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村”华西村至今还不破产，可急坏了一大帮子家伙。
凤凰网旗下的“风暴眼”对着自己东家涉嫌上百亿金融诈骗、无数韭菜几年来求告无门的天大丑闻置若罔闻，却再次关心起华西村，炮制出一篇标题耸人听闻的报道《后华西村时代：工作三十年，账面上百万财富一夜清零》。
“每户家庭登记在村账簿上的几百万资金无法兑付”，“有村民三十年的老别墅迟迟得不到修复，雨天漏水、墙壁长白斑”，“有村民排队换不到新别墅，新盖的不到20栋豪华别墅，大部分分给了厂长级别的领导”，“50岁跳出‘体制’外进入市场，发现自己成了‘温室的花朵’”……
“风暴眼”的这篇报道的确可能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但搞出“工作三十年，账面上百万财富一夜清零”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就是扭曲基本事实，误导读者了——一些大聪明就着这篇报道又在渲染“集体经济行不通，个体经济、民营经济才是未来”。
然而，一位网友在凤凰网的评论区调侃说：“点开之前：让我看看他们穷成什么样儿了。点开之后：村民在村里打工，并把孩子送到国外深造。我：打扰了，是我不配。”
按照“风暴眼”的说法，似乎华西村村民以前抚养老人、送子女出国深造的钱就不是“财富”？以前用存在村账簿上的资金兑现的大别墅、小汽车，那就不是“财富”，只有现在存的资金才叫“财富”？
笔者并不否认华西村现在出问题了，而且出了很大的问题，但这否定不了华西村村民“曾经阔过”的事实。即便是面对目前的窘境，华西村普通村民的状况也远好过全国绝大部分普通村民的状况，甚至好过江苏本省绝大部分普通村民的状况——江浙是富庶之地，但两极分化同样严重。
弄清楚曾经户均存款600万的华西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才是有社会调查与采访权限的媒体应该负起的责任。遗憾的是，这帮媒体只盼着华西村早日破产，然后狠狠踏上一只脚，拿华西村的“惨状”编织一个“信息茧房”，欺骗大众“集体经济行不通”。
那么，华西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2023年7月20日晚间，华西股份发布公告，华西村委会拟将其持有的江苏华西集团有限公司80%股权转让给江阴国资办旗下的联华基金，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元。
公告指出，“此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在于支持江阴市重点企业纾困，推动化解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债务危机”。
早在2021年2月，网络上就已经传出华西村某广场人群冒雨排长队疑似“挤兑”入股资金的消息，原因是华西村的入股分红突然从承诺的30%变为0.5%，坊间传言华西村“濒临破产”，引起了周边投资村民“挤兑”，并且当时关于“国资委已经接手”的说法被有鼻子有眼儿地传播。
直到两年半之后，传言才变成了事实。
虽然两年多前，华西村还没有走到资不抵债的地步，但是，近两年来华西村净利润的持续下滑，终于还是导致华西村被华阴国资委接手。
2022年，华西股份实现营业收入29.27亿元，尽管营收同比增长了21.07%，但是净利润却同比减少38.83%，为2.49亿元；2023年中报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净利润3949万元～5430万元，同比下降45%～60%。
华西股份的公告显示，对于利润下滑的原因，华西股份表示，今年上半年，化纤业务产品毛利率下降，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同比减少。生产过剩危机导致工业企业平均利润普遍萎缩、金融市场更是一片惨淡，这是目前整体市场面临的处境，而作为市场主体的华西村，也逃不开这个困局。
即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华西村已经“资不抵债”——据此前媒体报道，华西村“总资产542亿、负债389亿”，以此来计算负债率，是已经高达71.8%；在净利润持续下滑的局面下，华西村的确会面临短期兑付危机。
然而，放在全国来看，华西村的负债率不过是目前国内企业平均负债水平，“债台高筑”是目前国内外企业主体面临的普遍状况，全球500强企业负债率普遍在70%以上。以债务“创造财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的“通病”。
华西村走上了这条道路，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但鼓吹私有化的媒体不应该搞“双标”，对普遍存在的事物和状况视而不见，唯独盯着华西村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的“活化石”，动辄炒作华西村“濒临破产”；不去反思走入穷途末路的金融资本主义，却总想着反思已经成为历史的公有制和集体经济。
众所周知，华西村的起步，与毛主席办“社队企业”的伟大构想密不可分。
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起来不久，毛主席就将《人民日报》介绍安徽两个合作小社为解决多余劳动力出路而开办工厂的做法收录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把题目改为《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还亲自写了300多字的批语。
1956年4月，在讲述十大关系时，毛主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组织农民“发展农业和副业相结合的互助”，要帮助农民成立“各种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的问题。
