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食物主权编者按】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的崖口村在整个珠三角地区都是一个异常鲜活的存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分田到户”的政策席卷大江南北时，崖口人却决定逆流而上，继续走集体生产、共同致富的道路。三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崖口已是富甲一方。 崖口的成功虽然不具有可复制性，但它让我们看到集体经济与社会主义理想温暖的光辉，以及在资本主义的夹缝里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智慧和勇气。
初走进崖口，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那些张贴在祠堂里的工分表，而万里碧空下村民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集体出工的场面，对于许多慕名而来者更是一场视觉的盛宴。的确，无论是为了怀旧，或是猎奇，在这个村子里，人们仍然可以找到许多遗留自那个集体经济时代的印记：祠堂外墙上的毛主席语录，百年老屋门楣上“彻底革命”的标语，排工的竹板，还有村民言谈中的大队、生产队、社员。
崖口村乃一行政村，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与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毗邻。村庄东临珠江入海口，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上世纪80年代初，当中国大多数农村迫不及待将土地分到各家各户，期望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提高农业效率，从而摆脱多年贫穷落后的阴影时，崖口人却决定继续走集体生产、共同致富的道路。三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崖口已是富甲一方。
村庄的财富积累主要来自于围垦，有据可查的围垦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叶。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崖口人就已经开垦出了八千多亩土地，在土改运动中，本着天下农民一家亲的阶级感情，他们敲锣打鼓将其中的几千亩送给邻近的土地资源贫乏的村庄。之后的几十年，崖口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政治运动，但其围海造田、增加集体财富的努力从未间断，终于在土地价值飙升的今天看到了可喜的回馈。而这，也正好成为崖口独辟捷径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坚实的基础。
崖口村土地面积大约6万亩，可耕种土地达4万亩，其中3000亩用于种水稻，其余均出租给人养殖咸淡水产。水稻种植一年两造，每造生产的粮食，大队(村委会)以远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留足口粮以后，再将其余以市场价售出，这种高价买进低价售出的补贴方式，对深陷农业低效、低附加值结构性困境之中的生产者来说，无疑十分宝贵。而使这一补贴成为可能的，则是村庄多年来围垦的土地：每年崖口将土地收入的一半用于补贴本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目前居住在崖口的户籍人口有3000多人，劳动人口达1600人，而参加农业生产的约600人，按所属村落和人数分为生产队，由生产队组织生产劳动。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上了年纪的人。五六十岁仍在生产队开工的老人家不在少数。二是返乡务农的村民。他们大多文化层次偏低，缺乏在外与人竞争的谋生技能。三是需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小孩的留守妇女。这三类弱势群体，若是放在别处，估计早已掉入市场经济自身自灭的泥潭，而在崖口，他们找到了足以栖身的港湾。他们以劳动换取工分，到年底按工分分红。崖口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各种农用机械，从插秧机、收割机到拖拉机、谷粒烘干机，大大小小共六十多台。耕作的现代化，不仅促进了生产，而且还极大地减轻了劳动强度，即使体质弱者也能胜任大部分的工作。而每日劳作时间也因机械化大大缩短，农闲时为1～2个小时，农忙时4～5个小时，全年出工不足百天。难怪瑞平过了花甲之年仍在开工。她说，现在开工等于做运动。要不然，整天坐着不舒服。
不过，说起当年拒绝分田单干，满叔称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因邻近港澳，新中国成立后青壮年偷渡出境谋生之事从未杜绝，并且在上世纪70年代末达到高潮。原本1700多个劳动力，到80年代初只剩下900个，崖口成为中国最早的“空心村”。留下来的老弱妇孺，显然无法承担依然繁重的“三粮”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大队召集干部、党员、农民代表，讨论了半个月，定下“一村两制”，无论外出打工，“自己选择走私有制”，还是在家参加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村民享有绝对的自由。这个决定，获得了全村人的支持。今天的崖口村民依然享有这种自由。
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外出打工者人数上升，今天留在村里参加生产的只占劳动力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使得长期运行的“双轨制”遭遇了广泛的非议。毕竟，一种看上去只让少数人受惠的制度安排必然是非理性的。然而，满叔说，这种体制是不考虑经济成本的。维持农业就业是保护弱者的手段，不是为了经济目的，是政治目的。当年选择保留集体，也正是出于对弱者的保护。而在经济发展、财富积累的今天，崖口没有用货币直接救济贫弱者，而是安排他们参加农业生产获取报酬，“按劳分配”，真正体现了劳动光荣、劳动者有尊严的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
崖口的成功虽然不具有可复制性，但它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理想温暖的光辉，以及在资本主义的夹缝里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智慧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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