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救赎金融机构之路行得通吗？
叶檀
2007-09-28 《中国企业家》
通过广发花旗案，政府和企业应该学会权衡引进外资的成本与收益，这才是金融机构市场化最大的收获
始于2004年的又一轮银行大规模注资之后，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成为银行改革的主要路径，目的是左右借力，以产权多元化背景下的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先进技术与理念，佐之以资本市场巨大的资金力量，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金融企业。在中国牛市未启动前，主要是境外上市，而在中国牛市秀出群伦之后，在A股市场上市成为金融机构的主要选择。
广发行成为典型案例，围绕花旗财团入主广发行有太多的争论，在花旗入主十个月后，原广发行副行长、现代广发行行长办公室高级顾问郭小平表示出对花旗入主广发行的不满。如果说花旗入主以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国资是否贱卖以及财团之间的激烈争夺，在入主之后的争议则集中在花旗的改期步骤是否符合广发行的利益，反对者怀疑，花旗在广发行与花旗的利益取向上发生了偏差，他们在改期过程中更看重花旗的利益。郭小平声称对花旗重组带领广发和走出困境经历了“充满信心”、“逐渐丧失信心”到“完全没有信心”三个心理历程。
郭小平的指责也许是出于个人的不满，但也肯定不是他一个人的不满。郭代表的是花旗入主后利益受损的一群人、与花旗风格、文化格格不入的一群人，甚至可能代表了对花旗缓慢的重组过程错失中国牛市利益的其他战略投资者。这些目标取向不一致的群体因为有了花旗这一个共同的对手暂时走到一起。
花旗广发之争再起波澜，使外资的中国市场经济救赎者形象更加模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如下观点，外资是高明的逐利者而不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救赎者。
对外资角色的质疑并不仅仅局限于民间，已经体现在政策层面上。据报道，近期证监会以窗口指导的形式，暂停了A股市场战略投资者。这一政策从从南京银行、宁波银行上市就已采用，建行的招股意向书上也没有出现战略投资者的身影，而9月底上市的北京银行同样没有战略投资者参与配售。这说明，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战略投资者未必是稳定器与市场化的督促者，更多的是在资本市场上寻租的温床。那些主张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人无法回答如下疑问，如果这些战略投资者仅仅持股20%，他们有什么动力竭尽全力改造参股企业？并且，如果中国内生的市场化资源如此不堪一击，受到计划体制的重重围困，那除了将经济控制权拱手让给外资之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将成熟市场体制嫁接到计划与行政之树上？
对外资的认识应该全面，引资反应的是内资的薄弱。很多时候引进外资在表面改革的帷幕之下，掩盖的是原有企业虚弱不堪甚至一团烂帐的事实，甚至借引资之名组织合资公司将股权归入自己人囊中。
广发行就是一家虚弱不堪的企业。按照有关报表，到2003年底.广发行五级分类口径下的不良贷款为357亿元，不良贷款比率18.53%，拨备率不足3%，资本充足率则只有3.87%。其中可疑与损失类两项合计超过200亿。标准普尔2005年的评级是CCCpi，居国内银行业倒数第一。理由是资产质量差、贷款集中度过高、利润率低，以及资本不足。广发行除了接省内金融机构的政策性包袱，负担危机重重的中银信托投资公司，除了几家分行保持赢利外，大多数分支行均告亏损。广发行承接包袱换来的是央行批准其在全国六大省会城市设立一级分行，成为一家拥有全国牌照的银行。实际上，在广发行与财团的谈判中成为最重的砝码。
外资在有竞争力的内资眼中绝非神仙。到目前为止，被认为中国最具有市场潜质的银行招商银行明确拒绝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而上市不久的宁波银行只是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聘请了九位中层管理人员，分管信用卡、财富管理等业务筹备及市场开拓。这些银行都是行业内的佼佼者，他们按自己的市场之路而行，无需国际先进理念在部分参股的幌子下三心二意地指手划脚。
虽然拉上为广发行这一民族金融机构着想的虎皮，此次广发行之争其实不过是利益之争。那些失意于新团队的中高层管理者与老员工自不必说，对于花旗财团中的其他投资者恐怕也难免愤懑。广发行急欲补充资本金，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广发行剥离不良资产为了就是上市谋求大发展，股改之后的深发展的股价一飞冲天也许让他们深受刺激，但花旗把上市计划排在五年计划里的2009年，上帝才知道，2009年的中国资本市场能否重现2007年之辉煌。眼看他人钱财节节高，自己却充当看客，这是付出真金白银的投资者无法容忍的。
现有的股东持股结构中，花旗集团20%，中国人寿20%，国家电网20%，中信信托20%、IBM信贷持有4.74%，粤财控股0.8488%。另外的14.4112%由广发行原分散的一些股东持有。由于当初在签订重组协议时，几大股东已将管理权协议全部转让给花旗，一无行使时间限制，二是协议规定上述管理权变更需股东大会79.9%比例以上通过，这事实上导致广发行管理权被牢牢控制在花旗手里，无从变更。在这样的情况下，诉诸于政府、媒体等外力，以形成对花旗的箝制成为最优选择，为了名正言顺，其抱怨的最大理由当然是为了广发行。
利益冲突的背后还有文化与理念的冲突，花旗认为自己如此行事是为了更稳妥的发展，其潜台词显然是，从长远看，广发行将比那些搭上资本市场快车的银行更有竞争力，但其他投资者显然并不那么看，他们是为了获利，而不是成为一流银行家，事实上由于缺少控制权，他们也成不了银行家。而花旗除了口头声明之外，他们确实难免瓜田李下的尴尬，既然按照WTO规则外资行可以从事人民币业务，那么，谁能保证花旗将按照广发行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花旗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做出经营方针的选择？从源头开始，这就是无法重叠的目标组合，如果以这一要求而论，当初引进必然在中国开拓业务的花旗就是个错误。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花旗团队与各方的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广发行作为一个外资试点的样板工程，无法半途退却导致前功尽弃，应该允许花旗继续试验下去。花旗给广发行带来了什么？是中国董事的东风压倒了西风，还是花旗挑选的西方董事压倒了东风，广发行的改革成效如何，所有这些到时不得不说明白的结论，将决定中国政府今后在大量的城商行改革中是否延续花旗广发之路。
这不是一场意识形态化的外资与民族资本之战，而是利益与理念之争。通过此案例，我们应该学会权衡引进外资的成本与收益，对政府也罢，企业也罢，这才是市场化最重要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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