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们常常习惯于将家庭置于伦理学的范畴内来对待，将家庭看作是一个伦理有机体。保守观念下的家庭就是对血缘关系和夫妻关系的再生产，家庭的意义在与血缘关系而非空间，空间只是家庭的一个外部性结构框架。伦理学，是横贯家庭空间的一个主轴和杠杆，家政就围绕这根主轴而展开，并将一切家庭事务置于它的审视之下。
但是，这样的家庭伦理，在现在随着房地产的飞速发展而被大规模的空间生产吞噬。
地产资本的复活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价格双轨制”。在把市场机制引入国企生产与交换中时，由于供求矛盾尖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高低悬殊，一些人抓住了套利的机会，倒买倒卖，牟取价差。
所以，到了1988年，政府提出“价格闯关”，一步到位全面放开物价，实现价格并轨。由于多年来的价格控制政策，放开价格自然与涨价的传言联系在一起。领导层缺乏经验，把价格闯关的计划整个公开。于是，许多人开始从银行取出存款，抢购任何能够保值的商品。在供不应求之下，商品价格开始上涨，传言变成了现实，刺激更多的人提款抢购，最后演变成了全国性抢购风潮，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为了遏制通胀，国家决定“以出售公有住房为突破口”，回笼增发的货币。在这之前，国家分别进行了三次住房改革，但随着价格闯关的失败，市场经济改革脱轨，住房改革也随之失败。这一失败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问题——福利分房是房地产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到了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确立，改革春风吹满地，不完善的市场和残存的计划，扩大了资本投机的空间。特别是在“房地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的信号下，全国各地呈现建筑高潮，房地产业急剧升温。大量的资本跟随政策指引，涌入房地产市场。
但是，城镇职工仍然享受着福利分房，使得商品房的购买群体局限在上层阶层中。由此，1998年，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一些没有分到房的人急需买房，所以金融机构全面放开个人房贷，生息资本与地产资本深度捆绑。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考虑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选择了房地产。
商品如果没有人购买，就会形成商品堆积。一旦滞销商品堆积多了，就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爆发经济危机。1998年前后的中国，经济就出现了这一过剩，很多企业都处于破产边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外贸进一步下降，更多的商品卖不出去。到了1998年，商品库存已经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0%，按这个趋势下去，一定会爆发经济危机。
怎么办？商品卖不出去就卖给以前不买的人——开拓市场，古典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典方法。这个方法有两个方向：深挖国内市场与开拓海外市场。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快速城镇化无疑是深挖国内市场的好办法。1998年前后，我国重化工业大量产生过剩，包括钢铁、水泥、玻璃、化纤等。而房地产建设正好可以消化这些产能。这也正是为什么国家终止了福利分房，因为快速城镇化必然伴随着房地产的快速发展，而房地产还能极大拉动其他产业的经济，包括冶金、化工、建筑、建材、金融、水电煤、保险、物业等众多行业。
不仅如此，城镇化需要大量农业人口进城成为廉价劳动力（农民工），而由于房地产带动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也就需要扩建厂房，扩建厂房又需要钢铁水泥，再进一步拉动重化工业。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而这，不仅是中央政府想看到了，也是地方政府所苦苦寻求的。
在之前我们介绍了中央与地方的“锦标赛体制”——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当地经济绩效紧密挂钩。所以，只要中央采取积极的甚至激进的经济政策，全国各地就会随即出现投资规模扩大、经济飞速增长的现象。但是，在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可以自由支配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而地方的支出压力没有减轻反而上升了。所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急迫的问题就是如何寻求新的、可以自主支配的财政收入来缓解支出的压力。
我国土地的所有权有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土地）。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如果需要进行建设而使用土地，其产权性质必须是“国有土地”而非“集体土地”。所以，如果需要使用原有的集体土地，必须通过征地改变集体土地原有的产权性质。首先将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然后才可以在土地市场上通过各种形式转让给土地使用者。这一过程通常由地方政府完成。而土地使用方并非无偿获得土地使用权，需要向政府缴纳“土地出让金”，而这加上其他土地税费，构成了完全由地方政府自己掌控的、以土地收入为中心的财政收支体系——“土地财政”。
