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县市，基层正常发工资已经有困难了，这个趋势将是长期的！
当基层成为上级财政背不动的包袱时，一般而言，基层的治理体系就会被上级财政强制性“分灶吃饭”，基层必须靠自己想办法创造收入弥补发工资、保运转的缺口。基层治理体制因此将被迫“自我革命”，由旧的管制型体系向经营和管制兼备的新型体系转变，具有较高自主权及自主性的“新”乡村治理体制会逐渐确立。
“新”乡村治理体制，有其鲜明的特征：自食其力，有比过去相对大一点的自主权及“自治权”，有多一点的主体意识和自主性！
到时候，上级的检查评比考核验收会少很多，基层向上级做的形式请示、形式汇报、形式典型也会少很多。上级的官僚主义少了政治威慑力，基层的形式主义多了些经济理性。为人民服务，讲党性，上上下下都来点真的。戴乌纱帽的，吓唬不了戴破草帽的，大不了破草帽小爷我不要了！消极抵抗、偷偷摸摸“种自留地”，将是基层对付上级不接地气的号令，而常常使用的“武器”。
在财政危机下，基层治理体系能赚钱（增加非税收入）才是硬道理，能赚钱保工资、保运转、保平安才是硬道理。这在上级党政主政官看来，理所当然。因为财政包袱甩掉了，基层也稳住了。这对上级部门而言，可能觉得不好，因为“大盖帽”的工作再也不能随意推给“破草帽”干了，部门干部得肉身下基层亲自动手干自己的本职工作才行。要不，上级部门就必须把基层戴“大盖帽”的人员置于乡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把“大盖帽”改为“破草帽”！
未来30年，基层治理体系自己赚钱将是硬道理。
如何赚钱呢？九十年代以来所有的改革办法都将失灵，因为没有可以卖钱、可以变现的资产资源了。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重构乡村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赚钱！在乡村重构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重构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以生猪产业为例，现在的生猪产业，整个产业既不能增加农民收入，又不能增加村集体和乡镇政府的非税收入，也不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只减少了农民收入，增加了财政补贴、增加了消费者负担、增加了环境污染。必须改造生猪产业，把生猪产业变成富民、富集体、富乡镇财政的产业，变成对环境和消费者友好的人民产业经济！
如何操作呢？要通过重建“一社N部”体系（一社：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N部：信用合作部、土地合作部、购销合作部、农机服务部等等），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把钱重新组织起来，把生产资源重新组织起来，把购销重新组织起来，把产业链重新组织起来，把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控制在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联合社的手上。要全要素组织化、全产业链组织化，全域组织化，不断提高组织化水平。让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联合社，主导重塑一产、改造二产、链接三产，让农民、集体和基层政府分享产业链各环节的增值收益。这叫重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走共同富裕道路。
当我们面对中国特色财政危机的时候，只有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构才能救基层。这叫与时俱进，是邓小平同志所设想的“二次飞跃”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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