我：‘你们南街村是靠毛泽东思想发展起来的?’我说，一个人的成长，一项事业的成功，并不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是各方面的。我说，南街村有今天，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领导关心和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以毛泽东思想育人。他说：‘这几个因素各占多少比例?’我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南街人还没有这个水平去量化它，等到我们以后水平提高了再给你汇报。再说，社会上现在还没有这种计量器卖。如果有了，我们可以买一个，把它计量计量，再给你说。他又说：‘你们南街村搞经济，假若经济搞垮了，那不说明毛泽东思想也被你们搞垮了么?’我说，哪能这么讲啊!现在国有企业垮了那么多，下岗工人那么多，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哪能说小平理论不正确?他说：‘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我说，你讲错了，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里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你怎么说是两回事?他说：‘总书记讲的也不一定对。’我说，总书记个人有时讲的不一定对，这也很正常。可这不是他个人讲的，这是党中央集体的意见，是十五大文件，十五大精神。他说：‘十五大也在发展。’我说：发展也有个过程，十五大刚结束，他就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成两回事了吗?他说：‘不管你怎么讲，反正我们这些经济专家百分之百反对你们南街村的做法!’我说：不要说百分之百的反对，就是千分之千的反对，我们南街人愿走这条路，我们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你也管不了。我们争论后，他走了。”

　　这位有省、市委办公厅派陪同人员来南街村的经济专家，肯定是有名气、有身份、有地位、有后台的大经济专家。人们猜测，他来南街村肯定不是个人行为吧!要不，还未听到哪一位专家下来搞调查研究竟有省、市委派专人来陪同。但从他与王宏斌的对话不仅让人非常惊讶、不可思议，而且也验证了香港经济学教授所说的：“内地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不多”这句话的分量。看来香港这位经济学教授能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他身不在此山中吧!

　　在这篇文章里王宏斌也提到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有关问题。“有人问我：你们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建成?我说，首先申明，我们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小社区，那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至于说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建成，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和水平。社会上任何人到南街村一看，说‘像共产主义小社区了’，就是像，说‘不像’，我们南街人就继续努力。我们没有制定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权力和水平，只有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奋斗的责任和义务。”

　　王宏斌答记者问时，有人问“南街村这种做法会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宏斌答：南街村这种做法能不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而是中国高层领导考虑的事情。我们作为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只有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不是处在乱世，谁的政策好、得人心，谁就可以得天下。中国高层领导如果认为南街的做法符合中国实际，有推广价值，它就可以燎原;如果高层领导认为南街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实际，没有推广价值，那它就不会燎原。还有记者问“南街红旗能打多久”?王宏斌答：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们是红旗，但我们认为南街的做法是正确的。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上符合党的基本路线，下符合群众的意愿。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南街村创业十几年，经济增长了2000多倍，这足以证明南街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再看坚持改革方面，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与日本客商合办了4个合资企业，引进了资金、设备、技术，学到了外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科学的经营策略。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南街绝对没有脱轨的地方，在我们南街不存在“党的领导没力量，社会主义没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商量”的问题。至于我们的路子是否真正符合群众的意愿，请到南街村参观指导，请各级各界的朋友到职工、村民中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感受职工、村民焕发出的劳动热情，亲耳听一听职工村民对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肺腑之言，从中就可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正确的东西没有人敢把它消灭掉。我们坚信南街的路子是正确的，一定能走下去，干成功。(熊焕发，李火烨主编《解读南街村》第77～78页，名家出版社，2002，香港)这话讲得多么客观、多么实事求是呀!

　　是南街人的南街村

　　当历史的车轮刚跨入2008年，老天陛下有意给人发怒，几十年不遇的冰雪使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受灾，其经济损失达1111亿元。紧接着这场冰雪灾害，从《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又人为地将这种“冰雪灾害之风”逆向从南方刮到北方中原大地——河南省临颍县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利用南街村集体经济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热剌冷讽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领导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给王宏斌扣上“红色资本家”的帽子。甚至连南街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唱革命歌曲、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不搞私有制也被指责是“大崇拜毛泽东思想”。就连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也在手离心口地为这些胡言乱语在呼风唤雨。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1期)编辑部以“南街村 一时的迷途，还是神话的破产?”为标题毫不掩饰地说：“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早已梦断魂消。而今，一个小小的内地村庄，居然旧梦重提，而且一时似乎还有模有样，自然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和好奇。”从文章的标题就得知，他们将南街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歪曲成不是“一时的迷途”，就是“神话的破产”。文内则更加露骨地攻击“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是“早已梦断魂消”，并放出南街村的公有共富是“一个小小的内地村庄，居然旧梦重提”的谬论。多大的口气呀!的确，小小的南街村可比这个大杂志社在世界上有名多了。这样一来，该杂志社作为集体经济的反对者也就出名了。不过，这种反对，只能促进南街人更加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请问这家杂志社：共产党与其他阶级政党的区别是什么?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则上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党章》、《宪法》规定的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又是什么?难道这些还需要别人再给做启蒙教育吗!?在攻击南街村的文章中，还有意将“2006年9月4日，第五届全国‘村官’论坛在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大寨村举行”时的一张照片——“大塞村的郭风莲(左)被授予功勋‘村官’后与华西村‘村官’吴仁宝(中)合影”(右边与吴仁宝在一起的那名女功勋“村官”未提名——笔者注)和“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天津大丘庄‘庄主’禹作敏”的照片放在一块(该期第32页)。把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天下第一村”的村官和“功勋”村官的合影硬要跟禹作敏“庄主”放在一起，可见其绞尽脑汁精心策划的用心之良苦了。这就不仅要否定南街村，还要通过吴仁宝和“功勋”村官来否定所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公有共富村。由于该杂志社是站在反对、恶意中伤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上，因而其观点必然是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台，用正面和反面人物的两幅照片来暗示、侮辱这些“功勋”村官致富带头人和禹作敏是一股道上的车。要不作如何解释。至于该杂志社的记者林海、尼克的立场、观点就可想而知了。这就叫歪将带不出好兵。不过，这两位记者也说了些公道话，他们引用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评价王宏斌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有信仰的人，信仰共产主义”;个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个非常严于自律的人”;他认为“这些骂声并不仅仅是因为南街村的经营问题，更在于南街村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这就一针见血地击中了骂者的要害。《南街村报》主编盛干宇称王宏斌，“他没有一点私心”，“按他的能力和社会影响，如果为自己，想发财，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还有人说，“他就是不离开南街村，要是想当官，早就当很大了。”这就说明了王宏斌在南街人心目中的位置。然而，这两位记者对王宏斌答他们问时提到的南街村为了上市才搞的所谓“股改”时说，“我们同时还签订了一个声明，这个股权都属于集体股，个人没权利拿走。”事实证明王宏斌说到做到，他们一直是按这个声明办的。你们也没有找出他们不按这个声明办而化公为私的任何证据。他俩为什么不把这个声明附在后边呢?是一时的疏忽，还是有意在回避，或者是出自其他原因和目的。这只有他俩清楚。不过这话还给他们留了条后路，暗示出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或者出自良心的责备。

　　令人费解、不可思议的是，《南方都市报》在刮这场人为的冰雪之风而打头阵的上官敫铭的“‘红色亿元村’南街村发展真相”一文，竟抽梁换柱地连南街村在搞“股改”时那个“声明”一字不提地说，村上60%的股份归“三大班子”和姚喜兰所有。这样掩盖事实真相的所谓“调查”，将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这位“共产主义引路人”就自然变成“红色资本家”而包装成是“经过记者深入调查，我们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等等，这样就可弄假成真了。这是他们有意以假乱真地将澡盆里洗澡的小孩拣出来扔掉，让人看到的只能是剩下的肮水一盆了。这就为他们的假相把读者诱进他事先划定的圈套里——“究竟是谁的南街村”?——他们不敢直说的不言而喻的结论了。对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社和记者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问题，是爱什么、恨什么，爱憎分明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

　　还有，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也在同期《南方人物周刊》上用他对公有制那些荒诞不经的理论胡说什么，“人们却糊涂地以为不搞土地承包也可以维持集体农业经济效率”，“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地给胡说八道加盐添醋地增味润色。这位研究员如果不是有意歪曲事实的话，请他也能反思一下前边向《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的那几个问题、请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中的“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方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可拘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的精神认真学习一下;再迈开他的两脚去安徽风阳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和南街村看看，他就会明白是自己在信口雌黄。李岚清副总理于1996年4月13日考查了南街村后说，“我想这个经验要很好地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整个这个路子很好，一是有一个好班子。农民讲得很对，关键是有王宏斌这样的好带头人、好班长。”这就叫“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位研究员大概不会不知道毛泽东主席对真理标准这句名言吧，要不他怎能有意说出这样的胡言乱语呢?公有共富是农村所的研究员应该研究的课题和职责吧!

　　正当春寒料峭，以上刊物否定南街村走集体经济道路，并给其大降“冰雪”灾害之际，《大河报》3月25日16版，专版刊登了“小岗村重走集体合作之路”一文。小岗人“想得很清楚，个体式的农耕作业只能吃饱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合作的道路。”这是小岗人几次组团去南街村参观学习后才寻求得到的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否能真的走这条路，还得靠实践来检验。也就在这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委、江苏省委、武警部队、国防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等主要领导和将军们也来到南街村考查、调研后，都给予高度的评价，称赞南街人是新农村建设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南街之路是广大农村的典范。中组部研究室政策法规局副局长李炎溪3月中旬在南街村调研时，伸出大拇指称赞王宏斌，“你能够带领南街村民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让全村群众都富起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功臣”;“如果全国农村都像南街村这样就好了。”4月份，南街村喜获漯河市“善待农民工十佳企业”称号。不少省市党政领导将要组团带队陆续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和考查，看来这些反对者对南街村会起到正面宣传有时还起不到的积极作用。真要感谢反面教员了。

　　现在，可以肯定地回答《南方都市报》上官敫铭的“究竟是谁的南街村”?是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领导下，坚持村民是村上的主人，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团结奋进的南街人的南街村。南街村26个村办集体企业、一个现代化农场和旅游公司，村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姓公为村民集体所有，村上没有老板，没有暴发户和贫困户的两极分化;村上首先划清“八大”《党章》规定的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村党委的成熟;村民的医疗、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博士毕业)和住房等十多项福利全由村上供给;村民过上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你们反对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南街人，只能激发他们更加坚定不移地将其走下去。小岗村和全国好多村去南街村学习取经后，其所以都选择要走集体经济这条路，就在于它是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必由之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名称是不可分离的，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就要实现共产主义。要不为什么从一大到十八大都把它写在《党章》上呢?请把你们的“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收回去，好好反思一下吧。王宏斌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是几十年如一日地领导南街人走向共同富裕的带头人。他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请将你们给王宏斌扣的“红色资本家”的帽子收回去自己戴吧!也告诉党国英研究员，走集体道路不是人们糊涂，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现在不是王宏斌多了，而是太少了，你说的中国前景的“暗淡”，才是真正的光明。在此，也用王宏斌答尼克和林海问时的话奉劝这些刊物和人，“争议是正常的，争议越大，对南街村发展越有利，我们不掏广告费就做了大广告。但争论要争在尖子上，不要同样一个灯泡，安在南街村就变成红色，安在其他地方就不是红色了。灯泡没变，可能是我们自己得了红眼病。”

　　络绎不绝的海内外参观学习者来南街村游乡村都市，观红色文化，品南街产品，感集体优越已是人心的向往。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是南街人的南街村，她岿然屹立在祖国的中原大地!

