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接连看了几篇讨论农村问题的文章，发现都是男博士，就想以一个农村出来的女博士的亲身体会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因为没有做过更多的调研，我所谈的也仅限于我的个人乡土经历(我的家乡是苏北沭阳县一个农村，经济发展和村子规模在全县处于中等水平)。之前的几篇文章提到农村的诸多问题，据我的观察所见，和几位略有不同，在此简单谈谈，权作一个补充。我觉得眼下农村最为严重的问题，不是传统伦理生活的瓦解，也非经济的凋敝，而是乡村文化的“荒漠化”和教育资源的严重失衡。
下面谈一下我对故乡的几点观察。
▋一、经济发展与“诗意”的失落
苏北农村这几年的发展，用我妈妈的话说，“跟你小时候简直是天翻地覆”。近些年来，家乡经济发展很快。兴起了许多产业，比如木材加工厂、玩具加工厂等，很多青年妇女可以留在村里，不必外出打工。而留守的年老的一代，也大多力尽所能到这些厂房里做事赚钱。我妈说，“你看看，现在村里没有一个闲人。都赚钱去了，谁还闲着?”的确如此，我小时候，村里的墙角屋檐下，常常围着一圈圈的老汉和壮年小伙子，他们或是打扑克，或是听说书，日子过得就像“老棉鞋里衬上的阳光”一样慵懒。而我们小孩子就在周围喧闹玩耍，非常的热闹。如今，这样的场景是再也没有了。
因为木材加工厂、花木养殖及外出务工，村里的劳力得到了最大化的运用。这几年，村里中心路两侧盖了十几幢楼房，有的是两层，有的是三层，装修很精致，这些房子的主人大多是在外务工或者做生意的村民。我们村因为政策原因，不让在原宅基地上盖房，所以楼房还算少的。在邻乡的M村，村里整排整排地盖起了楼房。去走亲戚，都认不得门了。M村分布着大量的木材加工厂，给村子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县是全国最大的林木加工基地，据说拥有各类木材加工企业三千多家)。本地有了工作，很多村民不出外打工，也能过好日子。以我的表哥家为例。表哥和表嫂都在木材加工厂工作，按照工作量的大小，表哥一天可以赚一百五十元，表嫂七八十元，这样算起来，一个月两个人就有将近六七千元的收入。这个收入再加上庄稼的收入，基本上就很可观了。像表哥表嫂这样的家庭，在M村还有很多。因而，M村也成了相邻几个村里经济最好的一个。
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最近几年，我回家发现村里几乎没有人骑自行车了。除了极个别的老汉，大多数人都以电动车、摩托车还有电动三轮车代步。有一天我特意从邻居家借来自行车出门，一路上被问了好几次，村人很诧异我为什么还选择这么老旧的工具代步。都问我为什么不骑电动车呢?又时髦又快。我没办法向他们解释我这个文艺女青年的特殊爱好，我不能说我很想“慢慢地”骑着车去田野里兜一次风。步行更是少见了，几步远的路程，大家也习惯骑电动车。电动车成了普及的交通工具，桥车也逐渐多起来了。总之，从种种生活的细处可以看出，村里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连我记忆里最穷的困难户都翻盖了楼房。
在村子的发展过程中，大型机械做出了“杰出”贡献。联合收割机的普及运用，解放了村里的壮劳力。我小时候，每逢农忙时节，田地里，麦场上，到处是人，都忙着碾地，收麦子，堆麦子，然后一群人用脱粒机加工麦子，最后还要扬麦子，整个村庄人声鼎沸，忙的不可开交，人们灰头土脸，但也说说笑笑。夜晚，还要在麦场上留宿，看守麦子，以防有人夜里偷盗。就是在好多个这样的麦场上，我闻过夜里水草的芳香，在软绳编织的草床上数过天上的繁星，在河边揪草叶子钓龙虾，和小伙伴们打闹嘻戏。这些场景都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如今每次想起，都觉得无比怀念。情动于心，我曾经涂鸦过好多首小诗，表达对童年生活的眷念，其中有一首写到了农忙场景：
“……
竹笛，你笑的时候
我想起儿时夏夜的银河
那时我牵着妈妈的手
走过夜晚的小桥
桥下星光在水草间
做了一个彩色的梦
竹笛，浸着麦穗香的
夜晚的农场
你不曾见过
虫鸣唧唧蛙声呱呱
圆滚的碾子上麦粒
和秸轩、泥土一起酣睡
竹笛，等有一天
我要给你讲一只大白鹅的故事
他在一个夏天的傍晚
勇敢地飞向了树梢
白羽如昙花
他是我的朋友
