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农村人，冬天要修水利，要把地翻一遍好过冬，没事就在田边转。总的来说，是种地投入不计成本，叫“小农的自我剥削”。可如今，他们中有很多宁愿在牌馆呆着，也懒得去伺候庄稼。
吕德文是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他的妻子李元珍是华中农业大学讲师。
夫妻俩从事三农研究。最近两年回乡过年，两人都会写写见闻。故事都发生在李元珍的老家，湘北某县一个5万人口的乡镇里。
观察多了，发现规律了，夫妻俩也会讨论，事情为什么是这样?
乡村麻将馆为何兴起
茶馆(牌馆)是分等级的。最差一等基本上是老年茶馆，主要是打2元一局，打一天的输赢最多在百元之间。中间一等是打5-10元的茶馆，输赢最多在千元左右，这一类的茶馆也是最为普遍的。最高档的茶馆是常打10-20-30元或者20-40-60元的麻将，后者的输赢可达万元左右。
(李元珍《原子化地区的面子及其支撑系统》)乡里喜欢打牌的人实在是多。大年三十上午有人还在茶馆打牌，完了还有人问开茶馆的小姨晚上开不开门。小姨觉得自己得回家吃年夜饭，还是不开为好。可年夜饭后，亲戚朋友提议去她茶馆打麻将。小姨觉得是个做生意的机会，立马打电话通知那些老顾客，晚上茶馆照常营业!不多时，还真有一桌人抛开家人来茶馆打麻将。(吕德文《乡里“面子”二三事》)
夫妻俩都在农村长大，对打牌不陌生，这是乡里最常见的娱乐。
一二十年前，镇上有打牌摊子，但远没有今天这么多、服务这么齐全。那时候，乡人们打牌，也远没今天这么全身心投入。打牌打到一日三餐在牌馆，小孩交给牌馆老板带，这种事以前完全没听说过。
他们还发现，牌桌上的主力，是50岁左右的中年人。
为何会有这种变化?
随便拉个乡人，答案都是：现在农村人有钱了，更有闲了。
“闲”是好理解的。之前的乡人种地，一年种两季，恨不得种三季，如今，一季就够了。机械普及，种田轻松了，十亩地，一年投入两个月工时就够了。在以前，这起码得耗掉半年的工时。
50岁的中年人当牌桌主力，这也好理解。用李元珍一个亲戚的话来说，到了这个年纪，孩子结婚了，房子盖好了，没事干，不打牌做什么?
说到这，答案似乎已经很完美了，但吕德文还在继续琢磨。
“以前的农村人可不是这样，冬天要修水利，要把地翻一遍好过冬，没事就在田边转。总的来说，是种地投入不计成本，学者给个总结，叫‘小农的自我剥削’。可如今，他们中有很多宁愿在牌馆呆着，也懒得去伺候庄稼。”他一度困惑，“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又是为什么?”
一次聊天中，有个农村的亲戚随口说，“花那么大力气去种那么点田，那我还不如出去打工呢。”
吕德文恍然大悟。
他意识到，这些见过世面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学会了准确计算投入产出。
“他们对工价异常敏感，但家乡又找不到符合他们心理价位的工作，那就干脆闲着。”吕德文说，“他们结束打工生涯回乡，从某个角度看，是主动选择了一种安度晚年的维持性生活。”
农村文化生活贫瘠。在吕德文看来，那些为“闲”而闲的乡人，于是乎纷纷投身打牌这项传统娱乐。
麻将馆还提供哪些服务
茶馆为了招揽顾客，想尽办法提供各种优质服务：请专门的厨师做可口饭菜，保证有四个钵子菜(当地饭菜丰盛的标志)。据说，有些茶馆生意一落千丈就是因为饭菜不好吃。甚至于，家里只要有一人在茶馆打牌，茶馆可以为其家庭成员提供免费饭菜，家庭主妇可以不用回家做饭。
另外，茶馆还提供专车服务，村里人想来街上茶馆打牌，可以由摩托车免费接送。茶馆还免费带小孩。大人打牌，茶馆可以尽心尽力照看好小孩。
大年初一，开茶馆的小姨回娘家，顺便带了一个2岁多的小男孩。亲戚一问，原来是常在她茶馆打牌的一个老顾客的小孩。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小孩大年初一晚上竟然就睡在了外公家，第二天早上小姨又把他带回茶馆，一切照旧。
(吕德文《乡里“面子”二三事》)
留在农村的人，除了老年人，大多是50岁上下的中年人。虽然清闲，但也有家务要操持，做饭、带小孩。