　　从小岗村的忧虑引出的思考

　　二三十年前，全国都在学习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据《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北京)的陈桂棣、春桃采访该村村长严宏昌时得知，村上已经穷得他这个村长连一分钱的办公费用都没有，出去开会，添置办公用品全靠自己掏腰包。但让他自豪的是，他这个村长全靠在深圳打工的两个孩子、一个当记者的孩子和老婆搞养殖来支撑着。尔后，驻小岗村的干部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后留言：“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两年后的2004年11月，在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带领下一行十三人中，有村委会主任、会计、妇联主任及当年最早分田按手印的十八名发起人中的四人，来到南街村学习，寻求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南街村档案馆，沈浩书记紧紧地握着张天顺副馆长的手并非常感慨地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年分田搞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呀!”是呀，严宏俊老人说出了承包后农村的现状，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去了，村上留下的就是“993861”部队。“99”重阳节，代表古稀老人;“38”妇女节，主要代表中年以上的妇女;“61”儿童节，代表留守儿童，有的家庭只留下儿童。打工挣钱的目的首先是为孩子上学。这些孩子与有钱人被宠坏的“小皇帝们”相比，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孤儿。根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蓝皮书》称，“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了养老和住房，超出了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父母为了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只得忍痛和自己的骨肉分离。有的孩子甚至连父母的模样都记不清了。因为供一名大学生需要13.6个农民的年纯收入。(《报刊荟萃》2006年第七期第40页)有的家庭父母都出去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孙子，有的只留下孩子，晚上孩子提心吊胆地睡不好觉。有的家晚上失火将孩子烧得面目全非，父母几年打工的工资还不够给孩子看病。像这样的留守儿童中国有5800万。有的给黑心矿主打工，出了矿难家里还不知道，就像被反动派抓去的兵阵亡了一样的无下场。因而，小岗村人参观学习了南街村后纷纷表示：“南街之行让我们大开眼界，精神振奋，我们一定要学习南街精神，务实工作，付诸行动。”沈浩书记(据有关资料介绍，是省政府财政厅处级干部、小岗村第一书记)在档案馆留言薄上欣然写下：“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小岗村人经过几次参观学习后终于愿意重新走上这条公有共富之路。从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包产到户到愿意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算得上一次新的飞跃。只有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走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走向共同富裕，才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实现《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消灭，两个决裂”。沈浩能不能像史来贺、王宏斌、刘志华、田雄他们一样，领导小岗村走这条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还要靠实践来检验。然而，他却猝死在为小岗村弄钱而舍命陪“君子”饮酒过量的酒精中毒。

　　学习南街村

　　小岗村人几次参观学习南街村并要重新走集体合作道路说明，用私有制剌激的包产到户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更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向南街村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将集体的土地包产到户给个人，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计，更不是包产到户就是社会主义。打个比方，拉车拉到半坡上而拉不动时，可以有意识地向后退一步而得到缓冲再向上拉，这种退是为了进;有的没有退就一直拉上去;退下来后再没有进即再向上拉的，就像小岗村人说的那样，虽然解决了温饱，却未进富裕门。至于把公有企业承包给个人，王宏斌已得出了“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的结论。笔者认为这才是地地道道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精神。据《中国工商时报》2005年12月12日报道：民营经济到2005年末，内资民营在GDP比重中约占49.7%，外商和港澳台比重约占有15%～16%，两者相加约占65%左右。(《中国剪报》2005年12月14日)(据有关资料，现在公有已不到四分之一，私有已经超过四分之三)所谓民营实质就是私有经济。这个比重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还低——1952年国营和私营工商业产值比重已占67.3%，超过了私营。(《报刊荟萃》2006年第八期第28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30年来改旗易道的“国退民进”已将其比例颠倒过来了。这还是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但有的经济学家却说，这个量变不能代表质变。这是否要改变哲学上讲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大概只能用得上赫鲁晓夫创造性地性发展了的那个马列主义——修正主义来解答了。从2007年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物价猛涨，肉食等食品翻番，大米、面粉普遍涨50%以上，但笔者所在地农民的小麦等原粮只波动在0.95～1.05元/斤。其所以如此，人们在下边议论物价猛涨的根源在于，那些垄断行业说涨就涨;加工、流通领域特别是商业已经基本看不到国营了;有时也能找到，但却是承包者的“招牌”而不是实质。那怎能控制市场并抑制其涨价?《瞭望》新闻周刊等刊物已指出，“警惕外商并购危及中国产业安全”,有的还提到中国的粮食和食用油已被外商控制。现在学了南街精神的，都是按照小岗村人说的已经走向或者正在走向共同富裕。和南街村在同一个县的北徐庄，在1987年的大旱面前，被承包破坏了的水利设施使两千亩耕地基本绝收的情况下，迫使要为村民干一番事业的党支部书记徐德全痛下狠心，卖掉了自己的两头牛和磨面机，拿上3 600元到村上;退伍军人、村委会主任徐奎生，把部队发的安家费一分不留地也拿到村上;全村干部将全年7 000多元的工资全部拿出来;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徐明勋，把准备盖房的25 000块砖拉到井台。这就实现了徐德全说的“集体没有钱，咱们自己掏腰包，集体兑钱从我开始，干部带头!”就这样干部带头带动了群众集资，向南街村学习，发展集体经济，走有工共富全面发展的道路，并得到王宏斌人才、技术、资金的大力支援，到2000年产值已达四亿多，过上了和南街人一样的共同富裕的生活。人们称他是由南街村“克隆”过来的。现在的年产值已超过10亿，成为食品加工、饲料养猪为一体的大企业。还有临颍县的龙堂村、新安县的土古洞村、兰考县一些村、山西壶关县的小蓬善村、山东鱼台县、吉林梨树县等不少地方的村都在学习南街精神，重新走集体化共同富裕的道路。

　　噢，这就是集体经济在“一刀切”包产到户中无可奈何花落去，吃“后悔药”后无可奈何花又开，创造“外圆内方”、工资加供给相结合分配制度的南街村!科学发展的南街村!外国人来中国看共产主义的南街村!

　　我们相信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一定会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24字新农村才有真公平

　　——六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和标准。然而笔者到农村却未找到这样的新农村。“一刀切”包产到户人心涣散，各自为政散沙一盘的村找到的是993861部队战争景象村(99指老人，38指中年以上的妇女，61指留守儿童，抗战时青壮年男子被拉兵打日本，今天却外出打工谋生)，跟20字没法挂钩，也找不到公平。但在刘庄、南街村、韩村河、小冀镇东街五队、龙泉村等终于找到了。不过这成千上万的共富村、社，已经突破了这20个字，并突出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共富”4个字而成为24个字，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笔者认为这才叫做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儿才有真正的公平。这些公有共富村，不说是社会主义，人们也知道她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给战争景象村加上五颜六色的社会主义，上了所谓“姓公的户口”，世人也不认为是社会主义，连被作为上姓公户口的“样板”小岗村也不例外。这就是造型的模子错了，就造不出好型了。因而，笔者曾建议中央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定为，含“公有共富”4个字在内的24字才符合实际，才学有榜样。

　　下附：《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是公有共富》一文，看看她是怎样将20个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和标准，在以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的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为首的成熟的党组织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动摇，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不含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斗私批修不松劲，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不回头，才将中央提出的20个字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准，增订、丰富和发展成为突出社会主义本质——公有共富24个字。只有坚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才有真正的公平——共富乃公平的标志。这就是和“三不一少”对着干的必然结果，也是以实际行动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答卷。

　　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是公有共富

　　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三部中的第三部《学习共富村》，被中国老年科技工协会、大众科技报社、《科技创光辉》编辑委员会录入《科技创光辉·中国科技成果与学术精典》，被评为“百佳科技创新人才奖”，并授予“科技之星”荣誉称号。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

　　建新农村为共富，

　　核心在它的本质。

　　集体公有是桥船，

　　拆桥卖船就背叛。

　　石头摸了几十年，

　　现在还在河那边。

　　新三座山又背起，

　　战争景象农村现。

　　……

　　包卖私有谈共富，

　　自欺欺人哄百姓。

　　廿字无公有共富，

　　聋子耳朵当摆设。

　　举旗要学周家庄，

　　批“三不一少”黑纲。

　　坚持一化三改路，

　　二十四字喜洋洋。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和标准。笔者在《四学共富村》一文中提到：“建议国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20个字再加上‘公有共富’四个字，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才符合实际。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就不能离开公有共富而是私有和两极分化了。”前面也说过，笔者去刘庄那些让世人刮目相看的公有共富农村都市参观学习时，不少村民都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是中央根据他们这些村的情况提出来的，但却没有公有共富四个字。外地参观者也同意他们的说法。

