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
本文胡艳华女士201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获得法学博士学位。2012年，本文前往湖北省Z市白镇潭村进行博士论文调查，以详细、深入的调研，以湖北的一个村为案例，从不同角度细致展现了转基因作物如何进入一个村庄并扎根。转基因作物的进入改变了农民自古以来的自留种传统，大自然馈赠的种子成为种子公司的“知识产权”，要使用种子就不得不向种子公司支付越来越高的费用。在“专家”、地方政府和种子公司的合作下，转基因种子迅速在农户中推广开来，而对于即将对他们的生产、生活造成颠覆性影响的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产品，九成村民一无所知。转基因种子就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进了村。
种子是农业的根本，食物主权团队曾就玉米种子的市场化状况做过调研，参见“中国种业几近沦陷：只见资本笑，不见农民哭，政府当何为？（上）”、“中国种业几近沦陷：只见资本笑，不见农民哭，政府当何为？（下）”。调研发现，玉米种植户的自留种比例仅1%，玉米种子市场呈极大品牌主导的特征，成本不断提高，而种子的市场化、企业化，也不利于政府的监管，造成诸多的问题和隐患。欢迎读者多多关注，也欢迎大家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通过留言分享给我们。
正文
一、背景：转基因种子为何进村
从宏观上来看，转基因作物进入潭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深深嵌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生物技术产业化促进了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全球贸易，特别是在农业生物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抗虫、抗除草剂等抗性转基因作物在欧美一些国家已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间种植，其产品也源源不断销往其他国家，转基因作物的推广和种植亦成为势不可当的全球化趋势。
目前，我国已研制并培育出多种转基因作物，如抗虫棉、抗病烟草、油菜、玉米等。总的来看，我国农业生物工程研究发展迅速，特别是大量的转基因植物已进入大田试验，从1997年我国首次批准转基因棉花进入商业化种植以来，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转基因作物推广面积最多的国家之一。
有调查显示，转基因作物主要集中种植在东北和长江中下游等耕地相对集中且气候适宜的地区。据潭村村主任介绍，该村目前外出打工者很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将自己的田地出租给留守人员耕种，现在村子里处于人少地多的境况，村民希望能种植省事好种的庄稼来节约劳动力。
正是宏观经济条件与村民需要的结合，才给转基因作物进入潭村带来契机，因为此类作物具有神奇的功效，曾有“懒庄稼” 之称。
还有一个原因是潭村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热量雨量均很丰富，适宜种植棉花、油菜、玉米等粮食和经济作物，而已经批准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集中于上述种类，从客观上来看，潭村所处之地符合推广和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条件。
上述因素都为“神奇的新种子”进入潭村铺平了道路。(“神奇的新种子”即潭村村民所称的转基因种子。——编者注)
二、村里大学生带回“神奇的新种子”：颠覆村民传统留种的认识
在“神奇的新种子”进入潭村之前，无论是种蔬菜还是其他庄稼，村民都会自己留种子，一般做法是从当年收获的粮食中，挑选质量好的种子小心晒干，然后用纸包好，最后装到盒子里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等到第二年要播种的时候才拿出来选种，如果有的村民留的种子不小心霉变或者丢了，也很容易从其他亲朋家里借到想要的种子。因此，传统的农民，就是经验丰富的遗传育种“专家”。
从头一年的收成中留种，是天经地义的，是很从容的，农民一点都不会为此感到恐慌。今年的种子，如果收成好，他自然会留下一部分当来年的种子，省下买种子的钱。
然而，转基因技术主导的农业正在改变这一格局，其巨大风险来自生物技术跨国种子公司，即转基因垄断巨头的知识产权。在中国，农民留种或买常规种子，原本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产权。殊不知转基因种子是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如果农民第一次买了转基因种子，获得了收成，尝到了甜头，想要继续留种，就会遇到一定的麻烦。
