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十八掌网友写了个帖子，说小岗村不能与南街村和华西村比，因为这两个地方经济发达。小岗村只能与大寨比，因为“改革开放之前，大寨和小岗的贫穷程度是颇为类似的”。他说：据郭凤莲回忆说:“一年一口人分到的小麦是二斤半，这二斤半小麦在磨上还填不了磨盘眼儿。过年吃饺子，当时大寨人吃是玉米面饺子，当时非常困难，能吃得起玉米面饺子就不简单了。”
读完后贫道觉得：十八掌网友天天在网上泡是不行的，最好去一些地方实际感受一下。真没机会也要看看资料，然后再说话。
小岗村不能与华西村和南街村相比的理由并不充足。十八掌到南街村看看就知道了：南街村虽然靠近铁路线，但就像靠近高速路的村不一定被认为是交通条件好一样——南街村没有车站。南街村地处漯河市南面积上百平方公里的老王洼边缘(贫道66年步行串联时走过)，属于盐碱地，耕地条件不比小岗村好。河西村在八十年代也一样不是什么富裕地区。贫道可以告诉十八掌一个知识：农业生产条件好的地方往往乡镇企业发展的晚而且差，倒是农业生产条件差的地方，原来穷的地方乡镇企业发展的快而且有成效。贫道在八十年代是河南省政府经济咨询机构的研究人员，对此是很有感受的。这个道理不仅对中国八十年代农村合适，对工业化时期所有地方都合适，甚至一个国家也是这样。除了精神，小岗村与南街村和华西村在改革开放前确实很近似。
南街村和河西村的非农产业发展的好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富裕，本来农业生产条件好。而是本来不富裕，本来农业条件就差。走投无路奋发图强另辟蹊径才走出来的。南街村华西村比小岗村的富裕不是不能比较的理由，因为正是他们比小岗村富裕其他人才找其中奥妙的。
因此写帖子也是要做点准备再写。
说“改革开放之前，大寨和小岗的贫穷程度是颇为类似的”是非常可笑的。资料上说，“1966年到1978年的13年156个月份中，吃国家供应粮的是87个月，共吃供应粮达22.8万斤”。资料上还有，“大寨村每年上交国家20多万斤余粮”。也就是大寨村每年交的余粮就够小岗村吃13年。或者说一个大寨村能养活13个类似小岗村那样的懒汉村。到1979年，小岗村和大寨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看到很多说大寨是“假典型”的文字，如同说刘胡兰、雷锋、黄继光……是假的一样。这些东西确实很多，但早晚都会露馅儿。骂大寨的文章中没有人说大寨每年交20多万斤余粮(这个数字是“学大寨”前就存在的)是假的。没人说大寨修的梯田是假的(也是学大寨前就修好的)。
贫道去过大寨3次以上，是因为九十年代末在石家庄待过几年，朋友来了陪他们去山西路过昔阳就去大寨转转。现在说大寨假，主要是耕地面积不实。贫道觉得也有可能，因为山地耕地面积很难搞准，一些边角地段算耕地也有实际问题——经常不能种。但大寨总计1.88平方公里数字不会假了，总占地2800亩，扣除山林1000亩，村子和道路几百亩、河沟陡坡水库也有几百亩，耕地再多也不会超过1100亩。800亩可能是1953年查田定产的数字，多出来无非是山河整治时新开垦的。造假谈不到，因为上报只能按查田定产的数字。最主要的是，大寨人把一个典型水土流失的山地，按照现在标准“小流域治理”的方法，不花国家(更不要说什么联合国的了)一分钱完成了山河整治。从一个贫困山区小村，变成每年能向国家交二十多万斤余粮(190口人人均1000多斤!)的一个富裕村子。大寨这种精神正是一穷二白的中国最需要的精神。
“全国学大寨”的起码的作用是：增加了耕地面积，改良了农田条件。看看下面数字会知道
根据美国国际环境及发展研究所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合著的《世界资源：1987》数据，1950年中国耕地面积10800万公顷，1960年为11700万公顷，1970年为12700万公顷，1980年为13400万公顷。
这些数字说明：学大寨前，中国政府主要是在西北、东北、海南用军垦方式扩张了耕地。总计增加900万公顷耕地，仅东北和新疆就增加600万公顷耕地。但中国剩余大面积荒地基本就开垦完了。学大寨一次大规模山河整治活动，通过造田和改良田地，让中国增加了1700万公顷耕地(2.55亿亩)，在1980年让耕地面积增加到20.1万亩。如果没有学大寨，中国在1980年耕地比1960年的17.55亿亩没有多大增加余地，可能也就是18.0-18.5亿亩左右。2013年，中国耕地18.2亿亩，其余2亿多亩都搞建设了。没有学大寨多出来的2.55亿亩，改革开放的空间恐怕都不够!!