由此，地产资本、金融资本与土地财政三位一体，紧紧地结合了在一起。
凯恩斯的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城镇化加速发展，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住宅成为第一批真正刚需。各路资本涌入楼市，房价快速上涨，并迅速脱离了老百姓的购买力。但是，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产能要防止过剩、房地产要发展必须要增加投资，包括居民债务与非居民债务（政府投资）。
政府投资的基建资本多是银行贷款，但这些钱却还不上，因为很多基建项目根本不能创造收益。因此，城投公司只能不断的借新债还旧债，债务规模越滚越大。不仅如此，负债还会从地方政府传导到一般的私营企业。在基建项目周期内，重化工业订单增多，但是一时间没有资金扩大产能，所以会向银行借钱来扩大再生产。但是任何基建项目都是有周期的，如果城镇化进程慢下来，各个基建项目完结，钢铁水泥就会丧失市场，产生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钢铁水泥价格下跌，收入不能全额覆盖银行本息，于是也开始继续贷款借新还旧。
同时，由于产能过剩等原因，导致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滑，于是银行的贷款更倾向于流入虚拟经济，走向“脱实向虚”。比如房地产市场，由于制造业大规模过剩，同时得益于城镇化的推进，得益于高杠杆购房的优惠政策，房地产利润丰厚。银行不愿意贷款给制造业，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资金不再支持实体经济，而是炒房炒地。
金融放水，一定会造成“资产价格普涨”的局面，结果必然是工薪阶层的工资上涨远低于资产涨幅。资本主义再通过“信贷”刺激需求、开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宣扬消费主义，让中低阶层超额消费。而当债务周期的下半场到来，市场被动去杠杆，信用紧缩，泡沫经济崩溃。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破灭后对整个经济的波及将非常难以处理。
不仅如此，我国的购房机制还有特殊的“预售制度”，因为这可以提高资本周转率以提高利润率，而这一暗含着买方付了钱但商品房不能按时如约交付的可能性。
所以，房地产开发商高周转高杠杆的模式，也就由此放大了危机爆发的影响的同时将大量损失转嫁到了购房人的身上。
房地产泡沫一定会破，于是，如何“软着陆”变成了问题。
家庭的空间生产
说了这么多经济问题，也该谈一些意识形态的问题了。
居住空间突然被抛向了市场，变成了个人能够占有的商品，此刻，空间的生产政治得以迅速启动，人们对空间的理解瞬间发生了变化。空间由国家的紧密控制走向了市场的自由竞争，这样，空间从一个安逸的寂静状态走向了动荡的战场。就家庭内部而言，空间不再是家庭的外壳，而变成了它的目标。空间成为了家的重心意义，外人对家庭的首次探询总是从空间的大小着手，幸福只和住房面积有关。
空间，此时还成为了增值的财产，可以被无休止地追逐和投资。人们在卧室里悄悄地点着钞票的数额，实际上他在飞快地换算未来居室的面积又增加了几平方米。一旦人们千辛万苦赚取一个居住空间，总是要炫耀性地示人参观。婚姻更是如此，人们在培育一个家庭，不如说是培育和扩充一个宽敞的居所。家庭的使命，紧紧地缠绕着居住空间而展开。
所以，在现在的人们的观念中，家庭首先浮现的是一个空间形象，其次它才让一种伦理关系盘踞其中。
对一个集体宿舍中的学生来说，宿舍不过是一个过渡之物，因为它是无隐私的、心理上拥挤的、敞开在他人目光之下的局促，抑或是集体的温暖、嬉戏的激情以及欲望的夜晚低语。集体宿舍，作为一种空间形式，从来不会受到细致呵护，也从不激发经济冲动。对于学生而言，宿舍总是即将脱去的外套，既不会激发其空间情感（认同），也不会激发起空间欲望（“开疆拓土”）。
对一个年轻的独居者，也不怎么卷入空间竞赛中。对于他们来说，住房面积的大小，不会有家庭那样的重要意义，而更强调整体的实用价值。在这里，他们是自由的，所以他们也没有理由参与日常的空间战争。
尽管所有家庭都在奋力地争夺居住空间，但是他们所占有的空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即形形色色的社区。不同的社会阶层会有不同的社区，这样，家庭所在的空间社区已经取代了最初的工作单位，发挥着社会分层的功能，而这种场所的分化同时巩固了社会分化。家庭空间在反复而固执地锻造着个体，也在反复而固执地强化着社会等级。
总之，住房问题，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无疑指向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房地产问题当然是要关注的重点，但不能陷入一种资本主义家庭的思考模式，住房是刚需，但大居室绝对不是。在这里，也许我们更应该去寻找一个新的、跨越多个学科的、具有张力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旧世界如何运转，我们就无法理解新世界该如何建立，正如齐泽克所说的那样：
“改变世界当然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在眼下，解释世界的问题变得尤为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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