我们一起在河边长大
……”
而现在，这样的场景是再不复得了。因为所有那些繁琐的手续都不必再有，麦子、稻子都直接用大型收割机统一收割，非常的省力省时，又快又干净。可以说，大型机械的使用对于农民是个极大的解放，把他们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出去做工，而相伴而来的自然就是那些我怀念的“诗意场景”的失落。记得契诃夫在《樱桃园》里也描写过这样的变迁。有一位古鱼博士说：“文人对逝去的东西容易有一种感伤和怀旧，但实际上，有些美好田园生活的幻想，可能是记忆的自我美化功能造成的错觉。”这个观点我不认同。对于真正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我，这些记忆并非是自我的美化。而是真正感受过它的美好，享受过它的滋养。现代化给人带来了进步，也必然导致某些传统生活方式的凋落。但凋落归凋落，不证明它不曾存在过。
还有一个影响，大家很少注意到，就是随着大型机械的使用，农村的作物类型也开始集中化和简单化。我小时候，村里有好多种类的农作物。单是我们家，就种过白萝卜、蚕豆。其他如黄豆、芝麻、玉米、红薯、绿豆、红豆，还有各式各样的蔬菜水果，比如西红柿、黄瓜、西瓜、香瓜等，村民们动辄有几分甚至几亩的种植规模。如今，那些不适宜机械收割的作物都被“弃用”了。——再早几年，我暑期回村时，还能感受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草盛豆苗稀”的诗境，但这两年是不可能了。一则除草早就采用喷洒农药的方法，不必“荷锄”，二则“豆苗”都不见了。现如今，麦子、水稻成了村里最常见最多的作物。而蔬菜水果之类，开始局限在各家各户的小菜园内，仅供己需，不再大规模的种植。甚至，有些家庭人口较少，径自将田地租给别人种植，每年只收取部分粮食或几百元作为租金。我没有做过更多的调研，但至少在我们相邻的六七个村里，情况都是这样的。从回家的公路上放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的庄稼地整齐划一。我还不知道这一点改变产生的更多的影响。
此外，一个小现象，横行乡里的村霸之类，这些年已经大大减少，几乎没有了。村民的法制意识得到了极大提高。打架斗殴也很少见，一旦有人欺负别人，大家就会报警。不像以前那样，对村霸流氓心里惧怕。
▋二、教育的衰落
有不少人在文章中纷纷指责农村人的各种“陋习”，比如隐私意识不够、群己不分、不讲卫生、不尊重他人等等。我想说，这些固然是农村人的问题，但也不全是农村人的问题。并不遥远，大概就是在一百多年前，当时访华的大量外国人，纷纷写下对中国城市的恶劣印象。在他们的笔下，城市市街的肮脏、混乱、不洁，市民的缺乏公德心、自私自利都是最常见的现象。内藤湖南甚至愤激的说：“整个北京城感觉就像是个大茅厕”。对比起来看，现在的农村陋习和一百年前中国的城市陋习并无多大区别。一百年沧桑变化，城市因为教育和法制而开始走向“西方式”的文明之域。而农村，因为缺乏“训化”，依然保存着相当多的传统中国的旧习，这些旧习当然就有许多让习惯了文明的城市人不能容忍。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我认为农村问题，最严重的还是文化和教育。
先说教育。
亲子教育的缺失。在当下的农村，除了学校基础教育，家庭教育更是严重缺失。很多年轻的父母，只负责生，不负责养。早几年，村子里“赚钱成疯”。很多年轻父母，孩子刚几个月大，就有出外打工的，一年回来一两次。如此这般，就是三四年。孩子在入学之前的教育，几乎全由祖辈担任。而祖辈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在喂养方式、性情的培养上，都比较落后，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俗话说，三岁看八十。城市里的父母大多重视学前教育，不惜花费重金，但在农村，对于幼儿的养育却依然停留在“衣食”和“温饱”的阶段。父母忙于赚钱，一走了之。甚至连孩子的奶粉、衣服的费用都丢给祖父母。这一方面对孩子成长不利，一方面也给留守的老人增加了太多的负担。