事情源于龙庆种玉米的经历。龙庆的儿子大明1998年考上了某农业大学，专业是作物遗传育种，算是村子里最早的大学生之一。大明本来对机械制造感兴趣，但龙庆认为还是学农学好，因为他们祖辈都是农民，就是吃了没知识的亏，如果懂得科学种田就不怕没饭吃;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选择农学专业学校会给一定的经济资助。于是大明就按龙庆的想法在农业大学一直读到研究生，目前大明在外地工作并结婚成家，很少回潭村老家。
龙庆记得，大明在大学读书期间，每年暑假都会带回来一些学校推广的新种子给他试种，有葡萄树苗、布朗李、小麦、蚕豆、玉米、大豆等。但让龙庆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大明带回来的玉米种子，那种玉米种子外表是干瘪的，而且籽粒很小，在龙庆眼里只有饱满圆润的种子才能留种，这种玉米种子是绝对不会发芽的。尽管大明解释说，这是他们学校培育的新品种，叫做“超甜水果型玉米”，口感很好，带回来让大家种种尝尝新鲜。但龙庆仍然半信半疑，平时大明带回来的种子龙庆都当成宝贝一样，舍不得分给别人，但这次的玉米种子，龙庆看不上眼，于是慷慨地分给其他亲戚播种。
龙庆只留下几十颗，顺便也把自己去年留的普通玉米种了半亩。很快，种子发芽了。让龙庆惊讶的是，超甜玉米苗长势虽不如普通玉米，但这种玉米苗上面几乎没有虫子，这点让龙庆很省心。想起大明说超甜玉米要在未成熟的时候掰下来吃嫩玉米棒子，这种玉米老了就没用了，龙庆起初也照做了，果然味道香甜，他兴奋地叫来邻居阿友等人来尝鲜，大家都觉得很神奇，叽叽喳喳说要龙庆留种，以便他们来年再播种。
尽管上学之前大明交代龙庆，如果喜欢这种玉米，他再找别人弄，但龙庆舍不得儿子花钱，也不想因为邻居的小事情给儿子找麻烦。再说，之前种玉米都是等到成熟后打成玉米粉做粮食，吃嫩玉米棒子是很奢侈的行为，大人是舍不得吃的。加上超甜玉米种得不多，之后龙庆便舍不得吃嫩玉米棒子了，一直等到成熟后收获留种子。
龙庆照例留了饱满圆润的超甜玉米棒子，尽管超甜玉米的确好吃，但是晒干后模样变得干瘪丑陋，等龙庆把种子交给阿友等人时，阿友还说龙庆小气，留种子也舍不得把好的东西给别人。为此龙庆很郁闷，打电话给大明问究竟。大明解释说，这种玉米糖分很多，晒干后糖分迅速流失所以变得干瘪，属于正常现象。而且，这种玉米是新培育的转基因作物，第二年种植可能会有变化。
龙庆就把大明的话转达给阿友等人，但“转基因” 这个名词是第一次听说，而且龙庆一直把“转基因”念成“转机”，大家觉得龙庆故弄玄虚，很搞笑，在半信半疑下，也没有在意这是什么东西。此后，龙庆有点后悔，想着当初要是听大明的话直接吃掉嫩玉米棒子，不仅享受了还免去了这么多麻烦。
第二年，龙庆出于好奇，依旧播种了自己晒干留下的超甜玉米种子。玉米的长势和头年没有不同，虫子也依旧很少，但出现的麻烦问题是，有许多玉米苗子都没有接穗，即使有几棵长了玉米，但掰开包衣之后的玉米都是癞子(当地人对光头的一种称谓，也会用来比喻没有玉米粒的玉米棒子——原注)，当然阿友等人种的超甜玉米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后来听大明和种子站的人说，现在的新型种子基本都是一年一换种子的，方解开他们的疑惑。
尽管大家觉得这样做很浪费钱，但这个东西虫子很少，种起来省事，味道也讨人喜欢，权衡之下勉强能接受。后来逐渐意识到，这种种子真的是一次性的，这开始颠覆他们传统留种子的思想。这算是转基因作物与潭村村民的初次相遇，此后村民知道有些“新型的懒庄稼”是每年要买新种子的，自己留种是没有作用的，于是逐渐有村民留意村干部和种子公司推广的新种子。
三、“专家”+地方政府+种子公司：转基因种子是如何在村里推广的
潭村虽然具备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客观条件，但要向农户推广一项闻所未闻的“新种子” 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尤其在村干部眼中，潭村村民大多是“一群没有知识的人”，就好像迄今为止许多村民仍将“转基因”念成“转机”，村干部常常感叹与村民交流如对牛弹琴，何况推荐转基因作物这么“高科技的东西”。
在潭村，现任的村干部都是“有知识的人”，五位村委会成员都是高中或中专毕业，在村民看来，他们是有文化的人，也很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同。村书记五十出头，是潭村第一批高中生，讲话很有魄力，说话做事比较有策略。对转基因作物他也有一定的了解，总体感觉很神奇，尤其是抗虫的特性。他的信息主要来源于网络和电视，他感觉转基因对人和环境都是有害的，但是农民自己是无法选择种还是不种的，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因为村民不知道什么是转基因作物，他们关心的只是种什么东西挣钱，最好是种起来轻松又好卖。为了提高潭村在白镇的经济地位，争取更多的好处，他常常配合镇政府和种子站引进一些新种子并推广给村民，如转基因棉花、油菜、大豆和玉米。
转基因作物最初以“正当的身份”(村民一般将政府和村干部牵头所做的事情称为“正当的”，不用来指涉事情的对与错——原注)进潭村是在2002年之后，在推广的过程中，村干部一般是将政府的政策传达给村民，然后引荐种子公司的人去推广。白镇政府和种子公司为了提高推广绩效，采用免费试种加专家指导的形式引导部分村民试种。