　　政党是阶级的政党，没有超阶级的政党，也没有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共产党同其他任何阶级政党的区别，不仅不掩盖自己的阶级性，还公开申明它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即立党为公。是按照《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消灭”和“两个彻底决裂”搞共产主义革命——用武装取政权后消灭广大人民群众受压迫、被剥削的私有制，先建成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少数人依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剥削多数人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则上的本质区别，也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共富同资本主义的私有少数人富的本质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为国家所有，进行土改后紧接着搞的“一化三改”就是在消灭私有制;社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根据苏联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来预防列宁指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巩固发展公有制，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实践证明，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比消灭私有制难得多。否则，消灭了的私有制仍可死灰复燃。苏欧蜕变和中国私有化两极分化的现状就是例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必须符合公有共富这个本质。事实上，现在已建成和即将建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原来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没有搞包产到户，包括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内的刘庄、兴十四村、滕头村等;搞了包产到户后吃了“后悔药”的包括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北徐庄等;北徐庄人称第二个南街村是学习南街村的典范，还有龙堂村、土古洞村等学习南街村后在恢复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上正在建设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龙泉村、韩村河尽管在包产到户风中将土地搞了包产到户，但村上的企业、农业机械、水利设施等仍为集体所有，随着村办企业的发展，村民就将地交回村上统一经营。现在还未听说过包产到户的村中哪一个村已建成中央提出的20个字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连全国派工作组搞“一刀切”地学习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的“模型”也不例外，如今竟冒出了村领导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搞包产到户的底牌。就在于他们将原来人民公社的集体公有制化公为私，走建国前历史上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老路而未能达到共富。这样如果能共同富裕的话，那马克思主义就不会产生，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建立的必要了。按通常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小岗村这个包产到户的反面教员，其所以未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证明包产到户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危害的确也是无穷的。这些公有共富村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和楷模。它是中国农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创举，如同当年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总有一天会燎原的。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指整个村的生产发展，全体村民的生活宽裕。而不是个别资本家老板和地主老财，或村领导的生产发展，腰缠万贯，富得流油;其他村民为其当雇工，就像旧社会的黄世仁和杨白劳之间那样。这些共富村每个村都有农工商数个到数十个企业，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因为在这些村谁也不顾，个人先富的人是不能入党的。当然那就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了。可见这些村的党组织是按照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是不剥削他人劳动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这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成熟。八大距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的党却在这个问题上“成熟”得对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混淆不清了，资本家不但可以入党，而且十七大、十八大代表竟有数亿到700亿的资本家几十个、党政官僚资产阶级代表这个委书记、那个 长可能更多。究竟党的各级领导中有多少资本家，这只有自己的领导知道。这么一来，中国共产党究竟还是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样的人是企业的党委书记，这个企业的工人阶级不下岗、失业才怪了?这样的人是X委书记，究竟是为谁掌权。这样的人是村领导，这个村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吗?如果能建成，那黄世仁早就建成了。共产党的性质一旦改变，党员数量越多，党的战斗力越差。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20万党员时，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200万党员时，夺取了反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否定阶级斗争，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搞全民党、全民国家，经过勃列日涅夫第二代到戈尔巴乔夫第三代，苏联共产党员达到2 000万时，将苏共解散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东欧蜕变了。中共七大120万党员时，把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夺取了全国的胜利。现在党员8千多万，却腐败成风，处理的党内腐败分子数百万，其中县级以上的比建国初期这个岗位上的领导还多，数以万计的高干将其亲属和财产已转移到资本主义国家而成为执政的“裸官”。这说明保证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党员质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性，党员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一样，中国更不能例外。然而这些共富村的党组织始终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保证党员的质量——党员必须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先锋战士。这样的党组织，才能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村民是村上一二三产业的主人——以人为本的核心。村民在自己村上集体企业的平台上平等上班，劳动能力无天壤之别，分配差距也不大，且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人人都享受的福利在不断增多。从幼儿园的启蒙教育，小学、中学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费用全由村上承担;上大学有的全由村上承担，有的村上承担一部分，但个人承担的，自己的收入都能承担得起。真正地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居有其屋，病有所医，人人有工作，不愁失业和破产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除了村民人人都享受的十多项福利外，人均收入不少村超过万元。周家庄人民公社2008年除去吃粮、住房、医疗、水电、教育等十多项福利外，1 2000多名男女老少社员人均分红6 000多元。这6 000多元可以说是除过生活后的消费收入。2013年1.3万社员平均分得14104元，高于全国农村6000元，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优势，社员生活宽裕的程度，无论那一个包产到户的村都是无法比拟的。华西那就更富裕了，要不为什么称其为天下第一村呢?!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这些村的乡风文明，主要表现在一心为公的集体主义思想，为集体而团结奋进，爱党爱国，爱村集体，村民职工之间睦邻友好诸方面。就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几十年无刑事犯罪这一件就足以说明这些村的乡风文明的程度了。这在一些政府机关大院也不一定能达到、能相比的，何况有的政府大院如同“寡夫村”——因当官的有“二奶”经常不回家过夜(见《从政府大院如同寡夫村说起》毛泽东旗帜网)。他们在创办企业，甚至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严格按照党纪、国法和传统的村风民俗，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村集体手中，丝毫没有伤风败俗，有损国格人格之处，更没有用 “娼盛”以达到所谓的繁荣。去这些村，早晨天不亮就可见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在街道、公园边散步活动，边捡抛在地上的塑料袋、纸屑等;有的主动给参观者引路，介绍情况、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一犯罪分子刑满释放后来共富村偷自行车，被为村上治安自愿组织起的小脚老太婆们抓获;小学生主动在街道将散落的苹果捡起来放在主人的车上;发现坏人行凶，职工赤手空拳与其搏斗……这些都是自觉、自愿、自发的。因为他们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无后顾之忧，享受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共富的优越，把自己的一切和后代的希望都寄托在村集体的社会主义事业上。这就真正地体现了集体富，大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人人都在为集体干力所能及的事，充分地体现出集体的温暖、集体的优越，发挥集体主义精神的伟大。至于村容整洁那就别提有多好了。村民住宅由村上统一规划建筑，既整齐大方、美观，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小冀镇东街五队村民住欧式别墅，办公楼俄罗斯人称其为“宫殿”，韩村河一家一幢别墅，刘庄一家一单元四层470多平方米，南街村住新楼房只带上自己的衣被，楼内的家具、彩电、冰箱、电话、空调、灶具等全由村上统一免费提供。至于村上的绿化，称得上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村民职工的文化生活，有公园、图书馆、文化室、俱乐部、体育场有各种球类、运动器材(村民职工宿舍周围也有)、文艺宣传队或戏剧学校经常为村民演出。

　　管理民主，公有共富

　　管理民主。只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村民都是村一二三产业的主人，才能有管理民主。这些村继承发扬了大庆人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主人翁精神和“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群众运动的管理。即使县上很不错的局长，回村上当不好办公室主任也得免去而无下不为例可言。这与那些将地卖给私企和外商老板，让村民在自己村、自己的土地上提心吊胆地给资本家和地主当雇工，受剥削的所谓“城乡一体化”完全是两种制度两层天。村民哪有民主可谈，怎能参加老板企业的管理。因而，只有这样公有共富农村城市化的村民，他们永远都是村一二三产业的主人。现在有这样的标准：你在职场上是否掌握自己的命运?升职加薪是不是自己说了算?你身边是不是总有靠着背景、出身、靠山往上爬的同事，不管你做什么，都不如对方拿的好处多?如果你的回答都是负面的，就进入了上班奴的行列。富士康的工人就是跳楼自杀的真正上班奴。全国“一刀切”搞的包产到户后，基本上都走上两极分化，年富力强的村民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有的被黑砖窑、黑煤窑老板逼死还不知道，不少农村真正成了993861部队的战争景象村。就以沈浩书记带领小岗村13人一行重返南街村考查学习中，当年分田单干的18位发起人之一的闫宏俊老人在南街村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呀!”小岗村是国家抓的“典型”，国家拨款、社会各方救济都是这样子，全国都学习小岗村的其它村就更可想而知了。

　　向谁学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央提出社建设会主义新农村后的一个时期，网上和多种新闻媒体热炒中国有“3万公务员”或“35万公务员”拟去韩国考查“新农村”，一些地方成群结队去韩国学习“新村运动”。但东北某省会城市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老徐同志去后回来的感受是：“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他是该市第六批(每期20名，人均花万元)去韩国培训的党支部书记。人家韩国的有关人员就说，你们这样成群结队来，作为旅游可以，但并非能学到你们希望学到的东西。因为韩国的国情是，有4 800万人口，城市人口比例高达93%，农村人口只占7%，粮食60%依赖进口。即使韩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新村”运动对韩国起到了某些作用，却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新村运动。但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其中70%农村人口，如果粮食60%靠进口，哪个国家能供得起?即使能供起，中国人用什么去买。这样的“考查”和“培训”不知给国家浪费了多少冤枉钱。看来像给小岗村这样的投资和学韩国新农村，国家是投资不起的;“啥也没学着”，岂能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要不是这位老徐同志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地说了这句老实话，如果要让我们的官员特别是组织者继续这样闹下去，那不知道会将其吹成什么样的“政绩”工程，还不知道有多少省市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到韩国去再花“考查”、“培训”的冤枉钱。现在不少高校年年都要派出好多人去美国等国家学习管理，但越学越西化，越脱离中国的实际(只能说和国际接轨)，越来越不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将又红又专的培养要求都从原来的教育计划中删除了。使教育机关化，从而导致教学、科学技术、科研成果上的弄虚作假，以官论学术，有官就有学术，花钱就能买到博导，伙食科长也申请博导，几十个教授争一个处长的中国创造……最近又冒出万名中小学校长去国外学习减轻学生负担。其实我们国家就有减负的成功经验。如1965年7 月3日毛主席对《“北京师范学院一个斑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材料的批示》，后称“七三”指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1964年春节谈话也提到：“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现在，更过之而无不及。对如何办好高校，毛主席于1958年就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还有《毛主席论教育》中把我们现在出现的好多问题都已经说清楚了。就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小学、中学各五年的十年一贯制教育也是对中小学教育的成功改革，让学生参加一定的工农业生产劳动等，这就很好。现在却将其一概否定而学习西方，将教育推向市场，不是为培养人才，而是搞花钱、升学率和高学历竞赛;当官的买学历，让秘书代读博士;大学毕业就业难，甚至是失业，与农民工争饭碗这样最大的失败。这大概是钱学森同志说的培养不出拔尖人才的原故吧!然而这些共富村不仅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创造了奇迹，而且在办教育方面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原则;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才的办学指导思想和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的“三好”人才观和人才标准，并特别强调对“三好”的要求。

　　其实这些共富村，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和各部委的主要领导都去过，参观、调研后都给了充分的肯定，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仅党和国家级领导的题词就没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央组织部命名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农业部命名的“全国文明乡镇企业”……但都是一看而过，词一提就完，牌一挂就了。未曾见到按他的题词和表态那样宣传过。有的大领导到共富村所在地考查时，宁肯去寺院鸣钟引起反感，却也不去共富村参观考查，只是将村