村小的衰落。家庭教育有所匮缺的人们，往往将希望投诸学校。但村小的没落让这一条教育之途变得曲折莫测。乡村教育的凋敝从村小的变迁就可以看出来。以前镇上有九个村小，现在只剩下了两个，还只有一到三年级，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去镇上读中心小学，每天由学校的班车接送，早上从村口的马路上接走，晚上再送回来。孩子的爷爷奶奶早晚到村口接送。两年前，村小被卖去一半，成了现在的半个木材加工厂半个村小的局面。当木材加工厂的噪音响起之际，隔壁的教室里孩子们就得捂着耳朵。有村民提过意见，但厂房是镇上做主卖去的，似乎已成定局。事实上，在此之前，基于对村小的感情和对学校出售后果的担忧，我曾经成功劝阻了一家买主。得知这个买主的儿子是我的高中校友后，我辗转要来联系方式，打电话向他说明村小对于农村教育的重要，对于当地农民的重要，劝他说服他的父亲，不要做村子的“罪人”，不要买学校。不知是给我这个女博士面子，还是这位师兄真的明白了，总之，最后这桩买卖“黄”了。后来听我父母讲，我那位高中校友的父亲在知道学校被外地人买去后，对我非常有意见，甚至迁怒到我父母身上。
村小的被卖，是我最痛心的事情。我却没有精力也缺乏能力一个一个地说服买主不要买。如今，一半的村小依然和另一半的木材加工厂比邻而居。让人感慨的是，“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也在小学教师身上蔓延。村小的老师们往往身兼二职。有的教课之余兼为人看风水，有的利用周末卖起了保险。
公共教育配套不足。此外，村里公共教育的缺失，也是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家庭教育主要培养孩子的性情和品格，学校的、课堂的教育主要是传授知识和技能，而家庭和课堂以外的社会生活，同样也是重要的做人的训练。我们村作为一个公共社区，不缺超市，不缺网吧，缺的是书店和乡村图书馆。记得小时候，姥姥家的邻居是位私塾先生，我曾在他家房子里看到四书五经很多经典典籍。现在除了几户教师家庭，几乎找不到像样的书籍。就我所经历的近三十年的农村生活而言，可以说，农村诸多方面都是在发展着的，但唯有一个，没有进步，反而大幅度退化了，这就是“文化”。“文化”的缺失和“文化人”的“逃离”是乡村最大的改变。
对于乡土文化的凋敝，常培杰将其归因于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破坏。这固然有关系，但这种现象其实早在建国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很普遍。1947-1948年间，费孝通先生曾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后来结集为《中国士绅》出版。在这本书中，费先生将“农村输出子弟，损失金钱又损失人才”的这种现象称为“社会损蚀”。对于不回家的乡村子弟，他称之为“逃亡者”。这个理论对于我们分析今天的农村问题依然有效。当下对农村的“社会损蚀”最主要体现在“文化反哺”的缺失。农村输出一批又一批人才，但少有人回来。乡村子弟不再“落叶归根”，而农村也很难吸引到城市人才，这就让农村的文化呈现出了某种虚空状态。一面是经济的不断发展，一面是文化的落后，两者严重不平衡，势必影响农村的长远发展。不过，近年来的“大学生村官”政策或许会对这一现象有所改善。
▋三、早婚早育现象
文化的衰落，对教育的不重视，负面影响之一便是“读书无用论”的流行和早婚早育现象。
送孩子读书的农村父母，最朴素的一个观念就是希望通过读书改变“种地人”的身份，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获得经济回报的同时也获得身份地位的提高。这种期待在中国农村有着长久的历史。“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就是读书所带来的巨大改变。在现今的教育市场化的环境中，这种期待显然不符合现实。还是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每次回家，村人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毕业包分配吗?”在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之后，提问者无一例外会摇头说一句：“那念大学有什么用?”然后我就无话可答了。