在这种推广模式中，知识分子即村民口中的“专家” 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电视、广播等媒体在种植技能上的指导与后期村干部宣传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加上政府的积极鼓动，慢慢有村民开始种植。村干部或种田能手往往成为村民眼里的知识分子，许多村民有无法处理的家务事或种田上的问题都会向他们求教。村民认为，所谓的有神奇功效的新种子都是专家研制出来的高科技产物。在村民眼里电视上的专家更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们讲的话就是权威，也是值得信赖的人。
政府尝试从基层行政作业的角度为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架设一座可行性桥梁，从而达到高效率完成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任务，潭村所在的白镇就是采用的此推广模式。在此种推广机制中，种子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燕子曾经是国有种子公司下岗的职工，目前自己在白镇经营一家种子商店。1994年中专毕业后，她就到Z市种子公司工作，成为一名种子销售员，2001年下岗，2002年到镇上开了这家种子商店。门店的门面不大，八平方米左右。她的种子都卖到白镇下属的村子去了，潭村等种子公司附近的农户一般直接来找她购买，较远的农户多在各村小型的杂货商店购买。
在白镇村民大面积种植果树的时期，她的种子生意不好，只是经营一些蔬菜种子，为了销售，她常常自己挨家挨户去推销。大约2000年之后，村民开始放弃种植果树，政府也开始支持种子公司推广棉花、油菜、玉米、小麦、大豆等杂交新种子，这些种子都是不能留种的，每年都要换新的种子，她的生意慢慢开始好转起来。尤其是2005年转基因作物大面积推广种植之后生意较好，迄今她已经代理销售了好几个品牌的转基因作物品种。
据燕子介绍，目前的转基因种子多数属于垄断企业代理销售。为了推广其产品，她们会采用一些办法促销，往往在最初几年免费或以优惠的价格向农民提供种子，主要是农民都有捡便宜的想法，要先让农民尝到甜头才能打开销路，最后占领种子市场。在向农民推广的时候也要讲究策略，主要集中宣传转基因作物抗虫、抗病等优良性状，或者着重渲染高产量等功效。至于什么是转基因作物很少去提及，有村民问起来就说是高科技新品种。
燕子觉得没必要浪费时间给农民解释，说了农民也听不懂，再则种子袋子上写得都很清楚，村民想了解可以自己看。转基因品种是不能留种子的，每个品种都有知识产权，受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受法律保护，任何农民如果自留转基因粮食种子，就属于违法。当然，只要农民觉得好种就不怕没有销路，也由不得你留种，留的种子性状也会改变，最终农民是捡不到便宜的。
燕子的进货地点是在Z市等地的一些大型种子公司。燕子进货的那家店是Z市的“黄河种业”，该店老板生意做得很大，他没有刻意选择销售地域，只要来进货的他都接待，他的货源来自Ｙ市，Ｙ市的种子公司是知名的某国际种子企业，常与某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推广经过审批的转基因作物。老板进货一般选择价格高的种子，他相信价格高的质量也更好，他卖种子是有售后服务的，出现问题他可以通过Y公司直接联系并反映到研发的专业人员。
尽管种子行业竞争激烈，但老板附近的每家种子门市销售的种子品种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主打产品。尽管现在的棉花和油菜都是转基因作物，但在给农民推销和讲解的时候很少提到种子是不是转基因的，他认为这个没有必要给农民解释，农民关心的只是产量，至于是不是转基因品种无所谓。
我们在潭村看到的村民种植的庄稼基本都是转基因品种，至于这些作物是什么或者安全与否，从未有人去谈论。老板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
“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应该是政府的事情，既然政府都批准销售就应该没有问题，而且种子都是一些科研部门的专家研发的，他们是搞科研有知识的人，应该不会想着去害人，再说那些地方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只管把种子卖出去，至于其他的事情是政府和专家们要操心的，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当然我们卖种子的是大致知道一些什么叫转基因的，我们有时候代理产品的时候也要学习和熟悉这些作物的特性，但是要卖给农民就没有必要讲这么多，只要说这是专家新研制的高科技品种、品质产量高、省事好种就可以了，只要能卖出去，农民种了有收益就行了。我们只关心农民种植以后的收益，以及我们以后的种子好不好卖……”
