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乡，在村里核酸采样的时候又碰上了远房三叔。
三叔是我们村80年代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之一，是笔者儿时崇拜的偶像，也是他让笔者在儿时燃起了对机器的兴趣。
1987年初夏，三叔正读高三、处于高考的冲刺阶段。三叔的成绩在县城高中的班里算名列前茅的，这对于三叔这样一个农民子弟而言是很不容易的。
尽管我们县直到新世纪还背着国家贫困县的帽子，但凭着三叔当时的成绩，考取一所本科大学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好巧不巧，当时赶上了电视剧《红楼梦》的播出，在县城新华书店“蹭”读过四大名著的三叔得知了这一消息，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那一段时间频繁地跑到县城的小商店门口去追剧。可想而知，最终三叔因为耽误了复习，在竞争激烈的高考中落榜了。
后来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三叔言语之间是无尽的悔恨，却又不全是悔恨，甚至夹杂着一丝美好——笔者清楚地记得，三叔一个人干活的时候，还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那首《葬花吟》；笔者上高中之后，三叔甚至还如数家珍般跟笔者讨论过《红楼梦》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和诗词。
高考落榜后，三叔回村里当了农民。即便如此，三叔也是有“学历”的农民，木工无师自通、打制简单的木制农具不在话下，就连机械修理也能通过看说明书自己琢磨出来。
90年代初，大伯买了一台农用手扶拖拉机，在集体经济早已解体、农科站早已荒废、下乡知青早已撤离的村里，高中毕业的三叔成了村里唯一可以依靠的“技术员”。拖拉机第一次“罢工”之后，三叔就被请到大伯家。
事实上这还是三叔第一次接触拖拉机，以前生产队里的拖拉机、柴油机、脱粒机在分田单干的时候就被拆解当废铁卖了，而那时三叔还在上学。
三叔拿着说明书琢磨了两三天，最终硬着头皮按照说明书上的零件图和装配图，硬着头皮将拖拉机的变速箱一一拆解，最终解决问题后又一一装了回去。三叔还从工地借来焊机帮大伯焊制了一副铁车轮，原本只能在旱地耕作的拖拉机，也就可以下到水田作业了。
后来，三叔就成了闻名村里的“技术员”。村里有人买了小型榨油机、剥壳机（用来打米），遇到问题首先就去找三叔帮忙，不仅是因为三叔的帮忙都是无偿的，根本原因还是三叔的确能够钻研问题、解决问题。
每次三叔干这种活，笔者总要凑到旁边瞪着大眼睛一边盯着三叔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一边盯着各种各样的小零件，无比地钦佩三叔，甚至还给三叔打过“下手”（帮他递工具和零件）。耳濡目染之下，让笔者对机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三叔也会有意地做些讲解。后来到县里上中学需要骑自行车，补胎、接链条、换辐条这些简单的日常修理，笔者都是自己完成的。三叔还总是拿他高考前“追剧”的悲剧来教训笔者，一定要努力读书考上大学。
其实，凭着三叔的聪明和钻研劲头，三叔年轻的时候如果能到外地打工，或许能够混成一个技术员甚至工程师，彻底摆脱农民身份。不幸的是，三叔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因为链霉素过敏致聋，成了一个聋哑儿。三叔带着儿子到处求医无果，三婶一个人在家既要种地、又要带着一个无法上学的残疾儿显然是不现实的，三叔只能留在家种地，顺便找些零工挣钱养家。三叔这一待，就是一辈子。
但是，三叔没有抱怨过命运的不公，依旧是勤勤恳恳、乐于助人，也很疼爱三婶和自己的儿子，自己在闲时教儿子认字。
再后来，农村的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种田成了副业，由留守的老人和妇女来完成，再没有谁家愿意添置农机具，三叔的“技术员”身份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每到农忙时节，外省的小型插秧机、履带式收割机便来到村里，替代了人力、更替代了本土的农业机械化，但同时也意味着种田成本的进一步攀升……种田从农民生计上来讲成了可有可无的事，只有老一辈不愿背负撂荒的罪恶感，还在将种田当作一种“习惯”来坚持。
上大学、参加工作后，笔者每次回乡还会去看三叔，他的眼里渐渐失去了年轻时神采，在四十多岁时就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时时操心儿子的婚事和家庭，仿佛六十多岁的老农民般苍老……
回顾三叔这一生，笔者是严重怀疑“勤劳致富”、“好人好报”之类的说法的。
三叔是真正的才子：只有高中学历的他仅凭一份说明书就可以自己修理机器，这样的聪明才智和钻研精神是今天大多数大学生都无法独力完成的；他对《红楼梦》的热爱，则体现出了最底层的人民身上那些难于被人发现的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只有表面的“粗鄙”，他们同样会有对艺术与文学的热爱甚至是追求。
三叔是真正的好人：诚如他一辈子都是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他没有在命运的不公和生活的重担面前灰心、抱怨，反而一直深爱着自己的家人、不幸残疾的儿子。
然而，这样的人，他的聪明才智没有施展的天地，他灵魂深处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以及其间所迸发出的闪光点，没有人去发掘与欣赏……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花落人亡两不知……
这首《葬花吟》引申开去，又何尝不是三叔这一生的真实写照、正在“死掉的农村”的真实写照呢？
搜寻笔者儿时的记忆，三叔这样的“有才能的好人”其实并不止一两个，这还是能够被笔者发现到闪光点的个体；放眼亿万劳动人民，三叔这样的人恐怕更是不计其数的。反过来讲，三叔不正是智慧、勤劳、朴实的亿万劳动人民的代表吗？他们是沉默、卑微的一群，他们身上的美好不曾被人发现。
如果三叔能够早生二十年，三叔这样的人未必不会成为梁生宝、孙少安（路遥笔下的孙少安其实只属于70年代）式的人物，在农业合作化、农民办工业的时代大放异彩。
尽管三叔也曾因为义务帮人修机器而受到过尊敬，但这样的人生光辉因为赶上毛泽东时代的遗迹而绽放，却又是那么的微弱、那么的短暂，很快随着农村的死亡而彻底湮灭。
被市场大潮裹挟的亿万工人农民，在资本主导的工业化浪潮中被抛出了现代化进程，异化为廉价劳动力，彻底丧失了人的自我实现的可能，这是整整一代劳动人民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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