　　领导请来汇报一下就行了，也不表态。唯独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开国上将张爱萍老将军是真的，于1994年7月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的位置发表了他《恳请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7月24日他收到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亲自签名的来信。信中写道，关于南街村的纪实电视片在地方台30分钟里已经分两次播出。同时表示依据张爱萍的建议及广大观众的要求，“决定在7月30日晚上重新播放”。当天晚上张老将军全家及其工作人员，并通知有关单位及所有能通知到的同志都通知到了，都提前或准时到电视机前收看。但当晚农村节目中没有它，21时过去了也没有;22时、23时过去了，也没有。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怎么回事?中央电视台总编辑室回答：因技术上的问题，没有播放出来。8月份过了，中央电视台还没有播出来，再问一问，回答有安排，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才播放。那就等着安排吧。这大概是观众看后对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反映太强烈了，才不敢播放了。这不能怪电视台台长。就是胡耀邦总书记1981年8月8日去刘庄考查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史来贺后，赞成并支持了史来贺带领社员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农工商多业综合发展之路，工作组才不逼刘庄搞包产到户而溜走了。像这样有关农村发展前途命运的大事，中央各种新闻媒体都没有报道。据说是怕“唐僧”给念“紧箍咒”。中国这“唐僧”真够厉害的呀，都敢给总书记念“紧箍咒”!要不，郭沫若为什么要“千刀万刮唐僧肉”‘呢?这样的唐僧就该如此。看来要宣传共富村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多难呀!从此，张爱萍老将军决定亲赴南街村考查看看。这年，他已经84岁高龄了。看后，当南街人请他留下墨宝时，他欣然挥笔写道：

　　山穷水尽焉无路，

　　柳绿花红南街村。

　　各尽其劳同富裕，

　　美好未来奋勇奔。

　　对我们自己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永远是主人的农村都市，说轻点如果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那是非常危险的，必然走向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经过他的第二代到第三代戈尔巴乔夫则将苏共解散了，苏联解体了。现在的俄罗斯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肯定，颂扬和大庆祝，就是对斯大林的肯定，对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继承者的声讨。这说明共产党内的叛徒还不如爱国的资产阶级。看来中国不会出现叶利钦，因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已经将叶利钦的基因转进去而熔为一体了。十八大后，人们有希望了。

　　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要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项艰巨任务的“桥”和“船”就是公有制经济。现在这些共富村已经将桥和船造好了，再不要硬在那儿闭上眼睛、堵住耳朵，不听不看，还在装好汉拆桥卖船摸石头过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符合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本质!

　　公有制的集体经济是建设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桥”和“船”!

　　三不一少拆桥卖船硬要摸着石头过河只能是死路一条!

　　向开国上将张爱萍老将军学习，致敬!

　　打铁先需自身硬，寄希望于习近平!

　　为人民谋幸福就是谋公平

　　——七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农村赶集路上，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边走边说笑。忽然有一位老大爷的老伴便问：“掌柜的，你把咱的门锁好了么?”“我锁了两把锁子!”这一下把大家的话题引到了毛泽东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上。“那个时候，我们上中学，教室、宿舍就没有锁子，没听说过谁把东西丢了，有的只是上课时狗在宿舍偷吃镆布袋装的馍。现在门户收拾不好，不是牛被偷了就是羊不见了，让人睡觉都不安宁。”紧接着几位老人就不约而同地小声唱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还未喝完有位老人就抢唱起来：“西方红，太阳落。中国出了个XXX，他把公社弄散伙，罪恶哟，他们少数成富豪”。他这一唱引起大家的赞赏。紧接着一位学着戏剧中七品芝麻官腔调自白道：“一品官七品官，不管是政治局常委，还是委员，只要成了老虎，不是卖国贼就是汉奸!” 这下七嘴八舌就更热闹了。

　　歌颂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东方红》这首革命歌曲，从延安时代一直唱到我们的第一颗卫星上。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也响遍全球和宇宙空间。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几次出访古巴，劳尔·卡斯特罗都在指挥高唱《东方红》。然而改旗易道者要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必然也要否定《东方红》。因为毛主席“他为人民谋幸福”、“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人民向前进”。他们让少数人富起来，当然人民就没有幸福，就要将毛主席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官商勾结成让0.4%的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掌握70%社会财富，两极分化达234倍～343倍的世界之最。因为幸福来源于公平，公平的根在公有共富。

　　下附：《世世代代永远高唱东方红》一文，看看人民将毛主席、共产党比作“救星”、“太阳”是否宣扬“个人迷信”和“救世主”?究竟是领导人民向前进、为人民谋幸福——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好，还是不姓社、不姓资、不争论、让少数人富起来的两极分化好。这就不难得出前后两个三十年，可用“公”、“私”两个字来概括：前三十年没收官僚资产阶级财产为公有、土改、三反五反、一化三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等都是为人民谋幸福而消灭私有，建立公有才能共同富裕的思想、经济基础;后三十年正好相反，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将人思想搞乱，两极分化越来越大，公平就越来越小，幸福越来越差。

　　弘扬延安精神

　　世世代代永远高唱《东方红》[注1]

　　——唱出了人民对党和领袖的真挚情

　　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之路》，先后从网上被录入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喜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5周年的《中华骄子·颂扬毛泽东》、《中国知名专家终身成就荟萃》(理论篇)并获一等奖;为建党90周年献礼的《军旅雄风壮中华》、《中国国学专家人物志》、《热血铸军魂》、《军旗飘飘》、《军旅骄子》、《光彩人生耀中华》以及《夕阳正红——中国老年光彩人生》等。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

　　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

　　——习近平

　　中国放弃毛泽东思想，放弃公有制，一定完蛋!

　　——钱学森

　　民歌发自民众心， 自然物象比喻人。

　　“救星”“太阳”最高尚，歌颂领袖热爱党。

　　水深火热救人民，鱼水之情永不忘。

　　秋收起义枪声响，井冈山上红旗扬。

　　遵义朝霞红万里，延安窑洞放光芒。

　　宝塔山上捷报传，三五九旅是模范。

　　自己动手大生产，丰衣足食度难关。

　　整顿“三风”堵塞洞，[注2]步调一致作风硬。

　　政治方向坚定正，生活作风艰苦朴。

　　战略战术灵机动，藐视重视辅相成。

　　团结紧张为革命，严肃活泼舒心胸。

　　反动派是纸老虎，鬼子老蒋都丧命。

　　天安门上五星旗，中国人民站立起。

　　恢复经济搞土改，人民当家作主人。

　　抗美援朝胜美帝，打出中国人国威。

　　三反五反是法宝，谁敢伸手就挨刀。

　　一化三改共富路，国泰民安乐无穷。

　　两弹一星上了天，帝修反也心胆寒。

　　反修防修搞文革，斗私批修是根本。

　　血雨腥风在八九，美帝国贼笑拍手。

　　改旗易道两分化，仰人鼻息民不宁。

　　背负大山“新三座”，包身工也重现了。

　　正本清源得民心，亡羊补牢来得及。

　　不靠神仙和皇帝，唯有主席思想旗。

　　世代高唱《东方红》，延安精神放光芒!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人人都爱唱、都会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嗨哟，领导人民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那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嗨哟，那里人民得解放。

　　这是一首原发自人民内心的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她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陕北民歌。从延安时代就开始唱，一直唱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唱到我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唱遍了全球和宇宙空间;唱出了人民热爱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心世界;唱出了共产党、开国领袖毛主席和人民的鱼水情;唱出了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延安精神;唱出了……

　　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旗易道到现在却有人说，《东方红》这首歌是宣扬“个人迷信”，宣传“救世主”……从此，这首歌和一些革命歌曲就在全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文艺晚会上再也听不见了。现在人民群众自发的红歌队在全国各地又唱起来了，胡锦涛访问古巴古期间，劳尔·卡斯特罗当着1100多名中国留学生的面，亲自指挥高唱《东方红》;纪念110周年、习近平访问古巴等多种场合下，劳尔·卡斯特罗都指挥并和习近平同唱《东方红》;当劳尔·卡斯特罗当选为古巴劳动党总书记时，我们的记者采访时说他是古巴的邓小平时，劳尔就用中文高唱《东方红》来回答……

　　说那些话人的理由是，《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因而，《东方红》和《国际歌》是矛盾的。但这样说的人，他们肯定不会唱这两首歌，即使也唱，只能是跟着大家滥竽充数罢了，却没有把这两首歌的歌词连起来领会其精神实质，也没有把《东方红》和《国际歌》的内容和精神实质做比较。因为《东方红》里的毛主席“他为人民谋幸福”，人民才称“他是人民大救星”;称“救星”的“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人民向前进”。这就是人民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缘由，才把他比做“大救星”。还有“共产党像太阳”，是因为她“照到哪里那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那里人民得解放”。

　　中国的民歌民谣，是以自然物象做比喻来抒发其内心情感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版第678页对“救星”一词的解释是：“比喻帮助人民脱离痛苦的集体和个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还可以看到，有的医生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使一些重危病人得救了，人们常常给他送上“人民救星”或“妇女救星”、“儿童救星”的匾牌，以示感谢。有的人在危难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也常把帮助他的人称作他自己的“救星”或“救命恩人”。这都是中国人的人之常情。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的《长征》电视剧中，当红军长征路过四川彝族地区，毛主席请找一位彝族同胞做向导时，有一彝族青年“干人”(甘人)是红军从遵义监狱里救出来后参加了红军，并愿意当向导。当他见到毛主席，看了又看后说，毛主席是救助穷人的“活菩萨”时，毛主席紧接着他的话说：那你就是红军的活菩萨了!在腊子口战斗中，为了打通去陕甘的通道，甘人献出了他年青的生命，毛主席又说了：人民是我们的活菩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长征颂》大型演唱会《四渡赤水》的歌词中就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且重复了几遍，并赢得观众热烈地掌声。难道《长征》电视剧也是甘人和毛主席在互相宣传“救世主”和“个人迷信”吗?颂扬长征的《四渡赤水》之歌也是在宣扬这些吗?至于“像太阳”那比喻就更形象了。因为人们每天都能见到日出东海落西山，中国农民则天天把它从东山背到西山，万物生长都离不开它。这就不难理解人民将共产党、毛主席比做“太阳”、“大救星”，正是说明人民发自内心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真挚感情。如果国际歌里的“救世主”也能像共产党、毛主席一样给人民办好事，解除人民的痛苦，那人民把它比做救世主还是值得的。然而它没有这些，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神仙皇帝也没有给人民干什么好事情，因而，也就不靠神仙皇帝。这是对的。尽管《国际歌》里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然而却紧接着清清楚楚地说，“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就是靠人民自己给自己创造幸福。当长征过沼泽地时，怕单人陷进其内出不来，中央领导和战士们手挽着手，边唱《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边前进。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干革命就是按照《国际歌》所指的方向前进。因而，不能把《东方红》里的“大救星”、“像太阳”和《国际歌》里的“救世主”、“神仙”、“皇帝”混为一谈。这是人们爱什么、恨什么，爱憎分明的基本常识和阶级感情，并不需要用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解释，也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程度和级别才能理解。如果像这些人的说法，人们通常给老人祝寿时多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话也成了宣扬“常生不老”了嘛!那人间还有什么人情味可言。现在看看这首歌诞生之前，经过长征到达陕北这个创举，就可深知其内涵。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的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五页)