当然我不会指责农村人的愚昧和短视，因为就他们的经济力量而言，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相当可观。除非是小康家庭或家长比较开明，否则，农村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很难有机会读到高学历。像我这样出身最基层的农村，又能读到博士学位，一方面是靠着自己“厚颜无耻的自私”，一方面主要还是因为父母的理解和开明。父母虽偶有抱怨，指责我迟迟“大女不嫁”给他们带来了心理负担，总体来说对我的“灭绝师太”身份还是颇感欣慰。但我妈在表达欣慰之后又会立即补上一刀：“说到底，你对咱家的贡献也就是个‘虚名’罢了。”高学历的农村子弟给父母带来了一点“虚名”是真，但多年不曾为家庭经济做贡献，也是戳中了他们的痛点。另一方面，这也就给周围的村民们树立了一个反面教材，即读书并不会带来及时的和丰厚的回报，相反会使家庭经济不是每况愈下就是止步不前。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经济并不宽裕的农民自然不会有耐心为子女漫长的并且看不到预期回报的求学支付金钱和时间成本。于是，“读书无用论”日渐在农村蔓延。
这种观念也逐渐影响到了那些还在花季的农村男孩女孩们。最近几年，不读书出外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年龄也越来越小。每次回家，我都会听到谁谁谁出去打工的消息。这些人在我印象中不过还是十几岁的孩子。而他们的父母给出的解释是：“他自己不想念啊，怪我吗?!”隔壁的女孩子，读小学时候还是成绩很好，非常乖巧文静的，才几年不见，再回家时得到的消息就是：不念书了，结婚了，生孩子了。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就已经成了妈妈。这个妈妈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她喜爱打游戏甚于陪伴照料自己的孩子。
在农村，早婚早育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正如许多人提到的那样，在我们村，早婚早育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尤其是未婚生子，常有生了两个孩子后再举行婚礼的。大多数村民对此现象并不以为羞耻，反而觉得十分正常。我堂哥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五岁的儿子就充当花童，引来观礼的人的一通哄笑。青年男女订婚之后就“试婚”，到一起同居，然后生子，最后结婚。这几乎已经是标准化流程了。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在村小教师或中学教师家中。在这些家庭里，这样的现象仍然是“让人羞耻”的，有辱门风。可以说，在我们村，文化水平的高低和经济水平的高低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比，也和结婚年龄的早晚成了反比。家境比较一般的，都属于家里有孩子读高中或读大学的家庭，这些家庭，往往父母文化水平较高或比较开明，对读书依然很认可。随之而来的是：子女学历越高，结婚年龄越晚。
▋四、人际关系的改变
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村民居住空间的改变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的人际交往和文化氛围。
十几年前，村子里出现了翻修房子的热潮，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房子门口添了院子、围墙、大门和过道房。村民的居住空间发生了很大改变，随之村民的隐私意识也增强了。人们不再能随随便随地到一户人家串门聊天，更不要说一堆人的聚集了。现在除了几户光棍汉的家，常作为私下的“赌博之所”外，农村人群公开的娱乐性的聚集已经很难看见。很有意思的是，光棍汉、寡妇、外地女子的家是现在仅存的几个“公共空间”——来这些地方的人们大多是中年男人。