从1958年起，毛主席把发展农村工业从增加农民福利上升到消灭所有制差别和工农差别，实现公社化和农村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高度上来认识。毛主席的社队企业构想逐步成型，成为一种系统化科学化的构想。
而华西村的带头人吴仁宝正是在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精神下，从60年代初就开始创办“队办企业”的，农民搞起了小五金。
1965年，毛主席在介绍华西社队企业的材料上批示：“这是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在将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大寨树立为农业合作化的一面旗帜之后，毛主席又将华西村树立为了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公社工化”的典型。
从大寨到华西，实际上验证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两步走”的接力：第一步是通过农业合作化打下地基，农业支援工业、快速实现工业化；第二步是工业反哺农业，农村办工厂实现农村地区的现代化。
遗憾的是，在分田单干的大环境下，作为合作化旗帜的大寨已经与“时代背景”格格不入，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和污名化；而地基之上腾飞的华西村却“如鱼得水”，成为参与书写80年代乡镇企业“奇迹”的一颗新星，那个年代众多的乡镇企业正是来源于毛主席时代创办起来的“社队企业”。
吴仁宝的伟大之处在于，在乡镇企业逐渐被私有化、集体资产变成个人资产的大潮下，吴仁宝却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坚持了下来。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华西村集体经济已经算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而演变为“小部分人的资本的集合体”（张文茂老师语）。
毛主席设想的是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走向更高级的集体所有制，然后过渡到全面所有制，大环境的变化已经彻底逆转了这样的进程。
新世纪以来，华西村经历了从小华西到大华西的转变，陆续兼并了周边的二十多个村，这样的兼并以类似资本入股的形式进行，新并入村的村民待遇与原华西村村民有着很大的差距，贫富差距在大华西内部已经逐步显现；另外，华西村雇佣了2万外来人口，与一般的资本企业的雇佣劳动制并无二致。
真正“要命”的是，市场和私有制的大环境不断向华西村这样的集体村村民传递着“精神污染”，集体经济组织下原本就会存在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以及个人的“多吃多占”在毛时代社会主义大环境下原本还可以得到抑制，而在市场环境下却又被不断激发和放大。
毕竟像吴仁宝那样的能通过个人觉悟真正做到大公无私的人是凤毛麟角，“化公为私”的内部斗争异常激烈，随时面临蜕化、变质的危险。华西村的维系只能靠外界戴着有色眼镜和异样眼光所抨击的“家族统治”。
而在具体经济形式上，原先的农村集体经济以及与之匹配的农村基层政权运行模式亦被逐渐虚化。政社分设、社企分离不仅发生在了绝大部分已经单干的农村，华西、南街为代表的极少数保留集体经济的农村同样面临这样的转变。
随后又是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无论是否自愿，一律要求股份化（例如南街村就曾经抵制过，但没成功），村民成了没有实际权力的“股东”，村委会或者是吴氏家族变身职业经理人。
在吴仁宝老书记还在世的时候，他还能扮演“执剑人”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威慑那些有私心的干部；老书记一走，这样的威慑就不复存在了，这才有了“风暴眼”的报道里提到的“新盖的别墅大部分分给了厂长级别的领导”现象，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以及垄断化的大趋势，“农民办工业”的华西村相比那些资本巨头，原本就不具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在合并了周边二十多个村以后，华西村就停止在村庄规模上的扩张，转而学习一般的资本企业，开始了产业方面的转型和扩张，甚至涉足金融领域和地方银行。
华西村的“高负债”正是在产业扩张的过程中逐步累积起来的。在资本扩张期，债务问题还不明显；而随着全社会生产过剩的加剧、资本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债务问题所引发的各种矛盾也就逐渐凸显了出来。华西村所遭遇的困境，正是一般资本企业今天所遭遇的困境，跟“社会主义”没有一毛钱关系。
即便如此，华西村的正面价值仍然是不容否定的：它至少实现了3.5万农民的共同富裕、让他们在过去四五十年间免受了资本剥削之苦（国资委接手以后已经开始与村民商量去留事宜）；华西村在历史上的辉煌存在更是为中国广大农村指明一条可能的出路；华西村所留下的种种教训，对于一切向往共产主义的人们今后的斗争实践，同样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有必要认真总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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