　　《东方红》这首歌就是中央红军经过举世闻名的、九死一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粉碎了蒋介石多次对边区的“围剿”，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形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延安精神将边区建成真正的铜墙铁壁的同时，在全国各地不断地取得抗日、反蒋斗争的伟大胜利，人民完全相信只有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中国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发扬延安精神，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人民为了歌颂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弘扬延安精神，就自编自唱起来了。可见当时陕北老区人民对党和她的领袖毛主席的感情之深，对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彻底改变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国那种贫穷落后面貌寄予了最大的希望，那就只能用“大救星”和“像太阳”来比喻了。直到现在，为什么一盒普通的《红太阳》系列歌曲磁带，创下了百万盒以上的销售记录;一本美国人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在中国的发行量达到120多万册;为什么“毛泽东纪念馆网站”开通两年，访问量超过600多万人次?就是因为人民在缅怀他的“大救星”、“像太阳”的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希望共产党能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永远“像太阳”一样，照到哪里那里亮地严惩腐败，彻底清算“三不一少”复辟资本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才能正本清源。不让资本家入党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要让那些污泥浊水沾染党的肌体，不要让0.4%的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掌握70%社会财富，重新压迫剥削广大工农民众。不要忘记过去，要永远继承和发扬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和人民心连心的延安精神，为人民打江山、保江山、执政为民的光荣传统和作风。这就是人民的心愿，也是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中国人该醒了和对改旗易道搞私有化、两极分化的担心。

　　世界各国反腐败经验证明，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种最有效的反腐倡廉措施之一。但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喊到现在，只见打雷不见下雨，就这样难以实现。这肯定不是人民不赞成，而是既得利益者官本位在作怪。人们经常议论一些贪官在上台前和在台上时，高调反腐倡廉的是他们;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对自己的非法鲸吞遮遮掩掩、找保护伞的是他们;将自己的亲属用手中之权提拔到要害部门并公开自称清白的也是他们。但对这个人民关心的官员财产申报的重大问题，常以时机不到或条件不成熟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为借口。从这一点也可说明我们的反腐败不力，在官员的财产上是糊涂账。惩治的那些腐败官员特别是大案要案，多数都有大量财产来源不明的问题。如果他上任时财产申报了，那来源不明不是贪污、受贿，就是以权鲸吞。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都敢公开个人财产，立党为公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官员却不敢公开吗?连财产申报都不敢，那“严惩”能“严”到什么程度?说确切点，不搞官员财产申报，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了搞腐败的护身符。仅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2008年10月26日公布的，从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判刑的县处级以上官员4525名，同比增长77.52%。2003～2006年县处职务犯罪被查处10431人。(《中国剪报》2008年11月14日)立案未判刑和未被查处的究竟有多少?这既说明反腐的深入，也说明高干腐败的严重性和财产申报的重要性。因而，人们在高唱《东方红》这首歌时，也殷切地希望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口号下，用延安精神能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照亮，把人民监督照亮，把“三反”、“五反”的成功经验也照亮，一句话，把官员的糊涂账和反腐倡廉都照亮，这样人民才会放心。

　　显而易见，人民把毛主席称“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是人民发自内心的对共产党、毛主席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和延安精神高度升华的结果。愿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毛主席、像太阳的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共产党永远像太阳地照到哪里那里亮，特别要照亮自身那些阴暗面，晒一晒官员的家底;世世代代高唱《东方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人们坚信：共产党姓公不姓私，走社会主义不走资。对既不姓公也不姓私，不议论少数人富就是资的实质的改旗易道，必须正本清源。党的领导要牢记列宁警告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深远含义;官员腐败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的惨重教训。

　　习近平上任后就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丢掉根本。

　　打铁先需自身硬，寄希望于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

　　【注1】本文来源于共富村三部中的第一部《共富村之路——只有坚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

　　【注2】三风”指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提出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一四页)

　　化公为私就是化掉公平

　　——八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私有化、两极分化和腐败为什么越来越明显而成为世界之最，其根源就在于改旗易道——否定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这两个根本问题上。杰出的科学家、导弹之父、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科技界又红又专的光辉典范和学习的榜样钱学森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从美国回国建设新中国，他确实登的高看得远。不仅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于1989年血雨腥风之后，他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哲学系几位教授交谈时强调：“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并留下珍贵的墨宝：“中国放弃毛泽东思想，放弃公有制，一定完蛋!” 从“如果”到“一定”，一针见血地击中了“三不一少”改旗易道搞私有化的要害。

　　下附：《私有化是万恶之源》一文，看看改旗易道与私有化的关系，化公为私就是化掉公平。

　　私有化是万恶之源

　　——和吴委员长温总理谈心

　　贺普霄

　　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的科学发展》，录入：《世界重大学术思想获奖宝典》(中华卷)，获“世界重大学术思想”特等奖;中央党校建党90周年《光辉的历程》(理论篇)等。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 恩格斯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资本主义;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了，那么人民就要起来打倒他。

　　——毛泽东

　　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

　　——一位老红军战士

　　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钱学森

　　3月1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吴邦国委员长作工作报告。他讲到，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确保国家一切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人称“五不搞”。

　　如果是为了正本清源讲的真话，那人民举双手欢迎，甚至可呼万岁了。但从我们的现实出发，仅谈三点和委员长谈心、商榷：

　　第一，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必须保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因为无产阶级无自己的私利，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它自己。然而，让几百亿的资本家入党，还是十七大的代表;党内有不少亿元以上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长、那个书记等等;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申报财产。因为财产一申报，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官僚资产阶级就很清楚了。如果有杨白劳和黄世仁都能加入的党，那是什么党?这样的党还是无产阶级政党吗?这样的一党执政意味着什么?

　　第二，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是人民群众最希望的。但从十四大以后的政治报告中，都找不到中国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也找不到作为指导思想的内容和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十四大政治报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的实践经验”。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结论反其道而行之。马列主义的叛徒修正主义首先被中国共产党宣布取消，不是没有修正主义了，只能说明已与它划等别人说和尚。

　　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十六大政治报告说，“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十六大以来……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这就是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以来，用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和指导思想的改旗易道,就等于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吗?!

　　第三，不搞私有化。但用包产到户、卖国企来破坏、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致中国财富的集中度和两极分化已经超过美国，0.4%的人占有70%的社会财富，亿元以上的超级富豪，高干子弟占91%，从87年到07年最高收入群与最低收入群收入差距由7.3倍扩大到23倍——这就是工农身上“新三座大山”和“新包身工”再现的铁证;让私企和外企鲸呑国企，商业流通领域已经看不到公有了——这就是种粮(包括所有种植、养殖)人喝汤，粮商吃肉，官商勾结畅通无阻，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直危险”，工人下岗，农民上访，腐败分子不受“四大”约束的“三讲”;三千名知名人士给委员长的信，问宪法规定的国营财产和地下矿产等神圣不可侵犯，你们为什么要卖国企、将矿产让私人和外商开采?你却不吭声!这就是确保国家一切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吗?如果包产到户、卖国企、让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掌握中国经济命脉，还不是私有化，那1949年前的蒋委员长，比现在高明多了，但他把黄金只向台湾运，却不向美国运!

　　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温家宝总理14日答记者问时说，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

　　这话很对，但腐败的主要原因是私有化绝不能回避，特别是将公有制变私有制的私有化，多为官商勾结(含高官子女与资本家子女恋姻的权钱交易)鲸呑。现在的腐败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却惩治不力，就是不敢运用毛主席“三反五反”的成功经验，放手发动群众来惩治，而要保护三大资产阶级利益。消除腐败的土壤只能是正本清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恢复和发展公有制，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给人民群众“四大”的权利和自由。这样以来，尽管“腐败‘硕鼠’虽可恶，姓社姓资全颠倒;人民起来当‘好猫’，看它哪里还有‘窝’!”就可以完全回答前30年最大的危险为什么不是腐败，而现在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就因为前30年的旗帜、道路明确，坚定不移地搞“一化三改”消灭私有制而实现公有制，让人民当家作主——真正是确保国家一切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斗私批修，人民用“四大”来监督政府和官员。这就是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老的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新路，不断地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不信，你有胆识的话，先试一下。就像周总理当年不怕大人物拍桌子而让毛主席提出的两弹一星下马一样，将它搞成功。可以肯定地说，现在是不敢试的!后30年改旗易道搞包产到户和卖国企，官商勾结破坏公有制搞私有化后，有多少共产党的官员的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就连你们这些中央大官都没有一个人敢于申报自己的财产，这里边就有文章。搞私有化就必然会出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官商勾结的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我想总理和委员长是党和国家的大领导，在此问题上该比老百姓清楚得多!?该不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他在此山中吧!

　　为什么刘庄、南街村、北徐庄、兴十四村、韩村河、南岭村、龙泉村、周家庄人民公社等几千个包产到户的“钉子户”，或顶不住“一刀切”的压力搞了包产到户后，发现背离了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宗旨就立即吃“后悔药”正本清源，现在已经建成了在制定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标准时有意回避的“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被他们这些村已经建成给这20字再加上公有共富而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员已经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环境优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外国人称这些村是中国的第二代延安，到这些村来参观、旅游是到中国来看共产主义!“一刀切”学小岗村包产到户搞私有化后，没有一个村能和这些共富村相比。这就是前后两个三十年，坚持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和包产到户搞私有化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些村不搞私有化，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党支部姓公不姓私，走社会主义不走资——不改旗易道的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站起来的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在每年的两会上，为什么不让这些村、公社介绍他们的发展实况、答记者问?这就是怕社会实践是检验真正的唯一标准。

　　总之，一句话，正如杰出的科学家、导弹之父、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科技界又红又专的光辉典范和学习的榜样钱学森同志在1989年血雨腥风后，于九十年代初强调的那样：中国放弃毛泽东思想，放弃公有制，一定完蛋!一位老红军总结苏联解体教训时说的：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现在的关键还是旗帜和道路问题——只有正本清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再不能继续改旗易道——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指导思想和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用不姓社，不姓资，不议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实质就是资(资本主义)——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样下去，就会出现卷首引用毛主席的那段话。

　　前后两个三十年已经得出了结论：

　　改旗易道，起于何地?