80年代，也就是我小时候，“串门子”是村民最常见的交际方式。那时候家家户户很少有大院子和围墙的，家中有人没人，在自己家门口一望可知。常常见到邻居家的哥哥嫂嫂端着饭碗在门口吃，边吃边和邻居闲聊，甚至常有相邻的两三户人家一起吃饭聊天的。有的人家做点小生意，比如卖“煎饼”、“炒牌”(家乡的一种特色面食)，他家门口的空地就成了一个集合地，许多人一边等着买煎饼炒牌，一边就地打起了扑克，还有一伙人围观出谋划策。
随着房屋翻新而来的是电器的普及。电视机的普及让村里人夜晚开始“固守家门”，不再像早年那样走很远的路去别人家里看电视。记得《射雕英雄传》在大陆开始播放的时候，我们整排的村民都拿着芭蕉扇，端着板凳，手里提着西瓜水果什么的，聚到有电视机的邻居家看电视。偶尔一次停电了，六七个小伙子一起捣鼓试图利用发电机发电。这样的场景，一直持续到这部剧播放结束。在邻居家还没有电视的再早几年，村里以前大地主的儿子收到父亲从台湾邮寄来的电视，更是引起全村轰动。我就清楚记得一个大雪的晚上，我爸爸妈妈抱着我一起去地主儿子家看电视，到了以后房子里已经前三排后三排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站在木架上，我们被挤在后排，只听得见声音，根本看不到画面。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电视的人家往往成了一个聚集点，大家有事没事总跑到他们家聊聊。听父母讲，这几户人家当时是村里人缘最好说话最有权威的。90年代末，电视在村里几乎普及了，人们也不再到别人家里看电视。每天夜晚到来，家家户户守着电视机。邻里之间的交往显著减少，不再有以前的那样亲密。
电视机的普及也导致另一个公共娱乐的衰落，这就是“露天电影”。“露天电影”是电视机匮乏时代乡民最重要的集体娱乐。电影放映员往往是乡镇派来的，挨个村子轮流放映。场所往往选择村里比较开阔的空地，或是树林子里。在两棵大树之间绑上屏幕，村里的老人、孩子、媳妇儿、小伙子们都搬着板凳早早的守候，一边等一边唠家常。这样的场合，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还给村民一个公开的集体“文化教育”。记得小时候和家人一起在村里的树林子里看电影《世上只有妈妈好》，幕布两边响起了一片啜泣声。大家都被感动了。这种教育对于“孝道”的培养是很有帮助的。——“露天电影”的终结，让乡村公共文化教育成了一大缺失。固然在自己家的电视机里可以看到这样的片子，但和公共场合的“集体熏陶”还是有很大不同。
另一方面，村民对于“隐私”的意识开始增强。比如我家邻居有一位老奶奶，特别爱串门，东家串过串西家，也有意无意间成了村里的“新闻通报者”。村里纷纷修了院墙之后，她这自由来去的“串门”便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当她还像以前那样去别人家门口晃悠时，便成了令人讨厌的“探头探脑”。随之而来的就是现在邻里关系不再像80年代那会亲密，那时候，“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是真的对。
以上所谈是住房空间的改变对邻里关系的影响。而在家庭内部，新房子的翻建也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内部关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代际关系。最近十几年来，一般村里的年轻人结婚之后，父母几乎都会将堂屋即“正房”让给年轻的儿子儿媳，自己搬到偏房或者过道房里，有的甚至被迫搬离老宅，另择地盖屋。新的宅基地大多位于老宅前面的园子里，房屋格局和规模都较小，家具、电器等也和儿子辈的房间布置不能相比。这在二三十年前是完全不同的，在我小时候，我的爷爷奶奶住在东屋正房里，而我们家还有叔叔婶子家都住在大院的偏房里。这个改变可以说是农村最显著的变化之一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我的姥姥将瓦房让给了我的舅舅，我的舅舅又将装修好的房子让给了我的表弟。在乡村，子女的生活空间要比父辈开阔的多，也现代化的多。居住空间的改变还是表象，更深层的影响就是农村父辈的影响开始弱化，地位和权威都开始削弱。而相反的是，儿子、儿媳的地位和居住空间一样，开始上升。