大规模的学大寨运动也是一次全国性的小流域治理运动和低产田改造运动。大量山区坡地被改造为梯田后，抵抗水旱灾害能力大幅上升。“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经过多年、多点的观测统计，发现对于10年一遇的洪水，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1.82倍，是草地的3.51倍;对于20年一遇的洪水，梯田的平均减洪率是林地的2.16倍，是草地的3.77倍。改革前别说没有联合国农田改造基金，就算有对中国来讲也是杯水车薪。现在一个小流域治理没数百万拿不下来，当时哪有那么多钱!2012年《人民日报》记录江西樟树市芗溪村村民胡细珍的一句话很有意思：现在我们“用的还是大跃进的水，种的还是学大寨的田。
如果连学大寨都成了错误，恐怕共产党解放后真的啥好事儿都没干过了。
十八掌说郭凤莲回忆说:“一年一口人分到的小麦是二斤半，这二斤半小麦在磨上还填不了磨盘眼儿。过年吃饺子，当时大寨人吃是玉米面饺子，当时非常困难，能吃得起玉米面饺子就不简单了。”会是真的吗?会不会是指刚解放时期的事儿呢?
很多网友认为郭凤莲这段话是假的，或者是指刚解放。贫道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郭凤莲说的是真的，而且是全国学大寨以后依旧如此。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大寨不种小麦。大寨地处太行山上，海拔1000多米，气温很低。贫道一年四五月去大寨，开车看周围都没有麦田，地是荒着的。一时还有点奇怪，后来注意到这时候还冷得很，也就真种不了小麦。山西小麦产在晋中南的汾河流域。因此，大寨没有白面是正常的——除了调剂。
有时候常识也很重要。
资料说小岗村34户，175人，耕种1100亩土地，与大寨村64户，190多口，1100亩耕地的基本情况接近。应该说小岗村的农业生产条件优于大寨。因为大寨是高原寒冷地区，一年一季。小岗村在黄淮平原上，一年一季半是没问题的。这样两个村基本是中国的两个典型，甚至是互补的。没有大寨村就不会有小岗村：没了救济粮，要么都饿死了，要么奋发图强变成大寨了，反正1979年那个纸条是不用写了。
最后我们选择了一个连续吃13年救济粮的村子做榜样，糟蹋一个为13个村提供救济粮的村子。
贫道下过乡，见过不同类型的村(同学遍布十几个村)。类似小岗村那样杂姓、常年在外跑的人占比例大的村子也见过，我们邻村四队就是，总在吃救济粮边缘。但这种村极少。但没见过大寨那种村。多数村像贫道插队的村：一个大姓，不激进但也会混乱。这类村实行集体经济没任何问题。我们村人均不足两亩地，虽然交余粮很不积极但从来没吃过返销粮。
当年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设计是：农村经济分两层：农林牧渔业这一层由农户集团经营，非农产业尤其是加工业和高端服务业(金融)这一层由集体经营。这样的“小农经济”不可能“无时无刻不产生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只产生在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中。既照顾到中国农村传统家庭经济为单位的历史传统，又能让农民抓住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各种经济机会，同时避免“少数人富起来多数人穷下去”的局面。这是邓小平说他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这个“双层经营”的制度设计是写在当时的中央文件的，是联产承包下一步改革的路子，而且乡镇企业正是双重经营另一层的雏形。
我们在九十年代初搞了两件事儿把这给毁了：
一是报纸突然大肆宣传血手印，编故事造假证。小岗村搞包产到户本身也学没错，但记者们和精英们用那十八个血淋淋的手印可真把人给唬住了。把集体经济说得地狱一样的，把集体经济说成懒汉经济失败经济。以至于中国现在“二十年怕井绳”，集体经济就别提了，说说都犯忌讳!
另一个就是九十年代初开始的集体经济转制，城镇和农村一起把集体所有制转成个人所有制(南街村和河西村是没转制而已，不是什么新创造!)。
这一下好，双层经营的另一层理论上被批臭了，载体也没有了。中国农村经济再也找不到北了，以至于九十年代末有了什么“三农问题”!
这才是小岗村的问题!
如果中国走了前苏联的路，回过头来看这都是“高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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