　　安徽小岗，首名状元。

　　包产到户，人心涣散。

　　各自为政，散沙一盘。

　　国企被卖，性质即变。

　　领导阶级，包身工现。

　　工农联盟，已被拆散。

　　两极分化，那是必然。

　　地下资源，被浩劫完。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

　　官商勾结，腐败蔓延。

　　国家财产，亿万老板。

　　共产党内，他也掌权。

　　人民背负，新三座山。

　　藏南印战，海岛沦陷。

　　人民抗议，竟受阻拦。

　　美国银行，中僚存款。

　　富豪裸官，超过百万。

　　仰人鼻息，美国当选。

　　主席事业，全被推翻。

　　改旗易道，两丢一完。

　　苏联今天，中国明天。

　　……

　　刘庄南街，立地顶天。

　　不信猫叫，挺起腰杆。

　　坚持公有，共富典范。

　　世界人民，刮目相看。

　　通钢工人，首先造反。

　　捍卫国企，走在前面。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人民呼吁：中央果断。

　　正本清源，不丢不完。

　　主席旗帜，永远高举。

　　公有共富，国泰民安。

　　笔者不知道在网上怎样和委员长、总理联系?如果网友知道可告知，笔者定将退休后用十多年学习、调研南街村、刘庄、龙泉村、京华村、韩村河等这些公有共富村后写的收获、体会和感想的“共富村系列”书稿，给委员长和总理奉上，请斧正和商榷。

　　下边照片，大概就是对以腐败为代表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写照和控诉!

　　中国农民用公有制创造的公平

　　——九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玉堂春》剧中“苏三起解”一回的崇公道言道：“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这里的天就是工农民众。“公道”与“公平”似乎是亲兄弟，甚至是双胞胎，有时很难将其分清楚。公平的事情(地方)也公道，公道的事性(地方)也公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两条道路。官方走的是“三不一少”指导下包产到户、卖国企私有化的道路，在农村一刀切学小岗。几位总书记都去小岗而未去南街村、周家庄等，到现在还未觉醒，再下去就真像上文钱学森警告的从“如果”就要变成“一定”了。刘庄、南街、周家庄人民公社等成千上万共富村、社走的是一化三改的方向，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村上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人人都是村上三大产业的主人，并在其内平等上班，从而创造出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社员都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报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胡耀邦1981年8月8日，去刘庄支持了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史来贺，怕唐僧给念紧箍咒却未见报道。这才是中国农村城市化即城乡一体化的榜样，也是当今中国最公平、最公道的地方，应该引起官方的重视。

　　下附：《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一文，看看他们怎样用公有制创造公平。

　　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按：本文是专为中国老年科技工协会、大众科技报社征文而写，入编《科技创光辉·中国科技成果与学术精典》(下);《光辉历程·爱国精英文集卷》等。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

　　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

　　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

　　伟大不伟大，不在说大话。

　　创举不创举，见证在历史。

　　古今中外看，哪些村共富?

　　“天下第一村”，要在中国寻。

　　创共小社区，中国也有村。

　　集体力无穷，农村变都市。

　　欧美刮目看，岂非是创举?!

　　中华民族，从炎黄始祖到如今已有五千年文明史。但从“夏传子，家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约四千年的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私有制。在这四千年中，以春秋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算起，到鸦片战争已经过两千五六百年的封建社会，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导致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

　　伟大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就推翻了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造成了新中国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特别是没有什么民族工业，再加上农村封建地主的土地兼并，广大失地农民也无法进城当工人。尽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80%以上的农民终年将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面向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动着还在饿肚子。这就是“一穷二白”的根源。因而，解放后首先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优先发展工业，搞城市建设和“一化三改”。在没有机械化的前提下，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封锁禁运和仇恨，并发动侵朝、侵越战争，把魔爪伸向台湾岛，以武力威慑。这就迫使我们这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为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不得不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支援世界革命付出了大的代价而致台湾也未能及时解放。为了打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核垄断和核威慑，我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搞两弹一星，在农业合作化后，不可能在农业机械、水利设施、化肥、农用物资等诸方面多投资，使其配套在较长时间未能跟上，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在治滩、治坡、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却做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成绩。还有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到以后的社会帝国主义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为了国家安全、防止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最后解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不得不反修防修、加强国防建设。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这就制约着我国民用工业的发展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搞了包产到户后，尽管解决了温饱，但一家一户各自为政，亦束缚制约着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和规模化多种经营，不能和这些坚持集体化的公社、大队相比。改革开放的30年中，随着农业机械、化肥等农用物资的不断丰富，这些共富村农场无论是粮食，还是多种经营的产出和收入都高于包产到户的小天地。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城市化建设发展很快，城市人口由解放初的约一亿人已增加到现在的四亿(这其中大多数为国家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农村人口已由80%降低到70%。但仍解决不了农村多余劳动力进城就业问题，现在仅有两亿多农民进城打工，就已经搞得“天翻地覆”了，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得为他们讨工资。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盲目大发展，大学毕业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大学生也和农民工进城抢饭碗。

　　如何解决中国九亿农民的就业和共同富裕问题?原苏联老大哥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因为苏联的面积比我们大一倍，两亿人口相当于当时我国的三分之一，工业发达，集体农庄没有多余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得早而快，不仅人口少，农业人口比例也低，且人家失地农民进城就业比我国容易得多，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生利用假期打工也能挣来学费，而我们的大学生则无工可打就是例证;大片土地归少数人所有，早已实现了机械化现代化，粮食生产的成本比我们低。以韩国为例，面积99 600平方公里，人口4 882万，仅首都首尔就有1 000多万，全国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住在首都，农业人口只有7%;日本面积377 800平方公里，人口12 765万，城市人口占75%以上。这是亚洲经济的两个强者。这两个国家的粮食主要靠进口。又以加拿大(面积9 984 670平方公里，人口3 166万)和澳大利亚(面积7 692 000平方公里，人口1 988万，城市人口占90%)为例，两国面积之和比我国大近一倍，人口之和才五千万，只有我们的二十六分之一，相当于我们一个中等省。据说农村劳动力还不够，那有多余的劳动力。要解决中国大部分农民进城，不仅在中国难度极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就连美国和第二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在一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九亿农村人口比他们这些国家人口之和还多。如果按新中国成立到现在60年将农村人口降低10%，那将农村人口降到30%还得两三个世纪。那北京在长城外还得修多少环路?再加上中国农村人均耕地少，靠包产到户那点地只能解决温饱，个人不能搞现代化、产业化大农业，也不能搞第二第三大产业。这种小农经济和大市场是矛盾的。要农民进城就得将人和地分开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工进城，现在多是“游民”，或称“盲目流动”，在城市真正就业、或者有比较稳定工作的、有房住者是极少数。多数进城打工者将家里那点地宁肯让993861部队硬撑着，或转让给别人，甚至荒芜，但还必须有而舍不得将它丢掉。有的城市户口放开他也不向城市转。因为他户口转到城市，不仅买不起房(一年、几年的工资在北京、上海还买不到一平方米)，全家人进了城也租不起房，城市生活费用高也养活不起;没有比较稳定的工作，一旦工作出了问题或有病不能上班而丢掉工作，全家就得沿街乞讨，然而农村承包那点地可留有退路，回家起码有饭吃。这就是大部分年富力强农民工只身或夫妇进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而致有5 800万留守儿童、7 000万妇女在农村宁撑着的人称“战争景象”的缘由，也是中国农民与那点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舍不得丢弃的命根子的缘由。

　　这种景况能否得到解决?就要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道路的共同富裕村、社已经解决了。这是中国农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伟大创举。也就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160年前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指出的“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和毛泽东1949和1955年先后指出的，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和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用集体智慧的无限创造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就创造了世界上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真正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综合发展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一穷二白”的一张白纸上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写出了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人口最多、农村人口比例最大的中国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为全国农村创出了一条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的康庄大道——按《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毛主席 “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愿这种公有共富的星星之火发挥她的燎原作用。这对朝鲜、蒙古、越南、古巴这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特别是第三世界穷苦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也有可借鉴之处。

　　第一， 这些村都是在土生土长的公生明廉生威的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党支部书记为首的党组织一班人集体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村上所有的农工商企业的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村民真正是村上的主人，村上的一切都属于村民;干部和村民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精神。

　　第二， 这些村的土地连片，由少数农业能手搞现代化农业园区，大胆放心投资，没有把农民束缚在自己承包那一亩二分地的原始农业水平上，也没有卖地成失地农民搞城市化或将地卖给地主、资本家办农场、办企业，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提心吊胆地给人家当雇工受剥削，从不考虑因土地的承包期限和流转而丢掉饭碗。把绝大多数劳动力由手工操作的土地上解放出来在村办企业上班。不管在那个岗位上班，都是村上农工商所有企业的主人。这既不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使自己的家乡呈993861部队的“战争景象”而外出谋生之苦。在建设好自己家乡的同时，还解决了附近一些多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他们善待农民工兄弟，比在一天上十几个小时班的私企老板、甚至国企的承包者好得多。和那些“黒砖窑”、“黑煤窑”的黒心老板、不让工人上厕所的“洋老板”、某些国企以权势欺人的官僚资产阶级形成显明的对比。

　　第三， 由于村民、村干部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都是在自己村办的集体企业平等上班，人们的劳动能力不存在天壤之别，分配差距也不大，且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人都享受的福利不断增多，村集体的收入使村民都受益。因而，村民皆大欢喜。不仅从源头限制、缩小了两极分化和三大差别，而且由经济上的平等推动了政治上的平等。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这些村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不是“改革越深化，财富越集中，两极越分化，人民越害怕”，农村城市化的路子是对的，农业基础是稳定的。

　　第四， 这些村的党政领导不是由上级任命，也不是靠来“镀金”的国家干部搞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是分别按照《党章》、《宪法》规定选举产生的本村村民，其档案都在掌秤砣的村民脑子“硬盘”里储存着的、村民信得过的、并接受村民监督的农民领袖带领村民所做出的伟大创举。村上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老板书记，都是不剥削他人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大家都是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党群、干群关系好，村民和睦相处，党组织是真正领导村民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力量和战斗堡垒。深化改革不会触及少数人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剥削他人而暴富和官商勾结鲸吞他人劳动成果的既得利者所遇到的阻力。因而，能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先建成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而奋斗。

　　第五， 这些村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没房住的贫困户、留守儿童和无人赡养的老人，没有“富豪榜”上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群众称新资产阶级)、也没有多少亿美元以上的超级富翁和官商(群众称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张家有钱亿万，99家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的人均数字来掩盖分配不公、私有化、以权谋私而导致的两极分化。大学毕业后可回村上工作，也可去其他地方就业，但基本上都回村上建设自己的家乡。因为回村后就不存在就业、买房、结婚、生孩子、上学、养老和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都由村上统一考虑和解决了，无后顾之忧。真正做到了农民创造的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幸福祥和，安居乐业，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农村都市生活。

　　第六， 这些村的村容村貌、生态环境、住房、文化生活、医疗卫生等不仅为我国农村、城市人们非常羡慕和向往，而且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和原来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俄罗斯、南斯拉夫等国的代表团、采访者也都赞口不绝。