从科研部门研发—政府部门审批—种子公司销售—农户种植的推广机制、基层行政作业的实践模式来看，下线和上线难以交流促成了种子公司作为普遍中介的权力。村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种子公司销售人员的说法。从转基因作物“定居”潭村的过程来看，知识和权力的结合成为转基因作物推广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村民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全部原因，也不能就此忽略农民在作物选择上的能动性，尽管这种能动性是有限的。
四、九成农户对转基因作物无认知
在潭村，村民对新的庄稼都有试种的传统，如果新种子的效益明显就会选择继续种植，否则放弃，这种传统已经成为村民种植作物的惯习。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懂得如何去试种，每当有新种子推广的时候，最先试种的一般是村子里的能人，比较有文化而且会种田的人，龙庆的弟弟龙红就是其中之一。
四月初的一天，得知龙红要去买新的棉花种子，我便随他一同到达燕子的店铺。龙红大致了解了一下当年的新品种价格和特点，反复权衡之下决定购买燕子推荐的京华九号，但龙红表示只是想先试种，如果产量高的话明年才继续种植。于是燕子以批发价卖给龙红少量的棉花种子，并让龙红帮忙向其他农户推荐。
回来的路上，龙红告诉我，在选种上，他不完全相信种子公司的人讲的话，因为所有卖种子的都会说自己种子的好处，刚才只是碍于常与燕子打交道的面子才答应帮她推荐，但到底好不好，以后怎么样，还是要等到种植以后再决定。龙红也告诉我许多关于选种子和种棉花的细节，他一般是根据别人的经验或自己试种后才决定，很关注种子的售后服务，有时候会到其他卖种子的地方看反馈消息，如果综合评价比较好第二年才大量播种。
因为龙红种田很有技术，所以很多村民都会听他的推荐，他也感觉责任很大，所以在种子的选择上特别小心谨慎。他对转基因作物没有了解，只是听卖种子的人偶尔提到过现在卖的有转基因品种，但具体什么是转基因则不清楚，当然他也想了解转基因作物是什么。
我大致将对转基因作物的认识讲解给他听。龙红对于他们种植的庄稼原来都是转基因作物感到诧异，他觉得作为生产第一线的农户应该有知情权，应该参与到转基因作物的讨论中去，而不仅仅是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种植。龙红认为，现在多数农户不像他那样关心种的是什么，对事情的处理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和懒散状态，但当地崇尚文人，知识分子的传统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大家都希望科技能发达，也比较容易接受一些专家研发的高技术产品。
潭村共有600多户家庭，五个大组，平均每组120户左右，我将在每组随机抽取8户家庭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共计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6份。
在转基因作物的认知上，农户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推广和销售人员的解说。在“是否听说过转基因作物”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上，有34.2%的农户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转基因作物，完全不知道是什么；54.4%的农户表示听说过一点，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有11.4%的表示经常听说转基因作物，对此有所了解。从以上结果来看，多数农户对转基因作物没有明确的认知。在“是否知道目前自己种植的作物如棉花、油菜等为转基因作物” 这个问题上，95.3%的农户表示不知道，仅有4.7%的表示知道自己种的是转基因作物。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户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经历，通过在此地区推广几种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如棉花、油菜、玉米等来反映，结果显示，有84.9%的农户表示以上作物都种过，5.2%的农户都没有种过，9.9%的种过其中一种。由此可见，94.8%的农户都曾种植过转基因作物。
从以上三个问题的综合调查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判断90%以上的农户都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情况来看，推广者的销售策略是成功的，但从农户的认知来看，推广者的宣传是失败的，或者存在某种程度的规避。