在我小时候，家族聚餐往往是男人们的事情。女人是不上桌的，只能躲在厨房里简单吃点或是等男人们吃完喝完之后才能就餐。现在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家里来了客人，老人往往不上桌，除非是老一辈的亲友驾到。从种种细节处都可以看出，在农村，“尊老”的习俗开始衰落，而“爱幼”之风日渐兴起。
▋五、分家与彩礼的索取
很多文章都提到了农村婚姻生活中的一大陋习，这就是“彩礼”过高。在我们村，彩礼这几年也呈越来越高的趋势。一般在七八万左右，高的有十来万的。除了这种正式的一次性的“礼金”(礼金分两种，订婚一次，结婚一次)，在婚礼上还有种种规矩，基本上都是偏于“新娘”一方。比如新郎到新娘家迎娶新娘时候，新娘子的兄弟要将新娘背上车，这一趟“背负”可不是免费的，从房子里背到车上，新郎要支付至少两千元。而到了新郎家里，下车也要给钱，俗称“下车费”。所有这些钱，可以笼统地都称为“彩礼”。总共加起来，也要近十万了。
这么多的彩礼，是怎样支配的呢?据我了解，新娘家人大多不会占有女儿的彩礼。实在经济困难的，会使用一两万。但彩礼的主要部分仍然是留在新娘手中。这些钱是小两口日后生活的保障。如果是独生子女，女方对彩礼的索要并不迫切，也往往可以商量。因为她们倾向于认为，父母的家产终归是自己的。索要彩礼最利害的多是家有几个儿子的家庭。有时候，儿子多的家庭，儿子会和未来的媳妇一起向父母争彩礼。于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攒全家之力的彩礼到了新婚夫妇手中之后，新婚夫妇会立即提出分家的要求。“分家”之后，彩礼作为女方的“礼金”，自然全归年轻夫妇，而因为彩礼所担负的家庭“债务”则自然而然地留给了父母和未成家的弟妹一方。表面上礼金仅为新娘一人所用，但大多数时候，新成立的小家庭对彩礼拥有共同支配权。他们或者会利用彩礼购置新房，或者添置家具，或者直接存下来。新家庭有十来万的存款，而父母还得辛苦还债的现象，我经常听说。
在整个过程中，被剥夺的只是“父母”。尤其是有几个儿子的，女方在索要彩礼之际更是容易“寸步不让”。因为一旦你不要，弟妹就会分得更多。婚后妯娌之间因为彩礼的攀比而对父母心生怨恨的事多有发生。所以，表面上看来，“彩礼”是婚姻中的女方对男方的“剥削”，有人也因此将其视做“婚姻的交易化”倾向，认为“女方家庭，很多不是本着女儿婚后的幸福提要求，而是觉得养这么大了，不要点回报就嫁出去太亏，所以要捞回来”(见常培杰文)，认为女方索要彩礼有“卖女儿”的嫌疑。但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现象是，“高额彩礼”并不就等于“买卖婚姻”，有时候，它甚至是男方新郎和新娘的“合谋”。据我观察，至少在苏北农村，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女方父母很多时候并不会占有女儿的彩礼，彩礼问题更多的和男方家庭的财产再分配有关。某种程度上说，“彩礼”涉及到了农村多子女家庭“争家产”的现象。——八十年代不存在这种年轻夫妇“合谋”的现象，原因在于那会准新郎和准新娘还都比较“羞涩”，大多不会在婚前这么“熟络”，分家也往往比较迟。
再来看一个例子。我舅舅家是村里经济条件中等的普通村民，两个儿子结婚给的彩礼分别是七万和十万。先结婚的二表弟给的少，后结婚的大表弟给的多。二表弟结婚早，父母给了七万彩礼后，在老宅结婚成家。到了大表弟要结婚之际，因为新房还没有装修好，舅舅提出借用二表弟的新房给大表弟举行婚礼。这个时候，二表弟、表弟妹都在外务工，并未在家。但二表弟夫妇还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们认为老宅是父母分给自己的，不愿意出借。最后舅舅没办法借了家族另一户人家的房子给大表弟举行了婚礼。由此可见，在同一个家庭内部，一旦到了谈婚论嫁之际，儿子儿媳之间对于家产的“争夺”和“维护”，是非常激烈的。