吕德文发现，“保姆式”茶馆的出现，把那些好牌之人从家务事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换句话说，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身牌桌。
问题是，牌桌上的钱，并非在几个牌友的口袋里不断流通那么简单。
它的一部分被茶馆老板赚走了。
另一部分，则化为超标准的日常消费，所谓“打牌赢的钱，花起来也轻松”。
李元珍是这么描述的：
对于打牌的人而言，进出哪个茶馆，打多大的牌也几乎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尤其是那些打20—40—60元麻将的人，因为每天的输赢都是惊人的数目，所以常常成为众人关注、谈论的对象。无一例外，这些人也都是讲排场之人，他们抽烟的档次至少是30元以上的芙蓉王，还能经常上县城唱歌、吃宵夜。正因为有着高档消费的连锁反应，打大牌之人常常面临巨大的经济亏空。
钱花光了，牌打不下去了，牌馆也就没生意了。怎么办?茶馆老板们的办法是，提供免息借贷。
为何有些地方并不盛行
显然，选择借钱给谁也是一门技术。首当其冲的，当然得看准这个人有没有能力还钱，判断其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家庭状况，以及从事的职业。其次，还得把握好借款额度，几百上千块钱当然不是什么问题，但到了几千元就要慎之又慎，想尽办法把款追回来。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借钱要借给那些爱面子的人，比如，那些怕小孩知道自己在外打牌欠钱的人，大可不必担心收不回债。
可实际上，这种具有赌博性质的茶馆，对绝大多数人(无论是老板，还是打牌的人)而言，根本就不能长期维系。于是，这些茶馆基本上是开张一段时间，歇业一段时间，把债务收得差不多了再继续开张。
(吕德文《乡里“面子”二三事》)
当然，这些老板催债的时候也是刻薄至极，从2007年至今，我们乡已经发生三起因为还不起赌债而自杀的案例。
2013年的一起，死者是一位48岁的女性，常年在茶馆打牌，输掉了20多万，当年新欠了茶馆1万多元，借钱无门被迫喝药自杀。
后来，死者的家属要把尸体抬到乡政府理论，为了避免事端，乡政府给予了几千元的安葬费，并且给其丈夫一个低保名额。茶馆也因此被禁了一个星期，有好事之人说这是“为死者默哀一周”。 (李元珍《原子化地区的面子及其支撑系统》)
“这些发生在湘北一个普通乡镇里的故事，也是整个洞庭湖平原甚至范围更大的中国农村里的一个侧影。”这些年，在各地驻村调研，吕德文有此感悟。
当然，中国地区差异明显，问题在各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吕德文的老家在福建龙岩市，在那儿，问题远没有湘北这么严重。
“以我家的那个村子为例，在福建算穷的地方了。但毕竟靠近东部沿海，不是人口净输出地，村里还有年轻人，有企业，农民们有赚钱的渠道，也就不会那么沉湎牌桌。”他说。
他所观察的湘北村庄，则是人口净输出地，生产功能弱，只适合过一种闲暇的、维持性的生活。那么，我们的社会能不能提供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
“比如，社会保障，文化公共服务。”在吕德文看来，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编后
时间临近元宵节。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春节早已过完。
今年春节流行一个词叫“异地团圆”。不管在外拼搏的人们回不回乡，他们总会时刻关注故乡的种种变化。
由此应运而生的“衣食父母”系列报道，到今天也告一段落。我们用五篇文章，分别关注了一名遭遇困惑的新型农民、一个抛荒严重的小村庄、一些逐渐消失的农产品、一位怀念年味的老人，以及一对独立观察的学者夫妇。他们眼中的当代农村，正是眼下中国乡村的缩影。它就这么存在着，生长着，改变着，不管你是不是喜欢。
土地上的故乡，或许再难回去。但心中的故乡，它永远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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