从农户对待转基因作物的态度来看，坚决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占3.1%，有一点反对的占11.5%，无所谓的占40.6%，可以接受的占34.9%，完全接受的占9.9%。在一次十多人的集体访谈中，我发现村民都很好奇什么是转基因作物，除了一个村民听说过转基因，其他人都不知道，但我解释后他们都觉得这个东西很好，至于有没有害，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关心的只是产量，只要能挣钱就能接受。
下面来看看潭村村民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判断：认为其对人体有害对环境无害的占8.9%，对人体无害对环境有害的占8.9%，认为都有害的占7.8%，都无害的占19.8%，不清楚的占54.7%。从结果来看，有至少一半的农户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无从判断，也可以说对这个问题不关心或不确定。无论是对环境还是对人认为有害的比例总数为25.6%，而涉及自身安全即对人有害的判断仅为16.7%，这部分农户认为种植转基因作物可能产生一定的威胁，少数有害的风险判断对比多数不关心和安全的判断，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转基因作物进潭村没有引起农户的反对或支持的反映。
转基因作物的效用和特性往往成为一种华丽的外衣，这件外衣是转基因作物对农户的话语，而种子公司则是转基因推广机制对外表的组织。即使在受到质疑时，种子公司的协调性会成为协调性的组织，以其效用吸引农户的眼球，掩盖背后的本质和事实，而农户种植的积极性和选种的能动性也是基于其效用的助推。正如开头所提到的农户对转基因作物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其特性上，也与此相关。
五、作为消费者的村民：选择的困境
鉴于许多研究都曾关注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选择和认知，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村民，又会如何选择呢?从田野调查来看，潭村村民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为棉花、油菜、大豆、玉米等，这些农作物收获以后，都是直接出售的。但他们有榨油或者是换油的传统，也就是用自己家里生产的棉花籽和油菜籽去榨油或换油。
在“您家里一般用下列哪种油炒菜” 的选择上，有30.7%的选择自己榨的棉油，50.0%的选择自家菜油，12%买的大豆油，3.6%猪油，3.6%其他。
在“会不会选择转基因产品” 这个问题上，有33.9%的农户会选择，66.1%不会。在会选择转基因产品的少数农户中，他们的想法又如何呢?从调查结果来看，有33.3%的农户认为转基因产品可能营养更高，12.5%的是因为其价格便宜，20.8%的认为其有科技含量，33.3%随便选没想那么多。不会选择转基因产品的农户又是基于何种想法呢?有41.0%的农户认为转基因产品可能对人有害不放心，18.8%的农户认为以前东西用习惯了，不想尝试新鲜的东西，40.3%不清楚转基因产品是什么所以不会买。由此可见，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对转基因产品没有认知或者认为其存在风险，所以不愿意选择转基因产品。
但矛盾就在于，抛开转基因产品安全与否，无论是选择还是不选择该产品，农户消费的食用油有92.7%都是转基因产品，因为他们自己种植的棉花、油菜、大豆都是转基因作物，这或许就是“不知情的悲哀”。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农户是在对转基因作物没有完全认知的情形下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推广后带来的种植结构的变化没有激起农民的过激反应。
在转基因作物在农村的运用上，政府和知识分子看重的是其推广的绩效，种子公司关注的是转基因作物销售的利润，农民则是关心其产量但不知道自己种植转基因作物。各方都在用自己的手段来获取和维持自己的生计和资源，在“知识、权力”的共生中形成自上而下不平等的结构关系。
与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转基因作物在潭村的“进入与定居” 显得悄无声息，这种状态也造就了村民对转基因作物“不知情” 的认知。
文章来源：本文节选自《悄无声息的“革命”——转基因作物与一个华中乡村的社会变迁》，胡艳华著，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5月初版，页92~99。图片取自该书，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略去大部分脚注，正文有删改，有重新分段和标点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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