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司法部提反垄断诉讼，美航空业最大合并案遇阻》，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网8月13日报道。据报道，价值110亿美元的全美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公司的合并计划周二(13日)遭遇重大挫折，美国司法部发起一项诉讼以反垄断立场阻止这场交易。这项诉讼获得了包括全美航空总部所在的亚利桑那州和美国航空总部所在的得克萨斯州，以及佛罗里达州、华盛顿特区、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多个地方的支持，诉讼认为此次合并令航空业进一步联合，从而可能对消费者构成“潜在的巨大伤害”。但是，与司法部的抱怨相反，全美航空和美国航空认为，合并后的新美航空公司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从而将这个届时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定位为一个“其他国内和国际航空公司的极具竞争力的替代选择”。
很明显，美国司法部之所以要反垄断，只是因为这起合并案在提升新美航空公司的竞争力的同时也会大量地把既有的很多配套企业当作不必要的冗余部分给消灭掉，因而，不只是会增加美国的失业率，更关键的是此举会消灭大量的中小资本。也正因为此事直接涉及美国资本集团内部的矛盾，所以司法部作为美国资产阶级执行机构出来扮演调解人的角色来摆平这一矛盾。在此过程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市场竞争越是激烈的地方，社会再生产运动中的冗余部分的规模也就越大，因而每一轮再生产所产生的不能进入下一轮再生产循环的“垃圾”也就越多，换言之，浪费也就越大，而这些被浪费掉的商品全部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因而，劳动人民尽管为这些“垃圾”支付了劳动力，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性的回报，换言之，竞争越激烈，社会浪费越大，劳动人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就越严重。就目前正在推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而言，这种改革必然极大增加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因而，在金融领域竞争不断加剧的同时，也极大了增加了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风险，而任何单位的破产倒闭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都是作为一种浪费而存在的，滑稽的是，中国政府一方面高喊反对浪费的口号，另一方面却在各个方面创造制造巨大浪费的机制性条件，正如一方面出台措施号称要预防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冤假错案。而加强集中的过程恰恰是消灭冗余部分的过程，因而恰恰是提高效率和竞争力的过程，而这一点和中国政府的观点正好相反，中国政府坚称加强竞争程度才能提高效率(当然，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只是这么断言，而根本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来证明这一点)，但荒唐的是，中国政府却言之凿凿地把它推行的改革开放界定为是“与国际接轨”，因此，我们还真不知道中国政府究竟是在与哪个国际接轨!
以消灭国有资产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开放始终举着反垄断的旗帜，在改革开放的词典里，只要是国有的就是垄断的，而且，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这30多年里从来没有反对过私人垄断(我们指的是，从来没有一家私人垄断企业被拆分过，或因其垄断地位本身而被罚款，看看欧盟对微软的反垄断措施，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毫无作为，即便近来有一两个举动，那也是有着帮助外资打压内资的嫌疑的)，恰恰相反，它只反对公有制经济的所谓垄断，中国政府极端无耻地把全民所有制企业定性为垄断企业，然而，既然是全民所有制，那么这种企业就并不具有代表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性质，因而根本就没有垄断，因此，以反垄断之名打击国企的这个举动不仅是反人民的具体表现，而且还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具体表现，因为按照中国政府对垄断和国企关系的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成为了必须要反对的对象了。而其反对的方法就是拆分乃至消灭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据这些举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帜的人说，这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但是，显然，这个逻辑正好与美国垄断资本的逻辑相反，美国垄断资本认为，只有加强集中才能提高竞争力。朱家强在消灭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件事情上有着很明显的三步走计划：第一步就是“抓大放小”，通过人为制造经济危机，以国企难以为继为由，把国企工人变成失业下岗工人，而被导入到私人手里的企业却反而能够“起死回生”，由此证明国企并非不能搞好，而是朱家强之流为了一己之私而故意不搞好国企，正如当初邓小平故意把运十下马而和美国鬼子去搞合作一样，通过“抓大放小”，不仅公有制经济的绝对总量下降了，而且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占比大幅度下降，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被削弱了;第二步就是“股权分置改革”，通过把国企大规模的上市，把国有资产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出售给私人，由此使得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占比进一步大幅度的下降，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殖民地化程度显著提高，至此，中国不仅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还是整个国家和社会丧失了相当一部分的民族独立性，在“黄金十年”，汉奸卖国贼已经泛滥成群;第三步就是“全面市场化”，通过反对所谓的一股独大，进一步降低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占比，特别是降低国有资本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从而使得中国彻底成为一个被境内外私人资本控制的殖民地化了的国家。
《美刊建言：中国反腐应从基层抓起》，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8月14日文章。据该文说，直言不讳的强势人物王岐山被任命为中纪委书记证明了中国领导人对反腐的重视。但是，我们还真不知道究竟是哪位中国领导人任命了王岐山的中纪委书记这一职务，我们只知道，王岐山是通过一系列的选举被推到这个位置上的。人民群众原本指望着有着深厚金融背景的王岐山能够在金融领域的反腐工作上有大的作为，我们知道，大清官朱镕基下台后，在金融领域曾经有过一轮大规模地反腐运动，很多行长因贪腐问题被拉下马，不过，在本届政府身上，人民群众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当然，王岐山任职时间还短，人民群众也不会那么急不可耐。至于该文说到的反腐次序问题，中国人民实际上从邓小平时代起就已经听得够多的了，什么事都要“从娃娃抓起”，但是，要知道，正在干坏事的却全部都是大人，而且都是有一定年纪的位高权重的老人。在中国，“拍苍蝇”这种事已经不可胜数，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是，那些久居高位——尽管现在可能已经退隐下来——的众所周知的大老虎何时能够被打掉。新一届政府不是说要反对“刑不上大夫”吗？那么，既然如此，那么那些已经退下来的“大夫”岂不是更应该成为审查的对象吗？要知道，这个贪腐大鳄的罪孽绝不是下台前三鞠躬所能抵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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