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97年金融危机后印尼政局的走向
文／林锡星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今已经10年，全球无论金融市场或国家对策调整都以此作为深刻的教训谈论并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背景和教训在于，一些国家金融开放过度、过急，超越国情发展阶段，较为盲目地借鉴发达国家模式改革开放，给投机带来了机会与条件，最终造成国家经济问题和金融安全的失控，导致经济金融灾难性的打击。
众所周知，“金融大鳄” 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
这场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错综复杂。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风暴在印尼引发了一场民主化浪潮。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经营32年的苏哈托强权统治轰然崩塌。持续恶化的印尼金融危机与经济形势是导致苏哈托辞职的最直接原因。苏哈托的被迫辞职标志着印尼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民主转型新时期的序幕已经拉开。
没有人料到苏哈托政权垮台如此突然，同样没有人料到印尼民主转型的速度如此之快。印尼的民主改革分两个阶段。鉴于苏哈托的教训，哈比比执政时期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宪政改革。改革措施包括释放政治犯；首次修改宪法，颁布新的政党法，解除党禁；恢复言论集会、游行自由等基本人权；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大大增加了立法机构内的选举成员，同时也减少了军队代表的数目；总统的任期作了最多两届的限制等。在这些改革基础上，印尼于1999年成功地进行了30多年来第一次自由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从机制和程序上说，这无疑是印尼在民主化道路上的一次飞跃。
第二阶段的民主改革是在瓦希德和梅加瓦蒂出任总统时期酝酿并实施的。这次改革的成果集中反映在先后3个宪法修正案和印尼国会2003年7月通过的一系列法律上。诸如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法、政党法。根据这些新法律，今年4月，举行了充分自由民主的国会和地方代表理事会成员的选举；7月举行了印尼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印尼宪政民主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印尼近几年宪政改革的突出进步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第一，人民大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大大提高了。在苏哈托的“新秩序”时代，人民大众在政治参与方面受到很多限制；第二，人民大众的各项人权有了法律上的保障。新秩序时期，人民没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出版、言论、信仰等自由；种族歧视普遍存在，非当地民族居民的公民合法地位得不到保障；第三，法制化和程序化程度大大提高。新秩序时期，苏哈托利用军队和它的御用政党“专业集团”实行强人政治。作为总统，苏哈托实际上控制着一切权力，政治动作过程往往是黑箱操作，一切法律程序都形同虚设。总统选举方式不是通过秘密的无记名投票，而是采取鼓掌通过的方式；第四，军警和官僚机构中立化，完善了政党政治。根据西方民主宪政模式，英美等西方国家奉行文官至上原则，坚持军队职业化和非政治化，在政党政治中军队和警察保持中立，不参与政党政治和参加竞选，不能担任议员等公职；第五，突出了权力的分散和制衡。新秩序时期，印尼的政府制度奉行总统制，但是这种总统制同美国三权分立式的总统制大不相同。它的总统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统，总统的权力很难制约。
所有这些改革标志着印尼在法律层面的民主已经接近了西方的标准。难怪有人称印尼为世界上“第三大民主国家”。
然而，印尼的民主的实践如何呢？民主给印尼社会和人民带来什么呢？民主化以来，印尼人真的自由多了，整个印尼社会呈现出自由、宽松、活跃的政治氛围。民主化在印尼社会显示了初步成效。这首先表现为人民大众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新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其次，民主的程序化和法制化初步得到了实践。自苏哈托垮台以来，印尼政府经历了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三届政府的变动，这三次政权更迭虽然伴随着街头抗争和社会动荡，但总的说来权力转移基本上没有脱离法律程序和民主游戏规则的轨道；再次，人民大众的人权得到了初步的落实，人们不必担心政治迫害，可以随便批评总统副总统以及其他政府官员，各种媒体可以自由发表政治言论。在人权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华人政治地位的变化。敌视和歧视华人的许多法律已被废止，华人也可以放心大胆地弘扬自己的文化，发行报刊，开办华校，甚至华人的春节也被确立为全国法定假日。
所有这些都表明民主改革给印尼社会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变化，然而为这种自由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沉重：一是印尼经济的长期低迷，回升乏力，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困问题有所恶化。民主化以来，印尼经济增长率始终维持在3.5%左右，低于人口增长。通货膨胀率平均在两位数。失业人口连年上升，其中10-20%的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虽然经济状况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不能全归罪于民主化，但同马来西亚的情况相比，显然民主的印尼政府不如威权的马来西亚政府更有效地治理经济；二是同“新秩序”时期相比，政治更加动荡，社会更加不安定，人们更缺乏安全感。亚齐独立运动闹得如火如荼；安汝和马鲁古地区的伊斯兰教同基督教冲突愈演愈烈；三是政治腐败有增无减，金钱政治社会化。“新秩序”时期苏哈托通过权钱交易构筑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形成了一个腐败的权力阶层，这毋庸置疑。民主政府上台后都信誓旦旦要惩治腐败，然而不仅原来腐败没有惩治，自身也被腐败所俘虏。瓦希德上台不久就被贪污丑闻弄得焦头烂额，而且终究被国会弹劾。梅加瓦蒂的斗争民主党在腐败问题上也备受指责。印尼被“透明国际”列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在经历了几年民主化之后，人们对民主的热情减弱了。他们发现民主并没有使他们的生活比以前更美好，相反更加贫困和不安定，于是怀旧情绪油然而生。他们怀念那个尽管独裁和强权，但的确是安定和繁荣的时代。据一个民意调查，58%的受访者认为，在苏哈托时代他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一些。
这种怀旧心理影响到2004年的总统大选。超过一半的印尼人愿意看到一个像苏哈托一样强有力的领导人，即使这样可能要放弃一些自己的权利，印尼人对苏哈托32年统治建立的“新秩序”有着怀旧之情。总统大选前的另一个民意调查显示，45%的印尼人说他们喜欢的领导人的类型是一个“前任将军”。
2004年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印证了印尼人的心理和愿望。苏西洛在总统选举中遥遥领先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印尼人决心抛弃软弱的、民主的梅加瓦蒂，而选择有军人背景的强人苏西洛。他们已经看到，印尼面临的社会问题太多，软弱的民主政府无能为力，只有一个强人领导的强势政府才能解决这些难题。苏西洛出身军人世家，军校毕业，曾留学美国。他原是苏哈托时代的三星将军，曾任印尼陆军参谋长，退役后，在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两届内阁中担任负责政治和安全的统筹部长。在印尼人看来，苏西洛虚心诚实、为政清廉、平易近人、坚定果敢。他对恐怖主义态度强硬，主张改革军队，有反腐败振兴经济的能力和决心，是一位大多数印尼人所希望的“不独裁的强人”。
目前，虽然印尼在改善投资环境、落实投资政策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但国内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较好。由于国际收支保持高额盈余，印尼盾的汇率稳中有升，估计2006年经济增长率达到5.3%的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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