在我父母结婚的年代，也就是八十年代初期，“分家”在农村的家庭生活中也是一个必走的步骤。但那时候分家，一般都是对于家庭物品的再支配。父母几乎不会给儿子儿媳提供房子和金钱。我妈就多少次感慨过，爷爷奶奶分家时，只给她和我爸分了两三只盛米的大缸，一些农用器具，此外，再没有什么值钱的了。我们那的习俗是最小的儿子守护老宅。所以“分家之际”，我爸爸和我大伯都另择宅基，新建家庭。我的小叔叔和婶娘一家则留在老宅和爷爷奶奶共同居住。爷爷奶奶住“东屋”上房，叔叔婶娘住“西屋”偏房。八十年代这种“东西而居”的格局到了当下，在绝大多数村民家中变成了“南北而居”。北房为儿子儿媳所占，南屋留给父母。随着父母的不断被“剥夺”，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家中的地位也逐渐下降。在一个农村家庭，一旦结婚后，儿子儿媳的地位会立即上升到家中的主导。这些都给农村众多的婆媳关系以及养老问题埋下了隐患。
现在，农村开始流行“生男不如生女”的观点，女儿很少有不孝顺的，而儿子，更容易“结了亲就忘了亲”，被儿媳妇挟制，而疏远父母。反讽的是，这些“不孝顺”的儿媳和“孝顺”的女儿往往是同一人。
▋六、小结
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的家乡仍然呈现出了“生机”和“活力”。这一点叫人欣慰。
一方面，农村的人情味依然相当浓厚。邻居生病做手术，一排的村民，只要平时没有结仇的，大多会过去瞧瞧，捎带的礼物有轻有重，有给一百块钱的，也有带上几斤鸡蛋，或是一篮子瓜果豆角的。我每年回家，尤其是暑假，都常看到隔了三四户人家的表姑奶奶隔三查五地到我家来，或是带来一个大南瓜，或是拎着一袋西红柿，都不是贵重的礼物。我妈也常常会“还礼”。当姑奶奶生病的时候，我妈过去，一下子给了两百块钱。在农村，“人心都是肉长的”，“礼尚往来”这种淳朴的人际交往依然存在。在我们那里，这种邻里乡亲的往来叫“庄邻往”，谁家有红白喜事，只要平时没有仇怨的，村邻大多会随礼，礼金要比亲戚朋友的礼少许多，现在一般是五十元左右。这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农村的“街坊”圈子，视家庭的影响力或大或小。
此外，并不像大家说的那样，农民不再热爱土地，在我的家乡，我了解到一个非常难得的现象。就是农民，不论是老农民，还是年轻的一代，对土地仍然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年长的一代甚至将对土地的热爱转移到土地所养育的动植物身上。以我最熟悉的姥姥为例。姥姥快八十岁了。属于这个村庄年纪最长的一辈人。她家和我家相隔不到五里地，但每回她到我家来，不论早晚，她都不愿意留宿。她心心念念惦记着她家院子里的黄瓜、西红柿，还有河里的鸭子、小鹅什么的。她总是说：“不行啊，我得回去，鸭子晚上还在河里没赶呢。还有，黄狼(黄鼠狼)要是夜里来叼鸡怎么办……”
对于土地的利用，留守的村民几乎到了见缝插针的地步，不愿意浪费一点点。家家户户的房子周围，院子里面，但凡有点空地，都会被种上蔬菜，或是几棵葱，或是豆角架。而这些零零碎碎的边角地长出的蔬菜，就已经足够一家人的饮食之需。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很多农村人在城里有了房子后却不愿意到城里去住的一个原因。他们说，城里什么都要买。在老家，米也是自己家的，菜也是自己家的，吃喝都不要钱。城里就不行，没钱就得饿死。说的虽然是大白话，但细想，确实如此。近年来，村里很多人在县城买了房子，但他们并不愿意迁户，他们不愿意离开土地。因为土地对于他们，就是衣食，也是愉悦，更是生命的根。当然生活空间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也是农民不愿意城居的一个原因。用我妈的话说，“在农村自己家的院子里，走路都是甩开膀子的。到城里，到处受憋屈。”
简单小结一下，依我的观察，农村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鼎盛期正在逝去”。农村的差异还是因地而异，和各个地域的物产资源、自然环境、人文历史都有很大关系。我对故乡的判断是：它正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时附带着许多弊病——过度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教育、医疗和乡村文化。显然，解决它们还需要更多的关注，也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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