　　第七， 这些村的村办企业减少了城市压力，缩小了三大差别(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达到3.33：1，《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指出，从1990年～2007年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上升近12倍)，促进了农村城市化建设并建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都市。真正体现出公有共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让世人心服口服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怎样改革开放，都不能离开公有共富这个本质，不能用政治思想上的滑坡和破坏腌制来换取经济上的增长;只要始终坚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就能得人心得天下。用铁的事实证明，公有优于私有，集体胜过个体，集体不是“大锅饭”而是集体富，大家富;农村安，天下安;农村富，国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因而，多年来没有发生刑事犯罪，那有上访被收监。用铁的事实批判了“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只有私有制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谬论。特别是击中了“三不一少”私有化黑纲领的要害。

　　第八， 这些村不仅不要国家投资，还给国家上交利税。实现了温家宝总理说的，农村这条短腿真的长长了，中国就不会跌跤了。依靠集体力量创建的前无古人，今有来者和可借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质。

　　第九， 这些村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干部、村民的集体主义观念特别强，人人爱护、保护、维护集体财产和集体利益，把自己、家庭、后代的命运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是和睦相处，安定团结的新农村。农业和二三产业兴旺发达，变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信上写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为农民幸福，农村富裕，农工商兴旺发达。

　　第十， 这些村从领导到村民，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源节流的光荣传统，把贪污和浪费都当成极大的犯罪。因而，不仅非常勤劳，也很节俭。他们没有忘记过去，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

　　1879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情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现在，这些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阻挠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使劳动时间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333页)

　　从这些公有共富村的发展就可得出，他们正在按恩格斯所指出的方向前进。

　　这些村的发展向世人庄严宣告：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怎样改革，都不能离开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要走这条门路，必须永远高举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狠批“三不一少”。绝不能用思想政治上的滑坡和私有化来诱惑、刺激经济增长。否则，改革越深化，官商勾结越猖狂，腐败越严重，分化就越大，人民越害怕，干群关系越紧张的社会问题就越来越突出。这就是从赫鲁晓夫上台后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戈尔巴乔夫的全面崩溃，最终失去民心而解体和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

　　啊，这就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泥腿子——当代中国农民创造的前无古人，今有来者，让中国农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借鉴的创举 ——伟大的创举!它和我们祖先创造发明的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贡献不仅可以并驾齐驱，而且还更大——人类社会最崇高的理想——历史必将会证明它是伟大的创举。

　　实现“一消二决”=实现公平

　　——十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怎样看待当今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社会主义，最主要的是要看其本质(本色)，不能只听其言而信其实，而要听其言而看其实。真正的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建立，并为实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已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社会主义的本质只能是在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柱石上，共同富裕——公有共富。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只有在真正的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在中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不管提出怎样的口号发展，都离不开老祖宗的一、二、三——马恩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和毛主席一化三改的道路。后者是实现前者的必由之路。除此而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中国包产到户、卖国企搞私有化所致的两极分化的惨重教训在于，放弃了这条道路搞私有化——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中国人该醒了。30多年的包产到户、卖国企的私有化，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大约只剩下四分之一。如果再要将其“深化”成混合所有制，那我们的公有制就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后的中央苏区了……所有制一旦出了问题，党的纯洁性就会变。战争年代，我们的党是纯洁的，建国后前30年也是纯洁的，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就不纯了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要消灭私有、消灭压迫与剥削，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战斗堡垒坚强。改革开放搞私有化，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含资共联姻)来化公为私，有钱可买到党票、买官、当代表、委员等等。据有关资料显示，资本家党员的比例超过工、农、兵的比例。这大概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吧!因而，深化改革的核心，必须认真研究解决两极分化的根源“三不一少”私有化纲领。只有动大手术彻底清算，才能正本清源，才能纯洁党。如果相信私有制能建成社会主义，逼农民卖地、拆迁就是城市化，那就是美国的社会主义，蒋委员长就不该推翻了。

　　习近平4月28日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强调：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

　　这就是说，要实现中国梦，首先必须靠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富村人的劳动才是辛勤而诚实的。这个辛勤而诚实的劳动是建立在一化三改公有制的柱石上。要不中国人民几千年的辛勤劳动为什么没有实现“天下为公”的美梦，就在于私有制作怪。只有按照老祖宗的一、二、三办，才能实现。这说明做梦和所有制(睡的床)关系极为密切。

　　睡在公有制床上的共富村人做的共同富裕梦;

　　睡在包产到户、国企被卖床上的人，做的是两极分化、下岗、失业梦;

　　睡在富康床上的青年人，做的跳楼自杀梦;

　　睡在晃动不安床上的农民工，做的是背井离乡、妻离子散而跪拜大街讨要工资梦;

　　睡在官商勾结床上的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有两种，一为外商——洋买办;二为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入了外国籍，但人和企业仍在中国鲸呑——土买办)做的是吸人血、浩劫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和外逃梦;

　　……

　　除了共富村人的公有共富梦外，其它的都是噩梦!

　　中国梦=公有共富梦=共富村梦。

　　下附：《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主义科学发展观》一文。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按照老祖宗的一、二、三发展，才是科学发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梦，实现“一消二决”=实现公平。

　　读《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五卷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按：本文来源于共富村系列中的《共富村的科学发展》，被中央党校《理论前沿》杂志社、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特刊征文录入：《闪光的足迹——中国领导干部科学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等。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

　　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

　　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已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

　　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

　　——斯大林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

　　夏传子后家天下，

　　改朝换代痼私家。

　　“理想”欲“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成幽灵。

　　马恩《宣言》指明路：

　　只有消灭私有制，

　　两个“决裂”伴相同，

　　共产主义乃大同。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重温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关内容，收益匪浅。现谈谈笔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即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革命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的闻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中华民族从先祖炎黄二帝，到现在的五千多年文明史中，从“夏传子，家天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四千多年的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私有制。尽管在秦汉时期就有“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美丽理想，孙中山先生的《国歌》里也特别强调“一建民国，一进大同”。但为什么不能实现，从来都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这就使“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愿望只能成为空想。然而这个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首次就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271～272页)这就是笔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它从所有制和指导思想上指出了中国几千年人们希望的“天下”为什么不能为公，世界为什么不能“大同”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及维护它的“关系”和“观念”起作用。从而导致创造历史真正动力的人民群众处在被压迫、受剥削的最下层。只有立党为公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消灭了私有制，跟那传统的“关系”和“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才能真正地为人民群众所有，那天下就“为公”了，世界也就“大同”了。正如斯大林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

　　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消灭私有制就是让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这就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为了人民即“以人为本”。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4页)知道了人民和敌人的范围，那敌我界限就清楚了。在社教运动及其以后，毛主席又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走资派应属敌人的范围。根据苏联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背叛马列主义，搞全民国家、全民党、私有化而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严重腐败、官商勾结搞私有化和两极分化来看，实现“两个彻底决裂”比消灭私有制要难得多。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后，如果不深入地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斗私批修以实现“两个彻底决裂”，执政党内的腐败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仍然会和经济上的强势群体官商勾结(群众称其为新官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自己的姑娘嫁给资本家子弟等权钱联姻来蚕食、鲸呑、侵占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和劳动成果走回头路而复辟资本主义。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列主义伟大旗帜，狠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就在于此。虽然搞了十多年，但由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而未能如愿。尽管在这期间，人们对走资派的认识并不深刻，甚至还不理解。然而当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党内严重的腐败为轴心的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官商勾结，使经济的增长没有真正地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上，而使少数人成了资本家、大资本家、贪污犯和官僚资产阶级，致两极分化和三大差别越来越大的同时还出现了四大差别——原三大差别加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差别，基尼系数2007年已达到0.49，据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资料，2012年基尼系数达0.61(国际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为0.4——笔者注)和5%最高收入与5%最低收入群体收入差已达到234倍.～343倍。(生活文摘报，2013年7月23日)，中国的贫富差别和财富的集中度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已经到了人民忍受的极限。亿元以上的富豪中，高干子弟占相当大比例。据网上资料，逃到国外的裸官、富豪已经超过百万。这一下，人们终于对走资派认清了——党内掌权的腐败分子——周永康、徐才厚、陈良宇、程克杰、程维高、陶驷驹、李纪周、胡长青、李有业、陈同海等等千千万万的腐败分子都是人民的敌人。要不，为什么各届领导都把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背向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这就是通过腐败的泛滥和惩治腐败的难度及其不力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毛主席指出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的腐败分子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他老人家对马列主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的发展，将列宁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具体化到走资派身上。这也是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主要原因和惨重教训。苏联没有被希特勒的侵略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所打倒，却灭亡于自己党内的修正主义即走资派之手。这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核心的必然结果。如果不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列主义伟大旗帜，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那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得会更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害则更大。

　　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实(本)质——“公有共富”

　　消灭私有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消灭少数地主、资本家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去剥削多数人，让少数人富裕，多数人受穷为公有共富，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因为随着“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的逐步实现，生产力会不断地得到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壮大。生产资料的公有，就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着产品的分配方式和生产的目的与方向。人们在自己的企业里劳动，劳动能力就不存在天壤之别;没有老板和剥削，分配不平等现象会逐渐缩小，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财富就能真正地归人民群众所有;那必然通过公有而达到共同富裕。这已为在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所证实。也为我们的“一化三改”和现在仍坚持集体经济的刘庄、周家庄人民公社、南街村、北徐庄、韩村河等这些包产到户的“钉子户”、捍卫人民公社的“老坚决”，顶不住压力而包产到户后又很快吃“后悔药”而重整旗鼓恢复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上万个村、社创造的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公有共富村、社所证实。然而“一刀切”搞了包产到户的村和国企被卖一样因私有化了，没有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而两极分化了;有的将地卖给私企或洋老板后，村民给人家在自己的土地上提心吊胆地当雇工，或外出打工受剥削。现在的招商引资和逼农民卖地似乎已经成了各级领导的政绩和某地区发展的标准——让外商、私企老板官商勾结起来将原来的公社、大队发展集体经济的好地方卖给这些老板，再让村民给人家当雇工而成了新长工村。据马宾、李 波、恽仁祥等2993位同志2013年5月26日致中央《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的呼吁书——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信上说的：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这样长期下去外商和私企必然掌握了我们的经济命脉。据有关资料和耳闻目睹，中国的商业流通领域已基本上看不见公有制了。中国人的粮食和食用油已有这样的危险，或已让其控制了相当比例。这与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相悖的。在社会主义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应与国营和集体经济不断地强大和巩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官员的廉洁奉公、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的不断缩小相适应。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现在的实际却与其背道而驰。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第二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先建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也将第二步分成两步即分三步走。

　　第一步，走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苏联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证明，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后，才能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并逐步消灭私有制而建立健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两个彻底决裂。这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实现，其他任何阶级的政党先锋队都不能实现。例如，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的旧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和接受了中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即新三民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可称得上中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但它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为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相同的。新、老三民主义最终都不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而，这几个先锋队是不能画等号的，核心是阶级的先锋队性质的决定因素。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然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是众所周知的，写在党章上易造成错觉。就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例，由于各自阶级的先锋队性质不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只能是“合作”而不是“合党”。这就是三个先锋队不能划等号的阶级性的依据。

