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宣推塘约道路需面对的问题
——目前局势下“塘约道路”宜再前进一步
李甲才
2017、5、2
贵州省塘约村2014年遭受洪灾，村干部领导村民走“合股经营”之路，两三年使一个空壳村变成现今充满希望的明星村。王宏甲的《塘约道路》作了详细介绍，2017年的“两会”上，政协主席俞正声公开肯定后闻名全国。这是上届吴邦国委员长2011年3月11日在11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五不搞”的继续。(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塘约道路”突破“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羁绊，具有些农村集体化的因素，还是值得庆贺的。在目前全国实行分田单干的情况下，领导人能称赞下边和小岗村不一样的做法是罕见的，说明社会主义的底蕴还没有消失干净。大家都知道，几届中央最高领导人风尘仆仆去分田单干的小岗村视察，从未去过南街村、周庄一类保留集体经济的、闻名全国的社队，人们自然能从中体会到思想倾向性。
农业社被“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所瓦解的过程都很清楚。毛主席曾经主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文件、资料作了70多次按语、批示。现在普遍推行塘约道路的优势在哪里?乘势而为撬动高层如搞改革一样推行农业集体化，把一花独放变为万紫千红春满园。中央曾发话解散了农业社，还得现中央再度发力部署重新组织起来，此外，目前，也仅仅是目前别无他法。
塘约村“祸兮福所伏”，洪灾顿时成了白茫茫一片当日穷，县乡政府能出资帮助农民恢复原貌，同地震后一样拨款重建家园?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就只能自己组织自救，“塘约道路”顺势诞生了。当地党组织和政府“放任自为”，同当年大搞分田单干的池必卿逆向而行。1976年后的搞了个深圳特区、自贸区，不放弃(公有制)社会主义信念的同志主张请求搞个地市级社会主义特区，能行通不?
“塘约道路”实质是“合股经营”。将“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林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农村集体财产权”(7权)进行确权登记，形成“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为产权交易打下基础，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农村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利润按“合作社、村集体、村民”3方“三、三、四”分成。这是简单的急救措施，宜再跨越一步，上升到农业集体化才是长治久安之策。且不说土地所有权不能变成个人所有，更不能“私相授受”，也就是土地不能或者变相买卖。
“7权”交易，“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配置农村资源，或是流转出租收取租金，租金的来源必然是和资方分亨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形成食利阶层，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或是抵押贷款获得资金兴办非农产业，所办之业出现亏损，保证不了按时归还贷款怎么解决?房屋所有权交易出去了人往哪里住?岂不再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悲剧?
网友说的好!重走集体化道路才是中国农村的唯一希望，也是深受分田单干之苦农民的愿望。要不要走集体化道路，本来就不是个问题。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切时代，中国什么时候有过农业集体化?千百年来又有什么时候解决了千百万农民最低标准的吃穿住问题?但一种潮流来了，党内类似毛主席权力的顶层，必欲摧毁农业社而后快，形成了目前人们熟悉的已成之局。
“改开搞”后农副产品形成的价格体系和农村消费格局，单靠种地已不能维系农民最低生活标准的正常开销。农民、农业(农村)的出路只能是农民不当农民、不搞农业。一些幸存的人民公社不是靠种地务农、搞纯养殖业发展起来的，而是搞了非农业性质的产业，种地成为捎带性的“副业”才成长壮大，华西村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例证。南街村、周庄等无不如此。就是塘约村也同样。
组织起来有了合力才能干成大事。因地制宜兴办企业向生产经营的深广度辐射，减少农民终年进城务工形成的妻离子散、离乡背井之辛酸。中国受人多地少的局限是无法改变的现实，把土地集中在种粮大户手里，其余的人干什么?“土地确权”发身份证越发使农村的糟糕局面雪上加霜，人口繁衍增减变化产生的土地需求矛盾怎么解决处理?
深感农民单纯依靠种养植业，在极度价格剪刀差下无法维持最低标准的衣食住行。2014年1月25日，写了《缓释“三农”问题只有提高粮食价格》。生态农业、观光农业、调整产业结构仅有个案性质，丝毫没有普遍性意义。大家都以样照瓢画葫芦可行不?某种农产品价格高了一哄而上，卖不出去烂在地理。报刊披露的卖菜难、卖苹果难、卖瓜难、卖香蕉难、卖肉蛋难的画面目不忍睹、痛楚不已。
1956年党内多数高干、亿万农民自己也想象不到会出现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经过宣传、发动、引导，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道路成功了。后来摧毁了很有前景的人民公社制度，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致目前农村的党组织涣散化，政权黑社会化，农业边缘化，村庄空壳化，村风赌博化，婚事高价买卖化。农村成了各级党和政府不敢轻易插足的沼泽地、村霸治下的独立王国，无数农民在屈辱中苦苦度日如年。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做出的“五七指示”为亿万农民描绘了奔向幸福美好前程的蓝图：“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一业位主、全面发展。重提毛主席的设想，不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空谈，在社会矛盾的对立统一中，现实本来就存在着向往社会主义的愿望。事在人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打破常规思维就能出现突破性的新局面。
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现状和发展，产生改变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生产关系的动态需求，经济基础不断作用于上层建筑，要求打破不适应其发展的束缚，农业社孕育而生。解散农业社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具体表现，农业社(生产队)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
采用各种形式宣传、推广塘约道路，宜紧扣政协俞正声主席讲话不放，形成热潮。启迪农民思考自己困局的深层次原因，正视自己不能认识自身存在的创造力，纠正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小农意识、自发思想。在终结一家一户无限的恶性循环上迈出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走了一步又失一步，就再干一次。
目前应该丢弃被表面现象迷惑的思维定势，搞私有化几十年了，人心乱了，似乎再搞社会主义很困难了，是形而上学的不正确认识。现在和以后完全具有可以干成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条件。塘约村如果没有主张走集约化道路的村干部组织领导，和小岗村的18个人一样，还能指望天上掉下来个“塘约道路”?
2016年11月5日，浙江缙云县郑理坚、陈国清等18位村干部联名致全国农村干部群众倡议：“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同年11月20日，胡靖、吕新雨等8名学者联署建议：“农村土地改革，应该重构集体经济‘统一经营’权”。都是正反碰撞后觉悟升华到社会主义的生动说明书，注释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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