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中山市小榄镇美资惠亚皆利士多层线路板(中山)有限公司工人因不满扣除社保和公积金后所得工资过低，数千人爆发罢工。
从今年7月1日起，该厂为1700名员工按照其实际工资足额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根据一位员工的讲述，之前按照每月1960元工资基数缴纳“三险一金”后，到手的工资大概是3500元，但是从今年7月1日期，按照实际收入缴纳后，到手工资只有2800元。工人们表示这样的工资其实不够生活所需。
问题的争议不是法律问题，而在于最低工资不是“生活工资”，难以满足生活所需。根据2010年至2011年中山大学所做的广州市劳动者“生活工资”调查显示，满足必要生活支出和发展生活支出的广州市“生活工资”标准起码为2474元/月，而当时最低工资标准只有1100元/月，而这是满足不了工人生活所需的，只有靠加班加点才能达到这个“生活工资”标准，但是扣除了社保和住房公积金，还是没有办法过得幸福而有尊严，更无法让户籍在外地的工人在广州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这样的现实会让工人意识到法定最低工资的局限性。
首先是最低工资的标准不合理，2014年《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新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显示中山市调整后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310元，而2013年中山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8449元，月平均工资为4037元。根据国际上一般月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40-60%的标准来看，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是1615-2422元。
其次是我国最低工资参考了人均最低食物支出、某地区最低收入组每月生活费支出标准等底线情况，并不应被广泛应用为工资的底薪。以此为普遍的底薪，只能迫使工人接受不合理的加班制度，牺牲陪伴家人、社会交往和自我发展的时间。比如7月到手工资只有2800元的工人讲述他“7月份共上班27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
最后，合理的工资标准不能只依赖于法律的规定，还应由企业和工人通过集体协商来决定。让工资可以保障工人在本地安居乐业，这样才能让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真正发挥作用。
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到了一个转折点。
政府和企业曾经把农民工作为比较优势来招商引资。这是因为农民工生产和再生产分离，企业无需支付其全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只需要维持其日常生活的开支，并且用宿舍、食堂等压缩其生活开支。当农民工受工伤、职业病以及年老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就被抛回农村。农村就像城市劳动力的蓄水池和废弃场。但是资本下乡圈地、农业产业化运作后会消解小农经济，使得大批农民不再拥有土地，加上新生代农民工本就缺乏农业生产经验，他们不再将回到农村当作未来的出路。但是城市中高昂的房价、生活成本和户籍限制又阻碍了工人在城市中安家。农民工就这样处在回不去也留不下的悬置状态。社保基金的运作无法让工人安心，转续、提取的手续又非常繁琐，政府没有理由让工人不顾虑未来兑现的可能就一味付出。资方和政府也应反思这种只索取劳动力、不考虑其在城市中繁衍生息的农民工体制是否能延续下去，无论怎样，工人正在用越来越对针对工资、社保的集体行动来拷问这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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