　　第二步，夺取政权后，首先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为国有，恢复经济、实行土地改革即消灭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对生产资料和土地的所有制。紧接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所实现的“一化三改”——基本上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公有制，

　　第三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思想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革命。用斗私批修主要解决产生修正主义私有制的思想根源和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国内外根源，不断实现“两个彻底决裂”——不断地发展、巩固、提高公有经济，限制、缩小私有经济，用公有制的优越性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通过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解决经济上和政治上两个主要矛盾。

　　在经济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在政治上，解决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毛主席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这就是笔者理解的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这两个主要矛盾缺一不可，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就要犯右的错误;只强调后者而忽视前者，就要犯“左”的错误。这个中国人都清楚。对毛主席这段话，现在是深入学习、领会和实践的时候了，不能再歪曲、指责和违心(或别有用心)地批判和否定了。它和“三不一少”私有化纲领是针锋相对的。现在俄罗斯等原苏联人民，包括反对过斯大林的人在内为什么缅怀斯大林，就在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及其继承者利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有意夸大而全面否定斯大林，实际上是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两把刀子”都丢掉了，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然而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只能等第二次革命了。不过在中国亡羊补牢还来得及，对私有化的“后悔药”吃得越早越好，损失也小。南街村、北徐庄等就是在包产到户后三五年发现后悔了，就立即吃了“后悔药”，才能有今天公有共富的农村都市，这就是退一步进几步，“吃一堑，长一智”的道理。然而，在农业学大寨时的“江南两大寨”的江苏的华西村和浙江的上旺村，当时上旺比华西还有名。华西将集体坚持下来了，成了天下第一村;上旺和全国一样搞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而走向两极分化。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针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搞复辟资本主义，防止我党变修、国家变色提出来的。因而，可以这样说，共产党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它肩负着两大任务：

　　其一，领导人民用武装夺取政权，变私有制为公有制。

　　其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可以说思想上政治上不断学习、实践“两个彻底决裂”，以确保消灭私有制的成果和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充分体现公有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优势，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防止列宁指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毛泽东将其具体化到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即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只要在一党执政的共产党内不出问题，才能够先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保证。第一大任务，包括原苏联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基本解决了。第二大任务，在那些解体和蜕变的国家因没有解决走资派的问题而复辟了;现存的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接受考验。如果不按照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去办，必然要走苏联的老路。因为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对苏联的预料是完全正确的，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也是非常及时的。从而可以得出，打江山不易，保江山更难;消灭私有制不易，实现“两个彻底决裂”更难。苏联解体和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就在于，打江山的死了，保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中国人该醒了。因而，共产党人两大任务的实现，就要紧密结合各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地贯彻执行、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现在看来，古巴搞得较好。因为他们的第二代领导者高举马列主义本国化开国领袖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国民经济的增长能真正地用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安全上，时刻警惕帝、修、反的颠覆破坏，国泰民安。

　　古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过30年的改革和纠偏后，提出的“四个绝不，一个始终”作为指导，即绝不搞市场经济;绝不允许财富集中，不让哪怕是一个人无衣无食，流落街头;绝不改变全民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不关闭哪怕是一所学校或一所医院;绝不照搬中国、越南的改革经验;始终坚持“人民决定一切”，每一项改革措施出台都要经过全民讨论，没有大多数人同意绝不出台，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废止也要经过全民讨论，没有大多数人同意绝不废止，例如对个体经济的几次政策转变都经过了全民讨论。笔者认为这是建设、捍卫社会主义的法宝。

　　检验科学发展观的唯一标准——公有共富

　　是否学习、运用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检验：

　　公有制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了，而不是削弱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地位占国民经济GDP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剥削和不合理的分配越来越少了，而不是增多了;共产党员是带领群众走公有共富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不是剥削他人劳动的资本家、官僚资本家和腐败分子。

　　分配的不合理，工农、城乡、体脑、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之间的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断缩小了，而不是不断扩大了。

　　法治和群众监督是健全了、到位了，而不是当摆设、权大于法、领导说了算;干部队伍越来越廉洁了，党政机关既是廉洁的，也是廉价的;领导的财产公开申报、受群众监督，而不是其反面;贪污和浪费越来越少了，而不是与经济的发展成正相关地增长而长期共存。

　　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商业流通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主导地位越来越强，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和治理，“是能够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即世界公认的可持续发展;外资、私企只能是辅助地位，而不是以招商引资的私企和外企不断增多来兼并国企等民族企业，掠夺国家资源和财富、破坏生态环境，违背可持续发展。

　　失业率越来越低，失业者和失地农民的生活、社会福利有保证，而不是流落街头、盲目流动、到处胡碰。

　　……

　　因而，只有坚持一化三改后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壮大公制经济，才能不断地实现“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

　　化公为私=两极分化=改革失败

　　——社会主义本质只能是公有共富

　　“三不一少”的最大欺骗性就在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大家共同富。这个迷魂汤确实把广大工农民众迷魂成今天这样：改革越深化，财富越集中，两极越分化，人民越害怕。让0.4%的官僚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掌握70%社会财富;5%最高收入群体与5%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超过234倍，其人均收入差超过343倍，基尼系数0.61。原来的三大差别在不断扩大的同时，又出现了垄断行业与其它行业的四大差别。各行各业之间的差别也在不断扩大的同时，行业内的差别也在不断扩大：农村再现黄世仁，工厂再现包身工，工人与领导的收入差别几十倍，国企、银行老总年收入数十万数百万。大城市高考录取成绩比农村还低，工农子弟成绩再好，出不起昂贵的学费也没办法上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即使靠父母打工高校毕业，没有门路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更没办法进政府部门当干部。因而科学文化界、干部队伍30多年来工农成分越来越少。这些都是两极分化在我们国家各行各业之间和内部的具体体现。按先富带后富的特色理论，没有一个三大资产阶级中的富豪先富起来后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听到的却是其反面——比黄世仁更黄世仁，杨白劳更杨白劳。这样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根源就是私有制。这样的悲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真理的追求》和《中流》这两份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杂志敢于公开揭露和批判。但在2001年却被查封。全国各地纷纷向中央上书，要求恢复它们的合法权益，然而只是对牛弹琴，他们这些官老爷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直到现在还不敢在三不一少私有化的纲领上动刀子，还将剩下的约1/4的公有制要搞成混合所有制。这样下去共产党真的成了全民党的代名称——混合党了。这大概就是“马太效应”的必然结果。

　　据1980年代后期，学校哲学教授去北京参加哲学界的学术会议透露，在会上大家对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所谓创造进行了指责和批判：这怎能是创造，明明是历史上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愚弄，是复辟。这个理论出自“三不一少”的造者向美国代表团宣扬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从30多年的改旗易道私有化所致两极分化的结果看，先富带后富纯粹是骗人，还未听说一个富翁带动其他人达到共同富裕。不会出现百万富翁，是嫌百万富翁太小而要出现数亿、数十亿、数百亿甚至更多的富翁才是实质。只有“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才是自己对自己特色理论的结论。但却对其根子是私有化——化公为私却避而不谈。

　　然而刘庄、南街、周家庄人民公社成千上万共富村社的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陈永贵、雷金河、史来贺、吴仁宝、王宏斌、田雄、刘志华等等，他们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信猫叫的先富带后富，依靠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而走上让世人羡慕向往的农村城市化的共富道路。这些共富村社的财产比数百亿富翁的财富少得多，却能让几千、几万社员共同富裕;如果按特色理论的先富带后富真能像共富村社那样，那中国人就真的共同富裕了。这就通过实践检验得出“三不一少”的先富带后富是骗人的迷魂汤，化公为私=两极分化=改革失败才是实质。只有承认这个现实，才能正本清源，深化改革才能走向公有共富的正轨。

　　附：人民日报新一轮改革：没有公平就失败了

　　014年08月20日 06:39:43 来源：人民日报

　　没有公平就失败了(人民观点)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二

　　突出公平正义的主线，是提升改革社会认同度和参与度的关键，是沟通国家上下、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关键

　　1992年的那个春天，深圳仙湖公园，邓小平铲土种下一棵榕树。当旁边有人向他介绍“发财树”时，邓小平接过话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是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上路的。“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今天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这番话，依然振聋发聩。

　　而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邓小平的另一番话无疑引发了更多的共鸣：“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从致力“先富”，到强调“共富”，“让全国人民都发财”，社会公平成为邓小平晚年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因为，从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逻辑来看，“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初，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燃旺全社会的发展热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效率优先”的策略性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推动中国经济以每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这才让“站起来”的中国，有了“富起来”的今天。

　　“当一位领导人的生涯落幕时，观众的生活已然变化，历史的道路可能也大为转变”。应当说，正是“先富起来”的历史选择题，让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她的13亿人民，站到了一个可以讨论更高层次问题的新起点。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更不是社会主义。缺乏效率的公平，不可能是真公平;丢掉公平的效率，也绝不合乎正义。如果改革到最后连公平都没有了，何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科学社会主义蓝图时，就曾这样强调。在改革开放推进30多年之后，我们对什么是公平，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种公平，既包括结果公平，也强调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假如“寒门难出贵子”依然是人们无奈的喟叹，假如“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依然是社会潜行的规则，假如“知识不是力量、编制才有分量”依然是体制壁垒的注脚，假如“无机会群体”的出现、“马太效应”的产生依然难以避免，甚至愈演愈烈，我们就很难说，“公平”的核心价值得到了弘扬，社会主义的本质得到了体现。

　　这就是为什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将纾解人们的“公平焦虑”，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我们推进新一轮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致辞中强调“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雷厉风行的反腐败反特权，推进着国家的政治平等;力度空前的户籍制度改革，促进着社会的身份平等;自我革命的简政放权，推动着市场的经济平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棋局中，频繁出现的“公平”，正是社会利益的平衡点，思想观念的交集点，社会情感的共鸣点。

　　伟人未竟的事业，是后辈政治家建立历史功业的起点。方今之时，突出公平正义的主线，是提升改革社会认同度和参与度的关键，是沟通国家上下、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开放能否成功的关键。而这，正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承担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近日召开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无论是央企负责人的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还是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无不体现着对分配公平的高度关切，对机会公平的热切倡导。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关于恢复高考决策的历史剧情，让过来人潸然泪下。当年，这一彰显公平理念的伟大决策，让千百万青年享有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今天，人们有理由期待，新一轮改革能够像36年前一样，凝聚亿万人心，释放改革红利，再一次激发出整个中国社会的强大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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